制度经济学为什么要垄断

1. 经济学的概念和基本问题是什么

经济学的概念和基本问题是什么

一句话，经济学是研究资源分配的学科。
基本问题是如何有效分配稀缺资源，使得经济福利最大化。

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明月西落秋霜满天，几声乌啼山前；
江上渔火映红枫树，愁绪搅我难眠。

互联网信息时代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1.在物物交换的经济中，必须解决的基本经济问题是（等价问题）2.在原始经济中，必须解决的基本经济问题是（商品生产）3.在纯粹资本主义经济中，必须解决的基本经济问题是（生产的相对过剩）4.在集权经济中，必须解决的基本经济问题是（垄断）（2可能有问题）

经济学要研究的基并圆高本问题是什么？

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正如科斯所说，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初具规模，已形成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新经济史学等几个支流。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四个基本理论：
（一）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费用思想是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的，科斯认为，交易费用应包括度量、界定和保障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的费用，督促契约条款严格履行的费用等等。
交易费用的提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有代价，从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否则旧的制度将会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这样，制度分析才被认为真正纳入了经济学分析之中。
（二）产权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权利，是一种社会关系，是规定人们相互行为关系的一种规则，并且是社会的基础性规则。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钦认为： “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物品的使用的权利。”这揭示了产权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在鲁宾逊一个人的世界里，产权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在相互交往的人类社会中，人们才必须相互尊重产权。
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是一个复数概念，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发生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交易中的产权束所包含的内容影响物品的交换价值，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之一。
产权实质上是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安排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一个社会的经济绩效如何，最终取决于产权安排对个人行为所提供的激励。
（三）企业理论
科斯运用其首创的交易费用分析工具，对企业的性质以及企业与市场并存于现实经济世界这一事实做出了先驱性的解释，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单一生产制度体系————市场机制，拓展为彼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包括企业与市场的二重生产制度体系。
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企业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二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在科斯看来，市场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交易费用的节省是企业产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场机制的惟一动力。
而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呢？科斯认为，由于企业管理也是有费用的，企业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大，其限度在于：利用企业方式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市场交易的成本。
（四）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代表人物是诺斯，他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总之，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腔滚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
科斯的原创性贡献，使经济学从零交易费用的新古典世界走向正交易费绝尺用的现实世界，从而获得了对现实世界较强的解释力。经过威廉姆逊等人的发挥和传播，交易费用理论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极富扩张力的理论框架。引入交易费用进行各种经济学的分析是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目前，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
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

经济学的基本问题由什么决定？

1.生产什么？这就涉及到了资源应该如何配置的问题。
2.为谁生产？这就涉及到了分配问题，即产品如何分配的问题
3.怎么生产？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在解决问题1的前提下，如何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问题，即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即产出；二是从增长角度看，就是技术进步对于产出或效率提高作用问题。

微观经济学得基本问题是？

微观经济学的三个基本问题是：
生产什么，生产多少
如何生产
为谁生产

经济学是什么?它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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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非常详细

经济学解决的两大基本问题是什么

西方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两个：第一，在一时形态上，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从而加强对该制度永恒存在的信念。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上层建筑，西方经济学也必须为这一制度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提供政策建议。

经济学要解决的五个基本问题是什么?

经济资源是谁的？为谁而生产？经济资源如何配置？生产出来如何分配？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微观经济学》经济组织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什么

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
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是生产消费品更多，还是生产设备更多，每一种产品对社会的总影响是多少？
如何生产？谁来教书，谁来种田？是用煤还是用油发电，是人工操作还是用机器人，是用太阳能还是核能。
为谁生产？经济成果如何分配，教师，工人，农民，网络员，哪类人收入应更多。社会应给穷人提供最低保障，还是严酷的遵循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为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形成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

2. 新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学派的区别和联系

新制度学派与早期制度学派的区别,只基键知是时代的差别。早期制度学派处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他们根据当时比较低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新制度学派在政策目标和价值准则问题上所涉及的范围也要广泛得多。新制度学派是在凯恩斯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正统派，但却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搏消多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因，并且提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社会亮腊进行分析和提出论点的。这是新制度学派不同于过去的制度学派的新特点。
现代制度学派是在旧制度学派（19世纪的30年代）基础上产生的。由于理论发展的历史久远，加之该学派以独特的制度结构的研究方法区别于理论经济学，所以，它是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经济学学派。特别是近几年来，现代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又以历史分析的方法，探讨产权制度变迁的理论，所以，该派至今仍然是西方经济学界和中国经济学派热衷于研究的一个学派。

3. 制度经济学派的简介

制度学派是当时资本主义处于较高发展水平的美国环境中的产物。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大垄断组织同中小企业之间的矛盾，在美国要比在德国表现得更加突出。大垄断企业在社会经济各方面所造成的弊病没橡郑，在美国的暴露也更加明显。因此，制度学派从一开始起就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强调有必要调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关系，对之进行改良，并预言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改良。
制度学派在美国，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异端形式出现的经济学派别。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凡勃伦和康蒙斯，都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者”，他们在理论中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凡勃伦甚至还提出了改革美国资本主义的设想，即由技术人员来执掌工业大权，以替代金融家的位置。
虽然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切尔曾把 其理论的起源追溯到19世纪前期英国经济学家琼斯的着作，但实际上琼斯的经济理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说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这主要是从枯颂方法论方面而言的。 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与当时流行的英国和奥地利经济学家所采取的抽象演绎方法不同。他们既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抽象的“经济人”的组合，也不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看成是“自然的”规律起作用的后果。他们采取的是历史归纳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强调每一个民族或如谈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从而所阐明的规律性并无普遍的意义。

4. 制度经济学的规范经济学

制度学派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与价值判断密切相关的。早期制度学派认为，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经济价值，只是社会价值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除此以外，社会价值还应该包括社会平等、生态平衡、人们对闲暇时间的追求等等。加尔布雷思更提出了“整体制度目标”的概念，他把整体制度目标分为经济价值目标和文化价值目标，而社会追求的公共目标就是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的“生活质量”。这一时期制度学派提出的价值判断标准，既反映了从凡勃伦以来的早期制度主义的一贯想法，更加突出地采用了包括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这是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方面第三个显着特点。
科斯（R·H·Coase）在制度分析中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建立起边际交易成本概念，为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发展开辟了新领域。诺斯（North）曾经说，有了“交易成本”这个发现，我们才找到了解释制度存在和制度变迁的方式，才使我们可以解释整个经济在体制上的变化。比如，我们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可以理解制度为什么会存在，制度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人们为什么以及怎么样采用更经济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交换活动等。他说，有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制度经济学才称得上是“新”的。笔者认为，由于引入边际分析方法，运用边际交易成本作制度分析，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较之先前的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不再是与主流经济学相对立或渐行渐远，而是呈现出“合流”或“融合”的倾向。如果说，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对早期的制度学派，在研究方法方面进行的拓展还只是量的发展和扩大的话，那么科斯对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就具有了革命性和方向性的改变。也许，这就是诺斯把科斯以后的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原因。
科斯认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缺陷是没有专门的制度理论。在他们那里，尽管政治、法律、货币、习俗等制度形式，对经济体系的作用或多或少都得到认可，但是，这些传统的研究要么假定制度是外生给定的，或者假定制度不影响经济绩效，如新古典经济学；要么假定制度可以无成本地运行，或者没有专门对制度运行成本进行分析，如斯密、马克思的古典制度分析和凡勃伦、米切尔、康芒斯等的旧制度经济学。科斯强调，要解释经济现象、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就必须研究对它们产生影响、支配或约束作用的制度安排。应当说，科斯并不是第一个注意研究交易背后权利关系的人，斯密、马克思或者更早的思想家就已经研究过这些问题，但科斯却是第一个通过引入边际分析方法，通过分析边际交易成本，解释了现实制度的内生化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四个显着特点，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性发展。
科斯认为，诸如灯塔制度、电讯产品生产和消费出现的纠纷、农夫和养牛者的利益纠纷、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现象，实质上反映的是产权的界定和变迁；而产权结构的选择或解决纠纷的制度安排，又取决于利益关系人之间相互协调和影响的边际交易成本。他举例分析说，假定有法律诉讼和私下协商两种解决纠纷的制度安排，如果两者的边际交易成本不相等时，当事人自然倾向于选择成本低的制度安排，这就可以解释不同状态下当事人会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原因；如果两者边际交易成本相等，就会出现制度均衡，这就可以解释现实社会中存在多样化的制度安排的原因；如果交易成本很小或不存在，那么各种制度就是多余的。由此科斯认为，在现实经济中制度的显着重要性和制度安排的多元化，恰恰反映了边际交易成本的现实性，而这些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是不被重视的。
科斯的制度分析方法还呈现出微观化、具体化的倾向。他不赞成古典制度分析和旧制度经济学（包括加尔布雷思）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认为他们的最大不足在于他们的制度分析一直是从总体上来把握制度变量，比如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和后果，分析家庭、国家、法律、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的过程及其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等等。科斯认为，这种整体主义方法论除了对各种经济制度作了粗糙的描述以外，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人们关于制度的详细故事，这些分析仅仅留下了一堆有待证明的猜想而已。他批判过去的制度分析方法：把企业和市场处理成不同利益集团解决利益纠纷的场所，其中起作用的制度要么是习惯和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要么是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并且认为这些制度安排是作为决定当事人行动的社会整体出现的，当事人的行为反映了这些制度的特征。而科斯从考察一些具体的企业活动中发现，企业和市场本身就是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企业和市场的共存说明了两者的交易成本的相对大小。在科斯看来，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当事人根据具体环境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反映出科斯所运用的仍然是新古典的理性选择模型。从制度分析方法的发展来看，科斯重视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又不放弃演绎推理，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古典制度分析和旧制度经济学那种描述性的研究方式和纯粹归纳研究方法的不足。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五个显着特点。
如上所述，科斯的制度分析和以前的制度分析的最大不同在于，通过引入边际分析和边际交易成本概念，使得各种具体制度的起源、性质、演化和功能等的研究，可以建立在以个人为基础的比较精确的实证分析上，创立了可以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方法。这是科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贡献。应当承认，如果制度分析仅仅停留在价值观的讨论上或一般性的规范分析上，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对制度的性质及其演化做出深刻的理解。科斯的开创性研究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而是促使人们更加科学地研究制度及其与之相关的经济问题，从而直接推动了制度分析的复兴。科斯在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开拓性成果，对后来诺斯等人的经济史研究、张五常等人的契约探讨、威廉姆森等人关于组织的理解等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他们是从现实的经济形态出发，检验理论的合理性，强调如果理论不符和现实，就需要修正理论模型本身。这种强调经验实证的制度分析没有陷入象牙塔式的推理，而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件中挖掘和发展理论。当然，在后来的发展中，古典制度分析、旧制度经济学，甚至新古典经济学等的研究方法，仍然对新制度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产生着重要影响，在相互的融合中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论侧重和理论子分支，使新制度经济学呈现出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支构成多样化的蓬勃局面。
以D·诺思和T·W·舒尔茨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诺思认为，在影响人的行为决定、资源配置与经济绩效的诸因素中，市场机制的功能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市场机制运行并非是尽善尽美的，因为市场机制本身难以克服“外在性”等问题。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外在性”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产生“外在性”的根源则在于制度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在考察市场行为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时，必须把制度因素列入考察范围。他们强调，制度是内生变量，它对经济增长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深入探讨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主要要素，经济行为主体做出不同制度安排选择的原因，以及产权制度与国家职能，意识形态变迁的关系等问题，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制度变迁理论在研究方法论上的特性，启发了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效率时，把经济理论与政治理论结合起来，把政治要素作为经济运行研究不用缺少的要素分析。
诺斯在强调制度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的同时，并没有丢弃“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事实上他是应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这是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第六个显着特点。诺斯认为，一项制度安排之所以被创新，之所以影响到制度变迁，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有许多外在性的变化促成了潜在利润或外部利润的形成，另一方面又由于存在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将外在性内在化的困难，以及厌恶风险、市场失败、政治压力等原因，这些潜在的外部利润无法在规定的现有制度安排结构内实现。因而，在现有制度安排下的某些人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率先来克服这些制度障碍，由此导致制度安排的创新，并进而形成制度变迁。
诺斯认为，从“成本-收益”分析来看，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创新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才会发生。这又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由市场规模扩大、生产技术进步和社会集团对自己收入预期的改变促成“制度创新”。因为，这些因素的变化，将会促使成本和收益之比发生变化，比如市场规模的变化会改变既定制度安排下的收益和费用；技术进步会使得制度创新变得有利可图；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入的预期改变会使他们对新制度安排的收益与费用作出重新评价等等，上述各要素作用的结果就会推动制度创新。第二种情形是，由技术创新、信息传播、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科学知识进步等创新成本的降低导致的“制度创新”。他强调，制度安排创新的真正原因在于，创新成本的降低，可以使在新制度安排下的经济行为主体获取潜在的利润。
总之，在运用上述制度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成本-收入”方法的基础上，制度变迁理论得出的结论是，一种制度下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的关系决定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存在着一定的时滞性，因此由制度创新决定的制度变迁是缓慢进行的。
综上所述，制度经济学不仅以其独特的理论思想和理论特色，在整个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引人注目，而且它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也颇具特色。更进一步讲，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中，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的演化轨迹和发展趋势，也是颇为耐人寻味和引人入胜的。起初，制度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思想上还是方法论上，都以“逆经叛道者”的面目出现，强烈反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个过程经历了从凡伯伦到加尔布雷斯的几代人的传承。他们强调制度分析，强调非经济因素，强调人的选择的不确定性，强调整体和规范研究方法等等。然而，自科斯引入边际分析方法，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对制度展开研究之后，制度经济学无论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理论思想方面，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变化的趋势不是日渐远离主流经济学，而是趋与相同，以至于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自科斯以后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可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的，甚至能够被归并到新古典经济学中去。科斯制度分析方法的微观化和具体化的倾向，诺斯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更具有新古典色彩。
分析以上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呈现出的显着特点及其演化轨迹与发展趋势，可以使我们获得三点重要启示。第一、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是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进步服务的，他们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第二、研究方法具有相对独立性，一种方法可以为多种理论研究所运用，一种理论可以使用多种方法；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往往成为理论突破的启动按钮和关键环节，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往往可以为理论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促成新的研究成果。也许可以说，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待在方法论上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正如诺斯所说，制度经济学还有更多的研究工作要做，特别是应当更重视跨学科研究和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间的联系。
我国适用
制度经济学派已从19世纪的非主流学派发展为“显学”，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制度学派可以分为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二者的区别仅在于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的区别，对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制度”的重视，是二者的共同点。制度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末的德国历史学派，强调经济发展中的历史性和过程性，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分析经济现象，强调经济发展过程的演进性。这与从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角度对经济活动进行静态分析的主流经济学派有本质的不同。
古典经济学乃至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派，和当时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很大关系。古典经济学面临的是社会财富的增长问题，这可以从经济学开山之作的名称《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反映出来，它主要解决的是生产不足问题，需求因素还没有突出出来。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的主要是需求不足问题，这也可以从其代表人物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反映出来，新古典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这时，财富的增长不再成为经济学关注的重点点。1929－1933年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实施提供了舞台，美国的罗斯福政府实行了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美国因此较快地摆脱了经济危机。
制度学派自诞生之日起，就不被主流经济学所重视。这也许和它历史、逻辑的分析方法不能像古典经济学那样能对现实问题提供实证分析，从而在现实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有关。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在“边际革命”以前在分析经济问题时还只是使用代数和简单的几何工具的话，那么，经过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对边际概念的引入，经济学研究方法就明显地被数学化了，进而区分为实证方法（追求经验验证）和规范方法（追求价值关怀）。此后，数学方法在经济学领域被大量使用，起先是微积分，以后是矩阵、统计学、模型等更加复杂的方法，以致国际上主流经济学研究必须有模型，在国内的一些专业性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也要求必须有数学模型。数学模型方法的应用固然使经济学增强了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和预测能力，但模型化的方法也存在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危险，如果模型的前提假定有不符合现实之处，其对现实情况的解释力就很差，其对未来事件的解释就可能很荒唐，就会出现“蝴蝶效应”。
制度经济学被大家关注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这和当时苏东剧变有很大关系，此后相继有30多个国家在进行体制变革。苏东这些原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纷纷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经济学家给出解释。俄罗斯实行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为其设计的“休克疗法”，在全社会进行全面、快速的私有化，结果引起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致使经济增长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最近几年，俄罗斯经济慢慢走出低谷。疾风暴雨式的 “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引起的经济后果使得很多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制度转型问题。引起人们对制度经济学兴趣的还有另外两个经济现象，一个是亚洲金融危机，一个是中国经济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东亚的经济奇迹使得亚洲引以为豪，并曾由此使人们兴起对儒家文化的强烈兴趣，人们曾把新加坡看作“亚洲五小龙”的代表。然而金融危机在泰国的爆发凸现了亚洲各国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的结合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一开始就引起我国学者的注意，并用来分析中国经济现象，以期为中国的改革找到理论依据。我国经济学家对制度经济学的关注是从所有权开始的。我国的国企改革刚开始是沿着两权分离的思路进行的，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学者开始研究在我国建立现代公司制的问题，产权才进入我国大部分经济学家的视野，而产权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新制度经济学和旧制度经济学虽然都重视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但二者仍然有区别：旧制度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的分析主要是从法律、文化等逻辑的角度分析；而新制度经济学由于引进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将制度问题纳入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而使得用制度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可以实现形式化、模型化。有人认为，经济学中交易费用的发现就像物理学中摩擦力的发现一样，使得经济学理论更加接近经济现实。虽然在制度交易费用大小的衡量上还没有找到可以量化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但制度分析方法在解释经济现象方面已经显现了力量。我国学者在这一方面已经作了许多研究，对一些经济现象做出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就是规则，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或经济的制度，传统上所理解的制度是政治或经济体制意义上的。制度这一概念是在“规则” 这一意义上被制度经济学家使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出来并通过国家等组织正式确立的成文规则，包括宪法、成文法、正式合约等；非正式制度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系列约束性规则，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间断性特点，它的变迁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而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持续性的特点，其变迁是缓慢渐进的，具有“顽固性”。在生活中，正式制度只占整个社会约束的小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用非正式制度可以解释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因为我国传统上是一个伦理社会，缺乏契约传统，伦理文化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制度可以说是人类追求一定社会秩序的结果，人们力图通过这些制度为自己的生活构建一个稳定的空间。在正式制度的构建中，人类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来努力地把握未来。非正式制度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原发性规则。正是通过非正式制度，人们构建了法律出现以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依靠风俗习惯、道德、意识形态构建了社会秩序。法制社会与伦理社会相比，是后出现的。社会发展趋势是，人们尽可能地把原来属于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规范转化为正式的法律规范，使其在规范人们的行为方面具有更大的强制力，使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有更为明确的规则可以遵循。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人们不断地反思已有制度存在的缺陷并加以修正。
“制度”这个概念的使用率愈来愈高，大量的制度经济学着作被译介到我国，在我国已成立了多家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心，并定期举办制度经济学年会，制度经济学必将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期待，借助制度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滋润，在解决社会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中国能出现自己的经济学说。
分析传统

5. 如何解决经济学三个问题

首先是微观经济学。只要市场在，供不应求涨价，供过于求落价，我们永远可以以合理的价格买到东西，永远不会饿死人（除了身无分文的人）。如果大规模饿死人，那是因为市场被破坏。或者由于战争，或者由于人类的愚蠢。少数人饿死，是因为没有钱，不是没有粮。因为有价格的波动，和人类追逐利益的本性，各种资源会随着价格变化而流动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电厂生产出来的每度电有许多种用途，在价格的引导下它会被用于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同时由于替代的可能，粮食可以用水果，肉类来替代，石油可以用煤炭，原子能来替代等等，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具有弹性，以适应地球资源的约束。

市场非常重要，它保证我们能以合理的价格买到所需要的东西。通过市场的竞争，生产和需求能够匹配，经济结构能够经常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人口、资源、偏好和科技的进步。市场竞争能够消除低效率的生产和消费，保持社会以高效率完成经济活动。市场既然如此重要，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市场是如何建立，维持，或者被破坏的。这个经验可以从人类历史中去发掘，也可以从当今世界的现实比较中去认识。

建立市场经济的困难何在？首先是人在法律面前的地位平等。在权势社会中统治者不需要遵守法律，他们可以为所欲为，欺侮百姓。平民百姓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很容易被权势者剥夺。人们争做有权有势者，实在不得已才去从事生产。以后剥夺别人财富越来越困难，代价越来越高，人们转向生产财富而不是争取权势。不过市场经济把人们分成有钱人和穷人，钱能够交换权，所以法律上的平等并不容易做到，富人往往得到更多的法律保护。

其次是财产权的确立。私人所有的财产应该受到严格保护，不受任何权势人物的侵犯，特别是不受政府的侵犯。财产权得不到保障，通过巧取豪夺就能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交换还有什么意义呢。政府侵犯私人财产往往有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这就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建立。财产可以找一个理由来侵犯，以后就后患无穷，社会将陷入剥夺和反剥夺，革命和反革命的混乱和无序。再就是个人自由的承认和确保。个人有权创业，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情，选择自己所喜欢的职业，可以辞职不干，有权选择交换对象，可以讨价还价。在一个权势社会中权势者往往限制别人的自由，以扩大自己的自由，用各种似是而非的口号为特权者额外的自由寻找借口。

哗脊由此可见，法律面前平等也好，财产权的保障也好，自由也好，对这一切造成乱梁渗障碍的就是特权。市场经济之前和之后作比较，就是特权的受制约。这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也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结论。

然后我们要学宏观经济学。虽然从微观上通过价格波动，供应和需求经常处于均衡状态，不会买不到东西，也不会卖不掉东西，但是如果家庭的储蓄不等于社会的投资，全社会在总量上发生供需的不均衡，于是发生萧条或者过热。此时价格起不到均衡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作用，要靠市场之外的力量，就是政府。这是凯恩斯在二次大战以后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1929年在美国爆发渣慎了后来波及全球的经济大萧条，将近十年的萧条损失的财富相当于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大家不懂凯恩斯学说，执行了不少倒行逆施的政策，否则情况不至于如此严重。现在类似于1929年的大萧条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但是别的危险仍然存在着），因为世界各国都用凯恩斯理论作为宏观经济调整的指导。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最有实用价值、最成熟、研究的人也最多的一门学问。它既非常深奥，又平白易懂，就看我们怎么学。一个人不学经济学也能懂一般的经济规律，比如说物以稀为贵，这就是经济学。但是学过经济学就懂得更深刻，问题看得更透。而且能够用经济学的规律来解释世界，判断事物的是非，估计局势的发展。我们还能够发现，由于古人不懂经济学，人类的发展大大地延误了，而且至今类似的错误还一犯再犯。可见普及经济学知识有多么重要。

经济学又有助于我们懂得人生，建立良好的人生观，处理好和周围人群的关系，懂得个人的社会责任。学好经济学不但自己享受人生，同时也能帮助别人享受人生；懂得怎样赚钱，怎样花钱，要做钱的主人，不做钱的奴隶。但是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同样是学，学得深，学得浅，大不一样。小学生读孔子的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和成年人读的感受完全不同。一方面透彻的理解需要生活经验，另一方面，更需要深入的思考。同样年龄的人，有的显得肤浅，有的比较深刻，差别就在能不能思考。

青少年是处于人生最重要的阶段的一群人。他们的人生观开始形成，他们观察社会，学习如何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可是现在的学校里并没有很好的关于人生观和正确认识社会关系的课程。教育部门不是不想，而是没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来讨论怎样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人生观。我认为学经济学可能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本书作者岑科先生是学经济管理出身，但是他的经济学修养相当好，由他来编写这本书是再恰当不过了。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改变目前学校里的经济学脱离实际，内容沉闷，逻辑不清的种种毛病，开辟出一条教授经济学的新路。

6. 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是什么制度经济学对它做了哪些改进

古典经济学 ★对应于早期的，俗称：第一代新高中备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对应于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俗称：新古典派经济学第二代（New Classical Economics） ★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流派即：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 ★以及20世纪末开始的第戚毁四次整合 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 （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 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 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 预期革命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新古典经济学是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它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后，代替了古典经济学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学派主要包括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认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理解经济现象的一个根本基础，利用这一规律可以解释买主面对一批不同价格时所采取的购买行为、市场参与者对价格的反应、各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最佳配置等各种经济问题。 第二代新古典派经济学 新古典派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在对以往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进行细化，而于1970年代形成的学派。其理论框架由理性预期假说和自然失业率假说组成。该学派主张市场经济能自动解决失业、不景气等问题，而政府主导的稳定政策没有任何效果。在失业和培锋通货膨胀的两难问题不仅在长期，短期也不存在这一点上，与货币主义不同。 该学派有时也因为其对理性预期的注重为特征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但是不能算正式的学派称呼。 新兴古典经济学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 第四次整合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 正当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即将来临之际，有人猛然醒悟：以前的经济理论只强调了生产和成本，却忽视了效用和需求。因此，经济学的大树分出了枝干：一个枝干是以马克思为杰出代表，继续沿着劳动价值论这条线索，以其独特的智慧和洞察力，赤裸裸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性质，并成为号召广大无产阶级投身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力，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对于这些理论，大家要比较熟悉一些，这里就不多费篇幅。 另一个枝干就是通过对需求和效用的认识，建立在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基础上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因为新古典主义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所以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现在有很多教科书仍把这部分理论叫做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7. 考试题目---------------请用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分析：1、利比亚战争和局势，2、索马里海盗，3、团购

第一个问题，主要用制度变迁与交易成本来解释
原体制很差劲，交易成本高
但制度变迁同样需要成本，两个比一比
当形势成熟，有外国力量推动后，变迁哗肆模成本终于降下来了。所以出现了制度转换。
分析分析制度变迁中的总体成本变动
再看看原制度成本与新制度成本的差额、转换前后的摩擦成本、新制度生成的机会成本
如果你野心够大，还可继续分析利比亚制度的普遍条件乱缓，转换需要的一般约束条件，以及新制度设立后走向成熟雹简，其成本的变化情况做一系列考察。然后你就可以靠这出书拿个什么奖，最次也在中国横着走了

第二个问题，主要用程序不公来分析
由于社会混乱动荡，军阀割据，导致一般民从损失，影响社会福利
在社会公共选择的基础，出现了逆淘汰
社会制度供应缺失导致的社会选择是弱势群体铤而走险
所以需要正确的选择社会秩序政策，达成程序公平，再形成社会公平

第三个问题用博弈论就成了

8. 反垄断风云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媒体圈结合蚂蚁暂停上市事件，掀起了一场反垄断舆论风暴。

新财富一篇文章《收割者：腾讯阿里的20万亿生态圈》指出：“通过近年5000亿-6000亿元规模的投资并购，腾讯与阿里巴巴分别构筑了10万亿市值的生态圈，5年间膨胀了10倍。相比之下，上海市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总市值为2.8万亿元；深圳300余家上市公司总市值11万亿元；A股总市值10万誉空亿美元。腾讯与阿里的资本能量，甚至已能与一座一线城市比肩。【1】”

很多人深感互联网巨头给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也对他们的市场支配力量以及引发的财富集中效应感到担忧。

在欧美国家，反垄断调查犹如悬在Facebook、谷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腾讯、阿里是否会面临类似的监管与调查？

反垄断，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行政性垄断，在经济学界早已形成共识，已无需讨论。但是关于对自然垄断的调查，经济学家分歧很大。

如何界定垄断？反垄断的标准是什么？难道“大即原罪”吗？反垄断到底是支持创新者，还是打击了创新者？Facebook、谷歌、腾讯、阿里等巨头制造的市场集中，是提高了经济效率，还是损害了 社会 福利？

反垄断，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本文从美国反垄断简史的角度，以经济学原理解析自然垄断与反垄断法。

本文目录

一、糊里糊涂的反垄断

二、双雄对决的学术战

三、算法时代的收割者

（正文8000字，阅读时间30'，静心阅读，感谢分享）

1890年，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反托拉斯法》诞生。这部被誉为“经济宪法”的法律，是政治斗争的产物。

19世纪最后20年，美国财团发明了托拉斯组织，联合同类大型企业，一致行动主宰市场和控制价格。这导致严重的二元经济【2】，内核是托拉斯及大型企业经济圈，外围是围绕着内核形成的大量激烈竞争的小企业及困苦的底层工人。

1904年，美国各经济部迅戚门的托拉斯组织掌握的资本总量高达204亿美元，其中1/3的资本掌握在7家大托拉斯的手中。1910年，托拉斯在美国一些工业部门的生产中所占比重如下：纺织工业为50%，玻璃制造业为54%，棉布印染业为60%，食品制造业为60%，酿酒业为72%，金属工业（不包括钢铁）为77%，化学工业为81%，钢铁工业为84%【3】。

在外围，大量中小企业主、农场主、工人阶级被托拉斯挤压了生存空间，处于被 社会 淘汰的边缘。底层农民、小企业主、反垄断党、联合劳动党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托拉斯运动，如格兰奇运动、绿背纸币运动、无政府主义运动，试图打破镀金时代沉闷的政治空气。

所以，这部应政治诉求而生的法律，缺乏足够的法理论证，显得庆昌瞎“简陋”。该法第二条规定禁止“垄断”和意欲垄断的阴谋。但是，无论是该法的正文还是附件，都没有给出“垄断”的确切含义，或逐条指明哪些行为是被禁止的。

立法者谢尔曼认为具体标准应由法官来判断：“我们很难通过对法律词汇的定义，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商业联合中画出一道精确的线来。在每一个个案中必须要留给法庭去决定其是否合法。”

当然，这是美国判例法的惯例。但谢尔曼也承认反托拉斯法“并没有宣布一项新的法律原则，仅仅是将那些老的、广为人知的普通法原则授予了我们复杂的州和联邦的司法机关。”

这部法律的出台似乎只是为了平息民愤，以至于此后十几年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当时有人这么评价这部法律：“该法案本身，除了平息了人们提起反托拉斯之诉讼——任何诉讼——的呼声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

讽刺的是，《反托拉斯法》出台后，托拉斯组织反而快速崛起。1904年美国共有318家托拉斯，其中93%是1890年该法出台后产生的。

同时，还出现过一些离奇的判决。1895年，第一个反垄断案是着名的美国联邦政府诉奈特公司案。当时，美国精制糖公司试图以交换股份的方式整合包括奈特公司在内的四家大公司，这四家公司控制了美国精制糖产业98%的份额。美国联邦政府将奈特等公司告上法庭，官司打到最高法院。

大法官认为，四家公司控制了绝对的市场份额，这种行为构成了垄断。但关键问题是，《反托拉斯法》仅适用于贸易及商业领域，不适用于生产领域。

这部法律的全称是《保护贸易及商业以免非法限制及垄断法案》，没有涵盖生产、制造或工业领域。最终，法官裁决以8:1判决政府败诉。

这个判决出来后，当时所有制造领域的托拉斯组织都免于《反托拉斯法》的制裁。相反，工会组织和工人罢工反而成为反垄断的目标。当时工人联合起来罢工、要求加工资等一致行动，被认为是一种垄断行为，工会组织被认为是垄断组织。

1894年，普尔曼罢工拒绝运输邮件，联邦政府以“限制贸易罪”将罢工领袖尤金·德布斯起诉到最高法院。结果大法官依据反托拉斯法判处德布斯有罪。

从1890年到1897年，最早的13个被认定为违反《反托拉斯法》的案件中，有12个是针对劳工组织的。从1890-1900年的18起反托拉斯案件中，没有一起托拉斯遭到解散。

如此，这部由政治因素催生的法律，又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进而引发更为激烈的 社会 对抗。

在那个大激荡的岁月里，威廉·麦金莱总统缔造了经济繁荣，被誉为“繁荣总统”。但是，民间普遍却认为，麦金莱总统是资本家的傀儡，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汉纳的孩子”。当时有一个着名的实业家叫马克·汉纳，他在伊利湖地区从事开矿、制铁和造船事业，以操纵选举而闻名，他有个绰号叫“政治老板”。汉纳一手扶持麦金莱当上州长，而后又成功竞选总统。

1901年，麦金莱总统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副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继任成为了总统。麦金莱遇刺让罗斯福深刻感受到美国 社会 暗流涌动、危机重重。作为共和党的改革派，罗斯福一上台便举起大刀砍向托拉斯。他试图来个“斩首行动”以正视听，指示联邦司法部对北方证券发起反垄断诉讼。

北方证券什么来头？北方证券掌握了包括北大西洋铁路、昆西铁路、芝加哥铁路在内的世界上最庞大的铁路网络。其背后金主是华尔街大佬摩根和洛克菲勒。

老摩根在寓所里听到了这个坏消息后气急败坏。老摩根怎么也想不到，这位曾经得到他支持和资助的年轻政治家，上台第二年就对自己开刀。

老摩根请了全美一流的律师团队与罗斯福一战到底，官司最终打到联邦最高法院。1903年，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5：4的判决裁定该公司违反了《反托拉斯法》。

这个案件被称为“20世纪美国反托拉斯垄断的第一枪”，大大扭转了联邦最高法院对托拉斯的态度。此后，罗斯福一口气发起44个针对大企业的法律诉讼，其中25起胜诉，成功解散了牛肉托拉斯、石油托拉斯等。人们因此称呼罗斯福为“托拉斯驯兽师”。

罗斯福之后，民主党人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完善了美国的反垄断法律体系。

1918年，联邦政府指控芝加哥贸易协会固定价格行为涉嫌垄断。最终地方法院并没有判处被告违法，而是让联邦政府与贸易协会达成和解。当时布兰代斯大法官在这个案子中使用了合理规则。所谓合理规则，就是判断一项限制是否违法，要考虑该行为的所有事实，而不仅仅是规模大。后面，很多法官都援引了这个案例以及合理规则来裁决。

到此为止，美国反垄断法主要打击固定价格、排他行为、限制竞争等非正当竞争行为。但是，由于法学界对垄断缺乏严谨的界定，在具体的裁决中，法官并不能完全遵循合理规则，有时陷入“大型企业有罪推论”的惯性思维。

1937年，联邦政府对美国铝公司、加拿大铝公司以及它们的64名相关股东高管提起反垄断诉讼，指控的行为多达140项。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着名法官勒尼德·汉德，只用了一种非常简单的办法就认定被告有罪，那就是被告市场份额的占有率超过90%。

他指出：“90%的市场份额足够构成垄断；60-64%的市场份额是否构成垄断还有疑问；而33%的份额则确定不会。”

“大即原罪”？法学界对此争议巨大，又一无所知。反垄断工作亟需经济学家的专业支持。

1936年，联邦反托拉斯局才雇佣了有史以来第一位经济学家。但是，该局经济学家在反垄断案件中的作用局限于数据搜集和诉讼支持。波斯纳法官在1971年曾经有过如下描述：“如今（司法部反托拉斯）局里的经济学家们是律师们的女仆，一直受到忽视”。

哈佛大学梅森教授及其弟子贝恩，吸收了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的垄断竞争理论，提出了着名的产业组织理论——结构主义。这个理论认为，市场结构决定市场绩效。贝恩考察了1936-1940年的42个美国样本制造业，得出的结论是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贝恩还检验了20个美国制造业的进入壁垒和利润的关系。结果高壁垒条件下的平均回报率明显地高于低壁垒。

哈佛学派的研究相当于论证了“大即原罪”，指出大型企业利用高壁垒及市场集中优势获得超额利润，阻碍技术进步，降低市场效率；同时，告诉政府及法官，看一个企业是否涉嫌垄断，只需要看市场结构——市场集中度的高低、企业数量多少及规模大小。

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非常符合美国司法部门的胃口，被称为“反托拉斯法经济革命的第一声礼炮”。这一理论大肆渗透到反垄断立法与司法裁决中。

1965年，哈佛学派的唐纳德·特纳教授成为助理司法部长。他吸引了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加入反垄断工作。在他的推动下，1968年司法局颁布了《合并指南》——“是由一组经济和政策专家与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的职业律师共同制定的，其中蕴含着产业组织分析框架”。

实际上，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存在严重缺陷。这一理论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及数学论证。大型企业一定会降低经济效率和阻碍技术创新？

经济学家托马斯•迪洛伦佐曾经在《国际法律与经济评论》上发表过一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指出整个19世纪80年代，实际GDP增长率为24%，而当时有据可查的垄断行业产出的实际增长率却高达175%。

大型企业组织还大大降低了产品价格。卡内基钢铁将钢轨价格从1875年的160美元/吨降至近25年后的17美元/吨；洛克菲勒在1897年将精炼石油价格从30多美分/加仑压低到5.9美分/加仑；北方证券的铁路网络极大地拓展了五大湖区工厂的销售市场，促进美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到20世纪20年代，老福特发明了流水线，将 汽车 的价格在短时间内降到了平民价格，从此 汽车 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大型企业为何高效？

古典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自由市场是资源高效配置的唯一方式。1931年，还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的罗纳德·哈里·科斯，获得了一笔奖学金，前往美国研究工业结构。科斯发现，美国大型工业企业实施有效的管理（泰勒革命），其内部的经济效率非常高。他敏锐地察觉到，企业内部的组织计划，与自由市场一样都是有效率的。他引入了交易费用将其观点写成了着名的《企业的性质》（1937）。后来，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家认可了企业及一般经济组织的内部效率。这一理论相当于否定了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

七十年代开始，美国陷入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崛起，芝加哥学派的“经济效率至上”的思想开始流行。施蒂格勒、德姆塞兹、波斯纳等经济学家的研究，告诉联邦政府及法官，判断一家企业是否垄断，主要看经济效率，而不是哈佛学派提倡的市场份额和集中度。

随着信息产业开始兴起，芝加哥的绩效主义掀起了“反托拉斯革命的第二次浪潮”，在新技术时代与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激烈交锋。具体表现在两个着名案件中：

一是1974年联邦政府诉AT&T案。

诉讼理由是该公司存在利用从电子设备获得的垄断利润补贴其网络的行为；阻止MCI或者其他运营商链接到本地制造商，并通过拒绝购买非贝尔供应商的设备，从而垄断了电信设备市场。

这个官司打了将近十年，AT&T于1982年同意了接受司法部的裁决方案。两年后，这家美国最大的电话通信公司被依法拆分为7个大型的区域性电话控股公司，其只保留了长途电话业务以及贝尔实验室和西电公司，规模和销售额均被削减了80%。

人们普遍认为对AT&T的拆分推动了通讯领域的竞争与创新。不过，人们很快反应过来，打败垄断的力量并非反垄断，而是技术创新——正在爆发的信息革命。贝尔系统解体后，移动通信系统的创新在不断削弱贝尔系统基于有线通信的自然垄断。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这样写道：“贝尔体系的解体，向人们清楚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迅猛发展的技术革新，并不需要依赖于垄断的力量。【4】”

第二个案件是1969年联邦政府诉IBM案。

诉讼理由是垄断或企图垄断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系统的市场，尤其是商业设计的电脑；通过降低价格阻止竞争对手进入该产业以及引进新产品、减少其他公司产品的吸引力等。

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官司，一打就是十几年。当时，芝加哥学派对反垄断司法行动的影响在增加，联邦司法部和最高法院的反垄断思维处于转型期，判决一时难以抉择。

IBM辩称，政府是在惩罚成功者，而不是在惩罚反竞争行为。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对预见到计算机革命的巨大潜力并通过自己“高超的技术、远见和产业”来统治该产业的企业进行惩罚。IMB还指出，它在美国销售电子数据程序产品和提供劳务中所得的收益份额并不是像政府声称的那样占据市场的垄断地位。它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在1961年为56.4%，1968年为54%，到了1972年，则下降到了40.7%。

1982年，里根政府的反托拉斯局负责人威廉·巴克斯特决定以“没有必要”为由撤销这一诉讼。他的解释是，与电信业不同，计算机行业是无管制的，承受着市场竞争的强大压力。他认为，这一产业本质是竞争的，政府重组计算机市场的企图，可能不是促进而是损害经济的效率。

与AT&T相比，IBM是幸运的。

在“大即原罪”与“效率至上”的竞争中，后者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芝加哥学派的波斯纳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第七上诉法院法官，他将其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的效率原则引入到反垄断案件中。他说：“如果失败者不出局，成功者反而受到惩罚，哪怕市场上还有足够数量的企业在竞争，这种竞争也只不过是人为的、造作的。【5】”

1992年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企业横向合并指南》基本放弃了结构主义思想，而以合并前后的经济效率作为判断基准。

方兴未艾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击溃一切垄断者。芝加哥学派告诉世人，没有真正的垄断，没有永久的垄断，唯有不断前行的技术浪潮。

1983年以后的反托拉斯局的组织架构中显示，经济学家与律师处于同等地位。此后，美国反垄断工作进入了经济学家主宰的理性阶段。

到这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反垄断法的观点发生了转变。最初，他们根据库尔诺模型支持反垄断法，但如今他们中不少人转向反面。比如，弗里德曼认为，反垄断法弊大于利。科斯也说：“我被反垄断法给烦透了。当价格上升的时候，法官就说这是垄断；当价格下降的时候，法官就说这是掠夺性定价或者说是倾销；当价格不变的时候，法官又说这是一种价格勾结。法官到底想怎么样呢？”

所以，从80年代开始，反垄断工作更少地纠结于那些似是而非的“垄断”——市场占有、攫取超额利润、掠夺性定价、倾销，将目标更多地转移到大型企业的非法竞争，比如固定价格、捆绑销售、限制竞争等。

正如波斯纳法官所说：“企业谋取或保持垄断利润的真正的单边行为，是欺诈专利局或是炸毁竞争对手的工厂。而欺诈和暴力一般而言又会受到其他法规的充分惩罚。【5】”

比如着名的联邦政府诉微软案。诉讼理由是微软公司利用其在操作系统领域的垄断优势，强制捆绑销售其应用软件；司法部要求将微软一分为二。最后，小布什政府决定不再试图拆分微软公司，而是禁止微软的搭售行为，同时要求微软确保Windows软件和非Windows软件的兼容性。

微软案的结果再次说明，反垄断调查与垄断本身并无太大关系，它针对的是非法竞争行为。越来越多法学家及经济学家相信，垄断的问题应该交给自由竞争，技术创新解决垄断，法律解决非法竞争。

然而，随着Facebook、谷歌等互联网巨头的崛起，有些人对巨头们的超级市场支配能力感到担心。

Facebook稳坐全球社交龙头地位，旗下坐拥Instagram和WhatsApp两员社交大将。Facebook日活用户为15.9亿，月活用户为24.1亿，分布全球主要国家。

谷歌在全球搜索引擎及移动操作系统中占据统治地位。在美国，谷歌搜索引擎市场份额高达86.4%，在欧洲，则是91.4%。谷歌安卓系统，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占据85.9%的绝对份额。

Facebook和谷歌的市场支配力可能超过 历史 上的北方证券、标准石油、电话电报公司等巨头。

这时，“大即原罪”的思想又开始流行起来。今年8月初，美国两位参议员试图推出一项称为《垄断威慑法案》的新法案。若法案通过，Facebook、苹果等 科技 巨头，可能面临严厉惩罚——美国市场营收15%的罚款。

最近十多年来，欧美国家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指控，最多的一项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一指控似乎是“有罪推论”。

其实不然，互联网巨头的市场支配地位，存在一定的非正当性——控制私人数据。

数据本是用户的一项私人资源，数据所有权也就是一项私人权力。但是，互联网巨头没有采用分布式系统，私人数据被中心化的数据库垄断。 所以，互联网巨头的市场支配地位，其实是对私人数据的支配优势。在算法时代，私人数据极可能被巨头以“大数据”之名滥用。

近些年，Facebook因此屡受国会调查。Facebook卷入数据滥用丑闻，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英国公司被曝以不正当方式获取8700万脸书用户数据。随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脸书展开调查。

在听证会上，一名议员质问创始人扎克伯格：“Facebook是否在窃听用户说的话”？扎克伯格婉转地回答：“我们允许用户上传分享自己拍摄的视频，这些视频的确有声音，我们也的确会记录那些声音，并且对这些声音进行分析来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扎克伯格其实百口莫辩。Facebook存有用户的私人数据，同时根据个人数据匹配相应的信息。这就涉及两大问题：一是偷录用户私人信息；二是以算法方式控制（匹配）信息。在美国，这种行为涉嫌侵犯个人隐私，控制言论自由。在大选期间，还可能涉嫌干扰大选，威胁美国民主政治。

最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以3比2的投票结果批准了和解协议。和解的代价是，Facebook缴纳50亿美元的罚款——美国政府对 科技 公司开出的最大罚单。

近期，中国官方强调，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不得开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二选一”、商誉诋毁、裹挟交易等违法违规竞争行为，或依托算法推荐、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荟萃分析进行的“隐形”不正当竞争行为。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1920年《福利经济学》按照价格歧视程度，分为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三级价格歧视【6】。其中，一级价格歧视，也叫完全价格歧视，同一商品针对每一个不同的买家都采用不同的价格。

美国1936年出台的《罗宾逊帕特曼法》是一部针对价格歧视的法律。这部法律规定，确定价格歧视违法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同一个商品针对不同消费者采用不同售价；二是这种行为对竞争构成破坏或给消费者造成损害。可以看出，这部法律禁止的是一级价格歧视。

通常，企业是无法做到一级价格歧视，而存在一级价格歧视往往是因为所有客户的私人数据被无偿支配。所以，反对一级价格歧视并不是反对价格歧视本身，而是其背后的非法行为，如大数据杀熟背后的滥用私人数据。

亚马逊是互联网大数据杀熟的“始作俑者”。2000 年，亚马逊针对同一张 DVD 盘片施行不同的价格政策，新用户看到的价格是 22.74 美元，但如果是算法认定有购买意愿的老用户，价格则会显示为 26.24 美元。如果删除 Cookie，价格马上又回落。很快这种策略被用户发现并投诉，亚马逊 CEO 贝索斯公开道歉，说这仅仅是一场实验，也承诺不再进行价格歧视。

我在《算法，即剥削》一文中分析了大数据杀熟。大数据杀熟，就是互联网平台利用控制私人数据的支配优势，借助算法对每个用户实施“一级价格歧视”，最大限度地榨取每个用户的“消费者剩余”。

再看蚂蚁的问题。马云嘲讽《巴塞尔协议》是老人俱乐部。但是，蚂蚁的杠杆率远远超过了《巴塞尔协议》的监管要求。或许，马云认为，蚂蚁的大数据风控比银行的统计学风控根据优势，可以突破这一监管的杠杆率。

但是，马云忽略了一点，蚂蚁之所以具备大数据银行的算法优势，是因为其免费地掌控了数亿用户的私人数据，占有对私人数据的支配优势。蚂蚁能够成为“巨象”，正是利用算法支配私人数据。理论上，蚂蚁可以利用算法实施完全价格歧视，最大限度地攫取每一个用户的“交易剩余”。 当每个用户的财富天秤都向蚂蚁倾斜，违约率定然会上升，蚂蚁构筑的护城河反被算法吞噬，同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这就是算法时代的价格歧视，对金融系统构成的威胁。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确立了市场最优效率的条件，即私人边际收益= 社会 边际收益。 什么意思？这个等式的意思是“没有人能够占他人的便宜”。当一个国家确立这样一种公正的法律时（制度是内生变量），经济是最优效率的，理论上是没有外部性的。

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巨头强制性地免费占有了私人数据，这就意味着私人边际收益 社会 边际收益，即互联网巨头占了私人的便宜。这定然引发外部性，损害经济效率和 社会 福利。 如果短时间内无法用技术的手段将私人数据私有化，那么就必须将互联网巨头置于聚光灯下。这就是反垄断法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收割者：腾讯阿里的20万亿生态圈，陶娟，新财富；

【2】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斯坦利·L·恩格尔曼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经济学，保罗·萨缪尔森，人民邮电出版社；

【4】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法百年，李胜利，法律出版社；

【5】反托拉斯法，理乍得·A.波斯纳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6】福利经济学，庇古，商务印书馆。

9. 求助：对制度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的认识

<1>对产业经济学的介绍
产业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以“产业”为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发展、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等。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中产业之间的关系结构、产业内的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的规律、经济发展中内在的各种均衡问题等。通过研究为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为制定的产业政策提供经济理论依据。
一）产业组织理论
产业组织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所谓的“马歇尔冲突”的难题，即产业内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活力的冲突。
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主要是由张伯伦、梅森、贝恩、谢勒等建立的，即着名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理论范式(又称SCP模式)。
SCP模式奠定了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基础，以后各派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SCP模式的继承或批判基础之上的。
二）产业结构理论
产业结构理论主要研究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它主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产业间的资源占有关系、产业结构的层次演化，从而为制定产业结构的规划与优化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产业结构理论一般包括：对影响和决定产业结构的因素的研究；对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的研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研究；对战略产业的选择和产业结构政策的研究；产业结构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等应用性的研究等。
三）产业关联理论
产业关联理论又称产业联系理论，侧重于研究产业之间的中间投入和中间产出之间的关系，这些主要由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法解决。
能很好地反映各产业的中间投入和中间需求，这是产业关联理论区别于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一个主要特征。
产业关联理论还可以分析各相关产业的关联关系(包括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等)，产业的波及效果(包括产业感应度和影响力、生产的最终依赖度以及就业和资本需求量)等。
四）产业布局理论
产业布局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规划的基础，也是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其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
产业布局理论主要研究影响产业布局的因素、产业布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产业布局的基本原则、产业布局的基本原理、产业布局的一般规律、产业布局的指向性以及产业布局政策等。
五）产业发展理论
产业发展理论就是研究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发展规律、发展周期、影响因素、产业转移、资源配置、发展政策等问题。
对产业发展规律的研究有利于决策部门根据产业发展各个不同阶段的发展规律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也有利于企业根据这些规律采取相应的发展战略。
六）产业政策研究
从纵的方向来看包括产业政策调查(事前经济分析)、产业政策制定、产业政策实施方法、产业政策效果评估、产业政策效果反馈和产业政策修正等内容；
从横的方向来看包括产业发展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布局政策和产业技术政策等几个方面的内容；从其作用特征来看包括秩序型(或称制度型)产业政策以及过程型(或称行为型)产业政策。
<2>对制度经济学的介绍
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研究制度对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度的演变。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始于科斯《企业之性质》，科斯的贡献在于的将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中并指出企业和市场在经济交往中的不同作用。威廉姆森等人对于这门新兴学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制度经济学的两个基本理论是：交易费用理论和科斯定理。
制度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思想上还是方法论上，都以“逆经叛道者”的面目出现，强烈反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这个过程经历了从凡伯伦到加尔布雷斯的几代人的传承。他们强调制度分析，强调非经济因素，强调人的选择的不确定性，强调整体和规范研究方法等等。然而，自科斯引入边际分析方法，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对制度展开研究之后，制度经济学无论在方法论方面还是在理论思想方面，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变化的趋势不是日渐远离主流经济学，而是趋与相同，以至于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自科斯以后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可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的，甚至能够被归并到新古典经济学中去。科斯制度分析方法的微观化和具体化的倾向，诺斯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更具有新古典色彩。
分析以上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方面呈现出的显着特点及其演化轨迹与发展趋势，可以使我们获得三点重要启示。第一、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和创新，是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进步服务的，他们二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第二、研究方法具有相对独立性，一种方法可以为多种理论研究所运用，一种理论可以使用多种方法；第三、研究方法的创新往往成为理论突破的启动按钮和关键环节，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引入往往可以为理论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促成新的研究成果。也许可以说，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有待在方法论上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
产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
二者的区别
产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都不一样。首先，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企业及其集合，主要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不同产业之间，以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制度经济学主要是制度层面的额研究，对象是政府的作为，简而言之，就是说一个政府应供给什么样的制度才能满足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在研究方法上，产业经济学有自己的分析问题的范式，有理论层面也有实证的分析；而制度经济学着重从逻辑层面去推到某一政策或制度的适用性，不具有实验性。再次，从大的方面来说，产业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各产业内企业之间构建一种长期稳定的结构，实现良性发展，以达到好的市场绩效；而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在于为政府管理经济提供一种思路，也是为了使经济更好地发展。

二者的联系

产业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关联在于两者都涉及到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产业发展是产业经济学的主题， 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产业组织的调整与优化升级，其直接目的都是求得产业的更好发展，而产业的优化升级需要有更好的与之相配套的制度，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出现了一些新兴产业，新兴产业的出现必须出台一系列与之对应的制度。
我认为一个产业涉及多个企业，在微观经济学中我们知道企业都是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这里边包含垄断企业[这些企业需要国家出台一定的政策对其进行管制，这就需要国家制定相关的制度对这些垄断企业进行约束 ]，此外，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也是不可避免的，怎么使交易费用达到最低，提高资源的配置也是制度经济学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企业的发展需要制度来规范其行为，当企业的发展达到一定规模时，就会形成产业，甚至是产业群，但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本身难以克服“外在性”等问题。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外在性”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产生“外在性”的根源则在于制度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在考察市场行为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时，必须把制度因素列入考察范围。制度是内生变量，它对经济增长有着重大影响。因此，深入探讨制度的基本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主要要素，经济行为主体做出不同制度安排选择的原因，以及产权制度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制度层面上考察产业革命，即重大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对社会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或人类交往的基本方式的作用和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分工和专业化趋势明显，产业集群的形成可以有效地改善由于专业化程度提高所引起的交易费用的增加问题。中小企业通过结盟与其他相关企业建立良好的分工协作关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在获得专业化程度提高生产费用降低的同时，通过集群降低了交易费用，降低了企业道德风险发生 ，产业集群制度的出现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并规范人自身的决策行为，从而提高决策的质量的形成有效地抑制了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道德风险的发生。
因此，我觉得制度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为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制度安排，从而保证产业的持续，健康的发展。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制度，先进的适合产业发展的制度会促进产业的发展，所以可以说产业和制度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10.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如下：

与各国法律体系中的传统部门法相比，作为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其产生相对较晚。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是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以后才产生的，并体现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德国等国家制定的有关规范市场竞争行为的法律，如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法》、德国1896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一些“战时统制法”，如德国1919年的《煤炭经济法》等，也体现了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协调。上述各类新型立法，引起了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于是，德国学者开始称之为“经济法”，并提出了有关经济法的多种观点和理论，逐渐形成了新兴的经济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