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对新经济有哪些影响

1. 分析“非典”对电子商务产生了哪些影响

“非典加速了传统交易方式的改变”，杭州中化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德良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感言，他认为，尽管“非典”不可避免为企业带来损失，但“非典”因素的影响，也让商业机会信息数增长了3－5倍。企业若能突破传统经营方式，仍然能够获得商机。

同时，在企业经营受“非典”制约下，企业寻求的在虚拟世界经营方式，不受时空限制、毋需人员接触，同时趁机发展网上交易和电子商务，对企业是一种新的机遇。于是，有人提出，一度冷落的电子商务时代会因“非典”疫情的威胁而提前到来。

回顾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可谓历尽坎坷。1999年底，正是互联网高潮来临的时候，国内诞生了370多家从事B2C的网络公司，到2000年，变成了700家，但随着纳指下挫。

2001年，人们还有印象的只剩下三四家。随后电子商务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冰河时期”。谁都没有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能让电子商务重放异彩，把网上交易的种种好处适时放大。

2. “非典”之下的企业，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

最近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不禁让我们回想起2002年的非典，原因都是人们乱吃野生动物，这不禁让我们陷入深思野生动物真的具有营养价值吗？人类不能和野生动物和平相处吗？非典爆发时正处于春运阶段，人流量增多使疫情发展迅速，半年以后才得到了控制。很多得了非典的病人即使痊愈后也会有后遗症，比如抑郁症、股骨头坏死等等，这些人大多都无法工作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时的经济也受到了重创，那么“非典”之下的企业，到底是怎么活过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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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照03年的非典，疫情过后将会有哪些产业蓬勃发展

娱乐产业、餐饮行业、网络电影、健康医疗等行业都会迎来一个短暂的春天。这也是可以预想到的。毕竟因为这次疫情的发展，让很多行业都已经开始面临这一个倒退的形势。我国的经济也在面临着下降。所以说这次疫情过后这几个行业可以说会迎来一个春天。

娱乐产业应该是会迎来一个春天的。因为在这次疫情的爆发很多人都在别在家里不能够出门。钟南山院士不让出门，我们就不能够出门。所以导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憋坏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很多人都想要出去游玩，但是也没有办法去。所以说我觉着疫情过后很多人都会去娱乐场所进行游玩。

最后就是健康医疗行业了。我相信通过这次的事件，让很多人对健康意识也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他们都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他们可能会办理一些健康方面的保险去听一些健康医疗方面的讲座等等。他们的健康意识肯定都会有一部分的提高。

4. 中国在疫情期间政府采用那些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

新冠疫情突袭中国对社会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而作为宏观调控之一的积极财政政策必将成为国家“战疫”的重要举措。在疫情下，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会受此影响，后续又将如何发展？

SARS期间的积极财政政策

首先，我们先来一起回顾一下2003年SARS期间中央出台了哪些积极的财政政策。南南根据公开资料进行梳理，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减支，也就是压减非疫情相关支出，其中主要为压减政府会议费、差旅费等一般性公用经费的支出。

第二：增支即加大对防控非典疫情的相关财政支出。据统计，2003年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共投入136亿元用于非典的防治工作，同时还额外增加10亿元用于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第三：减税降费：针对疫情防控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的行业实施暂时性、结构性的减税降费，还对列入“SARS灾难行业”的，例如旅游、餐饮、交通运输等实施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优惠措施。

第四：财政贴息。对部分受影响严重的企业或小微企业提供无息或贴息贷款。

总结来说，非典期间政府多管齐下的财政政策对企业恢复生产、走出临时性经营困难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之后随着非典疫情的散去，2003年第三、第四季度GDP增速均迅速恢复到10％。因此，不难看出作为国家“战疫”的重要举措，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不可少的。

新冠疫情期间已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

而这次的新冠疫情也不例外，下面我们来看看政府已经出台了哪些积极财政政策来对抗此次疫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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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加大疫情防控财政支出。据财政部公开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月14日，各级财政已安排疫情防控补助资金901.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达到252.9亿元。而且值得关注的是，中央财政安排的252.9亿元，已经超过2003年非典防治基金的12倍。（注：2003年中央财政设立非典防治基金为20亿元）

资料来源：财政部官网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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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继续实施减税降费。2019年，我国出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全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远超2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2%。而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政府更是会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增值税减税等政策。例如，对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对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免征民航企业缴纳的民航发展基金等。

03

另外还有财政贴息政策。2月2日，财政部网站公布了《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务，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通知提出，对2020年新增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在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优惠利率信贷的基础上，中央财政按人民银行再贷款利率的50%给予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贴息资金从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

这种财政贴息大大解决了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确保企业在较快的时间内有充足的资金开展疫情防控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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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防疫提供资金保障，发行战“疫”专题债。2月6日，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分别成功发行135亿元和30亿元的“战疫专题债券”；2月11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上海清算所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发行2年期战疫情、助脱贫双主题的金融债券50亿元。至此，仅三家政策性银行便合计发行215亿元的抗击疫情专题债券。

当然，针对此次疫情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国家采取的财政政策远不止南南说得这么多。正如2月16日财政部部长刘昆撰写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一文中所说：

“加大资金投入，做好疫情防控经费保障，严谨细致推出并落实好各项财税支持政策，是各级财政部门当前最为紧迫和重要的工作。”

对此，我们也始终坚信，在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狙击战。

5. 曾经吓得人魂飞魄散的非典，究竟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其后果有四，第一个后果是导致国内教育机构停课，第二个后果是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第三个后果是非典的爆发引发全球恐慌，第四个后果是非典爆发导致我国民众精神压力接近崩溃。

01、造成国内学校停课

由于非典型肺炎危害性大、传染性高，为了避免少年儿童受此病波及，很多学校都采取停课的方式，降低学生们患病几率，当然也包括一些高等院校也出现停课的现象。特别是北京这座城市，其当地所有中学、小学全部停课，导致当时有很多学生无奈选择复读，其复读人数多如牛毛，对我国教育事业形成了不可估量的阻碍。

04、国民压力巨大

以我国医疗水平，对疾病的调控是有十足把握的，但是念灶档非典型肺炎这种疾病，是首次出现世人面前，有丰富医疗工作经验的医生们，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控制疾病的感染率，这就导致了我国民众，很多人因非典型肺炎而去世。这其中就包括老人、孩子、妇女、青年等，年轻的生命一个有一个的消失在亲人们的眼前，那边去世还没来得及哭泣这边又倒一个，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不是我要死了，而是我要眼睁睁的看着你死，我却无能无力，这种痛苦如同万箭穿心。

不过现在我国人民挺过来了，我们众志辩改成城，团结一致，以前我们能坚强的走过来，今天面对新型肺炎我们也一定能够挺过来，因为我们有伟大的祖国作我们的后盾，我们有不顾生死，奋斗在前线的医疗工作者们为我们负重前行，把新型肺炎踩在脚下只是时间问题，我们永不言败，奥利给。

6. 非典成就了京东和淘宝，新冠肺炎过后会成就哪些行业

大家都知道这一次新型的冠状病毒是我们自从非典病毒以来遇到的最为严重的传染性疾病了，因为这个疾病大家就都只能呆在家里，不能够外出，更是不能出去探亲或者或是旅游了。在这次疾病中，有很多人的生命健康受到了威胁，很多人在经历着令人痛心的生离死别，而活着的人却因为着生活的压力而烦恼不已。有人会说非典成就了京东和淘宝，那么在这一场新型的冠状肺炎之后会成就哪一些行业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第三个我们要说的呢就是微商这一个行业了。没缓型我自己在家无聊的时候刷的最多的就是抖音、淘宝和微信朋友圈了。在这个大家都不能出门的时期，微商们可是大赚一笔的，每天在家里发一发商品的图片和发一下这一些商品的反馈，可是赚的很好的嘞。还有在一些娱乐软件上面带货，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以上的就是我自己的看法了，大家要是还有别的看法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交流讨论一下。

7. 讨论“非典”对于保险业是否是一个商机

引言：非典的出现，不仅扰乱了人们正常生活，而且还让其它行业受到了重大冲击，比如餐饮，旅馆等，而后紧接着2020年的疫情也给大家带来了这样困扰，为了有效遏制这样突发情况，我们应该采取正当措施，导致其他服务行业下滑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作为与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保险业状况如何？部分人认为非典对保险业的影响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下面小编将具体的跟大家讲讲。

在疫情情况下，保险公司应当取消保险员双保情况。人与人减少正面接触，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疫情发生，而是对消费者的保护，疫情期间所暴露的不仅是疾病防控的问题。每个行业都应该加强自我管理，尤其是强化有关于医院和医疗科技单位服务，相关行业要猛闷及时对这种突发情况做出解决问题。

8. 彭文生 | 疫情是短期冲击，不改变经济增长趋势水平

疫情影响经济的逻辑链条是传染性越强，控制疫情扩散的隔离管控措施就需要越严格，对经济活动的冲击也越大。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似乎比2003年的“非典”强，既可能有病毒本身的因素，也因为 社会 开放程度和交通便捷性较当时大幅增加，政府采取的管控力度也强于2003年,由此，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大于“非典”。

但中外 历史 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也是短暂的，随着疫情消退，经济活动恢复常态。美国1918年大流感导致0.6%的人口（主要是青壮年）非正常死亡，疫情消退后经济增长快速回到趋势水平。疫情不会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有影响。

按我们的估算，如果疫情在几周内得到有效控制，对GDP增长的冲击主要在一季度，下半年将呈现反弹。如果疫情持续时间更长，经济遭受的冲击会大些。依据疫情控制的相对乐观和悲观情形假设，对GDP增长的影响在0.4-1.0百分点区间。但2020年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越大，2021年反弹的力度也越大，总体来讲大概率回到6%以上。

当前的要务是控制疫情，严格的隔离管控措施不仅必要也很合理。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宏观政策重在结构、而不是总量。预计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但政策的主力应该是“宽财政”，帮助受影响较大的行业、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包括减税降费等措施。在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提到3%之外，专项债发行或超原有预期，也有发行特别建设国债的可能，城投债和政策性银行丛州债等“准财政”行为也可能加大力度。

行业方面，重大传染病疫情对消费渠道的影响最直接和快速。其中，医药行业相对受益，零售、 旅游 、交运等行业受损较大。与2003年的“非典”不同，由于本次疫情大爆发在春节期间，隔离等各项防控措施也明显更及时、更有力，因而对消费行业的短期冲击会更大。

引发此次疫情的为一种新发现的冠状病毒，与SARS、MERS[1]同属冠状病毒家族，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命名为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潜伏期平均7天左右，短的在2-3天，长的10-12天。参照其他冠状病毒所致疾病的潜伏期（SARS潜伏期为1-16天，平均3-5天；MERS潜伏期为2-14天），此次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期为 14 天。

目前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有部分对症疗法或其他抗病毒药物可扩展适应症至该新型病毒感染，但尚无特定的疫苗或特效药，预防手段以避免去疫情高发区、人流密集场所、开窗通风、佩戴口罩、洗手等防护措施为主。根据部分治愈患者的新闻报道，从入院到治愈用时约1-2周左右。

从目前的致死率、患病症状的严重程度看，其毒性似乎较SARS和MERS低，虽然不排除未来病毒变异的可能。但从目前确诊人数分布省份来看，传染范围较SARS更广，这可能反映病毒本身的传染性比SARS强，也可能因为交通运输的发展导致人员流动速度和范围高于“非典”时期。

对于宏观经济与市场而言，疫情是很明野少发生的外生事件，对需求与供给都带来突发的冲击，难以根据经济变量内生演变激郑喊的逻辑来评估其影响， 历史 上可以参照的类似事件也不多。有一定参考意义的是2002-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非典”，SARS）疫情。

回顾“非典”时期，对经济和市场的冲击呈以下三大特征。第一、GDP增长快速下行，但是持续时间短，疫情消退后快速反弹。2003年3月开始，“非典”从广东地区蔓延至内地其他省份，“五一”假期取消， GDP同比增速从一季度的11%左右下行至二季度9%左右,但随着7月份疫情解除，生产活动恢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回升到10%左右。

第二、经济增长波动的载体主要是消费，对投资的影响有限。消费受到的影响集中于“非典”疫情较为严重的几个城市，人们减少外出，不利于 旅游 、住宿、餐饮类相关消费。日用品类、中西药品类则由于疫情在2003年4月出现消费额同比增速的跳升。

第三、金融市场波动加大。2003年4月疫情明显加重后，市场快速下跌，4月17日-4月25日8日内上证综指下跌7.8%，但随后至6月底反弹5%。从债市来看，受经济预期变化影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03年5月份明显下行，6-8月份在底部震荡，但随着疫情消退，经济回暖，国债收益率反弹。

这次疫情的影响和2003年的“非典”比较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分析可能的差异。

第一个维度是病毒的传染性与毒性，类似于疫情的广度与深度。传染性越强的病毒影响越广泛，而毒性越强的疫情死亡率越高。一般来讲，毒性大但传染性低的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小，而传染性高则对经济的影响较大。当然，如果病毒传染性与毒性都很强，其对经济的冲击就会更大。

第二个维度是经济体的开放性，越开放、人口流动性越高的经济体，病毒越容易传播，其影响也越大。而一个相对封闭与人口流动性低的经济体，病毒越不容易传播，其影响也越小。

如前所述,目前确诊人数分布省份较SARS更广，对经济的冲击可能更大。与“非典”时期相比，人口流动性明显增加，体现在城镇化率和外出务工人数增加上。而且这次疫情恰逢春运人口大迁徙，武汉作为交通枢纽加剧了病毒传播。人口流动性还体现在国际层面，中国入境游接待人次由2002年的9800万人次上升到2018年的1.4亿人次，境内居民出境人数由2002年的1660万人次大幅上升到了2018年的1.6亿人次。截至1月底，本次疫情在境外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低于“非典”时期的29个，但疫情还在发展，可能对中国的国际经贸和投资带来一些影响。

第三个维度是政府对疫情的控制措施的严厉程度。为了控制疫情传播，政府采取隔离感染人士、推迟假期返工、减少公共交通、停止公共与集体活动及其他必要措施。这些措施越严厉，对控制病毒传播越有效，但也意味着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越大。

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此次疫情防控措施似乎更为严格，开始的时间也更早。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从首例病例出现到大规模公开防治，相隔50天，较“非典”时期的137天大大缩短。“非典”大规模爆发时间在2003年4月，人们普遍已回到工作岗位，取消“五一”假期对生产的影响较小。这次适逢春节，延长春节假期、调整学校开学时间，加上湖北多地采取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其他城市也不同程度地限制外来人员流入，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较大。

结合以上三个维度，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体现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

疫情对供给端的短期影响体现在一些正常的生产活动停顿，一旦疫情消退，生产相应恢复到正常状态。

消费方面，疫情影响程度与消费品的性质有较大关系，即可推迟和不可推迟的消费品受到的影响会有所差别。疫情期间，大多数消费都会受到冲击，而疫情一旦消失，可推迟消费的商品与服务消费出现反弹，消费者会弥补在疫情期间受到冲击的支出（比如买车）。但不可推迟的消费品即使疫情消失，也不能弥补回来（比如餐饮），甚至部分 旅游 活动也不能弥补。

本次疫情相比“非典”时期管控更早，对消费的影响也来得更早，春节期间 旅游 、住宿、餐饮、运输等方面的消费将受较大影响，外出减少、春节期间快递运力不足也会影响纺服、化妆品、金银珠宝、 汽车 等消费。医药、通信和网上消费或将较强劲，但难抵消其他消费的冲击。

投资方面，与“非典”相比本次疫情对投资的负面影响可能也较大。农民工返乡后或短时期内难以返回工作地点，各省发布的复工信息显示，一般不能早于2月9日（即正月十六）。这似乎与往年时间相同，但由于多个区域封城，部分省际间长途 汽车 停运，区域列车通行班次被削减，或由于对疫情的恐慌心理，农民工的返程时间更晚。从供应端来看，这会导致设备与原材料供应不足，而从投资端来看，这导致生产设备安装、厂房建设的开工时间延迟。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全国共有农民工2.8亿人，其中，中部六省共有9500万人，这其中有40%的农民工为跨省务工人员，这一比例在东、中、西部最高（图1）。基于湖北人口规模，估算湖北对外输出的农民工人数在620万人左右（图2）。

如果湖北等中部省份的交通不能及时恢复，叠加部分农民工外出意愿减弱，将会给企业开工带来负面影响。从农民工输入地来看，55%的农民工流入东部地区，这意味着东部、尤其是沿海各省的节后用工将受更大冲击（图3）。从行业来看，29%的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工作，另有19%从事建筑业，预计这些行业受的影响可能更大（图4）。

短期内疫情导致投资增速下行，但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后续可能出现抢工，弥补前期投资的下降。

进出口方面，疫情对2020年商品进出口的影响可能更多体现在一季度，对全年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疫情的持续时间，整体上对进口的冲击大于出口。出口的需求来自国外，生产在国内；进口反映的是内部需求，生产在国外。这次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外部需求变化不大，国内生产受到的冲击较大。疫情对进出口的影响关键看疫情持续的时间，疫情的爆发恰逢春节长假，很多企业原本就计划在元宵节左右才复工，如果疫情控制的好，企业开工能大致按原计划进行，那么对出口企业的生产影响就较小。

但如果疫情延续至5、6月份，企业的复工期显着延后，则对出口的冲击将显着增加。在这种悲观情形下，全年进口增速可能转负，而出口增速可能接近零。1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这次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可能对国际贸易尤其出口有所影响，但应该是轻微的，关键还是要看疫情本身未来的发展。

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体现在两个层面，投资者情绪和经济基本面，市场的波动会加大，但长期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在扩散初期，疫情带来的更多是一种情绪扰动。参考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3年1月21日，疫情正式被命名为非典型肺炎，上证综指当天下跌1.87%；2003年3月6日，北京确诊首例“非典”病例，上证综指当天下跌1.24%，随后的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约4%。但上证综指整体呈现震荡上行态势，并在2003年4月15日创下了阶段性峰值，相比于1月2日上涨了约24%。

在疫情高峰期，“非典”对于市场的冲击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基本面。2003年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广东省、山西省及香港等中国地区列为疫区。上证综指开始见顶回落，累计回调约9%。此后上证综指一度有所反弹，但也没有回到4月15日的水平。市场之所以没有重演扩散初期那种短暂扰动后创新高的走势，根本原因是经济数据走弱。

在疫情结束期，“非典”对于市场的长期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以2003年6月24日世卫组织将中国大陆地区从疫区名单除名为起点，到2003年11月18日（上证综指1316点）结束这一轮长期下行、累计跌幅13%，跌破了2003年上涨行情启动时的低点（2003年1月3日，上证综指1319点）。这与“非典”期间疫情扩散的利空冲击下，市场震荡上行形成了显着对比。背后的原因在于，2003年二季度经济增速的快速下行进一步导致了投资者未来预期的恶化，随后10月份公布的经济数据证伪了这种悲观，市场随即在11月出现报复性反弹。自2003年11月18日至2004年4月6日，上证综指累计上涨了35%，抹去了2003年三季度的跌幅，并创下了1777点的新高。从债市表现来看，“非典”期间债市波动加大，但总体来看，受经济预期较差影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03年5月份出现明显的下滑，6-8月份在底部震荡。但随着疫情消退，经济回暖，国债收益率明显反弹，尤其是在10月份公布三季度数据之后。

总之，在当前的形势下，疫情还在扩散，短期市场难免还有些扰动。以港股为例，市场已于1月29日恢复交易，恒生指数两个交易日累计下跌5.4%。在1个季度左右的中期内，需要观察疫情对于经济基本面的冲击有多大。如果是着眼于一年以上的长期目标，对于市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当前形势下，政策面临两个层面的选择。首先，控制疫情的措施越严格，其对经济活动的冲击越大，政策如何取舍？其次，宏观政策如何在总量和结构之间平衡，有效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如前所述，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大概率是短期现象，不会改变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从这个角度看，短期采取严格防控措施非常必要，可以说不存在控制疫情和经济冲击之间的取舍。以1918-1919年的美国大流感为例，美国有67.5万人丧生，其中55万人是正常年份中不应该出现的非正常死亡，而且死亡人口主要分布在15-44岁的主力就业人群中。即便是造成了人口大量损失的1918-1919年美国大流感，实证研究也表明，100年前的这场大流感并没有改变美国的长期增长趋势，大流感结束后的十年增长率快速向潜在增长率回归[2]。

有观点认为，现在和2003年“非典”不同，没有人口红利，没有入世的支持，房地产泡沫较大，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本来就大，叠加疫情的影响，似乎经济要垮下来。但疫情不是导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因素，当前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是比20年前低。

就宏观政策而言，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现象也是一个重要判断。这意味着政策应对更多应该是有针对性的扶持，帮助受影响严重的行业、地区和群体，而不应该是大水漫灌式。也就是说，宏观政策应该注重结构，而不是总量。虽然货币政策可能较没有疫情的情形下宽松一些，但主力应该在于财政扩张，包括减收与增支。

201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定调是“灵活适度”，比此前的“松紧适度”已有所放松。年初央行通过降准释放长期资金8000亿，并投放3000亿1年期MLF，预计央行除在结构上引导银行对受疫情影响行业、地区进行信贷支持外，会适度加大货币政策的总量操作。但当前中国房价与宏观杠杆率都不可与“非典”时期同日而语，货币宽松力度受制于楼市与杠杆率。

财政政策方面，2003年“非典”期间，由于对投资基本没有影响，财政上主要是对餐饮、旅店、 旅游 、 娱乐 、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 汽车 等受“非典”影响较重的行业采取政府性基金减免和税收减免的政策[3]。

根据前述分析，本次疫情会对投资和消费形成拖累，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会较2003年“非典”时期更大。从减收方面，可能如2003年，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采取政府性基金和税收减免的政策。从增支方面，预计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赤字率会提到3%，专项债发行或超原有预期（原有预期为3万亿），不排除发行特别建设国债的可能性，城投债和政策性银行债等“准财政”行为预计也会加大力度。

[1] 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

[2] Elizabeth Brainerd, Mark V. Siegler,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1918 Influenza Epidemic, June 2002.

[3] 2003年5月财政部宣布，自2003年5月1日起至2003年9月30日止，对餐饮、旅店、 旅游 、 娱乐 、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 汽车 等行业减免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农网还贷资金、库区维护建设基金、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公路客运附加费、水路客运附加费、各种价格调节基金、帮困资金、城市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9. 非典带来的灾难

遭遇“非典”给我们的启示和反思
作者:马光祖 吉星亮
“非典”作为一种新型烈性呼吸道传染病，全称是“非典型性肺炎”， 国际上称之为“SARS"。半年多来，“非典” 疫情在我国及全球各地区的流行和蔓延，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遭遇突如其来的灾难，分析这场疫情的由来和演变情况，总结回顾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得到几多启示和反思。
一、识别“非典”危害，勇敢面对“世纪灾害”
1、借鉴历史，识别“非典”危害
传染病是危害极大的一种全人类灾害。1348年欧洲爆发的鼠疫，3年时间夺去了6200万人的生命，几乎占当时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1918年美国爆发的流感，10个月内造成全世界4000万人的死亡。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这些传染病，无一例外的具有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难以控制等特点，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创痛。今年出现的“非典”，在流行初期呈发散传播趋势，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甲类传染病，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历史的悲剧就可能重演。
疾病防治是人类安全健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广义的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和程序，控制任何一个系统风险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进行系统风险的识别。搞不清楚风险的起因、作用机理和危害程度，就相当于“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风险的防止和控制就无从谈起。 “非典”作为一种新型传染病，科学家初步查明是由一种“冠状病毒”引起，但该病毒的发源地、病毒载体、传播途径以及病毒的变异性等问题不明，病理学界尚处于摸索、研讨之中。“非典”问世初期，医疗界对该症没有明确的诊断标准、有效的医疗防护方案和对症药品，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凶险而隐蔽的顽敌，在无从戒备和束手无策之际，包括医护人员在内，数千人遭到病魔侵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无助地消逝。人类和“非典”的斗争刚刚拉开序幕，完全摸透“非典”病毒的真面目，彻底战胜这一凶恶的敌人还尚需时日。
2、勇敢面对“世纪灾害”，管理者应首先负起责任
“非典”是当今的“世纪灾害”。“抗击非典”事关全人类的生命和健康，需要严密周到的组织和社会各方面的配合，任何一个国家合格的、负责任的政府和公众事务的管理者，都理应全力担负起组织、动员抗灾斗争的责任，并迅速付之行动。
应当指出，当今年2月份“非典”在我国广东初露端倪的时候，民众表现出恐慌，曾发生了抢购食盐、白醋等日用品的风波，而某些政府官员和媒体则表现为认识的模糊和滞后。3月份前卫生部部长答国外记者问时声称：“我国的疫情已得到控制”，钟南山院士修正这句话为“得到遏制”，意指在广东的疫情“得到了遏制”，“遏”、“控”一字之差，反映了对疫情发展阶段完全不同的认识。应该说，卫生部官员对疫情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滞后的认识和不力的行动使北京丧失了阻止“非典”蔓延的宝贵时机。进入4月份，北京的疫情进入高潮期，并迅速向全国一些地区扩散，如果不是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撤免部分官员，启动媒体每日公布疫情，进行专题报道，动员全国上下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严格的消毒、隔离等预防措施，全力以赴抗非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二、“体系保证、科学防治、依法防治”，战胜“非典”
如何有效、有序地开展这场斗争?抗击“非典”斗争的现实告诉我们，只有建立和启动“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动员全社会实行科学防治、依法防治，才是保证这场斗争胜利的正确途径。
1、建立体系，依法防治
安全卫生系统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必须依靠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来保证。这个“体系”应包括环境和安全卫生评价、制订方针目标、建立组织机构，确定职责和工作计划、制订紧急事故应急预案、落实资金和设施以及技术支持等。显然，应对“非典”这一类传染性很强、具有突发性的疾病灾害，必须建立并运行“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启动“疾病预防应急机制”，动员全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智力资源，组织全体公民展开科学防治、依法防治，才能真正奏效。在这次全球抵御“非典”的斗争中，美国在今年3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公布“非典”疫情后，决定提前启用新建的“国家疾病预防应急工作中心”，该中心耗资710万美元，可以24小时运转，它的启用明显增强了美国各府部门、各级地方卫生机构的实时信息交流能力，保证了早发现、早治疗、隔离检疫和预警应急措施的落实，这无疑对美国人民在抗击“非典”战役中创零死亡记录起到重要作用。
不久前，世界卫生组织肯定了中国在“抗击非典”方面取得的成就，并呼吁世界各国积极帮助中国建立“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5月12日，国务院公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其中包括预防与应急准备、报告与信息发布、应急处理、法律责任等重要内容。该条例的发布与实施，是我国建立“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实行“依法防治”的重要步骤。
医疗卫生设施建设是“疾病预防和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该体系和运作模式的要求，卫生设施的新建、改建和扩建应在设计之前进行环境保护和职业卫生评价，以减少布局、功能配置不合理等弊端。据近期自治区卫生厅“非典”督导组在我市的反馈意见，我市各医院发热门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布局不合理，人流、物流交叉等问题，回想“非典”流行期间，在北京当时有很多人不愿意到医院去看病，就是由于医院内交叉感染，使一些医院成了“疫院”，这种教训必须引以为戒。以此推理，我市正在改建中的传染病定点医院也理应认真作好这部分前期工作为宜。
SARS事件中为诸多人非议的疫情报告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依法防治”的问题。在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有明确的责任规定：对突发事件不得瞒报、缓报、漏报，不得授意他人谎报、瞒报，否则将面临严厉的法律责任。医护人员是疫情的法定报告人，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责任心不强、专业素质较差、法律意识淡薄等原因，常常缓报或不报疫情，造成防疫部门收集疫情信息困难和不准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还规定：不仅医疗卫生机构或监测机构在接到突发事件报告后要迅速报告，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接到报告后，也必须在1小时内作出反应，向上一级政府通报，并有责任通告毗邻的省市地。对于地处祖国西北边陲的石油城，信息较为闭塞，政府和医疗卫生机构更应严格遵守上述“应急条例”中的规定，作到遵法守法，为人民的健康和生命负责。
2、全民动员，科学防治“非典”
“科学防治”是指在对疾病的风险识别基础上所采取的科学的措施、方法和手段。人类“抗非典”的斗争尚在初级阶段，认识上的不确定和不完全性会造成行动的盲目、低效或无效，反科学的错误认识还可能扩大危害，造成大众的盲从、恐慌甚至荒唐的迷信行为，引起严重的后果。而只有真正掌握了“非典”病毒的致病机理和正确的防治方法，社会全员实施“科学防治”，才可能真正战胜“非典”。
对抗SARS的斗争使全球的科研组织团结起来。全世界的病理学、医学科技人员，在“非典”问世以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以“与病魔搏斗，和时间赛跑”的忘我精神，共同寻求征服新型冠状病毒的途径，在“非典”研究和医护设施方面上取得了飞速的进展：包括完成SARS病毒的全基因组测序图谱，研制成功SARS病毒快速富集装置、酶联快速诊断盒以及SARS病毒基因芯片检测技术等，为有效地预防和治疗“非典”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和防治手段。
在救治“非典”患者的重役区前线，我国医疗专家和医护人员以自己生命和健康的代价，挽救了众多“非典”病人的生命。钟南山院士在广东初发疫情时果敢采用“激素疗法”，大大降低了叫“非典”病死率。军事医学院姜素椿老教授在救治前线不幸染病，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对自己实施了“血清疗法”，获得了一种可在特殊情况下采用的“救命疗法”。叶欣、邓练贤、李晓红等“白衣天使”在与病魔的搏斗中义无返顾地献出了生命，换来了宝贵的预防、救治经验，成为世界人民以科学方法抗击“非典”的实践依据。
我市的“科学防治”工作作的较好。各单位、各社区在“防非典”知识宣传、环境消毒、对外来人员严格检查和管理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为今后我市防疫及环境卫生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非典”灾害给予我们的反思
恩格斯说：“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非典”的确给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经济带来了重大损失，但“非典”灾难的影响是暂时的，人们从灾难中学到的东西和汲取的教训却久远深长。“非典”时期，全社会思绪活跃，人们反思的问题林林总总，其中关于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价值、关于人与自然环境和其它物种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行为和习惯等问题成为热门话题。
1、生命和健康的价值
“非典”灾害如一面镜子，暴露了中国在公共卫生和医疗体系方面存在的弊端，凸显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人民健康及人的自身发展”之间的不和谐状态。2000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卫生报告》披露：中国人均卫生支出金额在全球191个国家中排位188名， 目前中国大约76％的人没有参加医疗保险，我国工业生产领域中煤矿、金属冶炼等行业的职业安全卫生状况也令人堪忧。2000年，国家财政总投入15886亿，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的1．74％，为272亿，而公共卫生方面财政则只占其中的10％左右，约为30多亿元。2001年，国家有卫生防疫站4253个，人员20多万，这些钱基本上只够发工资，没有资金进行研究和业务开拓。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本来就旨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保障人民过上安全、健康的“小康”生活。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国民经济GDP的高速增长与公众的健康医疗、环境卫生条件状况形成落差，“非典”灾害的降临威胁到每一个人。现实警示我们，人民需要的不仅仅是GDP，经济建设的基础是人，人的生命和健康是最可宝贵的，对人的尊重和生存状况的关注应该得到更多的强调。
国家一直强调“预防为主”，但在实际工作中，“重治轻防”的问题没得到有效解决。公共卫生事业不应简单的纳入市场经济的渠道来管理，政府有责任在公共卫生方面投入足够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只有公共卫生体系建立、健全了，才谈得上有能力去应付突发事件。
我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是隶属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事业单位，从硬件上讲，我市的疾病控制机构在全疆是较好的，但与内地城市相比，与本市各临床医疗机构相比，经费投入相形见绌，“重治轻防”的问题依然存在。况且我市是一个地域偏远的石油工业城市，疾病预防与控制工作应该不仅仅体现在传染病的防治方面，食品卫生、职业卫生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处理工作也尤为重要。
抗“非典”斗争以一种强大外来冲击力量，促进了政府各级部门思维的转变和政策取向的矫正：“非典”时期，政府和各级管理部门在媒体宣传、财务拨款、物资调运、交通运输、税收政策等方面全方位为抗“非典”让路。抗灾斗争净化了人们的灵魂，无形中提升了全社会关心生命和健康的意识，人们在呼唤“尊重生命、健康和权利”的“人文主义”精神，温暖的热流在涌动，仁爱、护助、无私、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闪现在数不清的感人故事中。一种超功利的信仰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足以让任何灾害退却。
2、“天人合一”是人类的正确选择
“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传统的重要哲学思想。它简洁而本质地揭示了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密切而和谐的关系。这一思想是对现代环境保护观念从深层次的意义上的一种诠释。人类只能应顺自然规律，有计划地开发自然资源，合理地改造自然环境，努力保持生态平衡，而决不能依靠高科技疯狂地向大自然索取，全然不顾这个星球的承受能力和其它生物的生存环境。
20世纪以来，现代工业飞速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了人类崭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但同时破坏了大自然的平衡，造成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核污染等新问题。工业和交通产生的废水、废气污染大气、海洋和河流，影响了人类健康，造成多种海、陆生物的灭绝危险。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和发达并未能阻止住致命传染病频发的势头，多种流感、爱滋病、登格热、西尼罗河病、埃博拉病等恶疾先后登陆世界各地，“非典”正是这众多病毒种族中的新成员。无论如何，环境的失衡和破坏，无疑是新生传染病的诱发因素，所谓“天病了，人还能健康吗?”，此话的确值得人类深深的反省。
近几年来，随着我市引水工程、大农业、污水处理等重大工程的开发，使本地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工作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持之以恒，为把我市建设成环境优美的生态城市而努力。
3、动物的报复
关于“非典”的病源，科学界有说法认为来于动物。这种理论在广东初现疫情时成为一种普遍的看法，其判断依据主要是初期患者中有多名餐馆厨师，而广东人嗜好吃山禽、野兽和蛇等野生动物。世界卫生组织有专家认为SARS病毒与野生动物有着密切的关系。前一段时间，日本科学家通过对SARS病毒作基因分析，声称SARS是一种鸟类体内病毒的变异形式，他们认为这种变异病毒通过鸟类传播到人类，成为有致命危险的作用因子。近期，我国广东疾病控制中心、香港大学及农业部疫源调查组发布了最新调查结果：初步查明SARS病毒很可能来自果子狸等野生动物。
无论上述说法最终的确认结论如何，人类滥食野生动物的恶习显然是有悖自然规律的。猪、牛、羊、鸡等饲养动物经过人类几千年的驯化和食用，相对来说已经比较适用和安全，但一些人吃腻了家畜家禽，求鲜的心态造成食野味之风盛起，大量未经检疫的野生动物成为人们餐桌上所谓的美味佳肴。人们贪婪食欲的代价是惨重的，可能来自野生动物的不明病毒流行是大自然对我们人类不良饮食嗜好的惩罚。着名网络人张朝阳在“非典”期间谈到：“SARS是动物界一次强大的哀鸣与报复。人类进化并没有准备让我们对付所有病毒，而病毒在其它生物身上广泛存在。”面对“非典”，“动物的报复”之说的确值得反思。
4、传统和习惯面临挑战
“非典”的传播使一些地方的中餐馆生意受到影响，因为共聚一桌、共食一盘的共餐制存在着交叉传染的可能，传统的“中华美食”聚餐方式受到了挑战；“非典”时期，人们的环境卫生观念大为增强，生活垃圾的清除和处理引起广泛关注，随地吐痰的不良习惯遭到全社会的围剿和重罚；居室通风和环境消毒成为全民一致的自觉行动；人们讲究食用绿色无污染食物，注重户外活动以促进身体健康，增强自身免疫力；对疑似病人及与“非典”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得到多数公民的理解与支持，连农民打工者在返乡后都能作到自觉隔离，人们在约束和制度面前变得空前理智和自律。
“非典”病痛和死亡的威胁使更多的人深层次地思索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为了利益和权利的争斗减少了，而代之以更多的关爱、谅解和互助；企业领导者和社会公务员放弃过多的宴请、应酬和迎送，选择与家人共进晚餐，以享受家庭的温馨，尽到孝敬老人和教育子女的责任；追求文明、宁静、深邃的精神生活渐成风气。
现实在向我们展现：“非典”的冲击正在促使民众自觉地改变和修正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改掉不良陋习，并不断净化自己的灵魂。但是，事物总是波浪式的发展，不良陋习的回潮也随时可能出现的。例如近期在我市的各小区，一些不自觉的人乱扔垃圾的恶习有所抬头，加强教育和管理依然任重道远。
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伟大的，当仁爱、善良、文明、科学渗透入每一个社会细胞中之时，人类才可能真正获得战胜愚昧和疾病的力量。
2003年5月27日，全国新增临床诊断病例仅为9例，至6月4日，首次出现零病例，“非典”疫情已经得到初步控制。“抗非典”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然而，科学和历史告诉我们：控制流行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反弹可能随时发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曾表示：“非典”如此迅猛出现，有极大可能会在国内外继续流行，并很可能像绝大多数呼吸道传染病一样，形成季节流行高峰，即使目前疫情已下降的地区，疫情仍然有再度回升的可能，在没有疫情或者病例报告不多的地区，也绝不可掉以轻心。
换个角度看，“非典”流行以来，迄今为止全球感染人数不到万人，死亡人数不到千人。与上个世纪任何一次瘟疫流行时期的情况相比，其损失都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人类社会的团结、组织力量、科技水平以及尊重生命、健康和环境的意识已经今非昔比，我国现政府在本次抵御疾病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强于中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非典”必将被战胜，人民在“抗非典”斗争过程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将转化为伟大的精神力量，促使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大道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