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是哪个朝代战国时期齐国到底有多强大
第一个登场亮相的则是郑国。郑国是周天子亲戚的封国。根据记载,在战国时期,齐国的国力在七个粗枣国家排名首位。没有强大的实力不可能位居首榜神启,也从侧面说明人们认可齐游凳如国的实力。
‘贰’ 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最发达的朝代是哪个呢
经商,是从奴隶社会开始的。在没有发明钱币之前,是以物换物。后来发明了钱币,钱币便成了物与物之间沟通的桥梁。最初的钱币,并不是金属,更不是纸币,而是骨贝、海贝、石贝、玉贝等,所谓“城市”,城是统治者居住的地方,政治中心;而市便是商人交易的地方,经济中心。“市”的颂拍做高峰,在一幅叫“清明上河图”的古画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到了东周时期,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通过各诸侯国的互相兼并,形成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主要诸侯国,其他小国要么依附,要么灭亡。自楚庄王“问鼎”,诸侯国们再不把周王看在眼里,表面上周王还是共主,事实上中国已分裂成若干个国家,这些个国家除了互相争战,也互相通商。
比如齐国的管仲就是最着名的经济学家,靠与各国通商使齐国国富民强,成为春秋第一霸。从孔子周游列国,孟子周游列国,墨子可以到各国止战,商鞅、李斯、吴起等都为客卿来看,当时的人才流动很频繁,出国也相当容易。各国的君主也乐于接受“外国人”为其服务。苏秦可以佩六国相印,对于现代的国家来说简直就是个奇葩。
‘叁’ 古代中国 哪个朝代最强
1.汉朝
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共历二十九帝,享国四百零五年。
汉朝的开创者是高祖皇帝刘邦,而后汉文帝、汉景帝采取养生息的国策,开创了文景之治。汉武帝即位后攘夷拓土,被今人称为汉武盛世。至汉宣帝时期国力抵达极盛,史称孝宣中兴。公元8年,王莽篡汉,西汉消亡,不久迸发绿林赤眉起义。
公元25年,刘秀称帝,树立东汉,定都洛阳。他统一天下后,息兵养民,史称光武中兴。汉明帝、汉章帝因循轻徭薄赋,开创了明章之治。汉和帝继位后开创永元之隆,东汉国力抵达极盛。中期发作戚宦之争和党锢之祸,于184年迸发黄巾起义,虽歼吵闹灭民乱却招致中央拥兵自重。董卓之乱后,东汉名存实亡。
汉朝和约略同时期欧洲的罗马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及强大帝国。两汉时期奠定汉地范围,极盛时东并朝鲜、南包越南、西逾葱岭、北达阴山。公元2年,西汉全国人口达六千余万,占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
汉朝文化统一,科技兴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圈正式成立,华夏族自汉朝以后逐渐被称为汉族,两汉为华夏文化的持续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庞大贡献。
由此可见,“强汉”之称,的确不是吹出来的。
2.唐朝
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汉朝和隋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期之一。
唐朝的缔造者是高祖李渊,而后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此后,唐高宗承贞观遗风开创永徽之治,之后武则天一度以周代唐,神龙反动后恢复大唐国号。唐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开创了经济繁荣、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开元盛世。
然后,安史之乱迸发,唐朝盛极而衰。之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招致国力渐衰,中后期又经卜碰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国势复振。878年迸发黄巢起义破坏了唐朝统治根基,907年朱温篡唐,唐朝覆亡,中国进入五代十国。
唐朝是幅员最型碰谈大,亦是独一未修建长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此外,唐代国土在西部及北部皆超呈现代中国的疆界范围。唐朝自攻灭东突厥、薛延陀后,天子被四夷各族尊为天可汗。
唐代科技、文化、经济、艺术具有多元化特性,在诗、书、画各方面涌现了大量名家。唐朝文化兼容并蓄,接纳海内外各国民族中止交流学习,构成了开放的国际文化 。
唐朝与当时阿拉伯帝国并列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声誉远扬海外,与亚欧国度均有往来。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
‘肆’ 齐郡的经济
战国时,齐国临淄即为东方工商业中心之一。在汉代,齐郡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临淄与陈留襄邑(今河南睢县一带)为全国两大官办纺织业中心。西汉时,少府在临淄设立了三服官,以生产刺绣、纨素(魏晋以后谓之绢)、缣、绫为主。刺绣在汉代是非常昂贵的织品,价格在锦之上,大约是一般缯帛的二十余倍。“齐细绣文,上价匹二万,中万,下五千也拿答激”。时人称:“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女无不巧。”齐郡出产的纨素亦知名于世,其上品为冰纨,极为洁白细密,《文选》所收古诗《怨歌行》有“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之句。东汉章帝时,曾下令齐国服官“省冰纨方空彀吹纶絮”。新疆曾出土汉代齐郡出产的绢疋,标明了产地、规格,作为商品销往西域或外国。汉元帝时,谏大夫贡禹上书说:“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举游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足见其规模之大。
汉代齐郡制陶业也有所发展。窝托村西汉齐王陵出土的陶器主要为礼器和日用陶器。金岭东汉齐王墓则出土了不少陶制明器,有陶楼、陶屋、陶井、圈灶等,器形高大,工艺较为复杂。
临淄故城遗址内有多消袜处冶铁和铸铜作坊遗址。汉代铁官即设于大城东南一带,有“齐铁官丞”、“齐采铁印”等封泥出土。大城东北的铸钱遗址曾出土半两、五铢及新莽大泉五十的钱范。
‘伍’ 夏商周历代帝王
夏朝(约公元前2146年-前1675年),始于夏禹,终于桀,共17帝。
夏时,开始出现私有制,氏族社会的禅让制度走到了尽头,被世袭制取代。
社会由原始社会进化到奴隶制社会。
夏朝姒姓。
夏代末年,夏王室内政不修,外患不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商汤看到伐桀的时机已经成熟,乃以“天命”为号召,要求大家奋力进攻,以执行上天的意志。
鸣条之战,商汤的军队战胜夏桀的军队,桀出逃后死于南巢,夏王朝从此灭亡。
由于流传至今有关夏代的史料十分匮乏,所以历史上是否有夏代存在,曾被许多人怀疑。
但是《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夏代世系与该书《殷本纪》中记的商代世系一样明确,商代世系在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得到证实。
这样,在考古学家对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商代的物质文化遗存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夏文化探索的研究课题,希望用考古手段去找到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
古史学家依据文献资料,提出有两个地区可能是夏人的活动地区:一个是河南西部嵩山附近的登封、禹县和洛阳平原;一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
夏朝帝王谱
夏禹 在位45年
禹姓姒名文命,是黄帝的玄孙。
由于治水立了大功,被尊称为“大禹”。
他的父亲治水不成而被杀,禹接替治水的工作,采取疏导的方法,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成功。
后继舜为帝。
称国号“夏后”,故称“夏禹”。
他在涂山大会诸侯,建立了奴隶制国家的雏形,禹铸造九鼎,象征九州。
虞在念消位45年死,葬于会稽山。
启 在位29年
启,姓姒名启,大禹的儿子,大禹死后,启即位为天子,夏启即位后,在钧台大宴各地首领。
有扈氏对启破坏禅让制度的做法十分不满,拒不出席。
夏启发兵对有扈氏进行征伐,大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被灭。
这次胜利,使新生的政权得到初步巩固。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的国家。
启的晚年,生活日益腐化。
他喜欢饮酒、打猎、歌舞,而疏于朝政。
太康 在位29年
太康,夏启的儿子,继启为王。
他生活荒淫,朝政松弛,促使内部矛盾日趋尖锐,外部四夷背叛。
在他外出打猎时,有穷氏首领后裔乘机入侵,自己作了君长,史称“太康失国”。
仲康 在位13年 仲康,太康的弟弟。
即位后无力恢复夏的天下,这时后裔被他的亲信寒浞杀死。
寒浞自立为王。
相
在位28年
相,仲康的儿子。
即位28年后,寒浞攻打他,相被杀。
少康
在位21年
少康,相的遗腹子。
当寒浞之子浇派人去追杀少康时,少康逃到了有虞氏,当了有虞氏庖正(厨官)。
舜的后人虞思把两个女儿嫁给了少康,又给了少康土田和众人,少康才站住了脚。
在寒浞代后羿、政局混乱之时,他收抚逃散人众,整顿队伍。
终于推翻了入主夏国四十多年的有穷氏政权,史称“少康中兴”。
少康是一位有作为的国王。
杼 在位17年
杼,少康的儿子。
曾参加父亲领导的恢复夏国的战争,并立下许多战功。
他发明了甲和矛,并大举征伐东夷,取得胜利。
槐
在位44年
槐,杼的儿子。
他在位时社会经济有所发展。
芒 在位18年
芒,槐的儿子。
他在位时,开始了延续数千年的沉祭(即将祭物沉入黄河企求河神的庇护)。
泄 在位21年
泄,芒的儿子,他在位时,正式赐封九夷各部诸侯爵仔慧知位。
不降 在位59年
不降,泄的儿子。
在位59年后,让位与其弟扃。
扃 在位21年
扃,不降的弟弟。
廑 在位21年
廑,扃的儿子。
他在位时,夏国开始衰落。
孔甲 在位碧型31年
孔甲,不降的儿子。
司马迁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 *** ”,可见孔甲是一位胡作非为的残暴昏君。
皋 在位11年
皋,孔甲的儿子。
发 在位11年
发,皋的儿子。
他在位时,各方诸侯已经不来朝贺了,夏王室内政不修,外患不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夏国进一步衰落。
桀 在位52年
桀,发的儿子。
是历史上有名的残暴之君。
暴虐嗜杀,夏桀即位后不思改革,骄奢淫逸,筑倾宫、饰瑶台,挥霍无度。
他日夜与妹喜饮酒作乐,百姓指着太阳咒骂夏桀。
大臣忠谏,他囚而杀之。
四方诸侯也纷纷背叛,夏桀陷入内外交困的孤立境地。
终于被商汤所灭,结束了长达近500年的夏王朝。
商
商朝(约公元前1675年-前1029年),始于商汤,终于商纣,共30帝,享国646年。
因商朝曾都殷,所以商朝又称殷商。
商朝时奴隶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在文化,青铜冶炼等发面达到较高的水平。
商朝子姓。
商王世袭是先弟后子.
商汤立国后,汲取夏代灭亡的深刻教训,废除了夏桀时残酷压迫人民的暴政,采用了“宽以治民”的政策,使商王国内部的矛盾比较缓和,政治局面趋于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起来。
他对四周的许多国家进行了征伐,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成为强盛的国家。
据文献记载,商代曾五次迁都。
考古学家已在这四个遗址中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墓葬及作坊等重要的遗存,如二里头遗址中部发现的一号宫殿,面积达一万平方米。
商朝后期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四方诸侯也起来反叛。
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不思改变,不听忠谏,一味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
同时,他穷兵黩武,调集大军征伐东夷,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也使国内兵力空虚。
周武王的大军打到商郊牧野,商王的军队毫无斗志,“前徒倒戈”,为武王的军队开道。
帝辛看到大势已去,逃到鹿台,拿出珠玉宝货自焚而死。
商王朝就此灭亡。
甲骨文
商朝帝王谱
商汤 在位30年
商汤,姓子名汤。
商的祖先契助大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地,商汤时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
他任用仲虺和伊尹为相,逐渐强大起来,又有夏桀残暴无道,民怨沸腾,遂起兵征讨夏,大败夏军,建立商朝。
建国后又修《汤刑》,《明居》等法,比较关心民命。
商汤即位17年践天子位,为天子13年崩。
外丙 在位3年
外丙,商汤的儿子,在位3年卒。
仲壬 在位4年
仲壬,商汤子,外丙的弟弟,商王世袭是先弟后子,仲壬在位4年卒。
太甲 在位33年 太甲,商汤长孙,太丁的儿子。
即位初,因“颠覆汤之典刑”,被伊尹放逐于桐宫,三年后改过复立,成为有成之君。
这就是“桐宫悔过”的故事。
沃丁
在位29年
沃丁,太甲的儿子。
沃丁在位29年。
太庚
在位25年
太庚,太甲子,沃丁弟。
小甲 在位36年
小甲,太庚子。
雍己
在位12年
雍己,小甲弟。
商朝开始衰弱。
太戊 在位75年
太戊,雍己弟。
太戊勤政修德,治国抚民,颇有振作。
仲丁 在位11年
仲丁,太戊子,即位后迁都于嚣。
外壬 在位15年
外壬,仲丁弟,太戊子。
河亶甲 在位9年
河亶甲,太戊子,外壬弟,迁都于相。
祖乙 在位19年
祖乙,河亶甲子,即位后迁都于庇,商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商朝又兴盛起来。
祖辛 在位16年
祖辛,祖乙子,在位16年。
沃甲 在位20年
沃甲,祖乙子,祖辛弟。
祖丁 在位32年
祖丁,祖辛子。
南庚 在位29年
南庚,沃甲子,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
阳甲 在位7年
阳甲,祖丁子。
“帝阳甲时,殷衰”。
盘庚 在位28年
盘庚,祖丁子,阳甲弟。
盘庚迁都于殷,商朝自此称殷商。
迁都后,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殷都成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
小辛 在位21年
小辛,祖丁子,盘庚弟。
商复衰。
小乙 在位21年
小乙,祖丁子,小辛弟。
武丁 在位59年
武丁,小乙子。
武丁是盘庚以后最好的国王,政治改善,商朝复兴,他年幼时,曾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的艰难。
他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
他四出征伐,对鬼方、土方、羌方、人方、虎方等方国进行征讨,战争的规模不小,往往动用数千兵力,最大的一次发兵一万三千人。
在这些征战中,商王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
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
祖庚 在位7年
祖庚,武丁子。
祖甲 在位33年
祖甲,武丁子,祖庚弟。
廪辛 在位6年
廪辛,祖甲子。
庚丁 在位6年
庚丁,祖甲子,廪辛弟。
武乙 在位4年
武乙,庚丁的儿子。
他在位4年被雷电击死。
太丁 在位3年
太丁,武乙子。
他在位时,周侯季历(姬昌的父亲)声威较镇,太丁忌惮,杀之。
帝乙 在位37年
帝乙,太丁子。
帝乙时,商朝更加衰弱。
以和亲的方式与姬昌媾和。
商纣 在位33年
商纣,姓子名辛,一名受,古音受,纣相同,帝乙子。
商纣为人聪颖,膂力过人。
曾大举攻伐东夷,取得胜利,为中原文化的传播有一定的贡献。
但商纣为人残暴,且好色无比。
宠幸妲己,酷刑于民,大修宫舍,民不聊生。
而此时西方周逐渐强大,终于灭商。
纣王自焚而死。
商亡。
商纣与夏桀也成为了暴君的代名词——“桀纣之君”。
西周
西周朝(公元前1097年-公元前771年),始于文王,终于幽王,共13帝。
周朝的始祖名弃,帝喾的后裔,弃曾做过尧,舜的农师。
周朝姬姓。
周族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在陕甘一带活动。
至公元前11世纪初,周族的力量日益强大。
它不断向东进逼的势态,加剧了与商朝的矛盾。
此时,商王朝政治腐败。
文王认为伐商条件已成熟,临终前嘱太子发(武王)积极准备伐商。
武王即位以后,出兵车300乘、士卒4.5万人、虎贲(冲锋兵)3000人,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
许多小国也率兵会合。
周武王在牧野誓师,历数商纣之罪。
商纣王发兵17万与周军对阵,但军士们前徒倒戈,引导周军攻纣。
商纣王仓惶逃遁,在鹿台自焚而死,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周王朝时代。
武王克商以后,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
武王把商纣之子武庚(禄父)封于商都,借以控制商人;封其弟管叔、蔡叔、霍叔为侯,监督武庚;又将周公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召公封于燕。
周武王死后,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
管叔、蔡叔对周公不满,说周公意在谋取王位。
不久,武庚与管、蔡串通一起,发动叛乱。
周公调大军东征,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平定了武庚与管、蔡之乱。
东征取得全面胜利,使周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
西周时期的社会经济比商代又有发展。
大量使用奴隶生产,为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剩余劳动产品,促使各种手工行业得到发展。
青铜业生产进一步扩大。
文字的使用也更广泛。
农业、畜牧、纺织、冶金、建筑、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也有不少新进展。
这些成就促使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有变化。
西周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冶铁技术。
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确切纪年的开始。
周宣王继位后,为解除戎狄的威胁,发动了对戎狄的防御战争,取得了胜利。
在对荆楚、淮夷的战事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因而号称“中兴”。
但是社会中各种矛盾依然存在,整个社会仍处于动荡之中。
宣王之子幽王,宠爱褒姒。
申侯勾结犬戎攻打周王,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犬戎乘机掠走大量财宝。
西周就此灭亡。
宜臼靠诸侯的帮助,登上王位,是为平王。
他迁居洛邑,从此,历史进入东周时期。
西周帝王谱
历史长河
帝王
帝王介绍
期间历史事件
元前1097年登基
元前1046年去位
文王(姬昌)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1046年(在位51年)
文王姓姬名昌,父名季。
在位51年,姬昌即位后曾一度被商王所泅,后被释放。
他礼贤下士,有姜子牙等名辰辅佐,为以后灭商打下基础。
据传文王死时97岁。
暂无.
元前1046年登基
元前1043年去位
武王(姬发)8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1043年(在位3年)
武王姬发,父姬昌。
即位后大举伐商,并于牧野,大败商军,纣王自焚,商亡。
根据最新的断代工程确定,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046年.武王建都于镐京。
史称西周。
之后在商王畿设三监治理,并继续派兵征讨商朝各地残余势力。
同时,分封了一批同姓宗室或异姓功臣.克商二年后,武王病重死。
武王死时54岁。
暂无.
元前1042年登基
元前1021年去位
成王(姬诵)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1021年(在位21年)
成王姬诵,武王子,即位时12岁。
由周公旦摄政。
之中,平定武更(纣王子)叛乱,并大封诸侯。
成王造东都洛邑。
成王死时42岁。
暂无.
元前1020年登基
元前996年去位
康王(姬钊)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996年(在位24年)
康王姬钊,成王子。
康王是一位有作为的周王,康王即位之初,在召公、毕公辅佐之下,继续推行成王的政策,进一步加强了统治,同时,先后平定东夷大反,北征略地,并且西伐鬼方。
斩获众多,仅俘人即数以万计,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史称“成康盛世”。
康王时,周朝较强盛。
暂无.
元前995年登基
元前997年去位
昭王(姬瑕)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997年(在位-2年)
昭王姬瑕,康王子。
“昭王之时,王道微缺”,周国力开始下降,昭王南巡死于楚。
暂无.
元前976年登基
元前922年去位
穆王(姬满)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922年(在位54年)
穆王姬满,昭王子。
穆王时作《吕刑》,是流传下来的我国最早的法典。
穆王是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周王。
暂无.
元前922年登基
元前900年去位
共王(姬伊扈)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900年(在位22年)
共王姬伊扈,穆王子。
暂无.
元前899年登基
元前892年去位
懿王(姬囏)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892年(在位7年)
懿王姬囏,共王子。
懿王时,周室衰弱,外族入侵已无力抵抗。
暂无.
元前891年登基
元前886年去位
孝王(姬辟方)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886年(在位5年)
孝王姬辟方,穆王的儿子,共王的弟弟。
暂无.
元前885年登基
元前878年去位
夷王(姬燮)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878年(在位7年)
夷王姬燮,周懿王的儿子。
夷王时,周天子与诸侯的矛盾尖锐化,夷王曾烹杀齐哀公。
暂无.
元前877年登基
元前841年去位
厉王(姬胡)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827年(在位36年)
厉王姬胡,夷王的儿子。
厉王是一位暴君,对外战争屡败,国势日危。
厉王横徵暴敛,虐待百姓,还不让国人谈论国家政事。
公元前841年,终于发生国人暴动。
他竟被国人放逐。
厉王奔彘,
元前841年登基
元前828年去位
周,召(共和)
出生:不详--死亡:不详(在位13年)
周,召共和是指周定公与召穆公共同执政。
此二人均为宗周的大贵族。
厉王奔彘,
元前827年登基
元前782年去位
宣王(姬静)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782年(在位45年)
宣王姬静,厉王的儿子。
即位后针对周王室的内忧外患,进行改革。
他内修政事,外广征伐,取得成功,史称“宣王中兴”。
宣王中兴,
元前781年登基
元前771年去位
幽王(姬宫生)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771年(在位10年)
幽王姬宫生,宣王的儿子。
贪淫无道,为博宠姬褒姒一笑,竟“烽火戏诸侯”,从而亡国被杀。
这就是“一笑倾国”的由来。
烽火戏诸侯,
东周
公元前771年,犬戎杀幽王,灭西周。
翌年(即BC770年),幽王太子宣臼由镐京迁都于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迁后之周王朝为东周。
周赧王59年(BC256年),东周为秦所灭,共传二十五王,历时五百一十五年.
在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平王。
鉴于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郑、秦、晋等诸侯的卫护下,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王朝。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一百四十多国。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齐、晋、楚、秦、鲁、宋、郑、卫、陈、蔡、吴及越等国.
春秋时期,牛耕已多有使用。
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战国铁犁铧冠的出土,说明犁耕在中原已经得到推广。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东周时期,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 *** 逐渐兴起。
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
东周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
着名的鲁班,即鲁国人公输般,是土木工匠中的杰出代表,后人尊称为祖师。
考古发掘所见东周的建筑遗迹,多为宫殿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以瓦当最为常见,还有青铜斗拱、青铜饰件和青铜屋模型等。
由此可以想见东周宫殿建筑的宏伟壮观。
东周时期,大国争霸,战乱频繁。
各诸侯国为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在商、西周交通干线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将道路扩展到更为遥远险绝的地方,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的发展。
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
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
这时,天子直辖的“王畿”,在戎狄不断袭扰和诸侯不断蚕食下,大大缩小了,最后,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盘;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
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
但天子以“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
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
东周帝王谱
历史长河
帝王
帝王介绍
期间历史事件
元前770年登基
元前720年去位
平王(宜臼)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720年(在位50年)
东迁于洛邑,辟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而周室弱,齐、楚、秦、晋开始强大 暂无.
元前719年登基
元前697年去位
桓王(林)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697年(在位22年)
平王孙,桓王三年,郑庄公朝,桓王不礼。
十三年,伐郑,郑射伤桓王,就是史书说的“箭射王肩”。
暂无.
元前696年登基
元前681年去位
庄王(佗)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681年(在位15年)
庄王四年,周公黑肩要杀庄王而要立王子克为王。
辛伯告发,庄王杀死周公。
王子克逃往燕国。
一鼓作气(长勺之战),
元前682年登基
元前677年去位
厘王(胡齐)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677年(在位5年)
庄王子.厘王三年时,齐桓公开始称霸. 齐桓公称霸,
元前677年登基
元前652年去位
惠王(阆)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652年(在位25年)
厘王子.即位初,庄王还有一子叫颓,而且很受宠。
及惠王即位,颓联络众大夫边伯等五人作乱,计划召燕国、卫国的军队讨伐惠王。
惠王逃至郑国。
颓称王。
郑国、虢国国君大怒。
四年,郑国和虢国发兵讨伐,杀死颓,又立惠王。
惠王十年的时候,赐齐桓公为伯。
暂无.
元前651年登基
元前619年去位
襄王(郑)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619年(在位32年)
惠王子.惠王王后生子叔带,很受惠王宠爱,襄王也很畏惧他的势力。
三年,叔带勾结戎、翟讨伐襄王,襄王要杀叔带,叔带逃往齐国。
齐桓公派管仲平灭威胁周朝的外戎,派隰朋平灭威胁晋国的外戎。
襄王以上卿之礼款待管仲。
管仲拒绝.于是管仲接受下卿之礼的款待,回国。
九年,齐桓公卒。
二十四年,晋文公卒。
三十一年,秦穆公卒。
介子推与清明节,城濮大战,崤之战,
元前619年登基
元前613年去位
顷王(壬臣)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613年(在位6年)
襄王子. 暂无.
元前612年登基
元前606年去位
匡王(班)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606年(在位6年)
顷王子. 暂无.
元前606年登基
元前585年去位
定王(瑜)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585年(在位21年)
匡王弟.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的敌人,第二年经过洛邑,让人问周朝索要九鼎。
定王让王孙满出使拒绝,楚兵退去。
十年,楚庄王围困郑国,郑伯投降,被放。
十六年,楚庄王死。
一鸣惊人,
元前585年登基
元前571年去位
简王(夷)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571年(在位14年)
定王子.简王十三年,晋国国君厉公被杀,晋国人迎回在周朝的公子子周,立为悼公。
鄢陵之战,
元前571年登基
元前544年去位
灵王(泄心)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544年(在位27年)
简王子.灵王二十四年,齐国崔杼杀死齐国君庄公。
暂无.
元前544年登基
元前521年去位
景王(贵)
出生:不详--死亡:不详(在位23年)
灵王子. 专诸刺僚,
元前520年登基
元前520年去位
悼王(猛)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520年(在位0年)
景王子.景王喜爱儿子朝,但景王死后.国人立长子猛为王.但被子朝杀死. 暂无.
元前519年登基
元前476年去位
敬王(丐)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476年(在位43年)
景王子.子朝杀猛后自立,但是晋国拥立丐为敬王.但是子朝在周自立.四年后,晋国率诸侯拥敬王回朝.三十九年,齐田常杀其君简公这就是有名的"田姓代齐",也就是从这起,齐国的国君不是姜子牙的后裔了,而是田姓,四十一年,楚灭陈。
孔子卒。
柏举之战(孙子灭楚),卧薪尝胆,田氏代齐,孔子去世,
元前476年登基
元前468年去位
元王(仁)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468年(在位8年)
敬王子. 暂无.
元前468年登基
元前441年去位
定王(介)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441年(在位27年)
元王子.定王十六年,三晋灭智伯,分有其地。
这就是有名的"三家分晋".这是春秋和战国划分的标志.. 三家分晋,
元前441年登基
元前441年去位
哀王(去疾)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441年(在位0年)
定王长子.哀王即位三月,弟叔袭杀哀王而自立,就是思王。
思王即位五月,少弟嵬攻杀思王而自立,就是考王。
此三王皆定王之子。
这里就将哀王,思王列在一起 暂无.
元前440年登基
元前425年去位
考王(嵬)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425年(在位15年)
定王之子.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接替周公的官职。
桓公死后,儿子威公代立。
威公死后,儿子惠公代立,封他的小儿子在巩这个地方,号东周惠公。
暂无.
元前425年登基
元前401年去位
威烈王(午)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401年(在位24年)
考王子.威烈王二十三年,正式给与韩、魏、赵诸侯的身份. 吴起变法,
元前401年登基
元前375年去位
安王(骄)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375年(在位26年)
威烈王子.即位这一年,楚国盗杀楚声王 暂无.
元前375年登基
元前367年去位
烈王(喜)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367年(在位8年)
安王子. 暂无.
元前367年登基
元前321年去位
显王(扁)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321年(在位46年)
烈王弟.显王五年,秦献公称伯。
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
其后诸侯皆为王 商鞅变法,孙膑庞涓斗智,
元前320年登基
元前314年去位
慎靓王(定)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314年(在位6年)
显王子. 秦灭巴蜀,
元前314年登基
元前256年去位
赧王(延)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256年(在位58年)
慎靓王子.王赧时东西周分治。
王赧徙都西周. 孟子,伊阙之战,田单火牛阵破燕,屈原之死,长平之战,窃符救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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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隋唐时期经济社会怎样发展的
由于国家的统一、制度的文明创新,隋唐时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空前的。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封建社会所能达到的高度。唐中叶后,这种发展与进步遭到破坏,经济文化的重心由北向南转移,但在某些方面仍然保持甚至创造着新的发展势头。从总体上看,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发展高峰时期。
古代风景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贸易的进步与发展,直接推动着这一时期经济的繁荣,奠定着隋唐封建盛世的基础。
农业是封建社会最基础、最基本的产业。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中,农业的兴衰直接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兴衰。隋朝和唐朝前期,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公平赋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工程,灌溉面积扩大,抗旱能力增强:生产工具不断改进,生产技术也不断提高和推广,使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迅速得以恢复和发展。隋文帝时“强宗富室,家道有余”,封建国家的中外仓库,无不盈积,西京太仓,东都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等,所储米粟多的达千万石,少的也有数百万石;长安、洛阳和太原的府库所储的布帛,也各有几千万匹。这些,再加上其他地方的储积,可供隋朝统治者支用五六十年。唐朝到玄宗时,百姓家中的储粮,大都可以食用数年,政府仓储的粮食,到天宝八年(749年)约为1亿石。当时的粮价降到历史上的最低价,且保持较长时间的稳定。但“安史之乱”后,均田制、租庸调制逐渐废弛,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人口凋敝,农业生产下滑。南方的农业生产,则因长期的人力、技术积累和开发,保持向上发展的势头,并支撑着中后期已经逐渐腐朽的唐王朝勉强运转。
随着农业的恢复发展与繁荣,手工业也得以发展。隋朝的私营和官营手工业中,都有达到很高水平的种类。丝织业中,蜀郡(今四川)的绫锦雕镂之妙,世人称叹,豫章(今江西南昌)出产的鸡鸣布,颇受消费者欢迎;制瓷业中,当时已有白瓷出现,并且能够制造玻璃,且工艺相当熟练;造船业空前发达。能够制造4层,高45尺,长200尺的“龙舟”。唐代手工业的规模和水平,都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纺织业是唐代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唐前期,丝织、麻织、棉织的种类和产量十分可观,成为国家租庸调中庸调的主要对象。唐后期,南方的丝织业仍有很大发展,丝织品的质量和水平,甚至超过前期制作水平。采矿业,尤其是铁、铜、锡等矿业,在整个唐代保持兴盛的状态,唐后期的银矿冶炼达到很大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平。瓷器的制作中,越州的玉类冰,邢州的银类雪,釉下彩的技法开始使用,三彩陶俑为后世称道,由于技术的改进和产量的提高,瓷器开始在民间普遍使用。造纸术更为发达,益州(今四川成都)的麻纸,薄州(今山西永济)的薄白纸,扬州的六合笺,都享有盛誉:墨、砚、笔的制作,也出现了不少名品。
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贸易也空前活跃起来。隋开皇元年(581年),隋朝统一货币,更铸五铢钱,解决了周、齐以来货币轻重不等的问题,便利了商品的流通。大运河开凿后,商旅往返不绝,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长安和洛阳,是当时最大的商业城市,成为国内外商旅云集之所;丹阳(今南京)、蜀郡(今成都)、江都(今扬州)、京口(今镇江)等城市,商业也很繁荣。唐朝前期,一些地方性的政治军事中心和水陆交通要塞,逐渐成为较大的商业城市。唐后期的商业较前期更为发达,长安和洛阳虽经战乱破坏,但很快就恢复了繁荣。扬州、益州、洪州、苏州、杭州、泉州、明州等城市,商业贸易活动日益兴盛。扬州、汴州(今开封)、长安还出现了“夜市”。在水陆要道或津渡之所,兴起了许多定期集市,俗称“草市”。在交易频繁的情况下,大城市中出现了柜坊,商人将钱存放在柜坊中,柜坊根据商人所出凭证代为支付,征取一定的保管费用。后来由于钱币铸造不敷使用,商人把货款交给本道的进奏院及诸军使或富家,取得文券,回到本地,执券领取,叫做“飞钱”或“便换”,类似今天的“支票”。
与经济繁荣互为表里,隋唐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成就斐然,其中城市的建设和运河的开通,尤为突出。
作为隋唐王朝都城的长安,这一时期在前代营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隋开皇二年(582年),动工兴建大兴城(即长安城),一直到唐永徽五年(654年)外郭城完工为止,前后经历了50多年。唐代长安城周围70里,全城总面积84平方公里,等于今天西安旧城(明代建筑)的10倍,大于现在的北京旧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全城布局严整美观,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为宫殿区,皇城为中央衙署区,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皇城与宫城,是百姓与官员的住宅区,也是工商业区。在外郭城中,列置着108坊,由11条南北大街和14条东西大街分割而成。外郭城内还有100多座寺院,其中的慈恩寺最为有名,唐高宗时安置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经卷而建造的大雁塔,就在慈恩寺内,至今保存完好,是举世闻名的古迹。
隋炀帝认为,洛阳“水陆通,贡赋等”,即水陆交通方便,各地到洛阳的距离相等,以此为中心,最便于控制全国。仁寿四年(604年)下令营建洛阳,以为京都。第二年,宰相杨素和着名建筑家宇文恺设计营建洛阳,每月征发男丁200万人修建,用10个月完工。新的洛阳城修好以后,隋炀帝把原洛阳城的居民和各地的富商大贾,都迁到那里居住,使之成为当时国内着名的商业城市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据点。虽然当时京城仍为长安,但隋炀帝却常住洛阳,洛阳遂成为政治、军事、漕运的中心,直到唐朝,洛阳仍保持着东都的地位。
在营建东都洛阳的同时,隋炀帝为了便利漕粮和军事运输,利用天然河流和旧有渠道,开凿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全部完工后的大运河(包括隋文帝开皇四年命宇文恺开的由大兴城到潼关的300余里的广通渠)全长5000多里,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运河工程之一。大运河开通后,成为全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适应了当时和以后南北经济交流的需要,加强了南北的联系,促进了沿河流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和统一,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文化科技等社会事业的发达,与这一时期的经济繁荣有着必然的联系,并与经济的繁荣一起,构成隋唐时期经济社会的整体文明与进步。
古代风景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领域,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在天文历算方面,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第一次用解三次方程式的方法解决一些复杂的工程计算问题,高宗时李淳风等人审定并注解了10部算经,成为唐王朝规定的算学教本。唐玄宗时,僧一行完成的《大衍历》,比较正确地掌握了地球在绕太阳运行时速度变化的规律,他还与梁令瓒合作,创制了能够直接测量黄道坐标的黄道游仪,制成了以漏水转动的浑天铜仪,是后世天文钟的前身。在医学方面,隋朝巢元方等人的《诸病源候论》,隋和唐初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唐玄宗时王焘的《外台秘要》,唐高宗时苏敬等人修定的《唐本草》,把这一时期的医药学推向一个高峰。在建筑技术方面,隋代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安济桥,隋代建筑家宇文恺、高龙义和唐代建筑家阎立德等设计的长安城,堪称世界之最。隋末唐初发明的雕版印刷术,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术。
文学艺术领域,更是高峰迭起。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诗歌创作,把这一文学形式发挥到了极致。以韩愈、柳宗元为核心人物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和古文创作,一扫六朝以来柔靡浮艳和形式僵化的骈体文风,对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一时期出现的小说,以及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佛教流传而出现的俗讲和变文,也为文学领域增添了新的奇葩,并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途径。在艺术领域,以石窟寺造像,陵寝前的石雕。墓葬中的俑器为主要种类的雕塑艺术,如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太原天龙山、四川大足北山等的石窟雕刻,唐太宗昭陵六骏的浮雕,以及唐代的彩陶俑,最能代表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水平。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的人物故事画,吴道子的佛道画,张萱和周昉的仕女画,展子虔、李思训、李昭道的山水画。以及边莺的花鸟画,韩混、戴嵩、曹霸、韩干的牛马画,把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不断推向高峰。欧阳洵、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孙过庭、张旭、怀素等人各具特色的书法艺术,至今为世人称道。在汉族传统乐舞的基础上,借鉴边疆民族和邻近国家乐舞精华而形成的隋唐宫廷乐舞,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美绝伦,并广泛地传播到民间和周边地区,至今仍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哲学、宗教等思想学术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成就。宗教方面,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从南北朝到隋唐之际,开始出现宗派,隋唐时期的主要宗派有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各派教义互有异同,繁简不一。消长也不定。在隋唐统治者的提倡下,佛教广为流传,寺院遍布,僧尼众多,虽然唐武宗曾下令灭佛,但不久又兴盛起来,成为国中主要的宗教形式。道教在唐代也很盛行,许多着名的道士为皇帝所宠信,但由于道教多讲炼丹服食之术,主要在上层社会流行,其影响不及佛教广。西方的袄教(又称大袄教或拜火教)、景教(基督教的别支)、摩尼教(又称明教)、伊斯兰教等,随着这一时期中西方交通的发展,也相继传入中国。哲学方面,唐初的傅奕和吕才,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抨击宗教迷信;后来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从不同角度,批驳传统的孔孟唯心主义的道统和人性论,力图正确阐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宣传无神论和人定胜天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学术方面,这一时期的史学和地理学成就最大,隋文帝时曾下令禁止私人撰辑国史,臧否人物。唐太宗则置史馆,修撰前代和本朝的历史,并令宰相监修,使官修正史和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唐代刘知几撰写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着作;唐玄宗时编纂的《唐六典》,唐德宗时杜佑编撰的《通典》,都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各项典章制度,并开创了新的史学编纂形式和体例。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舆地总志,史料价值很高;唐懿宗时,樊绰搜集有关云南地区的史料写成的《蛮书》,是研究今天云南地区各兄弟民族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唐德宗时,宰相贾耽制作的《海内华夷图》,长三丈三尺,宽三丈,图上每一寸表示实际的100里。这个图虽已失传,但伪齐阜昌七年(1137年)时把它缩成《华夷图》和《禹迹图》,刻于石上,现存西安碑林,《华夷图》中所绘我国山川及平面地形的轮廓,大致和今天的地图相似,这是留传下来的我国最古的地图。
‘柒’ 和唐代经济发展情况比较一下,宋代社会经济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
一、农业
(1)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2)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例如新式水车龙骨翻车和筒车。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
二、手工业
(1)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2)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3)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县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第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
(4)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
三、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四、海外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庆元府(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今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今江阴)、嘉兴府(秀州)澉浦镇(今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今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4]其中以广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现在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5]。
‘捌’ 战国时期经济发展的情况
战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封建制生产关系的逐渐生长
“战国”一词,在当时就已有了,但还没有作为特定的专用名词。例如,《成国策·秦策四》载顿弱说:“山东战国有六”。《楚策二》载昭常对楚襄王说:“今去东地五百里,是去战国之半也。”《赵策三》载赵奢说:“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燕策一》载苏代又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到了汉代初年,“战国”这个词义还没有变化。《史记·平准书》:“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便是其证。历史上把秦统一前的“七雄”称为“战国时代”,应该是从西汉末年刘向编定《战国策》一书后开始的。
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大变革的时期。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系的崩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到战国中期山东半岛的邹国仍有前社会的残霞余辉。公元前七六世纪之交,旧社会开始加速溃散解体,新的社会也在这时发出曙光,到了秦的统一,中国才大体上告一段落。
这个转变就各诸侯国来说,虽然变革的时间有先有后,变革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其变革,都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看直接关系。
铁器的广泛使用和农业的发展战国时代,由于冶铁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铁矿的开发,铁制工具已经在当时的各种生产领域中普遍使用。据《管子》所记,当时必须有铁制工具,“然后成为农”,“然后成为车”,“然后成为女”(《轻重乙篇》),“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海王》)。战国中期,孟子曾以社会分工为必然而反对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许行,并问其弟予陈相说:“许予以釜甑爨,以铁耕乎?”(《膝文公上》)可知当时中原地区“铁耕”已经非常普遍,许行不用“铁耕”已成了出乎常情的事。从有关文献记载和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工具来看,铁制农具有耒、耜、犁、铫、耨、■、锄等;铁制手工业工具有刀、斧、凿、锯、锥、锤等;铁制兵器有仗、矛、剑、甲胄等;在人们的装饰品中,如带钩也有用铁制造的。铁器的普遍使用,有助于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力型宏的发展,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芦仔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②铁制农具的推广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便于深耕、发土、平田、除草和收割,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耕作技术的进步战国时代,耕牛的使用虽然还不很普遍,但也已开始推广。在牛拉铁犁的发明与使用以前,翻地要靠人力,即所谓“耦耕”。使用牛耕比耦耕提高效率很多,不过当时所用的犁铧比后世的要笨钝窄小得多。从山西浑源出土的牛尊③来看,春秋后期晋国的牛都已穿有鼻环,说明牛已被牵引从事生产劳动。战国时称牛鼻环为“三棬”,《吕氏春秋·重已》云:“使五尺竖子引其棬。而牛姿所以之,顺也。”春秋晚期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失败后,逃到齐国,其子孙变为农民“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国语·晋福》),即把养在宗庙祭祀用的牺牲放到田亩里耕作,说明当时的牛耕情状。战国陪租汪时代,牛耕的进一步普遍和技术的进步,从河南辉县固围村和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铁犁铧皆为V形,前端尖锐,后端宽阔,锐端有直棱,能加强刺土力,便可证明。
耕作技术的进步,主要出现了“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易是快速的意思,“易耨”或称为“疾耨”。《管子·度地》说:“大暑至,万物荣华,利以疾耨”。“疾耨”也或称为“熟耘”。《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表明深耕已经普遍推行。《吕氏春秋·任地》说:“上田弃亩,下用弃甽。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这里所说的“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就是说深耕一定要达到表土下层水墒部分,才能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他们已认识到通过深耕可以收到消灭杂草和虫害的效果。《吕氏春秋·辩土》又说:“故亩欲广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阴,然后咸生。”这里所说的“下得阴”是指农作物从地下吸收水分和肥分;所谓“上得阳”,是指农作物从天上得到阳光。深耕不仅能提高田亩产量,而且还可减轻虫旱之害,所以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
水利灌溉的发达铁制工具的使用,使战国时期的各国都能兴修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为了和黄河的泛滥作斗争,黄河下游的各国都修筑有比较长的堤防。当时齐和赵、魏是以黄河为界的,赵、魏两国的地势较高,黄河泛滥时齐国受害较重,因而齐国首先沿黄河修筑了一条离河二十五里的长堤防。自从齐国修了长堤,“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于是赵、魏也沿黄河修了一条离黄河二十五里的长堤。当时一些大国修筑堤防主要是为了本国利益,即所谓“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为利”。这种工程虽然给齐、赵、魏带来了一些好处,例如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均见《汉书·沟洫志》引贾让奏言上),然而,由于当时各国分裂,不能统一治理,也就自然发生了“以邻国为壑”(《孟子·告子下》)的弊害。在与水害作斗争的过程中,当时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或者说:“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吕氏春秋·慎小》);或者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韩非子·喻老》)。魏国有个白圭(名丹)自己还夸言“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告子下》)。
为了灌溉而开凿的运河,在战国时代也增多了。魏国在魏文侯时,邺(今河北磁县东南)县令西门豹曾兴“引漳水溉邺”(《史记·河渠书》)的水利工程,开了十二条渠,利用灌溉冲洗,使得含有过多盐碱成分的“恶田”变成了能种稻粱的良田,所以“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泻卤兮生稻粱”(《汉书·沟洫志》)。魏国有个湖泊叫“圃田”(今河南中牟西),公元前360年,魏国在黄河、圃田间开凿一条运河,使黄河水流入圃田,又从大梁北郊开凿运河引圃田水来灌溉(《水经·渠水注》引《竹书纪年》),就是鸿沟最早的一段。鸿沟把济、汝、淮、泗和长江之间沟通了起来。最着名的水利工程是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父子总结成都平原人民与岷江水害斗争的经验而筑成的都江堰。岷江沿途高山深谷,水流湍急,每年夏秋,水量骤增,灌县以下常泛滥成灾。相传在李冰主持下,在今灌县西边的岷江中凿开了与虎头山相连的离堆,在离堆上游修筑了分水堤和湃水坝,将岷江分为内江(即郫江)和外江(即检江),分散了岷江的水流,既免除了泛滥的水灾,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华阳国志》卷三)的天府之国。
其次的大水利工程是秦国的郑国渠。在秦始皇并兼六国前,韩国为了使秦国疲于水利工程的修筑,无力东侵,派水工郑国进说秦国,开凿泾水,从仲山(今陕西径阳西北)开凿一条运河,引泾水向西到瓠口(即焦获泽),再从瓠口开凿运河经今三原、富平、蒲域等县进入洛水(即北洛水)。在修筑过程中,秦王发现了韩国的阴谋要杀掉郑国,但听了郑国说到此渠修成,对秦国有万代益处后,就让他继续完成这一工程,称为郑国渠。郑国渠全长三百多里,灌溉面积可达四万多顷,约合今天的一百二十多万亩,使关中地区成为“无荒年”的“沃野”之地,亩产粟可达一钟(六斛四斗),为秦之统一六国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
春秋以前,一般采用“抱瓮而出灌”(《庄子·天地》)即抱着汲水瓶灌溉的原始方法。到了春秋后期,在一些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侯国内,才开始出现了“桔槔”灌溉的方法。桔槔也称为“桥”,它是用两根直木组成,一根竖立河边或井边,一根用绳挂在竖立的直木的顶端。横木上一端系重物,一端系长绳挂上水桶。它是利用杠杆原理来汲水的,汲水时,把长绳一拉,让水桶浸入井水中汲水,把绳子一放,由于一端系有重物,水桶就上升。这就是《庄子·天运》中所说的“引之则俯,舍之则仰”。据说,这种“桔槔”是“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速)如泆汤”(《庄子·天地》),一天可灌田百畦,节省了不少劳动力。
施肥等技术的进步和农业产量的提高施肥是改良土壤、保持地力和提高产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孟子在论定当时“贡法”的弊害时曾说:“农民在荒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滕文公上》),说明那时已经普遍施肥。《荀子·富国》说:“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这是说,战国时期从政府到农民都很注意积肥、造肥和施肥,并且认为施肥是农民应该作的。这时的农民,从生产实践中已经认识到了野草、树叶在上中腐烂便可作为肥料,所以《荀子·致士》说:“树落则粪本”。《礼记·月令》又说:季夏之月“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剃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
在播种方法上,我国古代农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也逐渐摸索出了一些经验。保证农作物通风、吸收阳光、促进农作物茁壮生长的先进耕作方法,到了战国时代,已为当时农民普遍重视。《吕氏春秋·辩土》说:“茎生于地者,五分之以地,茎生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衡(横)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这就是说,农作物的行距适当,互相就不会受影响,这样就长得快,长得好;行距相当,便于通风,使农作物舒展生长,得到良好的收成。
对于除草,也为当时农民所注意。关于除草,春秋以前记载不详,《国语,齐语》中有:“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的记载。这是说,此时的农民早晚都在田间用农具除草保苗。
当时农民也认识到病虫害的严重性。《商君书·农战》说:“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螟是吃苗心的害虫,螣是吃叶子的害虫,蚼蠋是一种象蚕的害虫。《吕氏春秋·不屈》说:“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说明当时在注意消灭虫害,扑杀害虫方面已经大大向前进了一步。
随着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牛耕的推行,灌溉事业的发展,肥料的使用,农业生产量也有了提高。据魏文侯相李悝的估计,战国初年魏国农民的一般产量,一亩地普通可以产粟一石半,上熟可以四倍,中熟可以三倍,下熟可以一倍;小饥可收一石,中饥可收七斗,大饥只能收三斗。战国时一亩约为今天的三分之一亩,当时的一石约当今之五分之一石,即二斗。李悝曾主张“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上》),认为勤谨耕作的每亩可多生产三斗,不勤奋的每亩要减产三斗,其间就有六斗之差。由于农业产量的提高,当时一百亩的收获“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万章下》)。
《礼记·月令》记载盂春之月“食麦”,孟秋之月“登谷”。孟子既说■麦(大麦)到“日至”(夏至)时成熟(《告子上》);又说七八月(夏正五六月)间干旱,苗(粟苗)就会枯槁(《梁惠王上》),这样大麦收割后,粟苗又生长着,可知当时齐国已经推行着两熟制。《吕氏春秋·任地》还说:“今兹(年)美禾,来兹美麦”,这是说,今年丰收了禾,接着种麦,来年又收了麦。《荀子·富国》更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古量器名),一岁而再获之。”可见,战国时期已经推行了一年两熟制,这就必然大大提高单位面积的年产量。当然土壤较差或边远地区,也还保留着落后的轮作制,所以,《吕氏春秋·乐成》云:“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
农业经济的总结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发展到一个新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当时已出现了对于农业生产经验总结的着作。
据《汉书·艺文志》所录,战国诸子中的农家,有专门讲究农家之学的专门着作《神农》二十篇和《野老》十七篇。据颜师古注,《神农》是战国时诸子“道耕农事,托之神农”;《野老》是“六国时,在齐、楚间”人的着作。这两部书,可能在班固之时还能看到,后来亡佚。现在所能见到的农家着作,只有《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上农》中提出了重农的理论,阐明了农业与政治的关系,此篇中的重农理论和战国时法家的重农政策是一致的。《任地》一开始就假借后稷名义,提出了十个问题,包括使用土地、整地作畦、灭草保墒、中耕除草等方面问题。《辩土》对《任地》中提出的问题作了具体的回答,主要讲使用土地,以人力改变土质问题。《审时》是重点讲各种作物与时间季节的关系,即“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减产)”。这四篇可能来源于一部假托后稷的农书。
《吕氏春秋》之外,在先秦典籍中还可以看到一些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专讲水、肥、土壤的一些零散着述,《尚书·禹贡》、《管子,地员》、《周礼·草人》等曾列举不同的土壤,说明战国时代人们已开始对土壤进行研究。《禹贡》中列举当时全国九大地区的土质、肥力和田赋的情况,分别划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比如冀州(主要包括今之河北和山西、内蒙、辽宁、河南的部分地区)“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中”(肥力是第五等),“厥赋为上上错”(田赋是第一等间或第二等)。冀州据《周礼·职方》说,其地宜种黍、稷。又如兖州(主要在今山东、河南、河北交界一带),土带黑色并且松散(“厥土黑愤”),肥力属于第六等(“厥田惟中下”),田赋是第九级(“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本来按土肥应多收赋税,可能因为这一带地处黄河下游,常有水患,地广人稀,可能要十三年后才能使土地复原,而和其他州一样收取田赋即所谓“十三载乃同”。
战国时代,不仅十分重视栽培技术,也已经重视选择优良品种。据《史记·货殖列传》载,白圭曾以“长斗石,取上种”和“欲长钱,取下谷”相提并论。“长斗石”是说增长粮食的产量,“取上种”是说必须选取上等品种。这说明,至少到了战国中期,人们已经认识到优良品种对提高粮食产量起着重要作用。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铁制工具用于手工业,大大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当时的主要手工业有冶金、木工、漆工、陶工、皮革、煮盐和纺织,等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密,又促进了战国的商业交换关系的发达,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说,当时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为了适应商业交换的需要,各国都铸造了大量的金属钱币。在整个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之间的不统一,所以各国货币的形制、重量、单位也各不相同。这时所铸造的货币,计有四种不同的形式。所有这些,将在本卷丙编《手工业、商业和货币》项中详细论述。
都市与交通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贾的往来贩卖,促使了都市的繁荣和交通的发达。
殷商和西周时期的城市,看不到整齐规划的城市布局,实质上不过是一个有围墙的农村而已。这种城市的建立都不是根据工商业发展的需要或依据人民自己的利益和意图,把一个人口荟萃的非城市地点改建为城市的。所有的城市,多是根据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在某些殖民点上建立起来,并且远在工商业还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建立起来的。春秋时期,列国并存,当时的诸侯、大夫的城筑都邑之风,屡见文献记载;各地现存的春秋城址,为数也颇不少。当时的城市反映出逐渐由政治、军事的功能转变为具有经济功能。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往往成了交换的中心城市,使商周城市的初级形态发生了变化,其经济功能有了显着的增强。据《盐铁论·通有》说,当时如“燕之涿(今河北涿县)、蓟(今北京市),赵之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魏之温(今河南温县西)、轵(今河南济源南),韩之荣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今河南禹县),三川之二周④,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其实还不止这些,例如宋的定陶,赵的离石,魏的安邑、大梁,齐的莒、薛,楚的郢、寿春等都是当时工商业发达、人口众多的都市。
《战国策·赵策三》载赵奢说,古时“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现在“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墨子·非攻中》),已经普遍出现。“万家之县”、“万家之邑”(《战国策·赵策一》、《韩非子·十过》)、“万户之都”(《赵策四》)也已到处存在。这种城邑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加,都和当时工商业的发达有一定关系。
在列国的国都中,以齐国的临淄规模最大。据当时人讲,那时城中共有七万户,若以每户五口计,也有三十五万人之多。当时街道上非常繁荣,行人拥挤塞路。《战国策·齐策一》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从地下发掘情况看,临淄故城,是由大小两座相互衔接的城组成:大城南北约四公里半,东西约四公里;小城在其西南角,周围约五公里,宫殿在小城西北部的夯土台基上。市区在大城的西部和小城的北部,符合《考工记》“面朝后市”的记述。在小城的南部有冶铁、炼铜、铸币、制骨等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①。据说,那时的大都市里有“县(悬)帜甚高”的“酤酒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卖骏马者”(《战国策·燕策二》),有卖兔的所谓“积兔满市”(《吕氏春秋·慎势》);还有卖卜者,齐国公孙闬曾“使人操十金而往卜于市”(《战国策·齐策一》),便是其证。在市区四周有“市门”,设有“市吏”(《韩非子·内储说上》)来管理。
《诗经·小雅·大东》中的“周道”、“周行”,在《诗经》中数见不鲜,它是君子、贵人车驾往来的大道。《国语·周语中》说:这种国道,“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而《左传》襄公九年,晋国的郓人还曾“斩行栗”,则以栗树为表道树。到了战国时期,与商业都市发展的同时,为联系各个城市的交通网道,也相应地发展起来。这时中原地区的陆路交通有了很大发展,在魏、赵、齐等国之间有着许多交错的大道,当时称为“午道”(《战国策·赵策二》)。从成皋沿黄河到函谷关,有一条交通大道,当时人通称“成皋之路”(《战国策·秦策三》)。在秦国,从汉中越过七盘岭进入蜀地,有一条通道叫做石牛道,也叫金牛道。在楚国,从南阳东出伏牛山隘口,有一条通向中原的大道,叫做“夏路”(《战国纵横家书二十四》)。
古时官吏旅行,可能有所谓候馆逆旅。如《周礼·地官·遗人》职所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但此设备,并非一般行人可以享受。所以,《左传》文公五年阳处父聘于卫,返通宁,宁嬴从之。据说这位宁嬴是逆旅大夫,即专司官吏过境事务的官员。阳处父代表晋国聘问友邦,方能得到逆旅的招待。到了战国时代,随着商业的发达和都市的发展,大约以营利为目的的逆旅开始出现。例如《庄子·山木篇》云:“阳子之(至)宋,宿于逆旅。”这个逆旅,当是旅店。至于商鞅立法,客舍不能不先验明客人身分,可知当时的逆旅行业已在官府人员监查之下,与后代的旅店,并无二致了。
驿传之制,当有临时与常设两种。常设的驿传,据《周礼·秋官·行夫》职说,邦国传速,使者必定持以旌节调度任务。《韩非子·难势》云:“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五十里而一置”,大约是一日之程,这种常设的驿站,当即以此为度。乘驿旅行,虽是官吏负族的特权,但是有了驿传之设,能使当时的交通路线固定了。
水路交通的史料,远比陆路为少。南方诸国荆楚吴越,多江海湖泊,水路用舟自然早已有了。当时南方和北方之间的水路交通也有发展。在今太湖、鄱阳湖、洞庭湖的周围,水道纵横,四通八达。岷江、长江、汉水以及湘水、资水、沅水、丰水的交通,也很畅通。同时由于邗沟和鸿沟等南北向的运河开凿,南北水上交通更有了大的发展。
当时的水陆运输物资的数量是很大的。寿县楚墓出土的《鄂君启节》铭云:“屯三舟为一舿(舸),五十舿”,这是说水上运输,集三舟合为一舸,以“五十舸”即一百五十舟为限。又云:“女(如)马,女牛,女惫(特),屯二十台(以)堂(当)一车;女(如)■(担)徒,屯二十■台堂一车;台(以)毁于五十乘之中。”这是规定陆上运输以五十车为限。如用马牛等牲畜来驮载货物,则集十匹以当一车;如用肩挑即“担徒”来挑担,则二十担以当一车。所谓“以毁于五十乘之中”,就是必须把牲畜驮载的、用人肩挑的折算好,从规定的五十乘中扣除。这样在运输的通行证上明文规定陆路以五十辆车为限,水路以一百五十只船为限,说明战国中期以后商人水陆运输物质的规模已经很大了。
‘玖’ 历史上的春熙院,究竟在何处
在有关古籍中,记载着一些零星的春熙院的建筑景观。如果能在相关的园林中寻觅到对应的建筑物,那就能够帮助我们确定真实的春熙院所在的位置。
原淑春园北半部传承下来的春和园、西段鸣鹤园、中段朗润园、东段镜春园的样式雷图文史料,对查找春熙院园林景观有很大帮助。春熙院的基本面貌,在其后的年代里虽然多次更换主人,也有重修和改建,但是保留了原有的山水溪湖以及堤岸桥梁的原状,对主要建筑景观也只是修缮和部分新建。恭亲王奕䜣将春和园改建成朗润园时,“轩墀高榭,凸山凹地,悉仍其旧”,“非创也,盖因也。”(奕䜣《朗润园记》)惠亲王绵愉住进鸣鹤园时,也是“不加修饰,任其朴素”。(奕䜣《鸣鹤园记》)这一客观现实,为我们在北大校园北部寻找春熙院的景观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例三,《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载:“春熙院外围西北二面成砌坍塌大墙,凑长二十六丈四尺五寸,并等处捞堆山石泊岸、云步、码头等项,用过工料银二百十两八钱一厘。”这里说的内容就是园西北隅、红桥东南方那段虎皮石围墙。西面之墙指园角南北走向之墙,北面之墙指东西走向之墙。其他项目都是园内常见的修葺工程。
以上所列这三项春熙院的园林景观,都能在北大校园北部、原淑春园北部的传承园林中找到对应的园林建筑。这进一步证明了春熙院就是淑春园的北半部改建成的,春熙院就在北京大学校园的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