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媒介经济是一种什么经济
媒介经济，是由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引发的相关经济活动。它的本质是一种注意力经济或影响力经济。即利用注意力资源，运用舆论影响、形成舆论，并发挥舆论影响力的规律实现其经济行为与目标。而媒介的功能、媒介的影响力都源于媒介的权力，媒介拥有话语权等各种权利性资源，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相信媒介、使用媒介、依赖媒介，从而媒介才能引起注意、引导舆论、发挥影响作用。所以，媒介经济也是一种“权力经济”，是基于媒介权力的运作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济。
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传媒经济的真正价值所在。
但传媒经济的运作，并不是依赖出售自身产品获得全部同报的，这是传媒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类型的一个重大区别点。
Ⅱ 六种经济成分
六种成分：自然经济 ；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 ； 洋务派企业 ；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 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 新民主主义经济 ；
中国近代的基本经济特征之一即为同时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处在逐渐解体状态中的自然经济、缓慢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财大气粗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恶性膨胀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不断壮大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自然经济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民族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外国资本主义以及新民主主义等经济成分都在瓦解着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相互勾结、依赖，也存在矛盾；民族资本主义在封建经济、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主义夹缝中生存，具有革命性，同时又具有依赖性；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受着中外反动经济的重要阻碍，同时其发展也在日益改变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
2015-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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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古代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市场经济吗
关于中国传统经济制度的性质，与过去大陆学者主要着力于批判传统“封建社会”的剥削性和落后性不同，他们在对古代中国的土地制度、劳动力市场、城镇与市场、官营与民营工商业进行系统研究后认为，从二千多年前的战国开始，中国就是一个市场经济。他们认为，虽然没有机器生产，没有飞机作为交通工具，没有电脑作为资讯设备，没有完备的会计制度，没有银行与股票买卖制度，但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已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形成了劳动力可以流动的雇佣制度，商品交换日益发达，在社会的主要产业——农业领域，国家基本上奉行不干预主义，自耕农、租赁地主、佃农、经营地主等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他们在决策时所依据的原则——在既有的制约下寻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与现代的主场主体并无不同。当然，土地私有制和劳动雇佣制度的确立和成熟并非一日之功，其间也有反复。战国之后，土地私有制一直占主体，但公地也大量存在，特别是从北魏、北齐到唐中叶，以土地国有为基础的均田制曾替代私有制；从劳动力看，一直到宋朝，雇工的自由流动才达到相当的水平。从工商业发展看，抑制商业政策和意识形态一直存在。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实行的是僵化的封建制，土地分封，不允许自由转让，严格的贵族制导致各阶层之间缺乏人员流动，占主导地位的是封闭的庄园经济。不管是否赞成两位作者有关中国古代已经是市场经济的判断，我们都会同意，与当时的欧洲相比，中国人在购置土地和房产、选择职业（包括通过科举进入朝廷和社会上层）、雇人与受雇、迁徙等方面拥有更多的自由，中国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具有活力和弹性。正是有了这样 “先进”的生产方式，中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领先于世界，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如此的分析也解开了一个矛盾：长期以来，我们一方面以中国古代文明而骄傲（如李约瑟的巨着《中国科学技术史》所反映的中国古代技术发展的成就），另一方面却只把这种文明的源泉归因于劳动人民的勤劳和创造，而将其得以产生的经济社会制度一味斥之为“为地主阶级服务”的腐朽的封建主义制度。这显然是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矛盾的。从这点讲，大陆版《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的封面，采用了反映古代中国黄金年代繁华景象的《清明上河图》的局部，是颇有深意的。但是，必须承认，中国市场经济成份虽然发育早，但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从人均水平的角度看，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步迟缓，并常常陷入周期性的社会动荡甚至大崩溃，由此造成的人口大量减少在世界各国当属罕见。特别到明清时期，在西欧进入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候，中国却明显地落后了。农业生产技术在很长时间内进步十分有限；工商业虽然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某些领域发展很快，但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远不可同日而语；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相当低下。赵冈和陈钟毅对中国手工业整体上没有发展起来，没有跨进资本主义门槛，也给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解释：12世纪以后，由于中国人口大量增加，人地比率恶化，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下降，在作为农业家庭副业的农村手工业中，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可以降到最低生活费之下（因为它仅是副业），而规模化、专业化的手工业工场用同样的工资，却难以雇到工人，无法生存，必然被淘汰。这个僵局如何打破？作者的答案是，必须等待中国与已经工业化的国家接触，通过引入效率更高的大机械生产，才能够抗衡农村副业，发展起真正的工业。这一理论无法令人十分信服的地方，一是将工业革命无法产生完全归因于人口土地比率，而没有对人地困境与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关系进行深入探析；二是将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外在化”甚至“外来化”，脱离了一个国家自身发展的逻辑；三是作者没有说明，这一理论是否适用于其他没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古老文明。所以，理论虽然简明，却有将复杂问题过度简单化之嫌。顾准曾说，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也早已论证过，工业革命是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变革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而不是起因。因此，中国的手工业工场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应当有更深刻的制度原因。其实中国的商业自古发达，特别是宋明清时期，在江浙等地可以说相当繁荣，但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商人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多少发言权。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与财产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是包容性的民主政治、开放宽容的意识形态、成熟的公民社会和独立的司法制度。而在古代中国，与早熟的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比较有活力的微观经济同时存在的是一个控制力很强的中央集权体制，包括专制的皇权，服务于皇权的官僚体系，以儒家为主的意识形态（所谓大一统）。西欧僵化的封建制，加上政教分离对国王专制权力的限制，与发达的海上贸易相结合，反而为独立的城市提供了萌芽与成长的缝隙和机会。中国虽然有相对自由和富有弹性的土地和劳动力制度，但并没有像在西欧那样产生出与封建制对立的独立的城市，没有生长出旧制度的异化力量。商人阶层从来都受到权力的压制、剥夺，不仅没有成为一种反抗的力量，异化的力量，反而总是想方设法攀附于权力。王毅在《中国文化研究》（2004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16世纪前后中国的“权力经济”形态及其主要路径——中国皇权制度下城市经济形态的典型例证》中，归纳和总结了专制制度下，权贵压制剥削商人、商人攀附权力的路径：统治者依仗威势，强买强卖；权力集团直接经营商业，攫取商业垄断利润；通过苛捐杂税合法剥夺；直接动用暴力，公开掳掠工商阶层和百姓们的财产等；由于没有人身和产权制度的保障，商人阶层纷纷“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搞权钱交易。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生态中，财产权、经营权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健康的市场经济和城市经济无法发展壮大。有关12世纪后中西方发展路径的对比，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很多，在此专门提出两点：一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活动之间关系之复杂超出了已有理论的认知（包括唯物史观），很值得进一步探究。比如，表面上的财产私有和交易自由并不是现代市场经济，也不能自动带来包容性的民主政治、成熟的公民社会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二是历史和传统对当代的影响也绝不可小视。比如，我们是否还可以看到古代权力经济的影子，甚至翻版？美国学者Nathan Rosenberg & L.E.Birdell，Jr.在其着作《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曾刚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中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中世纪的产物。西方现在还保留了中世纪的一些制度，如君主制、贵族制度、议会的下议院、英国的习惯法、解释法律准则的法院、教会的等级制度、教区制度、大学、公学和语法学校等。中世纪的庄园事实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合一的“独立王国”，其中，习俗和普通法、习惯法而不是国王的命令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独立教会的存在使西欧事实上一直保持了社会的多元性。道格拉斯·诺斯讲道：“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当今的中国，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制度，显然离不开法治和民主，离不开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而这恰恰是我们的传统中所缺少的，也不是商人的逐利能够自动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