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在宏观经济中是什么

Ⅰ 彭文生 | 疫情是短期冲击，不改变经济增长趋势水平

疫情影响经济的逻辑链条是传染性越强，控制疫情扩散的隔离管控措施就需要越严格，对经济活动的冲击也越大。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似乎比2003年的“非典”强，既可能有病毒本身的因素，也因为 社会 开放程度和交通便捷性较当时大幅增加，政府采取的管控力度也强于2003年,由此，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大于“非典”。

但中外 历史 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大规模传染病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也是短暂的，随着疫情消退，经济活动恢复常态。美国1918年大流感导致0.6%的人口（主要是青壮年）非正常死亡，疫情消退后经济增长快速回到趋势水平。疫情不会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有影响。

按我们的估算，如果疫情在几周内得到有效控制，对GDP增长的冲击主要在一季度，下半年将呈现反弹。如果疫情持续时间更长，经济遭受的冲击会大些。依据疫情控制的相对乐观和悲观情形假设，对GDP增长的影响在0.4-1.0百分点区间。但2020年经济增速下降的幅度越大，2021年反弹的力度也越大，总体来讲大概率回到6%以上。

当前的要务是控制疫情，严格的隔离管控措施不仅必要也很合理。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宏观政策重在结构、而不是总量。预计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但政策的主力应该是“宽财政”，帮助受影响较大的行业、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包括减税降费等措施。在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提到3%之外，专项债发行或超原有预期，也有发行特别建设国债的可能，城投债和政策性银行丛州债等“准财政”行为也可能加大力度。

行业方面，重大传染病疫情对消费渠道的影响最直接和快速。其中，医药行业相对受益，零售、 旅游 、交运等行业受损较大。与2003年的“非典”不同，由于本次疫情大爆发在春节期间，隔离等各项防控措施也明显更及时、更有力，因而对消费行业的短期冲击会更大。

引发此次疫情的为一种新发现的冠状病毒，与SARS、MERS[1]同属冠状病毒家族，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命名为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潜伏期平均7天左右，短的在2-3天，长的10-12天。参照其他冠状病毒所致疾病的潜伏期（SARS潜伏期为1-16天，平均3-5天；MERS潜伏期为2-14天），此次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期为 14 天。

目前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有部分对症疗法或其他抗病毒药物可扩展适应症至该新型病毒感染，但尚无特定的疫苗或特效药，预防手段以避免去疫情高发区、人流密集场所、开窗通风、佩戴口罩、洗手等防护措施为主。根据部分治愈患者的新闻报道，从入院到治愈用时约1-2周左右。

从目前的致死率、患病症状的严重程度看，其毒性似乎较SARS和MERS低，虽然不排除未来病毒变异的可能。但从目前确诊人数分布省份来看，传染范围较SARS更广，这可能反映病毒本身的传染性比SARS强，也可能因为交通运输的发展导致人员流动速度和范围高于“非典”时期。

对于宏观经济与市场而言，疫情是很明野少发生的外生事件，对需求与供给都带来突发的冲击，难以根据经济变量内生演变激郑喊的逻辑来评估其影响， 历史 上可以参照的类似事件也不多。有一定参考意义的是2002-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非典”，SARS）疫情。

回顾“非典”时期，对经济和市场的冲击呈以下三大特征。第一、GDP增长快速下行，但是持续时间短，疫情消退后快速反弹。2003年3月开始，“非典”从广东地区蔓延至内地其他省份，“五一”假期取消， GDP同比增速从一季度的11%左右下行至二季度9%左右,但随着7月份疫情解除，生产活动恢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回升到10%左右。

第二、经济增长波动的载体主要是消费，对投资的影响有限。消费受到的影响集中于“非典”疫情较为严重的几个城市，人们减少外出，不利于 旅游 、住宿、餐饮类相关消费。日用品类、中西药品类则由于疫情在2003年4月出现消费额同比增速的跳升。

第三、金融市场波动加大。2003年4月疫情明显加重后，市场快速下跌，4月17日-4月25日8日内上证综指下跌7.8%，但随后至6月底反弹5%。从债市来看，受经济预期变化影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03年5月份明显下行，6-8月份在底部震荡，但随着疫情消退，经济回暖，国债收益率反弹。

这次疫情的影响和2003年的“非典”比较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分析可能的差异。

第一个维度是病毒的传染性与毒性，类似于疫情的广度与深度。传染性越强的病毒影响越广泛，而毒性越强的疫情死亡率越高。一般来讲，毒性大但传染性低的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小，而传染性高则对经济的影响较大。当然，如果病毒传染性与毒性都很强，其对经济的冲击就会更大。

第二个维度是经济体的开放性，越开放、人口流动性越高的经济体，病毒越容易传播，其影响也越大。而一个相对封闭与人口流动性低的经济体，病毒越不容易传播，其影响也越小。

如前所述,目前确诊人数分布省份较SARS更广，对经济的冲击可能更大。与“非典”时期相比，人口流动性明显增加，体现在城镇化率和外出务工人数增加上。而且这次疫情恰逢春运人口大迁徙，武汉作为交通枢纽加剧了病毒传播。人口流动性还体现在国际层面，中国入境游接待人次由2002年的9800万人次上升到2018年的1.4亿人次，境内居民出境人数由2002年的1660万人次大幅上升到了2018年的1.6亿人次。截至1月底，本次疫情在境外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低于“非典”时期的29个，但疫情还在发展，可能对中国的国际经贸和投资带来一些影响。

第三个维度是政府对疫情的控制措施的严厉程度。为了控制疫情传播，政府采取隔离感染人士、推迟假期返工、减少公共交通、停止公共与集体活动及其他必要措施。这些措施越严厉，对控制病毒传播越有效，但也意味着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越大。

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此次疫情防控措施似乎更为严格，开始的时间也更早。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从首例病例出现到大规模公开防治，相隔50天，较“非典”时期的137天大大缩短。“非典”大规模爆发时间在2003年4月，人们普遍已回到工作岗位，取消“五一”假期对生产的影响较小。这次适逢春节，延长春节假期、调整学校开学时间，加上湖北多地采取不同程度的“封城”措施，其他城市也不同程度地限制外来人员流入，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较大。

结合以上三个维度，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体现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

疫情对供给端的短期影响体现在一些正常的生产活动停顿，一旦疫情消退，生产相应恢复到正常状态。

消费方面，疫情影响程度与消费品的性质有较大关系，即可推迟和不可推迟的消费品受到的影响会有所差别。疫情期间，大多数消费都会受到冲击，而疫情一旦消失，可推迟消费的商品与服务消费出现反弹，消费者会弥补在疫情期间受到冲击的支出（比如买车）。但不可推迟的消费品即使疫情消失，也不能弥补回来（比如餐饮），甚至部分 旅游 活动也不能弥补。

本次疫情相比“非典”时期管控更早，对消费的影响也来得更早，春节期间 旅游 、住宿、餐饮、运输等方面的消费将受较大影响，外出减少、春节期间快递运力不足也会影响纺服、化妆品、金银珠宝、 汽车 等消费。医药、通信和网上消费或将较强劲，但难抵消其他消费的冲击。

投资方面，与“非典”相比本次疫情对投资的负面影响可能也较大。农民工返乡后或短时期内难以返回工作地点，各省发布的复工信息显示，一般不能早于2月9日（即正月十六）。这似乎与往年时间相同，但由于多个区域封城，部分省际间长途 汽车 停运，区域列车通行班次被削减，或由于对疫情的恐慌心理，农民工的返程时间更晚。从供应端来看，这会导致设备与原材料供应不足，而从投资端来看，这导致生产设备安装、厂房建设的开工时间延迟。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全国共有农民工2.8亿人，其中，中部六省共有9500万人，这其中有40%的农民工为跨省务工人员，这一比例在东、中、西部最高（图1）。基于湖北人口规模，估算湖北对外输出的农民工人数在620万人左右（图2）。

如果湖北等中部省份的交通不能及时恢复，叠加部分农民工外出意愿减弱，将会给企业开工带来负面影响。从农民工输入地来看，55%的农民工流入东部地区，这意味着东部、尤其是沿海各省的节后用工将受更大冲击（图3）。从行业来看，29%的农民工从事制造业工作，另有19%从事建筑业，预计这些行业受的影响可能更大（图4）。

短期内疫情导致投资增速下行，但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后续可能出现抢工，弥补前期投资的下降。

进出口方面，疫情对2020年商品进出口的影响可能更多体现在一季度，对全年的影响程度取决于疫情的持续时间，整体上对进口的冲击大于出口。出口的需求来自国外，生产在国内；进口反映的是内部需求，生产在国外。这次疫情主要集中在中国境内，外部需求变化不大，国内生产受到的冲击较大。疫情对进出口的影响关键看疫情持续的时间，疫情的爆发恰逢春节长假，很多企业原本就计划在元宵节左右才复工，如果疫情控制的好，企业开工能大致按原计划进行，那么对出口企业的生产影响就较小。

但如果疫情延续至5、6月份，企业的复工期显着延后，则对出口的冲击将显着增加。在这种悲观情形下，全年进口增速可能转负，而出口增速可能接近零。1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这次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可能对国际贸易尤其出口有所影响，但应该是轻微的，关键还是要看疫情本身未来的发展。

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体现在两个层面，投资者情绪和经济基本面，市场的波动会加大，但长期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在扩散初期，疫情带来的更多是一种情绪扰动。参考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3年1月21日，疫情正式被命名为非典型肺炎，上证综指当天下跌1.87%；2003年3月6日，北京确诊首例“非典”病例，上证综指当天下跌1.24%，随后的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约4%。但上证综指整体呈现震荡上行态势，并在2003年4月15日创下了阶段性峰值，相比于1月2日上涨了约24%。

在疫情高峰期，“非典”对于市场的冲击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基本面。2003年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广东省、山西省及香港等中国地区列为疫区。上证综指开始见顶回落，累计回调约9%。此后上证综指一度有所反弹，但也没有回到4月15日的水平。市场之所以没有重演扩散初期那种短暂扰动后创新高的走势，根本原因是经济数据走弱。

在疫情结束期，“非典”对于市场的长期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以2003年6月24日世卫组织将中国大陆地区从疫区名单除名为起点，到2003年11月18日（上证综指1316点）结束这一轮长期下行、累计跌幅13%，跌破了2003年上涨行情启动时的低点（2003年1月3日，上证综指1319点）。这与“非典”期间疫情扩散的利空冲击下，市场震荡上行形成了显着对比。背后的原因在于，2003年二季度经济增速的快速下行进一步导致了投资者未来预期的恶化，随后10月份公布的经济数据证伪了这种悲观，市场随即在11月出现报复性反弹。自2003年11月18日至2004年4月6日，上证综指累计上涨了35%，抹去了2003年三季度的跌幅，并创下了1777点的新高。从债市表现来看，“非典”期间债市波动加大，但总体来看，受经济预期较差影响，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03年5月份出现明显的下滑，6-8月份在底部震荡。但随着疫情消退，经济回暖，国债收益率明显反弹，尤其是在10月份公布三季度数据之后。

总之，在当前的形势下，疫情还在扩散，短期市场难免还有些扰动。以港股为例，市场已于1月29日恢复交易，恒生指数两个交易日累计下跌5.4%。在1个季度左右的中期内，需要观察疫情对于经济基本面的冲击有多大。如果是着眼于一年以上的长期目标，对于市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当前形势下，政策面临两个层面的选择。首先，控制疫情的措施越严格，其对经济活动的冲击越大，政策如何取舍？其次，宏观政策如何在总量和结构之间平衡，有效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

如前所述，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大概率是短期现象，不会改变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从这个角度看，短期采取严格防控措施非常必要，可以说不存在控制疫情和经济冲击之间的取舍。以1918-1919年的美国大流感为例，美国有67.5万人丧生，其中55万人是正常年份中不应该出现的非正常死亡，而且死亡人口主要分布在15-44岁的主力就业人群中。即便是造成了人口大量损失的1918-1919年美国大流感，实证研究也表明，100年前的这场大流感并没有改变美国的长期增长趋势，大流感结束后的十年增长率快速向潜在增长率回归[2]。

有观点认为，现在和2003年“非典”不同，没有人口红利，没有入世的支持，房地产泡沫较大，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本来就大，叠加疫情的影响，似乎经济要垮下来。但疫情不是导致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的因素，当前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是比20年前低。

就宏观政策而言，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现象也是一个重要判断。这意味着政策应对更多应该是有针对性的扶持，帮助受影响严重的行业、地区和群体，而不应该是大水漫灌式。也就是说，宏观政策应该注重结构，而不是总量。虽然货币政策可能较没有疫情的情形下宽松一些，但主力应该在于财政扩张，包括减收与增支。

201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定调是“灵活适度”，比此前的“松紧适度”已有所放松。年初央行通过降准释放长期资金8000亿，并投放3000亿1年期MLF，预计央行除在结构上引导银行对受疫情影响行业、地区进行信贷支持外，会适度加大货币政策的总量操作。但当前中国房价与宏观杠杆率都不可与“非典”时期同日而语，货币宽松力度受制于楼市与杠杆率。

财政政策方面，2003年“非典”期间，由于对投资基本没有影响，财政上主要是对餐饮、旅店、 旅游 、 娱乐 、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 汽车 等受“非典”影响较重的行业采取政府性基金减免和税收减免的政策[3]。

根据前述分析，本次疫情会对投资和消费形成拖累，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会较2003年“非典”时期更大。从减收方面，可能如2003年，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采取政府性基金和税收减免的政策。从增支方面，预计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赤字率会提到3%，专项债发行或超原有预期（原有预期为3万亿），不排除发行特别建设国债的可能性，城投债和政策性银行债等“准财政”行为预计也会加大力度。

[1] 中东呼吸综合症冠状病毒

[2] Elizabeth Brainerd, Mark V. Siegler,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1918 Influenza Epidemic, June 2002.

[3] 2003年5月财政部宣布，自2003年5月1日起至2003年9月30日止，对餐饮、旅店、 旅游 、 娱乐 、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 汽车 等行业减免城镇公用事业附加、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文化事业建设费、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农网还贷资金、库区维护建设基金、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公路客运附加费、水路客运附加费、各种价格调节基金、帮困资金、城市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Ⅱ 丘吉尔：不要浪费一场好的危机！它或许是最好的转机

17年前“非典”肆虐，

扼住大大小小企业的咽喉，

很多企业没有熬过“寒冬”便倒下了，

17年后，

冠状病毒换了新衣卷土重来，

难道2020年，

我们就这样听之任之吗？

不。

每一次危机之下总会出现一些乱世英雄，也会涌现出一批新型企业。

“非典”爆发确实影响了宏观经济，但是回顾2003年液渣四个季度的GDP增速分别是11.1%、9.1%、10%和10%，处于疫情高峰的第二季度比前后两个季度平均增速仅仅低1.5%，影响是有的，但十分有限，甚至有一批企业在“非典”期间快速成长起来。

马云和阿里

2003年，因为阿里巴巴的一名员工感染非典，导致全公司五百多人在家隔离。

12天不许出门，一日三餐由政府安排人员送来，每天两次穿着太空服的防疫人员到每家每户消毒测体温，还要受到舆论的谴责……

这样的心理压力与舆论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面对并解决问题。

被通知隔离的当天，马云迅速做出在家办公的决定，员工们开始有条不紊的收拾东西，阿里帮每位同事家里联网并接入公司系统，更改业务工作和汇报流程。阿里员工开始了在家办公。

那段时间，员工自觉开始8点坐在电脑前工作，客服人员甚至把公司的业务电话转接到家里，只要电话铃声一响，便会响起甜美的女声：“你好，阿里巴巴……” 他们还在网上一起聊天，玩 游戏 ，甚至举办了几次网络卡拉OK大赛。

最终，阿里巴巴的服务一天都没有中断，渗孝很多客户甚至都不知道阿里巴巴出现了疫情。由于非典影响，很多外商无法来华，便选择了在网上交易。结果，阿里巴巴的业务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长。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阿里推出了重量级产品——淘宝。

张勇和海底捞

非典时期，倒闭最多的就是餐饮业了，没有顾客上门，还得按时付房租水电和工资，跟所有的餐厅一样，海底捞差点倒闭。那时人人自危，谁还敢去多人共一锅的火锅餐厅。

后来，张勇想出一个法子：既然顾客不愿意到店吃饭，那我就连锅带电磁炉一起给顾客送到家。

于是海底捞发布了一条关于火锅外卖的消息，为了送货方便，将传统的煤气罐更换为轻便的电磁炉，前一天送餐，第二天再去取回电磁炉。就这样，一举攻下了受困于家中的群众们的心。并且作为“非典”期间餐饮行业的创新案例上了《焦点访谈》，央视的专题报道直接给海底捞开启了第一波排队热潮。

就这样，度过非典时期的海底捞成功上市。

刘强东和京东

17年前的京东叫做“京东多媒体”，是一家主要卖CD光盘和刻录机的公司。

年前已经规划好扩张计划，但被“非典”泼了一盆凉水。当时北京的疫情相当严重，不得已，刘强东把12家店全部关闭，自己只和6名员工留守银丰大厦办公室。非典爆发的21天，就亏损的800多万，要是按照这个速度下去，京东必死无疑。

长吁短叹的日子里，大家一筹莫展，有一次其中一个人说，我们为什么不在网上卖点东西呢？

刘强东灵光乍现，立刻去办了宽带，一开始不知道在哪里卖，便在新闻下面的评论里发广告，结果发了几天也没有一个客户。

当时北京的CD圈都喜欢逛一个名叫CDbest的bbs，刘强东也在这上面发帖，一个版主跟帖说，这家公司我知道，是我认识的唯一一家不卖假光盘的公司。这位版主是论坛的创始人，就因为他这一句话，京东一下子就有了21个客户——这是京东 历史 上第一批电商客户。

这笔生意让刘强东看到了一个新的生意模式。他白天开着轿车出去送货，晚上就在网上泡着，不停地发帖、回帖，有时要搞到凌晨5点。就这样靠着在网上卖货，撑过了非典。

非典过后，他的线下商城又迎来火爆的生意，但是，刘强东经过那段时间的试水，判断中国将迎来电子商务的大爆发，力排众议，关闭了占净利润90%的线下业务，全心全意做网站，并把丛埋稿京东发展为力抗阿里的中国第二大电商公司。

历史 总是这样相似。今天，我们遭遇新冠肺炎的侵扰，很多公司经历巨大的危机甚至关门，但是，也一定会有像阿里、京东、海底捞等等一样的公司，在异军中突出包围，成就一段商业传奇。

也许一个新的商业大亨，正在崛起之中。

Ⅲ 请问非典又是那一年,宏观调控又是那一年

非典 03年宏观调控 (Macro-economic Control)亦称国家干预，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是一个国家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它是国家在经济运行中，为了促进市场发育、规范市场运行，对社会经济总体的调节与控制。宏观调控的过程是国家依据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规律，实现定观（总量核核）平衡，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改友掘，而对货币收支总量、财政收告键支总量、外汇收支总量和主要物资供求的调节与控制。运用调节手段和调节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微观经济运行提供良性的宏观环境，使市场经济得到正常运行和均衡发展的过程。
没有具体年分

Ⅳ 中国在疫情期间政府采用那些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

新冠疫情突袭中国对社会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而作为宏观调控之一的积极财政政策必将成为国家“战疫”的重要举措。在疫情下，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会受此影响，后续又将如何发展？

SARS期间的积极财政政策

首先，我们先来一起回顾一下2003年SARS期间中央出台了哪些积极的财政政策。南南根据公开资料进行梳理，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减支，也就是压减非疫情相关支出，其中主要为压减政府会议费、差旅费等一般性公用经费的支出。

第二：增支即加大对防控非典疫情的相关财政支出。据统计，2003年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共投入136亿元用于非典的防治工作，同时还额外增加10亿元用于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第三：减税降费：针对疫情防控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的行业实施暂时性、结构性的减税降费，还对列入“SARS灾难行业”的，例如旅游、餐饮、交通运输等实施免征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优惠措施。

第四：财政贴息。对部分受影响严重的企业或小微企业提供无息或贴息贷款。

总结来说，非典期间政府多管齐下的财政政策对企业恢复生产、走出临时性经营困难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之后随着非典疫情的散去，2003年第三、第四季度GDP增速均迅速恢复到10％。因此，不难看出作为国家“战疫”的重要举措，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不可少的。

新冠疫情期间已出台的积极财政政策

而这次的新冠疫情也不例外，下面我们来看看政府已经出台了哪些积极财政政策来对抗此次疫情呢？

01

首先，加大疫情防控财政支出。据财政部公开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月14日，各级财政已安排疫情防控补助资金901.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达到252.9亿元。而且值得关注的是，中央财政安排的252.9亿元，已经超过2003年非典防治基金的12倍。（注：2003年中央财政设立非典防治基金为20亿元）

资料来源：财政部官网公开数据

02

其次，继续实施减税降费。2019年，我国出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全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远超2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2%。而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政府更是会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增值税减税等政策。例如，对纳税人运输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对捐赠用于疫情防控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免征民航企业缴纳的民航发展基金等。

03

另外还有财政贴息政策。2月2日，财政部网站公布了《关于支持金融强化服务，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通知提出，对2020年新增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在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优惠利率信贷的基础上，中央财政按人民银行再贷款利率的50%给予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贴息资金从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

这种财政贴息大大解决了企业贷款难、贷款贵的问题，确保企业在较快的时间内有充足的资金开展疫情防控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04

最后，为防疫提供资金保障，发行战“疫”专题债。2月6日，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分别成功发行135亿元和30亿元的“战疫专题债券”；2月11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上海清算所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发行2年期战疫情、助脱贫双主题的金融债券50亿元。至此，仅三家政策性银行便合计发行215亿元的抗击疫情专题债券。

当然，针对此次疫情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国家采取的财政政策远不止南南说得这么多。正如2月16日财政部部长刘昆撰写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一文中所说：

“加大资金投入，做好疫情防控经费保障，严谨细致推出并落实好各项财税支持政策，是各级财政部门当前最为紧迫和重要的工作。”

对此，我们也始终坚信，在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狙击战。

Ⅳ 宏观经济学名词解释汇总是什么

宏观经济学名词解释汇总如下：

消费价格指数（CIP），又称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指通过计算城市居民日常消费的生活用品和劳务的价格水平变动而得到的指数。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指通过计算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所有阶段上所获得的产品的价格水平变动而得到的指数。这些产品包括制成品和原材料。

拉氏价格指数（Laspeyres index，或称拉斯拜尔公式）以基期数量计的加权价格指数。

帕氏指数（Paasche index，或称帕煦公式）以报告期（现期、本期或计算期）数量为权数的价格指数。

交易动机：个人和企业需要货币是为了进行正常的交易活动。出于交易动机的货币需求量主要决定于收入，收入越高，交易数量越大。交易数量越大，所交换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越高，从而为应付日常开支所需的货币量就越大。

谨慎动机或称预防性动机：为预防意外支出而持有一部分货币的动机，如个人或企业为应付事故、失业、疾病等意外事件而需要事先持有一定数量货币。从全社会来看，这一货币需求量大体上也和收入成正比，是收入的函数。

投机动机：人们为了抓住有利的购买有价证券的机会而持有一部分货币的动机。在实际生活中，债券价格高低与利率的高低成反比。

均衡产出:均衡产出是和总需求相一致的产出，也就是经济社会的收入正好等于全体居民和企业想要有的支出。

投资乘数:收入的变化与带来这种变化的投资支出的变化的比率。

平衡预算乘数:平衡预算乘数指政府收入和支出同时以相等数量增加或减少时国民收入变动与政府收支变动的比率。

潜在国民收入:社会上一切可利用的经济资源（劳力、资本、土地等）所能够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最大值量，也就是一国的经济潜力充分利用或发挥时所能够达到的最大产出量。

实际国民收入：和总支出水平相一致的均衡收入，它由整个社会（该国家）的消费支出、投资支出、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加总而构成的总需求水平决定。

IS曲线：从产品市场均衡要求计划投资等于计划储蓄这一点出发，可以得到一条反映利率和收入相互关系的曲线，即IS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