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技术溢出的途径有哪些

⑴ 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是怎么样的

近些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创新创业活跃，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目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深入推进，数字经济正在加快向其他产业融合渗透，提升经济发展空间。

在数字经济领域，中美两国处于领跑地位。据浪潮信息联合国权威机构IDC发布的《2020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显示，计算力与经济增长关系十分密切，调查显示，计算力指数平均提高1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和GDP将分别增长3.3%和1.8%。

并且AI计算占整体计算市场的比例每年都在提高，从2015年的7%增长到2019年的12%，专家预测到2024年将达到23%。而中国在全球对于数字经济的拉动作用最为明显，尤其是2015-2019年期间，在样本国家的AI计算市场支出增长中，有近50%来自于中国的贡献。

数字经济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因为它能够打破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突破障碍，充分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真理。虽然中国没有抓住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但是幸运的是，我国抓住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

⑵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根源，最主要的是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差异

• 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根源

1.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差异

东部地区面临海洋,地势平缓,有良好的农业生成条件,水产品、石油、铁矿、盐等资源丰富,这一地区开发历史悠久,地理位置优越,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龙头作用。中部地区位于内陆,北有高原,南有丘陵,众多平原分布其中,属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和各种金属、非金属矿产资源丰富,占有全国80%的煤炭储存量,重工业基础较好,地理上承东启西。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地势较高,地形复杂,高原、盆地、沙漠、草原相间,大部分地区高寒、缺水,不利于农作物生长。西部地区开发历史较晚,经济发展和技术管理水平等远远落后于东、中部地区。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中西部地区地质地貌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尤其是西部地区,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既不利于人类居住,也不利于农业生产,是贫困地区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

2.国家政策制度上的倾向

首先,国家在制度袭首厅创新资源配置方芹租面的倾向。只有改革,才能促进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是以点带面,制度创新的试点都安排在东部。中央设置经济特区是根据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具体国情考虑的。我国重大的经济制度变革,是中央在东部先设置经济特区,授予这些特区制度创新的试点权,然后再向全国推广完成。借助制度创新,东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经济腾飞。其次是国家对外开放政策方面的倾向。1980年到1984年,国家批准广东、厦门经济特区及14个东部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对外开放城市,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经济体制改革试验区充分发挥了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重要作用。为了充分发挥和利用东部沿海地区已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和区域优势,我国对东部沿海地区在财政、资金、投资等方面实行倾斜性优惠政策,使东部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

3.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差距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提出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区域间梯度推进策略,改变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产业发展以劳动密集型和轻加工工业为指向。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在我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在中西部建设了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但大多数属增值程度差的采掘工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加工深度和加工层次都很低,产品扩散能力较弱。与当地农村的产业结构相差悬殊,不利于对农村乡镇企业形成可靠的发展依托,资源优势没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相反,市场化区域梯度推进战略使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使该地区的所有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支撑东部地区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西部地区,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束缚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

4.“溢出效益”没有得到公平补偿西部的一些重大开发项目,收益最大的地方不是投资所在地,边际收益呈由弱渐强向远方聚集。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能源、矿产和生物资源等,被专家们喻为“我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库”,然而西部主要是为东部发展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初级产品(包括初加工产品),这种区域分工带来的不公平实际上是在透支子孙的生存与发展资源,牺牲代际公平,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发展畸形,影响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资源价格的“溢出效益”。受自然地理因素影响,西部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环保建设上往往需要做出奉献或牺牲。在西部创造的一系列“溢出效益”里,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这些非公平因素加重了非均衡发展的程度。

• 促进我国区域均衡发展的对策

促进东、中、西三大地带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确立的区域发展目标,但三大地带的发展差距近年来拍隐却呈现出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中部地区面临着“经济凹地”困境,西部地区和中东部地区的差距有扩大的趋势。因此,促进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不断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加快中西部地区体制创新

在我国现阶段,制度因素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西部产业结构升级必须在国家相关产业结构政策指导下进行,政府必须不断进行体制创新,为中西部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支持。相对于东部而言,中西部地区当前最大的特点就是市场化程度较低,这是制约中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体制性原因。中西部地区尤其是

西部地区要改变目前的落后状态,必须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突破束缚西部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尽快形成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有效动力机制。中西部尤其要努力学习东部在体制创新方面的经验,消除阻滞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改变落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牢固树立法治观念、信用意识等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新观念,为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造良好的体制条件。

2.加大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知识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越来越大,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人力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入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的投入。人力资源开发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有足够的人才来支撑。中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实现仅仅依靠劳动、自然资源、资金等是很难实现的。因此,中西部产业结构升级的实现必须伴随着人力资本储存量的增加。国家和中西部政府应在中西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教育的投入,加大对中西部的职业教育投入和增加对西部人员培训资本的投入。

3.加快中西部地区产业技术创新

当前,技术落后是制约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之一。中西部地区经济大多属传统技术产业,产业结构升级受到落后技术的制约。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中西部地区必须加快产业技术创新,用先进的技术改造大量的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换代。首先要加速中西部地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促进产品创新和结构创新;其次,与东部地区联合,加快产业科技攻关和科技成果的引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必要的动力支持;再次,采取多形式、多途径的科技培训,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4.加快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西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目前要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主要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进行传统设施的建设,二是进行信息高速公路和信息网络等现代

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国家应该尽可能地往西部投入各种资金。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单靠企业自身投入难以得到较快发展,需要中央财力的支持,应该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实行投资倾斜。跨地区的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也是政府投资的重点。同时,还要加快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这是各国中央政府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从中国当前情况来看,我国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宜侧重于横向平衡,保证各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基本均衡,以利于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为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促进西部产业结构升级,在今后的日子里国家应逐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国家对中西部转移支付补助的比重。不断改善中西部的基础设施状况,带动中西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⑶ 深圳特区建立之初有哪些特殊政策

经济特区建设在中国是一项全新的事物，在二十多年的建设中，特区建设积累了很多方面的经验，简要地总结如下：
（一） 经济特区是经济改革的试验田。在经济改革之初，中国还是实行的计划经济。要搞市场经济，一方面没有经验，另一方面思想还没有转变，也不太接受。“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思维成为经济改革的重要方式，经济特区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通过实验，一些成功的经验被推广到其他地区，不成功的，则摈弃不用。
我们在经济特区进行了很多改革试点。比如，在特区实行优惠税率，吸引国内外资本进入特区。我们将企业所得税降为15%，这个税率同香港相同，而当时内地企业则是按55%的累进税率纳税；在深圳特区首先试点土地使用权拍卖，使土地使用权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在金融方面的试验更多，全国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987年在深圳成立，打破了银行国有的传统理论；第一家证券公司也于同年出现在深圳，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2年成立，成为中国两大证交所之一；在外汇严格管制的情况下，深圳也于1985年首先开办了外汇调中心，外汇交易逐渐发展起来。其他如按揭贷款、汽车贷款、离岸金融业务等新业务，都是经过深圳的试验，推行到国内其他地区。经济特区作为“改革的试验场”，敢于尝试，敢于承担责任，为中国的经济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很大成功。
（二）经济特区是开放的窗口。所谓“窗口”，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东西，二是向国外展示中国的政策和成果。对中国经济特区的窗口定位，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同志有一个很准确生动的总结，“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经济特区作为“窗口”的定位，决定了经济特区要走发展外向型经济启乎配之路。从金融来看，第一家外资银行分行-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在1982年初落户深圳,同年，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民安保险公司在深圳成立；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试点也在经济特区；随着外资的进入，其良好的经营管理方式也带入国内，成为其他银行学习的最便捷的途径。在特区，顷肆首先引入了按国际银行巴塞尔协议规定的银行监管标准；引进了大量国际管理人才，并同香港金融中心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国内其他省市在特区发展过程中，不断派干部来参观学习，取得了出国考察所不能取得的效果。
这些现在扑克起来很平常的发展，在当时是很重要的突破，它涉及到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以及中国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大问题。通过特区的建设与试点，中国认同了市场经济。通过这样的开放试点，也向海内外表明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金融对外开放的决心，极大地坚定了外资对中国进行投资的信心。
（三）经济特区的建设要有创新思想。在早期的计划经济中，中国主要采纳了平衡发展的思想，既要求部门间的平衡，也要求地区间的平衡。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具有高度不平衡性的经济特区的设立是不可能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使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思想逐步被大家所接受。适度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应该优先选择条件好的区位加以开发，从而带动其他区位的发展。在这个理论的支持下，我们结合了双循环理论（国际大循环和国内经济发展循环的结合）、差异协调发展理论（地区间要存在差异，但是差异过大时，需要通过中央政策来统一协调），进行了经济特区的实验。事实证明，我们的实验是成功的，我们的理论也经受住了考验。
中国是一个转轨国家，整个社会的规章制度、法律体系、思维习惯在改革之初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划出一块地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让特区的管理者放开手脚，通过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创办工厂、创设金融机构，实行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政策，这对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济特区功不可没。如果我们的特区管理者依然坚持原有的观念，使用原有的政策去管理特区、建设特区，特区也就不会成功。
引进外资是不是让出了利润也是我们曾经争论的重要问题。外国投资到中国，如果没有市场，没有盈利是不可能的。要引进外资，就要使它通过努力，合法取得利润。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资本短缺、技术短缺而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来讲，吸引外资，不但能引进资金技术，增加就业，而且增加财政收入悄指，增加公共基础建设，提升国民福利，外资因此而获得盈利，是非常合理的。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是对外合作与引进资本的基础。
（四）特区的建设应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及时纠正偏差。特区是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因此在发展中也有不少教训。比如有的特区建起来后，不是抓住机遇引进资金和技术，建立生产基地，而是脱离自身财力的限制，大搞基础建设；也有特区出现靠“炒”房地产来刺激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泡沫”，最终形成大量的金融机构呆坏帐。这些问题迟缓了一些特区的发展速度，比如海南1992-93年的房地产“泡沫”，吸引了大量的外地资金进入“炒”地产，最后中央及时纠正了这种恶性炒作的行为，使得海南经济在很长一段时期处于停滞状态。

⑷ 总部经济的发展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区域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科研教育资源，能够使得公司总部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知识密集性价值活动的创造。提高城市的人力素质，同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该城市创业发展，是该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重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区域要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交通运输网络设施。第三个条件是区域必须具有便捷的信息获取以及良好地同异地沟通的信息通道，同时在基础性资源条件方面能够同附近周边地区形成较大的差异。第四个条件是区域必须具备良好高效的法律制度环境，具有多元的文化氛围。第五个条件是区域应逐步形成围绕总部服务的专业化服务支撑体系。与总部经济相适应的专业化服务支撑体系应覆盖金融、保险、会展、商贸、航运、物流、旅游、法律、教育培训、中介咨询、公关、电子信息网络等诸多领域。
总部经济发展的6个一级指标：基础条件、商务设施、研发能力、专业服务、政府服务和开放程度。 不仅仅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等中心城市都在吸引总部企业，郑州、三亚、太原等一些二三线城市也将发展总部经济作为“十二五”时期推动城市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战略。其主要原因在于总部经济作为发展区域经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不仅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还能对区域税收做出贡献。
中心大城市由于人才、信息和生活便利等的优势，一直是大企业青睐的区域。和大学生毕业选择工作地一样，最吸引中国500强企业的大城市都是在我国着名的综合环境好的城市。
据统计，中国企业500强平均总部所在地选择的前十名分别为北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天津、辽宁、河北和河南。北京以首都的独特优势一直独占鳌头，天津以直辖市的特殊地位和滨海新区等的快速发展成为吸引大企业前往的前七名。从排名中发现不仅东部，中部和西部也都有擅长培养大企业的省份，而且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越来越吸引中国500强企业。此外，上海市拥有347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居内地之首。
因此，总部经济是一种能够实现企业、总部所在区域、生产加工基地所在区域“三方”利益都得到增进的经济形态。 一是知识性。
企业总部集中了企业价值链中知识含量最高的区段，研发、营销、资本运作、战略管理等，属于高度密集的知识性劳动。
二是集约性。
企业按照收益最大化原则布局产业空间结构，最大限度取得中心城市服务业发达、智力资源密集的优势，最大限度利用了生产基地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优势，形成产业配套，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
三是层次性。
总部经济模式在不同城市、不同区域，其产业、功能、规模都各不相同，具有全球总部、地区总部、国内总部以及行政总部、营销总部、研发总部等多种层次，从而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形成不同城市、不同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合作。
四是延展性。
总部经济形成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经济链条，不但能够实现二产向三产的延展，而且能够实现知识性服务业向一般性服务业的延展。
五是辐射性和共赢性。
在总部经济这种模式下，可以通过总部——加工基地链条实现中心城市的信息、技术、人才等区域资源向欠发达的区域辐射，增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带动能力。同时，总部经济模式改变了区域之间对同一产业在企业、项目上“非此即彼”的简单争夺，实现不同资源优势的区域之间通过功能链不同区段的再分工进行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第一个条件是区域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科研教育资源。比如，在过去4年里，香港特区政府用在教育方面的开支比1997年时增加46%，良好的人力资本是香港成为外国公司亚太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首选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发展总部经济需要国际化人才和开放式的知识创新氛围。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教育资源，可以满足公司总部知识密集型价值创造活动的特定需要。纽约、香港、新加坡以及北京、上海等这些城市良好的区位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有利于吸引大批集团公司总部所需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入驻，这是其发展总部经济具有的优厚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区域要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交通运输网络设施。比如纽约、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公司总部在这些城市聚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城市天然的区位条件。这些城市天然的港口，为总部物流提供了便利。另外，便利的交通运输，完善的交通网络体系，也是决定总部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便利的交通网络，有利于公司总部与公司内其他分部、子公司、加工基地之间的各种联系，这能够使公司主要决策者与相关人员之间有良好接触，掌握公司运营脉搏，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第三条件是区域必须具有便捷的信息获取以及良好地同异地沟通的信息通道，同时在基础性资源条件方面能够同附近周边地区形成较大的差异。?便捷的信息、网络可以大大节约公司总部与制造加工基地分离导致的空间成本，进而有力地吸引银行、集团公司总部的落户。如三个全球性城市，即纽约、香港、新加坡集中了数量极多的大跨国公司的总部，这与其便利的信息获取和沟通渠道是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在基础性资源方面，比如土地、普遍劳动工人等，该区域与其周边地区应形成较大的落差。这样可以增加企业利用区域之间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进行获利，从而促使总部经济在该区域的形成。
第四个条件发展总部经济，除了城市建设等硬件要达到较高标准，更重要的是在城市管理、文化氛围等软件方面具备良好的素质。发展总部经济要具备适应现代化城市管理的制度。城市决策层要努力营造一流的投资发展环境，使城市的综合营运成本最佳，并不断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法律法规要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增加政府的透明度，为投资商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同时，城市的社会服务体系、市场秩序、通关秩序、诚信体系、社会治安状况、城市文明程度等等也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发展总部经济要使城市成为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熔炉。宽容的多元文化、多元梦想的城市性格正是一个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必备条件。宽容多元的人文环境可以降低企业空间成本，而语言和文化习惯的相同或相近，有助于信息的沟通、情感的交流。
第五个条件：事实上，国际化程度高、对公司总部吸引力强的城市，服务业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都在70%以上，比如香港，它的服务业比重已达到了82%。高度发达的服务业、连贯性的鼓励竞争制度、完整的服务业发展战略，是提高城市经济效益与经济实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发展总部经济的重要条件之一。 中心城市总部经济的形成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发展总部经济符合中心城市资源禀赋特点，是中心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具体来说，总部经济能够为中心城市带来五种效应：
一是“税收贡献效应”，总部对于中心城市的税收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税收贡献，企业无论采取那种组织方式，总部如果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都要向总部所在地方上缴一定的税收；另一方面是企业总部员工的个人税收贡献，在总部工作的高级白领，其丰厚的个人收入，必然要通过个人所得税形式为总部所在区域经济做出贡献。
二是“产业乘数效应”。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聚集必然带动相关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为企业总部服务的知识型服务业产业链，包括由通信、网络、传媒、咨询等组成的信息服务业，由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租赁等组成的金融服务业，由会计、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中介服务业，由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业等组成的新型服务业等等。实证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总部向一个区域迁移，会带动几个、甚至是十几个与其有紧密业务关联的知识型服务公司随之迁移。与此同时，总部经济所带动的商务写字楼、房地产等城市投资对中心城市的增长贡献也是很大的。通过总部经济这种“乘数效应”可以扩大一个区域的经济总量，提升第三产业结构水平和区域经济竞争力。
三是“消费带动效应”。总部对于所在区域的消费带动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总部的商务活动、研发活动所带来的各种配套消费;第二方面是总部高级白领的个人生活消费，包括住宅、交通、子女教育、健身、购物等等，这种消费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四是“劳动就业效应”。总部经济发展会充分利用所在区域的智力人才资源，带来大量高智力就业岗位。同时，通过产业乘数效应，带动第三产业，包括知识型服务和一般型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五是“社会资本效应”。一个区域聚集了大批的企业总部，说明这个区域的商务环境、综合环境比较优越，无形之中提升了这个地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国际地位，促使这个区域的地产升值。同时，总部经济加速知识型人才的培养与聚集，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加快这个城市的国际化步伐。
基于上述分析，总部经济是我国中心城市产业升级、品位提升的动力引擎，也是政府推进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
对欠发达地区的意义
总部经济理论对欠发达地区的意义
根据总部经济理论，欠发达地区如能跻身总部经济价值链的制造基地环节，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企业的产品制造功能可直接带来欠发达地区产业经济总量的迅速增加，同时，制造基地的形成还能为欠发达地区带来产业聚集效应和产业乘数效应，从而继续放大区域产业总量。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制造基地的落户，可使所在地的各种经济资源得以迅速激活，加快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
二是对就业的影响。
一般而言，制造基地所需的普通劳动力要实现本土化，即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这将进一步扩大区域的就业总量。制造基地通过学习培训、技术推广等方式，培育熟练的生产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制造基地生产技术的溢出效应及竞争机制，还将推动生产基地人才素质的提升和外地人才向该区域涌入，促使欠发达地区就业结构趋向高级化。
三是对税收的影响。
制造基地的企业大部分属于加工制造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或大型企业集团设立的加工制造企业，具有投资规模大、生产资料流动量大、市场交易量大等共性，这类企业创造的利润和税收数额不菲。此外，制造基地一经落户，固定资产的天然弱流动性决定了此类税源大户的稳定性和长期性。
四是对消费的带动。
制造基地可从4个方面来影响区域消费总量：企业职工的个人生活消费总量，企业集体新增的消费总量，制造基地形成或入驻而新增的社会公共消费总量，制造基地的关联产业及其就业人数的增加带来的区域消费量的提升。
欠发达地区如果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结构升级的机遇，承接其制造基地转移，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增强加工配套能力，是区域经济从欠发达走向发达成熟的重要路径。

⑸ 经济特区有什么好处

问题一：建设经济特区有什么好处？？ 建立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在于： 1.可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 2.可以利用外商销售渠道，适应国际市场需要和惯例，从而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 3.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了解世界经济信息； 4.有利于学习现代经营管理经验，培训管理人才； 5.可以扩大我们走向世界的通道，开辟世界了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窗口。

问题二：我国设立的五个经济特区目的和作用分别是什么？ 1、目的：
是为了引进境外资金、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2、步骤：

第一步开始：1980年，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后增设海南经济特区）。

第二步：开放广州、上海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

第三步，建立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厦漳泉三角区、环渤海地区等沿海经济开放区（后增设上海浦东开发区）。

第四步：内地。

3、成效：

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问题三：经济特区的实际意义 建立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在于：1.可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2.可以利用外商销售渠道，适应国际市场需要和惯例，从而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3.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了解世界经济信息；4.有利于学习现代经营管理经验，培训管理人才；5.可以扩大我们走向世界的通道，开辟世界了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窗口。 经济特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1986年， *** 同志指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1989年，他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1992年，他又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告诫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 *** 同志看来，经济特区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不同于其他地区，在区内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体制和灵活的经济措施。在政治上，经济特区同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在中国 *** 领导之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不存在特有的社会性质。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1985年， *** 同志说：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1992年，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否成功，“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经济特区是体制改革的试验场。1985年， *** 同志指出：深圳是个试验，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1992年，他要求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 *** 同志眼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办经济特区就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不仅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大创举，而且在世界经济性特区发展史上也是一个新的贡献。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1984年， *** 同志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这是他对经济特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精辟概括，深刻揭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目的和意义。经济特区建设不是收而是放。1984年， *** 同志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1985年，他指出：“外国有的评论家说，中国的现行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1989年，他又说：“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

问题四：深圳被设为经济特区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其最主要建立我国利用境外资本、信息、技术及先进管理经验的窗口。
深圳地处珠江三角洲前沿，是连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纽带和桥梁，是华南沿海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服务、外贸出口、海洋运输、创意文化等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深圳在中国的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承担着试验和示范的重要使命。

深圳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试验场”，率先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史上的奇迹，是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辉煌成就的精彩缩影。

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对内地示范、辐射作用，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经济特区不仅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了道路、提供了经验，输出技术、资金、人才和管理经验，成为内地许多省份走向国际经济舞台的“桥头堡”，也成为国际资本、技术、信息走向内地的桥梁，直接带动了内地经济的发展。

1980年5月, *** 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将深圳定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地域包括今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个区。深圳特区位于广东省的南部沿海，东起大鹏湾边的梅沙，西至深圳湾畔的蛇口工业区，总面积327.5平方公里，地域包括今罗湖、福田、南山、盐田、龙岗、宝安、光明新区，坪山新区，龙华新区，大鹏新区，2011年延伸至深汕特别合作区。

问题五：中国的经济特区深圳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自诞生之日起，经济特区就肩负着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先行探路的特殊使命。3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自身发展遇到多大困难，经济特区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战胜了一个又一个严峻挑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为全国其它地区的改革发展提供了鲜活范本，向世人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30年来，从单项改革突破到综合配套推进，从经济领域改革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改革，率先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从勇敢开启对外开放的“窗口”，率先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到大胆“走出去”利用全球市场和全球资源，改革开放一次次为经济特区的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经济特区30年的历史性巨变，靠的是改革开放；中国现代化航船的破浪前行，仍然离不开改革开放。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30年来，经济特区始终坚持发展第一要务，深圳GDP年均增速达25．8％，从昔日的边陲小县崛起为现代化大城市，成为经济特区的最大说服力所在，也成为中国发展道路和成就的精彩缩影。30年来，从引进外资企业，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再到走自主创新之路；从追求速度的跨越式发展到追求经济、社会与生态综合效益的科学发展，一次次发展理念的革新和发展方式的变革，都推动着经济特区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展现着科学发展的光明前景。

问题六：设立经济特区的作用是什么（要标准答案） 经济特区的目的和作用可以概括为：（1）扩大本国的对外贸易；（2）引进更多的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3）增加就业机会，扩大社会就业；（4）加快特定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开发的速度，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对全国（地区）经济发展形成吸纳和辐射作用（5）获得更多的土地出售、出让和出租收益。

问题七：建设经济特区有什么好处 建设经济特区的好处：
1、可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

2、可以利用外商销售渠道，适应国际市场需要和惯例，从而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

3、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了解世界经济信息；

4、有利于学习现代经营管理经验，培训管理人才；

5、可以扩大我们走向世界的通道，开辟世界了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窗口。

⑹ 如何才能使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1.如何使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发展起来，经济总量大幅度跃升，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也越来越注重“好”。党的十七大就明确提出了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提出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是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为前提的；提出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并不意味着发展速度问题无足轻重；提出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也是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
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未来经济目标，关键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而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就要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环保节能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加快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完善鼓励技术创新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各方面创新人才大量涌现。
（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全面部署经济建设时，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重大进展，作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两个字的改变，而是包含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在涵盖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体现了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理念上的深化，道路上的拓展，国际环境认识上的提升。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我们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发展理念上要正确处理快与好的关系，不仅要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而且要更加注重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在发展道路上要根本改变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来支持经济增长，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三）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中，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以促进农民增收为核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就业。提高扶贫开发水平。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改革集体林权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作用。
（四）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并指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况且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五）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帮助资源枯竭地区实现经济转型。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七）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是构筑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路径。因而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是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迫切需要。要着眼于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引导跨国并购向优化产业结构方向发展，放宽中西部地区外资进入的行业限制。完善并购环境，建立跨国并购的法律体系；继续优化软硬件环境建设，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外资研发机构与我国企业和科研院校开展合作，更好地发挥技术共享、合作研究、人才交流等方面的溢出效应；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外包企业承接本公司集团和其他企业的外包业务，提高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水平；有效利用境外资本市场，鼓励具备条件的境外机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逐步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规模。
终上所述，要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⑺ 国际贸易的基础是什么一般常用的贸易政策

国际贸易理论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主要研究商品和皮顷服务在各国之间的交换，研究国际商品交换的原因、结果，以及相关的政策。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范围也包括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技术知识的国际传递。生产要素和技术知识一方面作为某种特殊商品有其本身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作为要素投入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起着重要作用。国际贸易理论还研究经济增长、技术变动与贸易的相互影响，从动态上分析国际贸易变动的原因与结果。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可追溯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学说。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二十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资源配置”或“资源禀赋”的贸易学说。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规模报酬仍然不变。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在赫克歇尔—俄林体系中徘徊多年的国际贸易理论又活跃起来，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贸易的原因和结果，研究新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政策，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学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学说已逐渐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编入教科书，另外部分仍在继续讨论之中，仍是贸易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简要地介绍这些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并阐述其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意义。

一、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为贸易原因提出新解释的主要是从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主要的贡献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这一理论以企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解释战后增长迅速的工业国之间的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1）a〕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假设上：（1）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2）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

具体讲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企业面对的是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参与国际贸易以前，企业所面向的只是国内的需求。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企业不能生产太多，从而使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得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国内需求加上国外需求，企业生产就可以增加。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反而使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

由于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行业的全部产品，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成为必然。但具体哪一国集中生产哪一种产品，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竞争）产生，也可以协议分工。但这种发达国家之间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基础是规模经判档济，而不是技术不同或资源配置不同所产生的比较优势。

二、国际贸易、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已有许多理论阐述了技术在贸易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讨论技术对贸易的影响，也分析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结合起来研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前沿课题。

国际贸易理论的这一新发展的背景也与战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有关。在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说明了当前“北北贸易”和同类产品之间贸易的原因之后，人们自然就会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规模经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国际分工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说技术的差异与发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术又是怎样产生、发展、传递的？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学者们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燃冲陆学的研究中，关于国际贸易、技术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很多。从其理论渊源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间的关系。

1．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1）技术差异所形成的贸易模式

除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贸易学说外，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上的差异亦被用来说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 and Svenson，1985）在他们的研究中假设两国的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产品生产需用两种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规模经济。但如果两国在生产技术上有某种细微的差别，劳动生产率就会略有不同。在两国的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

戴维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设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其中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假设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略有技术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别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会使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别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

马库森、斯文森和戴维斯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intra—instry）的贸易。

（2）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福利的影响

克鲁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类国家：技术较先进的国家（发达国家）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产品亦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产品与非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假设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发展在于：假如技术变动了（而不管为什么会变动），会对各国的贸易模式和福利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这种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则结果是没有坏处。第一，对发达国家来讲，它技术更高了，产品更先进了，由于本来就在技术上领先，更新的技术的产生并不面临什么竞争，也不威胁别国，别国也威胁不了它，所以技术进步对它有好处。第二，对落后国家也没坏处，因为技术差距拉大了，给后进国家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和赶超。所以技术进步发生在先进国家对这两类国家均有利。对先进国家唯一的不利之处是对一些本来就有技术优势的产品，技术进步和生产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有可能变得不利。

假如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呢？克鲁格曼认为结果是缩小了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后进国家会因为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该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对先进国不利，二是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源，那么对后进国来说也不利。

2．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贸易理论的另外一方面发展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也研究技术的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技术变动有两种源泉，一种是被动的，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出来的，而是从看中、干中学会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来的，这叫“干中学”（learningby 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另外一种是主动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技术革新一般是研究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D）的结果。

（1）“技术外溢”（Spillovers）与“干中学”（Learing—by—Doing）

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被称为技术“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又可分国际、国内、行业间和行业内几种不同情况。

a）国际技术外溢

国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如通过贸易）的途径传播到了别的国家，从而使别国的生产者也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

为了说明技术在国际间的外溢，我们假设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各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X和Y。在两国没有贸易时，各国的生产是由本国的生产技术和资源配置决定的，A国有生产X的比较优势，B国则有生产Y的比较优势。如果两国发生贸易，根据“比较优势”理论，A国会专门从事X的生产和出口，B国则专门生产和出口产品Y。这是贸易发生后的最初均衡。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假设技术是无法垄断的，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外溢”到别国。贸易的结果，AB两国的生产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产技术并有可能对本国的生产进行调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技术外溢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A国本来有生产商品X的比较优势，但B国生产X的技术更先进，有绝对优势。A国引进了B国生产商品X的技术，提高了本来就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率。这种结果发挥了本国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有利于A国的长期增长。另外，商品X本来就是B国相对短项，在两国实行分工和贸易后便不再生产。A国多生产X可以使B国的进口价格下降，也有利于B国。这种技术的外溢使原来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模式变成了由“绝对优势”决定。技术外溢的结果，两国都从中受益。

但是如果B国生产商品Y的技术比A国先进，A国从B国中学到这种技术并用此来改进发展其本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Y。对A国来说，这种技术引进的结果是一种进口替代型增长，但对B国来说则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如果A国生产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资源，对A国的长期发展也不一定有利。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发展引入“错误”方向，使两国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影响（参见Yanagawa，1993）。

b）国内的技术外溢

国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原因，国内技术外溢比学习外国技术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在克鲁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生产一系列产品。其中任何一国会在一些产品的生产技术中有最初的领先地位。尽管技术可以在国际间传播，但本国内的技术外溢会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较快的国内技术外溢过程，该国原先的领先的行业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国内技术外溢”也会使别国在他们原来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有领先地位，技术的国内传播使各国的差异扩大。

卢卡斯（1988）的模型与克鲁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设一系列国家，生产两种产品：X和Y。各国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同，但对两种产品的技术知识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国家生产X，另一些国家生产Y，形成最初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在国内的外溢，生产X和生产Y的国家都会在各自的专业生产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各国对两种产品技术知识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改变，除非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改变原先国际分工的地位，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向另一种产品生产的，也只能是那些原来就在边缘上的国家（marginal country）。

克鲁格曼和卢卡斯的分析说明：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它本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源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之后，国内生产技术的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的更快，会使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是有关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生产格局，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的技术外溢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历史在决定一国长期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业间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行业之间（inter—instry）和同行业之内，许多行业虽然产品不同，但所用的资源有许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都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这里的“技术”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因此，一个行业拥有的技术优势也可能外溢到别的行业，使别的行业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并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1）c〕

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有不同的产业集团（instry clusters），各集团生产类似产品但生产技术不会完全相同。与国外类似的产业集团相比，生产上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国际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技术外溢会缩短各产业集团的技术差距。

（2）发展研究（R＆D）与技术创新（Innovation）

技术变动的另一个来源是技术创新，它是一种投资、开发与研究的结果。新技术的开发主要表现在：a）提高要素生产率，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保证产量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资源；b）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可以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现。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最终产品可以由一个企业变成许多个企业来生产。同一企业中也可分为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只生产产品的一个零部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个部门只集中于一个小范围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个具体的零部件生产中，企业有可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利润。换句话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润不再只是从最终产品中获得，每个生产环节都独立出来，都有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对利润的追逐使生产的每个环节上都有改进技术的动力。

开发型技术进步也常常是在对新产品的研制中获得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产生出新技术。

与“干中学”不同，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证这些投资能够获利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因此，一国能否获得大幅度的开发型技术进步，需要两个必要条件：（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没有保护的话，企业开发新产品所冒的风险与其收益不对称，也就没动力去投资、研究。（2）要鼓励对科研的投资。干中学虽然也能提高技术，但毕竟有局限性，毕竟只能缩短与先进技术的差距，一个国家要想技术上领先，就必须有开发型的技术进步，但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资来保证的。

国际贸易与开发型技术变动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新技术的开发不再只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这里边也有一个技术开发的规模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贸易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可以使开发研究形成“规模经济”而降低各国的科研开发成本。一项新技术从一国开始后，另一国可以马上引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应重复同样一个过程。当然，这样做需要许多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

另一方面，技术革新也会影响贸易模式。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和“干中学”的模型中，最初的贸易模式都是给定的，都假定各国在生产技术上有差距但没有讨论为什么有差距。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则揭示了产生技术差距的根本原因。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技术的国际国内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有可能缩短各国技术上的差距，本国原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对于一国的长期发展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对发展研究的投资和不断开发新的技术，是改善一国的贸易地位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措施。

三、国际贸易新理论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启示

过去十五年来，我们虽然在开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贸易政策上仍受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在出口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是开放国内市场方面顾虑重重。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过程中，我们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进关贸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对某些产业的保护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怎样选择保护对象？采用什么方式来保护？保护的前景与代价是什么？我们必须充分估计为保护所付出的代价，并努力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我们发展先进或幼稚工业的目标。

古典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已经分析了保护给消费者和整个国家福利所带来的损失。关于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学说又为我们揭示了保护所失去的“外部效应”，尤其是对电脑等高科技产品进口的限制，损失的不只是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拖延了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电脑等科技知识产品与一般消费品不一样，电脑的使用和普及包含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电脑迅速普及所能带来的外部效应，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况且电脑行业发展的关键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来促进软件的开发。通过贸易壁垒的办法来保护幼稚产业，其代价和结果都是必须考虑的。

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还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新的贸易理论揭示了当代国际市场的垄断竞争和工业制成品贸易为主的特征，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来生产、出口全部的工业产品。国际贸易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即使在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既进口又出口。现代的国际竞争并不局限于个别产品的得失，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限制外国优质产品的进口，不一定非要通过保护来生产国外已占优势的产品。对外开放某些市场，并不等于国内的同类产业就不能发展了。别人生产了一些种类型号，我们可以集中资源生产别的或新的种类型号，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向国外出口。

怎样使某些产业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由于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和现代企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如何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以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成为企业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政府能够正确地选择某些有发展前途并能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产业，通过政策支持，帮助其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的话，对本国利益和发展都会有利的。这种贸易保护着眼于一国长期的战略发展，被称为“战略性贸易保护”。

不少国家曾采用过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如日本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对许多产业有过保护。它将一个产业保护一段时期，然后就转移。保护的目的只是希望在保护期内，让产业自身产生出一种技术外溢和自行不断壮大的能力，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保护的时间是短暂的，保护的行业是不断变动的。克鲁格曼借用了吉文斯（Givens，1982）的说法，将其称做“狭窄的、移动的保护带”（the Narrow Moving Band）。

无论是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要从静态上估计，也要从动态上考虑。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尽可能精确的利弊分析。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简单地利用贸易壁垒来保护幼稚工业是一种被动和陈旧的方式，代价是不小的。而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对某些产品（不一定是整个行业）实行保护也许会带来长期的优势和利益，但是这些产品不一定是幼稚产业，保护的手段也不一定是贸易壁垒，可以是代价较小的产业政策或消费政策，保护的时期应是短暂的，这种保护是一种积极的，有前途的保护。

政策
1 国际贸易政策基本概念
2 保护贸易政策
3 自由贸易政策
4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

关税政策
1 关税的概念和特点
2 关税的种类
3 关税的征收方法及税率
4 我国关税收管理的规定
5 出口退税

非关税壁垒政策
1 非关税壁的概念及其主要特点
2 非关税壁的主要措施

鼓励出口和出口管制政策
1 鼓励出口的措施
2 建立经济特区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

⑻ 广东是如何从边缘地带变为经济之王的

文字：柳丁| 制图：孙绿

本文获地球知识局授权，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在万里长城与南海之间，是欧亚大陆上最大的一块季风农业区，广东位于其最南端。同时，他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端，是东亚大陆与东南亚、印度洋世界的结合点。

这使得广东既能充分汲取农耕文明的养分，又展开双臂拥抱来自海洋的馈赠，这也成就了广东千年的繁华。

大陆与大洋之间

?

今天的文章就带你一览广东的地缘和历史。

罗浮山下四时春

卢橘黄梅次第新

梁启超1902年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指出：

“（广东）其握大江之下流而吸其菁华也，与北部之燕京，中部之金陵，同一形胜，而支流之纷错过之。其两面环海，海岸线与幅员比较，其长卒为各省之冠。其与海外各国交通，为欧罗巴、阿美利加、澳大利亚三洲之孔道。”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

梁氏三句话，准确的概括出广东省的特点――大江和海洋的滋养让这里成为大陆型中国的天然海洋门户。

广东全省有三条大的河流――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最终在广州附近汇流入海，形成了省内最大的冲积平原――珠江三角洲，面积大概在1万平方公里。

西江、北江、东江与珠江三角洲

在粤东，潮汕地区的河流为韩江，下游的潮汕平原为全省第二大平原，面积大概在1200平方公里。

珠江流域与韩江流域

不过平原并不是该省的主要地形。广东全省平原大概占全省面积10%，台地大概占15％，丘陵山地占75％。

省内东、北、西三面环山，粤北有骑田岭、大庾岭与江西、湖南相接；粤东有莲花山、罗浮山、九连山；粤西有云开大山、云雾山等。

山丘多，平原少

群山环绕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军队的集结隐蔽，并能依山据险，外可出击，退可固守，对于珠江三角洲等平原起到了重要的屏障作用。

广东省有四大城市群。分别是珠三角城市群、东部沿海城市群、西部沿海城市群、、北部山区城市群。

毕竟平原很宝贵

尽管广东贵为全国第一经济强省，2016年GDP为79512.05亿元，但是区域发展并不均衡，穗、深、佛、莞遥遥领先；珠江三角洲惠州、中山、江门等城市居中；粤北、粤西、粤东等诸多城市经济总量偏小。

高度集中珠三角

广东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光、热、水资源丰富，是水稻、甘蔗主要产地；香蕉、荔枝、龙眼等亚热带水果是优势农作物。南部还可以种植橡胶、胡椒等热带作物，农业总产值一直居全国前列。

但是由于人多地少，是全国人均耕地最少的省，所以广东也是一个缺粮大省。

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目前还看不到减速的可能

国内的北粮南运

瘴江南去入云烟

望尽黄茆是海边

华夏文明的传播，从黄河流域中游开始，大概以同心圆形势向着东亚大陆弥漫开来。秦始皇派遣50万秦军南征，将两广纳入帝国版图，设南海、桂林、象群三群。

秦帝国第一次扩张至五岭以南

底图为中国历史地图集

秦末赵佗自立南越国，其后到汉武帝时，因南越内乱，汉朝再次出兵南下，尽并南越故地，从此广东成为中原王朝南部边疆一省。

南越国疆初期域图

拿下南越之后

南越之南的越南，亦收入囊中

纵览南部诸省，云贵晚至清朝才建立有效统治，越南自唐以后脱离中国，那么两广尤其是广东为何始终稳在中原王朝版图之内再未脱离呢？

首先在于距离。

中原王朝的力量核心区，在汉朝时北至幽州，南到荆湖。辽宁和广东作为核心区外的边缘区，较易接受核心区力量辐射。所以历朝历代，一旦中原统一，便能立刻腾开手来消灭广东割据力量。和处在中原文化强势辐射区外的越南和朝鲜不可同日而语。

朝鲜与越南还是远了些

其次在于交通。

秦征南越，建立了四条通道沟通岭南与中原。一是自湖南全州入广西桂林；二是自湖南道县入广西贺县；三是自湖南郴州入广东连县；四是江西大余入广东南雄。这些交通要道的建立有利于军队征伐、移民南下。

反观云贵、越南北部，崇山峻岭，交通不便，中原王朝力量即便是短暂征服此地，如东汉马援征交趾、南朝宋的宗悫破林邑，但是一旦后援不济，或者中原动荡，很容易丢失这些地方。

第三在于有效的统治。

自秦征服南越以来，行政上设置郡县，行管理之事；军事上屯驻大军，赋征伐之权；文化上将其纳入华夏文化圈，沐浴王化；经济上在广东省内最适宜农业的珠江三角洲筑番禺城，以此为基地，逐渐辐射到全省，令广东成为中原王朝稳定的一部分。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在于人口。

自秦开始，广东经历了几次大的移民潮，如秦末、东晋、唐、宋等，汉人不断南下，成为广东的主体民族。历史上的雒越、西瓯等族要么在战争中被消灭，要么被汉族同化。

汉族历代迁移路线

今日广东三大族群，潮汕人和客家人基本都是来自中原移民，广府人中的移民片人基本上为汉人或汉人与当地人通婚的后裔，仅有乡下片人为原百越土着后裔。汉人主导的人口结构，使得华夏文明站稳了脚跟。

乘船浮?下韶水

绝境方知在岭南

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南的客观现实，使得广东基本上呈现两个特点：高边缘化和高离心力。

在中国漫长的帝国时期，政治和军事重心长期在北方。即便是宋元以后经济重心南移，也是止步于长江。广东在帝国内部始终无足轻重，没有机会成为重要的地缘板块。

如果是流放到越南就更惨了...

唐代的韩愈就曾流放潮州，苏东坡也被流放过广东惠州。在古代，广东作为“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的烟瘴之地，发配岭南是一种及其严厉的判决。

荔枝是惠州的特产，

苏东坡在惠州曾写下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图为十七世纪来华传教士笔下的荔枝树

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珠三角受到西方思潮洗礼，广东才有机会影响全国局势。

从广东出发进图中原，至少要打下两湖。过于繁琐的远征路线让近代化以前的地方势力往往满足于偏安一隅。

广东古代史上仅有的一次北上，应该是南朝梁末年，西江督护、高要太守陈霸先率兵北伐侯景。后陈霸先击杀王僧辩，击败北齐，建立陈朝。

这位老兄能从南海（广州）出发

北征建立陈朝，也是厉害了

陈霸先

尽管广东地形易守难攻，但是一旦中央王朝统一，集全国之力南下广东还是易如反掌。历史上的赵佗、刘龚等人都是如此。

但每到王朝末年，中央权威减弱时，广东还是很容易出现独立或者半独立的割据政权。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唐末黄巢、清初尚可喜等都曾以广东为基地，举兵反叛中央朝廷。元军南下，广东甚至成为皇室的最后堡垒，最终崖山兵败，南宋灭亡。

清初三藩之乱

可能是岭南反攻北方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近代史上，由于军事技术的进步，广东人才终于又有了北伐的兴趣，且颇有斩获。孙中山武装反清第一次起义，便是1895年广州起义。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广东成为长期对抗北洋军阀的大本营。最终国共联合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打垮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今天的广东，由于地接南海，在国防上有着重要位置。南海舰队司令部即在湛江市。未来南海局势未必平静，广东在维护国家海洋主权中必定发挥重要保障作用。

南海地图

北风航海南风回

远物来输商贾乐

以黄河流域华夏文明核心区向外的海陆通道有两个枢纽：陆上的敦煌和海上的广州。

陆上&海上丝绸之路

中华文明最强势的传播到此结束，随后开始与临近文化产生互动和交融。这里也随之成为商人的乐园、外贸的热土。

从汉朝到明清，每当新旧政权交替之时，不堪战乱的百姓与没落的权贵都会南下避难。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从北方到来的新移民不断挤压南方人的生存空间，使很多广东人不得不转战东南亚。

这种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的移民浪潮史称“下南洋”，也称“过番”，意指到南洋一带谋生。

19世纪华人移民图

鸦片战争前，东南亚的中国移民及后裔有150多万，晚清时南洋地区的移民达500万左右。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使得广东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在东南亚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1671年，广东雷州人莫玖率千余人至越南，开拓河仙地区；1679年，明朝龙门总兵杨彦迪、副将黄进及高雷廉总兵陈上川一、副将陈安平等率士卒3000余人到越南开发嵋公河三角洲地区(嘉定)。

越南边和的陈上川祠堂

在经济上，广东人为东南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上，印尼的84个蔗糖工厂中，有79个是中国老板。他们带去了熟练的工人和先进的商业思想，深远影响了东南亚的农业和手工业。在其他行业中，中国商人的势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今的华人，在东南亚各国经济上有很大影响。比如泰国最大的公司正大集团谢氏家族，其第一代创始人谢易初、谢少飞也是自广东澄海漂洋至泰国，最终创立了今天的企业帝国。

金鳞岂是池中物

一遇风云便化龙

地处南疆的广东在历史上长期无足轻重，但是作为大陆省份中最接近海洋的省份（广西的海岸线和海南，在历史上都属于广东省），一旦整个国家打开大门，广东必定首先受益。

明清时期，玉米、番薯、薯仔等作物经广东、福建等等省最先进入中国，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种植结构，也间接促成了清朝时期中国人口的大爆炸。

玉米传播路径

明末形成了以广东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自马六甲为南端起点，沿途经南海至澳门、广州，东南有菲律宾，东北航经台湾直到日本。

清朝中前期，广州成为整个帝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

广州巨商伍秉鉴通过贸易积累巨资，家财达2600万两白银，成为世界首富。

广州十三行，1780年

伍秉鉴

遗憾的是，鸦片战争前三百年，尽管其中不乏个别中国人在闯荡外海中留下浓重一笔，但是这种国民个人行为始终未能转化成国家行动，以至于错失紧跟世界潮流良机。

鸦片战争后的100年，广东尤其是广州，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改革开放后，广东成为率先开放的省份。第一批五个经济特区，广东独占三个，可见在中国接轨世界战略中广东的重要地位。

五个经济特区，广东占了三个

从内部看，深圳作为最接近香港的城市，率先发展起来。此外，台商和华侨大量来粤投资，也助推了广东的崛起。广州由于千年的积淀以及政治上的加成，也迅速成长。

随着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东莞，佛山等城市陆续崛起，带动了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也成就了广东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最发达省份的地位。

如今的粤港澳湾区，成为继美国纽约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同时也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区域载体之一。港珠澳大桥的修建，将进一步加速湾区融合，助力区域城市崛起。

港珠澳大桥

从外部看，广东作为东南亚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经济最发达的一环，未来也大有可为。

人口上，东盟十国接近6亿，其中越南0.93亿，菲律宾1.03亿，印尼2.6亿，这是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东盟

经济上，东盟成为仅次于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交通上，除了南海这一天然航道外，中国正在力推环绕东南亚各国的泛亚铁路建设，也将为广东包括广西、云南在内的诸省之间与中国互联。

泛亚铁路

从长远看，以南海为核心，涵盖东海、黄海的亚洲地中海，将成为未来世界的重要一极。如果眼光再往西，还要加上印度、伊朗、沙特、土耳其等地区强国。这样，在整个亚欧大陆边缘地带将形成一个繁荣的外环。

广东作为大环之内的重要一小环，发展潜力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