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和经济利益哪个高

① 红学到底有什么价值

《红楼梦》研究中有一个社会历史价值。

那就是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

这个在《红楼梦》中是主线思想，贯穿始终，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历史反映，不是单纯的言情小说，尤三姐也不是随意抹脖子，鸳鸯也不是简单的嫌弃贾赦，不愿意做妾，司琪也不是单纯的约会......

这一切都是阶级斗争，在品读这本书的时候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这些典型的阶级斗争正反映的是黑暗和腐朽的封建社会，也就是曹雪芹笔下的末世。

不重视红楼梦的思想性，读者就会用感性的认知阅读，当然这也是可以的，这本书的文学性足以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故事情节足可以让每一个人思索万千，诗词更能调和情月的风云，当时的社会描述和场景也能让很多读者身临其境，穿越红楼，感悟红楼年华，诗意人生。

红学范围：

一般来说，对《红楼梦》的文本、版本、历史背景、文学史关系和作者家世、生平、创作经历的研究、人物特性，都可纳入红学。

对于“红学”含义的争论起于1980年周汝昌的《红学辨义》一文，他认为红学的范畴应归结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且坚持红学真正的本体是探寻曹雪芹这部小说写的是谁家的事，即“本事”，探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

周汝昌的观点受到学者们的普遍质疑。1984年应必成在《文艺报》撰文认为，《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研究之外，相反，它应是红学的最主要内容。

② 从经济政治角度评红楼梦

《红楼梦》里面引用了一副对联，叫做“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有的人很讨厌这两句话，但是我想，讨厌这两句话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模式有问题。因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和真诚纯洁的心理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认为一个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了就必然成为一个很虚伪的坏人，这是一种反制主义的偏见。有时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革命家，看任何事物都以政治的眼光，但是为什么他这样偏爱《红楼梦》呢？如果你要讲政治你应该讲《三国演义》———当然毛泽东也讲过《三国演义》、《水浒传》，但相对而言毛泽东谈这些反而少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红楼梦》写得比较细致，不是人云亦云的东西，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红楼梦》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毛泽东的鉴赏能力是不能低估的，他把《红楼梦》定义为一本谈政治的书，把《红楼梦》看成四大家族的兴衰史，认为《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等等。他曾在着名的《论十大关系》里面说：中国不能太骄傲，中国无非就是人口多，历史长，地域广阔，另外还有半部《红楼梦》。这篇文章被收入正式文件的时候，编者把“半部”改成“一部”了，说“半部”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其实说“半部”更显出伟大了。 《红楼梦》的政治主题 我现在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红楼梦》的政治主题。《红楼梦》有一个根本的政治主题，就是探讨兴亡、盛衰的规律。中国的读书人对此特别感兴趣，这是由中国的历史造成的。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朝代，而且每个朝代都经历由盛而衰的过程，充满了戏剧性。《红楼梦》描写了秦可卿在临死之前，给王熙凤托梦说：“我们家赫赫扬扬，已近百载，一日若应了树倒猢狲散的成语……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任何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朝代，如果发展得太强大，太完美了，就要出事。这种观点在老子的《道德经》里就已经有相关表述，“满则溢，盈则亏”。《红楼梦》一直有这么一个调子，它把元春省亲说成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到这一步，就会走向反面。这个观念在中国文化里面非常醒目。 我们来具体分析贾府为什么会衰败。大致上，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一是政治危机，二是文化危机，三是财政危机，四是管理和人才的危机。 政治危机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大的家族，一个高官，一个政治集团，它的政治资源是些什么呢？有没有很密切的关系？大致上它有以下这些资源，第一是背景。贾府是名门之后、功臣之后，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贾政的大女儿元春是皇帝的贵妃。但是这个背景有点麻烦，因为她后来死了，而且死了以后描写显得比较冷落。显然《红楼梦》中元春的死默默无闻，什么原因、背景都不知道。第二个是德行。在这方面贾府更差，而且越来越坏。第三，他应该有新的功劳。他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吗？没有。或者他能得到上层特殊的宠爱，像高俅那样，由于球踢得好，为宋徽宗所赏识。要财产也没有财产，简单地说，如果我们将它的政治危机概括起来，就是只知道吃老本，而没有立新功。对任何政治集团、人物甚至非政治人物来说，这都是重要的。 第二是它的文化危机，我们看到，在《红楼梦》里面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丧失了公信力。以贾宝玉为代表，他非常厌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贾宝玉的上面还有一个人物非常重要，但作者老是回避，不多写，这个人就是贾珍的父亲贾敬。贾敬好道，每天都炼丹、静坐，不参与家族里的任何活动。他完全是一个对封建文化、封建价值丧失了最起码的感觉的人。作者有意回避描写贾敬，但是他起的作用很大，因为在贾宝玉做梦进入太虚幻境以后，听到“箕裘颓堕皆从敬”、“造衅开端实在宁”，意思是指行业的完蛋从贾敬这里开始，造孽、腐烂的事情是从宁国府开始的。 我把贾宝玉和贾敬放在一起来说，不符合解放以后对《红楼梦》的评论。因为解放以后新的“红学”基本上是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认为贾宝玉是叛逆、反封建的，贾敬是堕落的。而在贾母身上，既有入的一面，又有格格不入的一面，因为贾母还是很注重一些封建道德的。但在整个贾府里，你会感觉到仁义道德、修身齐家、自强不息、仁义礼智信、礼仪廉耻这些东西全都已经完蛋了。在《红楼梦》的具体环境中，意识形态已经变成骗人的东西了。 第三个危机是财政危机，这点就不作细说了。 第四是管理和人才的危机。从《红楼梦》里的许许多多的描写可以看出，除了王熙凤一人，或者还可以加上一个探春，除了这两个人以外，再没有人有管理才能。王熙凤智力突出，管理宁国府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的混乱，所以她要严厉处罚。后来王熙凤病重的时候，就由探春、宝钗和李纨这三套马车来管理，但是真正起作用的只有探春。因为李纨虽然明白很多事，但是不参与管理；宝钗则是明哲保身；而探春毕竟是一个小孩子，将来还要嫁出去的，所以很难算是家里的管理人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红楼梦》里的男人都没出息，能管家务的一个都没有。《红楼梦》中确实是男人比女人更废物，更无用，更糜烂，更恶劣。我想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男人读了很多正统的书，但是读得越多，就越脱离实际。以贾政为例，他是最认真的，各方面都很认真。有人说“贾政”的意思就是假正经，非常虚伪，我并不这样觉得。贾政要打死贾宝玉，恨成那个样子，是因为贾宝玉做了太出格的事情。宝玉和蒋玉菡很暧昧，而在古人眼里，蒋玉菡不是一个戏曲演员，说不定是个人妖之类的，如果儿子跟人妖混在一起，怎么会不愤怒呢？尤其蒋玉菡是跟贾府关系不怎么好的、王爷家里的一个“文艺奴才”。他非常愤怒，我认为这种愤怒是真诚的。以贾政的地位、身份，自然是不能够容忍贾宝玉。 贾政还有一点让我很感动，就是元妃省亲回来的情景。贾政和王夫人两人要先给元妃行礼，要直挺挺地跪下。贾政和王夫人就跪着说贵妃怎么好，怎么伟大，洪福齐天，请贵妃也不要考虑我们年纪大了，风烛残年，不要以我们的身体为念，要专心伺候好皇帝。我们设想，一个父亲跪在女儿面前，越说我们老了不中用了，就越表现出老年人寂寞伤感的心情。我每次看到这里都觉得很好地刻画出了一个老人的凄凉。但这是按照君臣之礼，不能说你到宫里干什么啊，老爹都活不了几年了。相反倒是元妃哭了：“你们为什么把我送到那个不见人不见天日的地方？”但是贾政出去做官，碰到一点小事就无法处理了。 贾府的男人所接受的教育、所懂得的道理和现实是完全脱节的。另外，这些男人在享乐、纵欲和生活糜烂方面的禁忌，比女性要少得多，尤其是在性放纵方面。《红楼梦》中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乱来的，既可以搞女人，也可以搞男人。相反，贾府女性的约束起码多一点。贾母地位再高，她不可能搞这些。所以这里面男人尤其是没有用的，这和封建社会、封建贵族、封建特权的寄生性有很大关系。跟西洋的贵族相比，中国的贵族更加懒惰，他什么东西都要别人伺候。他的劳动减少到近于零的程度，稍微有点钱就开始使用别人的劳力。中国贵族以寄生为享受，恨不得吃饭都让别人喂。这种寄生性的享受观和特权观，使得他们的体能、智能全面萎缩，我们从贾府的情况可以看出这点来。 贾府的权力格局 第二个大问题我想谈一下贾府的群落和权力格局。中国人的文化头脑很有意思，孔子早就说过“君子之泽，三世而斩”，最多能传到三世。果然到了第四代的贾宝玉、贾政，就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没有继承人了，从精神上、文化上、才智上都彻底瓦解了。 在贾府最高高在上的就是贾母，贾母又有一个助手叫鸳鸯，是贾母的一把钥匙，各种问题的解决都要靠她。即使如此，鸳鸯和王熙凤合谋，也偷过贾母的器具来典当以应付财政收支的紧急。贾母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贾赦，二儿子是贾政。贾母喜欢贾政而不喜欢贾赦，所以贾赦一直是反对派。不过书里一直都没有对贾赦进行正面的描述，贾赦的妻子，说她是个索性子，性格很怪，很难相处。所以贾母喜欢的是贾政，更偏爱孙子贾宝玉。但是贾政和贾宝玉都管不了家，管家的责任就落到了贾赦的儿媳妇王熙凤身上。 王熙凤具有多重身份，她既是贾赦的儿媳妇，又是贾政的夫人的内侄女。王夫人那边，在某种意义上更加亲切，相反跟邢夫人的关系比较冷淡。第三，她精明强干，在《红楼梦》里再也找不到一个跟她一样聪明、比她更能干的了。但是她也有弱点，就是不认字，没文化，但也还可以应付。第四，王熙凤还起着作为贾母的弄臣的作用。她能够不停地说笑话来歌颂贾母，这个在封建专制里头，能够经常让领导笑，前程就远大了。只要王熙凤一说话，贾母就笑，就高兴。在众奴隶面前，王熙凤是一个精明强干的老板、杀手，她害人从来不眨眼，可是在贾母面前她是一只活泼、伶俐、可人的猴子。对贾母她是猴，对众家臣就是虎狼，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王熙凤也有一个助手，就是平儿。王熙凤是“鹰派”，平儿是“鸽派”。同样我们可以称之为主流派的一条线，贾母、贾政、王夫人、王熙凤、平儿、探春、宝玉等等，包括袭人等丫头的利益都是一体的，他们的利益仍然是忠于主流派的。宝玉从思想上说是非主流的，疏离主流意识形态，但又完全享受着主流派的待遇，地位、物质享受、标准、规格都是最好的。 至于非主流派，就是对这个管理格局心怀不满，一直在伺机而动、希望变天的，首先就是贾赦和邢夫人。过年的时候，大家说笑话。贾赦就讲了一个笑话，他说一个老人得了心脏病，请了针灸医生给老人扎针。在哪里扎呢？在腋下扎针。老人就问，你怎么不在心上扎？医生说，因为你的心就长在腋下。意思就是指不公正，一碗水没端平，这实际上是在骂贾母。而贾母也毫不含糊，听了以后就回答说，看来如果我要扎针的话大概也要这么扎。这也是政治手段，你不是说我偏心吗？那我就偏心，这多少透露出封建政治的无赖性、流氓性。一句话弄得贾赦讪讪而退，很尴尬。那里还有一个隐患，随时准备闹一闹的，就是赵姨娘和贾环。曹雪芹写的所有人都很深刻、全面，人物写出来都是圆的，唯独赵姨娘和贾环是扁的。不管在什么时候，赵姨娘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得体的话，没有一次得体的举动。贾环也没有干过一件好心的事情。这种情况使得贾府表面上看是皇亲国戚，很高大，很贵族，很有秩序，但是它蕴藏着矛盾，蕴藏着地震。 反对派还有部分群众基础，虽然并不参与贾府的权力斗争，但是他们是一群毒魔，随时等着贾府出事好从里面染指，分点好处。沾点边的穷亲戚则偷鸡摸狗，两面三刀，雁过拔毛，恶劣到极点，他们一直勾结府外的地痞流氓，像张华这样的一些人。所以贾府的权力格局并不稳定，是蕴藏着危机的。 贾府中的三位重要女性 第三步我想分析一下贾府的一些重要人物。一个是贾母，她的地位最高，年纪偏大。她非常聪明，平常采取大撒手的政策。刘姥姥恭维她洪福齐天时，她说“我不过就是个老废物，能吃就吃一口。”实际上说这话时，是她自信心最强、心情最愉快的时刻，对一切充满信心，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她一直都没有放松警惕，她经过创业维艰的局面，偶尔会露出狰狞。当贾赦要讨鸳鸯做小老婆时，她突然大怒。她用手一指，说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些人要算计我。我现在就只剩这一个忠心我的人了，你们就要把鸳鸯从我身上调虎离山。众人就觉得很奇怪，这事为什么怪在大家头上了呢？只有探春站出来说话：奶奶你糊涂了，哪有大伯子纳妾跟弟媳妇商量的呢？要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长嫂如母，小叔子可以抱着嫂子吃奶，但是大兄弟对弟弟的媳妇要保持很远的距离。贾母突然就笑了，可不是老糊涂了，哪有大伯讨小老婆跟弟妹商量的呢？贾母就怪宝玉，我糊涂了你怎么也不劝？但是这次凶恶的表演给人很深的印象，为什么一个平时慈善的老太太遇到这样的事情突然爆发呢？我觉得虽然贾母辈分最高，但她是个女人，什么事情都由她来掌舵，也有信心不足的时候。贾母经历过创业阶段，所以警惕性很强，甚至不惜作出有罪推理，谁都可能是坏人、内奸。她不认为天下太平，贾府可能就有内奸。 再一个我要说一下王熙凤。王熙凤在管理上有许多不合理地方，比如她不按时发钱，先放高利贷，但王熙凤在管理上是唯一可以依靠的人。贾母为王熙凤过生日，王熙凤酒喝多了，想回去补妆。结果就在这时候，贾琏正和包二家的胡来，而且贾琏派了两个小丫头站岗。第一个小丫头见了王熙凤回头就跑，王熙凤大叫“还跑”，丫头就停下来了。一见面，王熙凤就给她两个嘴巴。第二个小丫头特别鬼，就主动跑过来说正要向你报告。王熙凤说，你少跟我来这套。又是一个嘴巴。第一个丫头不说，王熙凤就拿簪子扎人家的嘴。这个动作，黄世仁对白毛女喜儿使过。管理是一种潜暴力，为什么一定要服从管理呢，因为她有能力从暴力上给你实行惩戒。王熙凤是一个该出手时就出手、不拒绝使用暴力进行管理的人。 最后说一下探春，从搜检大观园这件事来看，对探春屋里的搜检，探春一开始就说：“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地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不觉流下泪来。箱子看完了，王善保家的有点得寸进尺，过来摸摸探春身上。探春是何许人物，允许她对探春身体进行接触？“啪”！探春就给了一个嘴巴子，这个嘴巴太棒了！像这种狗仗人势的人缺少的就是这样巴掌的教训。《红楼梦》中很多描写很憋气。冰心说《红楼梦》让人看着非常窝囊，说她从小就看不进去，看着实在生气，没劲。但是我看完了《红楼梦》没有得抑郁症，就是因为探春的这一个嘴巴。这一个嘴巴就把所有的鸟气都发泄出来了，那真是金声玉振，余音绕梁，百年不绝！（

③ 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红楼梦

《红楼梦》原本中没有明确说贾家最终要败掉，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贾家的收支情况，明显能看出支出大于收入。从前许多红学家说贾家靠着当肥缺支持了家庭开支，一旦罢了官，就会破产。这是天大的错误，因为生活中曹家是这样，不能就说小说中贾家也是这样，象这样混同生活与小说的“红学家”我真的想骂他们。
我们看，贾家靠什么养活这么大的排场？是靠当官的工资吗？不全是，查史料就知道了，作为非王室的官员工资待遇没有这么高。贾政这个“员外郎”又是部里的中层干部，恐怕没有多少人给他行贿，大不了是大家都有的一年“冰炭两敬”，即地方官员向京官每年送两次礼，冬天取暖费，夏天降温费。这种例行的行贿数额不会太大。宁、荣二公只是头衔，没有实权，奉禄也不能养活这么大的排场。所以贾家的收入结构是这样的：一、来自宁、荣二公在世时得到的赏赐；二、世袭爵位和在职官员的待遇；三、元春从宫里给的赏赐；四、田庄产业的收入。
其中，田庄产业的收入是贾家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完全可以说，即使贾家因祸失掉了世袭爵位和在职官位，只要不被没收家产还是能较好地生存下去的，大不了裁掉一些下人和排场，至少不会象生活中曹家那样结局。注意，我是说生活中曹家是因为贪污被抄了家，小说中并没有明确说贾家贪污，因为清史中一般不是因贪犯罪是不会被抄家的，降职、革职都是针对官位，不是针对家产。
那么你可能会说，即使高鄂续的后四十回不是原本，原本中怎么表现“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很简单，曹雪芹如此高明的写法，完全能处理。比如可以写男人们因事被禁或流放，贾家托人情解救，耗尽了家产，落了个鸡飞蛋打——即使现在这样的例子也有的是，不是吗？
如果就小说来论小说，现在的通行本并没有说贾家没落了，后来贾政不是袭了爵位吗？家产不是发还了吗？可能你会说，这是高、程的一厢情愿，原本不是这样。那我说，我们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除了“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和秦可卿死后托梦暗示王熙凤以外，没有明确说贾家后来破产了。所以，四大家族败落了的悲剧气氛，大多是我们混同生活中曹家败落的结果，是串觉。

④ 在当今社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哪个更重要

这问题类似于几年前的“先治愚还是先治贫”的论题。2者皆可选，只要理可说通。个人觉得绝对的经济效益应该大于社会效益。因为后者是精神层面的，只要调整得当人的精神还是比较容易塑造的。没有经济效益做后盾是绝对不行的。中国目前的好多做法是基于从“绝对经济效益”考虑的。可围绕此理找相关资料题材推理即可。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⑤ 名校老师详细解说，直接经济利益和间接经济利益如何区分

直接经济利益是能够直接控制的经济利益，比如购买股票，什么时候买入，买多少，什么时候卖出等等。
间接经济利益是不能够直接控制的经济利益，比如购买基金，基金用于购买什么什么等等。但是当事人只能控制如何购买基金，购买多少，什么时候卖出，但是不能够控制这个基金用于投资什么。

⑥ 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益的区别是什么

经济利益就是企业总共获得的营业额减去你的成本，剩下的就是企业的获得的利益！
经济效益是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所取得的劳动成果与劳动消耗的比值。

⑦ 红学的三个时期

旧红学，指的是五四运动以前的红学。
（1）题咏派
叶崇仑《红楼梦题词》，唤明（1771-1831）《金陵十二钗咏》
（2）评点派
19世纪，评点派大为活跃，书商大量出版经过批评、批点、新评的百二十回《红楼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护花主人、明斋主人、大某山民的批评，太平闲人的“读法”，读花人的“论赞”和“问答”。
《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1832年双清仙馆刊本），王希廉，字雪香，号护花主人。王雪香抓住《红楼梦》的纲领即是“色空”，关键是“真假”“梦幻”。
《妙复轩评石头记》（作于1828至1849年，孙桐生1881年卧云山馆刊本），张新之，号太平闲人，又号妙复轩。太平闲人评《红楼梦》“较《金瓶梅》尤造孽”。他把《红楼梦》看成是“盗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是暗《金瓶梅》。他还论证《红楼梦》是宣传儒理易道。
《增评补图石头记》，姚燮，号大某山民，着有《读红楼梦纲领》。他的评点有总评和分评，论小说全书主题：“秦，情也。情可轻，而不可轻，此为全书纲领。”
《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1884年同文书局石印本），王、张、姚三家合评本。
（3）索隐派
干隆五十九年（1794），周春撰就现存第一部红学专着《阅红楼梦随笔》，认为《红楼梦》叙金陵张候家事。这一派以“纳兰成德（明珠）家事说”影响最大。另有傅恒家事说、刺和珅说等等。
“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出自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一书。该书认为宝玉即是清世祖。清世祖即顺治皇帝，是满清贵族举兵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本名爱新觉罗·福临；董鄂妃，顺治贵妃，索隐派误传为明末秦淮名妓董小宛。
蔡元培（1868-1940）在1917年9月出版的《石头记索隐》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幂，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看成峰之状况。” 新红学，指的是五四运动以后至1954年的红学。
（1）评点派
自1927年甲戌本问世以后，陆续出现了十余种带脂评的前八十回残抄本，书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它们与1911年出版的并无脂砚斋署名的戚序本统称为脂本。
脂本评点者脂砚斋、畸笏叟、杏斋、梅溪等人均是曹雪芹身边亲友。但红学界对脂砚斋的真实身份争议很大，有作者说、叔父说、兄弟说、妻子说等等。
（2）现代评论派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1924年）、《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及其它文章中，对《红楼梦》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
李辰冬《红楼梦研究》（1934，法文本）认为曹雪芹的人生观是“达观的”“出世的”，其着书目的在于抒发“人生不过一场梦”的感概，《红楼梦》的社会由世家、平民和奴隶三种阶级组合而成，但是“它们绝不含任何阶级斗争现象”，书中的人物都是“平凡的人格”，不存在“好人”“坏人”的对立。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1948）注重人物心理状态以性格特点的分析。
（3）考证派
胡适《红楼梦考证》（1921年），给《红楼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带来了新鲜空气。胡适根据小说本身以及同时代或稍后的清人笔记、年谱、传记、诗文等材料，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而曹雪芹是曹寅之孙，《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后四十回是高鹗续补。从此以后，曹雪芹被绝大多数红学家公认为《红楼梦》作者，妇孺皆知。胡适的这一功绩是不容否认的。

俞平伯《红楼梦辨》（1923年），首创文学考证法评批后四十回，应援胡适的“高续说”。功劳是巨大的，效用和影响却是很坏的。晚年忏悔：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
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继胡适《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红楼梦辨》之后出现的一部影响较大的红学专着。这是“一部对于《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第一次对脂批给予重视”。
（4）索隐派
1925年阚铎《红楼梦抉微》、1927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考证》、1934年景梅九《石头记真谛》等。由于考证派声势浩大，索隐派日益萎缩。 1954年以后进入当代红学时期。

（1）评论派
对《红楼梦》的艺术品鉴类研究的成果异常丰硕，如张毕来《贾府书声》（1983年）、薛瑞生《红楼采珠》（1986年）等。80年代的美学研究思潮使美学阐释方法成为红学研究的一种新研究视角，如王朝闻的《论凤姐》（1980年）、苏鸿昌《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1984年）等。
李希凡、蓝翎用马列主义研究《红楼梦》，形成了《红楼梦》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网络全书说；王志武的《红梦楼人物冲突论》（1985年），认为《红楼梦》的主要矛盾是王夫人和贾宝玉围绕选择薛宝钗还是林黛玉而进行的冲突；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1995年），从儒、道、释三个角度系统分析了《红楼梦》的主题；王蒙的《红楼启示录》（1991年），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经验对贾宝玉的形象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1980年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周策纵的《红楼梦与西游补》、陈毓罴的《红楼梦与浮生六记》、白先勇的《红楼梦对游园惊梦的影响》等一些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信息时代的科技成果也被引入红学研究，如利用计算机的统计功能来考察《红楼梦》的作者问题等。
其它代表作：何其芳《论红楼梦》，刘梦溪《红楼梦新论》，张锦池《红楼十二论》，蒋和森《红楼梦论稿》，白盾《红楼梦新评》，舒芜《说梦录》，段启明《红楼梦艺术论》，吕启祥《红楼梦论集》，陈诏、孙逊《红楼梦与金瓶梅》，邓云乡《红楼梦识小录》及《红楼梦导读》。
（2）曹学
对曹雪芹的家世、祖籍、生卒年、故居、曹家遗迹、抄家原因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陈毓罴、刘世德、邓绍基的《红楼梦论丛》（1979年），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1980年），吴恩裕的《曹雪芹丛考》（1980年），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1980年）。
（3）版本学
主流红学大体理出版本源流的一些情况：己卯本和庚辰本属同一支；王府本与戚沪本、戚宁本属同一支；甲戌本虽是过录本，但属年份最早的版本。代表作有：冯其庸的《论庚辰本》（1978年），王三庆的《红楼梦版本研究》（1981年），胡文彬、周雷《红学丛谭》（1983年）。
张爱玲《红楼梦魇》（1977年）对各本异文详加考证，试图排出先后次序、改稿思路及其与原稿的亲密程度，剖析甚深。
林语堂《平心论高鹗》（1958年）针锋相对反驳胡适、俞平伯的“高续说”，系统论证后四十回为曹雪芹原着，高鹗只是对原稿进行了编辑整理，而没有续写。林语堂自己是小说家，他的文学考证比俞平伯更见功力。
欧阳健《红楼新辨》（1994年）、《还原脂砚斋》（2003年），首创辨伪学派，力证“程前脂后”“程真脂伪”，拆穿民国学人伪造脂砚斋古本红楼梦的真相，一语惊醒“脂学”迷梦。克非、曲沐、吴国柱、陈林、朱楼梦剑应声而起，巩固并扩大了辨伪学成果。
（4）索隐派
建国四十年，索隐派在大陆基本消失。港台有赵同的《红楼猜梦》（1980年）等，但未成气候。
1989年霍国玲出版《红楼解梦》，索隐派死灰复燃。从2005年起，刘心武连续出版《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系列，索隐秦可卿原型为废太子胤礽家的一个无名公主。其考证部分重复周汝昌的观点，其文本分析则重复王志武《红楼梦人物冲突论》的观点。
另有一部分人从开发本地经济效益出发，对曹雪芹的祖籍提出了一些五花八门的说法，不仅远离红学，而且对了解作品并无积极意义。
索隐派以其故事性、传奇性，满足了多数普通读者的猎奇心理，迎合了大众文化的消费趣味，故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这种受经济利益和消费性的驱使，方法上又流于荒诞的红学研究，并不值得提倡。

⑧ 经济利益和经济效益的区别

经济效益是通过自己及其所在的团队的努力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盈余，经济利益不管是否产生于生产经营活动中，只要有经济收益就行，比如，别人给我们的捐赠：是经济利益而不是经济效益。

⑨ 一本红楼梦养了多少人

“红学”的产值统计



当作家刘心武走下荧屏，携最新出版的根据同名电视讲座内容整理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一书在西单图书大厦签售，慕名而来的读者很早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面对如此热闹的签售现场，乐坏了出版方。刘心武的“红学”着作在一个月内取得了发行10万册的不俗业绩，红学家周汝昌的几本“红学”着作也都在几万册以上。

坊间早就有“一本《红楼梦》究竟养了多少红学专家”的疑问。红楼梦研究所副所长孙玉明告诉记者，保守地估计，每年的“红学”着作都应有二三百本之多，而论文更是无法统计。而当记者追问为什么每年会有如此之多的论文产生时，是不是与个人评定职称以及其它利益有关时，孙玉明并没有正面回答记者，只是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据记者在北大图书馆所做的调查表明，2003年，红学论文有338篇；2004年，红学论文有391篇；2005年还没有结束，但已发表的红学论文就有256篇之多。这种调查仅仅限于北大图书馆，如果把全国所有图书馆及高校学报上的论文做个彻底的统计，得到的数字肯定是天文数字。

一本《红楼梦》究竟养活了多少家出版社呢？一位出版界的专业人士估计，《红楼梦》至今全球发行应该有上亿册之多，仅出版《红楼梦》一书至少就在几十亿元的产值，所以市场上才会有那么多出版社出版的不下几百种的各种不同版本。

与出版相关的还有全国各地众多的红学协会，据孙玉明介绍，中国红楼梦学会是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于1980年成立后，全国各省市县相继成立分会，而一些高校也纷纷成立分会，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红学网络，其间所牵涉的种种经济利益更是难以计数。



“红学”经济链究竟有多长



自《红楼梦》面世以来，围绕它所衍生的“红学”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经济链，出版仅仅是其中的一环，除此之外，各种围绕《红楼梦》的文化活动、学术会议，以及影视、旅游等相关方面，都足以说明《红楼梦》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大金山”。

当年央视投拍的《红楼梦》电视剧，只有近五百万元的资金投入，而取得的巨大回报是众所周知的。正是在这样巨大回报的诱惑下，几年以来，关于重拍《红楼梦》的拍摄权在影视圈内几乎争得“你死我活”。早在2001年8月，就有两家单位同时向广电总局申报重拍《红楼梦》。其后，一项预计将投入过亿元的“《红楼梦》重拍工程”宣告正式启动，与此同时，由黄健中执导的电视连续剧《红楼丫头》也已投入拍摄，而另一部《红楼梦》人物系列电视剧也已获得广电总局的立项批准。

而在旅游方面，为拍摄电视剧《红楼梦》而兴建的北京“大观园”和河北正定的“荣国府”早就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类似主题公园的地方，它们为地方旅游所开发出的旅游资源更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而运作《红楼梦》重拍工程的出资方为拍摄这部电视剧，将建造6处“红楼梦影视国际游览城”，计划选址北京、广东、山东潍坊、三亚和沈阳等地，这无疑都是看好“红楼旅游”这块大蛋糕。而为了培养新版《红楼梦》的演员，出资方还将建立一个“红楼梦影视艺术学院”，大赚“红楼教育”的钱。

孙玉明告诉记者，早在几年前，就有台湾商人要到大陆来开发“红楼之旅”路线，想把国内与《红楼梦》有关的旅游景点全部“一网打尽”，而扬州市、南京市，以及北京大观园都曾投入重金开发“红楼宴”。

⑩ 红学到底有什么价值

《红楼梦》需要以全方位的视角整体解读，其真正的价值才能随之显现出来。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红楼梦》不只是一部小说，它还能超越自身，超越时空与古今之哲学、政治、艺术，甚至百门学科互为贯通，互为成全，它更像是一面反射真理之光的球面镜。 《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体裁的哲学论着。作者用自己“亲历”的口吻真实、生动、完整地叙述了一个关于人与社会如何重新认识自己，如何达到自我完善的实验报告。它不但通过人物和情节全景式演绎和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各派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变化规律及相互关系，而且在对前人合理取舍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破旧立新，构筑了新的哲学和思想体系。作者的主观意图是要让这一体系成为超越佛、道、儒的新的哲学高峰。笔者认为尽管这一体系目前还不为人们所认知，但客观上确实具有这样的高度。曹雪芹的哲学一开始就打破董仲舒天人感应的错误思想，把人独立出来，放在世界的中心位置，进而证明人具有不同于天地自然的善恶平衡、统一的本质，具有超乎天地自然之上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以及由此产生的创造新价值的能力。而这一全新结论的获得不是作者的主观判断，是缘于自己发现的只存在于人与社会的客观规律——人文辩证法。这是继对立辩证法、对立统一辩证法之后的第三代辩证法。小说既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辩证法的客观性和正确性，并利用这一新理论对当时的人和社会进行了系统的改造和创新，成效十分显着。尤其还将中国古代相对贫乏的逻辑学和美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红楼梦》是起步于时空唯物论，穿越人文主义、民主主义以及当今各种主流哲学理念，径直指向人与社会的终极理想。由于《红楼梦》具有小说的全部特征，所以我们又可称之为哲理小说。这种体裁不仅使曹雪芹的哲学一反前人晦涩、抽象、空谈的文风，实践了自己理论与现实结合的哲学理念，而且使其哲学体系的整体系统性、逻辑合理性和社会实用性都达到了最高境界，超过了王夫之以及同时期的其他哲学家。然而，也正是它的小说体裁，使它未能成为哲学经典。《红楼梦》最终没有成就曹雪芹成为哲学第一人的梦想，而此后的中国也如他所料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一次次丧失走向强盛和稳定的历史机遇。二者的失之交臂着实令人扼腕叹息。不过笔者认为既然是真金就总会闪光，他完善的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极为接近，对于当今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创新社会，如何进行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改变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作用。他的理论尽管过去了二三百年，但依旧历久弥新，在很多方面甚至比现代人的理念更先进，只要稍加改进就能与现代哲学完好对接。笔者相信曹雪芹哲学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扎根生长，呈跳跃式发展，将历史贻误的光阴追赶回来。 其次，《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体裁的政治论着。曹雪芹在书中表现了明确的政治观点和政治理想，认为当时社会面临的不只是一般的朝代更替，而是国家、人类社会正在走向覆灭，所谓“末世”、“劫终”。面对如此巨大的危机，他看到了最后仅有的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办法。时间上他认为真儒士失意和假儒士得道的转折关头正是自己构建国家新制度、社会新秩序的起点，利用之后一段相对平静的遮羞布尚存的贾雨村时期，还可以完成一代人从自发到自觉的成长，完成一代人新思想的武装，他们不但可能降低最后凶相毕露的大恶儒“扰乱天下”的破坏程度，而且随着人数的增多还可能用新体制取代封建帝制。空间上，他认为人需从自身完善做起，然后逐步改变体量大于个人的家族、国家和社会的运动规律，整体走向良性循环。《红楼梦》前八十回主要写的就是最小的人的统一和完善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还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理想和主张作为政治实验的基本条件，初步合成了一种实现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政治模式，彻底打破此前朝代频繁更替、国家瞬息兴亡的恶性循环规律。可以说作者之所以煞费苦心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也是要为这一政治实践作理论准备。他胸有成竹地期待着，甚至别出心裁地将不想任其重演的悲惨结局删去，他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结局会被改变。这段空白也是给新社会的后人续写“裙钗”的美好人生留下了余地，显示出他必胜的信念和长远的眼光。但也许是因为这一做法过于出人意料，其效果则不尽如人意，直到今天几乎还是被完好地包裹着。当然这只能怪罪于当时森严的文字狱，否则他也可以写得更加直白一些，或者至少增加一些注解。岂不知，即便如此谨慎小心，《红楼梦》还曾多次险遭灭顶之灾。曹雪芹的原意是要用该书作为仁人志士间传播新观念，推翻封建制度的思想火种。小说用深刻的哲理警醒世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突破佛、道、儒的价值观体系，重新认识自己，使身心变得强健和充实起来，并且同心合力引领整个国家和社会走出重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曹雪芹并不赞同用先推翻后重建的彻底革命的方式，而是主张让“破旧”与“立新”分别从不同的层面和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破旧”就是化解对立的矛盾使之转向统一或促使对立的矛盾在斗争中消亡；“立新”就是以共同的目标聚集所有可以统一的矛盾并促使其在统一中壮大。最终以量变换质变，完成新旧体制的整体转换，达到真正的长治久安和天下太平。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渐进式的改革政策和可持续的发展战略便与曹雪芹的理念非常吻合《红楼梦》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中仍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 第三，《红楼梦》是一部古代完美的艺术小说和网络全书。曹雪芹在小说里几乎用尽了所有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也展现出了文学艺术具有的几乎所有神采魅力。他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哲理小说的特殊需要，因为只有用相适应的文体和手法刻画代表不同哲学思想的人物典型，才能给读者以真实感。不过在曹雪芹看来，自己采用的表现手段并非就都是可取的，它们也有深浅、雅俗之分，有的甚至是他不得不做出的妥协，所谓“敷演”，只是在篇幅上都做了恰当的控制。作者认为真正的艺术应与人性本质相适应，能与人产生互动感应和精神愉悦。真正的艺术品则应贴近现实生活，抒发真情实感，达到形与神的完美结合。另一方面，作者认为惟有追求艺术真谛和创作艺术真品才是最符合人性需求，最体现人生价值，最能发挥人的巨大潜能的伟大事业。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将目光进一步放开，认为一切须用到人的正确思维，符合人的审美需求的工作都值得去做，从而将艺术扩展到了文学之外的广袤空间，如服饰、化妆、器用、建筑、园林、饮食、医药、戏曲、音乐、美术、游艺等，几乎涵盖了所有人类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所以，在很多人看来，《红楼梦》是一部记录并创造了当时文明成果之精华的网络全书，如同一棵兀自从窒息的泥土中突破出来的生机盎然、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也许是这棵大树的枝叶过于茂盛，果实过于诱人，以至于掩去了它强大的枝干，让我们很多人都只是惊叹它的艺术之美，未能进一步领略它精深的哲学和政治微奥。如果说《红楼梦》的艺术带给人的是痴迷、颤栗的话，那么它的哲理和政治带给人的就是理智和冷静。除此以外，笔者认为《红楼梦》还是现代科学的胚胎，其中不但能找到辩证法、逻辑、美学、心理学、发生学、经济学，还能找到热力学第二定律、线性代数、极限、概率论、时空相对论、量子力学、能量聚散和转化、光学、化学等学科的雏形。笔者认为《红楼梦》是探讨真理的书，既可以从它身上开拓新的科学领域，也可以用它验证现有理论的正确性，不管人文还是自然学科都适用。借用纪伯伦的一句诗可作为《红楼梦》的自述：“人们啊！我是真理。我是真理啊，你们要把这一点牢记在心。” 《红楼梦》不但在哲学、政治和艺术网络上都分别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而且还将它们结合得非常缜密协调，成为一个天衣无缝的自足的整体。古人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但巨制如《红楼梦》的宏篇不知需有多少次的妙手偶得。这哪里还是偶得，必然存在一段长时间的精心构思和灵感涌动。仅仅是第一回就字字珠玑，让人一生都难以完全理解和消化。作者这种超强的构思和写作能力除了不可否认的天赋之外，更是得益于他的能够创造无限新价值哲学理念的帮助，也就是说这一理念不仅能够正确地反映人性和社会的本质，而且对于人的能量、生命力和创造力具有很强的开发、提升和聚积功能。这一点是其它哲学理论想做到却无法做到的。他自己就现身说法，用超乎常人的能力和能量将一部顶峰之作令人信服地放在了我们的面前，让研究它的文章堆积如山。但作者对此为什么却再三谦虚自嘲呢？就像儒家所说的人人可以成为尧舜一样，作者也认为在自己的哲学里人人都可以成为曹雪芹，只要正确理解和运用他的哲学，我们后人一定也能达到或超过他的境界。儒家的楷模是道德的超人，曹氏哲学的楷模则是人性的超人，代表了人类未来进化的方向。曹雪芹本人则不过是第一个实践者而已，也就是说他只意在“空前”，不想“绝后”。曹雪芹很慷慨，不仅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对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吗？ 当然，《红楼梦》的哲学也不是绝对真理，它只是建立在曹雪芹个人的思维能力和社会实践之上，虽然他的直觉很好，思路正确，但仍然缺乏科学的理论、技术和工具的支持，更缺乏实践的检验，所以还是没有脱离抽象、朴素的圈子。《红楼梦》只能作为古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过渡的枢纽，作为研究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实验小白鼠，作为整合各门学科向前发展的初级平台。《红楼梦》需要我们后人不断地完善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