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如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我们现在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不能照搬美国或者其它国家的经验。但智库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帮助提高决策的科学性。现在“一窝蜂”地“举国建智库”，我们应该特别防范一些错误的认识和倾向。
首先，智库不是决策者幕僚。智库不是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如果把智库研究人员放到决策者幕僚的位置，就很难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尤其是当他们的政策主张与现行政策不一致的时候。所以，应该多发展一些民间、半民间的智库，官方的智库也应该相对独立于党政系统，特别是那些具体的政府部门。官方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余永定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世锦等，都独立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政策主张。
其次，智库不是单纯的意见领袖。国内有一批影响力巨大的意见领袖，多以批评政府为主，有的甚至耻于对策研究。意见领袖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组成成分，但智库工作强调建设性，可以批评政策，重点还是要放在如何改进上。我们最近在华府发现几家主流智库一致质疑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负面立场，但他们批评的目的是希望政府采取更为积极、合作的立场。
再次，智库不是媒体。智库影响决策可以有不同的渠道，包括参与公共政策辩论和私下提供政策咨询。媒体曝光率对于提高知名度有一定的帮助，但如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媒体或公关，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里奇甚至认为影响力与媒体曝光率往往是呈反比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讨论会几乎都是闭门会议，不邀请媒体参加。但也正因为是闭门会议，官员们不但很愿意参加，现场讨论也都十分坦诚。
另外，智库也不是学术机构。智库工作要有学术性，保证政策研究的质量。但如果按照学术机构的标准来办智库，相信很难产生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美国高校里的智库很少，中国也不多，可能是因为高校的激励机制与智库工作不匹配。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们从事智库工作，其实是基于责任和爱好的义务劳动，现行学校的制度并不承认政策研究的工作。
最后，智库不应该是游说团体。智库需要资助，有游说需求的企业可以提供大量的资金，尤其在一些资助规模大、项目相对集中的领域，如电信、医药和国防等行业。但如果智库演变成为游说组织，就违背了发展智库的初衷。智库研究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准，而不能成为个别利益集团的工具。
关于智库建设的六点建议
首先，政府要为“智库市场”主动创造需求。现在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定期地召开专家座谈会，探讨当前形势与对策，已经成为政府与智库沟通的重要机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各重要决策部门都应该建立一些常规性的机制，选择性地接收智库的研究报告，直接听取智库专家的意见。这些机制对于民间智库尤其重要。
其次，政府可以采取一些财政措施增加智库的资金供应。在税收上可以提供一些优惠鼓励公众和机构向智库捐款、提供资助。当然，财政也可以增加预算直接支持智库的发展，包括提供资助支持官方和非官方智库的机构建设，或者设定一些定向资助项目，集中研究当前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
再次，智库也要进行机构改革。官方机构和社会科学院应该相对独立于党政系统，一些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能力有限，本位主义严重，应该予以大力精简，同时要杜绝政府部门办智库，防止部门利益操控智库的政策主张。高校办智库需要解决经费和编制问题，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的要求、产出不一样。既然要办智库，就应该在人员要求、工作量考核和升级标准方面做出相应的安排。对于民间智库则应该大力降低准入门槛。
另外，智库行业需要建立高标准的行为规范。不过政府最好不要指定专门的智库主管部门，维持秩序的责任可以由媒体、市场与司法来共同承担。智库工作要尽可能地保证独立性，智库应该公开全部资金来源。如果一个智库违反独立性的立场，甚至沦落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机构，它的市场声誉就可能受到影响，政策主张就会失去可信度，筹资也会遇到困难，严重的可以由司法部门介入调查。
除此之外，优秀智库领导者的遴选至关重要。智库领导者不同于政府部门负责人，也不同于学术带头人，而应该是智库企业家。这个领导者必须同时具备组织管理、筹款和与政府沟通的能力。我国高校系统大多按学术水平选拔院校领导，重点高校还形成了院士才能当校长的潜规则，其实对高校发展十分不利。智库建设中一定要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最后，不要鼓励智库排名，政府也不要试图设立统一的智库考核指标。智库的评估应该留给董事会、出资人和决策者来做，智库应该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过度重视智库排名或者考核指标，只会鼓励智库做一些跟政策研究无关的事情，比如增加媒体曝光度或主动要求领导批示等。另外，国内有些智库自己发布排名，而且把自己排在前面，明显存在利益冲突。智库的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政策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