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呈现了哪些特点

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是什么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形成。这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如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高度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医治战争的创伤，克服恶性通货膨胀，摆脱贫困状态，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稳定，都起到了显着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规模日益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广泛，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经济结构日益复杂，社会需求日益变化，技术进步日益加快，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深入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其表现主要有： 一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的过多过死，企业成为国家机关的附属物； 二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企业，排斥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 三是分配方面“吃大锅饭”，平均主义严重；四是所有制形式和经济方式单一化，一味追求“一大二公”等。这种经济体制使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使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严重压抑，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必须对这种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才是必由之路。 （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实践探索的必然结果 要从根本上改革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成为必须探索的重大问题，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领导我国各族人民经过14年的探索，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 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有两个显着的特点：一是在经济体制方面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在经济调节方式上，排斥市场手段对经济的调节。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不断深入，使我们逐步摆脱了传统的观念，形成了新的理论认识： 1979年11月，邓小平对这种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对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大次代表大会肯定了这种构想。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精辟论断，正式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3年末，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他经历了漫长的理论变革和实践发展过程，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标志着我国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我国迎接各种挑战，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发展商品经济、优化资源配置、融入全球化浪潮的需要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必须具有充分发育和完善的市场体制。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市场方式配置资源要比计划方式配置资源更为有效。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而世界经济的主体是市场经济，我国实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就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尽快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紧密接轨。否则，我们就会落后，落后就会挨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时期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以及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们生活水平持续上新的台阶，充分证明，党的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完全正确的。望采纳O(∩_∩)O谢谢

❷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是什么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家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以“权力和利润下放”为内容的最初改革是产权改革，当时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然而，这种改革实质上是权力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可能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也是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还是相关改革，都围绕着责任与权利关系及其体制的调整展开。

农村改革主要包括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建立，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改革，股份制合作制改革基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农业的产业化。考察这一过程，可以发现，每一项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调整”。

事实上，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制度改革从一开始，因为改革委托权力和转移利润，税收改革的改革，改革的合同管理系统，租赁管理系统的改革和股份制改革，调整等本质上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本质上也是对企业利益相关者权利和责任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土地产权制度和农村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会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出于客观需要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专营购销制度、剪刀差和户籍制度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政府与社会相统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被称为集体经济，它实际上是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集体经济、国有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基本是“经营而不包括”的。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体制的需求更强。因此，与城市地区相比，旧制度更容易被打破，新制度更容易产生。在自发的制度变迁之后，更有可能迅速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系统，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是困难的，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增量突破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系统结构，促进旧体制变化或反向传播，这是一个主要原因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的主要经验之一，应充分肯定。

但是，不能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成功取决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增长都将是两条腿的。公有制经济，无论是集体经济还是国有经济，甚至在非公有制经济出现之前就已经进行了改革。集体农业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的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

此外，我们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市场化的慢，这是不利于市场化的过程，但可以使大量的经济资源，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的部门在政府直接控制，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各种矛盾在转型的过程中。

但也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整弥补了市场的不足，克服了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事实上，国有经济也承担了中国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代价。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制度设计和变迁过程中，它是多主体共同创新的系统，角色不断变化。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制度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农村改革为例。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农村经济体制的变化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以及适应农业产业化的三个阶段的制度创新。在每个阶段，不同的主体扮演不同的角色，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阶段的角色和功能是不同的。

❸ 建国以来我过经济体制的发展转变的几个阶段和各个阶段的特点

一、5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党和政府就着手于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和变革，要创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体制。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形成。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化中形成的，大体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没收官僚资本，完成土地改革，统一财政经济。没收官僚资本，使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确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完成土地改革，变地主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统一财政经济，包括控制主要商品，加强市场、物价和金融的管理，以及进一步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度、统一货币发行，到1952年实现了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这为形成新的经济体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一个基本条件。
第二步，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革在1956年基本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第三步，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建立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重点建设实行统一管理。后来，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工业、物资、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国营企业和部分公私合营企业主要实行直接计划和实物调拨，并对财政、信贷和劳动工资等也实行统收统支、统存统放和统分统配。于是，形成了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
对于这种体制的形成，《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那个时候，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统得很死，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上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有很大的创造。

二、1958－1966年初步探索经济体制改革

“大跃进”时期，“左”的思想占了上风，经济决策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服从于实现“大跃进”的目标，经济体制也有很多突然变化。
第一，在所有制上，急于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级”、“过渡”，企图尽快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和国家经营。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的运动，把小社并成大社，基本上取消自留地，实行政社合一。城市改造“残存的私有制”，基本上取消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限制集体经济和集体经营，有的转为或并入国营企业，并使经营方式、购销形式和分配力、法归干一律。这都脱离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导致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
第二，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不加分析地下放管理权，实际上是“大撒手”。针对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下放管理权有必要，但当时不加分析，一放就过了头。
第三，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扩大企业权限也是必要的，但在整个经济混乱的情况下，这无助于增强企业活力。当时规定减少指令性指标，实行全额利润分成制度，企业有权调整机构和配置人员，自行处理固定资产。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层层抬高指标，企业失去正常管理，经济效益大大下降。
第四，在分配制度上，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搞“一平二调”，使平均主义进一步发展，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职工的积极性，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掩盖下，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
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这个方针，到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时得到了全面贯彻。贯彻这个方针，在缩小投资规模、放慢发展速度、恢复工农业生产并抑制通货膨胀、保证人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同时，在经济体制上也有相应的对策。
首先，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管理，搞好综合平衡。为了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分散主义，经济管理上加强集中统一。
其次，开始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为了纠正否定价值规律的错误，注意了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运行。
再次，制定各种管理条例，加强经济监督。为了制止几年中造成的各经济领域的混乱现象，除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外，还先后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和《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四十条》以及计划、财政等各项工作条例。
在调整过程中，还对体制改革进行了若干探索。例如：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在工业、交通部门按照专业化协调的原则办了一些全国性的、地区性的和地方性的公司；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按照《工业七十条》，要求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等等；改进物资管理，要求对生产资料参照商业部门的做法，合理安排流转环节，按照经济区设供应网点；试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即固定工与合同工、临时工、亦工亦农并存，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并存；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在继续加强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逐步把一些该由地方管理的事情下放给地方管理，包括计划留有机动和提高财政预备费的比例、给予调剂物资分配的权限等。调整时期的体制演变，针对以调整为主的任务，强调集中统一，取得了很大成绩，克服了困难，经济很快恢复，效益逐步提高，出现了以前少有的好形势。

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瓦解”，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大大加强，新体制的基本构架已大体确立，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

农村改革成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跨出了大的步伐：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农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实行合同定购制；放开了绝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等主要衣产品实行保护价；鼓励农村各种所有制经济和非农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推进了贸、工、农一体化和产、供、销“一条龙”建设，农业产业化方兴未艾，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和集约化经营也有一定发展，小城镇迅速崛起。可以说，经过改革，农村作为传统经济中自然经济色彩最浓、经济发展水平最薄弱的环节，其运行机制基本上已率先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农村新经济体制的实行和政策的不断开放，使全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人间奇迹，对其他方面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第二，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得到确定并发挥了巨大作用。

过去指令性计划无处不在、无所不包，覆盖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经过改革，已全部取消了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国家只对9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
在工业总产值中，由国家计划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为目前的4.6%；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工业品只有12种，而且只限于其中的部分产量，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1%，与改革前相比减少了90%。95%以上工业消费品的生产及其价格由生产者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决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管理的价格占商品总价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为7.2%左右。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已基本形成。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已具规模。截至1998年12月底，在上海、深圳上市的证券品种总数已达999个，上市公司达851家，市场总值达21420亿元，开户投资者达3989万户。

第三，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发展。

尽管目前不少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但与改革前相比，其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抓大放小”战略和“三改一加强”的举措得到有效实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在积极进行。公司制、兼并、联合、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和破产、出售等改组、改制的具体形式灵活多样。国有资本正从一些低效领域和不宜进入的领域向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性产业领域转移，从而大大提高了国有经济的素质和质量。这不仅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且有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不少国有企业正在从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变；产品经营正在向资本经营转变；单一投资主体正在向多元化投资主体转变；分散化、小型化的企业开始转向联合化、集团化。但是，国有企业冗员、债务和社会负担等历史遗留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其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国有经济与市场结合、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

第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体制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添了新内容。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成分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的方针，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彻底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国有经济的结构有很大的调整，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例如：197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4488.2亿元，固定资产净值为3201.4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分别达到54620.8亿元和38878.5亿元，比1978年分别增加10.2倍和近10倍。公有经济占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地位基本实现。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商等不同经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所有制的这种格局，不仅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形成多家竞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机制。

第五，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机制和手段正日趋成熟和完善。

我国在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手段时，并没有对市场放任自流，而是稳步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建设。首先，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1980年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到1994年建立中央与地方分事基础上的分税制，基本上确立了适应市场要求的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并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其次，金融体制改革走出了决定性步伐。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监控体系初步建立，调控方式有较大改进。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地方股份制合作银行和外资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制度。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体系得到了稳步发展。此外，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发展，开辟了多种融资渠道，重视了产业政策、地区政策对社会投资的引导。总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已大体确立，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社会的经济活动。
由于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在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经济稳定性不断增强。1978－1997年，经济增长率的级差，即年度最高增长率与最低增长率之间相差11.4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前的26年，经济增长率的极差高达48.6个百分点。特别是目前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标志着我国成功地摆脱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起大落和通货膨胀的困扰，开始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六，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和实施。

过去，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的分配管理体制，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是从取消平均主义“大锅饭”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政策，允许生产要素参加分配，把个人的有效贡献与经济利益挂起钩来，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己基本被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所取代；单一的分配格局已被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所取代。为了解决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逐步理顺初次分配关系的同时，注重建立以税收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体系。传统的福利住房分配制度正在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化分配转变，停止了福利性分房，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和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

第七，市场经济法规和新的经济秩序逐步形成。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发展，法制建设越需要全面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改革的力度。据统计，1979－1997年底，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共审议通过328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和批准发布了791件行政法规、多项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有关部门、地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约有17000件，在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增强法制意识、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国际化需要，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我国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也为我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八，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经济正走向世界经济的大舞台。

在改革开放前期，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以后又建立了海南特区和浦东开发新区，建立了一系列沿边开放口岸、内地开放城市和开发区，基本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适应国际惯例的对外经济运行机制已初步建立。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从1994年底始，国家取消了外汇收支计划，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1亿美元，增长近15倍。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国内企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到1997年底已有41家国家大中型企业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共筹措资金95.6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700多亿美元，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近2300亿美元；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30多万个，从业人员达1750万人。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97年底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共有5000多家，遍及世界139个国家和地区。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又注意有效避免外债风险。

总之，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行政指令性、计划纵向分配资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竞争、市场横向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实现了由凭票供应、商品匮乏的卖方市场向品种繁多、产品丰富的买方市场转变；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经济转变；经济运行由以“短缺”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约束型向以市场需求约束为主并与资源约束相结合的类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如果方便最好找一下高中历史教材（里面有挺简练的阐述）

❹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什么

首先，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建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其次，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制度。对国营经济，采取“统一计划，分级管理”的制度，大型企业完全由中央有关部门警醒管理。对集体企业的所有生产和经营活动也管得很死。 再次，中央集中统一管理模式十分典型，规章制度系统健全。各方面工作均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集中的统一管理，采取“统支统包”、统购统销、统包统配制度。 特点：中国的改革显示出新的特点：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建立到完善，更加强调协调发展、整体推进；二是开放倒逼改革，改革的紧迫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三是以利益的全面调整为重点，改革的难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

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尝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