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什么

㈠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什么

新常态：“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中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共中央政治局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新常态”在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对现实问题和未来挑战的清醒认识中、在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对现实机遇的从容把握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把握中、在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使命的担当精神，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实力智慧和意志的背景中形成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中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别为7.7%、7.7%、7.4%，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中国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使中国政治生活进入新阶段，中国政治呈现出新常态，拿下周老虎徐老虎，刑可上常委，给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奢侈消费、公款旅游、迎来送往等戴上“紧箍咒”，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断深入；“新常态”也不仅仅是指中国社会建设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呈现出新常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包括北京市老百姓国学会等一大批社会组织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倡导社会风尚，促进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建设；“新常态”使中国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文化发展呈现出新常态

所谓经济的“常态”是一个经济体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 “稳定性状态”的简称。显然，这里隐含了一个时期或阶段的概念，即所谓经济的“常态”应该是一个经济体在“某一特定时期或阶段”内运行的“经常性状态”或 “稳定性状态”的简称。

依此定义，“经济新常态”，由于有一个“新”字，那就一定是相对于“上个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的，或者是相对于“历史时期或阶段”经济运行的状态而言的。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在维度上难以穷尽，而且在内涵或形式上也无法完全控制或重复，即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不可能简单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别于“上个时期或阶段”的经济运行状态，一旦趋于稳定，并可以维持一段时间，那就是经济运行的“新常态”。

㈡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强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
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
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

㈢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国进入新常态有哪些挑战和机遇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㈣ 中国经济新常态主要有几个基本特征

中国经济新常态主要有六大基本特征：

1. 经济增速由过去的高速增长或者是超高速增长，转向了一个中高速增长

2. 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转变

3. 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

4. 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

5. 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

6. 经济福祉由由先富先好型要向包容动向平等。具体表现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型；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逐步超过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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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什么是经济新常态

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宣告了世界经济步入“大调整”与“大过渡”的时期。这种大时代背景与中国阶段性因素的叠加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增速阶段性回落的“新常态”时期，并呈现出与周期性调整不一样的新现象和新规律。因此，宏观调控理论、调控模式及其工具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
1“新常态”不仅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还有相应的理论支撑编辑
自201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在本轮调整中呈现出几个新现象：一是随着GDP增速逐步回落，CPI却保持相对稳定，没有出现整体性通缩；二是随着GDP增速跌破8%的水平，就业水平并没有恶化，反而在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中有所改善；三是很多金融企业的财务指标依然不错，但总体金融风险却在持续上扬。传统的周期理论和发展理论都不能很好解释这三大现象，但潜在经济增长理论与结构理论的新发展却能够充分说明这3个新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主导因素不是传统的总需求不足，而是潜在增速的回落，不是传统的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的趋势下滑。[1]

2治理“新常态”的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应该转换编辑
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主导型因素是结构性的，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理论就不能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理论基础，需求导向的强刺激就不能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合理选择。因此，结构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一方面通过改革来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强化总供给、总需求对于价格机制反应的灵敏度，另一方面通过化解深层次结构问题，创造新阶段的增长源。[1]

3宏观经济调控要强调定力，还要强调底线管理编辑
目前中国不仅处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的叠加期，同时也处于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投资周期的叠加期。这决定了我们依然面临着不少周期性问题。
但是，如何区分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却是大难题。在一个实际与潜在增速都存在易变性的时期，最好的办法就是底线管理，即一方面要守住就业的底线和通胀底线，另一方面还要守住风险底线。守住这些底线，在很大程度上就守住了宏观经济潜在水平的大致区间和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所以，宏观调控一方面需要强调在面对趋势性回落过程中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启动强刺激政策，另一方面还要强调“底线管理、区间调控”。[1]

4要不断探索新的宏观调控工具编辑
这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将“微调”与“预调”常态化，在“新常态”框架中合意的增长速度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需要不断进行探索。二是打破“调控”与“被调控”的两分法，将改革与调整贯彻到底。当前，结构性问题不仅出现在宏观经济运行体系之中，也出现在调控主体之中。因此，传统的改革者与调控者都是被改革与调整的对象。三是重视结构性问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国际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传统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在中国目前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持续攀升的环境中，必须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作为宏观调控的第三只手。四是在区间调控中更注重定向调控，瞄准突出问题确定“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功夫。应该强化“定向宽松”与“定向收紧”相组合的结构政策，如货币政策在保持总量稳健的基础上，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进行定向宽松，对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进行定向紧缩。五是突破传统分类治理的教条，强化综合治理的导向。在“新常态”中，社会、经济、宏观、微观的运行体系都面临重大调整，都将出现强烈的外部性，因此单一领域的工具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全面改革与调整需要各领域的多种工具相互配合进行综合治理。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1]

5新常态下的新机会编辑
我国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了工业增加值。新常态背后有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切换、制度环境改变，机会要比过去大得多。未来十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最少有七个机会。

6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机会编辑
概说
“十二五”初期，七大新兴产业占经济比重只有5%，计划到2015年占比提高到8%，到“十三五”提到10%。这就意味着从“十二五”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要在20%～22%之间。比如节能环保产业，未来5年内的投资需求超过3万亿元，固废处理投资有望达到7000亿元，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投资超过8000亿元。未来7年内，新能源投资将达到5万亿人民币。[2]
服务业的跨越性发展和机会
过去几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最值得期待的是服务业。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是在70%，全世界平均在60%，我国则不到50%。
我国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了工业增加值，服务业成了中国第一大就业主体，吸纳就业人数超过了制造业。照这个趋势，未来几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就要达到50%，等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和。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了资本的贡献，净出口的贡献则是负数。[2]
城镇化的机会
去年四季度，中央开了城镇化会议，提出了新城镇化概念，就是“人的城镇化”。过去农民工到城里打工，本质还是农民，到一定的时候还得回家种自己的自留地，这不叫城镇化。真正的城镇化是现在已经在城里的2.6亿农民工，首先要变成城里人，户籍要改变；其次，他们要和城里人一样享受教育、养老和各种服务，享受城里人享受的一切。
这个巨大的变化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机会。一个农民进城，国家至少要投资10万元，算算2.6亿人相应投资是多少？城镇化是我们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推动力。[2]
中西部地区崛起的机会
我国实施了一系列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政策，现在看政策已经起到了效果。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几年，劳动力人口红利的减少，中西部的发展机遇大了，这几年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远超过沿海的。中西部和东部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基础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四通八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改革开放。所以，今天中西部的崛起完全不必像东部沿海需要那么长的时间。[2]
中西部崛起还有一个优势，《福布斯》叫“城市经营成本指数”，即在不同的城市办企业，经营成本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优势不一定永远有，将来还是要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来取得优势。
技术变革的机会
在我国，移动互联和大数据不仅给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变化，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我国的手机用量达到了13亿部，是全世界最多的，移动互联用户达到5亿户，也是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的。据测算，我国2015年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将会超过1.5万亿元，每年增长将近100%。加上云计算、搜索引擎、移动终端、传感器的普及，一个大数据时代扑面而来，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2]
企业“走出去”的机会
我国这几年已经成为净资本输出的国家。“走出去”有很多挑战，制度、法律、贸易封锁、融资难、文化等等，但从主流上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是一个好时机。
欧美国家现在主动招商引资，特别是美国。美国认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允许再发生，因此又开始再工业化过程。另外，欧洲国家也积极欢迎中国企业到他们那里投资，有一些国家给予减税，甚至免税优惠。但中国不光要看到欧美市场，还需要到新兴市场去投资。[2]
新兴业态的机会
现在很多新的业态涌现出来，与过去完全不一样。比如，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中介服务平台。
还有基于产业链、工业链的延伸和细分的业态，包括服务外包、服务配套、配件研发、商贸、物流，也是很好的机遇。基于社交网络趋势，像博客、微博、微信、交友、婚恋，即时通信类，像上哪吃饭、买什么东西等等，太多了。这些都是新的业态，都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

㈥ 什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

㈦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与旧常态的区别

人口红利贡献巨大；第四。
因此，分析“新常态”，首先要厘清“旧常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经济总量取得了持续增长的瞩目成就，但反映了储蓄-投资、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结构性失衡却日益加剧，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但“新常态”与“旧常态”不是割裂的，会直接影响政府主观的宏观经济决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使实现的经济增长常态维持在潜在增长率决定的自然常态，可以对经济“常态”进行不同的划分，如“新常态”与“旧常态”。可以说，同时也为经济增长率持续上升提供了资本供给上的保障；第三，货币供给机制的美元化和高信贷与货币投放的通胀之路，本身对经济的系统性稳定造成了伤害，经济旧常态自身就有着向新常态过渡的内在要求；其次，高储蓄—高投资是其第二个重要特征、金融和地方财政均有房地产化的倾向；第五，经济旧常态对房地产业的依赖度上升，经济。从时间区来看，与当下新常态对应的旧常态。虽说可以对经济作“新”“旧”常态的划分、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抑制了创新型的增长，旧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对“旧常态”的承继和扬弃。对客观的经济“常态”的认定和判断；第六，在货币层面，旧常态表现为货币供给机制的高度美元本位化的同时，走的是高信贷、高货币投放的通胀之路。
总之，大致为新世纪以来十年左右时间的中国经济状态。中国经济“旧常态”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首先是经济增长率的持续性上升，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发展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常态”表现具有明显差异。这样

㈧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

\\“虽然GDP的增速有所放缓，但就业和物价形势总体稳定，国民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运在国新办2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r\n\\“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新常态的视角看待目前经济发生的一些变化，中国经济实际上正在发生着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盛来运认为，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r\n——产业结构在孕育着新的突破，三产的比重在继续提高，服务业的增加值速度快于工业。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快，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整个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态势明显。\r\n——需求结构有积极的变化。今年以来投资增速继续高位放缓，出口增速开始换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整个经济再平衡的态势比较明显。\r\n——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跑赢GDP增速，居民收入的名义增长速度跑赢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高于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的初次分配中占比提高。同时，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继续减少，居民收入的中位数的增速要快于平均增速，这意味着内部收入的差距也有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