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
一、深刻认识我国开放型经济内外环境的变化
当前，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围绕制度、规则、市场、技术、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复杂变化，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性、紧迫性日益突出。
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一波三折，充满不确定性。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裹足不前的背
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兴未艾，自贸区建设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截至今年7月，向世贸组织通报并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共有249个。特别是美欧绕开世贸
组织，开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伙伴关系（TTIP）等“高水平”自贸区谈判，对国际经贸环境影响深远。国际产业分工面临新变化，一些中
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服务外包和服务投资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热点。这为我国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带来机遇。
国际经贸规则竞争日趋激烈。面对世界经贸格局新变化，各国围绕国际市场与资本的争夺更加激烈，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发达国家致力于制
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积极推进“竞争中立”、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21世纪”新议题谈判，以占领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我国必须
着眼经济利益遍布全球的现实，全面参与重大经贸合作谈判，在新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中抢占先机。
我国传统比较优势面临阶段性变化。长期以来，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是支撑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优势，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大规模
城镇化过程中，剩余劳动力持续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开始出现总量过剩和局部短缺并存的劳动力供求新格局，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长期化，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单纯
依赖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我国的比较优势亟须从“数量、价格优势”向“质量、效益优势”转换，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空间巨大。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02年至2012年，我国出口总额
年均增速达到21.3%，在全球的位次由第六位升至第一位。2012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3867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全
球价值链的拓展，我国开放型经济仍然蕴含巨大发展潜力。从对外贸易看，2012年我国货物出口占全球比重达到11.2%，这个数字在全球贸易发展历史上并
不算突出。据世贸组织秘书处的有关资料统计，英国1870年出口占全球的18.9%，美国1921年达到22.4%，明显高于我国水平。我国服务贸易进出
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其中出口居全球第五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对外投资看，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居世界第三位，但由于起步较晚，对外直接投资
存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要把我国巨大的发展潜力转化为现实成就，必须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着力增强开放
型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准确把握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内涵
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根本在于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攻克体制机制的痼疾，释放深化改革的红利，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实现改革创新与扩大开放良性互动。我国很多领域开放水平依然较低，很多关键领域的改革仍然需要通过开放获得外部动力。我国制造业开放发展的成功
经验表明，保护只能保护落后。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必将推动涉外法律体系、政府管理方式乃至人们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发挥改革牵引作用，破除有碍开放
型经济发展的思想桎梏与现实阻力，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现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良性互动。对内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在深化对外开放的同时，要把对内开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决定》指出：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对内对外开放的互动，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
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实现扩大国内市场准入与开拓国际市场良性互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着眼全球配置资源和要素，有效利用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决定》指
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继续主动开放国内市场、提高利用外
资质量的同时，要秉承利益互换、对等开放的原则，消除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障碍，坚持扩大外需和提振内需并重，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不断拓展我国
经济发展空间。
实现深度参与全球化与防范经济风险良性互动。随着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内外环境复杂多变，我国引进来和走出去将面临更多风险和挑战。要坚持在
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深化对外开放，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增强风险防范能力。既要重视防范国内市场开放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和产业冲击，也要重视拓展海外市场
过程中的人员与资产权益保护问题。
实现巩固传统优势与培育新优势良性互动。在巩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通过技术改造、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更要加快培育参与
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这是提升我国产品和服务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是保持开放型经济发展不竭动力的坚实基础，是促进由经贸大国向经贸强国转型
升级的重要支撑。
三、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思路与举措
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关键是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完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协同推进东中西部对外开放，逐步形成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决定》指出：“抓
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
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这为深化内陆、沿边开放明确了政策着力点。东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引领作用，率先实现转型升级，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提
升服务业国际化水平。内陆地区要依托本地优势，提高吸纳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能力，加快发展特色外向型产业。沿边地区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边疆稳定、民族
团结、周边和谐的需要，合理布局基础设施项目。着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以点带
面、从线到片，形成向东向西全面开放的国际经济合作带。
放宽投资准入，提高利用外资综合效益。利用外资要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内市场竞争相结合，更加注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
和高素质人才，充分发挥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和综合带动效应。《决定》指出：“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这是我国外商投资管
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按照《决定》要求，以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契机，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加快外资管理模式创新，推动政府职能
转变，“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建立利用外资科学评价体系，引导利用外资从注重规模向提高质量与综合效益转变。借鉴主要经济
体的成功经验，健全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
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全球价值链整合与国际化经营能力。《决定》指出：“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这将进一
步壮大我国走出去的微观主体，释放对外投资合作潜力。积极、有序、安全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和个人到海外整合和延伸产业链，提高我国在全球
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的能力，推进从吸收外资大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大国。加强规划引导，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国际化经营，吸纳先进生产要
素，建立海外营销网络，培育国际知名品牌。完善走出去服务支持体系，强化海外资产和人员安全保障。
统筹多双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决定》指出：“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
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这为完善新时期对外经贸关系布局明确了重点。在双边层面，创新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模式，加强政策协
调，增进开放互信；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维护共同利益。在多边层面，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
义，减少和消除贸易投资壁垒；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更趋公平合理。在区域层面，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主动参与新议题谈
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在次区域层面，深化大湄公河、泛北部湾、大图们江等地区合作，形成于我有利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新格局。
⑵ 如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我们要加快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迈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必经之路。
现实意义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不仅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经验，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其一，这是适应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迫切需要。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分化调整特征更趋明显。发达国家为摆脱危机纷纷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结构性改革缺乏实质性举措，经济复苏曲折缓慢。发展中国家继续崛起，占全球经济份额上升，但结构调整步伐放缓，追赶势头有所减弱。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仍是全球经济重要引擎，但面临全球格局变化的新挑战，要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必须在保持传统竞争优势基础上，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增强体制机制竞争优势。
其二，这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客观要求。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成为全球重要的跨国投资目的地和主要对外投资大国，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渠道，国内国际经济的互动效应明显增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未来我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将更加紧密，与国际经济的互动关系将进一步增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要求更加紧迫，必须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增强对外开放优势。
其三，这是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国要素成本持续攀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传统比较优势明显弱化。与此同时，我国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产业集聚等方面的能力持续增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和强化，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基础更加坚实。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更为迫切，既需要通过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扩大对外开放引进先进要素，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也需要通过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以组装制造为主的局面，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⑶ 五大发展理念中关于开放要怎么做
主动开放，把开放作为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加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坚持主动开放，就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既符合我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以开放促改革，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努力实现对外开放与维护经济安全的有机统一，在扩大开放中动态地谋求更高层次的总体安全。近年来，我国着力推动二十国集团加强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筹建亚投行等，迈出主动开放的稳健步伐。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我国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做全球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胸怀和担当。
双向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重要特征，也是更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的有效途径。在引进来方面，适应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着力提高引资的质量，注重吸收国际投资搭载的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管理经验以及高素质人才。在走出去方面，适应我国对外开放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投资大国以及市场、能源资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支持我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推进双向开放，要求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公平开放，构建公平竞争的内外资发展环境。“中国市场环境是公平的。所有在中国内地注册企业，都是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公平开放要求改变过去依靠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的做法，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为外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实现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推进公平开放，表明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必将进一步增强外资企业长期在华发展的信心。
全面开放，全面布局开放举措、开放内容、开放空间，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追求全面是提高开放水平的必然。“中国将继续全面对外开放，推进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全面开放体现在开放举措上，就是坚持自主开放与对等开放，加强走出去战略谋划，统筹多双边和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体现在开放内容上，就是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体现在开放空间上，就是改变我国对外开放东快西慢、沿海强内陆弱的区域格局，逐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推进全面开放，要求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
共赢开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速整合，各国发展联动、机遇共享、命运与共的利益交融关系日益凸显。共赢开放反对保护主义，主张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充足空间；主张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对多边贸易体制形成有益补充，而不是造成新的障碍或藩篱，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以开放发展为各国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促进形成各国增长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合作共赢新格局。推进共赢开放，要求发展全方位、多层次国际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的利益汇合，实现互利共赢。
⑷ 如何发展中国经济
在推动更高层次高质量发展中，必须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努力。首先中央要统筹全局，加强顶层设计，并进一步理顺央地关系，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其次，要发挥好企业的作用。企业是生产经营和研发活动的主体，要努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加大在创新方面的投资。三是要更好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面覆盖，努力为广大群众营造敢消费、愿消费的环境，提高消费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拓展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1、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将面临的世界经济环境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2、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它促进了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经济融合，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等，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从整体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
3、经济全球化还带来一系列其他的后果，它在带给民族国家全球化机遇的同时，又消蚀着民族国家的主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4、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加强质量、品牌和标准建设，争创国际竞争新优势；
5、加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
⑸ 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
一、深刻认识我国开放型经济内外环境的变化
当前，全球经济结构深刻调整，围绕制度、规则、市场、技术、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复杂变化，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重要性、紧迫性日益突出。
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一波三折，充满不确定性。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裹足不前的背
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兴未艾，自贸区建设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截至今年7月，向世贸组织通报并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共有249个。特别是美欧绕开世贸
组织，开展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伙伴关系（TTIP）等“高水平”自贸区谈判，对国际经贸环境影响深远。国际产业分工面临新变化，一些中
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服务外包和服务投资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热点。这为我国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带来机遇。
国际经贸规则竞争日趋激烈。面对世界经贸格局新变化，各国围绕国际市场与资本的争夺更加激烈，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发达国家致力于制
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积极推进“竞争中立”、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21世纪”新议题谈判，以占领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我国必须
着眼经济利益遍布全球的现实，全面参与重大经贸合作谈判，在新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中抢占先机。
我国传统比较优势面临阶段性变化。长期以来，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是支撑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优势，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大规模
城镇化过程中，剩余劳动力持续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开始出现总量过剩和局部短缺并存的劳动力供求新格局，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长期化，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单纯
依赖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我国的比较优势亟须从“数量、价格优势”向“质量、效益优势”转换，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空间巨大。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02年至2012年，我国出口总额
年均增速达到21.3%，在全球的位次由第六位升至第一位。2012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3867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全
球价值链的拓展，我国开放型经济仍然蕴含巨大发展潜力。从对外贸易看，2012年我国货物出口占全球比重达到11.2%，这个数字在全球贸易发展历史上并
不算突出。据世贸组织秘书处的有关资料统计，英国1870年出口占全球的18.9%，美国1921年达到22.4%，明显高于我国水平。我国服务贸易进出
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其中出口居全球第五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对外投资看，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居世界第三位，但由于起步较晚，对外直接投资
存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要把我国巨大的发展潜力转化为现实成就，必须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着力增强开放
型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准确把握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内涵
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根本在于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攻克体制机制的痼疾，释放深化改革的红利，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实现改革创新与扩大开放良性互动。我国很多领域开放水平依然较低，很多关键领域的改革仍然需要通过开放获得外部动力。我国制造业开放发展的成功
经验表明，保护只能保护落后。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必将推动涉外法律体系、政府管理方式乃至人们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发挥改革牵引作用，破除有碍开放
型经济发展的思想桎梏与现实阻力，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现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良性互动。对内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在深化对外开放的同时，要把对内开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决定》指出：
“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对内对外开放的互动，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
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实现扩大国内市场准入与开拓国际市场良性互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着眼全球配置资源和要素，有效利用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决定》指
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继续主动开放国内市场、提高利用外
资质量的同时，要秉承利益互换、对等开放的原则，消除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障碍，坚持扩大外需和提振内需并重，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不断拓展我国
经济发展空间。
实现深度参与全球化与防范经济风险良性互动。随着国际国内市场深度融合，内外环境复杂多变，我国引进来和走出去将面临更多风险和挑战。要坚持在
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深化对外开放，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增强风险防范能力。既要重视防范国内市场开放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和产业冲击，也要重视拓展海外市场
过程中的人员与资产权益保护问题。
实现巩固传统优势与培育新优势良性互动。在巩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通过技术改造、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更要加快培育参与
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这是提升我国产品和服务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是保持开放型经济发展不竭动力的坚实基础，是促进由经贸大国向经贸强国转型
升级的重要支撑。
三、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思路与举措
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关键是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
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完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协同推进东中西部对外开放，逐步形成分工协作、互动发展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决定》指出：“抓
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加快沿边开放步伐，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
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这为深化内陆、沿边开放明确了政策着力点。东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引领作用，率先实现转型升级，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提
升服务业国际化水平。内陆地区要依托本地优势，提高吸纳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能力，加快发展特色外向型产业。沿边地区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边疆稳定、民族
团结、周边和谐的需要，合理布局基础设施项目。着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以点带
面、从线到片，形成向东向西全面开放的国际经济合作带。
放宽投资准入，提高利用外资综合效益。利用外资要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内市场竞争相结合，更加注重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
和高素质人才，充分发挥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和综合带动效应。《决定》指出：“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这是我国外商投资管
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按照《决定》要求，以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契机，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加快外资管理模式创新，推动政府职能
转变，“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建立利用外资科学评价体系，引导利用外资从注重规模向提高质量与综合效益转变。借鉴主要经济
体的成功经验，健全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机制。
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全球价值链整合与国际化经营能力。《决定》指出：“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这将进一
步壮大我国走出去的微观主体，释放对外投资合作潜力。积极、有序、安全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和个人到海外整合和延伸产业链，提高我国在全球
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的能力，推进从吸收外资大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大国。加强规划引导，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国际化经营，吸纳先进生产要
素，建立海外营销网络，培育国际知名品牌。完善走出去服务支持体系，强化海外资产和人员安全保障。
统筹多双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决定》指出：“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
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这为完善新时期对外经贸关系布局明确了重点。在双边层面，创新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模式，加强政策协
调，增进开放互信；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维护共同利益。在多边层面，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
义，减少和消除贸易投资壁垒；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更趋公平合理。在区域层面，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主动参与新议题谈
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在次区域层面，深化大湄公河、泛北部湾、大图们江等地区合作，形成于我有利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新格局。
⑹ 如何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要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要求。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这已为世界和我国发展实践所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乘势而上，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现在，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自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最大的一轮重构。我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坚定支持者，也是重要建设者和主要受益者。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需要扩大对外开放。“机者如神，难遇易失。”我们必须审时度势，努力在经济全球化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谋划大棋局，既要谋子更要谋势，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使我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更加紧密、往来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要努力扩大数量、更要讲质量，大胆探索、与时俱进，积极扩大服务业开放，加快新议题谈判。要坚持底线思维、注重防风险，做好风险评估，努力排除风险因素，加强先行先试、科学求证，加快建立健全综合监管体系，提高监管能力，筑牢安全网。要继续练好内功、办好自己事，加快市场化改革，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提高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完善对外投资体制和政策，激发企业对外投资潜力，勇于并善于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开拓市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要树立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把我国对外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⑺ 如何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更好地促进国内发展与改革，防范国际经济风险；
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原则（也是立足点、根本基点、基本原则）：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⑻ 怎样提高中国开放经济的水平，提高中国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根据投资发展周期（IDP）理论，我国目前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应从战略研究的角度,对我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2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开放主要是“引进来”战略。通过以“引进来”为主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渐接轨，有效的利用了大量的国际资金和技术，弥补了工业化过程中的资金与技术的巨大缺口，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第八条提出：要继续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完善对外投资服务体系，赋予企业更大的境外经营管理自主权，健全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监管机制,促进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是我国今后改革开放新的目标与举措。
一、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必要性
“走出去”战略是与“引进来”战略（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商品和服务等）相对应而言的。广义的“走出去”战略包括货物与服务出口、劳务输出、国际融资、国际旅游以及对外投资等企业跨国经营的各个方面。狭义的“走出去”战略是指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从而达到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本国经济快速、持续、协调发展的目标。“走出去”战略可以大体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商品输出层次，是指货物、服务、技术、管理等商品和要素的输出，主要涉及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以及工程承包等；第二个层次是资本输出层次，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涉及的是到海外投资建厂和投资设店。如果一家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发展到了第二层次，特别是海外投资到了一定规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拥有企业）后，那么这家企业也就成为跨国公司。改革开放以来推进“引进来”战略是成功的，它为我们今天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了条件，“走出去”战略是“引进来”战略的必然发展。
1.“走出去”战略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我国作为国际贸易大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200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14221.2亿美元，其中出口为7620亿美元，进口为6601.2亿美元，我国的贸易规模已占世界第三位，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达到6.5%。然而，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也面临着以下难题。其一，出口进一步扩张难度增大。美、日、德等贸易大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出口贸易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以后，增速将会放慢。其二，国内产业保护余地缩小。随着我国加入WTO的承诺的兑现，国内市场必须进一步开放，贸易壁垒将逐步消除，保护措施难以继续。其三，贸易摩擦日益加剧。中国由一个贸易小国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贸易大国，冲击了原有的全球贸易格局，触动了其他一些国家的贸易利益，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自我国“入世”至2006年6月底，共有32个国家或地区针对我国发起“两反两保”措施调查288起,涉案金额71亿美元。其四，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根据海关提供的资料，我国大宗出口商品中，出口总额增长幅度不及进口总额增长幅度的产品有很大一部分。自1993年建立贸易指数统计以来，我国的出口量指数一直高于出口价格指数，而进口量指数却低于进口价格指数，总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2.“走出去”战略能够避免原产地限制。据统计，我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发生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贸易摩擦的解决需要通过不断的磋商和协调，如果磋商和协调不能解决，也可按照WTO的有关规定进入争端解决程序。另外，“走出去”战略也是摆脱困难的重要选项之一。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也应多样化。一些受到配额限制的产品，如果中国企业在境外生产，就可以改变原产地而绕开配额限制。企业走出去，扩大出口商品的海外市场，既能够保证产品的品种和质量，也能够改变产品的原产地，规避贸易壁垒。如海尔、TCL、长虹、康佳等有实力的彩电企业纷纷选择走出去的策略，通过海外生产基地向欧美出口，绕开对出口原产地的限制，减缓美国倾销裁定的负面影响。
3.“走出去”战略能够实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合理统筹。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强者恒强的奥秘之一，就是因为它们很早就实行了“走出去”战略，以跨国公司的跨国投资和贸易活动为主导，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来获取最大利益。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起步已经很晚，已经丧失了一些重要的发展机遇。进入21世纪，几乎一切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大规模贸易活动和投资活动，都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或载体进行。目前，我国无论是在第二产业还是在第三产业，其技术进步与发达国家都有很大差距。另外，国际上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竞争更是形势逼人，各大跨国矿业公司基本上控制了全球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我国矿业公司的选择余地日趋减小。
只有采取“走出去”的战略，我们才能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弥补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保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促进我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经济结构优化和战略性调整；才能促使我国企业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才能促使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积聚的巨大能量得以释放，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
4.“走出去”战略能够解决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带来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目前，我国不断的上升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猛增、国内资源流失浪费、人民币汇率形成新的升值压力、加大中国与相关贸易伙伴尤其是美欧贸易摩擦等隐患。鼓励企业“走出去”，可以解决贸易顺差不断增加带来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我国作为一个对外直接投资基数很小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无疑更加广阔。已成为贸易大国的中国，利用传统的贸易政策与措施来刺激外贸增长的余地已经相对狭小，那么加速对外投资将成为拉动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的良方，是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必然选择。
二、我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
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企业对市场的垄断、产品差异、先进的生产和管理技术、雄厚的资本实力等因素。根据这些传统理论，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是处在转轨经济中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企业的整体规模小，掌握的自主核心知识产权少，产品技术含量较低，主导产业仍然属于劳动密集型，我国企业尚不具备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相竞争的实力。因此，目前不宜发展对外直接投资，而是应该立足国内。然而要保持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我国应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英国着名跨国公司研究专家邓宁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并且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GNP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NP水平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周期性规律，周期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与前工业化相关的阶段,几乎不存在直接投资的流入及流出，较少吸收外资，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净投资额为零或接近零的负数。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人均GNP低于400美元，属最不发达国家。第二阶段,由于基础设施等一些区位特定优势的发展,外国资本对这类国家的直接投资不断增长,这使得流入的直接投资存量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但是对外直接投资额很小，净对外直接投资额表现为绝对值不断扩大的负数，人均GNP位于400美元~1500美元。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第三阶段,国内企业所有权优势不断增长并更具特色,为寻求资源、市场及战略性资产,这些国家的企业开始进行对外投资。由于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在减少，或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快于吸收外资的增速，净对外直接投资额表现为绝对值不断减小的负数，这类国家的人均GNP位于2000美元~4750美元。随着这些国家成为净对外投资国,它们开始进入第四阶段。第四阶段,企业所有权优势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母国特定的优势。对外直接投资比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更快，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为正值，且呈增长趋势，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1988年，邓宁又提出第五个阶段的理论。此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绝对值呈现减少趋势，继而开始围绕零水平上下波动，与此同时，该国外来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都在增加。与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个阶段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而更多的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目前，只有美欧日等极少数发达国家处于第五阶段。
如果将中国的投资发展过程比照上述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以投资总量的变化来划分投资发展阶段，大致是这样的:1979年~1991年经历了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一阶段，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很小,用我们的数据粗略计算得出，1979年~199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年增长率为11.15%；1992年~2004年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较大，对外直接投资也有了一定规模，净对外直接投资额表现为绝对值不断扩大的负数。据计算，1992年~2004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46.38%，可见与第一阶段相比有了明显提高。我国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已经突破1000美元，按照邓宁的投资发展模型，正处于第二阶段，即吸收外资大于对外直接投资。显而易见，从1979年到2004年，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对外投资的速度。199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商投资的比例，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东盟国家的平均水平。此后的年份，中国吸收外资一直高居世界前列，2004年更是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吸收外资的国家，但同时我国对外投资增长缓慢，这与邓宁的投资发展理论是相吻合的，这正是投资发展第二阶段的典型特征。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政策思路
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有些企业已具备了跨国经营的能力与资金实力，应该在经济发展和投资发展二者互动之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发展对外投资，可以在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水平上解决对外贸易发展的瓶颈,促进我国由投资发展路径的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化。
1.实行GNP核算体系，实现从GDP到GNP的跨越。从1985年起，我国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式采用GDP对国民经济运行结果进行核算。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不断发展，但与我国吸收外资水平差距还很大。从1993年起，我国已连续11年居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首位。与之对应的是，1993年以来我国各年的GDP都大于GNP，并且差额越来越大。以2001年为例，当年我国GDP为95933亿元，GNP为94346亿元，两者差额为1587亿元，也就是说，2001年，外商来华投资和来华打工新增加的价值之和比中国人在国外投资和劳务输出新增的价值之和多1587亿元。GDP与GNP差距扩大折射出我国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方面发展的失衡，说明我们的企业还远远没有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
我们应该从单纯重视GDP，转向更加重视GNP，寻求“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协调发展，这是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能力的重要体现。商务工作应发挥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在利用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这是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总之，要逐渐用GNP核算体系来观察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水平。
2.“走出去”战略应贯彻多元化策略。所谓多元化，就是“走出去”既要重视发达国家，也要重视发展中国家。从国外经验和我国实践看，之所以要贯彻多元化的策略，首先是遵循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其次有利于减少对某些国家的过度依赖，分散投资风险。当前，我国境外投资的多元化程度还有待提高，从区域流向看，我国港澳地区比重较大，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相对较少。贯彻多元化方针，应努力开拓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水平，在发达国家投资设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或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公司。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市场广阔、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我国的产品和技术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适用。因此，投资和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潜力很大，应加大开拓力度，增大到发展中国家去的比重。
3.应按照有利于我国产业升级，实现长远发展的要求，确定“走出去”的方向。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升级，是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因此，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实按照有利于产业升级、有利于实现长远发展的要求，引导企业“走出去”的方向。对石油、金属和非金属矿产、木材等短缺资源，要更多地通过境外投资来解决。对我国生产能力过剩的加工业，要把技术、设备带出去，在境外寻求合作与发展，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分享比较利益。
4.应鼓励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走出去”。中国是否能够早日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国内企业的竞争实力是关键因素。所以，我国企业可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逐渐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积累更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才能使得我国的对外投资逐步增加直至超过吸收的外商投资，成为净对外投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更好的整合配置优势资源,进而提升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应鼓励各种类型的优势企业走出国门，大胆在海外创业，在国际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通过“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拓展我国的经济发展空间。一些国有企业规模大，实力强，有资金、技术的优势，应成为“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导力量。非公有制企业具有自我约束力强、市场敏感度高、经营和管理方式灵活的特点，应创造条件，鼓励其积极开展境外投资活动。
5.政府应为“走出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靠企业自身力量无法解决的，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支持。政府应在符合WTO规则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地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强对境外投资的宏观调控和规划指导，建立海外投资和企业的工作机制，完善管理体制，同时设置必要的设计必要的政策激励，加大金融和财税政策的支持力度，建立和完善金融、信用等服务体系，在用汇、出入境等方面改进管理，在人才培训、信息咨询等方面改善服务，为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