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民主出了什么问题

1. 薛兆丰北大经济学（5）

整门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经济周期。

所谓的货币政策，就是政府通过调节经济体当中货币的流通量，来调节经济的发展，从而起到逆经济周期而行的效果，提出了宏观调节的四大目标——低的经济波动，低的通货膨胀率，高的就业率以及高的生产力、增长率——政府通常可以采取两大类的政策：一类叫货币政策，一类叫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说，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在总需求下降的时候，在人们没有信心、不愿意花钱的时候，政府主动地替人们花钱；在雇主不愿意雇人的时候，政府成为最大的雇主，雇人来修建一些工程；在私人不愿意投资一些项目的时候，政府主动地去投资一些项目。

昨天讲的货币政策，讲的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体中货币流通的总量，而财政政策讲的是在不改变货币总量的情况下，政府怎么通过税收多挣点钱，而且怎么把这钱花出去。

财政政策遇到的四个重要的困难：第一是时间滞后的困难；第二是挤出效应，政府支出和私人支出之间互相排斥的关系；第三是政府的效率问题；第四是政府资金来源的问题。

随着政府开支的增加，不断地提高税率，能够帮助政府收到越来越多的钱吗？不一定。跟私人卖东西不是价格越高，他赚到的利润越多的道理一样，政府不断地提高税率，它收到的税收可能反而会下降。这就是经济学家拉弗提出来的“拉弗曲线”。

三个经济学派——第一是芝加哥学派，前面我们在讲反垄断法的时候，我们比较深入地介绍过芝加哥学派的看法。

第二是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学的贡献非常大，由它发展的一些基本概念，已经变成了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没有人再去归功，说这是奥地利学派的东西了，因为它就属于经济学内在不可以切割的最重要内容了。

第三是公共选择学派，我们在后面再讨论那些非市场的组织，包括政府、包括非营利组织、包括科研机构等等，他们在做决策的过程中所遵循的经济规律的时候，我们会详细地讨论公共选择学派的贡献。

奥地利学派最早是两位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和他的学生庞巴维克（Eugen Bohm-Bawerk）共同创立的。而奥地利学派这个标签，是由他们的理论对手提出来的。他们的对手是当时德国的历史学派——经济学当中的一个学派。他们主张的是，在经济现象当中不存在普适的规律，每一个经济事件都有它发生的独特环境，我们只能就事论事，一件事情和另外一件事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背后没有客观的、普适的经济规律。但是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却认为，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背后有一般性的规律。比方说，由门格尔总结的边际的概念，这就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当时的历史学派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里面占上风，他们就把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戏称为奥地利学派，是带有讥讽成分的。而事实上，奥地利学派就没有继续在奥地利发展了，他们的研究方式、研究的范围、研究的思想转移到了欧洲，转移到了英国，其他不同国籍的学者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奥地利学派指的不再是学者的国籍，而是一种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基本主张

第一，只有个人才能做出选择。第二，研究交易所在的市场，是我们研究经济学的焦点所在。第三，研究经济现象要研究人的动机，得有人文背景。4. 奥派看经济周期的特别之处——第一，它主张货币不是中性的。第二，认为资本是异质的，不是同质的。第三，认为社会机制是人们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事前计划的结果。

奥地利学派一直在想办法，想怎么样才能有效地抑制政府乱印钞票的冲动。他们提出两个基本的主张：第一是要回到金本位；第二是实施自由发钞制度。

所谓金本位，就是以黄金的数量为发钞的依据。但是这种主张已经不受重视了。

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发钞制度，或者说自由银行制度，虽然实施的难度很大，但到今天也还是彻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一个备选方案。

凯恩斯主义是怎么看经济周期的？简单地说，凯恩斯学派是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姑且称之为动物精神，人们的消费忽然减缓了。人们本来是应该通过价格来调整的，但价格的调整非常迟钝和缓慢，所以就会直接影响到就业和产出。要抵抗经济周期政府就应该有所作为，逆经济周期而行，在人们不愿意消费的时候替人们进行消费。钱从哪来？主要靠政府举债。

货币主义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增发钞票，而凯恩斯学派所提出的对付经济周期的措施是没用的，是不会产生明显效果的。因为人们的消费不取决于瞬时的收入，而取决于他们的永久收入预期。

而更进一步的是，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市场跟政府存在一个博弈的行为，市场可以对政府经济政策做出预期，从而使政府的经济政策失效，政府越管，经济的波动可能会越大。

介绍的几大学派都分别指出了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本原因：

奥地利学派认为，那是乱印钞票造成的；

凯恩斯学派认为，那是因为人们忽然不消费、总需求不足引起的；

货币主义认为，通货膨胀不仅是政府印钞过多而引起的，而且认为凯恩斯学派所提出的反经济周期措施是无效的；

理性预期学派更进一步认为，政府对抗经济周期的行动本身可能就增加了经济的波动。

而真实周期理论又再往前走一步，他们甚至认为经济周期本身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政府连管都不应该去管。

这些不同的理论有时候是互补的，有时候是针锋相对的，但有意思的是，这些理论的领军人物都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宏观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三大原因

第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宏观经济现象涉及的变量太多了，而我们研究的宏观经济现象本身，数量还是有限的，特别是到了近现代对经济的统计数据才比较健全，人们的研究才比较有依据。

第二个原因，在于宏观变量本身是一些加总的变量，这些变量之间未必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第三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会形成预期，会产生对策。

这堂课解释了宏观经济学为什么这么困难，为什么使得这么多经济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还仍然彼此不同意的原因。也介绍了宏观经济学当今取得的一些基本共识。

我政治法律的模块，讲的就是一群人在一块做出集体决策的时候所要遵循的经济规律。

经济学当中一个专门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的学派，那就是公共选择学派。

1. 内心高冷的诺奖得主布坎南

2. 见识广博的学术天才图洛克

公共选择学派是去掉浪漫的政治学。公共选择学派的方法论，就是要把经济学研究人们在市场当中行为的方法，逻辑一致地用到人们在非盈利机构的活动上面去。这种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有几点：

第一，个人主义主观价值观。也就是说任何决策都是由个人做出来的，集体不会做决策，根本就不存在集体意志这一说，有的只是在一个集体当中活生生的个人。

第二，动机主导论。不论在什么样的组织内部，人们在约束条件下追求最大利益这一点不变。我们只要仔细地去分析一个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处于什么样的制度约束下面，我们就能够分析他的行为，合理地解释他的行为。

第三，人的偏好、主张、观念、思想具有外部性。一个集体当中，人们所传播的思想不仅可以满足他自己的欲望和偏好，同时也会对别人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公共选择学派关注这些个人言论和观点对社会整体造成的影响。

公共选择学派研究的是非市场的决策。官僚机构最大的特点是它们的行动不以钱为指导。

1. “官僚机构”是个中性词

什么叫官僚机构呢？bureaucracy，要注意这可是个中性词，它指的是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的机构或者组织：

第一，这个机构的雇主和雇员不从这个机构所获得的收入当中直接分配收入。

第二，这种机构至少有一部分的营运资金不来自于他们的营运活动，钱是从别的地方划拨过来的。

第三，每一个在官僚体制下面的人，他的绩效评估基本上是由他的上司决定的。

2. 官僚中人的追求：津贴、权力与声望

对官僚体制的经济学分析，开山之作是图洛克（Gordon Tullock）在1965年发表的名着，叫《官僚体制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bureaucracy）》。

由于整个官僚体制追求的都不是金钱——他们不能直接追求金钱——他们追求的是金钱以外的其他因素，包括办公津贴（Perks）、权力（power）、照顾下属的机会（patronage）。三个英文字母都是P开头，简称3P。

3. 官僚体制中的信息失真

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是一种任何官僚体制都难以克服的天然困难。

4. 有野心的人最谦虚

有成就的人一定是有野心的，或者称之为雄心也可以。但有意思的是，有一些官僚体制的升迁恰恰把谦逊当做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你要能升迁必须是个非常谦逊的人。

5. 什么样的人能在官僚体制中存活下来

图洛克说，我们假定有两种人，一种叫理想主义者，每当面临这种两难选择的时候，他总是把社会的目标放在第一位；而另外一种人称之为现实主义者，每当遇到这种两难选择的时候，他总是把上司的意愿放在第一位。结果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结果会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果，那就是只有那些服从上司意愿的人，才能在一次一次的筛选当中，在体制中存活下来。你要成为一位伟大的科长，首先要当一位科长；你要成为一位伟大的参议员，首先要当上参议员。

所以，不管你进入一个行业之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怀有什么样的愿望，追求什么样的理想，经过一次一次的洗礼以后，能剩下来的就是想法、经验、态度都非常接近的人。

政治选举的经济学分析当中，非常重要的中位数投票原理，就是说，你要获得最大多数的支持，你就要去迎合那些中位数者的偏好。

过去人们以为，政治家是为了实现他们远大的理想而参加竞选；现在人们明白，政治家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去刻意剪裁他们的远大理想，只有讨好中间投票人，他们才能获得选举的成功。这种看法让人们看清楚了政治当中不浪漫的一面、现实的一面。

阿罗就是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他在1921年出生，2017年2月21日去世，他一直在斯坦福大学任教，他和我们熟悉的经济学家阿尔钦（Armen Alchian）是好朋友。阿罗是最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

着名的阿罗不可能定律，它的含义是，在人们有多种不同选择的情况下，选举不一定能够反映出大多数人的意愿。选举会出现议而不决、循环不已的情况，而要阻止这种情况，要么是由议程决定人决定会议的程序，要么把选票改成钞票。用选票来投票往往只能反映投票人意愿的有无，但不能够反映他意愿的强弱，而用钞票投票意愿的强弱就会被精准地反映出来，并被加以计算。

介绍两个政治术语：一个叫pork barrel，猪肉桶，它指的是议员跑到中央为地方争取建设费用。另外一个词叫log rolling，滚木桶，指的是议员们互相投赞成票，以便使得法案得到通过的做法。

选票交易有时候能够使得选举结果更有效，有时候又使得选举结果变得低效。这两种看上去截然不同的结果，共同点在于只要进行选票交易，那么选举的结果就会从选举人的中位数偏好向平均数偏好偏移。

在没有选票交易的时候，选举人的中位数说了算；在有选票交易的情况下，选举人的平均数说了算。所以选票交易最后的结果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取决于选票交易之后，选举人偏好的平均值到底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

公共选择学派让政治忘掉浪漫。

提出了一个连续用三讲来回答的问题，民主为什么会一再产生错误的经济政策？这一讲介绍了两个可能的理由：第一是选民的无知；第二是选举的机制本身决定了选举容易被利益团体操控。

把人们在政治领域做选择的过程，跟人们在经济领域、在市场领域做选择的过程作了一个比较。根据经济学家唐纳德·威特曼的意见，在这两个不同的场景里面，人们都通过本质上非常接近的制度安排，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占有比较少的有用信息的情况下，做出了有效的选择。

民主制度和政府赤字之间的关系。过去100多年来，民主国家的政府赤字都有大幅增长的趋势，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民主制度。政客为了赢得选举，往往要采用避重就轻的办法讨好选民，把好处留到今天，把负担推到明天。民主伴随着赤字，这很可能是制度决定的。游戏规则当初这么定下来的时候，结局也已经定下来了。

艾伦·戴维德最早对反垄断法提出了很多洞见，从而推动了法律经济学这一门交叉学科的兴起。

关于收入再分配的戴维德定律，说的是在一个民主投票的国家里面，政府的再收入分配政策既不是让社会最穷的人得益，也不是让社会中最富有的人得益，而是会让那些中等收入的人得益。原因是他们有更大的积极性、有更大的话语权、有更多的能力，在政治决策过程当中为自己说话、为自己谋利。

总的来说，世界上在法庭上进行案件的审理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种叫抗辩制（adversary system），那就是通过正方和反方的辩论来厘清事实；另外一种办法叫纠问制（inquisitorial system），那就是由专家型的法官，通过不断地追问来寻求事实的真相。

英国和美国的司法体系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实施抗辩制的，而陪审团是抗辩制度当中的核心部分；而欧洲大陆的法系里面很大一部分是实施纠问制的。这两种制度究竟哪一个更好、哪一个更有效率、哪一个带来更大的公正，一直是法律界和法律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的权威之一就是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教授。我们知道图洛克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他对所谓大民主产生的效果，也就是一人一票，所有人具有平等的投票权投出来的结果，是抱有深深质疑的。

图洛克指出，陪审团制度无助于追求事实真相。抗辩制度让人花钱搅浑水，对追求真相起反作用。

关于陪审团的效率，薛老师介绍给大家看一部美国的经典电影，叫《十二怒汉（12 Angry Men）》，这部电影对陪审团员可能出现的偏颇，做了非常生动和深刻的描绘。

回顾了我们分析问题所采用的几个维度，从单人的维度到多人的维度，再到时间的维度、信息不对称的维度，以及从市场活动到非市场决策的维度的扩展。

总结了公共选择给我们几个重大的启示，包括人们是怎么选择理由的，管制所造成的赢家和输家的格局是怎么变化的，政治候选人是怎么剪裁定制他们的政纲的，以及从逻辑的角度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什么是一句含糊其词的话。

要衡量一个国家物质条件的发展，最简单、最直接、最有力的指标就是这个国家的生产总值。一个国家的生产总值通常由两个高度相关的指标来表示：一个叫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ct），简称GDP；另外一个指标叫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ct），简称GNP。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与地理概念相关的指标，它指的是一个国家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所生产的最终商品和劳务的市场总价值。要注意，它是以国境线这个地理概念为依据的。

而国民生产总值（GNP）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永久居民，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商品和劳务的市场总价值。要注意的是，这个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所关注的对象，是这个国家的永久居民，而不管他们创造的市场总价值发生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GDP与GNP指标局限之一：忽略非市场形式的生产。 局限之二：忽视非法的生产和地下经济。局限之三：忽视结构、质量和代价等属性。局限之四：产品未必反映个人真实估值。

人类理想具有共同性。人的理想都是相近的，而要享受美好的生活，追求物质享受跟追求精神享受至少是一样重要，而在很多时候，追求物质享受的本身其实也就能够提高精神享受。

经济学家所做的一个努力，那就是去寻找、去确定那些促进经济发展的背后因素，他们要探讨一个国家富强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1. 经济自由指数：寻找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美国传统基金（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从1995年开始，直到今天，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面，一直每年都发布年度报告，衡量全球100多个经济体的经济自由情况，他们称之为“经济自由指数（The 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

他们编制的这个自由经济指数有十个维度，他们看什么呢？

商业自由，兴办企业的难度；

贸易自由，看国际贸易壁垒的高低；

货币自由，看一个国家价格管制的程度；

政府规模和支出，看政府的规模在GDP当中的占比，相当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比例；

财政自由的程度，也就是纳税人缴税的负担；

产权保护，个人积累起来的财富有没有受到政府严格的保护；

金融自由程度，看金融机构免受政府干预的程度；

投资自由程度，看国内和国际之间资产转移的自由度；

贪污程度，看个人的财富和投资受到强权侵蚀的程度；

劳动自由程度，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对劳动者自愿缔结劳动合同的自由度的保护。

2. 没有商业自由的国家很难走向富强之路

3. 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一些得分很低的国家，比如中国，他们的经济增长却非常强劲，而且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是持续多年的事情。换句话说，总有那么一些事情中国做对了，但这个指数并没有捕捉到。

4. 贪污腐化和价格管制有一定的抵消作用

5. 不能忽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我们把经济制度看成是原因，把经济增长看成是结果，要探索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规律，要完成这个任务，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再一次讨论了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效率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我们的结论是效率其实就是最大的公平。

我们在讲马粪的故事的时候就指出，人们所认可的那些公平观念，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它符合效率的原则。其实它是因为有效率才变成社会的规范，才被人们认为是公平的，其实人类在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摇摆从来就没有停过。

我们讨论了两套把公平置于效率之上的理论，包括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和伊斯特林悖论。

这些理论与现实当中人们真实的追求是有很大差距的，它们并不能如实地反映真实的生活，更不能指导真实的生活。

介绍了经济学家对各种脱贫致富方法的研究，与其说告诉你答案，不如说告诉你为什么还没有答案。经济学家本身就还没有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而更重要的答案可能根本不在经济学的范畴之内。回顾整个人类的历史，贫困、野蛮、战争、饥饿是常态，富裕、和平、文明是奇迹。

1. 探索人类脱贫致富之路的不同方式

有一派学者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物质的极大丰富，才是人们走向幸福的必由之路；

另外一派学者却认为，物资的增长是没有止境的，人们的幸福只取决于他们的感受，他们觉得快乐就快乐了，知足常乐。通过政府的财富再分配、收入再分配，让社会中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生活在同一个平均水平上，而不管绝对水平是高是低，大多数人就会感到幸福了。

由此再衍生出的两派经济观点也是有分歧的：

一派认为只要社会的饼做得足够大，那么哪怕社会当中最穷的人也能够获益，也能够伴随社会的进步而提高幸福的程度；

而另外一派则愿意牺牲饼的增长，而换取分饼的平均。

2. 十种事与愿违的经济政策

1）最低工资制度。

2）同工同酬制度。

3）罢工制度。

4）各种行业的准入限制。

5）各种各样让人们产生依赖感的福利制度。

6）各种过分的政治平权政策。

7）贸易保护政策。

8）一些把人绑在贫困地区的政策。

9）把人绑在单一的教育体制的政策。

10）民主投票导致不良经济政策。

3. 国家富强的原因与结果常常难以区分

摘自《经济学通识》序言——

以纯朴的眼光看，人类至少面临四项普遍约束：（1）东西不够；（2）生命有限；（3）互相依赖；和（4）需要协调。人类种种制度安排，一概是为了应付这些约束而衍生的。粗略地概括，这四项约束对应着四类经济理论：（1）需求定律；（2）利息理论；（3）制度理论；和（4）宏观理论。

如果我们反复从这四类约束来理解社会，我们就很容易察觉人类社会的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

首先，人类主要以社会的方式而不是自然的方式展开竞争。

其次，竞争与合作不可分。

再有，贫与富未必有关联。

的是，观念的力量是惊人的。令人深思的是，打着善意的旗号所犯下的罪行，也往往比明目张胆的犯罪造成的破坏更深重。

用什么样的眼光，就有什么样的世界。改造“世界”，非经济学所长；但改造“世界观”，却是经济学的强项。

2. 詹姆斯·布坎南的“经济人”假定

在布坎南的阐述中，包含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即“经济人”假定。布坎南以“经济人”这一假定为分析武器，探讨在政治领域中经济人行为是怎样决定和支配集体行为，特别是对公共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并由此证明政治领域存在缺陷是可能的。
何为“经济人”？微观经济学家认为，作为一个人，无论他处在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个人的满足程度为最基本的动机，并假定人都具有经济人特点。根据这一假定，布坎南认为，通过类似的行为假设，也能够对集体选择的结构特征进行一些基本的预测。它的理论价值在于：首先，保证了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在此之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分析采取的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标准，在市场选择领域，假定人人都是自利的；而政治选择领域，自利的人又变成了“慈善、博爱”的利他主义者。其次，它是进行制度比较分析的理论前提。制度比较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在什么体制下，可能产生最坏的政策结果及避免产生最坏政策结果的方法，并且探讨什么样的体制会是最好的。如果假定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就不存在坏的体制，同样也无法解释现实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坏的政策产生的原因了。
基于“经济人”这一假定，布坎南进一步提出，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要把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凯恩斯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
“政府失灵”研究根据“经济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论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灵问题。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议会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有效”。
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否则，政府的存在就无任何经济意义。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它们削弱了国家干预的社会‘正效应'，也就是说，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于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干预会产生“负效应”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弥补这些缺陷。布坎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说。
布坎南对政府失灵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根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就如何补救这种“失灵”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政府政策的低效率。布坎南认为，所谓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执行的政策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一般说来，美国政府的政策在理论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拟定方案，最后由选民投票确定的政策，像重大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国家前途影响较大的对外政策的制定等。第二类是由政府的高级领导层拟定方案，如联邦政府或地方州政府拟定的方案。第三类是由政府部门全权独立制定与实施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合理性通常是由宪法等法规来保障的，政府部门的职责是照章办事。这里仅以第三类政府政策拟定的方案作为政策低效率的考察对象。
就这类政府政策而言，因为每个政府部门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该部门领导人根据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来决定的，所以，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部门的政治家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自由，使得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被自身的“经济人”动机所左右，以至于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常难以符合实际；另一方面，由于该部门政治家行为的灵活性与他们的自利动机的强刺激性，使得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不是倾向于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布坎南认为，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行为方式。如果约束机制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地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公共利益不被他人或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损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不应该把增加社会福利与保证个人平等的权力随便交给某一特权机构，然后再虔诚地等待它的恩赐。理性的做法是，使这些特权机构或特权人物受制于某一硬约束机制，并且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
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政府失灵说认为政府机构低效率的原因在于：①缺乏竞争压力。在美国的政府机构里，由于相当一部分官员和公务员，受终身雇佣条例的保护，没有足够的压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里，也往往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使其不注重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②政府行为趋向于资源浪费。布坎南认为，首先，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由于没有产权约束，他们的一切活动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自由度比市场中私人企业家还大，使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不断发生。其次，政府行为也没有利润含义，官员从个人的得失出发，为追求选票和政绩，尽量满足来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结果使公共产品超量供应，社会福利费用过高，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因为官员的权力是垄断的，有“无穷透支”的可能，他们一旦决策失误，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远远大于一个企业家的投资失误。③监督信息不完备。从理论上说，政治家及公共服务机构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必须服从公民代表的政治监督及司法、审计监督等，以保证政府运行的效率。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监督的效力很可能因为信息的不完备而降低、甚至失去。这是因为监督者为了有效履行其职能，必须对被监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向监督者提供信息的往往是被监督者，由于政府部门对其经营业务有着自然的垄断性，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来封锁一部分公共产品所涉及的有关资源和成本的信息。因此，监督者根据被监督者提供的不完备的信息所进行的监督，其实效是大打折扣的。
政府的寻租活动。根据布坎南的定义：“寻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如纺织业寻求政府的关税与配额的保护，将外商拒之于国门之外，维持本行业的垄断地位，而高额垄断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被称为经济租金。可见，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并非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生产成果（利润）的一种再分配。因此，寻租行为具有非生产性特征。同时，寻租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政府权力的介入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寻租活动中浪费的资源，经济寻租引起的政治寻租浪费的资源，寻租成功后所损失的社会效率。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见的寻租行为有4种：一是政府定价；二是政府的特许权；三是政府的关税和进口配额；四是政府订货。
因此，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对西方现行民主制度，对国家和政府深表怀疑。正如布坎南所说的：“公共选择理论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公共选择理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在这里，有关政府及统治者的行为的浪漫的、虚幻的观点已经被有关政府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充满怀疑的观点所替代。而且，这一新的观点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更为符合。” 布坎南教授的思想博大精深，他毕生探求的是市场经济持久繁荣的政治制度基础。
布坎南在1986年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区分了“规则的制定”与“政策的制定”。换言之，我们可以将政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规则或者宪法秩序的设计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规则的实施阶段。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讲，第一个阶段是博弈规则的设计，第二个阶段是博弈的展开阶段。如果将社会博弈比喻成一场体育比赛，那么在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设计好比赛规则；在第二个阶段按照事前设计好的规则来比赛。
就像体育比赛要有清楚的比赛规则一样（没有清晰的规则，比赛必然一片混乱），经济政治生活中人们的有效互动也需要清楚界定的规则，而且这种规则是共识。否则，可以想见，经济政治中就会出现很高的交易费用和低效率。例如，在经济生活中，企业家就可能不会有长久的规划，这样本来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使所有人都变好（帕累托改进）的投资就不会发生。更坏的是，这种没有事前界定好规则的社会，就会出现一种强盗逻辑，即没有规则的规则——“丛林规则”，这样的社会是可怕的。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英国经济学家肯·宾默尔也说，“界定清晰的社会契约是市场出现的先决条件”。
所以，第一个阶段即事前的规则设计至关重要。布坎南认为，最公正的宪法秩序应该是在“无知之幕”后设计出来的。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类型（即属于哪一类利益群体）的情况下，大家通过形成共识来达成宪法秩序的设计。虽然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出现，但收入差距不大的相对同质性的社会，还是比较接近这个理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出来的规则应该是最公正的。
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宪法秩序设计的过程中，人们都知道了自己的类型；在一个利益分化的异质性社会中，最后形成的宪法秩序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妥协的结果。因此，排除革命的话，和平的宪法秩序设计要满足所有类型人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参与约束就是要保证每类人接受宪法秩序设计后不比原来的状态差（即每类人愿意参与），激励相容约束就是在满足参与约束的情况下，每类人的行为尽可能与社会目标相吻合。
我们知道，在异质性很强的社会，这两个条件都很难满足。拿参与约束来说，在收入差距很大的社会中，宪法秩序设计很有可能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样既得利益集团很可能就不会赞成宪法秩序设计，他们的行为很有可能与社会目标也是不吻合的，即激励相容约束也不满足。
因此，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越严重，公正的宪法秩序设计就越困难，因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就越难满足。所以，宪法秩序改革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地看，宪法秩序民主和经济发展都比较好的国家，往往是在那些宪法秩序确定的时候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比较低的国家。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起点公平对于宪法秩序的设计和持久繁荣的重要性。美国自立国之初，政治家们（尤其是杰斐逊）就认为，初始经济禀赋的平等和相对平等的财产权利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这被称为“杰斐逊主义”，也是美国主流的政治哲学之一。后来的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是造成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同发展路径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将这种哲学灌输给并影响了当时的东亚国家政府。日本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下，成功解散了大财阀，并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在美国影响下，韩国在1950年左右，也成功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在政治上，初始禀赋的平等使得利益集团问题不严重，容易达成社会共识和社会契约（宪法秩序），政府可以实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局面稍有不利，因为中国现在收入差距比较大。但宪法秩序的设计对于中国的持久繁荣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没有界定好比赛规则的体育比赛会出现混乱一样，中国若要维持持续繁荣，绕不开宪法秩序的设计。在中国收入差距已经很高、利益群体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宪法秩序的顶层设计就变得很重要，这样可以绕过利益群体的干扰。
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不同阶层的社会流动性，这样可以创造一个动态平等的社会，也有助于实现公正的宪法秩序设计，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证。 这位自称“田纳西农民”的老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语速平缓，眼神沉静，喜欢使用令人紧张的多义词或隐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这样表述的思想于是有了强烈的“内在冲突”。
从他的着作中常可感受到这一经验主义信条——亚当.斯密恪守了这一信条，时刻警惕着不将具体情境内的观察和命题推广为一般命题或“定理”（任何懂得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使用“定理”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布坎南常用来描述他自己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是这样一个短语：“not absolutely absolute, nor absolutely relative, but relatively absolute”（我的态度既不是绝对地绝对的，也不是绝对地相对的，而是相对地绝对的）。
越到晚年，他越意识到现实政治失败之根源是没有原则——政治人物和他们制订的公共政策越来越追寻短期利益，这是布坎南为1998年这本着作提出的最紧迫任务。与他的其它着作一样，他的理论从未离开美国现实。原则，或“generality”（一般性），成为他晚年不断呼吁的核心观念，并且在这一意义上，他走向或走入了奥地利学派。“金融危机”之后，他呼吁将“货币”问题提升到立宪层次来讨论。凯恩斯经济学占据主导，通货膨胀政策成为侵吞人民财产的主要途径。财产权是社会正义的核心，也是美国宪法的核心。在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视角下，最高的一般性（原则），属于立宪范畴。
上帝死了。在各国，无一例外地，政客们（以政治为追寻短期利益之手段）逐渐驱逐了政治家（以政治为实现更高理想之舞台）。货币政策，与外交、教育、人口和社会福利及其公共政策一样，不再有原则。于是，哈耶克鼓吹的“货币非国家化”政策正在成为市场经济的宪法议题（参见Edward Peter Stringham and Todd J. Zywicki，2011，“Hayekian anarchism”（哈耶克式无政府主义），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与其听任这些政客如中国各地政府的“卖地财政”这样滥发纸币，为何不将铸币权交给自由竞争的民间钱庄呢？纸币的价值敏感依赖于发行者是否珍惜自己的名声。政客和钱庄，谁更珍惜名声？
布坎南先是在1975年发表的《自由之限度》最后一章的脚注里批评哈耶克“盲目相信传统”，后来又在讨论哈耶克1988年《致命的自负》初稿的小型研讨会上发表了类似的批评（当然是友善的）。布坎南的立场，他说：“与罗尔斯的更接近”。事实上，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主旨就是论证哈贝马斯1980年代发表的“社会交往”理论与奈特（Frank Knight，布坎南的老师和布坎南心中的两位“英雄”之一）在1940年代发表的“自由对话”理论，有无法忽视的相似性（Dalibor Roháč，2012，“Knight，Habermas，and Rawls on freedom, personhood and constitutional choice”，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vol. 19，issue 1，pp. 23 - 43）。
现实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普遍失败，经济学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布坎南写道（1986《自由、市场与国家》）：“经济学，如它在80年代的那个样子，是一门忘记了最终目的或意义的‘科学’……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8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自己领域的基本原理方面其实是文盲，……他们似乎是一群被阉割了意识形态的人……。我们的研究生院正在成批生产着这样的训练有素的和高度机智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被训练为幸运地可以无视他们学术事业的最高宗旨的匠人。他们绝不感到有道德上的义务去说服和传授给他们的学生那些有关一群自由个体究竟如何能组织为可以相当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并且不发生导致社会解体的重大冲突的社会过程的理念。”我特别喜欢布坎南这段文字，所以在我的传真问卷里全文加以引述。这段文字最后一句的关键词“社会过程”，也就是奈特1942年发表于《伦理》期刊阐述了“free discussion”（自由对话）的那篇文章的关键词（Frank 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re”，Ethics，vol. 52，no. 3，pp. 253 - 274）。
似乎意识到布坎南即将离去，JEBO（《经济行为与组织》）2011年7月出版了“布坎南”专号。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这期专号发表了一篇情谊深厚的文章，“on James Buchanan”（论布坎南）。与众不同，森的文章，核心只是一句话：布坎南的贡献很多，择其最重要者，森认为是：“The cultivation of the taste for public reasoning in an open-minded way, which James Buchanan has done so much to advance, is one of the features of his greatness for which economists and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deed the world at large—have much reason to be grateful”（开放心态的公共理性之品味陶冶，布坎南贡献最为卓着，是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事实上全世界——都有充分理由为布坎南这一伟大特质而感激他）。森在这篇文章里宣称，在追寻这一思路时，布坎南是他心目中的首要英雄（“a major hero of mine”）。森的评价，在我看来极中肯。在公共领域，大众需要发言，可是大众容易有两极化的倾向。布坎南长期努力于陶冶一种更复杂的从而可以超越冲突的话语品味，在公共领域尤其难得。所以，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能是“教育民众”。因为，这也是奈特的见解：公众普遍地很难接受哪怕是最肤浅的经济学原理及其运用所得的结论。
综观布坎南毕生的思考与表述，我感触最深的，如上述，是他晚年视为最紧迫任务的“基于原则的政治”。虽然，“末法时代”，有原则的政治很难不被无原则的政治淘汰。
布坎南晚年的思想，对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他感慨：“政治在一切地方都已超越了它的限度，人们已经意识到它的失败之处，公共选择理论只不过为他们的意识提供了一种解释——理解他们所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国读者需要了解为什么政治在各地都已失败，以便为中国寻找更可能不失败的政治。
首先要澄清的是“政治失败”的涵义。布坎南，更接近罗尔斯的“契约主义”立场。最出色地为这一立场辩护的，是哈佛的天才教授斯坎伦（参见Thomas M. Scanlon，1982，“contractarianism and utilitarianism”（契约主义与功利主义），in Amartya Sen and Bernard Williams，eds.，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任何政治行动，不论在主持者看来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功，只要违背契约，就是失败的。宪法是一套政治契约，不论是罗尔斯还是他的批评者都会同意，宪法的基本职能（在罗尔斯解释的“基本社会结构”和“主要制度”的意义上）是维护社会正义。以契约主义阐释宪法的这一职能，用斯坎伦的朴素语言就是关于“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或义务）的基本原理——斯坎伦1998年以这一短语为标题发表了他的名着《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政治的成功或失败，于是取决于它是否实现了最初的承诺。政党落实它对人民的承诺（政治契约），是基于人民支持而取得权力的政党对人民应尽的责任。在多党竞争的或在党内多派别竞争的体制内，执政者本应超越党派利益（他的私人“口味”），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Jeremy Bentham），所谓“立党为公”（他的公共“价值”）。这是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第2章第3节“社会状态的排序”关于选民行为的基本假设（Kenneth Arrow，1951，Social Choice and Indivial Values，1963年第二版），我称之为“公民意识”假设——每一位公民在公共领域里的“价值”不应被他在私人领域里的“口味”主导。否则，就没有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Hannah Arendt，1958，The Human Condition，第1章和第2章）。阿罗说（上引着作第1章第1节），他的老师奈特多次指出，在与自由市场体制相类的民主政治体制里，选民也如同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一样只根据他们的“局部知识”投票，于是“公共选择”总是倾向于强化“特殊利益”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富人容易获得更大的代议权）。不论如何，阿罗声明自己的论文“只研究民主的形式而不涉及它的内容”。奈特是布坎南的老师，也是阿罗的老师。与阿罗相比，布坎南与这位老师更相似，他始终在探究民主的实质（内容）。
原则，是政治家的生命。与政客不同，政治家有信仰。原则是信仰的政治表达，它不能交易，所以它不是利益。政治普遍失败，因为政治家在各处都已消失。奈特的预言，与他的其它预言一样应验了。以“幂律”方式在过去十年迅速增加的不平等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可说是奈特预言的晚近验证。更早的验证发生在中国。张君劢（素享“民国宪法之父”美誉）在1948年发表“民国宪法十讲”总结辛亥以来政治不能成功之教训时发表的见解，与上述相类。
2013年1月9日，布坎南离世，享寿93岁。他的祖父曾任田纳西州州长，这位州长的孙子却因家境清贫而养成了务农早起的习惯。政治，从不承诺为掌握权力的个人带来财富。乔治.梅森大学的“布坎南小屋”（Buchanan House）是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小木屋被树林和一大片草地包围着，十足是一座农舍，尤其是那条林间小路，刚够一辆汽车驶过，曲曲弯弯来到门前一株老松前。老松对面的门廊里摆着一对旧摇椅，窗上吊着一盆家养的野花。这格调与乔治.梅森大学气派的建筑群格格不入，却充分表现了布坎南的“低调人生”。

3. 例举一些经济学小现象，并分析原因

跟经济学有关的应该是展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的《美丽心灵》。

蝴蝶效应也似一个经济学现象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
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
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
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
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
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29.2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8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
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
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
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
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
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
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
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
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
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
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
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
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64.2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8.3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
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
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
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
（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
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
（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
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
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
（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
（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
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
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
（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
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
（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
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
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
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
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
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
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
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
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4. 关于经济学家的问题

不对，他在1990年还任The Tenured 的教授，1996年还曾出过书。

加尔布雷斯（1908～ ）
Galbraith，John Kenneth

美国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1930 年获安大略农学院文学士学位。1933 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曾任美国价格管理局局长助理、民主党顾问委员会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担任过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政府顾问。1961～1963 年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72 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加尔布雷斯继承美国制度学派的传统，坚持以制度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认为把资源配置与利用作为研究对象是一种错误，把经济学分为微观宏观是一种不幸。经济学研究要改变重物轻人，只看产值不见福利的倾向。他研究了广泛的课题，使制度经济学成为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从制度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二元体系理论。认为美国社会由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两部分构成，计划体系由1000家大公司组成，权力掌握在技术和管理人员手中，控制着市场和价格，从而也控制着市场体系。市场体系则由1200万小企业、农场、个体经营者组成，完全听任市场支配。由于计划体系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美国这种丰裕社会存在各种收入分配不平等、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配置失调、通货膨胀与失业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进行制度改革，通过国家力量使两种体系的权力与收入平等化。称实现两种体系平等化的社会为新社会主义。着有《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1929年的大崩溃》、《丰裕社会》、《 经济发展》、《 新工业国》、《经济学、和平与欢笑》、《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不确定的年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