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隐瞒武汉圈城中的经济学

❶ 电影首席执行官中的经济学原理

机遇与风险并存！一、机遇是：大学城本身就是把几万、十几万大学生群体“圈养”起来，有钱（父母供给）、有闲（课余时间充足）、有心（追求时尚、泡妞）等，因此，大学城开影城“钱”力无限！二、风险有：1、网络普及对影院的关注下降；2、已有进入的竞争对手；3、一年2个假期，意味着要在8-10个月内赚回一年的收入；4、两大假期正是大片热片集中上映时间，真正的“错峰”经营，吸引力下降三、竞争手段：1、微信平台：抓住移动互联时代的特性，搭建定制型微信平台，开通微信支付，然后快速到高校吸粉，并丰富和精彩的微信运营，可以随时影响到大学生，让大学生粉丝和影院一起玩。2、异业整合：要多与可口可乐、康师傅等商家进入高校的各类活动合作，搭车推荐，既降低运营成本，又丰富活动类型，实现跨界整合。3、群众领袖：要在大学生影迷当中多多发展活跃分子和群众领袖，让他们多多推荐和拉动身边朋友前来观影，以点带面。4、团购合作：与高校团委、党委及社团组织合作，到影院包厅观看爱国主题电影或点播电影，还可以组织到影院包厅举行报告会、颁奖会、生日会等丰富多彩活动。四、宣传手段：1、校园餐桌等媒体2、校园论坛、网站、微信平台等3、校园DM单发放到宿舍

❷ 湖北经济学院是一本吗

不是，湖北经济学院是一所省属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高校，不是一本。

湖北经济学院的前身可追溯到创办于1907年的湖北商业中学堂及其后的另外两所学校发展而来。

2002年9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在原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湖北省计划管理干部学院的基础上合并组建为湖北经济学院。

截至2018年12月29日，学校拥有应用经济学、工商管理、统计学、法学4个省级重点学科，设有“楚天学者”计划设岗学科16个。学校开展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开设本科专业57个，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3个、国家级和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9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

(2)为什么隐瞒武汉圈城中的经济学扩展阅读：

湖北经济学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是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干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二期）、湖北省2011计划。服务国家特需项目硕士培养单位。

学校是2002年经教育部批准，由湖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武汉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和湖北省计划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商业中学堂”（原湖北商业高专的前身）。

❸ 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从经济学术上来讲有哪些

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而日益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各方面协调发展，特别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严重挑战。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我国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是与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分不开的。在这种粗放式增长背后还隐含着其他一些主客体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四大根源：一、环境问题产生的认识论根源1.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导。现代众多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人们认识上的短视和盲区，表现在人类共享问题上，就是对自然的片面认识所产生的一系列错误自然观——自然控制论、环境决定论和人类中心主义论；表现在人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上，就是一种机械的发展观。(吴次芳等：《我国沿海城市的生态危机与调控机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年第3期)很久以来，人们以人类为中心，忽视自然，忽视人的生存本质，放大了人的主体性，认为人可以成为自然界的征服者。无视自然的存在和价值，使文明的发展一步步地走向了人类的对立面，人类在追求进步的同时也为自己的持续发展设置了障碍和陷阱。2.业务知识欠缺，管理者素养低下。尽管30年来我国环评队伍的“质”和“量”都大幅提高，但环评队伍业务素质仍参差不齐，某些环评人员职业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不坚持科学评价，不能以客观事实和科学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某些环评单位或评审专家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站在投资者的立场上，不能全方位考虑环境负荷，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还有个别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这些现象都使环境问题疏于监管而逐渐恶化。3.法律意识淡薄，依法事观念不强。在2009年的“环评风暴”中的“圆明园事件”折射出人们的法律意识和依法事观念的欠缺。由此可见，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和强化全社会的依法事观念迫在眉睫。4.观光旅游观念趋同，审美情趣单调。必须承认，很多工程的初衷的仅是为开发旅游资源，以“满足游客”的需求。但是仅从狭隘的旅游观光观念出发，这种审美视角和情趣就会有失偏颇。在我国大力开发旅游资源的今天，审美情趣也在“畸形”发展。以圆明园为例，如果我们把圆明园等同于一般的公园，就会贬低她作为文化遗址和中国园林之集大成者的价值。圆明园既是中华民族遭西方列强侵略、西方文明践踏东方文明的历史见证，是供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追忆、反思的难得场所；又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珍稀标本。圆明园管理处应该下大力气引导中外游客学习、汲取中国古人的智慧，而不是热衷于搞划船旅游、造新的人工景点。所以，这种仅为观光旅游的狭隘观念和审美情趣亟待更新。二、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 1.企业追求高利润、环保意识薄弱。当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同时又是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经济发展多以粗放型为主。企业大多只顾追求利润而对环保问题毫不关心、置之度外，甚至为追求高额利润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环保意识无从谈起。2.地方官员为追求政绩，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各级地方政府作为一级利益主体，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采取行政手段，实施地方保护，而对跨界生态环境鲜有重视。对坚持和完善各级政府环境目标责任制，完善环境综合整治目标管理体系，将环境质量改善幅度、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率等指标纳入考核评估等方面意识不够。地方政府为追求短期政绩而急功近利，甚至为经济发展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问题还很严重。三、环境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1.实施环境质量标准的管理战略和体系尚未整体形成。环境质量标准是考核生态环境质量的最好依据，是保障国家环境安全总体目标的集中体现。但是，由于环境质量标准先于环境法律形成，并独立于环境法规体系而按标准体系运行，在构建国家环境管理战略和法规体系时，没有整体认清和明确环境质量标准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对如何达到环境质量标准目标，尚未形成科学完整的、能够反映不同环境要素特点的环境质量标准实施体系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环境质量改善的整体进程。2.环境质量还没有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体系，预警机制不到位。为保障环境安全，应当建立一套以环境质量标准为科学依据的环境质量状况监测、评价、预警机制，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准确的环境信息，提高环境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支撑能力。目前构建的环境管理体系还是基于“先污染，后治理”被动管理模式，环境质量还没有纳入国家发展宏观调控体系，环境质量预警机制尚未建立。(“十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我国环境保护标准发展战略研究报告》)3.排放标准未能有效执行，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由于我国基本上是长期实施“超标排污收费”的经济手段，没有及时建立“超标违法”强制措施，同时超标排污费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排污者宁愿缴纳超标排污费也不愿支付过高的污染处理成本，这是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4.城市扩张的无序化。城市是一个以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为中心的，由居民和城市环境组成的自然、社会、经济综合生态系统。城市是人口最集中，经济活动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人类对自然环境干预最强烈，自然环境变化最大的地方，在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工矿企业，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物质，伴随着生成大量废弃物，远远超出了自然净化能力，污染日趋严重。城市生态系统又是一个多功能的复杂而脆弱的生态系统，只要其中某个环节发生问题，就会破坏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使城市成为我国环境问题最为集中、最严重的区域。(李爱贞：《城市地域扩张与环境影响评价——兼论济南市南部山区开发》)我国很多城市存在着类似的扩张问题，有些缺少战略规划和战略评价，导致出现了如人口膨胀、交通阻塞、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问题。5.规章制度不健全、监督薄弱。由于我国的环保部门一直没有独立的执法地位，尤其是地方环保机构、人员和经费都由地方政府确定，对地方环境负有主要监管责任的环境执法者并未被付诸相应的权力，导致其在执法过程中处境尴尬，经常碰壁，无功而返。由于经济增长本身就是政府主导的，环保部门无力抗衡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很难对地方官员支持的项目进行严格的监管。此外，“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也是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在执行中存在一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尽管一些地区也制定了一些与环评法相应的法规，但由于各种原因，法规落实不很到位，环境评价不能有效运转。6.缺乏民主、公开、科学的决策机制。我们需要提倡和发扬民主、公开、科学的决策机制，以使所有的工程项目都能遵照环评法严格执行。(李爱贞：《城市地域扩张与环境影响评价——兼论济南市南部山区开发》)很多部门和地方没有真正将规划环评纳入决策过程，规划环评作为环境保护参与综合决策主渠道的作用难以得到发挥。同时，未进行环评即通过规划审批的违法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违法行为的追究得不到落实。民主、公开、科学的决策机制的缺失，是很多工程仓促上马的重要原因。四、环境问题产生的科技根源1.科技异化。迄今为止，所有的技术，即使是最原始的技术比如原始技术之运用于战争，对人类社会的作用，都具有两面性，其中有善的作用，也有恶的作用。在实际的社会应用中，技术本身会产生正负两种效应，即技术的“异化”，也就是说，技术作为人的即主体的客体，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背离了主体最初创造它时的目的，而分裂出它的对立面，变成异于自己的力量。比如，人类发明农药的目的是捕杀害虫，但它又反过来伤害人自身而且可产生持续污染；发明了塑料，却又增加了白色污染；等等。总之，因科技发展与应用过程中的科技异化使科技应用不当或滥用科技对环境产生的破坏作用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吴次芳等：《我国沿海城市的生态危机与调空机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年第3期)因此要善用现代科技善的一面，慎用其“恶”的一面，确保科技造福社会。2.科技的客体性排斥人的主体性。科技作为客体性的异己力量不断排斥人的主体性，从而会使人的行为目的发生紊乱，最终使人的理性实践活动被异化为非理性的本能动作。在一些地方，科技实力比较雄厚，但是功利主义的科技发展使得人们只重视发展那些能够取得较高经济效益的科技，却不管其是否破坏生态环境。这也是造成我国生态环境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我国环境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也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问题是我们需要认清和把握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源入手，用切实有效的手段加以解决，以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环境和谐有序发展。

❹ 求城市经济学论文一篇

文章编号:1673-1751(2007)01-0019-03
试论我国城市经济学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刘扬
(濮阳市建委测量队,河南濮阳457000)
摘要:通过分析我国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和一些可行的建议与
方法,展望了未来城市经济的发展趋势。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城市经济一体化;城市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A

城市经济学自西方传入我国20多年来,在我
国经历了从兴起到不断繁荣的发展过程,在许多
领域取得了若干重大研究成果,为我国城市化和
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1我国城市经济学科发展现状
1. 1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现状
国外的城市经济研究以解决城市问题作为出
发点和己任,在不断进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更加
注重城市实际问题的解决。在现实经济问题的左
右下,近年来,国外城市经济研究的内容可集中归
结为4个主要的领域:区位分析与城市内部空间
结构演化;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设
计;特定城市市场与城市经济模型的建立;城市经
济问题、城市政府行为和城市经济政策分析。
1. 2国内城市经济研究现状
国内的城市经济研究在改革开放后才起步
但是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20世纪80年代
我国城市经济学集中研究了城市经济在区域经济
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城市化道路等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全方位展开了城
市化道路和城市化理论的研究,并对城市经济学
的基础理论、学科体系以及具体的城市问题、城市
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概括而言,近年来国内城市经济学研究主要
集中在下述5个方面: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关
系研究;都市圈发展与城市之间经济合作及协调
分析;区位选择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演进研究;产业集群与城市经济发展分析;城市政府职能与城
市治理模式研究等。
2我国城市经济学的新特点
城市经济研究直面时代重大问题。现代城市
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管理等领域越来越引起社
会各方面的重视,越来越需要城市经济学的理论
指导,实践的需要促使理论工作者从经济学层面
上积极进行探讨。就城市化和城市发展问题的认
识而言,也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和新见解。
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
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
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
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
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
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
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与“个性化研究”
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
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全球同步
合作研究,这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
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
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展的
创新与突破。
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
跃。改革开放为我国城市经济学者提供了与国外
进行广泛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各研究机构或高校
的有关单位经常派出学者到国外进修、讲学、参加
国际会议,了解国外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最新信息,
同时邀请国外专家来华讲学,大大拓宽了我国学
者的研究视野。
城市经济学的学科组织建设和教学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时代呼唤着城市经济学的新发
展,与此相呼应,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于2000年10
月成立了城市经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以下简
称“委员会”),担负起促进中国城市经济学发展
的历史重任,为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组
织保障。随着城市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推进,城市
经济学教学工作在国内各高校也得到了相应的重
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约有20所大学开设
了城市经济学课程,有10多所大学成立了专门的
研究机构,近百名教师从事城市经济学及相关问
题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3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的问题
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城市经
济理论基本观点的表述不规范,城市经济理论研
究与实践部分分离。
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城市化问
题、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对城市
竞争力问题研究不足。
4“十一五”期间本学科发展的主要
领域及其趋势
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
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
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
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
的规律性研究及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
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
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
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
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
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二是完善城市
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应融会多个学科的理论
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
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
域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
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
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
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
键因素。应创新和发展城市化理论,把城市化研
究放到城市化时代的高度加以认识。应反思城市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以及思想、制度和管理方面
的原因。要提高城市经济学的实践性,研究城市
发展的系统工程和价值工程,将城市经济学研究
划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研究。应研究城市化
定理或定律,使之既接受实证主义的检验,又接受
伪证主义的检验,成为经过科学论证和可以反复
验证的结论及指导实际工作者实践的依据。
城市化问题研究。一是研究城市化的方针政
策。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
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
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
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
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研
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
其作用的发挥。三是研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
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
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
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
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四
是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
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
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
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
与城镇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
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
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
值。六是研究城市化与教育、文化发展的关系。
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
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
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的影响及应对措
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
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
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
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
问题的研究。
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一是城
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
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
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
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
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
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
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
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
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四是
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
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
“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的产业文化观念;剖析
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
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的新途径。
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一是尽快建立一套能
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这需要加强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调
查。二是以城市综合竞争力来评价城市发展状
况,对大城市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对于中
小城市,特别是具有发展特色的中小城市则有失
偏颇。因此,应建立可以用来评价具有发展特色
城市的指标体系,使之与综合竞争力评价标准一
起,构成完整的评价城市的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
[1]何文超.重彩浓抹绘宏图—濮阳市城市规
划建设回顾与展望[M]·北京:中国国际广
播出版社, 1996.
[2][加]伯拉舒特T J·城市测量与制图[M],
北京:测绘出版社, 2001.

❺ 权利密码：当历史遇见经济学

在决策和规划、管理等软科学中，经验总结和案例分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历史最现实的意义就是提供大量的操作案例用以参考。和清代相比，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方式更接近现代人，夏商周到春秋时期，处于多元文化时代，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更接近于现代欧美国家的人，即普遍直线思维，崇尚实力，看着事实利益，风格简练。崇尚个性尊严和个人自由，封建等级制还未形成，阶级固化也未严重，春秋战国时期有大量的平民逆袭成功两性关系也更加开放。同时国家的竞争极其激烈，由商朝时的几千个部落到战国七雄到最后一统天下，这期间走到最后，绝不是靠运气，而是智慧，因此他们的成果失败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是一笔财富。

阳谋，就是在不影响也不依赖别人的前提下，正大光明的通过自己的资源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法制，就是把大到国家行为，小到个人言行，都纳入一个清晰公开的体系中，制定奖惩规则。

权利，就是你可以让别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税收。

大禹治水，就是逐渐掌握权利的过程，远不是舜主动把权利禅让给大禹那么简单。

四千年前，中国气温比现在高，西北地区是森林，而河南还有犀牛和大象，当时确实发生过大洪水。大禹治水，就是对黄河全部流域的治理，因为局部治理无法防住洪水。而当时还没有国家的概念，人们以部族为单位群居。大禹即是全流域治水的总指挥，也是自己部族的首领。在治水过程中，要协调各个部族一起工作，于是建立最早的上下级服从体制，并且要有人专门从事治水，吃喝由其他人提供-这就产生了税收。为了保证执行力还产生了常备军，为了勘察地形产生了国土普查。为了便于管理，分为九州，产生了行政划分。同时制定了最初的法令和规则。治水完成后对土地的划分产生了土地所有制-井田制。

大禹治水的过程中，建立了威信也形成了完整的政权体系，包括制度，税收，法令，军队，职业官僚，土地制度，就已经掌握了一部分权利。同时禹部族是强大的部族之一，又有伯益部族的同盟。牢固的基本盘和强大牢固的同盟者，恰恰是实质性权利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类似西方的大选，总统经常变，但后边的财团较为稳固，且有同盟关系，财团通过政府来对国家施加影响力，但不一定要当官。

当时的帝王是多个部族公推出来的，大禹治水完成后已经获取了大多数部族的支持，并在会稽山召集诸侯，由他来祭祀天帝（这就是一种越权的行为），并杀掉了故意迟到的防风氏来立威。

随后大禹把各族组成联军，向南方三苗族开战，使得国家机器再次发挥效能，同时通过战争获得战功和奖励，进而加强大禹的权利，以及众部族对大禹的忠诚。

此时大禹已经掌握了真正的权利，禅让也就是一个法律程序。所以名义上的权利来自上层，而实质性的权利来自下层：需要让跟着你的人有钱拿、你要有必要的人脉网络、要在关键时间敢于做恶人、掌握实质性权利后还要时时动一动。

历史上的商纣王，博闻广识、反应机敏、孔武有力。简单说是文武双全的君王，最后却身死国破。从实力上看，商朝也是强国周朝，但是当时的国家实力不等于君主的实力，当时的宗族制类似股份有限公司，商纣王治理时内忧外患，内部贵族垄断权利和财富，外部有新崛起的部族不断叛乱。纣王登记后对内打破贵族对官员系统的世袭垄断，从平民中选拔官员甚至释放奴隶，还减少祭祀，影响了贵族和祭司的权利。对外征讨东夷。内外同时进行，导致了贵族的反扑，这时周武王开时伐纣，特意笼络商朝的贵族，导致众多商朝贵族叛变，纣王在东边和东夷打仗的时候，西边武王从陕西打到洛阳都没被阻止，说明贵族都叛变了。

这里看到的是纣王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商朝到了生命末期，各种利益阶层树大根深，难以撼动。因此改革的时候要有合适的环境和足够的利益，因为最先改变的是众人的利益关系，只要影响了其他人的利益，就会有很大的阻力。

吴起身兼儒家、法家、兵家，一生大战七十六次，无一败绩。吴起出生在富裕家庭，福尔不贵，缺乏政治资源，和对权利、权谋的理解。后来拜曾子为师却又闹翻，可能是因为理念不合，因为承担了带领鲁国抵抗齐国的战争并且胜利，才名声大振。却被说道德不堪（德需自律，不能律人。吴起被批评道德不堪，说明他功绩很大，没有什么缺点只能拿道德做武器，而道德问题很容易造谣并且无统一标准。）吴起在魏国建立了魏武卒所向披靡，但是在老皇帝死后没有获得新皇帝的信任（因为决绝了新皇帝许配给他的公主）。

吴起最后因在楚国的变法遭到贵族的地址，在老皇帝死去后被杀。他的举动和纣王本质差不多，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他的改革就是强化中央集权、打击既得利益阶层、像平民释放利益、打破爵位世袭、建立职业官僚制度。但是对于贵族盘根错觉的楚国，外来人的改革在失去支持后很快被扑灭。

胡服骑射的改革，本质是削弱军事贵族的力量，因为当时连贵族封底的税都收不上来。赵武灵王的强势，使得改革得以推进，赵国国力增强。但赵武灵王晚年因为立太子的事情想把国家分给两个儿子，导致两个儿子的争斗，最终使得自己被饿死在行宫里。这里就是反对贵族接着皇族的斗争，推翻了赵武灵王的通知，立了傀儡为皇帝。只靠强人的强势推动，却没转化为制度，最后迎来了反扑。

任何改革，动增量肯定比动村里的阻力更小，改革从成败取决于人是否能让足够多得的人成为新政的受益者，从而扩大改革派的基本盘。改革就是两种：修改利益分配规则和修改利益关系，前者让分配更均衡，后者则是永久改变利益分配的规则，后者往往更难。

为什么卫国出来吴起、李悝、张仪、吕不韦？卫国处于几个国家的交汇处，各种文化不同的碰撞竞争，弥补了各自的缺点

商鞅出身贵族家庭，天然懂得上层的政治斗争，又在魏国丞相手下工作，熟读李悝吴起等人的制度和政策，他后来的变法有很多出自李悝的着作。

秦国的基础：废除了皇帝换代时杀掉老臣的制度，赢得君臣的感激。把都城靠近魏国，加重危险性，使君臣同心。同时与魏国停战，修养声息。发布求贤令，指出历代君王的错误，要从外部引入管理人员并且承诺利益丰厚。

变法关键：抓住稳定症结，抓住核心不放。三个目的：强化中央集权，压制既得利益阶层，扶持壮大中产阶层、打开上升通道。三个关键：官制，爵位制度，税制。官制是去掉贵族世袭，采用职业官僚。修改爵位制度不能世袭，平民可以因功封爵（战功和努力生产粮食都算）。

当时的情况：贵族经常去前线打仗，因此因以功得爵得到了很好的推进，而新形成的政治精英返回来会拥护变法。新法还推行了人口登记，摸清了家底。

手段：对增产的农民给与减税，为了扩大改革获利者的基本面。实行什伍连坐，摸清国家人口。全国宣读法令，笼络人心。对外战争，增加封爵人数，扩大基本盘。

第二阶段：十年后变法基本盘扩大，经济上回收贵族的税收权，政治上实行郡县制，中央集权直接管道乡村，权利极大扩大。

采用一刀切的税收模式，节省人力成本，减少有权人士的灰度操作空间，增加公平性，反而是一种高效的做法。

王翦伐楚的方案是60万士兵两年，李信的方案是20万士兵突袭。而秦王处于成本考虑采用了李信的方案，但是容错率太低，最终失败。

失败后秦王作为有担当的皇帝，自己担下整个责任，请王翦出山伐楚，最终统一六国，并且李信在度被启用，参与辽东战争，大获全胜。而李信作为少壮派，保住李信，就是为了以后的人才承接。

这里看出领导人的担当，身居高位的人总以为认错会损害自己的微信，事实上地位取决于你掌握的资源，也包括智力资源，认错也是一种智慧。

人的发迹，不仅靠勤奋努力，还要守正、积势、待时。就是提升能力，保持基础的底线，拓展人脉、才学、经验，拥有非凡的见识，以及等待最后的命运。

李斯师从荀子，是儒家中的实用派，然后进入吕不韦的舍人工作，但是却能赢得嬴政的信任，在吕不韦倒台后还能继续留在舞台上。

李斯的上位过程：罢免吕不韦后，大臣请求放逐外国人（也就是驱逐外来精英，本地大族重新掌权）。而李斯通过《谏逐客书》，说动嬴政，取消驱逐外国人。这其实是国内大族利用政治事件加强自身地位的手段，而嬴政和李斯都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李斯抓到了嬴政的要点，嬴政则顺水推舟。

而李斯最后成为廷尉兼丞相时，已是权臣的顶峰，很有可能始皇死后的篡位，就是他主导，只是把骂名留给赵高，他通过控制傀儡继续留在权力场。然而规则被破坏后，一定会有后人继续破坏规则，结果就是李斯的权利被赵高夺取，也被赵高灭族。

当成功来临时，如果你没有处理好与元老之臣的关系，那么这些人会成为你的麻烦。

秦灭六国后，通过军工升级的布衣精英，已经成为第二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此时已经成为改革的绊脚石，希望阶级固化守住自己的功劳，同时此时已经天下大统，再想去建工立业也不现实。臣子的价值取决于可替代性，越不可替代越价值高。但是国家稳定后，已经步入正轨，常态化必然意味着稳定和固化。

对于皇帝来说，则要让核心圈子忠于自己，不能另外抱团，要有制衡。同时要有心选血液补充到体系中。因此商鞅之后的丞相，大多数软着陆，体面的从高位退下，并有不错的晚年。

统一之后，丞相王琯就提出要分封天下，成立诸侯国，为了给贵族提供更多的诸侯国的管理岗位。同时多个诸侯国的竞争，也使得中央政府具有量裁权，这也扩大了贵族的利益，但也加重了平民的负担。

秦王博士官制度的问题：博士官定位混乱，没有行政权利，在朝堂上也没有做学问，还没参与任何具体事务的谋划，且主要以儒家为主，学派单一同质化。而最后官僚集团的逼宫导致了坑儒事件。

任何改变，开始让人感觉到的都是不适应和麻烦，好的感觉往往都是滞后的，只有在政策全面铺开且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人名才见得到收益。

秦昭襄王五国伐齐的目的：当时秦国兵力强生，齐国富裕，中间是一些二流国家来回摇摆的局面。齐国贪图小利不知要拉拢摇摆的国家，要灭掉宋国整个小国，被秦国抓住机会，以不占有土地的方式联合其它国家伐齐，断绝了摇摆国家和齐国的联系，并削弱了齐国。

所谓权谋，最高境界不是玩阴谋，不是隐瞒欺骗，而是把握事态发展的节奏、操弄规则，而最高明的搅局，则是把握大势、操弄人心。

不存在外行能做好内行的事，这和跨专业是两码事。所谓夸专业是从一个行业的内行变成另一个行业的内行。外行领导内行，本质是统和治的关系。在古代，君王负责统，达成负责治。治就是处理具体的事务，包括大量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经验。统则是处理人的问题，用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保持不同的人直接的权责平衡、利益平衡。作为高层管理者，过细的插手事务是越俎代庖的举动，效果不好。术业有专攻，你的职责就是明确赏罚，维持管理人员的稳定和平衡，具体的事情交给下变得人来执行。君不与臣争功，上不与下争功。但是需要有完备、可量化的奖赏机制，并且最高处领导心里有数，知道功劳是谁的。

能力分两种，判断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这两种能力带来的实际利益，则要看人生定位。

以屈原距离，他正确判断了秦国的威胁，但是却没法解决整个问题，没办法协调好资源，推动变革，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

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向上级沟通的能力，把问题转化为解决方法，层层分拆成具体可执行的任务，并找到合适的人，这都是能力的一部分。

巨鹿之战，其实并不是以少胜多，当时秦军因为赵高的疯狂排除异己，导致军中已经失去了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而项羽则是被派去送死的将领，二军最后以”会盟“合并在巨鹿城下，说明项羽无法真正剿灭秦军。此时项羽成了名义上的盟主，但是却并不掌握全部兵力的权威。此时的他，权小，责任大，收利小。我们应该尽量保持权、责、利的平衡。此时项羽只是被众人退出来的出头鸟，用来承担最大风险。

当时关中作为全国最发达的地方，如果留给项羽，则项羽会变成实力极其强大的 盟主，而对关中的烧杀，有可能就是项羽背后的各个军事集团的作为，项羽背了黑锅，烧杀完成后，秦人极度仇恨项羽，项羽也就难以留在关中。项羽到如今，只获得了一个名号，却没有多少实际的利益。

彭城之战，虽然项羽胜利，但是并不能改变历史，因为战事发生在东部，刘邦的实力地图并不受影响。而且由于项羽个人作战能力太强，导致手下没有能干的将领，一直是项羽一个人到处扑火。

项羽为什么做不到刘邦那样？因为楚国是多个诸侯国的联盟，大家之间是松散的联盟，各自独立，项羽很难沿袭了这一套血亲制度，很难任用圈子外的人员，也没法给人以利益。项羽集团天然对外姓精英缺乏凝聚力，也就很难扩张。刘邦则是靠更大的盘面，并通过能力和实际利益的赏罚，最大限度的提升平民精英，以扩大基本盘和带来新鲜血液。

而项羽最后抛下众多楚君单独逃跑，也是一种不够担当的表现。

刘邦并不是我们认为的精英，但他那种大开大合的态度，大格局的观念，在恰当的时候则成就了他的事业。身份和思维的脱节，并不是好事。王者的思维配上底层的低位如果没有机遇就是悲剧；反过来地位上升后依然是穷人的思维，则会成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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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是最权威专业的低碳官方第一站。独家拥有483个会员城市市长、100位着名专家、学者等高端资源，独家拥有中、英、日三语频道，资讯及时迅达全球，目前已经成为低碳类网媒搜索引擎收录最多的权威资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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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元，1933年7月出生，男，汉族，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中共党员。1954 年7月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毕业，大学学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成本研究会会长、中国价格协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秘书长。学术专长为政治经济学、价格学。1990年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程津培，男，汉族，1948年6月出生，籍贯江苏灌云。化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科院院士、有机化学家。1989年5月加入中国致公党，现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致公党天津市委名誉主委，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此外，还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科教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高等学校化学学报》编委等职。
潘家华教授现为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1985年获硕士学位，1992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经济学)。1993年回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环境经济学与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1997/98年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代表处资深项目官员和能源与环境顾问。1998-2001，赴荷兰参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社会、经济、技术综合评估报告的协调、组织、写作和统纂工作。2001年10月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2005年10月，任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应聘为浙江省等生态省建设活动顾问。同时担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保护母亲河顾问团成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欧洲气候论坛理事。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城市化、全球变化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发表学术(会议)论文200余篇，撰写专着4部，译着1部。主编大型国际综合评估报告和论文集3部。分别有一篇论文和一部专着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参与撰写的一套丛书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郑新立，经济学硕士，研究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在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等领域，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2009年4月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范恒山，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学系，分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88年进入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要从事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方案的研究设计和城市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后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2006年6月任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尤其是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理论研究方面造诣很深，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重要文稿的撰写，提出了许多重要政策建议。
杨朝飞，男，汉族，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1951年9月出生，河北定州人，1968年12月参加工作，197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法学院环境法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环境法学会副会长。2010年11月任环境保护部核安全总工程师。
陈淮，国家级有特殊贡献专家，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现为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出版有《工业化-中国面临的挑战》等专着十余部，公开发表论文数百篇；主要研究领域：工业化理论、产业结构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工业化理论与房地产经济研究者。
周天勇，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投资系，1984年毕业留校，1989年考取东北财经大学汪祥春教授博士研究生，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东北财经大学期间，经济理论方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东欧经济学各流派、西方经济学；并学习了货币银行、财政税收、会计、统计、工业经济等部门经济学。1994年调入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小城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科技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价格咨询专家；浙江资本与企业发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徐嵩龄，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文化和自然遗产经济学研究工作。2009年5月16日国务院续聘徐嵩龄为国务院参事。
刘迎秋，男，北京市人。1950年8月出生河北深泽。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起评为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96年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级突出贡献专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兼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及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
朱铁臻，江苏省南京市人（祖籍镇江）。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城市生态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会长。1992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城市发展与城市生态经济理论研究、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刘树成，1945年10月出生于上海，男，汉族，中共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1967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1981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毕业，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经济研究》主编，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顾问。学术专长为宏观经济学。1992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杨圣明，山东金乡人，1939年7月13日生，从1966年至今的35年间，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财贸所和研究生院工作，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经贸与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顾问。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财贸经济》杂志主编。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价格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成本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等。1992年10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3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任博士生导师，至今已培养20名博士和2名博士后。1994年获国家人事部颁发的《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2003年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陈栋生，男，1935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市，着名区域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咨公司总经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副盟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10余个市（地）政府经济顾问和深圳大学等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武汉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特聘专家。云南财贸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兼职教授。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着作奖，第二届（2005）中国发展百人奖。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赵人伟,1933年3月出生于浙江金华。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1957—1985年，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0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赵人伟研究员还曾担任过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经济研究》杂志主编等职务。他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且因为计划和市场问题的研究而获得198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因为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而分别获得1986年和1994年孙冶方经济学奖。自1995年以来，曾被列入美国的世界名人录（Marquis Who's Who in the World）。
张平，现任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经济所副所长，江南信托首席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曾任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资本理论研究室主任，所长助理。
高培勇，1959年1月出生，男，汉族，天津市人，中共党员。1978年至1985年，在天津财经学院财政学系获经济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1991年至199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在英国卡迪夫大学商学院做高级访问学者。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
陈耀，经济学博士，汉族，195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研究员，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管理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专业研究领域：区域经济、产业空间组织和政府政策。研究重点：国家区域政策、区域规划、产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力、开发区定位、资源型城市转型、大都市圈经济、西部开发战略、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以及县域经济。
董志凯,女,1944年生于上海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曾多次主持国家重点项目研究，如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常务副主编、国家重点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第二卷主编等。
曹建海，河北省永年县人，1967年12月28日生，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
魏杰，1952年9月生于西安。曾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导，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兼任全国十三个省市的经济顾问，十五家企业经济顾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5家学会的副会长。1991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自1979年起至今，20余年共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着20余本。
吕斌，男，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和区域规划系主任、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中心主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
肖灼基，广东汕头人。195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大三时因品学兼优被推荐攻读研究生。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兼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特聘顾问。获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诸多奖项。1992年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治经济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
周一星，教授，江苏常州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
胡兆量，教授，男，1938年出生，浙江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兼任中国经济地理研究会理事长，主要贡献：完成宁夏南部山区、温州等国土与城市规划工作，获教委和省级一等奖，对地理学基本理论、中国发展规律、北京城市发展、中国钢铁工业布局等有系统论着，讲授经济地理学导论和中国经济地理等课程。
卫兴华，山西五台县阳白乡善文村人。中共党员一级教授。于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分会主席、《中国人民人学学报》总编辑等职；曾任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经济学科规划小组成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全国综合性大学《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
何伟，1926年11月12日生，河北赵县人。曾任教研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主编，国家几个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及企业的顾问和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为进行学术交流曾到日本九州大学讲学。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私营企业研究会理事、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特邀理事等职。

❼ 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个人需求和市场需求):图中我用方框圈出来的“实际收入”是指什么为什么不变

物品价格本来是下降了
所以实际收入相当于上升了

现在平移预算线，使得预算线与原来的无差异曲线相切
相当于提高了衣服的价格
所以现在的实际收入水平就下降了
和食物降价前一样了。

❽ 武汉城市圈各产业的具体数据

正确选择武汉未来十年既能带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又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要求相适应的支柱产业，是关系武汉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立足于武汉现实产业基础与未来武汉城中功能的提升方向，作为“一家之言”，我们拟选择光电子通信产业、钢铁产业，交通运输产业。商贸产业。旅游产业，住宅产业等八大产业作为新时期武汉的支柱产业（以下称新的支柱产业）。需指出的是。六大产业伙发育状况看可分三个层次，一是具有发展优势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如光电子通信产业，目前规模虽然不大，但具有巨大发展潜力；二是发展比较成熟的传统产业，如第二产业小的钢铁业，第三产业中的商贸业、交通运输业，特别是钢铁业，历来是武汉经济的强巩需要在新时期再领风骚；三是新兴的服务业，如旅游业、住宅业，武汉要掘弃“非生产性领域”观念，将它们纳入到支柱产业范畴培育发展。我们认为，以上六大产业可构成武汉经济跨世纪发展的新的支撑框架，到2010年六大产业占GDP比重可达64%左右。

一、光电子通信产业

光电子通信产业是全球刚刚起步的高科技产业，光电了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新的供给，引发新一轮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当今新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选择光电子通信产业为新的支柱产业，符合武汉市这一产业技术与规模发展的现状与要求。
（一）武汉具有较强的技术优势与人才优势
武汉是我国光纤通信的发源地，武汉邮电科学院在光纤光缆、光电器件、光传输设备、光仪表方面的研究与工艺技术在全国居领先地位，该院两个IP技术标准获国际电信联盟批准，标志着武汉在这一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华中科技大学拥有我国第一个激光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儿个激光工程研究中心，该校46项激光方面科研成果有16项获国家专札并保持国内领先地位。武汉地区42名两院院士中有10人是我国光于信息技术领域的学科带头
（二）武汉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现实基础
光电子通信产业在光子与电子相辅相成的基础上发展，其产业链很长，相关产品可以分解出光纤光缆、设备、软件、电子商务等很多行业。1999年，全市规模以上电子丁业企业66家，完成电子工业产值72.13亿元，在电信设备制造业方面，有移动通信、光通信等为代表的通信产品，电传机、传真机产品产量在全国领先；新型元器件方面具有生产优势，石英晶体、热敏电阻、金属膜电阻生产居同类城市前列水平；计算机应用服务方面在全国拥有知名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的多媒体软件、华工大的机械CAD软件、武汉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的地理信息系统核动力所的仿真软件等多项成果获国家及其他科技奖。全市计算机社会拥有量超过50万台，政府上网、企业上网、家庭上网取得明显效果，电子商务已经展开。以网络服务为载体的通信业发展迅速，其通信综合能力。综济效益水平与发展前景均居全国城市的前列。1999年全市通信业业务收入29.24亿元，固定资产原值82.25亿元，交换机容量30.69万门，固定电话用户155.24万户，移动电话用尸50.79万户，市电信数据及多媒体通信用户5.9万户，全市因特网用户达到35-40万户（专家测算数），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钢铁产业

武汉钢铁公司是武汉钢铁业的主体，武钢作为全国最重要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之一，于1958年建成投产。四十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新时期，随着“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政策的实施，武汉钢铁产业作为国家重点区域布局之一将进一步发挥优势，使其成为钢铁产品中的精品生产基地，进而继续成为武汉的支柱产业。可以说，钢铁业是当前武汉最具优势的产业。
一是具有综合经济效益的优势。当前武钢已经具备年产钢铁各700万吨的生产能力，1999年生产钢625.8万吨，铁61.4万吨，分别比1990年增长29.5%和36.6%。完成工业增加值50.96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19.5%；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3.22万元／人年，处于工业行业前列，在全市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是具有新产品开发的优势。武钢是我国钢铁工业品种、规格最齐全的重要板材和关键钢村生产基地，曾被评为全国综合技术开发能力百强第2名。主要产品有热轧卷板、冷轧卷板、镀锌板、镀锡板、彩色涂层板、中厚板、冷轧硅钢片、型村、重村、高速线材、棒材等200多个品种，80年代以来，一批主体设备通过更新改造，技术状况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先后实施三炼钢系统工程、硅钢改扩建工程、高速线材轨轧工程，一炼钢“平改转”工程等，具备了较强开发和生产新产品的能力，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保持在60%以上。近六年来研制开发的新产品有47个系列、139个产品，尤其是研制开发的高强匿桥梁钢、压力容器钢、电机机系列用钢、低焊接裂纹敏感钢及取向硅钢片等一大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在国内仅武钢独家生产；集装箱板、IF钢。石油管线钢等在国内也只有武钢与宝钢生产，均是国内目前十分短缺的替代进口品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三是具有产品质量的优势。武钢坚持和深化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不断深化质量保证体系，成为我国首家通过质量体系国际认证的国有特大型企业。先后有100多产品获全国、省。部优质产品证书，有24个钢材品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四是具有明显的价格、营销、售后服务优势。武钢近五年来开展“成本效益纵深行”活动，不断降低成本，在国内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并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营销体制，钢材销售网络覆盖除台湾、西藏以外的全国所有地区。并向海外辐射，产品销往东南亚、韩国、日本、台湾、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

三、商贸产业

商贸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是市场经济成熟度的重要标志。国外经济学家把商贸业称为经济发展的推进器和稳定器，即是指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期，繁荣的商贸流通能够推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增长；在经济的紧缩调整期，商贸业又可以吸纳大量劳动力，从而对社会生活的稳定起到十分突出的作用。对于武汉而言，商贸业是反映综合实力水平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不断强化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与辐射功能的助推器。因此，选择商贸产业作为武汉新的支柱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商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武汉历来是我国内地最大的商贸中，商贸产业是传统的重点优势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建国初期在总体经济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商贸产业比重超过20%。随着国家建设重点的转移，商业比重下降，但一般占10%左右。改革开放以来，商贸产业作为“两通”之一翼开始起飞，九十年代商贸业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
1999年武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39.55亿元，是1978年的8.4倍（扣除价格影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7%，比GDP年均10.5%速度高0.2年百分点，其规模从1994年以来仅次于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等城市、居第六位，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稳居第二位。商贸产业的发展与经济总量增长关系密切。统计资料表明、由市场销售所决定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具有显着的推动作用，且呈刚性推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武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3%其中最高为1999年达到80.6%，最低为1994年40.0％，水平差异为40点。而同期投资贡献率差异达105点，净出口贡献率差异达164点，可见商贸业的发展事关上市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人局。据投入产出资料，商品流通货币值增加1元，可以推动社会生产2元以上的增加量，武汉每人增加1元的销售值，全市即可增加1500万元的社会生产量。
（二）商贸产业市场化水平大幅度提高
1、网点、人员增加，市场服务化程度提高。1999年末，武汉而业及餐饮业网点为14.68万、其中：零售网点占63.15%，批发网点占22.11%；小型企业占98.72%。全部网点比1990年增加1.35倍。随着商业网点密度上儿从业人员迅速增加，1999年商贸及餐饮业吸纳劳动力76.74万人，比1990年增加1.31倍，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18.37%，从业人员与全中人口比例为1：9.63，而1990年为1：20.00；每个网点的服务人口为50.4人，而1990年为107.0人，1978年为 640.0人。
2、主体多元发展，市场竞争激烈。在放开经营、公平竞争的大环境下，经济主体竟相发展，结构调整抓紧进行。1999年非公有经济销售比重占46.3%，比1990年上升30.l上百分点。其中三资企业销售占2.1%，其数额比外资开始迸汉的1993年增长11．3倍。大型商场经过更新改造提供了现代化的购物环境，发展了连锁经营、特许经营、代理配送，网上购物等经营业万言书态，精品屋、专卖店遍布武汉三镇，旧货业、租赁拍卖也开始出现，各种促销手段把经营管理方式推人高水平。
3、商品市场建设规模持续扩大。商品市场建设进展顺利，基本形成以市一级市场为主体，区（县）级市场互为补充，多种经济主体，多种经营方式的大市场、大流通、大服务的格局。到1999年底全市商品交易市场共有699个，其中消费品市场621个，生产资料市场78个，营业回积超万平方米的市场57个；商品市场成交额亿元，年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37个，市场规模的增长幅度在同类城中处于前列。

四、交通运输产业

交通运输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它沟通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提升城市形象，维系武汉跨世纪发展的重要基础。武汉交通便利，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其置居中，中国绝大部分大城市都在以武汉为中心，半径为1000公里的圆圈内。优越的地理自然条件，促成了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独特优势。未来二十年，交通运输产业将进一步发展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一）武汉交通运输产业的优势在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武汉的交通运输产业由铁路、水路、公路、航空、管道等五种运输方式构成，各种运输方式有其不同特点。五种运输方式共同构成了优势互补的武汉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发展迅速
“八五”以来武汉集中财力投资于交通基础设施，使综合运输能力加强。铁路方面，建成了华中第一站一汉口火车站，改造了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一京广线郑武段，机车车辆达到牵引内燃化；公路方面，道路面积增长较快，1999年达到1500万平方米，比1990年增长41.6%，先后完成了107国道、318国道等10条出口通道。建成了日运输力达12000人的武汉客运总站，公交，汽车线路达700多条，日客运能力达20万人、增加了空调卧铺客车、双层客车、集装箱货运汽车等。水运方面，建成了内河最大的客运站一武汉港客运站和一些大型码头、如年吞吐量90万吨的武汉青山外贸码头、集四项国家科技成果于一身的红钢城多用码头和年吞吐量150万吨的舵落口码头；航空方面，建成了国内一流水平的武汉大河机场，引进租赁了一批波音737大中型客机。空中航线达91条。日客运能力达到1．80万人以上。综合运输体系建设的加快，为武汉提供了展示区位优势，变区位优势为经济优势的机遇。1999年交通运输产业增加值为59.76亿元，比1990年增长10.3%、占当年GDP比重为55%。

五、旅游产业

旅游产业是当今世界最富生机与活力的产业其经济份额与劳动就业面均占全球10%以上，有专家预测，未来二十年。世界旅游人数与旅游创汇将分别以年均4.3%与7.6%的速度增长。这一速度远远高于全球的经济增长。当前“入世”在即、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冲击着生产。贸易要素，也必将伴随入流的涌动。因此武汉要尽快采取应对措施，抢占旅游战略高寺。在武汉846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做起这个朝阳大产。
（一）发展旅游业的山水资源依托
依托山水建设旅游城市、是面向21世纪发展旅游产业的首要举措。武汉总体地势低平，北部小片山丘最高海拔87.3米，其余95%以上的面积均属江汉平原东部的地域，是浅丘性的河湖冲击平原。武汉的山不高，但数量约有200多座，一般都有较好的观赏价值。自然赋予武汉的山水以独特的美，其诱人的魅力是旅游业的最可宝贵的资源。
（二）建设旅游城市的历史人文资源依托
武汉历史文化积淀丰厚。据有关旅游资料，目前全市己开发的旅游人文景观256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1处，市级104处，区级87处。全市有优秀历史建筑102项。为了建设独具特色的武汉旅游业，必须从开发浩如烟海的历史遗存中，突出入文旅游资源建设的承接性、融合性、革命性、发展性。承接性是指楚文化、中原文化、汉味民俗文化景点的保护与建设、加以黄鹤楼、盘龙城、集家咀等为标志的文化景观的进一步仟发；融合性是指宗教文化遗存及其交融，如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及其“湖北新政”的历史遗存、汉口中西合壁交融的建筑的保护与开发；革命性是指辛亥革命的遗存、毛泽东及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在武汉活动遗存的深度开发；发展性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文景观建设，如蔚为壮观的南望咀——龙王庙旅游景观建设等。如能将以上四者结合起来，就能体现武汉旅游产业的深厚文化底蕴与面向未来的气魄，从而就抓住了建设武汉优秀旅游城市的精、气、神。
（三）建设旅游城市的产业依托
武汉旅游业的发展一是依靠旅游业本身，二是需要其他产业的支持、融合与交流。 从旅游业本身来看，90年代以来武汉硬件设施明显改善，现代化程度逐步提高、为发展旅游业打下了基础，1999年末全市宾馆饭店142家，从业人员2.1万人，全市里级饭店47氛其中五星级饭店1家、四星级饭店2家，旅行社106家，定点院校14家。本年接待国内旅游者1748万人次，实现收入104.8亿元；涉外旅游者16.1万人次，创汇收入7336万美元。从产业融合情况看，综合开发型的旅游产业开始兴起。旅游业亦称无烟产业，投入少、收益大，产业关联度高，可以横跨一、二、三产业进行深度开发。有资料显示，旅游收入多增加1元，相应第三产业增加值可增加10.2元。目前由于观光农业的发展，全市相继出现森林公园、度假村、垂钓区，旅游业与农业融合的趋势明显。与此同时，旅游业与二、三产业发展也在互为融合，到开发区观光、汉正街购物逐渐成为旅游时尚。
（四）发展旅游业的区位优势依托
武汉的区位优势，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条件。要利用这一优势，合理组织丰富多彩的旅游市场。编排以武汉为中心的旅游线路，尽快建设以武汉为中心，以长江中游地区国家级风景区、自然保护区、历史文化名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内的辐射全国、接轨国际的“大武汉旅游圈”形成吸纳客源与输送客流的良性循环讥制。

六、住宅产业

住宅产业是为人类生活提供居住空间的产业。它包括第二产业中的住宅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服务业。大力推动住宅消费、扶持与培育住宅产业，使其成为支柱产业，是武汉面向21世纪，振兴经济的重要举措。
（一）住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住宅是人们最大的生活资料，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从消费需求演变趋势看，80年代人们的衣食、住、行四大基本需求中的前两项已经基本解决。进入90年代后，市场无新的消费热点，消费性储蓄持续积累，城市居民总体购买力上升到“万元级”，但消费尚未“升级”。因此开拓住宅市场，调动与满足经济发展的最终需求，是居民消费的内在迫切面积为8.5平方米，距小康水平差3.5平方米，按原七城区人口384.78万人计算，需住房1347万平方米；城调资料还显示，现在单元式配套住宅只占总量72.8%，还有27.2%的住宅处于普通住宅及其他住宅的低水平状况；每年有近5万对新婚家庭；全市有170多万流动人口，以上因素都构成住宅市场的巨大潜在需求。
（二）住宅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住宅业有较强的相关效应，前后与50多个行业相关联。与建材、冶金、纺织、化工、机械、仪表、木材等行业密切相关，并直接影响家电、家具、装修、金融、保险、旅游、运输、商业等行业发展。有关专家预测，如果住宅建设增长10%，就能推动GDP增长0.5至1个百分点。未来10年武汉如能发展市场潜力大而又与其他产业相关性强的住宅产业，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保持长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又会给住宅产业自身发展带来宽松有利的宏观环境。
21世纪初叶，武汉住宅产业面临着产业水平不断提高的机遇。首先是资金来源增加，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在区位优越的武汉，住宅产业将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目标。
其次是产业技术含量不断提高。随着开放的扩大，人们对住宅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住宅消费个性化的超势已见端倪，千楼一面，千户一面的“火柴盒”式住宅楼不吃香了，除面积需求外，还出现个性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