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什么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经济发展是一种合理经济发展形态。通过实施可持续经济发展战略，使社会经济得以形成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是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它正确地在经济圈、社会圈、生物圈的不同层次中力求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生产、消费、流通都符合可持续经济发展要求，在产业发展上建立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在区域发展上建立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
❷ 为什么提出可持续发展
我国在实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面仍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问题。
－－制约我国发展的突出矛盾主要是：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破坏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人口众多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一些现行政策和法规与实施发展战略的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等。
－－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人口综合素质不高，人口老龄化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城乡就业压力大，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不完善，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比重仍然很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国民经济信息化程度依然很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浪费现象突出，环境污染仍较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立法与实施还存在不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与共同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行动步伐有所加快。我国应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政府在组织、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正确处理好经济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抓住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成功召开的契机，进一步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保障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❸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保持持续发展
经济学上的根源是技术进步。
当然中国有其特殊的优势：1。人口红利，中国在长时间里劳动人口都站很高比例，这一情况下持续到2030年左右
2。由于过去计划经济对经济的束缚，改革开放后属于恢复性增长
3。由于历史问题，中国在进行持续的经济结构转型，这是中国近30年持续发展的动力之一
其他方面，比如政策方针， 由过去阶级斗争为主，转为经济建设为主。 对外资转为开放态度。
随着国家对基础设施的不断投入， 投资环境，和劳动力素质都在持续改善。
❹ 高中政治为什么要走经济可持续发展
因为可持续经济发展是一种合理经济发展形态。通过实施可持续经济发展战略，使社会经济得以形成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本质上是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它正确地在经济圈、社会圈、生物圈的不同层次中力求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生产、消费、流通都符合可持续经济发展要求，在产业发展上建立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在区域发展上建立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
《中国21世纪议程》认为，在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改善发展质量，提倡适度消费和清洁生产，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持资源基础，建立“低消耗、高收益、低污染、高效益”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即经济发展不但要有量的扩张、也要有质的改善。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❺ 为什么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简单来说人类经济是站在资源上边来发展的 如果不节约 子孙后代很可能面临资源枯竭的厄运
❻ 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选题依据：首先，从理论到实践，不管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都强调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性，因为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都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其次，《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对三个决定因素——资本、技术和能源的选择还受到了林毅夫、萨缪尔森的影响，萨缪尔森将技术、资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称为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最后，更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的实际状况，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确定资本、技术、能源是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的决定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既不是从需求的角度也不是从供给的角度，在理论上曾经感到困惑，幸亏有先辈指点迷津：不从需求的角度、也不是从供给的角度全面分析，立足点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有从杨瑞龙主张的直面现象”研究方法受到的启发：有的时候为了揭示问题的实质，需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展开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内容和结论：作者首先通过对基本概念的讨论，结合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实际问题，给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做出定义。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指：经济增长能够保持适度高速，比如9%左右，速度不要大起大落，并且各主要决定因素能够支撑经济增长在中长时期内（比如10年以上）保持这种平稳高速增长态势的可能性。这个定义可以概括为速度高、运行稳、时间长三个要点。然后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目前的状况，探讨了中国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突出矛盾和关键制约因素，从而引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接下来的研究重点。
投资增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首要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认为，投资在中国经济连续27年的高速增长中起到了第一位的作用，投资必须而且能够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处于加速增长阶段的中国经济现在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技术进步需要借助于资本积累才能得以实现，计量检验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显示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亿元，则可以引起GDP增加约0.6635亿元，高投资对应高增长是一条规律。中国现在的投资中超过20%是住房投资，近30%的投资是基础设施投资，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投资构成中约50%的投资增长是可以看作消费的，是短期、也是长期经济增长和消费的需要，因而是可以持续的。中国的储蓄率在总体上呈现缓慢的上升趋势，储蓄率在短期内仍然在40%以上，在中长期内也将会保持在40%左右，不会低于35%，中国所具有的较高的储蓄率极其缓慢上升趋势，为满足较高的投资率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计算发现IcoR的数值变化趋势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相反，说明投资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正相关性。《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提出，政府应当加大教育投资、改革教育体制，加强新农村建设的投资和环境保护投资。只要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对投资的控制更具科学合理性，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调控的手段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投资增长在目前仍然能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持续下去。作者认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或建设现代服务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依靠技术进步等等方法和手段带动经济增长都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等到增长方式转变了再去带动经济增长，只能在增长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并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继续推动经济增长。所以，作者特别强调通过投资增长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
技术进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经济增长理论阐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发动机”。本章首先通过TFP分析研究中国技术进步状况，进行TFP分析的目的并非是要发现其绝对量，而是要探求其相对变化的程度。《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在最近时期以来呈现出上升趋势。1992年峰值以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频繁，1992年以来则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直到1999年谷底才得以缓解，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上呈现出攀升势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前一章总结的、使用ICOR反映的投资效率与我国经济波动也是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类似。
虽然我国已经是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但中国的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较多采用模仿、购买等方式来实现技术进步。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在中长期内持续增长的瓶颈环节。中国一些产业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许多产业基本处于国家产业价值链条的末端，80%以上采用的是加工贸易方式，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我国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2000年为1%.明显低于发达国家2.3%的水平。“十五”时期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逐年增长，2005年达到了1.34%，说明研发支出的增长速度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是个令人鼓舞的趋势。
笔者认为，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内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但促进技术进步的制度改革是背后的决定性因素，制度改革只有“把激励搞对”，技术进步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发生。文章批评政府基础教育投入不足以及高等学校太过于行政化、政府统的太死、高等学校缺乏创新精神。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的20%左右下降到现在的15%稍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总也达不到4%。《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否定政府直接组织科技攻关的有效性，技术进步必须依靠市场机制的利益激励才能取得，技术进步只能依靠企业在完善的市场体系、法律环境、制度保证以及利益激励的引导下才能实现。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进而对知识产权进行严格的保护，这些制度方面的激励取向直接决定着人们是否进行投资，是否有能力进行投资以及是否进行技术创新的决策。只有当市场激励充分时，广泛的创新和经济增长才会发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根据增长极理论提出汽车、房地产等高增长行业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带动作用。汽车产业不仅具有很强的关联效应，而且科技含量高，对主要的工业行业技术水平提升有着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根据增长极理论，经济的快速增长通常不是各个产业均衡增长的产物，当部分产业的增长速度脱离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而显着提高时，整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提高。因此，中国必须在中长期内找到数个增长极，抓住足以支撑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支柱产业。而这个支柱产业，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只能由汽车工业来担当。作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极的住宅、汽车等产业，具有20～30年的相当长的高速增长周期。另外，《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提出，汽车产业的快速增长是我们体制和政策调整“把激励搞对”了的一个突出例子，政府放松进入管制是中国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制度的激励和保障与政府的政策导向决定了技术进步，也在更深的层次上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必定会有一个自然减速的过程，这就需要技术进步逐步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研究结论表明，只要政府“把激励搞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为主要驱动力量必定可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认为，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
能源消耗——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约束因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阶段，能源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建设的全局，有无充足的能源供应，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硬约束条件，能量守恒定律是不能打破的。作者认为，只要不超出资源承载能力的限度，不超出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度，我国的经济增长就是可以持续的。耕地资源、淡水资源短缺以及环境保护在一定的限度内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硬约束因素，笔者提出能源消耗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硬性约束因素。《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强度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8.67一直下降到2000年2.60的最低值，所以说中国以相对较低的能源消费支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也因此使得中国能源经济关系的真实性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成为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十五”期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能源强度有了小幅回升，2004年和2005年分别是2.84和2.83。能源强度的上升是因为“十五”期间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迅速增长，重工业的比重出现了增加的趋势，钢铁、建材、电解铝等高能耗产业急剧扩张，由此导致了能源消费量的迅速增长。2004～2005年，中国部分地区出现能源供应紧张的局面，中国的能源生产总量和消费总量在“九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0.0%和1.1%，但在“十五”时期却陡升至平均每年增长9.8%和9.9%。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近几年快速增长，其中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在2000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2003年都处于大于1的水平，而且2003年和2004年两者都越过了1.5。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之下在2005年才开始下降。能源形势的严峻也是怀疑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可以持续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的能源生产与能源消费在总量上是大体平衡的，但相对而言煤多油少的结构性矛盾非常明显。中国石油进口大幅增加的同时煤炭出口却在迅猛增长，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了43.9%，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2005年的2.47万亿千瓦时发电量中，火力发电占到了其中的81.55%，由于煤炭燃烧必然排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于国际国内带来了很大的环境压力。
突破能源瓶颈首先必须“开源”，即大量进口各种能源，因世界石油探明可采储量在增长。而且中国的能源外交和中国石油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已经初步实现，已经成功的建设完成了“中哈输油管线”和已经签约的俄罗斯“远东输油管线——大庆支线”将为中国带来稳定的每年至少5000万吨的石油。“节流”，即节约能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结合起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强调制度的作用，强调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机制。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市场的赢利预期，引导企业从“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旧增长方式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的新增长方式转变。建议政府用指标施行总量控制，分配“水权”、“排污权”等权利，并且建立交易市场，政府“把激励搞对”就行了。对煤、油、气以及电力等能源则务必遵循市场价值规律，《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举例政府扭曲电价导致电解铝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后果说明，政府不能扭曲能源的市场价格，要依靠价格机制调节能源的供求。
笔者强调，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环境质量的持续下降，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并非必定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欲使我国经济持续性的增长和发展，必须首先研究怎样使各相关主体在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同时，投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积极性也可持续。这就需要制度建设并且严格地执行法律法规，用制度建设使消费者（公众）的需求，生产经营者（企业）的利益及社会管理者（政府）的目标得到三重“激励兼容”，这样中国经济才可能“内生”出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研究结论是：在除了投资、技术、能源三个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条件和环境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深入、政府职能转变有所突破、不断“把激励搞对”的条件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能够在中长期内持续下去，即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
❼ 为什么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共识，也是我国对联合国等世界组织作出的承诺。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而耕地只占世界耕地的7％。从1980年到 1996年，粮食产量增长52．9％，但由于人口增长24％，人均占有粮食只增长23％。近几年每年净减少耕地面积在300万至500万亩左右。据有关部门测算，目前受水土流失危害的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1／3；过去10年沙化土地占国土面积的15．9％；由于过度采伐，现有森林覆盖面积只占全国面积的13．4％；由于水资源短缺，部分城市缺水现象严重。在全国500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4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在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又存在着大量的使用浪费，而且对资源的再生利用又不重视，废钢铁和废有色金属回收利用率只有30％，大大低于经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坚持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要切实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力争全国人口2000年要控制在13亿以内，2010年要控制在14亿以内。要认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严格控制多胎生育，并把控制农村和流动人口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积极推行计划生育同发展农村经济、脱贫致富和建立文明幸福家庭三者相结合。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统一思想，更新观念，加强领导，综合决策，并力求做到“四个结合”。要把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在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并统一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作为衡量发展质量、发展水平和发展进程的客观标准。要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实行两个根本性的转变结合起来。实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结合点，都是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必须在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中始终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可持续发展中逐步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同依法治国、加强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在制定和实施法律、法规时，要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以法律手段保护人口、资源、环境。要加快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立法工作，并开展各种形式的执法监督，建立和完善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要把全面规划和重点突破结合起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全面规划，整体推进，并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尽快取得明显成效。
❽ 对中国来说 可持续发展为什么重要
摘要 可持续发展战略 : 指在现代化建设中，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它既是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造福当代、泽及子孙的大事。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的相互协调中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带动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从而实现经济、资源和生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❾ 为什么经济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区域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科研教育资源，能够使得公司总部以较低的成本进行知识密集性价值活动的创造。提高城市的人力素质，同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到该城市创业发展，是该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重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区域要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交通运输网络设施。第三个条件是区域必须具有便捷的信息获取以及良好地同异地沟通的信息通道，同时在基础性资源条件方面能够同附近周边地区形成较大的差异。第四个条件是区域必须具备良好高效的法律制度环境，具有多元的文化氛围。第五个条件是区域应逐步形成围绕总部服务的专业化服务支撑体系。与总部经济相适应的专业化服务支撑体系应覆盖金融、保险、会展、商贸、航运、物流、旅游、法律、教育培训、中介咨询、公关、电子信息网络等诸多领域。总部经济发展的6个一级指标：基础条件、商务设施、研发能力、专业服务、政府服务和开放程度。不仅仅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等中心城市都在吸引总部企业，郑州、三亚、太原等一些二三线城市也将发展总部经济作为“十二五”时期推动城市转型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战略。其主要原因在于总部经济作为发展区域经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不仅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还能对区域税收做出贡献。中心大城市由于人才、信息和生活便利等的优势，一直是大企业青睐的区域。和大学生毕业选择工作地一样，最吸引中国500强企业的大城市都是在我国着名的综合环境好的城市。据统计，中国企业500强平均总部所在地选择的前十名分别为北京、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天津、辽宁、河北和河南。北京以首都的独特优势一直独占鳌头，天津以直辖市的特殊地位和滨海新区等的快速发展成为吸引大企业前往的前七名。从排名中发现不仅东部，中部和西部也都有擅长培养大企业的省份，而且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越来越吸引中国500强企业。此外，上海市拥有347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数量居内地之首。因此，总部经济是一种能够实现企业、总部所在区域、生产加工基地所在区域“三方”利益都得到增进的经济形态。一是知识性。企业总部集中了企业价值链中知识含量最高的区段，研发、营销、资本运作、战略管理等，属于高度密集的知识性劳动。二是集约性。企业按照收益最大化原则布局产业空间结构，最大限度取得中心城市服务业发达、智力资源密集的优势，最大限度利用了生产基地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优势，形成产业配套，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成本。三是层次性。总部经济模式在不同城市、不同区域，其产业、功能、规模都各不相同，具有全球总部、地区总部、国内总部以及行政总部、营销总部、研发总部等多种层次，从而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形成不同城市、不同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合作。四是延展性。总部经济形成了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经济链条，不但能够实现二产向三产的延展，而且能够实现知识性服务业向一般性服务业的延展。五是辐射性和共赢性。在总部经济这种模式下，可以通过总部——加工基地链条实现中心城市的信息、技术、人才等区域资源向欠发达的区域辐射，增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带动能力。同时，总部经济模式改变了区域之间对同一产业在企业、项目上“非此即彼”的简单争夺，实现不同资源优势的区域之间通过功能链不同区段的再分工进行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第一个条件是区域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科研教育资源。比如，在过去4年里，香港特区政府用在教育方面的开支比1997年时增加46%，良好的人力资本是香港成为外国公司亚太地区总部和地区事处首选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发展总部经济需要国际化人才和开放式的知识创新氛围。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教育资源，可以满足公司总部知识密集型价值创造活动的特定需要。纽约、香港、新加坡以及北京、上海等这些城市良好的区位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有利于吸引大批集团公司总部所需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入驻，这是其发展总部经济具有的优厚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区域要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交通运输网络设施。比如纽约、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公司总部在这些城市聚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城市天然的区位条件。这些城市天然的港口，为总部物流提供了便利。另外，便利的交通运输，完善的交通网络体系，也是决定总部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便利的交通网络，有利于公司总部与公司内其他分部、子公司、加工基地之间的各种联系，这能够使公司主要决策者与相关人员之间有良好接触，掌握公司运营脉搏，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三条件是区域必须具有便捷的信息获取以及良好地同异地沟通的信息通道，同时在基础性资源条件方面能够同附近周边地区形成较大的差异。?便捷的信息、网络可以大大节约公司总部与制造加工基地分离导致的空间成本，进而有力地吸引银行、集团公司总部的落户。如三个全球性城市，即纽约、香港、新加坡集中了数量极多的大跨国公司的总部，这与其便利的信息获取和沟通渠道是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在基础性资源方面，比如土地、普遍劳动工人等，该区域与其周边地区应形成较大的落差。这样可以增加企业利用区域之间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进行获利，从而促使总部经济在该区域的形成。第四个条件发展总部经济，除了城市建设等硬件要达到较高标准，更重要的是在城市管理、文化氛围等软件方面具备良好的素质。发展总部经济要具备适应现代化城市管理的制度。城市决策层要努力营造一流的投资发展环境，使城市的综合营运成本最佳，并不断提高政府的服务效率，法律法规要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提高政府事效率，增加政府的透明度，为投资商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同时，城市的社会服务体系、市场秩序、通关秩序、诚信体系、社会治安状况、城市文明程度等等也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发展总部经济要使城市成为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熔炉。宽容的多元文化、多元梦想的城市性格正是一个城市发展总部经济的必备条件。宽容多元的人文环境可以降低企业空间成本，而语言和文化习惯的相同或相近，有助于信息的沟通、情感的交流。第五个条件：事实上，国际化程度高、对公司总部吸引力强的城市，服务业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都在70%以上，比如香港，它的服务业比重已达到了82%。高度发达的服务业、连贯性的鼓励竞争制度、完整的服务业发展战略，是提高城市经济效益与经济实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发展总部经济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心城市总部经济的形成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发展总部经济符合中心城市资源禀赋特点，是中心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具体来说，总部经济能够为中心城市带来五种效应：一是“税收贡献效应”，总部对于中心城市的税收贡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税收贡献，企业无论采取那种组织方式，总部如果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都要向总部所在地方上缴一定的税收；另一方面是企业总部员工的个人税收贡献，在总部工作的高级白领，其丰厚的个人收入，必然要通过个人所得税形式为总部所在区域经济做出贡献。二是“产业乘数效应”。企业总部在中心城市聚集必然带动相关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为企业总部服务的知识型服务业产业链，包括由通信、网络、传媒、咨询等组成的信息服务业，由银行、证券、信托、保险、基金、租赁等组成的金融服务业，由会计、审计、评估、法律服务等中介服务业，由教育培训、会议展览、国际商务、现代物流业等组成的新型服务业等等。实证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总部向一个区域迁移，会带动几个、甚至是十几个与其有紧密业务关联的知识型服务公司随之迁移。与此同时，总部经济所带动的商务写字楼、房地产等城市投资对中心城市的增长贡献也是很大的。通过总部经济这种“乘数效应”可以扩大一个区域的经济总量，提升第三产业结构水平和区域经济竞争力。三是“消费带动效应”。总部对于所在区域的消费带动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总部的商务活动、研发活动所带来的各种配套消费;第二方面是总部高级白领的个人生活消费，包括住宅、交通、子女教育、健身、购物等等，这种消费对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四是“劳动就业效应”。总部经济发展会充分利用所在区域的智力人才资源，带来大量高智力就业岗位。同时，通过产业乘数效应，带动第三产业，包括知识型服务和一般型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的就业岗位。五是“社会资本效应”。一个区域聚集了大批的企业总部，说明这个区域的商务环境、综合环境比较优越，无形之中提升了这个地区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国际地位，促使这个区域的地产升值。同时，总部经济加速知识型人才的培养与聚集，多元文化的融合与互动，加快这个城市的国际化步伐。基于上述分析，总部经济是我国中心城市产业升级、品位提升的动力引擎，也是政府推进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对欠发达地区的意义总部经济理论对欠发达地区的意义根据总部经济理论，欠发达地区如能跻身总部经济价值链的制造基地环节，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企业的产品制造功能可直接带来欠发达地区产业经济总量的迅速增加，同时，制造基地的形成还能为欠发达地区带来产业聚集效应和产业乘数效应，从而继续放大区域产业总量。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制造基地的落户，可使所在地的各种经济资源得以迅速激活，加快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二是对就业的影响。一般而言，制造基地所需的普通劳动力要实现本土化，即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这将进一步扩大区域的就业总量。制造基地通过学习培训、技术推广等方式，培育熟练的生产技术人才和企业管理人才；制造基地生产技术的溢出效应及竞争机制，还将推动生产基地人才素质的提升和外地人才向该区域涌入，促使欠发达地区就业结构趋向高级化。三是对税收的影响。制造基地的企业大部分属于加工制造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或大型企业集团设立的加工制造企业，具有投资规模大、生产资料流动量大、市场交易量大等共性，这类企业创造的利润和税收数额不菲。此外，制造基地一经落户，固定资产的天然弱流动性决定了此类税源大户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四是对消费的带动。制造基地可从4个方面来影响区域消费总量：企业职工的个人生活消费总量，企业集体新增的消费总量，制造基地形成或入驻而新增的社会公共消费总量，制造基地的关联产业及其就业人数的增加带来的区域消费量的提升。欠发达地区如果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结构升级的机遇，承接其制造基地转移，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集群，增强加工配套能力，是区域经济从欠发达走向发达成熟的重要路径。
❿ 如何理解经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各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全球环境的共识。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也明确提出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资源和环境基础”的奋斗目标。用“可持续发展”概念界定“经济体系”的性质，要求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改善发展的质量，体现了我们所要建立的经济体系是与自然、社会相和谐，具有长久、活跃的发展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也十分突出，比如三次产业的比例仍不协调，工业结构层次偏低，重点产业缺乏鲜明特色，知识、智力投入不足，参与世界经济分工的程度不高，持久稳定发展的基础尚不牢固。正是从应对入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出发，致力于不断增强我市经济的持久竞争力，始终保持城市经济的活力和优势，党代会报告提出了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这一战略思路。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一、三次产业协调。经济体系中的第一、二、三产业之间必须要形成较为合理的比例关系，才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国际产业发展的历史来看，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依次兴起是产业结构成长的必然规律。当代经济学的“配第—克拉克定理”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这是由需求与效率两个因素结合所造成的，即对一产、二产产品的需求呈不断减小趋势，而一、二、三产的效率呈依次升高态势，两者的结合导致了三次产业比例关系的变化。背离这一规律，各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各门类之间不能实现均衡、协调发展，极易导致各类要素资源配置失衡、利用效率低下，使得经济增长的基础变得脆弱，发展出现大起大落。目前，发达国家和我国一些先进城市的第一产业比例在5%以下，第二产业在40%左右，第三产业在5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60%。而2002年我市的三次产业结构为9.6:50.4:40，一产比重过高、三产比重偏低的问题比较突出。今后应在提升一产内部结构的同时调减一产比重，加快发展第二产业，努力增加三产的比重，做到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我市有500多万农村人口，调减一产比重并不是单纯地压缩规模，而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合理配置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优化农村经济结构，为二、三产业发展拓展更广阔的空间。我市目前人均GDP为2565美元，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加速起飞的阶段，必须进一步发展制造业，重点是重化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扭转结构过“轻”过“低”的局面。增加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并通过中介产业的发育，在更广泛的领域为工农业发展创造条件。
二、骨干突出。一个城市的经济体系中如果拥有若干规模大、实力强、科技含量高、效益佳的骨干行业和企业，就会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产业的成长有赖骨干的支撑，骨干行业、骨干企业对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它们以大规模的产能提升整个城市的经济能级，大规模的利税壮大城市综合实力，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提升城市产业结构和档次的主导力量。着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指出，绝大多数国家成功的产业都是由企业集群组成的，在企业集群内，企业的合作与适度竞争是该集群内单个企业与整个企业集群保持活力与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我市目前的“十大”企业集团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近40%，实现利税占50%左右；“九五”期间确定的六大支柱产业产值占6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但是如果站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范围来审视，我市的骨干企业规模偏小、骨干行业“点高面低”，尚无一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产品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企业只有三家；整体效益不佳，百元产值利润率仅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列第13位，缺乏整体竞争力强的行业，对少数优势企业的依赖较大。有鉴于此，今后应在继续扶持“十大”集团，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向世界500强进军的同时，迅速提升“十强”企业，并积极培育后备企业，形成梯度发展的良性格局，努力增强大企业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搞好环境建设，培养专业人才等措施，集聚大批优势企业，着力培育企业集群，形成一批具有带动、示范作用的骨干行业，使经济体系的发展具有持久、多元的支撑力量。
三、特色明显。城市经济的产业结构、重点产业和产品必须具有鲜活的个性和特点，才能培育差异性优势，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纵观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历程，各地在经济结构上追求大而全、小而全，战略主导产业定位不清晰，造成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严重，经济效益低下，教训相当深刻。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立足自己城市的实际，用自身鲜活的个性和特色来标定城市经济发展的重点，根据产业的成长性和市场需求的前景确定战略主导产业。特色就是优势，特色就是竞争力。作为发展中国家及其城市，发展特色产业和强势产业，是实现后发优势、抢占世界经济战略制高点的最佳路径选择。我市确定的发展港口、旅游、海洋三大特色经济，建设电子家电、石油化工、汽车机车船舶集装箱制造、新材料四大工业基地，既是我市的特色产业，也是骨干产业。今后要坚持“以港兴市”战略，着力推进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大力发展旅游业，把青岛建成世界着名海滨度假城市；充分发挥海洋科研优势，加快科研成果产业化步伐，把青岛建成我国着名的海洋科技产业城。抓好大项目是建设四大工业基地的关键，要落实责任、全力推进，尽快形成各具特色、在国际国内占有重要地位的生产基地，力争生产能力、创新能力和市场份额、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四、融入世界经济循环。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发展，必须通过国际市场配置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在全球范围营销，不断提高经济体系融入世界经济的紧密度，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当前，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席卷世界的浪潮。它表现为生产、分配、消费、市场、投资与贸易、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进步和扩大交易利益的主要力量。投资、消费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抓住全球范围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特别是制造业转移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利时机，尽快融入世界经济循环，有利于我们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前来投资，有利于改变和提升我们自己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进一步扩大消费，有利于我们的产品和企业直接走进国际市场，扩大出口规模，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市作为沿海开放城市，迅速融入世界经济循环，对于实现建设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国际大城市的目标，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我市一直把对外开放作为经济发展重中之重，2002年外贸依存度已达92.2%（在地原则），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超过120亿美元，吸引了53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在青生产经营。但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相比，对外开放的规模和质量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缺乏产业龙头项目，缺乏世界着名的跨国公司，尚未形成在国际具有重要地位的制造业中心。今后的首要任务就是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引进更多的世界知名企业，引进更多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及专业人才，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努力建设现代化的制造业中心，在世界产业链条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同时要构筑起牢固的城市经济安全体系，防范和化解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五、资源消耗递减。21世纪经济的发展，不能再走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老路，自然资源消耗的成本在最终产品成本中所占比重应不断下降，知识、智力在成本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传统的依靠资源、能源的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必然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导致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不断下降，最终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针对这一问题，世界各国政府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时，都主动遵循“非对称性零增长”理论，尽快有序地通过实现三大“零增长”，达成可持续发展的三大目标，即实现人口数量和规模 (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同时实现人口质量的极大提高；实现物质和能量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提高；实现生态和环境恶化速率的“零增长”，同时实现生态质量和生态安全的极大提高。因此，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必须按照“实现物质和能量消耗速率零增长”的要求，逐步递减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消耗，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尽快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实质是减少有形的物质投入，增加无形的知识、智力投入。当前知识、智力已经成为比原材料、资本、体力型劳动力更重要的经济因素，例如美国微软公司，每年只需推出几种软件产品，装入造价低廉的光盘、磁盘中，一张就可卖到数百、数千元，其产品成本绝大部分是由知识型劳动力成本、核心技术研发成本构成的，具有极高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青岛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今后要突出抓好科技创新，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实现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新技术的产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抵消和克服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通过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不断增值人力资本，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六、环境发展同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绝不能以牺牲生态质量和环境质量为代价，必须实现经济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20世纪西方工业文明带来了全球性的资源危机、生态破坏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威胁人类自身的难题，并呈加剧的态势，这也是传统工业化进程中带来的重大问题之一。环境不可交换、买卖，对环境的破坏难以逆转，环境的再生代价巨大。如果不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片面强调经济发展，最后势必会使一个地方丧失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条件，一时的经济增长最终也会停滞甚至倒退。更何况，在当今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环境问题的大背景下，国际经济贸易中的“环境壁垒”日益森严，如果我们不能实现环境发展同步，就无法融入世界经济循环，同样会对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坚持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同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改善生态质量，防止长期性的生态退化，改善环境质量，防止短期性的环境污染，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按照“环境发展同步”的要求，我们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应当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经济资本与环境资本并重，实行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结合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诱导环境友好型项目和产业群的建设，从开发和建设的源头控制破坏生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实施清洁生产、“零污染”排放，倡导绿色消费；建立反映环境价值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完善环境保护法规和政策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和环保投入，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实现经济与环境同步发展。
七、大中小企业分工有序。在经济体系中，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要形成分工合理、协作紧密的良好局面，共同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一个成熟的地方经济体系中，大企业的作用是“1+3”，一方面为政府提供主要税收来源，另一方面成为集聚优势产业、集聚高新技术和招商引资的平台；中小企业的作用是“1+1”，一方面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为大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定位不同，但都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二者缺一不可，不能互相替代。目前我市大企业发展势头良好，但大量的中小企业产品单一，科技含量低，导致市场竞争力弱，效益不佳。据统计，我市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个数占总数的88%，从业人员占58%，但利税总额仅占29.5%，亏损额却占到56.2%，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以及中小企业之间，合理有序的分工协作局面尚未真正形成。中小企业发展质量低，势必对全市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今后在积极发展大企业的同时，必须大力扶持中小企业，一方面要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技术进步，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信用体系建设等措施，使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形成在一些特殊产品、特定领域的独有竞争优势，不断做大做强；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优势企业集团在技术、人员培训上对中小企业予以指导、扶持，在大中小企业之间建立密切的分工协作关系，培育产业链条，形成良性互动、共存共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