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经济犯罪的原因趋势或者是论文续论之类
经济犯罪的发展趋势
党的十五大以来，对经济犯罪的打击惩治力度不断加大，因经济犯罪被判处死刑的已有多人，特别是近年来打击经济犯罪连出重拳，成效显着。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经济犯罪的势头还没有得到遏制，其发展趋势是：
一发展案区域进一步扩大
当前的经济犯罪案件不仅是那些有权、有钱、有物的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金融、建筑行业、经济效益较好的工商企业，而且在过去被人们称之为“清水衙门”的教育、民政系统也有案件发生，甚至一些已停产关闭待破产的企业也发生私自变卖企业设备、零部件，增加债务的案件。有的犯罪分子还将黑手伸进移民资金、救灾资金、养老福利资金、下岗职工补助资金。
二作案金额进一步增大
当前经济犯罪作案金额进一步增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在过去80年代和90年代初，某些腐败分子、贪污受贿的金额仅几千元，几万元，很少有集体贪污现象，可进入90年代中期，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分子贪污的金额也水涨船高，少则几万几十万元，多者几百万几千万元，甚至有上亿元案件发生。
国家宗教局，副局长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副省长胡长清先后90次受索取钱物544万元，广东省食品集团总经理贪污公款人民币419万元，港币580万元，美金2万元，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受贿达1400多万元，广西贵港市原副市长李乘龙收受贿1600多万元，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原副董事长香港嘉华银行原董事长金德勤贪污公款达3000多万元。原全国人大常委原副委员长，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书记、主席成克杰。贪污受贿4109万元，广东佛山石湾区财政局预算科原科长罗斌贪污公款1.6亿元，深圳宝安区原信用社主任邓宝驹贪污公款2亿元，福州特大贪污走私案，涉案金额500亿人民币。
三犯罪主体职位进一步提高
改革开放初期各处查办的腐败案件多发生在基层腐败分子职务也不高，进入90年代以后，党内高层干部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已由于县处级向地厅级省部级方向发展。这些高层腐败分子长期身居要职，多年以从政生涯，包括让部下、同学、亲戚在内庞大的关系网，加上犯罪者手握政权，地方的司法，纪检机关根本无法撼动他们。从近年来查办的许多高级干部违法乱纪贪污腐败情况看，每件都由中央纪检机关出面调查。国内头号大贪污官成克杰从一名技术员成长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再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吸人民血4000万。 例如：1993年年底，成克杰利用当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便利。与情妇贪污受贿脏款，存放境外，婚后使用。
1994年初至1995年6月，成克杰利用职权，擅自将银兴公司直接划归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管理，并要求自治区计委为银兴公司为该工程立项：指示南宁市政府大幅度压低工程土地价格：要求中国建设银行广西行为银兴公司工程贷款事成后，银兴公司按预约支付给成，李贿赂款人民币2021万余元。
1996年上半年至1997年底，成克杰利用职权，将该工程交由银兴公司和自治区民委共同建设开发；将该工程项目法人由原定的自治区民委改为银兴公司；要求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行为银兴公司法人贷款人民币3000万元，违反国家规定指令自治区房改为办公室，将房改基金人民币2500万元借银兴公司，为银兴公司向国家计委申请工程项目补助款人民币1300万元。事成后，银兴公司按约支付给成、李贿赂款人民币900万元、港币804万元。
1994年7月至1997年底，成克杰和李平在接受银兴公司委托过程中，还先后收受了该公司负责人周坤送给的人民币2万元、港币2万元、美元2万元以及黄金钻、金砖、黄金工艺品、手表等贵重物品，合计人民币55万元。
1994年7月至10月，成即利用职权，先后要求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和中国银行广西分行为其发放贷款，共计人民币1600百万元，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60万元。
1997年7月，成即利用职权，指示有关部门直接工程招标工作更改中标结果，安排该工程局承接有关工程，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180万元。
1994年初至1998年初，利用职权，某仁先升北海市公安局局长，推荐并批准同意本一洪担任自治区政府驻京办事处副主任，成克杰单独贿赂合计人民币28.8万元（美元300元）。
综上所述，成克杰利用其职务便利，单独或与李平其同收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元。
可谓平步青云任途得意的事迹史，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7月30日以受贿罪判处成克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资产。
经济犯罪分子的职位已由普通国家工作人员进一步向职位较品税高的领导干部发展，1997年全国纪检、检察机关查处涉及省部级干部仅3人，1999年查处涉及省部级干部就达17名之多，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就有一半多的党政领导班子出了经济犯罪分子，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情况。
四作案手段多样化，高科技犯罪发展迅猛
近几年来，经济犯罪作案手段呈现多样化，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高资产、泄露商业秘密和技术情报发展。由账面做手脚向假公济私，利用所谓合法手段谋取非法利益发展，有的甚至打着企业改制、合资等旗号，在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过程中半卖半送，侵占国有资产。高科技犯罪频频出现，银行系统的计算机作案，采取改变计算机指令，改变磁盘分配；编造假会计凭证，制造假账，证券领域违法操作，制造虚假信息，以及信用证诈骗，伪造增值税发票，伪造“人民币”等有些利用职务搞诈骗等。
(五）职务经济犯罪以及非职务人员与经济领域工作人员相勾结的共同犯罪呈上升趋势。
犯罪分子利用从事政府的公务或在经济领域工作的职务之便实施经济犯罪，其犯罪手段具有相当隐蔽性，社会危害也较其他犯罪更为严重。目前这类犯罪首先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利条件进行经济犯罪的案件数量最为突出，而高层领导干部的经济犯罪事实最为惊人；其次是经济犯罪主体规模从高龄化和低龄化到各个年龄层次都有增长趋势；再次是经济犯罪案件盘根错节，群体性经济犯罪越来越严重。
（六）单位犯罪已成为当前经济犯罪的显着特征。
单位经济犯罪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比较多的是走私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侵犯知识产权、妨害国家税收管理以及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等等；犯罪的主体既有法人也有非法人单位；犯罪金额较高。经济犯罪危害后果严重，查处十分困难。近年来，随着经济犯罪案件的逐年增多，大案、要案也在逐年上升，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经济犯罪涉案范围的加大、犯罪主体身份的复杂化、犯罪手段的智能化、隐蔽性等特点，导致司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查处阻碍重重，十分艰难。经济犯罪分子肆无忌惮的侵吞社会财富的行为，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正常、有序的进行，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一大社会公害。
二、 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犯罪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犯罪形式。但是，不同历史阶段，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也有其不同的特点。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刚刚开始进行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经济犯罪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经济体制设计存在缺陷，短期内结构性经济问题难以避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一方面，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被打破；另一方面，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发育之中，制度变迁过程中，两种体制之间的碰撞与矛盾，转型中特有的经济成份的复杂性，带来了利益关系的复杂性，并在客观上为经济犯罪提供了土壤……
23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曲折起伏。80年代初的“reforming out of the established system or incrmmental reform”体制外先行或增量改革战略，国有经济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活力被激发出来，并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90年代的中国中央又先后明确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并宣布，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还明确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而我国实行的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多元化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即辅之以按资分配利润、按股分红，并承认风险收入和其他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但我们对于市场经济既缺乏实际的经验又缺乏理论的深入研究。于是政策的短视带来的负面效应问题就突出出来。比如：
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单纯的扩权让利，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发挥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但产权关系模糊，政企职能没有同时分开也为企业领导进行化公为私的经济犯罪提供了理由和方便。
在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的目的是让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先富起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配套改革的相对滞后，导致实际上与分配制度改革配套的调节分配制度缺位，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而各种原因带来的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急剧加大，导致人们心理失恒，攀比心强，急功近利的非规范经济行为盛行，并引发各种传统的经济犯罪形式兴旺。
在就业制度改革过程中，众所周知，由于20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严重的就业人口持续增长，而结构性失业不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于是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村则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阶层性的贫富悬殊和社会失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为了生存从事经济犯罪活动。抢劫银行巨额现金的张军犯罪团伙，其成员就多是一些贫困的青年农民。
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的各个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法规的具体执行办法缺少，导致在市场准入制度上存在人为壁垒，而信息披露的监督和事后检查，违规、违法行为的量化标准 ，市场兼并的效率准则和金融机构内控制度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漏洞，导致近年来各种形式的金融犯罪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如去年的股票市场中猖狂的内部交易、虚假陈述、恶炒个股，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所谓“基金黑幕”问题，就是全社会关注的经济犯罪典型。
（二）法制建设和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为规范市场经济行为，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相继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但是，应当看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旧的经济运行机制仍在起作用，而新的市场机制远没有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还远没有完成，许多法律制度还有待于不断的完善。这就在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所积淀的种种弊端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习惯于凌驾于法律之上，直接干预和插手经济事务，以个人的好恶决定行政机关政策或决策的制定；而政府行政管理机关权力过于集中，又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衡机制。特别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等问题的普遍存在，更是助长了经济犯罪的发展事态。在新旧体制交替并存时期，自然导致某些素质不高的国家公职人员滥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作为寻租的工具，各种腐败现象和职务犯罪层出不穷。各种权利寻租手段公开盛行，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德心和政府形象。如最近查办的交通部多起副部级干部经济犯罪便是明证。
（三）对市场经济的失灵效应认识不足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理想化地认为市场经济自然就是公平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就是规范经济，就是损益经济。因此，强调减少计划指导，尊重市场机制的多，对市场存在的失灵或局限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从宏观的角度看，我们没有认识到市场本身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市场在分配问题上有界限。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公平分配，因为它不能阻止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产生的纯租金。例如股票市场的暴涨或通胀使一些人一夜暴富，再比如技术领先导致的垄断条件下产生的纯租金。
市场的社会化界限。企业和个人关心的往往是短期的经济发展，因此对长期的社会效益兴趣不大。并常常会为短期利益破坏社会长期利益。如国内严重的违反生态原则的环境污染案件。
市场的伦理界限。市场经济没有伦理的自发机制。社会伦理要求取消某些市场，而市场经济会引发各种违法道德的市场的兴旺，如近年来国内发现的地下精子市场、卵子市场等。
市场自发的消极和破坏因素。市场会自发地产生如垄断的倾向、无效益竞争、投机、舞弊、操纵等经济犯罪。市场经济的效益最大化预设客观上引导了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巨大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盛行。
市场经济中物质和金钱的巨大诱惑，使有些人经不住为满足私欲挺而走险，以身试法，大肆进行经济犯罪。有些人缺乏真正的竞争能力，为在市场经济中站住脚跟，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并不惜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其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
而在现阶段，由于缺乏对市场经济失灵的足够认识，导致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对由市场失灵引起的经济犯罪的敏感性不强，对一般的经济犯罪的处罚阻力较大，威慑力较小。
2. 导致各类经济犯罪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经济犯罪，顾名思义，是指与经济有关的犯罪，包括贪污、贿赂、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以及企业内发生的与经济相关的犯罪行为等。经济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名个层面，因此，经济犯罪也就无处不在。
由于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阶段，一些预防经济犯罪的机制没有及时跟上，近几年来的刑事审判统计结果显示，经济犯罪正有越来越猖獗之势，波及社会各个领域。一批震动全国的大要案，如慕马案、陈希同案、胡长清案、成克杰案等都与经济犯罪密切相关。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引发的楼塌、桥垮以及特大火灾、爆炸等惨祸也时有发生，给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严重危害国家的经济安全。
首先，单位犯罪的现象将进一步增加。入世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与完善，所有制结构将进一步由单一向复杂转化，从而使经济犯罪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变化。除了传统的自然人犯罪外，单位犯罪将会越来越多，诸如走私，生产伪劣产品;偷税等单位犯罪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其次，犯罪领域将进一步拓展。这一拓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向新兴的经济犯罪领域发展。入世后，各种专业市场不断得到发展，各种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将不断出现，而其规范机制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建立或健全起来。在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高科技市场等不断兴起的新兴市场中，由于内部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极易成为各种犯罪分子投机的场所。二是向执法部门渗透。工商、税务、海关等行政执法部门大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权力与利益的结合点。入世后，随着大量的经济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执法部门将越来越多地介入经济生活。一些法制观念淡薄、金钱欲望膨胀的执法人员，很容易被经济犯罪分子拉入贪污受贿罪的深渊。
第三，犯罪手段更为复杂化、多样化和现代化。各类经济犯罪的手段更加隐蔽，更加狡猾，并向智能型、科技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引入经济犯罪领域在国际上已经并不鲜见，如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贪污犯罪，利用高科技手段伪造货币等。至于设立公司，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活动，在入世后相对日趋自由的贸易环境中，很有可能大量出现。
第四，经济犯罪种类将不断增加。除走私、贪污、贿赂等原有的经济犯罪案件继续增加外，新类型的经济犯罪，如刺探、搜集同行业竞争对手的业务秘密;窃取、出卖本企业的技术秘密;封锁市场，垄断价格;制作虚假广告，操纵股市行情从中牟取暴利等“新兴”经济犯罪类型，也会不断出现。
第五，经济犯罪的跨国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将大为增强。跨国性经济犯罪实质上是经济犯罪活动在地域上的扩展和延伸。犯罪要素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是国际性经济犯罪的主要特征。入世后，随着人员跨境流动的进一步方便，境外人员入境犯罪将逐步增多。同时，境内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盗运珍贵文物、盗窃、诈骗等经济犯罪为主的经济犯罪分子，作案后携带赃款赃物潜逃国外或港澳台地区的案件也会不断增多。
第六，经济犯罪危害性将日趋严重化。集团化和跨国化的经济犯罪，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将愈来愈严重。在金融和证券领域的经济犯罪，往往会导致银行破产，成千上万股民的损失，不仅造成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还严重危及社会的稳定。
3. 我国经济犯罪呈现的发展趋势
总体来看，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社会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经济犯罪形式也在发生变化，从初期的违背国家计划的投机倒把罪到市场经济萌芽时期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等初级的经济犯罪与伪造支票、有价证券等简单的金融犯罪，再到市场经济深化阶段的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内幕交易等高级金融犯罪与复杂的经济犯罪。总之，从刑法的立法进程来看，经济犯罪的立法变化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是一致的。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刑法立法也在加快；随着经济关系的复杂，刑法立法也在发展。
选自《我国经济犯罪变化与立法改革研究》游伟 赵运锋
4. 如何理解经济犯罪的概念
（一）我国上世纪80年代经济犯罪的概念
在我国，经济犯罪的概念一开始并没有像在西方和日本那样引起很多争论。根据我国1980年开始施行的刑法（即79刑法）和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行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所谓经济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海关、工商、金融、财政等经济管理法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全民和集体财产所有制关系，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1]，它大致包括以下三类：
（1）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我国79刑法分则第三章以15个条文、17个罪名规定了这类犯罪。计有走私罪、投机倒把罪、伪造计划供应票证罪、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罪、偷税罪、抗税罪、伪造国家货币罪、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伪造有价证券罪、伪造有价票证罪、破坏集体生产罪、挪用国家特定款物罪、假冒商标罪、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狩猎罪等。这类犯罪均以违反财政、经济管理法规，妨碍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为特征。
（2）部分侵犯财产罪。我国79刑法分则将侵犯公私财产的抢劫罪、抢夺罪、盗窃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罪等6个罪名列为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罪。其中贪污罪（第155条）和诈骗、盗窃公共财物（第151、152条）的犯罪被列为经济犯罪，因为它们与侵犯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有直接关系。
（3）其他经济犯罪。如79刑法分则第六章中的制造、贩运毒品罪（第171条）、制造贩卖假药罪（第164条）、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第173条），刑法分则第八章中的贿赂罪（第185条）等。除刑法以外，经济犯罪还散见于单行刑事法律和非刑事法律的刑法规范中。例如，1988年1月颁行的单行刑事法律《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规定了新罪名：挪用公款罪。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28条规定：“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按诈骗罪或投机倒把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条后段的规定，虽然不是新立罪名，但却是对刑法第151条的诈骗罪、第117条的投机倒把罪所作的补充，实际上，这也是规定经济犯罪新内容的一种方法。
（二）中外经济犯罪概念的比较
1985年以来，不少国外和台港关于经济犯罪的论着被翻译介绍到大陆，其中包括日本宫泽浩一教授的《经济犯罪与宣传报道犯罪》和神山敏雄教授的《德国经济刑法制度的变迁》以及一些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刑法学着作和资料。人们对经济犯罪概念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学者们在论着中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概念，归纳起来大体有四种：（1）以犯罪主体为出发点。所谓经济犯罪就是企业主（生意人）在自己业务活动中所实施的犯罪。因其主体的社会地位较高，就被称作“白领犯罪”。又因在自己的业务活动中实施，故又被称为“职业犯罪”。（2）以犯罪目的为标准。所谓经济犯罪就是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的犯罪。按这一定义，经济犯罪的范围就很广。它不仅包括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而且还包括许多传统的财产犯罪，如盗窃、抢夺、诈骗等。（3）以犯罪行为方式和侵害客体为标准。所谓经济犯罪是指利用经济交易许可的活动方式而违反经济管理法规，破坏经济秩序的图利行为。这一概念排除了传统形态的财产犯罪，所以又被称为狭义的经济犯罪概念。从这一前提出发，经济犯罪之所以不同于普通的财产犯罪，主要就在于因行为方式的差异而引起侵害利益的不同。前者侵害了社会整体的经济利益，后者侵害了特定个人的财产权利。（4）以刑法、其他法令或道德规范为标准。违反了这些规定，即构成经济犯罪。这是最广义的经济犯罪。
实际上，仅凭个别因素定义经济犯罪并不妥当，应综合考虑犯罪主体、犯罪行为方式、侵犯客体以及是否触犯刑法和其他刑罚性法规等因素。1932年，德国刑法学者林德曼提出，经济犯罪是一种侵犯国家整体经济及其重要部门与制度的可罚性行为。这一定义，抓住了经济犯罪的本质。1954年，联邦德国在修改经济刑法时，进一步明确下列两种情况都是经济犯罪：（1）该行为按其所波及的范围或造成的影响具有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特别是现行市场秩序或价格制度性质的；（2）行为人顽固地反复进行违法行为，或在营业上追求应受谴责的利益，或实施其他不负责任的行为从而表现出对经济秩序，特别是对关于保护现行市场秩序和价格制度的公共利益持藐视态度。[2]这些话从侵犯客体、行为方式以及主观心理状态等几方面对林德曼的定义作了引申，值得重视。笔者认为，从刑法的角度看，所谓经济犯罪，一般是指为了谋取不法利益，利用法律交往和经济交易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违反规范经济活动的法规，而足以危害正常的经济活动与妨碍经济秩序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
从这一前提出发，1981年召开的欧洲共同体高级领导会议认为，经济犯罪的范围应包括以下16种：（1）联合企业的犯罪；（2）跨国公司的犯罪；（3）以欺骗方法获取国家或国际组织贷款及其挪用的；（4）计算机犯罪；（5）设立徒有虚名的公司；（6）账目不清或以不正当手段借款的；（7）诈骗公司资本的；（8）企业违反有关劳动卫生与安全规则的；（9）对债权人进行诈骗的；（10）侵害消费者利益的犯罪；（11）搞非法竞争或作虚假广告的；（12）公司的租税犯罪；（13）关税犯罪；（14）汇率犯罪；（15）股份交易或金融犯罪；（16）环境犯罪。
经济犯罪和普通财产犯罪虽然都以财物和经济利益为犯罪目标，但却有以下区别：（1）普通财产犯罪往往针对特定人的财产权益，故被害人受损情况通常是直接的具体的；而经济犯罪却很少针对某个特定个人，其受害者不但有个人，而且有社会整体或集体，故其被害人的受损情况往往是间接的复杂的。（2）从犯罪背景看，经济犯罪发生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而普通财产犯罪中并不存在真实的经济活动。（3）从犯罪手段看，普通财产犯罪大多为体力犯罪，且与犯罪的职业行为无关，而经济犯罪则大多为智力犯罪，且与犯罪所从事的职业有关。
将我国与外国的经济犯罪概念比较一下，可看出下列异同。二者相同或相似之处在于：（1）在侵害的客体上，都强调经济犯罪是一种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损害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和经济秩序的行为。（2）在犯罪的主观方面，都认为经济犯罪是一种谋取不法利益的图利行为。（3）在犯罪的可罚性上，都肯定经济犯罪是一种应受刑事法规处罚的行为。但有些西方国家，如联邦德国的所谓经济犯罪却是广义的，既包括应受刑罚处罚的经济犯罪行为，又包括应处以行政罚或秩序罚的“经济秩序违法行为”。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1）在犯罪的方式或手段上，外国强调经济犯罪必须是一种职业犯罪或智力犯罪；而我国一般不太强调这一点，例如，即使某个人在非业务活动中诈骗或盗窃公共财物，在中国目前仍属经济犯罪。（2）在犯罪主体上，外国的概念比较强调“白领”，即强调行为人社会和经济地位较高。这一点在法律上虽无多大意义，但在刑事政策和犯罪学上却有重大意义，因为它把矛头指向为历来的犯罪学所不加过问的有权有势有钱的人物在职业上的各种犯罪活动，而中国的概念并不突出上层人物。事实上，由于中国概念含义较广，不少经济犯罪任何人都能实施，如伪造有价证券、伪造货币、伪造计划供应票证的实施者反而以普通公众为多。（3）在保护对象上，中国明确强调保护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而外国则笼统表示保护财产所有权（不分公私）和市场经济秩序。当然，由于西方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因此，实际上是强调保护私有制。
（三）对中国上世纪80年代经济犯罪概念的反思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上世纪80年代通行的经济犯罪的概念比较模糊，不够明确，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实际上，确定经济犯罪的概念和范围与刑事政策有关。在西方各国，经济犯罪的对象被严格限制在破坏国家整体经济，妨碍市场秩序的范围内。尽管这种犯罪危害大，影响面广，但处罚却较轻，对经济犯罪不仅不适用死刑，终身监禁也罕见，有期徒刑的法定最高刑一般不超过10年。对其常用的刑罚是罚金，其原因有二：一是经济犯罪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对其难以控制；二是观念问题，一般认为剥夺人身自由的徒刑（监禁刑）是对付暴力犯罪的基本方法，而经济制裁才是对付经济犯罪的主要措施，这是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的反映。总之，在西方，经济犯罪从总体上讲，是一种性质较轻的犯罪。
但在我国，1982年的《决定》和1988年的两个《补充规定》表明，中国刑事政策将许多经济犯罪作为重罪处罚。《决定》将原来刑法规定不可以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走私罪、投机倒把罪、盗窃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受贿罪等都补充或修改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大部分经济犯罪，如我国79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的十多个罪名，如偷税抗税罪、假冒商标罪等还是属于轻罪（对它们的处罚一般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所以，从我国法律上看，经济犯罪既是一种重罪，又是一种轻罪，缺乏整体的统一性。但从舆论上看，宣传工具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宣传从重从快打击经济犯罪，把公众和司法干部的期望值提得很高，总以为打击经济犯罪，只有杀一批人、判一批无期徒刑才能见效。然而，真正的经济犯罪从性质上讲并非重罪，不可能惩罚得很重。于是，在公众和司法人员中就产生了严重的失望，并进而产生了对社会和政府的沮丧、埋怨情绪。
总之，我国上世纪80年代的刑事政策将经济犯罪从总体上作为重罪对待是不明智的，应当恢复经济犯罪本来从总体上构成轻罪的性质。为此，必须做到：（1）将原本不属于现代经济犯罪范畴的盗窃、贩毒等罪名从经济犯罪中排除出去，将它们作为普通刑事犯罪依法进行惩处，这并不妨碍对其中的严重者进行严惩。（2）以79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的17个罪名为基础，修改或补充经济犯罪的罪名。可以取消一些含义不清的罪名，如投机倒把罪；增加一些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罪名，如非法竞争罪和虚假不实广告罪等。（3）虽然从总体上恢复经济犯罪是轻罪的本来面貌，但也不排除对其中个别的罪行作为重罪加以惩处，如走私罪、伪造贩运国家货币罪等。
如果中国刑事政策作出以上修正，就可减少司法实际工作和公众舆论方面的许多麻烦。同时，也不会妨碍对贿赂、贪污、贩毒、走私、盗窃等严重危害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犯罪的惩处，岂不一举两得。
（四）世纪之交的经济犯罪概念和范围
世纪之交，即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的10年间（大约从1995年到2005年），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技术创新（以电脑、互联网为代表）的进程，经济犯罪的条件和可能性随之改变。人们明显地感觉到经济犯罪的领域迅速扩展，并且，其间又充斥着大量模糊不清、互相冲突且具可变性的规范。[3]这些都促使人们对经济犯罪的概念、范围、观念和解释进行新的讨论和思考。
我国刑法在1997年经过了一次大的修订。其后，从1997年至2007年初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出台了6个《刑法修正案》和三个与刑法修订相关的《决定》。我国刑法经过上述修订，大量增加了经济犯罪的罪名。目前（指2007年初），我国刑法中的经济犯罪以分则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分则第8章“贪污贿赂罪”的全部罪名再加上分则第5章“侵犯财产罪”的部分罪名，共约125个罪名，比79刑法可称之为经济犯罪的18个罪名，增加了100多个罪名。
从经济犯罪的范围看，中国现在的主流观点认为：（1）将普通诈骗罪、普通盗窃罪视作经济犯罪是不妥当的；（2）由于毒品犯罪已经列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也不宜将其视为经济犯罪。
从经济犯罪的概念看，拟可在前面的基础上有所简化。典型的经济犯罪，是指发生于合法商业或经济活动领域，为获取经济利益而实施的一种非法行为，这种非法行为已经达到了应受刑罚惩罚的程度。以这个定义为标准，就可以把贩毒、运毒等不具备合法商业活动要件的行为排除在经济犯罪之外。
经济犯罪的侵害对象，包括自然人（含消费者）、企业以及公共利益。经济犯罪的定义通常包含了合法公司里发生的各种偷逃税、欺诈和侵占行为，但那些纯粹以诈骗为业的非法组织所实施的诈骗犯罪则应排除在外。
个人也能成为经济犯罪的主体，但必须通过合法的经济活动来实施非法行为，例如，证券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就是通过合法的证券买卖来实施的。
和商业活动相关的贪污、贿赂、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或公款等行为，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都有特别规定，因此也符合经济犯罪的特征。
比较难以解释的是伪造货币这类行为。伪造货币属非法行为自无疑问，它可能会在合法的商业领域流通。伪造货币是一种古老的犯罪，究竟是自然犯还是法定犯一时也难以说清，将其视为经济犯罪可能来自习惯吧。
经济犯罪大部分是法定犯，比如违反经济管制的各种非法行为、违反金融和经济管理法规侵害经济秩序的行为等等；但也有一部分可属于自然犯，例如向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行贿罪等等。
在日本，经济犯罪的概念也是难以统一的。其概念常常是通过以下不同的层次体现出来：首先，也是最核心的领域，经济犯罪是指违反反垄断法以及以保护自由市场竞争秩序为前提的相关法规的行为。第二，经济犯罪是指违反规制一定经济乃至于经济交易秩序的行业法的行为，这里涉及一系列法的领域，例如出资法、商品交易所法、证券交易法、上门推销法等，经济犯罪违反了这些经营法。第三，经济犯罪违反了维持经济管制的法律，例如，物价管制法、对生活必须物品买卖及惜售采用紧急措施的法律、石油供需适当化法、规制进出口的外汇法、食品管理法等等。从法益论的观点看，这些都可视为实定法上的经济犯罪。在日本，一般都是以此为前提讨论制裁经济犯罪的。[4]
进入21世纪，有日本学者认为：“把经济刑法定义为‘对企业犯罪和有关经济交易犯罪所适用的刑罚法规的总体就足够了”。从其目的看，这些法规又可分成以下三类：（1）以保护个人或企业的财产为主要目的的法规；（2）以保护一定的经济秩序本身为主要目的的法规；（3）不属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类，旨在保障对一定营业或者经济交易加以限制的经济法规的实效性，对违反行为加以处罚的法规。第一类所保护的基本上是个人（包括企业在内）的法益；而第二、第三类所保护的则是超越个人的法益。第二、第三类可称为狭义的经济刑法。[5]该学者认为，对经济刑法的概念作过于严格的定义是没有必要的。过于追求概念的严谨化，往往导致把现实中应当处罚的一些重要犯罪类型从定义中漏掉。
在日本，现代经济犯罪与有组织犯罪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经济犯罪往往与黑社会组织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过去一直隐蔽在社会暗处，随着20世纪末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通过翻炒地皮浮上了社会明处。可以说，最近与土地、金钱有关的民事纠纷中有相当大一部分都与黑社会组织有关。这些组织在泡沫经济时期积累了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有力地扶持黑社会组织浮到社会表面。[6]
从日本经济犯罪的范围看，主要包含公司经营犯罪、金融犯罪、证券犯罪、违反《反垄断法》的犯罪、刑法对消费者的保护、电脑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和企业秘密犯罪、信用卡犯罪，围绕着关税和对外贸易的犯罪，围绕贿赂和政治资金方面的犯罪等。
（五）经济犯罪概念的若干注意点
在日本刑法学界，有以下一些涉及经济犯罪概念的问题引起了注意和讨论：[7]
（1）广义的经济犯罪与狭义的经济犯罪
虽然神山敏雄教授个人至今为止尽量避免给经济犯罪确定一个定义（或概念），但仍主张狭义的经济刑法概念，即主张经济刑法应以违反传统的经济管制法以及市场自由竞争法以及其他领域行业法的行为为中心。此外，经济犯罪行为（用刑罚处罚之）和违反经济秩序的行为（用行政处分处罚之）在实践中是有区别的，将两者严格加以区分是一项必须坚持的原则，但对经济犯罪的对策而言，违反经济秩序行为的对策发挥着前阶段的作用，对这一点也是不能忽视的。总之，在神山教授看来，经济犯罪行为和违反经济秩序的行为都应当成为经济犯罪乃至经济刑法的研究对象。[8]此外，也有学者主张，即使在其他领域，即由刑法典规定的诈欺、违背任务、侵占罪，侵害国家以及地方自治体财政的犯罪等广义的经济犯罪也应包括在内。
在广义的经济刑法之下，究竟以什么为边界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了确定广义的经济犯罪，有的采用以行为主体为标准的方法；有的采用以法益为标准的方法；有的采用以行为为标准的方法；也有从中选取两种或三种作为标准的方法。还有人放弃了上述种种方法，而列举个别具体的犯罪种类，这就是德国在实务中采用的立法方式。例如，如果把企业或企业活动作为行为主体，在企业引起了公害犯罪的情况下，被侵害的法益就是生命和身体健康，这种公害犯罪就应视作经济犯罪。
（2）营业活动与诈骗罪、职务侵占罪等犯罪。
日本刑法中的诈欺罪就相当于我国刑法中的诈骗罪；日本的侵占罪和我国的侵占罪、职务侵占罪也相类似。日本的违背任务罪，即背信罪在我国刑法第169条和第169条之一中得到了部分体现。
日本的诈欺、违背任务、侵占等，通常与营业行为乃至经济交易行为是没有关系的，完全是在一个市民对另一个市民之间的水平上发生的，在经济犯罪中考虑这个问题似乎是没有必要的。但在这些犯罪通过营业活动而实施时，它们就会对不特定多数的消费者造成危害。而且，交易要素多结构复杂，对相关行为法律或交易结构说明很不容易，所以，这些犯罪的理论构成和举证都比较困难。在行业法的水平上探讨其对策，必须从诈欺罪的观点出发进行综合性的检讨，这样，作为经济犯罪讨论就很有必要。实际上在诈欺案件中，通过营业活动损害一般大众的案件是很多的。即使从被害的角度出发，将其作为经济犯罪考虑也是不过分的。
（3）个人的非营业行为与经济犯罪
侵害营业主体——企业经济利益的犯罪，是应当作为经济犯罪来看待的。企业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体而从事经济活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和服务，拥有众多的从业人员，支撑着它们的家庭，因此，必须同样重视对企业经济利益的侵害和对消费者经济利益的侵害。更何况，侵害企业的经济利益，可能还会包含侵害其他企业或侵害其他个人的情况。虽然是否构成营业上的行为也是有问题的，但在反垄断法的领域，由于垄断、不正当地限制交易、不公正的交易方法（根据现行法律不被判处刑罚）等行为，不仅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企业的利益都受到了侵害。
问题在于，把个人非营业上的侵害行为引入经济犯罪是否妥当。个人侵害了作为特定或不特定企业的经营基础的财产：硬盘或软件，对该企业的经营活动造成了沉重打击或形成严重障碍，同时扰乱了经济秩序，给企业或消费者的具体经济生活造成侵害。这种情况，从法益侵害的严重性和广泛性出发，将它们作为经济犯罪论处也是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既是妨害业务的犯罪，也是经济犯罪。此外，滥用电脑和信用卡给企业造成财产上损害的行为，考虑到该交易体系的特殊性，作为经济犯罪来讨论也是必要的。可以说，这些犯罪都属于经济犯罪，但这并非出于对企业利益加强保护的意图。当然，企业是一种为求利益而构造出来的体系，从受益者负担的原理出发，既要依靠自身的努力，也要防止滥用权力，这些都有严格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刑事上的选择只发挥补充性的作用。而且，由于制度性诱惑而导致规避行为的消费者也是大量的，因此，在立法和司法上，基于化险分配的法理，必须考虑减轻行为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