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怎么影响就诊率

Ⅰ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如何影响国家的宏观经济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重要经济政策，两者无论是在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在宏观经济领域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过去20多年，由于受货币主义的影响，西方各国普遍推崇货币政策，轻视财政政策，担当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任务的是各国的中央银行。
财政政策是指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
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
(1)宏观经济怎么影响就诊率扩展阅读
宏观经济即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包括一国国民经济总量、国民经济构成（主要分为GDP部门与非GDP部门）、产业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程度（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
宏观经济指总量经济活动。是指整个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总体及其经济活动和运行状态，如总供给与总需求；国民经济的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物价的总水平；劳动就业的总水平与失业率；货币发行的总规模与增长速度；进出口贸易的总规模及其变动等。
一般认为此词1933年由挪威经济学家RAGNARFRISCH（1895--1973年）在建立“宏观经济学”时所提出。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是维持高水平和快速增长的产出率、低失业率和稳定的价格水平。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的两个不同层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宏观经济的良好状况是微观经济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Ⅱ 宏观经济对行业的影响有哪些3个方面进行分析

Ⅲ 我国经济状况对中医药的影响

中医药作为我国独具民族特色和发展优势的产业，是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最有可能取得国际市场竞争优势的产业，然而，在这个产业竟出现了“中国原产，韩国开花，日本结果，欧美收获”的局面，究其原因，中医药产业的人力资源是关键因素之一，因为企业的成败取决于经营企业人才的优劣。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中医药人力资源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找出原因，振兴民族产业。

一、学科特点因素

(一)思维方式因素。思维方式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门学科的存在与发展。中医学从它诞生的《内经》起，就浸润了浓厚的儒、道文化色彩，其整个理论体系充满了宏观(整体观)与思辨(辨证论治)特色，其理论的形成及其发展主要依靠中国传统的系统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和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息息相通、水乳相融。中医的传统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医学科的发展：一是对人文和哲学科学先进的研究成果非常容易接纳和吸收，中医理论在其发展历程中，移植和吸收了各个时代的先进的人文和哲学科研成果内容，如阴阳、五行、气及阴阳学说等，都是从中国哲学中吸取而来的，中医学体现了医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高度融合和统一；二是中医的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医与现代自然科技文明的嫁接，而更注重于传统文化知识的培养与教育。中医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给中医教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其理论和自身的发展没有象西医那样随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而突飞猛进，不仅使中医走向现代化的步伐延缓了，而且对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因素。按照民族、区域、社会、历史等原因形成的研究习惯来划分，方法论大体分为两大体系。其一是以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研究方法，即在整体上把握对象的方法。它多以哲学方法、系统方法以及最新出现的模糊集合、模糊识别方法等为基础。我国中医学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就是运用这种宏观和综合的研究方法。其二是以分析为主要倾向的研究方法，即把整体分为若干部分来研究的还原性研究方法，多以物理学、化学、数学方法为基础。这就是西方西医所习惯采用的研究方法。中医学和西医学由于其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差异，导致形成两个不同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两者理论体系的截然不同又决定了两者基础课程教育的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医学模式。西医学以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为基础课程，重点训练和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增加其对感性知识的获取能力，其医学研究方法是比较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学以文学、历史、哲学为基础课程，侧重训练学生的思辩思维能力，培养其对理性知识的认知能力，其医学研究方法是具有中医特色的“时空－生物－心理－社会”的综合模式。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入，单靠某一种方法进行科学研究，难以达到探寻科学真谛目的，因此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同时又出现了高度综合的倾向，产生了以自觉综合为主要倾向的现代科学方法论。研究方法的改变势必导致两种医学模式在理论研究或者临床实践上的结合。这对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形成和培养将产生重大变革的影响。
(三)教育模式因素。中医教育模式有两种：一是师承教育；二是学院教育。这两种教育模式均对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师承教育是中医教育的最早模式，它是由中医学的人文思想和其经验医学的学术特性决定的，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医的学术体系中，“师带徒”已经成为中医传承的关键。虽然中医师承传统的带徒式的教育方式，为中医学的生存、传承、发展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但是传统师承方式由于少数人、小范围的限局性，无法适应现代这种大规模的、群体性的、敞开性学院教学的需求，不利于中医学主动融入到大教育、大卫生的体系中去，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长期发展下去，其传承的相对局限和单一性可能导致中医阵地的萎缩和市场的丢失。另外，传统的师承教育特点难以承担中医事业培养多元化和复合型人才的重任。
中医教育模式因素直接影响到中医药人力资源的质量，产出的中医药卫生人力数量过多或过少、质量好与坏，不仅会影响中医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市场，也会影响到市场对中医药的认同感。因此，只有把师承教育和学院教育这两种模式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医药人力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也才能适应中医学科的市场竞争。

二、供需平衡因素

中医药人力资源供需平衡因素包括两组供需关系：一是中医药卫生服务的供方和社会对中医药的需求构成的供需关系。在这组供需关系中供方提供的医疗服务量(病床总量、门诊总量、病床使用率等)受社会需方(包括人口总量、城镇人口比例、老龄化和14岁儿童以下人口比例)等各种因素的制约，供方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数量取决于社会需求量的多少，如果过多或过少提供医疗服务，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或不能满足人们的医疗卫生的需求；二是中医药教育和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它们构成中医药人力资源的第二组供需关系。中医药教育机构是中医药卫生人力的生产者，中医药教育的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决定了中医药卫生人力的基本情况，中医药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中医药卫生人力质量的好坏，而中医药卫生人力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中医药卫生供方产出状况。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对中医药人力的需求是中医药教育层次、规模、结构确立和优化的基本依据。因此，中医药教育和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是辨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医药教育产出的中医药卫生人力，应当满足和符合中医药卫生服务需方的要求，这样二者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不至于造成人才的浪费和无谓的损失，才能符合人力市场规律。但是我国近几年中医药教育和中医药服务这组供需关系的实际情况却违背了人力市场的供需运转规律。从1999年到2004年，全国实际中医药卫生技术人员每年呈递减趋势，平均每年减少5729人，平均减幅为0.75％。而中医药每年各种层次教育培养的毕业生人数却在不断增加。这种现象表明中医药高校培养的人才数量并未按照中医药卫生人力服务供方对中医药人力的需求相吻合，出现较大的偏差，不符合按照教育与人力市场需求的关系规律。
中医药卫生人力的产出和需求牵扯到中医药教育市场、中医药卫生人力市场和中医药卫生服务供给市场，如果这三个市场的衔接和运转过程不畅通，将会直接影响到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提供中医药卫生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将会导致中医药人力资源的供需平衡，从而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
三、社会经济因素

(一)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社会因素。中医药人力资源的规模、储量、结构是由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的需求所决定的。而中医药卫生服务供方的提供的中医药人力数量却取决于社会对中医药的需求量。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的社会因素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口因素、医疗观念因素和医疗保险制度。
1、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对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老年人口比例和少儿人口比例)、城镇人口比例。
(1)人口数量。人口数量是卫生服务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口增长与卫生人力资源需求呈正比例关系，但人口数量的增长对中医药卫生服务的需求影响有多大呢?为了考察人口增长对中医药卫生服务需求的影响程度，我们把1999年——2004年人口增长情况与中医药人员数量的增长情况进行比较。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而造成对中医药人力需求的影响因素，我们分东、中、西三个地区对人口增长、中医药人员增长数量情况进行比较，排除2002年的人口增长统计数据非正常因素，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人口增长600万左右，中医药人数增长数为2人，中、西部地区人口增长300万人，但中医药人员数则为负增长。
(2)人口结构。人口年龄结构比例的变化也将直接影响卫生服务的需求，而人均年龄与人均医疗费用密切相关。根据《中国卫生服务调查研究——第三次国家服务调查分析报告》调查分析结果表明：65岁以上老年人群的住院率为80‰，14岁以下少儿人群的住院率为52‰，中青年组住院率为30‰；从门诊数量看，两周就诊率65岁以上组接近300‰，14岁以下组为430‰，中青年组平均为160‰－180‰。根据最新人口老龄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在未来15年里，老年人每年增加590万人，到2020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将达到2.5亿人，人口老龄化必将导致中医药卫生服务需求的增加。
(3)城镇人口比例。由于经济水平、文化程度、交通条件和医疗观念等因素的差异，城镇居民的卫生保健意识、卫生服务利用等高于农村居民。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城市(镇)化步伐也随着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口将成为城镇居民，根据预测，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我国城镇居民的比例将达到50％－60％，为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此，中医药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必须考虑人口城镇化水平这一重要因素。
2、社会医疗观念。社会医疗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医药的认同；二是对疾病的看法。虽然社会医疗观念属于文化认识范畴，但它对中医药卫生服务需求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年轻人为适应社会生存和发展所产生的心理压力不断加大，导致很多人群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而西医对此疗效不理想，所以人们越来越重视饮食营养、食品安全、美容美体、整形护肤、健身、养生等中医药保健，老年人对中医药的认同感要较其他人群要高，社会医疗观念的变化会促进和带动了中医药卫生服务的需求。
3、医疗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是国家对医疗卫生市场的宏观干预，是一种解决医疗卫生消费的制度，由于医疗保险制度是利用社会医疗保险的渠道组织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这将势必改变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和人们医疗消费的方式，我国目前医疗保障制度有公费医疗、劳保医疗、家属半劳保医疗、其他各种医疗保险、新农村合作医疗等，这些医疗保险制度不仅减轻人们对医疗的负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医药人力资源市场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随着国际上一些国家对中医药治疗疾病的认同，也在逐步把中医药治疗纳入政府和社会的医疗保险范围，这对中医药人力资源走向国际市场起着极大地推动作用。
(二)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经济因素。综合国内外多年来的卫生服务研究结果，经济因素对医药卫生人力资源的影响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卫生服务需求不仅呈明显的正相关，而且还表现出一定的增量效应，人均GDP每增长1％，卫生服务消费则增加1.04％；二是在影响医疗服务的诸多因素中，居民收入水平在不同年龄，职业，性别，文化程度，婚姻及就业状况等组别中均是第一位影响因素；三是经济因素不仅影响卫生服务的需方，而且对卫生服务的供方也起着重要的影响。就卫生服务需方来讲，经济水平决定了居民的就医意愿，就医能力，就医地点等；就卫生服务供方来讲，经济水平决定了卫生服务的设备、卫生人力、管理水平和医疗质量。经济因素对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影响宏观观测指标可以从人均GDP和卫生费用占GDP比例测得。
综上所述，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发展的市场因素既有市场供需平衡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因素，它们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

四、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区域差异因素

(一)城乡差别因素。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的统计，1997年至2001年，全国农民卫生总支出占全国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6％左右，即20％的城市人口占用了80％的医疗资源和设施，80％的农村人口只占用了20％的医疗资源和设施，城乡在医疗卫生领域已经形成了巨大“剪刀差”。随着“新农合”医疗试点和不断推广，中医药人力资源出现了巨大的需求市场，政府应当及时采取激励政策让中医药卫生人力流向农村，培养中医药人力资源的高等院校也要密切关注农村医疗市场，大力培养适合农村的中医药人才。
(二)东、中、西部差异。东、中、西部地区的中医药人力资源区域差异导致我国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区域分布、人口拥有中医药卫生人力的不均衡。2002年－2004年，东部地区的中医药人员数量大幅增加，西部地区却急剧减少，数据表明西部地区的中医药人力资源大量流向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的城镇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状况、中医医疗环境、中医药人员待遇等因素可能是吸引西部地区中医药人员的主要原因。为减少区域差异对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影响，应当进行卫生事业改革，制定有效的区域卫生规划及卫生人力总量控制政策，以重新配置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分布。政府应当在尊重各省市区的中医药卫生人力的发展规律基础上，通过卫生改革和政策引导，使继续增长地区的中医药人力资源流向继续下降的地区，或使在可能增长的省市区减少增幅，而在预测中医药人力可能下降的地区要通过人才流动保持适当增加态势，从而使全国各省市区之间的中医药人力资源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发展趋势当中。
综上所述，只有当我们全面了解影响中医药人力资源的因素，才能够有针对性的从政策、体制和教育源头等方面去调控和解决这些影响因素，从而振兴民族产业，使我国的中医药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Ⅳ 宏观经济学经济水平的决定因素有哪些

（1）在长期，一国生产物品和劳务的能力决定着该国居民的生活水平。首先，GDP是衡量一国经济福利的一项重要指标。实际GDP衡量了该国满足其居民需要和愿望的能力。从一定程度讲，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GDP的水平和GDP的增长。其次，在长期，GDP依赖于劳动、资本和技术在内的生产要素。当生产要素增加和技术水平提高时，GDP增长。（2）在短期，总需求能够影响一国生产的物品和劳务的数量。虽然经济生产物品和劳务的能力是长期中决定GDP的基础，但在短期，GDP也依赖于经济的总需求，进而所有影响总需求的变量的变化能够引起经济波动。更高的消费者信心、较大的预算赤字和较快的货币增长都可能增加产量和就业，从而减少失业。（3）预期在决定经济的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居民和企业如何对政策的变化做出反应决定了经济变化的规模，甚至有时还决定着经济变动的方向。（4）在长期，总产出最终会回复到其自然水平上。这一产出水平取决于自然失业率、资本存量和技术的状态。（5）无论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承认，经济的长期总供给曲线是一条位于潜在产量水平上的垂直线。

Ⅳ 影响宏观经济的主要因素

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最主要影响因素：复合式通胀。详细的说是：
复合式通胀是指在形成通货膨胀的因素中，构成成份是综合而多元的，其表现是多种压力因素的共同作用和集成效果。在输入性通胀压力之外，受到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深层次原因和经济政策扭曲的影响，还表现出了货币性、结构性、成本推进性和理性预期型通货膨胀的特征。复合式通胀管理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首要问题，也是宏观调控的核心目标。

(一)货币性通胀是复合性通胀的基础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侵扰，2008年11月，我国紧急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相搭配的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中央银行在两年内向市场注入了17.65万亿的流动性，短期内导致货币供应量过大，形成了过量流动性，诱发了货币性通胀。至2010年末，我国M2的存量已经达到72.58万亿，按照年中汇率核算，接近11万亿美元，为当年度现价GDP规模的182%，为同期美国M2规模88535亿美元的124%。

(二)结构性通胀是复合式通货膨胀压力的具体表现

我国现阶段的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重要农产品和关键生产或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从粮食作物的期货价格来看，波动并不大。在食品中，生鲜食品的价格上涨成为推动食品价格总涨幅达到7.2%的主因，但其能够通过市场机制在短期内获得纠正，一般不会通过原材料市场向重要的制成品领域传递。因此，我国目前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仍属于独立结构层面的问题，尚未到引发全面通胀的程度。

居住类价格快速上升是我国当前结构性通胀另一个重要表现。2010年我国居住类价格上涨达到4.5%，为CPI达到3.2%提供了22%的支撑。而在居住类内部，水、电、气、装修等产品占到了整个居住类的95%以上。考虑到国家发改委暂缓了理顺能源、资源价格体系的改革，预计上述价格将在2011年保持基本稳定，尽管会带来一定的扩张性的支出驱动，但总体上尚未形成全面通货膨胀的风险。

(三)成本推进性物价上涨是引发全面通胀风险的主要因素

第4季度，我国重要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格持续快速上涨，涨幅达到10%以上，除燃油价格外，基本与国际市场同期价格上涨的时间和幅度保持一致。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成本推进性通胀的主要诱发原因来自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也即输入性通胀的延伸影响。

随着国内结构性通胀重心的转移，长期未能理顺的资源和能源价格体系的缺陷极易成为下一个结构性通胀的结点，也即，结构性通胀成为引发下一轮成本推进性通货膨胀的重要驱动力量，从而使我国当前的复合式通胀演化为全面通胀。目前，国内游资已经开始进入到价格控制相对宽松的中间产品市场和必需品市场，并开始向上述大宗商品市场转移，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

(四)共同理性预期的形成放大通货膨胀效应

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不同，社会公众对物价上涨的感知在2010年第1季度成为社会共同的对通货膨胀的理性预期。至第4季度，有73.9%的受访者表示“物价过高，难以接受”，而且持物价持续上涨预期的比例达到61.4%。随着CPI的快速走高，我国对通货膨胀的共同理性预期开始形成。理性预期带来的通货膨胀会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偏好、投资选择和社会菲利浦斯曲线，从而给宏观调控和人民生活带来新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