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经济如何

‘壹’ 供给侧改革和传统需求侧刺激需求有什么不同

最近，全国不少地方都相继发布了一些投资计划，一方面旨在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希望借投资新兴领域引领经济升级，厚植发展基础。不过，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投资计划也引起一些争论。有观点认为，既然强调供给侧就说明需求侧不重要甚至是过时的，因此政策的着力点应该都放在供给端。专家指出，这种观点忽略了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也割裂了供给与需求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是片面的。实际上，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还需供给、需求两端发力。

两端发力 标本兼治

在临床医学中，如果儿童生病时伴随高烧现象，医生往往会在其皮肤上擦拭一定浓度的酒精溶液，通过酒精挥发吸收热量来进行“物理退烧”。尽管这种“治标”的办法并没解决“高烧”的病灶，但却降低了患者的痛苦程度与并发症风险，为“治本”赢得了宝贵时间。

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之间的关系也与之类似。“其实，供给和需求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对立统一、紧密联系的，不能简单地割裂开来。具体来看，供给侧改革针对的是我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和体制机制问题，需求侧管理在当前则主要是稳增长。因为如果整体需求不足、经济失速，那么即使是新兴、优质的企业也会受到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金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指出，经济是一个整体系统，供给侧和需求侧只是人为的一种划分方式，改革中不可能只是单一侧的改革。

“当前，内外部的各种冲击让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下行压力，适当进行需求侧管理，有助于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必要的市场激励，避免出现‘债务通缩’现象。”金煜表示。

掌控节奏 精准定向

需求管理稳增长，投资要有好方向。如果把握不好节奏和力度，过度强调需求侧管理，可能形成“强刺激”，激化经济内在矛盾；相反，如果完全只看供给侧，则有可能错失良好的改革时机。

近期中央和各地出台的一系列投资计划当中，“稳增长”与“调结构”并举的态势十分明显。例如，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提出，2016—2018年拟重点推进铁路、公路、水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项目303项，以完善我国综合交通网络。再例如，湖南省湘潭市近日发布的投资计划中，智能制造、商贸物流、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生态环保等新经济成为了“主打方向”。

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对中国投资指向基础设施和高科技也表示赞同。他认为，相比很多发达国家，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完善，劳动生产率未得到充分提高与此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中国要向创新型经济发展，资本投资就要投向更高水平的技术创新。

那么，供需两端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具体又该如何把握呢？对此，金煜给出了3点建议：一是准确找出经济下行原因，使需求侧管理政策精准发力；二是货币政策制定的原则和流程可以进一步透明，从而使经济参与者获得稳定的预期；三是供给侧改革应该有序推动、狠抓落实，珍惜需求侧管理创造的改革机遇。

平稳转型 高质发展

事实上，去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时，已经明确了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作用和地位，即“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我们就是要通过供需二者的配合，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统一起来，促使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度过转型期，以最小的代价迈入高质量发展的健康轨道。

日前，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也指出，全球经济不景气、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西方国家的超低利率和中国的产能过剩，实际上为中国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机会。余永定提醒，如果在未来5年中能够根据“十三五”规划推进相关建设，我国不仅可以抑制经济的进一步下滑，而且能够为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如今中国消费者对价格的关注度在下降，而对质量的敏感度却日益升高。因此，我们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首要位置，就是要将经济发展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张立群对记者说，一方面，需求侧管理稳增长关键在于“稳”，要遏制经济下滑势头；另一方面，在需求侧管理见效后必须及时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牢牢守住“需求侧管理要服务于供给侧改革”这一根本方向，以免错失机遇或出现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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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失衡》（余永定）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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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见证失衡

作者：余永定

豆瓣评分：8.7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份：2010-6

页数：308

内容简介：

《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作为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作者十多年来一直呼吁遏制中国经济的双顺差，理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但却并不如愿。今日中美经济关系的严重扭曲，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作者当年的忧虑。《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遴选其三十多篇代表作品，以年代为序，试图表现作者一脉相承的见解，同时也表达了一个经济学家敢于反思研究历程并接受历史检验的勇气。

作者简介：

余永定；1948年生，广东台山人。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1998年至200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2004年7月至2006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着有Macroeconomic Analysis and the Design of Stabilization Polioy in China（牛津大学图书馆藏，1994年）、《我看世界经济》（三联书店，2003年）、《一个学者的思想轨迹》（中信出版社，2005年）等。

‘叁’ 你怎样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你认为应该怎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第一，这是一次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

现在有这么一种舆论，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的危机，或者把它叫做“华尔街金融海啸”。我认为不能这样看。虽然这次危机源于美国，而且由华尔街触发，但是这不是一次美国金融体系的危机，而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危机，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原因。

第一，从大的体系背景上说，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以后，世界的金融体系就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但是这个美元是受美国的黄金储备的约束的；世界各国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美元又与黄金挂钩；各国都可以按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比例向美国兑换黄金。但是，1971年由于美国经济走弱，黄金储备减少，无力兑现，美元兑黄金的比例开始浮动。到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正式终止了美元和黄金的联系。

第二，美国经济战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内部失衡，核心的问题是储蓄率过低。刚才提姆·赖特（Tim Wright）教授在演讲里面用了很多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近年来，美国的总储蓄率降低到接近于0 。于是，美国就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特性向全世界借钱，来维持一定的投资水平和高消费。

第三，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国货币当局在长时期内的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美国的资本市场。当1996年12月格林斯潘接受一些经济学家如耶鲁大学教授席勒（Robert Shiller）的的批评，在一次讲演中提出美国股市存在“非理性躁动”（Irrational Exuberance，现在往往被译为“非理性繁荣”）后，世界股价应声而落。纽约股价也下降了2%。从此以后，格林斯潘就不再提“非理性躁动”，而是转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结果形成了巨大的网络泡沫。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以后，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而且鼓励衍生工具的发展，放松对它的监管。90年代中期创造的一种衍生工具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简称CDS）到今年总规模已经到了60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的4.6倍，衍生产品总规模达到530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的40倍！

从短时期来看，美国经济显得很有活力。但实际上它所创造的大量“金融财富”只是纸面上的财富，甚至只是电脑上的一些符号，一有风吹草动，便会烟消云散。美国的这个深层的结构问题，通过美元的发行，五花八门衍生工具的出台，通过美国金融体系渗透到世界各国，使世界金融体系中充满了巨大的泡沫和黑洞。只要受到某种冲击的触发，都会引起世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次贷正是触发这一危机的引信。

第二，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和置身事外。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近来出现的困难是由“华尔街金融海啸”，或美国金融危机这一外生原因造成的。我认为这种判断并不准确。由于中国经济已经深深的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全球经济体系中积累起的种种问题不可能不在中国经济体系中有所反应。事实上，近年来人们愈来愈被中国经济日趋严重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所困扰。这里所谓的内部失衡，是指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而外部失衡，则是指国际收支的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虽然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正好相反，却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类似的缺陷，因而表现出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性。

从中国方面来看，事情的根源还要从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方式说起。这种从苏联学来的增长模式的古典状态，是靠高额资源投入，特别是高额投资来支持经济增长。虽然马克思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指出过，西方国家这种由投资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一定会造成利润率下降，工农大众消费不足，并导致资本主义的危机爆发，但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却把它确定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工业化道路。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引进了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它的极端形态，1958年的“大跃进”，使中国人吃尽了苦头。

改革开放以后，用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高增长而没有出现50年代出现过的严重问题，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在对外开放中采用了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来弥补的内需的不足。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在非农产业中找到工作岗位的情况下，利用发达国家储蓄不足、消费旺盛的格局，采取出口导向政策向它们出口，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无可置疑的积极影响。

但是，正如所有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在成功地执行了这种政策十多二十年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外汇存底大量积累，贸易摩擦和本币升值压力增加等问题那样，中国在本世纪初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进一步推进外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现它的市场化。东亚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的认识到了这种必要性。但哪怕是认识到了，由于调整原来利益格局的困难，使这种改革很难进行。就中国而言，2003年以后，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余永定教授等经济学家就不断呼吁实现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和升值，但这种意见很难得到政府领导和大众的认同。直到2005年7月，人民币才开始缓慢升值。由于存在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促成了热钱流入，更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在升值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采取入市干预的办法，大量收购外汇来抑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中国人民银行收购的外汇越来越多，收购的速度在2003年年初是每天平均收购约3亿美元，到了2005、2006年已经到了每天平均收购7、8亿美元。今年最高点是4月，每天约收购26亿美元。2006年10月国家外汇储备达到88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目前的国家外汇储备超过了1.9万亿美元。根据“克鲁格曼三角原理”（Krugman Triangle Theorem），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实行固定汇率，必然使货币政策失去了独立性。为了收购这么多的外汇，中国人民银行大致发行了15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形成了70万亿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虽然人民银行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对冲，但是很难把它冲完。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使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也形成了大量虚拟资产泡沫。股市和房市价格双双飙升。2007年11月，中国股票市场的静态市盈率（P/E）上升到60－70倍，股票总市值33.62万亿元（现在只剩下9—10万亿元）。

第三，金融海啸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其实，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暴露出来了。1995年中共中央全会要求在1996－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从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到效率拉动的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一直没有转变过来。21世纪最初几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已经完全收紧，粗放经济发展方式无法再续下去了。2003年以后，出口需求驱动造成的种种问题也日益显现。等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各种矛盾都同时暴露出来，就使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显得更加复杂和难于处理。

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形成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泡沫的情况下。金融海啸一爆发，美元资产减值，或美国公司回救母公司使美元回流，都会使中国金融体系中的虚拟资产突然消失，使流动性过剩转眼间变成流动性短缺。南方地区有些企业前几天还经营得好好的，资金链突然中断。

第二，我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高达35％，当其他国家特别是占我国出口20%左右的美国市场出现衰退，出口企业就会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做过一个分析，他们认为美国的增长率如果下降1%，中国的出口就会下降4个百分点。

既然金融海啸会对我们的金融体系造成这些直接、间接的各种各样的冲击，应该把这个困难估计得大一些，及时采取有效的对策。

第四，可以考虑的对策。

我们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去分析应当采取的对策。

短期对策

从国内看，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努力保持市场不至于崩溃。由于虚拟财富的大量消失，资产市场崩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股价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下降了70％以上，逐步释放了泡沫中的空气。现在更值得关心的是房地产市场。怎么防止突然崩盘，实现安全着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审慎对待。

从宏观经济政策来说，我的看法是在货币政策方面不宜于大幅度放松。当然，在流动性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为防止金融系统崩溃适当放松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也要防止过度放松。

在货币政策不宜于太松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松的财政政策来跟它搭配。此外还应该用一些不需要注入货币和增加市场需求的办法来活跃经济和防止中小企业大批歇业、倒闭。1998年面对东亚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中国政府除了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1800亿的国债投资以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植中小企业：要求经贸委建立中小企业司，统筹扶持小企业的事务；同时，要求各专业银行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的专门机构；决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可以上浮10个百分点；经贸委和财政部还帮助各地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这一系列的措施不需要花多少钱，但对支持中国经济抵御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最近期间国务院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解除劳动合同各种情形所作的归纳说明、浙江把“地下钱庄”的借贷活动“翻明”、“转正”等等，我认为都是很正确的措施。

另外，从对外政策上说，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比如说是不是应该趁此机会用人民币去取代美元，或者是前一段时间有些国家提出来要与美元脱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采取这样的办法，或者说是不是应该抛售美国国债。我同意一些学者的意见，覆巢之下无完卵。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国在稳定世界经济上有共同的利益。因此，我赞成中国政府公开表明的态度。这就是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通力协作，同舟共济，共度时艰。

长期对策

从长期来看，对国内经济根本的任务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这是造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中的一些由资源过度耗费造成的问题，对于环境造成的问题，由于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所造成的问题，以至于金融体系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在讨论“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以前出过两版，最近根据金融海啸以后的情况加写了一章，把2003年以来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特别是50人经济论坛在2006年7月的田横岛会议上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意见作了概括。

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有利于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新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有的人把它叫做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促其实现。对于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体系的问题，目前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比如说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形成地区的储备货币体系等等。有关国家应当对这些方案的利弊得失做深入的研究，进行讨论和协商。我想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给美元的发行套上笼头，置于某种国际监管之下，而不能没有约束。

第五，根本问题在于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建立能够保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体制。

前面讲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已经提出很久了。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个目标至今没有能够实现转变。“十一五”在这方面提出的变革方向、要求采取的实际措施是正确的，可是转变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主要的问题在于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性的障碍，其中最重要的障碍，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使政府官员能够运用这种配置权力，投入大量土地、资本等资源来营造所谓“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政绩目标。

为了实现产业提升，一方面需要对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和企业进行某些限制，另一方面应当加快新的、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和企业的发展，现在看来它们的发展远远跟不上需要。现在对于新增长点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中国技术人才不足，中国人创新能力差，不具备这方面的比较优势，产业提升还不现实。我不赞成这种消极悲观的估计。虽然中国技术人员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高，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有了很大量上的扩张，因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技术人员的绝对数早已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2007年研发经费也已经超过日本，占世界第二位。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考察表明，目前我国技术人员自主的发明为数不少，其中有些已经走到了前沿。但是这些发明的产业化，创造我们自己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却步履维艰。障碍在目前这种政企不分的体制。在许多重要的领域握有垄断权的企业压制创新，阻碍新技术的产业化。这方面的事例所在多有，报刊上也有一些报道。不改变这种体制状况，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就很难破土而出，得到应用和发展，产业提升也很难实现。

按照“十一五”规划，产业提升有两条主要的路径：一个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从简单加工向研发（ R & D ）、设计、品牌销售、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务的方向延伸；另外一个是发展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但是为什么服务业的发展缓慢呢？正如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所说，重要的原因是服务业较之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高得多，而我们的制度环境不够好，首先是法治没有很好地建立，使中国服务业的交易成本过高。

总之，中国要转变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有赖于改革的推进。经济改革、民主法治建立等改革的成败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前景。

‘肆’ 《中国经济新时代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epub下载在线阅读，求百度网盘云资源

《中国经济新时代》（吴敬琏）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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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经济新时代

作者：吴敬琏

豆瓣评分：8.8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2-1

页数：464

内容简介：

本书为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论坛”每年推出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品牌读物，汇聚了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研究专家，对中国经济各领域的深度解读与分析，涉及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风险、汇率改革、产业政策等多个经济热点话题，为公众解读中国经济多领域改革与政策。

书中既有对继续推进中国经济改革的宏观政策分析，把脉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又包含了对“三农问题”、中国制造业以及金融监管等关系到整体经济安全运行的具体问题的真知灼见，并在大量宏观经济数据的支撑下，给出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开创中国经济新格局的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

吴敬琏，着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金融、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的宏观经济稳定问题。

陈锡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许善达，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顾问、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伍’ 经济危机如何应对

应对经济危机，可以分为政府、企业、个人等三个层面。
1、政府层面。主要是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要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所以，这段时间以来，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来保持金融市场及整个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如股市政策、楼市政策、扩大内需的政策等。
2、企业层面。主要是保证企业不破产、不倒闭，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及空间。所以，这就需要企业从自身情况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或裁员、或减产、或加大投资、或加大研发、或开拓国内市场等等，关键是要保证企业能够渡过这次危机。
3、就个人而言。主要是保证自己不破产。所以，就要谨慎地参与股市、楼市的交易，就要谨慎的对待各种投资，就要谨慎地对待跳槽等。

‘陆’ 介绍一本经济杂志

《世界经济》月刊创刊于1978年，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共同主办。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共同主持的全国核心期刊评选中连续被评为中国“世界经济类”78种核心期刊中的第一名，在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政府决策部门和企业拥有众多读者。
2000年《世界经济》在国内出版的经济学期刊中率先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得到《经济研究》等多家刊物的响应，被《光明日报》等媒体誉为“直击学术腐败”，并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扬。目前，《世界经济》拥有将近200名审稿人，均为国内外最为活跃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世界经济》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的创新和实践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界学术规范的建立和学术评价的发展。
《世界经济》凝聚了国内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们最有创造力的工作就发表在《世界经济》。20年前，《世界经济》上就已经出现了厉以宁、余永定等经济学家的名字，而当时他们仍然是血气方刚的中青年。如今，《世界经济》上更是群星闪耀，她清新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生前最后一篇论文就发表在《世界经济》。20年后，从《世界经济》走出去的经济学家们带领中国经济学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从《世界经济》的作者中成长出中国的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目前，《世界经济》设有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地区与国别研究、中国经济、资本市场、综述等栏目，全方位追踪国际学术动向，展示中国经济学前沿。每年3月的《世界经济》专辑特邀国内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评点世界经济形势并展望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剖析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
《世界经济》的主编为着名经济学家余永定教授。余永定教授在牛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世界经济》的编辑部主任为着名青年经济学家何帆博士。何帆博士同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青年委员会主任、中央电视台财经观察员等职。他是经济学团队“博士咖啡”的核心成员并被誉为“京城四剑客”之一。

‘柒’ 余永定：国内经济反弹力度有所减弱，扩张性政策不宜过早退出

3月27日晚，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欧洲50人论坛（Euro 50 Group）、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共同主办“中美欧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主题聚焦“新地缘政治环境下的美元、欧元和人民币” 。

CF40学术顾问、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本次会议上分享了他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的看法，核心观点是：

去年二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强劲的反弹，但目前反弹力度有所减弱，同时2021年中国经济的财政货币政策趋于收紧。由于消费暂时还不足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基建投资仍应当继续，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宜过早退出。

余永定认为，对于当下中国来说，经济增长仍然十分重要。中国不需要过度关心通胀，泡沫可以用其他手段抑制，但是金融环境的脆弱性会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不足而加剧。创造就业也应当以经济增长为基础，财政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应当是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由CF40秘书处翻译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经济在疫情导致的戏剧性下跌之后，已经出现了相当强劲的反弹——2020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达到了2.3%，这个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很多其他国家。

尽管这样的经济表现让人满意，但是 2020年底也出现了一些经济反弹力度减弱的迹象 ，例如：去年12月消费领域的增长速度相比11月已经有所减弱，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被分解成三个部分：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这三个领域的投资力度在2020年最后几个月均有减弱的迹象。

由于2020年的低基数，市场预期2021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将会到达双位数。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充分发挥了增长潜力。 可以预期，由于2020年经济自第二季度以来的改善，中国经济在2021年的后三个季度中将会逐渐下降。

图1 中国经济消费领域同比增长情况

图2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领域同比增长情况

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目标为“6%以上”。我们不知道潜在的上限是多少，但可以肯定，如果仅为6%，则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事实上，如果同2020年相比，2021年GDP全年同比实际增速为6%，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还并未回归疫情之前的正常水平。

相比2020年，今年财政政策基调强调回归常态，货币政策也比2020年更加谨慎。政府并不想启用强势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其原因可能在于：第一，政府担心扩张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会放大金融环境的脆弱性。第二，政府希望为未来的风险保留政策空间。

从数据来看，同2020年相比，2021年中国财政政策会有一定的收紧：公共预算支出减少的同时，公共预算收入会增加，因此，2021年中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将比2020年的预算赤字有所减少。由于今年政府已经确定了6%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所以可以预期，今年中国的预算赤字与GDP的比值会降低。

此外，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并非十分宽松，从数据上看，中国的回购利率（如DR007）是倾向于收紧的，尽管收紧的幅度不是很明显。

根据政府到目前为止所发出的种种信号，总的来看，今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会有所收紧。

图3 中国政府公共财政及政府性基金收入情况

图4 中国政府公共财政及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图5 中国回购利率（DR007）

第一， 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较低，余地较大。政府制定的6%的经济增长目标下限不足以调动经济资源。假定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是6%，考虑到去年经济增长的基数较低，即便今年实现了6%的经济增速目标， 2021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仍然在潜在经济增速之下。

第二，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宜过早退出 。一些国内的经济学家担心，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能会带来不利后果，所以主张尽早退出扩张性政策。我以为，即便不考虑疫情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 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增长的恢复期（还未回到长期增长路径），过早退出将难以消除经济下行时期所产生的下行惯性和“磁滞”。

第三， 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稳定杠杆率，尤其是公共部门的杠杆率 。

第四， 中国不需要过于担心通胀问题 。事实上，目前国内的核心通胀率水平非常低。2021年2月的核心通胀率不到1%，而且在过去十年的相当大部分时间里，PPI指数一直处于负值。

第五， 中国可以用其他手段来应对资产泡沫。 政府不应该因为担心失去对资产价格的控制而停止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政府有很多其他的手段来控制资产泡沫。

第六， 经济增长速度不足会增加金融环境的脆弱性，而不是减少这种脆弱性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便经历过这种情况。

第八， 在目前的情况下，消费难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虽然政府希望能够促进消费，引导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现在经济增长前景还不完全明朗，居民收入的增长还不足以使他们完全消除对收入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首先考虑的还是补充、甚至增加储蓄；消费无法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所以，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需要 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 。2009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在40%以上。虽然这一增速确实过高，但中国2020年基建投资的增速只有1%左右。这一增速不能不说是过低了。在实现逆周期调节时期，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高于GDP增速是普遍规律。

第九， 拉动经济增长只靠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够的。 应该同时采取多种改革措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特别是地方政府，有足够动力对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积极反应 。

第十， 促进中国经济在2021年的高速增长，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其他国家。中国需要让自己的国际收支更加平衡。但也只有使GDP保持合理的增速，才能增加进口，改善贸易平衡。

‘捌’ 为了实现更好更快的经济增长，政府应该实行什么公共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正确
尽管目前各方对2003年以来央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有不同评论，余永定认为2003年到现在政策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有些问题的话，也是政策力度不够。因为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一个基本事实是实际增长速度高于潜在增长速度，尽管关于如何定义潜在增长速度仍然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但就大家达成的共识来看，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尤其是2007年差距最大。这种形势下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经济增长特点和短期经济波动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有两大引擎，一个是对外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另外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这两项在2007年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从历史数据看投资和净出口变动相对于GDP变动都很大，如果一个经济中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两块都极为不稳定，而且这两块变动的方向都一致，那么这个经济就容易产生比较剧烈的波动。换句话说，消费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一个变量，所以如果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很低，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很大，那么经济自然就会产生强烈的波动。
有些学者认为，之所以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由于央行采取了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余永定教授认为货币政策在什么时候转变以及转变力度如何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他认为将今年八、九月份以来经济增长率的急速下降归结为我们过去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有失偏颇的。
以钢铁行业为例，从实际数据可以看到，中国钢铁的急剧下降和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急速下滑是密切相关的，十月份中国钢产量减少了23%，钢产量由6月份的4700万吨下降到3600万吨，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也急剧下降，这充分说明了钢产量下降与外需下降密切相关。更直接的例子是钢产量的减少到底由哪个因素决定，数据显示9月份减少钢产量的53%直接来源于钢铁出口的减少。另外，除了直接出口的减少外，还有间接出口的减少，因为钢铁要用在集装箱业，船舶制造业，这些行业的出口需求的大量减少，也就造成钢铁出口的大量减少，所以总体而言钢铁出口减少对钢产量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是最主要的，占钢产量减少的60%甚至更高。同时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的下降也有一些作用，可以具体分析一下哪种钢生产量减少，发现用于建筑的钢材产量确实有所减少，但减少程度与出口减少的程度相比相对较小。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对钢产量减少的影响程度可能会逐渐增加，但从目前为止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出口的减少。
从钢铁行业的分析可以推而广之，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的急剧下滑主要是因为出口需求的急剧下降，同时投资需求增长率的下降也是主要原因。尽管很多人强调，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下降起到了很大作用，事实也确实看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到底起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仍然不能说这是最主要的影响。所以总体上看，这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可以说是紧缩政策和外部冲击的结合，由于我们采取了紧缩性的政策，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下降了，很多行业的投资增长速度也开始下降，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外部冲击造成的。而当初采取紧缩性政策就是希望让投资增长速度下降，让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所以应该说，当初的紧缩性政策也没有错，唯一可以讨论的是政策放松是否可以早一点，放松的力度是否可以大一点。
短期波动应对方法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让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不要下滑太快呢？余永定教授指出让经济增长速度不要下滑太快的政策应该有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改革，而不是使中国的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也不应该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进一步背离已经好转的方向。
很多人提出应该刺激投资和刺激出口，但他认为这两种主张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