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数字经济融合制造业

㈠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原因如下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当今时代，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重点领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需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挖掘数据价值，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因此，我们应当充分释放数据要素活力，发挥数据要素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一是提升数据供给质量。加强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数据资源标准体系建设。提升数据管理水平和数据质量，以实际应用需求为导向，适应不同类型数据特点，大力发展专业化、个性化数据服务，满足各领域的数据需求，实现数据资源高质量供给。二是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在加快构建数据产权、流通、分配等规则体系的基础上，重视建立健全数据资产评估、登记结算以及交易撮合、争议仲裁等市场运营体系，探索场内和场外相结合的数据交易模式，培育规范的数据交易平台与市场主体，加快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流通。三是创新数据开发机制。统筹公共数据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构建规范有序的国家数据开放共享平台。打破数据孤岛，释放数据红利，鼓励多方力量进行增值开发利用。在建立多样化的数据开发利用机制基础上，大力提升数据开发及应用水平。
加强技术引领，提升数字研发能力。坚持国家战略目标导向，明确主攻方向和核心技术突破口，重点研发具有先发优势的关键技术和引领未来发展的基础前沿技术。一是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瞄准量子信息、网络通信、集成电路、关键软件、智能硬件等战略性前瞻性领域，有针对性地开展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注重原始创新，重点突破“卡脖子”难题。二是培育数字技术研发人才。实施“互联网+技能”培训计划，支持校企共建高水平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开展数字人才技能大赛，打通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发展通道。加强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加快培育复合型“数字工匠”。三是打造数字技术研发平台。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的科技力量，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形成国家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汇智聚力推动战略性颠覆性技术向前发展。
深化产业融合，推进数字产业升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这就要求坚持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释放新技术对产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一是夯实数字基础。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推进基础设施智能升级，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算力、算法、数据、应用资源协同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为数字产业优化升级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强化技术应用。发挥“数字技术+应用场景”优势，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利用新技术对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发展平台赋能的新模式新业态。加快推进线上营销、远程协作、数字化办公、智能生产线等应用，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三是营造产业生态。加快营造数字赋能的产业生态，实施数字变革创新行动。发挥工业互联网产业新优势，推动链主企业建设产业链赋能平台。打造5G全连接工厂和全场景数字经济园区，探索全链条、整园区赋能增效路径，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产业升级。
完善数字治理，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一是加强数字经济监管。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明确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职责，开展社会、媒体、公众监督，建设行业自律机制。形成监督合力，改进监管技术和手段，探索建立适应平台经济特点的监管机制，有效打击数字经济领域违法犯罪行为。二是加快数字经济立法。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数据安全，建立数据安全管理、风险评估、检测认证等机制。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健全技术规则治理体系，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切实保障市场主体、从业人员以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三是推进多元主体治理。建立完善政府、平台、企业、行业组织和社会公众多元参与、有效协同的数字经济治理新格局，形成治理合力，鼓励良性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畅通和规范多元主体合理诉求表达和正常权益保障渠道，做好各类矛盾、问题及纠纷化解与预警工作，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㈡ 我国正在推行的3条主要数字经济战略是什么

各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积极推进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持续转型的重要力量，引起全球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各国政府正逐步推进“国家数字化战略”（NDSs），归纳起来，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数字应用上率先推动政府服务的数字变革，通过内化ICT工具和提供在线服务等，发挥先行引导作用。一方面，政府通过提供的培训和津贴等政策，推进电子政务，完成行政请求的在线处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政府不断通过文化资源数字化共享和图书馆在线阅览等措施，拓展数字资源深度应用。

第二，在改善数字创新的政策环境方面，OECD成员国主要对创新网络实施政策支持和提供更便捷的融资渠道。然而，针对波诡云谲的数字经济市场，各国政府在推进ICT或知识资本投资的创新政策方面，尚缺乏应有的重视。

第三，大部分OECD国家都已专门制定国家数字安全战略，加强保护个人隐私和网络安全。政府通过教育提升劳动者的数字素养，推进普及数字经济的专业化教育，使大众安全地使用信息技术；同时，政府也通过提高用户的数字安全风险意识和加强国际合作等措施，多管齐下，切实强化数字化安全。

㈢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一个文献综述

摘   要

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经济体正处于一个更先进更高级的经济阶段——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传统产业正不断向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发展。因此本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为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产业转型升级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一）数字经济的涵义

什么是数字经济？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是DonTapscott，DonTapscott（1996）在《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希望和危险》中指出，数字经济是“利用比特而非原子”的经济。[1]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各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及发展重点也大相径庭。

在中国，一般以2016年杭州峰会《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表述为准，提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同中国一样，韩国和俄罗斯也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活动，但是韩国对其的定义更为广泛，认为“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在内的所有信息通讯产业为基础的所有经济活动”；俄罗斯认为这种经济活动是用来保障国家利益的。[3]反观美国、法国，对数字经济的理解是基于数字经济的测算，美国对于数字经济的测算包括电子商务和数字服务两部分[4]，法国则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进行测算的。英国研究委员会（2010）对数字经济的理解着眼于产出角度，认为其是通过人、过程和技术发生复杂关系而创造社会经济效益。[5]澳大利亚则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通过互联网、移动电话和传感器网络等信息和通讯技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球性网络化的社会进程。[6]

（二）实体经济的涵义

次贷危机之后，各业界频繁使用“实体经济”，美联储从行业市场区分的角度将实体经济定义为除去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之外的部分。刘骏民（2003）却不主张这种做法，他认为实体经济是以成本和技术支撑的价格体系。[7]而成思危（2003）从物质生产角度对实体经济进行定义，他认为实体经济就是与具体的产品生产及为增加产品价值的经济活动。[8]

但对于服务业是否属于实体经济，学者们的争议不断。金碚（2012）认为实体经济应该包括一、二、三产业中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9]，所以金碚认为部分服务业也隶属于实体经济。同时，金融时报词典（Financial Times Lexicon）和经济术语（Economic Glossary）中都认为实体经济是一种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资源生产商品和服务一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的经济活动。吴秀生和林左鸣（2006）对此持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实体经济仅仅包括物质生产活动，[10]服务业不属于实体经济，应隶属于广义虚拟经济。刘晓欣（2011）则根据马克思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分类”来定义实体经济，她认为狭义的实体经济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但不包括服务业，但广义的实体经济包括第一、二产业，还有部分第三产业，如虚拟经济、高端服务业。[11]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基本理论

（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内涵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近几年才提出来，因此学者们对这个概念研究的不多，同时融合涉及不同方面、层次、内容，是一个极为抽象、宽泛的概念。其中于乐和潘新兴（2012）认为：狭义的是指数字信息技术与工业、农业、建筑业和商业以及相关的物质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广义的是指工业化的社会进程和数字化的社会进程相结合的进程。[12]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1、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

学界对于数字经济是融入而不是取代实体经济这一观点达成共识。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无疑奠定了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我国全面小康的目标不能片面的强调数字化，而应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出发，将数字经济融入农业、工业、服务业，整体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于乐，潘新兴，2012）离开了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数字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面，两者缺一不可。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闫德利（2018）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产物就是“数字化的实体经济”，它是数字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13]；邬贺铨（2016）基于数字经济就是数字化的工业经济、数字化的农业经济的理解，认为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14]。马云（2018）也指出数字经济本身就是实体经济，它们既非各自独立存在，更非相互对立地存在，因为只有拥抱了数字技术的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服务业、流通业，才是真正健康、有前景的实体经济。

2、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动力源泉

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基本呈一致观点，他们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驱动实体经济发展，是实体经济的动力与源泉。其中Brookes, Martin和Zaki Wahhaj（2000）通过观测电子商务对日本和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电子商务作为信息技术应用的典范，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15]另外，Georgion（2009）测算电子商务对英国、德国等13个西欧国家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电子商务通过提升公司市场表现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16]

王亚男（2011）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结合制造业的优势和不足，提出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不仅能改变制造业原有的增长模式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更能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寻找制造业新的增长点。[17]刘吉超和庞洋（2013）认为基于信息技术的制造数字化革命和分布式能源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将带来分布式、社会化、网络化的大规模定制的生产方式，形成分散、开放、合作的社会商业架构和商业模式，以信息化改造生产制造和经营管理全流程、通过服务化将经营重心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方向发展，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主要路径。[18]马化腾（2017）认为，“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但在不久的将来，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19]陈养才（2018）发现煤炭行业在两化融合的推动下，转型升级效果显着，具体体现在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产业技术得到升级、实现产业化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提高，煤炭绿色发展落到实处以及煤机装备制造水平提升。[20]

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进展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才开始信息化发展，所以国外学者直接探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问题比较少，多数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产业转型、企业发展之间的关联。KevinM.Stolarick（1999）认为将信息技术嫁接到传统产业、产品和工艺方面，会提高相关企业的生产率。正如Salvador和Ikeda所说，互联网可以通过信息透明化释放巨大的价值，大数据时代会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和组织间管理规则。

然而，Michael等（2001）认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并不一定能够直接增强制造业企业的竞争优势，对竞争优势的潜在贡献则是通过其对独特组织能力的开发和利用的影响。[21]

Anna Giunta和Francesco Trivieri（2007）通过对约1.7万家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并使用IT采用指数作为因变量，对这些公司进行了有序的probit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规模、地理位置、员工的职能构成、研发活动、分包、出口和企业之间的合作都是意大利中小型制造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的重要决定因素。[22]。

Moosa（2011）通过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和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现融合中的企业能够利用信息化网络来构建拓展生产模式，从而实现网络化、集约化制造，能够显着提升制造业和客户之间的联系，进而利用更加人性化的生产组织来降低经营风险。[23]

Concetta Castiglione（2012）使用translog和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估计1995年至2003年期间意大利制造公司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对技术效率(TE)的影响，结果信息通讯技术（ICT）投资对企业的技术效率（TE）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4]

（二）国内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企业效益或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上进行研究。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企业效益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各地区融合水平各有差异，导致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较大差异。

何帆和刘红霞（2019）利用A股2012～2017年数据考察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变革显着提升了实体企业经济效益，而且发现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降低成本费用、提高资产使用效率以及增强创新能力，可以有效实现企业数字化变革的经济效益提升。[25]李晓钟和黄蓉（2018）为研究分析了实体经济（纺织产业）与数字经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发展及其驱动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机理,基于产业融合理论，通过构建两大产业融合评价模型，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两大产业耦合协调度和产业融合水平呈正相关，同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纺织产业创新能力、出口规模及出口质量等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26]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为探讨“互联网+”对传统企业业绩的影响，采用201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并构建反映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的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显着提升了公司业绩[27]。倪萍（2013）基于重庆市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关联性分析，结果表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推动信息化建设，会显着加快重庆市服务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且后续作用会互相产生积极发展的影响，[28]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出之前，被称作两化融合，即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由于两化融合提出较早，国内学者对其研究较为丰富。主要研究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张亚斌等（2014）利用协调发展系数法和SBM-Luenberger指数法分别测度了区域两化融合质量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结果表明，重化工业化趋势不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区域两化融合质量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提高区域工业环境质量绩效，进而促使工业向绿色发展转型。[29]谷唐敏（2016）通过对全样本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进行回归分析我国30个省市2010－2014年考察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影响效果与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两化融合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呈现显着区域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但东、中两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却逐步减弱。[30]焦勇和杨蕙馨（2017）研究表明，两化融合耦合程度和增值能力、政府干预显着促进产业结构向合理化与高级化发展，同时发现不同区域融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着的异质性影响，而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呈现出正向影响。[31]刘桂林（2017）以基础环境、工业应用和应用效益三个测度两化融合水平的分指标探讨了两化融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基础环境和应用效益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相对显着，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提升应用效益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32]马欢欢（2018）分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两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着的正向效果，且作用最强；且不同区域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同，其作用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东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33]

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诸多问题。而我们只有充分了解认识融合发展中问题，并及时解决，才能够持续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健康发展。

（一）产业结构发展失衡

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应用，促进了一二三产业转型升级，但发现存在三次产业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第三产业数字经济发展远超一、二产业；而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极不不均衡；同时，数字经济生产领域技术、资源投入不如消费领域多，在创新、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变革上远低于发达国家。（鲁春从，孙克，2017[34]；孙克，2017[35]）

（二）传统产业转型压力大

数字时代的到来，给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但是由于许多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力普遍不足，存在着资金、技术和融合性人才缺乏，而导致缺乏创新，数字技术运用水平低下，以及涉及数字技术的领域其从投入应用到产生收益周期较长，亟需完善传统产业软硬件的基础发展。（严震，2018[36]；康伟，姜宝，2018[37]；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使得实体经济逐渐出现企业退出、不良资产积累等问题，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小的冲击，反过来因为融合后主体、行为、环节更为复杂，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导致无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便极可能波及整个经济。（孙克，2017）

（三）新旧动能转换支撑不足

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多数传统产业存在着高转换成本、搞试错成本和风险、大信息化投入、强资产专用性、长投资周期、等运用数字信息技术的动力不足问题；传统产业存在着较强的固化思维，使得数字信息技术子在实体经济中应用难度大，并且由于新兴产业刚进入，行业标准不够完善甚至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前进的脚步；由于传统企业内部大多信息化基础较差，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不足，使得企业内部基础无法与外部服务体系相协调。（方晓红，2019）同时，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会使得企业原因的生产方式、生产模式发展变革，会对传统产业相关部门造成不小的冲击，因此这些组织部门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变化，但据研究表明，这个适应性调整的时间，即从数字信息技术投入到产生收益所需时间为3-10年。（孙克，2017）

（四）高层次人才缺乏

数字经济产业在我国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精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知识的人才本来就缺乏，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便要求复合型人才，这远不能满足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特别地，对于依稀中小制造企业来说，由于缺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无法实现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生产制造产业完美的进行融合，从而严重制约了其发展。（方晓红，2019）同时，普通高校培养方向重理论、轻实操，课程设置跟不上企业实际需求。（康伟，姜宝，2018）

（五）自主创新能力差

近年来，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但是，从技术方面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只是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应用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强，而在生产领域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方晓红，2019）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来看，我国的技术创新力水平低下，其中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主要来源于国外。从目前来看，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并没有没有形成技术扩散后的吸收和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反而大多数企业基于眼前的利益，往往在引进核心技术后便进行模仿，以至于制造业产品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状态。（王亚男，2011）

五、总结性评述

（一）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研究，对我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直接研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文章较少，大多是研究信息技术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对两化融合研究相对较为丰富，然而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实证研究仍旧太少。但实证分析侧重于研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即基于整个国家或区域的视角研究产业间的转型升级，没有具体到某个省市、某个产业内的转型升级。由于我国各省份产业发展状况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各地区的主导产业不同，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具体产业的发展不具有针对性，相关建议适用性不强。

从目前文献来看，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大多基于“数字”或信息技术视角，从经济视角的较少，并且由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是2016年才提出来的，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咨询机构、互联网企业等相比学者来说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其中具体的细分领域入手进行的实证和案例研究较多，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较少。

（二）展望

数字经济发展历史并不长，且仍处于初级阶段，未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容融合发展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加强相关理论与实证的研究。理论方面，今后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本质与内涵，来挖掘数字经济的价值对传统产业的作用机理，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出明确的道路；实证方面，今后的研究可以具体到省市的具体产业为研究对象，分析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水平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具体作用，以弥补目前研究领域的空白。

同时，现今的研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测定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但是缺乏系统的关于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测度的指标，因此今后应注重融合的测度及评价。因为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是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不仅可以准确把握数字经济的特点，还充分考虑到实体经济的结构特征。此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正是为了反映两者融合的成熟度，从而可以指标帮助企业及政府有效找出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今后研究中的一大重点，应该分别构建一套完备、系统、权威的总体评价指标模型和反映区域、各行业的评价指标模型。

参考文献:

[1] Don Tapscott. 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in the age of network and intelligence. Vol.1.NewYork:McGraw-Hill，1996.

[2]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Экспертногосоветапр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поразра боткепрограммы《Цифроваяэкономика》.23января 2017г.Цит.поэл.версии http://open.gov.ru/events/5515775/ .（2017.2.27）.

[3] ErichH.Strassner，BEA Advisory Committee.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EB/OL].  https://bea.gov/about/pdf/Measuring%20the%20Digital%20Economy.pdf .

[4] UKGovernment，Digital economy act2010[EB/OL].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10/24/contents .

[5] Australian Government.National digitale conomy strategy[EB/OL].  http://www.nbn.gov.au/digital  economy strategy.

[6] Brookes,Martin,Zaki Wahhaj. The Shocking Economic Effect of B2B[M]. Goldman,Sachs & Co. Global Econimics,Februrary 3.2000.

[7] Georgiou,M.N. E-Commerce has a Pos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 Panel Data Analysis fou Western Europe [R].2009.

[8] Haltiwanger J, Jarmin R S.Measuring the Digital Economy[J].E.byrnjolfsson&B.kahin Understanding the Digital,2000.

[9] Bo C.The Digital Economy:what is new and what is not[J].Structural Change&Economic Dynamics,2004,15(3):245-264.

[10] Michael J Zhang, Augustine A Lado.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a competency －based view[J]. Technovation,2001,21(3).

[11] Anna Giunta, Francesco Trivieri.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evidence from Italian manufacturing firms[J]. Applied Economics,2007,39(10).

[12] Imad Moosa. On the U.S.－Chinese trade dispute[J]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2011,34(1).

[13] Concetta Castiglione.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ICT investment in Italian manufacturing firms[J]. Applied Economics,2012,44(14).

[14] 引用自《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15] 刘骏民. 虚拟经济的理论框架及其命题[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34-40.

[16] 成思危. 虚拟经济探微[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23-28.

[17] 金碚. 全球竞争新格局与中国产业发展趋势[J].中国工业经济,2012(5):5-17.

[18] 吴秀生,林左鸣. 以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定位“新”经济[J]. 经济体制改革,2006(2):12-16.

[19] 刘晓欣.个别风险系统化与金融危机——来自虚拟经济学的解释[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4):005.

[20] 于乐,潘新兴. “两化融合”相关问题研究综述[J]. 价值工程,2012,31(14):148-150.

[21] 闫德利. 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经济,其主体属于实体经济[J]. 中国信息化,2018(06):99-100.

[22] 邬贺铨. 邬贺铨:数字经济就是实体经济[J]. 南方企业家,2016(12):18.

[23] 王亚男. 两化融合中我国制造业的机遇、挑战与发展[J]. 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02):75-82.

[24] 刘吉超,庞洋. 两化融合背景下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路径[J]. 未来与发展,2013, 36(11):69-73.

[25] 马化腾.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野终将消失[J]. 中国经济周刊,2017(18):82-83.

[26] 陈养才. 深入推进两化融合促进煤炭工业转型升级[J]. 中国煤炭工业,2018(06):8-12．

[27] 何帆,刘红霞. 数字经济视角下实体企业数字化变革的业绩提升效应评估[J]. 改革,2019(04):137-148.

[28] 李晓钟,黄蓉. 工业4.0背景下我国纺织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基于纺织产业与电子信息产业融合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8(2):21-31.

[29] 杨德明,刘泳文. “互联网+”为什么加出了业绩[J]. 中国工业经济,2018(05):80-98.

[30] 倪萍. 两化融合对现代服务业影响的统计研究[D]. 重庆工商大学,2013.

[31] 沈裕谋,张亚斌. 两化融合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7(03):70-77.

[32] 谷唐敏. 两化融合对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与区域差异[D]. 江西财经大学,2016.

[33] 焦勇,杨蕙馨. 政府干预、两化融合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2003-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J]. 经济管理,2017,39(06):6-19.

[34] 刘桂林.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能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现代管理科学,2017(10):48-50.

[35] 马欢欢.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D]. 上海师范大学,2018.

[36] 鲁春丛,孙克. 繁荣数字经济的思考[J]. 中国信息界,2017(02):32-35.

[37] 孙克. 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变革、问题与建议[J]. 世界电信,2017(03):31-36.

[38] 严震. 四川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问题初探[J]. 四川省情,2018(09):3-64.

[39] 董浩,韩文泉. 山东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研究[J]. 山东纺织经济,2019(03):5-7.

[40] 卢永真,杜天佳,王佳佳,袁雪. 实体与数字经济融合助推高质量发展[J]. 国家电网,2019(02):24-25.

[41] 张丽哲.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评价的差异分析[J]. 改革与开放,2018(24):37-39.

[42] 严震. 四川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问题初探[J]. 四川省情,2018(09):63-64.

[43] 倪晓炜,张海峰.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路径[J]. 中国电信业,2018(08):75-77.

[44] 周士跃. 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融合问题研究综述[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8,20(03):72-75.

[45] 杨德明,刘泳文. “互联网+”为什么加出了业绩[J]. 中国工业经济,2018(05):80-98.

[46] 王春晖. 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石[J]. 通信世界,2017(33):9.

[47] 许旭.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新模式与新路径[J]. 中国经贸导刊（理论版）,2017(29):49-51.

[48] 司晓,孟昭莉,王花蕾,闫德利. 数字经济:内涵、发展与挑战[J].互联网天地,2017(03):23-28.

[49] 陈畴镛. 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建议[J]. 决策咨询,2017(01):11-12.

[50] 康伟,姜宝.数字经济的内涵、挑战及对策分析[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20(05):12-18.

文章写于2019年6月，仅供参考！

㈣ 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带动实体经济创新

在论坛上，多位嘉宾表示，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要以数字经济引领带动实体经济的创新，为传统产业注入新活力。

工业互联网是数字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也是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重要载体。浪潮国际有限公司副总裁杨良表示，浪潮在此次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了工业互联网平台M81，要围绕云和数构建企业“大脑”，发展智能制造，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比如，此前中储粮和浪潮合作搭建了全球最大的智能粮库系统，粮库能自动判断、控制仓储设备的开闭和运转，让国家掌握粮情周期由15天缩短为3天。

㈤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原因有哪些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原因有信息密度空前增加、从消费到生产领域依次深入、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一是信息密度空前增加。数字经济产生的前提是数据信息或数据资源若干个数量级的提升。与数据增加相伴随的是节点之间网络式连接的形成，这大大提升了整个世界的连接程度。当实体被镜像化以后，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从空间和时间上进行优化。信息密度的增加，网络式的连接，空间、时间的优化，这可能是数字技术应用到实体经济并转化为数字经济后需把握的几个关键性变量。
1、二是从消费到生产领域依次深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以下简称数实融合）开始于消费领域，尤其是面对消费者的零售领域。之所以始于零售，是由于个人交易过程尤其是决策过程较为简单。在通过支付平台解决信任问题后，商家对消费者的交易成本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这种形态的数实融合迅速发展，并对整个零售环节的商业组织带来较大冲击，原有组织结构解构或者重组，形成一种新的商业形态。如果说进军消费领域是数实融合的上半场，那么下半场就是进入生产领域，也就是面向商家。相比于对消费者模式，对商家模式在交易费用和交易环节上会发生很大变化，比如，交易费用将大幅提升、交易环节更加复杂。生产领域的数实融合值得深耕，而且能创造更大价值。
2、三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预测技术、区块链技术等在数实融合中的作用越来越强。时间序列预测从传统的机器学习方法转向基于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在效能优化方面具有很大潜力。例如，利用深度学习进行高频模拟，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和把握外部世界运转状况。基于去中心化特征，区块链技术在防止欺诈方面可以发挥较大作用，为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提供有利手段。

㈥ 面向未来,我国将从哪些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800

面向未来，我国将从以下方面推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

第一，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第二，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以5G网络、全国一体化数据中心体系、国家产业互联网等为抓手的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要全面推进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软件企业，重点突破关键软件，推动软件产业做大做强，提升关键软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第三，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当然，要脚踏实地、因企制宜，不能为数字化而数字化。

第四，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要聚焦战略前沿和制高点领域，立足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完善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加速产品和服务迭代。

要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重点领域，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构建自主可控产业生态。要促进集群化发展，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

第五，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要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要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堵塞监管漏洞，提高监管效能。

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要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要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

第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完善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职责，分工合作、相互配合。要改进提高监管技术和手段，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

要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设行业自律机制。要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

要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重点加强数字经济安全风险预警、防控机制和能力建设，实现核心技术、重要产业、关键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头部企业等安全可控。要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

㈦ 数实融合是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新京智库

那么，数实融合 前有哪些新趋势，为了更好使数字技术助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在哪些 继续投 、 持？就此，新京报新京智库举行“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研讨会，邀请多位知名专家学者与会探讨。

数字企业找准自己的定位很关键

国家标准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表示，在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上，互联网企业以及数字化经济企业、数字技术企业，将会起到重要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数字企业还得找准自己的定位，实体经济企业是主体，数字经济企业如何能够更好与实体经济企业合作，这是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点。

在邬贺铨看来，数字企业与实体企业需要找到“共同语言”，不能你谈你的，我谈我的。

数字企业和实体企业间如何能找到“共同语言”，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认为，从现在的发展趋势上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结合正在加快，甚至正在形成新的突破。数字技术企业的积极性很高，实体经济企业积极性也在提高，关键是双方要加强沟通、加强协作，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然后带动双方更深度的协作和发展。

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看来，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融合，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政府要大力推动，因为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包括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政府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

中国科学院 科技 战略研究院产业 科技 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余江也表示，现在整个数字化技术、数字技术体系跟十几年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实体经济中，除了龙头企业在积极地做数字化生态 探索 ，互联网 科技 企业也在把扩大数字化生态来作为数实融合的抓手，这个形势是十几年前所没有出现的。

在中国社科院 财经 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研究室主任李勇坚看来，增强企业数字化也好，数实融合也好，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大家共同的耦合、共同进步、共同提升效率，这样才能够进一步把数字化生产力的潜力发挥出来。

生产各环节需整合到共同的网络化链条里

邬贺铨表示，经过几年的 探索 ，发现数字企业要进入到实体经济企业里，门槛相对还是比较高，没有想象那么容易。尤其是习惯了消费互联网的企业，遇到了实体经济企业，不是简单的一个数字化解决方案就能通用，因为实体经济企业往往具有个性化特征。

张占斌认为，跟国外大的互联网巨头比，我国有些产融结合企业离世界级的标准还有差距，打造一批世界级的数字产业集群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数字经济龙头企业发展起来，着力打造数字的产业集群，才有可能带动中小企业发展，也才有可能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制造业企业、单项冠军企业。

对于中小企业如何进行数字化转型，聂辉华表示，中小企业要实现数字化，一是通过平台赋能，二是进入一些数字化园区。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做一些基础工作，这样企业进来之后，很快可以接入系统，但是这样也不能完全解决很多中小企业的个性化需求问题。

除了中小企业个性化问题，余江也认为，在很多重要工业领域的操作系统上，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这些重要的工业操作系统都被一些国外的公司垄断，包括一些重要领域上的操作系统，以及一些关键的工业软件。

企业数字化转型、实体经济数实融合的核心问题在哪里？李勇坚认为，数字化转型需要将企业的从研发设计到企业的加工制造、营销服务等环节都数据化，然后整合到一个共同的网络化信息平台或者一个网络化的信息链条里面，这样耦合效率更高，互动的频率更高，可共同提升整个产业链的效率。

在这个方面，广州有一家叫智衣链的服装厂就做得很好。服装厂的背后，有30多家的供应商、代工厂，供应布料、扣子、拉链等等。过去主要是通过电话与个人微信等方式沟通，效率低下，现在通过企业微信的“上下游”连接功能，智衣链把30多家供应商，从定布料，到裁床，到车缝，再到质检，入库与发货等各个环节的信息流和业务流都进行了打通，这些环节的所有数据，都会同步到企业微信工作台的一个应用上。

数实融合是实现产业链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邬贺铨表示，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实际上不仅仅是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数字化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还会诞生出新的产业、新的模式。首先体现在产品上的数字化跟实体技术的融合，比如现在的智能网联车，其实际上在 汽车 上增加了很多车联网的新技术。

张占斌认为，政府要为整个数实融合创造优质的环境。包括支持一些具备强大数字技术能力的新兴实体企业来发展成标杆企业，推广一些典型的应用场景，发挥这些实体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升级中对中小企业的带动作用。各个省份也可以遴选一批创新型企业，培育一些数字经济领域的独角兽企业，然后给予适当的支持。

在余江看来，数实融合是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应对外部环境很多不确定挑战的必由之路。应该鼓励企业创新主体跟国家长远战略需求同频共振，让企业能够真正愿意沉下心来长期做数实融合，让各个企业都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真正的价值收获。

“这些东西从经济学上说可能是属于公共产品，那谁来提供？提供以后谁来维护？谁来改进？” 李勇坚认为这些问题都是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

编辑 | 柯锐

校对 | 李立军

㈧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什么深度融合

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

新征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

第一，注重实体经济重要作用的产业体系。产业体系是实体经济的基本支撑。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基，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实体经济意义更为巨大。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

第二，实现主要生产要素协同作用的产业体系。科技创新是驱动现代经济增长的根本要素，是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根本力量。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科技创新作为根本动力引擎，驱动和引领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第三，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物质技术成果的产业体系。历史上的每一次产业革命都通过主导性技术的突破性发展及应用，引发产业的深刻变革。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第四，实现产业深度融合的产业体系。在现代技术创新推动下，产业融合成为产业发展演进的重要趋势，也构成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

第五，绿色低碳型产业体系。绿色转型是我国产业体系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成色。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

第六，开放、共享型产业体系。近年来，尽管经济全球化进程受挫，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态势明显，加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产业分工受阻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现象。

㈨ 什么是数字经济,怎么发展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 作为经济学概念的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作为一个内涵比较宽泛的概念， 凡是直接或间接利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 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都可以纳入其范畴。

发展数字经济：

第一，开展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要推动“5G+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开展“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试点示范。

第二，开展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行动。要保障数字化供给，推动资源和能力共享，分行业培育一批数字化示范标杆企业，带动更多行业和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三，推动其他产业和领域数字化发展。推动智慧农业建设，培育“互联网+”订单农业。推动智能交通建设，打造“畅行龙江”信息服务体系，提升交通出行服务品质。

第四，加快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完善产业顶层设计，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哈尔滨新区要努力建设成为全省数字产品制造业核心区。

第五，做优做大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鼓励专业化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发展，加快提升软件业设计开发和信息技术服务水平，要面向企业数字化赋能需求大力发展数字服务业。

第六，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和应用，打造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装备制造、原材料、食品等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场景的应用及其服务能力。

㈩ “十四五”期间，制造业要如何完成数字化转型

国务院日前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展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坐落于鹭岛的厦门攸信信息化技术有限公司针对制造业生产运营痛点，自主研发了一套信息化系统，驱动制造业数字腾飞，集成制造数据管理、仓库管理、质量管理、生产追溯、设备管理、供应商管理、生产计划管理、看板管理、生产过程控制等管理模块于一体，研发了一套面向制造业执行层的uMOM制造运营系统。

以完备的数字生产运营体系，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协同政策方针，助力制造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由点及面向全业务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延伸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