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的经济怎么样

❶ 孙吴县的经济

孙吴已被黑龙江省和国家确定为商品粮、大豆出口、大豆超早熟种子基地和亚麻生产基地。
2013年，孙吴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104786万元，同比增长5.3%，其中，农业产值86725万元，同比增长4.5%，林业产值2955万元，同比增长16.3%，牧业产值13156万元，同比增长11.1%，渔业产值525万元，同比增长20.7%，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1425万元，同比增长5%，。农林牧渔业实现增加值45219万元，同比增长5.3%，其中，农业增加值35262万元，同比增长4%，牧业增加值7098万元，同比增长11.3%。林业、渔业、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2%、20.7%、5.1%。 1932年日军侵入时，孙吴镇一带人烟稀少。北黑铁路通车后，随着侵略者军事基地的建设，抓来大批劳工，加上自流人口大量涌入，私营手工业迅速兴起。伪康德8年（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全县共有铁木、服装、皮革、鞋帽、钟刻等11个行业、78家作坊。从业人员271人，拥有资金（伪币）191700元，年产值599900元，这些作坊多为4—8人。最大的为周新所设大兴鞋帽厂，雇工26人，有资金1万元，年产鞋帽5000双（顶），产值5万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手工业日渐萧条。1945年光复前后，作坊大部分关闭。
2013年末，孙吴县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家。
2013年，孙吴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74511万元，同比增长24.5%；其中：轻工业完成产值65953万元；重工业完成产值8559万元。从经济类型看，国有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978万元；股份制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73533万元。 孙吴县商业发展较晚，清代、民国年间，境内人烟稀少，交通闭塞，只有黑龙江开航期间，过往商人到沿江村屯推销生活日用品，购买农副产品。
伪大同元年（1932）秋，日军入侵孙吴，曾家堡逐渐形成商业中心。伪康德2年（1935）北黑铁路通车后，商业活动中心移到孙吴街（今孙吴镇）。主要商店有瑷珲县在孙吴设的分号永茂东、旭东、盛永；奇克县在孙吴设的分号世昌泰、福瑞祥；日本人经营的南海洋行、久真洋行、林谦株式会社等商号。主要经营百货、日杂、布匹、服装、副食等商品。1937年至1941年正值孙吴建县初期，加之日军大搞军事基地建设，商业迅速发展起来。孙吴街内店铺达200余家，五金业最兴盛。大商号集中在瑞钟街（今文化街）和延清街（今中央大街），主要大商号有：经营日用百货、日杂用品、服装、布匹的和盛永、福瑞祥、永茂东、和顺隆；经营五金的大隆、协和昌；经营水产、副食品的北满、林谦（日本人经营）、光天东等。有饭店20家，旅店19家，照相馆6家，药房14家，理发店9家，肉铺5家，浴池1家。另有家庭杂货铺、固定摊床、小商贩近百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孙吴县商业日渐萧条。
2013年，孙吴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4370万元，同比增长14%。县级43500元，同比增长14%；县以下10870万元，同比增长13.9%。批发零售业实现零售额44620万元，同比增长14.1%；住宿餐饮业9750元，同比增长13.6%。

❷ 三国吴国经济

以下资料来自网络：
吴国:造船业发达,吴国船队达夷洲(台湾),加强了内地和台湾地区的联系
吴国经济政策：孙权统治时，江东经济有显着发展。主要靠航运。江南也出现了象吴郡的顾、陆、朱、张那样的占有大量土地和童仆，而且各有门风，世居高位的大族。他们和世袭领兵的武将同是孙吴政权的主要支柱。

❸ 孙吴的经济

尽管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人重视对江南的开拓，但真正意义上第一个振兴江南经济的，毫无疑问地是孙吴，孙吴直到灭亡时还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也是后来的东晋和南朝选择在三吴地区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吴的经济活动为后来经济重心的南移作了一定的准备。 孙权很重视农业的生产。大约在汉建安七年至建安八年间，孙权开始推行屯田。孙吴的屯田分为军屯、民屯两种，采用军中编制，设置典农校尉、典民都尉、屯田都尉等官职管理屯田事务。屯田兵且耕且战，屯田户只种田，免除服役。226年（黄武五年），孙权还采纳陆逊的建议，扩大屯田面积，并将自己驾车的牛由八头减为四头，用于耕地。他还身为士卒先，亲自耕田，“与众均等其劳”，这些作为大大鼓励了士农的情绪。
在今浙江境内开辟有海昌、上虞、新安等屯田区；在湖滩大规模开垦土地，建立了毗陵、湖熟、溧阳、江乘、于湖、赭圻等屯田区；用南迁人口建造了金宝圩；在长江中游建立了浔阳、阳新、武昌、陆口、江陵、长沙沤口等10余处屯田区。这些措施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皖城的屯田基地有屯兵数千家，而毗陵的屯田民则有男女数万口。孙吴屯田的规模可观，且多用牛耕，耕作技术也较先进。 吴大帝孙权时期，疏凿长广溪；在句容修筑赤山塘水利；在建业附近凿娄湖灌溉农田；在乌程建有皋塘、孙塘等水利工程。 筑东兴堤，以遏巢湖水。 吴景帝孙休时期，从吴兴城北到长兴修筑太湖长堤几十里，防止湖水泛滥淹没农田。在江北的皖城凿石通水，灌溉稻田。在长江中游地区，引长江支流富水、巴水、澧水支流涔水灌溉农田。
破岗渎，孙吴迁都建业时，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加强首都与主要经济区太湖流域的联系，于245年（赤乌八年）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以通吴会舰船，号破岗渎。这条运河起自句容小其，横越高阜，东通云阳西城，与原丹徒水道衔接；西连淮水，直抵建业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 丹徒水道，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间的运河。秦朝始凿，初无闸坝设施，地势高仰，河水易于走泄，航行不便。孙吴末年修治丹徒至云阳水道，因杜野和小辛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而罢。 造船业 孙吴时期，孙休曾在建安郡侯官设典船校尉，又称曲郍都尉、曲那都尉，负责率领刑徒造船。 。其战船有的上下五层，有的还能容纳士兵三千人。 青瓷业 青瓷业也在东汉釉陶制造基础上走向成熟。三国时期，青瓷器在产量、种类和质量上都比东汉时期有明显提高。
吴国时，青瓷器主要产地包括如今浙江宁波、绍兴、温州及金华等地区，其原料为一种含石英、高岭、绢云母类型的伟晶花岗石风化后的岩石矿，风化程度高，含有较多的高岭石矿物。这种瓷土含铁量较高，是烧造青瓷器的理想原料，与石灰石配制而成的石灰釉，光泽好，透明度高。 铜铁冶铸业 铜铁冶铸继承东汉规模而有发展规律。武昌和会稽是孙吴的两个手工业中心。武昌的铜铁器和刀剑大量地运到建业来供应王公贵族们使用。
孙吴的青铜镜制造业最为发达，这得益于中国东南部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从东汉中期起，会稽郡（相当于今浙江东部）就成为了青铜镜制作的中心。 纺织业 纺织业以葛布、越布最为精致，其柔软程度甚至超过罗纨。孙吴还盛产“八蚕之锦”； 孙吴宫廷内的织络作坊拥有上千的生产者。 这些都说明江南的丝织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 孙吴曾大量铸造大钱，236年，开始铸造“大泉五百”大钱；238年，铸造“大泉当千”大钱。此后又铸造“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
“大泉五百”、大泉当千”较为常见。筹文不作钱而作“泉”，与史文为少异。
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不见于正史，鲜有记载，铸造时间较大泉当千要晚。大泉二千虽然罕见，但在广东、浙江有文物出土；大泉五千却十分罕见，存世极少。铸于三嗣主时期。 在孙吴之前，新朝王莽首铸大钱，吴的大钱与王莽铸造的大钱“大泉五十”应为一脉相承。孙吴大量铸大钱导致通货膨胀程度严重。
铸大泉五百之前，已有“铸铜”的记载， 所以早在东汉末吴地已经开始铸造货币。因此，孙吴可能于铸行大泉五百之前，有铸造五株或“大泉五十”之举。 道教 孙权信仰道术，与诸多方术之士交往甚密。主要人物为吴范、刘惇、赵达。而被后世尊为道教天师的葛玄也与孙权有过交往。
吴范，字文则，会稽上虞人，研究历数，知晓气候；刘惇，字子仁，平原人，知晓天文、懂得占卜，有“神明”之称；赵达，河南人，研究九宫算数用于预测，深得奥妙。 以上三人均善于推测、计算，凡是遇到各种征兆，三人都能准确推算变化，并参与军政活动，在当时受到人们的赞誉。 佛教 建业是三国时期的佛教重镇，孙吴的佛教中心。佛教虽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东汉、魏朝、蜀汉、孙吴及西晋等政权明令禁止汉人出家为僧，汉至西晋间僧人大都是西域胡人，但是也有汉人不顾禁令出家为僧。
三国时期，高僧支谦、康僧会先后来到孙吴，受到吴大帝孙权的推重。孙权为康僧会建造了建初寺。建初寺亦称佛陀里，为中国历史上江东地区的第一座佛寺，对孙吴乃至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吴末帝孙皓时，曾设定法令要求废止不合礼制的祭祀，并打算毁掉佛寺。最终康僧会劝说孙皓改变意图，孙皓大力弘扬佛教，修缮寺庙，并要求宗室信奉佛教。在孙皓推动下，孙吴佛教得以进一步发展。
支谦，字恭明，月氏人。汉灵帝时来华。深通梵典，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称。汉献帝末年，逃避兵火来到江南，从事译经工作。支谦得到孙权的支持，并被任命为博士，辅佐太子，足以说明孙吴对佛教的重视。译有佛经《维摩经》、《法句经》、《无量寿经》、《中本起经》等。
康僧会，康居人，世居天竺。247年（赤乌十年）到达建业，传播佛教。康僧会先后译有《六度集经》等。 孙吴的书法文化繁荣，书家层出不穷。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皇象。
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孙吴书法家。工书，尤善章草、八分书，着有《论草书》，代表作有《急就章》、《文武将队帖》、《天发神谶碑》等。
孙吴的皇帝中，孙权、孙休、孙皓等均在书法史中保有一席之地。孙权与孙皓在唐代张怀瓘的《书估》中被列入第三等， 与谢安、王导同列，明代杨慎《法贴神品目》载有吴大帝黄武二年刻字，在杭州粟山；孙权擅长善行书、草书。孙休也擅长书法；孙皓擅长行书、隶书、小篆和飞白， 其书法被庾肩吾评价为“体裁绵密“。
孙吴擅长书法者还有张纮、张昭、周瑜、贺邵、苏建、朱育、诸葛融、沈友、张弘等。
孙吴的着名碑刻主要有《天发神谶碑》、《葛府君碑》、《禅国山碑》、《谷朗碑》，被称为“吴碑四种”。 孙吴的着名画家有曹不兴、赵夫人等。
曹不兴是文献记载中知名最早的佛像画家。他擅长写生与绘佛画，被誉为“佛画之祖”，着名作品有《维摩诘图》、《释迦牟尼说法图》等。
赵夫人，是孙吴丞相赵远之妹，善于书法绘画，成就颇高。相传，赵夫人曾将自己所画的地形图交给了孙权，而且还在方帛上绣上五岳列国地形图。赵夫人的绘画实开后世山水画之首，在当时影响也很大，彼人们誉为“针绝”。 长江以南许多着名建筑始建于孙吴时期，最早多用于军事及宗教用途。
“江南三大名楼”中的黄鹤楼及岳阳楼系孙吴时期所造。黄鹤楼始建于223年（黄武二年）。根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孙权始筑夏口故城，“城西临大江，江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建。三国时期黄鹤楼只是夏口城一角了望守戍的“军事楼”，晋灭东吴以后，三国归于一统，该楼在失去其军事价值的同时，随着江夏城的发展，逐步演变成为官商行旅“游必于是”、“宴必于是”的观赏性建筑。
岳阳楼则始建于220年前后，其前身相传为鲁肃的“阅军楼”，东晋南北朝时称“巴陵城楼”。
南京的着名六朝遗迹石头城全长约3000米，211年（汉建安十六年），孙权迁徙治所到秣陵（今江苏南京），第二年，在石头山金陵邑原址筑城，取名石头。扼守长江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有“石城虎踞”之称。
除此之外，静安寺、报恩寺塔也建造于东吴时期。 经济的发展，与外界交往的增加，促进了江南文化的提高，在孙吴涌现了一大批知名的经学家和文史之士，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虞翻、陆绩、张纮、薛综、胡综、华覈、韦昭。虞翻长于经学，尤其以研究《易》的成就最高。 陆绩博学多闻，是孙吴着名学者。 张纮是孙吴名臣，其文才受到“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盛赞。 薛综是江东名儒，居孙权太子师傅之位。胡综擅长辞赋，孙权接手江东后的很多诰文、策封任命文书和致邻国的书函都是出自胡综之手。 华覈则是孙吴末年政论家。
公元258年（永安元年），孙休诏立五经博士，创立国立学校，韦昭担任首任祭酒。 韦昭长于史学，着有《吴书》55卷等。韦昭的《吴书》成为晋代陈寿写作《三国志·吴书》的主要史料依据之一，此外他还长于训诂学，着有《汉书音义》、《国语注》、《官职训》、《三吴郡国志》等。

❹ 三国吴国后期发展的如何，三国吴国是怎么走的下坡路呢

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正月，孙权派遣大将魏文和诸葛智带着一万名士兵出海，访问了义县和蜀丹县。这次远征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大陆首次远航台湾的正式记录。然而，在茫茫大海中很难找到一个彝族县。魏文等人只到了宜州，一年后带着宜州的几千人返回。然而，出海的一万多吴军损失惨重，陆逊说这是不值得的。孙权被激怒了，以魏文和诸葛智违抗命令、无所作为的罪名将他们处死。

治理的概念是有问题的。在整个《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以及孙策和早期的孙权，都坚持以严刑峻法治国的策略。这主要是由乱世的性质决定的。严刑峻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压制地方强人，帮助和保证政权的稳定。不幸的是，孙权在当上皇帝后推翻了这一策略。广法的严重后果导致了地方豪强的逐渐壮大，官员出现的概率大大增加。这些豪强大多有自己的私人武装，调度起来非常麻烦，也降低了东吴的军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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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南北朝的经济为何落后：既有通胀又有通缩

对于三国历史，社会大众包括专业学者关注、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变迁、军事斗争，货币经济及其造成的政治后果长期以来被轻视甚至忽视。陈教授据此指出，在货币经济上，三国却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晋书?食货志》云：“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陈教授引此为证说，魏文帝不铸币，让百姓以物易物，市场上几乎没有货币流通，这当然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魏明帝为了大兴土木而发行曹魏五铢。陈教授发现此钱“铸工粗糙、不修边幅，外缘多毛刺，内穿偏大，钱体轻薄。形制、质量与汉末剪轮五铢、对文五铢相近。”而剪轮五铢与对文五铢都是不符合法定价值的，易言之，这是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总之，曹魏通缩与通胀不定的货币政策，对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很大，造成官民不便的严重后果。陈教授认为，这也是司马氏篡魏的部分原因。

蜀汉一般被认为是三国时期最弱小的一个政权，但颇为奇怪的是，蜀汉虽然最先亡国，却没有发生过像曹魏、孙吴那样严重的政局动荡。以往的研究没有注意到蜀汉的货币政策，陈教授强调，这是了解蜀汉乃至整个三国历史的重要缺环。

《三国志》注引《零陵先贤传》云：“（刘备）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刘备占据四川后，铸造直百五铢，此钱价值一百个（东汉）五铢，理论上它的成色应为五铢的一百倍。

陈彦良通过出土实物证据的考察，证明了直百五铢的实际价值低于其法定价值。也就是说，此钱的发行实际上是通货膨胀。陈教授还分析说，由于东汉末年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交易体系崩溃，蜀汉此钱相对也能为百姓所接受。这种“有限通胀”，基本支撑了蜀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也是其政局相对稳定的货币经济史原因。

相对于蜀汉，孙吴则是严重通货膨胀。《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云：“中（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此《传》又云：“赤乌元年春，铸当千大钱。”这种法定上当五百、当一千的大钱的实际价值严重低于其法定价值，且越到后来此钱的质量越轻。因此，孙吴长期处于通货膨胀状态，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陈教授强调，根据考古实物的研究，孙吴的许多墓葬中出土的钱币，汉代钱币占绝大多数，而孙吴自铸钱币非常少。由此可知，孙吴所铸的通胀钱币远远不足社会经济发展之用。就此而论，孙吴地区也存在严重的通货紧缩。综而论之，孙吴政权是严重的通胀与通缩并存。史书上经常出现孙吴经济落后与内政动荡同时并存的记载，从货币经济史的角度看，也就无足为怪了。

魏晋南北朝货币情况为何混乱不堪？

除了全汉N的“中古自然经济论”，陶希圣在《南北朝经济史》中说，这是一个货币大混乱的时代。全、陶二人的概括虽然比较准确，但是并不能说明，魏晋南北朝货币混乱产生的原因。陈彦良教授认为，研究货币经济史与政治史一样，解释历史如何发展之外，更重要的是解释历史为何发展。

杜佑《通典?食货》云：“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但可贸易流注，不住如泉。若谷帛为市，非独提挈断裂之弊，且难乎铢两分寸之用。”陈教授说，这个概括差不多已经点出魏晋南北朝货币问题的全部症结所在。

杜佑的意思是，货币的最重要功能是价值尺度。货币价值尺度功能之所以能执行，往往不是因为数量过多，就是因为数量太少，或者是种类太多、不利兑换以及轻重或成色变化太快而引起。一旦发生通胀、通缩或形制混乱，货币的流动性功能就无法正常发挥，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之受损，甚至退回到更原始的以物易物状态。

陈教授说，杜佑之论与现代货币经济学理论深相契合，可以解释魏晋南北朝货币情况混乱不堪的原因。如前述，魏晋南北朝的统治者长期很少铸钱，一旦开铸又都是虚价劣钱即通胀，这导致钱废而不用，原来的优质好钱更被大量窖藏，遂至通缩。如此一来，通胀、通缩同时肆虐，造成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困局。

那么，对于这种通胀、通缩、币制混乱同时并存的情况，为何当时的统治者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去阻止呢？陈教授总结道，在位者无深识远虑、官僚 *** 、战乱不断是主要的三大原因。而这三种原因又与货币混乱互为因果，共同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落后。

陈教授最后举例说，东魏北齐的高澄曾经提出过与汉文帝完全相同的放任铸币政策，可惜大臣出于私利群起反对，故未能落实。且高澄提出此议不久即被降将刺杀，魏晋南北朝唯一一次有希望成功整顿币制的曙光也就消失了。

❻ 魏、蜀、吴三国的经济实力与战争实力

魏国
东汉末年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军阀连年的的混战，严重破坏的了北方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再加上不断的自然灾害的危害，人民生活困苦已极，千千万万的农民流亡，社会一片凄惨景象。曹操集团为了恢复社会经济，积蓄统一全国的力量，在经济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主要有：1.推行屯田制度。这种制度分民屯和军屯两种。当时社会流民众多，土地荒芜，加之曹操又从黄巾军手中掠夺的许多农具，劳力、畜力、土地一应具全。因而，屯田制度一推行便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二年即向全国推广。曹魏政权在中央设大司农、在州郡设典农中郎将或典农校尉，在县设典农都尉，专门负责屯田事宜。2.安定流民稳定自耕农。这使大批流民回归故里，定居下来，重新恢复了农业生产。曹魏政权为了提高农业的产量，还大修水利，扶植养畜，种树，蚕桑以及发展手工业等。3.建立士家制，即发士家制的形成固定相当数量的兵源，把士卒之家列入特别户籍，世代为兵。而且严苛地规定，士卒死后，其妻子改嫁、但客观上却起了一定的稳定农业生产劳动力的作用。
曹魏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使它的经济逐步得到发展，府库充实，经济和战争实力大为增强。魏国虽然当时总人口只有443万多人，但经常可以保持20多万常备大军。民兵比例高达20：1。这在经济很不发达的古代，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为后盾，是很难维持的。

蜀国
蜀国地处巴蜀汉中，地域偏辟狭小，社会的发展远较中原地区缓慢，因而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就远远不如委、吴两方。刘备集团入蜀之后，便按照诸葛亮的建议，采取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稳定其统治区的社会秩序，安抚人心，发展经济的各种措施。
诸葛亮本人因饱受迁徙游离之苦，既体察了一些民间的疾苦生活，也看到农民起义的愤怒力量。因而他出于开明地主阶级的本能，注意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为此蜀国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1.发展农业生产。诸葛亮为保护都安大堰（即四川都江堰），专门派驻1200人维护这一伟大工程，有效地挥了它的灌溉效益。当时成都平原地区有的地区亩产稻谷可达斛。据一些史书描述，当时蜀地沟渠纵横，遍地稻黍金黄，一派“天府之国”的景象。2.发展制盐业和手工业。当时的成都“家有盐泉之井”。蜀地的织锦远销全国各地。《中国志·王连传》记述：“较铁之利，利人甚多，有裨国用”，这无疑对蜀魏战争起了重要作用。3.移民蜀地，开发南中（今云南、贵州和缅甸的一部分）。蜀汉打破了南中地区长期封闭的状态，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建成了蜀国安定的后方之后，诸葛亮又将青关羌1万多户迁至蜀地，从事农牧业生产，并将其中青壮组成军队，成了勇敢善战的锋锐之师。
蜀国的上述措施，大大加强了它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尽管蜀国人口最高时才达到94万，不足曹魏集团的四分之一，但却能维持一支10多万人的常备军，民军比例高到位9：1还多，而且诸葛亮六次北征伐魏，足见其有多么可观的经济与战争实力。

吴国
吴国由于地处江南江东，自汉未以来，相比之下所受战乱较少，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也较轻。孙权集团建国之后，为了雄据江东，争霸全国，也采取了一些富国强兵的措施，主要的有：1.采取屯田制度。孙权集团也和魏国一样，以军屯和民屯两种方式屯田积谷，发展农业生产，它设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专管民屯生产，在毗陵一地（今江苏武进一带），从事民屯的人数曾高达数万口。2.发展冶炼、织锦、制盐和各种手工业。当时的冶铁治铜业，以今湖北武昌最为发达，吴国曾在一年的时间里于武昌锻造宝剑1000口、刀一万口。吴国的织锦和盐业也为其积累和大量的财富。3.开发南方和东南方的广大地区。当时这些地方居住着众多的越人和蛮夷人，东吴屡次派兵征伐这些地区，强迫他们迁移，与汉人杂居。东吴每征服一个部落，便使“强者为兵，赢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这对发展农业经济，增强军事力量都大有裨益。
吴国上述措施，使本来就比较富裕的江南、江东地区更加。当时吴国人口只有230多万，仅及魏国的一半，但也拥有甲兵20万之众，具有相当强大的经济和战争实力。这使曹操在赤壁之战之后，一直不敢与孙权集团作最后的决战。

以上全部手打！参考资料：《中国战争史》

❼ 三国的建立：魏,蜀,吴国的经济分别是

魏国经济：屯田制
曹操迎献帝于许昌后，以“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为方针，在许昌附近实行屯田。结果“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因此，曹操设置田官于各州郡内，招募流民屯田，把屯田制加以推广，以改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所做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境况。正因屯田制之成功，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正因采取屯田措施，使北方的社会转向稳定，终达至

吴国经济政策：孙权统治时，江东经济有显着发展。主要靠航运。江南也出现了象吴郡的顾、陆、朱、张那样的占有大量土地和童仆，而且各有门风，世居高位的大族。他们和世袭领兵的武将同是孙吴政权的主要支柱。

蜀国经济：发行大面额货币的办法
“休士劝农”，“分兵屯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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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吴蜀两国的经济开发有哪些

蜀汉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因地理位置原因，东汉末年遭受的战乱，相对于中原来说要轻很多。蜀国丞相诸葛亮严格采用法治，使蜀国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力得到增强。特别是诸葛亮招抚西南夷，使少数民族地区得到开发，加强了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

蜀铸钱对蜀国的经济发展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在公元214年，刘备入蜀后，巴蜀地区财政非常混乱，蜀国的尚书令刘巴提出铸直百钱，平衡物价，为刘备解决入蜀后的财政困难问题。当中五铢钱与直百钱并用，为犍为郡所铸，从中知道蜀铸钱不只在一地，而蜀钱在三国时期一直是蜀国重要的输出品，甚至连魏国都大量流入并通行使用。

诸葛亮派人整修和护理都江堰，保障农业灌溉。蜀汉的手工业以盐、铁和织锦业等最为发达。左思在《蜀都赋》中提到“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所以蜀锦能远销吴、魏二国，诸葛亮亦认为蜀锦为支持国家的重要物资。 而南中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贡品，令蜀汉军费有所供给，国家富裕。至蜀汉亡时，官府仍有金、银各二千斤。首都成都也是当时的商业都市之一。

吴国自公元211年孙权迁都建业后，东南地区很快得到开发，共得43郡313县，比东汉时大大增强。孙吴所处的江南，社会经济起步较晚，在三国时还是人口稀薄之地。但由于这里战乱较少，使得北方人民大量迁居至此，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力，这样就为吴国土地开辟，农业生产，航海业发展等奠定了基础。
孙权登位后设置农官，实行屯田制，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纺织业和冶铸业发达。在纺织业方面，江南以产麻布闻名四方，豫章郡（今江西南昌）的鸡鸣布名传千里，家喻户晓。三吴出产“八蚕之绵”，诸暨、永安一带所产丝的质量很高。冶铸业以武昌（今湖北鄂州）为最发达，孙权曾在此开采铜矿，打造兵器，同时促进经济发展。



由于地处江南及海边，吴国在造船和盐业方面都相当发达，在海盐（今浙江嘉兴海盐）、沙中（今江苏苏州常熟）设派官员，负责管理这两地的盐业生产。孙吴在建安郡（今福建福州）设典船校尉，海船南抵南海、北达辽东。海上贸易亦有所兴起，建业（今江苏南京）、吴郡（今江苏苏州）、番禺（今广东广州附近）四地为孙吴的重要商业都市，其中番禺主要发展国外贸易。

❾ 东吴的经济有什么发展

东吴的军队以舟师为主，步兵次之。孙吴水军发达，设有水军基地和造船厂，所造名为“长安”的战船，可载士兵千余人。其精锐军队有车下虎士、丹阳青巾军与交州义士等。还有设有山越兵、蛮兵、夷兵等少数民族部队。

东吴的经济有显着发展。当时因为战乱，北人南来，加上山越人接受孙权安抚，从山区移居平地，使得东吴劳动力增多。长江两岸地区都设有屯田区，其中毗陵屯田区就是后来江苏常州、镇江、无锡一带昀大。

丝织业开始在江南兴起，但织造技术还不高，所以蜀锦成为重要的输入物资。铜铁冶铸继承东汉规模而有发展规律，青瓷业也在东汉釉陶制造基础上走向成熟。

由于河海交通的需要，造船业很兴盛，海船经常北航辽东，南通

南海诸国。230年，东吴的万人船队到达夷洲，即今我国的台湾省，这是祖国大陆与台湾联系的昀早记载。吴国使臣朱应、康泰泛海至林邑、扶南诸国。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达建业。

❿ 请问三国时期曹魏，孙吴，蜀汉都以什么为经济来源，经济区都在哪里

三国时期的曹魏，孙吴和蜀汉都以农业为基本经济来源，其中还有一些手工业，曹魏的经济区主要在黄河流域，孙吴的经济区主要在长江流域，蜀汉的经济区主要在四川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