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宏观经济包括哪些方面
宏观经济，主要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国民经济的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货币、财政、税收、物价、就业、汇率、国际收支平衡等。
2.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形势
一、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中国宏观经济的问题，其实质是双重转轨中的问题：一种转轨是中国朝着工业化在加速，即中国很多问题是经济高速持续增长本身带来的问题；另一种转轨是中国朝着市场化在转变，中国很多问题的特殊性是源于特殊的体制的背景，特别是这种特殊的体制转轨的背景。所以，中国现在宏观经济中的问题，其出路第一要靠发展，因为它是发展中产生的问题；第二要依靠改革，因为它很多问题的特殊性是源于体制转轨。明确了这两个背景，我们才能够建设性地面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概括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既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又面临着极其深刻的经济衰退的威胁。那么，这是否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就进入了所谓的“滞涨”呢?我认为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滞涨”的状态。就停滞来说，中国不是零增长，更不是负增长，中国还保持着非常高的增长速度，2008年预计不会低于9％，2009年普遍的估计是8％到9％之间。但是中国经济又确实面临增长速度放慢，而且显着放慢的问题。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11.9％，如果2008年是9％的话，就是跌了将近3个百分点。年度之间这么大的速度下滑，应当说是震荡起伏非常剧烈的。所以，我们说，中国经济相对于自己的速度来说是有明显的回落，这是一个方面。
就通货膨胀来说，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水平并不高，接近两位数，还不到两位数。2008年上半年公布出来的一组数据是，工业品出厂价上涨7.6％，消费品零售价上涨7.5％，CPI是7.9％，真正涨幅高达两位数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品10.1％以上，动力、原材料、能源11％以上，建筑安装费用14％以上，即与固定资产投资、与基建有关的事项；一般的消费品还是在8％以下，而且2008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又有进一步的回落，CPI是7％。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物价上涨率的绝对水平并不是很高，因为我们对应的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很高的。但与过去相比，尤其是和1997以来12年的情况对比，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确实又创下了新高。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特殊形势。即说它是滞涨，还远远谈不上，但它确实有经济衰退的迹象，也有通货膨胀压力升高的威胁。
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的物价水平是在通货紧缩的警戒线以下，从2007年8月到2008年9月份的这一次通货膨胀与改革开放以来前3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截至本轮通货膨胀，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共经历了3次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4年年底到1985年春天，那一次是因为1984年的秋天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决议。这时，老百姓就担心经济体制一旦放松，物价会不会上涨，于是就开始抢购，抢购持续了三、四个月，因当时老百姓手头现金有限，到1985年2月份就回落了。第二次通货膨胀是1988年的夏秋，1988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价格闯关的决定，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全国各地开始抢购，抢购3个月之后，中央做出紧急声明，宣布价格闯关失败。第三次大的通货膨胀是1994年。邓小平1992年南巡谈话及中共十四大之后，全国掀起了开发区建设的热潮，各地的投资需求空前高涨，拉动了价格水平迅速攀升，到1994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至24％。这三次大的通货膨胀，不管其背景是什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直接拉动物价上涨的动力都是需求。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在短期里容易取得比较明显的治理效果。而且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对需求管理来说，短期里都比较容易见效。但是这一次通货膨胀与前几次不同，这一次除了需求拉动的原因之外，具有明显的成本推进的性质。这次需求拉动还起作用，主要是结构性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在拉动。这几年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确实过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投资增长的平均速度是13.5％。据我们对改革开放28年来的经济实践数据所做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在不发生较大的制度和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中国国民经济现阶段承受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实际增长的波动幅度大体上为9个百分点，即上限只要不超过22.5％，就不会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而导致总需求严重膨胀；下限只要不低于4.5％，就不会由于固定资产需求增长过低而使经济进入严重衰退。即如果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在4.5％与22.5％之间波动，我们的经济是能够承受的。按照这个经验来看，中国从200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速度在剔除了价格因素之后，到2007年年底从来没有低于24％，即连续60个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明显地超出了改革开放前28年中国经济实践经验给出的我们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上限。连续这么长时间超出了这个上限，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品的需求量不断地扩大，这就拉动了价格水平大幅度上升，与固定资产投资相关联的，如钢材、铝材，即所谓的黑色冶金和有色金属这几年的价格上涨幅度都比较大.此外，我国东部发达省份的土地供给也十分紧张。 另外，投资品价格一旦上涨之后，就要扩大它的生产量，而投资品的技术特点是高耗能、高耗电的，这就带来电力的紧张、煤炭的紧缺及运输能力、石油的紧张。于是，就带动了国民经济的结构性价格上涨，即与投资有关的物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可见，虽然拉动此轮价格上涨的有上游产品需求方面的因素，但更要紧的，是成本推进，其影响机制和涉及面也就更为广泛和复杂。
社会一般有三个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和居民。现在这三个主体对未来成本提高带动价格上升的压力都有很高的预期和担心。我们知道，政府是由公权力控制的。现在公权力控制的领域几乎都存在一个对资源、设施过度使用、超前使用、破坏性使用的问题，而使用者对此造成的损失不付费、不补偿。比如，环境这个公共领域。现在很多企业出口的产品有竞争力，原因在于它价格低，成本低，它不治理污染，它自然排放，所以它比欧美的企业有竞争力。欧美的企业要治理污染，它的成本就上去了，价格就上去了，竞争力就下来了。我们的企业对空气的污染不计入成本。欧美国家的企业留下了干净的水源和洁净的空气，而中国人是呼吸了污染的空气，喝了污染的水，然后把产品出口到了发达国家。实质上，我们出口的不是产品，而是我们干净的空气和洁净的水和未被污染的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但是这种对环境的破坏早晚是要治理的。今天越破坏，越不治理，今天的成本越低，意味着转移到未来的成本就越大。比如，兼有南北之灵气的太湖就受到了很大的污染。据无锡市的领导谈，即使用改革开放30年无锡市增长的全部财政收入都用于治理太湖，也难以使太湖恢复到被污染前的那种水质了。即用这30年经济发展所挣的钱都用于治理太湖也抵偿不了这30年发展对太湖的破坏。还有基础设施方面，比如公路，本来是预计正常使用8年的，但车辆超载现象的出现严重缩短了公路的正常使用年限。这些超重车现在之所以有钱赚，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对破坏的这些设施没有付费。如果8年使用的路面5年就被破坏，这就等于新增加了3年的代价。现在的基础设施费用越便宜，意味着将来要重新构建基础设施所要投入的花费就越大，意味着转移到未来的成本就越高。我们还可以举出类似的许多例子，如资源开采，现在很多地方根本不考虑回采，怎么方便挖，就怎么挖，如此开采，短期效率是高了，产出也高了，价格有竞争力。但是这样挖的结果是把矿脉给破坏了，将来回采的时候就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即将来产出的成本会更大。类似这种政府公权控制的领域里，过度破坏性使用、超前的透支性使用带来的损失，我们现在并没有人去付费。这就形成了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似乎成本很低，实际上是成本转移给了未来的人们，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成本会很高。
从企业来看，上游产品的价格明显涨上来之后就意味着下游产品的成本会涨上来。企业现在之所以不敢提价，是因为现在市场疲软，它卖不动，一旦市场被激活，它就会把成本上升的这一部分贴到它的价格里去，它马上就涨价，因为对它来说，成本推进的价格上涨的压力已经非常的大了。
再看居民，这里主要是工资带动的成本。工资主要是与CPI有关系的。2008年第一季度的CPI是8.3％，第二季度是7.9％，第三季度是7.0％，这都是12年来同期最高的水平。而且CH与大家的感受并不一样，因为它选择吃穿用住几大类，这几大类中，它选择每一类中若干种有代表性的商品计算它的价格指数，然后把这几种放在一起加权平均。它选择的几种有代表性的商品有涨价的，有降价的，有价格不变的。而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得多的商品多为涨价的，这样老百姓对物价的实际感受就要比CPI反映的物价指数强烈得多。因为老百姓买得越多的商品，物价涨幅越大。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为什么老百姓买得多的商品多是涨幅高的呢?正因为老百姓买得愈多，所以它才涨得高。市场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感受到的物价与CPI反映的不一致的道理。各国都是这样。因此，过一段时间，各国都要对CPI进行修正。如果不调整、不修正，它就愈来愈脱离市场的现实，它就越来越说明不了问题。即使这样，2008年以来CPI也是本轮通货膨胀以来最高的。居民这一次对CPI的感受是从基本生活层面开始的。2007年8月份CPI开始攀升，首先是从食品类开始的，比如猪肉等，这对全社会各行各业成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成本大就会进入工资，进而影响物价。
因此，这次物价上涨，除了具有需求结构性拉动的作用之外，还有成本全面推进的因素。这就和过去三轮通货膨胀不一样了。而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要想治理的话，短时间很难见效。因为降低成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在管理上、制度上和技术上等各个方面有相当大的变化，而这些制度和技术上的变化都不是短时间能够明显见效的。这就要求我们对治理通货膨胀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这次通货膨胀还有特殊的国际环境的背景：全世界都在涨价，中国能不涨吗?中国经济的开放度愈来愈大，受世界经济影响的程度也愈来愈大。刚开始，我们对这次全球涨价对中国影响的估计没有这么严重，因为虽然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在提高，但全球化的融入水平还是在过程当中，影响应该是有限的。当时我们感到大概会有两类商品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但我们认为问题不大。现在看来，它比我们估计的影响程度要大得多。这就是两个“油”：食用油和石油。关于食用油，当时我们认为全球农产品涨价对我们不会有太大冲击。这几年欧洲的主要产麦区受了灾，非洲也有灾荒，美国在调整它的生物能源计划之后，减少了谷物的播种面积。这样，整个世界的粮食市场就趋紧。本来我们中国粮食的自给率是99％，是可以自己平衡的。当时我们想，大不了我们封闭起来，粮食产品不出口，也不进口。现在看来，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中国粮食产品进口的主要是植物油油料，近年来进口的油料已占中国总需求量的60％左右，对进口的依赖度非常大。而恰恰这次农产品涨价，油料这一块涨幅是最猛的，对我们的影响程度最大。如花生油在去年价格就上涨了近1倍，由于食用油在中国百姓生活中的地位，这次食用油涨价对人们的心理冲击很大。提到食用油，这里顺便提一下，中国的压榨业基本上被外资垄断了，而他们不用中国的大豆，不用中国的油料，他们认为不合格，他们主要用进口的。这就使得油料本身供求趋紧的状况更显得对进口的依赖度增大了。由此来看，外资对我们相关行业的控制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另一个是石油，“石油危机”之前，每桶是1.9美元，到2003年之前，也只是每桶20多美元，而前一阵子曾涨至每桶150多美元，前几天回落了，也还是50多美元。中国每年对石油的消耗是以8％的速度在递增，而且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未来我们对石油的需求还会大幅度地上升。2007年我们进口的石油占消耗量的54％，2008年则有可能超过60％。我们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而我们自己 石油产出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未来世界石油价格的变化会更严重地影响国内石油价格的变化。
由此来看，这次价格上涨，除了创12年来的最高水平之外，还有两个特别的背景，一个是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一轮通货膨胀，除了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之外，还有突出的成本推进的特点；另外，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国际化背景来看，这次是在全球都在涨价的背景下，而全球都在涨价对中国又有一定的影响。这就使得我们对通货膨胀问题不得不给予高度的重视。
与通货膨胀压力长期并存的是我们经济衰退的威胁也相当深刻。2008年上半年有一组数据很值得关注。即中国2008年上半年的货物运输量的增长速度大幅度地下滑。2007年上半年货物运输量的增长速度是16.3％，2008年则是7.1％，也就是说，从增速来说，2008年比2007年同期差不多下降了一半以上。货物运输量下降了，库存量就会增大，工商业企业的存货就开始大幅度上升。存货一上升，仓储业的生意就好了。因此，在统计表上还有一个数，2008年上半年，仓储业的营业税大幅度上升，2007年同期，仓储业的营业税上涨率是负的2％，2008年仓储业的营业税上涨率是正的24％，仓储业的实际业务量要比营业税还要大。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就很值得考虑，这表明货物的存量增大了，而货物存量增大是经济衰退非常重要的先行指标。在我们高度关注通货膨胀的同时，其实，经济衰退的先行指标就已经出现了。我们认为这种不景气指标的出现不仅是个偶然的指标问题，而且有它的社会效果了，即失业问题。经济一旦衰退，失业率就要上升。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3％，那几年特别是国有企业比较困难。“摆脱困境，抓大放小”，那几年的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比较低。当时城市登记失业人口是500多万。城市劳动力是2亿多人，失业人口占2.2％。200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1.9％，但2007年年底登记的城市失业人口突破了1千万，城市失业率超过了4％。这说明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且失业率几乎成倍地上升，这很令人担心。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率再降下来的话，失业率会更高。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呢?这源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工业化愈深入，资本愈排斥劳动。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2007年的工业化指数已经超过0.4，工业化到了中期或者中后期，就是从一般加工工业和制造业为内容的工业革命朝着重工、重化工、基础材料工业和动力工业以及装备工业转化，而这个转化恰恰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空前增大的时候，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大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排斥。另外，中国还处于市场化过程当中，市场化就要鼓励竞争，竞争就截减冗员。根据有关统计，上世纪80年代，中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就业岗位是240多万个；上世纪90年代，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就业岗位是170多万个；现在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就业岗位是90万个。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再加上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回调，这个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因此，现在中国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落，市场不景气、市场衰退的迹象越来越严重，同时衰退带来的后果，也就是失业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
这次衰退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同样它与过去也不一样，和改革开放30以来周期性的回调也不同，它也有着特殊的背景，也有两个最大的特点
一个特点是：这次衰退是长期内需不足所导致的。多年来，在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旺盛的时候，实际上就同时存在着消费增长乏力，导致内需疲软的矛盾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个矛盾一直积累到现在。
为什么消费需求不足呢?第一个原因是投资增长速度过快，排斥了消费需求增长的空间。根据我们的研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每增加1％，消费需求就减少0.5％；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所谓的上限22.5％后仍然增长，其每增加1％，消费需求就减少0.84％，基本把消费抵消掉了；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30％后仍然增长，其每增加1％，消费需求将出现负增长。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储蓄的增长量是既定的。总需求的增长量如果是既定的，最终用途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如果投资需求增长过快客观上就挤占了消费需求增长的空间。因此，中国从2003年以来连续5年多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的增长对消费需求就形成了非常显着的排斥效应。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些年中国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是个不争的事实。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越来越快，所占的国民收入比重越来越高，而高收入群体的特点是消费倾向低，即消费占收入比重低，财富越是更多更快地集中到消费倾向低的群体手中，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也更多更快地沉淀到消费倾向低的群体手中，他们把这些财富或者用于储蓄或者用于投资，但很少或者不用于消费，使得消费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难以同步。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财政体系的不完善以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使得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不确定性大大提高。为能够承受未来更大的风险，人们往往增大现期的储备以用于未来的支出。包括养老退休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都会促使人们增大储蓄，相应减少现期消费。本来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高的，财富增加后用于现期消费的比例应该是较大的，但由于对未来的担心，越是没有钱的群体越不敢花钱。这就形成了在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公众的购买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消费品市场并没有体现出与收入水平提升相对应的高速增长局面。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发展的本身出了问题，即城乡二元化在加深。除了上世纪80年代初和2006年以来的一段时间，中国农民的实际收入有比较大的改善之外，其他时间农民实际收入的提升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严重地不相匹配。农民得到改革发展、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对少一些，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了。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是42％左右，即中国大约有58％的人口收入增长很迟钝。因此，中国13亿人口这么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它的市场需求的增量主要依靠42％的城市居民的需求来拉动，而58％的农村居民的需求，也就是它的收入长期停滞或增长迟缓，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在体制上过于狭隘。现在谈建设新农村，刺激农民需求，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内需，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如为农村修路、鼓励城市的商业企业到农村去销售等，但这些不是启动农民消费的根本，启动农民消费的根本只有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我们还要认识到刺激农民的消费需求与刺激市民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市民的需求主要就是消费，农民的总收入主要用于生产支出，剩余的才是消费支出。因此启动中国农村市场，对农民来说，重要的是还不是刺激农 民的消费需求，重要的是活跃农村的投资需求，即生产需求。因此，第一，要提高他们的收入，使他们有投资能力；第二要使他们具有把财产变成资本的能力。现在农民承包的土地、房屋等是他们的资产，但不能变成资本，不能进入市场，不能变成可以增值的价值。所以，现在有人讨论能不能抵押呀，能不能流转呀，实际上就是使农民的资产变成资本。但这样做的风险也极大，我们也不太敢轻易推动这样大的变革。再一个，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要为农民提供一个筹资、融资的正规的制度安排。中国的2.6亿农户首先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现在中国这2.6亿个生产体，国家却没有为他们提供正规的筹资、融资的制度安排。他们的融资没有体制保障，而且风险极大，承担风险的能力极其脆弱。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在于给农村要修多少路，盖多少楼房，而是为我们的农村逐渐引入现代的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才是最要紧的，包括他们的社会保障，包括他们作为生产者的投、融资的方式，都要纳入现代的文明生活，现代的城市的生活。这就叫做城市化。一个最好的城市化，应该是大多数人过着现代城市的生活，有着城市的效率，但这个国家大部分的资源和土地保持着乡村的宁静。如果到处都是沥青马路，但人还都是农民，这就有问题了。
这两个大的背景就使得我们对这一次的衰退对我们的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失业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我们通常讲，国际上失业的警戒线是7％，美国2008年的失业率可能就会达到7％。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的存量，我们有7.6亿劳动力；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的增量，每年新增劳动力1300多万；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就是1亿多准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我们原来有5亿多农村劳动力，这些年转移出来2亿多，一个亿进了城，一亿多在当地的乡镇企业就业，还有3.4亿多劳动力在农村种地。中国共有18.2亿亩耕地，需要多少人耕种呢?根据我们在全国三个地区的调查，一个劳动力平均可以种10亩地，按这样来算，18亿亩耕地需要1.8亿劳动力就够了。现在农村的劳动力是3.4亿，那就意味着还有1.6亿多劳动力处于半失业状态，他们随时准备转移到城市就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劳工市场。而且我们不能按国外通常的7％来算，因为我们劳动力的基数大，如果达到7％的话，人数的规模就会非常的大，它带来的社会后果会更严重。
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
针对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既有通货膨胀又有通货紧缩的双重压力，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是：淡化总量调控，强调结构调控。1998年5月之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基本都是需求大于供给，所以都是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需求大于供给，不表现为物价上涨，因为物价是冻结的，它表现为排队。排队越来越长，报批项目等待审批的时间越来越久，消费者发的票证越来越多，凭票供应的东西越来越多。票证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排队模型，就是政府出面组织的排队。为了保证最后一个人能够买到一份，只有从第一个人开始就限制你的购买量。改革开放以后，当需求大于供给时，价格就开始上涨，就是前面所说的3次大的通货膨胀。从1998年5月之后，中国开始出现过剩。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生产发展了，物产供应丰富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体制原因，即市场化深入了。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东西不要钱，不要钱的东西永远短缺；市场体制下许多东西需要付费了，这就使得很多物品开始出现存货了。所谓生产过剩或不过剩，说起来是个生产现象，更要紧的是一个体制现象。相对市场购买力来说是过剩，但对实际需求来说并不过剩。1998年5月的工业和商业企业存货是5万多亿，当年的GDP是8万多亿。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到第九个五年计划宏观经济政策总的方向选择是：整个“九五”期间“适度紧缩，保持不变”。当时主要是反通货紧缩。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到：整个“十五”计划期间，“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不变”。即“九五”期间紧缩，“十五”期间扩张。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对总需求是紧缩还是扩张没有明确。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如果是紧缩的话，对抑制通货膨胀有帮助，但失业率、经济衰退的威胁已经很深刻了。如果全面紧缩，失业率和经济衰退会到什么程度就很难预测。扩张的话，对解决失业有帮助，但通货膨胀的压力，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开创了12年来的最高，一旦全面刺激需求，可能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前一段时间是既不能扩张，也不能紧缩。这样看来，这几年就是回避总量政策，不提总需求如何，只提结构调控，称之为“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地区与地区之间有区别，产业与产业有区别，行业与行业之间有区别，同样行业里，不同的企业之间也有区别。这样的办法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总量的目标确实不好选。这种结构调控的办法其好处是使得宏观调控避免总量的简单性，其不足是有行政性。因为所谓结构调控其实质就是歧视性调控，而不是市场调控。 因为市场调控就是机会面前均等的调控。这种调控作为权宜之计可以，但不能长期化，不能体制化。长期来说，资源配置还要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近两年我们的领导人多次强调要深化改革，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竞争秩序来配置资源的原因。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等政府联手干预这么强烈，动辄几千亿、几万亿的救市计划，但它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的主导者仍反复强调，政府干预的力量再大也只能是弥补市场失灵，而不能代替市场，否则，带来的灾难比市场失灵可能还要深重。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改革带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竞争的深入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这一点，我们不能动摇。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的经验确实证明了这一条。
现在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现在是否到了需要明确总量的时候了。给人的感觉是，2008年上半年明确了，是朝着紧缩方向明确了。奥运会之后，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内的经济衰退骤然加速，中央的精神就调整为以扩大内需为主。这就说明现在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矛盾复杂的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变化速度之快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几个月之前，反通货膨胀是主要的，几个月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衰退就成为首要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的宏观调控及时地变化和跟进，僵化和呆滞恐怕都有问题。从2008年9月份之后，给我们的感觉是：总量是要朝着扩张的目标在变化。
3. 浅析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经济背景及意义
一、我国经济形势展望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已经基本得到控制，2011年第四季度通胀率走入下行通道，11月通货膨胀率为4.2%，可见我国的通胀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展望2012，宏观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通胀压力仍然较大；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很可能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反复大幅震荡；各国宏观调控目标和方向存在分歧和冲突，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加大（毕吉耀等，2011）。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张立群（2011）认为，2011年经济增长呈下行态势，货币政策取得明显成效，进入2012年后，经济增长率将继续平稳降低，受世界经济和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整等不确定因素影响，当然也存在发生较大波动的可能，其中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企业困难和就业问题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2011）总结，中国宏观经济复苏的步伐放缓，呈现出“经济增速逐季回落、通胀压力高位回缓、经济泡沫逆转、资源错配加剧、金融风险上扬与结构刚性持续的局面”。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2011)使用预测模型得出，2012年,GDP增长率可能回落至9.45%，CPI预计将维持在4.55%的水平。我们认为，在进入2012年以后，通胀并不像之前那样是宏观调控的最主要目标，但基础还不牢固，仍有继续影响的可能。因此，通货膨胀问题仍不容忽视，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内生动力和外围环境都面临一个严峻形势，应当对于增长情况赋予的关注。在国内经济中对民生和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的房地市场调控已经取得成效，从经济的长远健康角度而言，目前的房价仍具有泡沫成分，房地产市场调控在2012年仍然重要。（一）通货膨胀问题通货膨胀率虽然回落，但通货膨胀的危险犹在。通过对历史数据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进入2010年以来，通货膨胀就开始成为经济中一项不容忽视的问题。2011年7月CPI甚至达到了6.5%的峰值，之后在中央大力的调控治理下虽然开始走入下行通道，但参考09年末的形势，在11月CPI和PPI数据虽然都处于低位，并不意味着来年的通货膨胀可以完全放松。随着美国继续推行小规模的国债购买计划，并长期将名义利率维持在低位，全球的流动性仍然充裕，这部分流动性是否会向我国传导，仍是一个重大问题。纵观2012，通货膨胀仍然是影响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因素，需要对其予以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二）增长问题1.外围环境仍然不稳定2012年，欧元区国家将迎来一个还债高峰，欧洲债务危机将继续发酵，为应对欧洲债务危机，欧元区国家将被迫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据统计，欧洲债务危机主要国家在明年2-4月会有大量债务到期，债务违约风险将会集中凸显，欧洲能否就此问题达成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并将其对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影响降至最小化，将是2012年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驱动事件。欧洲的债务危机已经通过金融市场对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进行传导，在美国、日本等经济体本身增长乏力的状况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已经成为大概率事件。观察2000年以来数据，可以发现，出口一直是我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借鉴2009年的经验，如果我国的净出口表现不理想，那么投资就担负起了保持经济增长的重担，这样与历史数据相比过高的投资拉动额，对之后的经济会有一个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总体态势下，2012年我国出口将受到严重挑战，而“外向型经济”也将受到重大的影响，经济增长总体情况并不乐观。2.中国经济的内部制约因素除去国际环境的外生影响，随着我国经济近30年来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素相对价格体系也随之在迅速调整。（1）劳动力成本上升目前我国各地都出现了工资上涨的情况，特别是从事服务业和制造业这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热门行业。苏剑（2010）通过依据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作用来进行研究，发现以“民工荒”为特征的特定市场劳动力短缺将是今后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着优势就是劳动力资源丰富，我国的二元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劳动力无限供给是我国的比较优势。然而，在工资上涨的压力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将发生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一农民工为主要劳动力的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的竞争力将受到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将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调整；其次，劳动力及价格的上涨对于经济总量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物价控制等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2）房地产泡沫房价泡沫是金融危机的主要来源之一，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成为泡沫资产的温床，其中仅2009年，从年初到年末，北京的房价几乎翻了一番，而政府的房价调控措施几乎毫无效果。而我国的经济增长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仍然按照一个平稳的增长速度进行，这说明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的泡沫化的趋势。进入2009年以来，在北京上海广东等过剩流动性的目标城市，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幅度远远大于全国平均值。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北京市城镇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28.73元，这就意味着一名平均收入水平的北京市民一年的工资并不能够在同期的北京购买1平方米的房子。房价水平与收入水平脱钩，正是房地产出现泡沫化的重要表现之一。目前，虽然房地产销售价格并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我国的商品房销售增速已经开始下降，这些都说明房价调控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应继续加强调控。与此同时，房价下跌将导致我国房地产投资的下降，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率下滑的可能性加大。同时，由于刚需商品房的替代品——“保障房”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商品房投资的增加对经济的冲击可能会得到一部分的缓冲，但由于房地产的高产业关联性，房地产“去泡沫化”给2012年带来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然不容忽视。二、政策目标选择（一）调控政策总体目标的选择2011年12月14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方向和主要任务，“稳中求进”成为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调。所谓“稳中求进”，就是在巩固价格水平稳定这一成果的情况下，实行调整性的政策组合促进经济的增长。张立群（2011）对此的解释是统筹协调好控物价、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之间的关系；孙学工、樊彩跃（2011）认为需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提高重要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寻找新的增长点。我们认为，2012年我国应警惕通货膨胀，以保增长为主要政策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挤除房价泡沫。因此，我国2012年的政策目标应该是：保增长、抑通胀、控房价。（二）引入供给管理的总供求分析框架目前的宏观调控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在保增长和抑通胀二者之间只能保证一个，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着名的“菲利普斯曲线”，也就是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要想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忍受较高的通货膨胀，而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就得忍受高失业。这是需求管理必然的结果。实际上，有一些政策措施是能够同时保增长、抑通胀的。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税收的措施就是如此。降低生产成本和税收能增加企业的利润，刺激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增加供给，稳定物价，这就同时达到了保增长、抑通胀的目标。这种政策被称作“供给管理政策”。“供给管理政策”与以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特征的“需求管理政策”不同，后者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同一时期只能保证一个，而且在实现一个目标时必然以另一个的恶化为代价。苏剑（2008）、刘伟和苏剑（2007）探讨了供给管理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许多人认为，供给管理政策只适应于长期调控，不适合短期宏观调控。在他们看来，一个经济的总供给是由这个经济的技术水平和可用资源的规模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都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因此在短期内总供给是无法调控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正是由于供给管理政策的长期性特点，使人们对供给管理政策的重视仅限于其对经济的长期影响，而对供给管理政策的短期调节效应没有予以充分承认。事实上，供给管理政策不仅能够，而且经常被运用于调节短期经济波动，只是不被人们关注，或者不被视为供给管理政策，被想当然地看作需求管理政策了。总供给是由企业的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企业的生产成本却是可以由政府在短期内调控的，政府只要能够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就可以影响短期总供给。因此，供给管理是可以用于短期调控的。苏剑（2008、2011）指出，调节短期经济波动经常运用的供给管理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财政政策，比如针对企业的税收政策，减税意味着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实际利润上升，其效应相当于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2）要素价格政策。调节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能源、原材料价格、利率等，都能够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要素价格政策的一种。（3）第四，行政、法律手段。这些手段影响企业在某一市场的准入条件和审批手续的难易程度，因此可以达到调节某一行业的总供给的目的。（4）提高企业生产率的政策，比如促进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深化改革等等，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三、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的政策建议（一）宏观政策组合在进行政策设计时，首先要明确的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下滑虽然有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等因素的负面影响，但主要原因还是政府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因此，要想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只要稍稍放松政策紧缩力度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幅度的刺激措施。否则就会出现经济大起大落的局面，房价调控和抑制通胀的成果就将毁于一旦。因此，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我国应采取“稳中求进”的方针。在这一大背景下，为了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控房价三个目标，我们认为我国应该采取以下的政策组合。1.货币政策：“总量稳健、定向扩张”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流动性的总规模，防止流动性在2011年紧缩后的大规模扩张，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和房价，并以定向扩张的货币政策扶持小微企业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企业和项目。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基本偏紧，但是是全面性的偏紧，所以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运营问题。因此进入2012年以后对经济中的流动性应当进行有目的的倾斜，通过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等，对小微企业以及其他符合长期目标的企业予以定向宽松。2.财政政策：以供给管理型财政政策为主，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两个政策目标财政政策总的方向应该是扩张性的，但以供给管理（尤其是降低企业税收）为主。大型的国家财政购买计划可能会使得目前已经过剩的部分夕阳产业再度扩张，不利于经济总体的结构转型和长期稳定增长。而且如果实施大规模刺激需求的财政政策，还可能使经济陷入新一轮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降低企业税收一方面刺激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供给，从而刺激经济增长，而供给的增加又有助于抑制物价上涨，因此这种政策能够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两个目标。3.实现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任何改革措施都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些改革措施影响总需求，有些改革措施影响总供给，在宏观调控中应该积极、充分地利用体制改革的有利效果，既推进改革，又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跟降低企业税收一样，一些体制改革措施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刺激供给、抑制物价，有助于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两个目标。（二）具体调控措施1、供给管理层面（1）降低企业税费在短期供给管理政策中，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自然是减税。为了增加企业的生产能力，应当降低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就相当于企业的成本，因此减税就相当于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降低企业税收和降低个人税收虽然都是减税，但对经济的影响不一样。降低个人税收通过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了消费需求，因此是需求管理政策；这种政策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但却会加剧通货膨胀。但降低企业税费是供给管理政策，企业能够在原材料位于高位的情况下维持其原售价，同时又提高了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的激励，从而一方面稳定了物价，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减少企业生产税费不仅仅从生产成本角度减低了企业的成本，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而言，减税政策一方面压缩了税收机构的运行成本，降低了政府对实体经济的干预，减少了政府规模、另一方面也同样减少了企业的缴税成本，能够为企业正常运营管理节约的经费，激发企业内部管理活力。降低企业税收降低针对企业的各种税收，尤其是要大幅度降低微型企业的税收。我国最近在某些地区试点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提高这些税收的起征点的做法就是这种政策。（2）降低物流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显然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成本。我国目前的物流成本很高，据统计，2011年上半年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18%，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1]。其中很大比例是由于高速公路的垄断收费权（过路费、过桥费）使得物流业成本居高不下。实际上，降低物流成本这种政策我国近年来一直在采取，但仅主要针对农产品，对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当前形势下，应该扩大到所有产品的流通过程。由于一国的总生产成本肯定小于其国内生产总值，因此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重肯定大于18%。因此，如果把物流成本降低10%，就会使我国的总生产成本降低至少1.8个百分点，假定这会一比一地反映在价格上，那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下降至少1.8个百分点。在执行上，政府只需要出台一个降低高速路收费标准的规定就行了，不会增加政府的额外财政支出。因此，这种政策的效果应该非常好。（3）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其他辅助方法降低企业注册门槛，鼓励各种创业活动，尤其是对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更应如此。改进工商管理，简化行政管理环节，降低行政性收费标准，免去可以免去的各种收费。加强和改善经济方面的立法、司法、执法，增加这些方面的透明度，提高执法、司法公平，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同的履行，尽可能降低经济纠纷出现的可能性和处理经济纠纷的成本。（4）实行以猪肉价格为主的肉禽价格保护制度我国近期的通货膨胀中，食品价格占到了很大一部分，通过观察09年12月以来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食品消费价格指数均基本上高于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而在通货膨胀高企的时期，居民肉禽及其制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远大于CPI，峰值达到了33.6%的涨幅，相对应的，本期CPI指数也到了6.5%的峰值。因此可以认为，肉禽价格对我国的通货膨胀有着巨大的影响。而考虑到我国居民的饮食习惯，在肉禽价格的上涨中，猪肉价格对CPI上涨率起到了主导性作用。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对猪肉等肉禽价格的管理措施存在问题。以猪肉为例，在价格上涨时，政府出手稳定价格；而在价格下跌伤及养猪者时，政府并没有采取相适应的措施。肉价涨时政府打压，肉价跌时政府不管，其结果，肉价波动的风险大部分由养猪者承担，这种做法严重打击养猪者的生产积极性，其结果是肉价下跌时，养猪者大幅度减少生产，使得下一期猪肉价格大起；肉价上涨时，养猪者不敢大幅度增加产量，结果肉价大涨的局面加剧。这部分风险又将转化到民生中，造成我国的通货膨胀风险。要避免猪肉等肉禽价格的大起大落，就要像粮食保护价一样，实行猪肉保护价制度，而且肉禽保护价应该保证养殖者有一定的正常利润。这样就能保护养殖者的生产积极性，保证肉禽生产。供给有保证，肉价自然不会大起；保护价的存在则避免了肉价大落。这从供给层面，对保证民生，调控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也有着非常好的效果。2、需求管理层面：扩大有效需求（1）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把我国对部分产品的进口需求转换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我国虽然每年出口规模很大，但进口也不少，净出口的规模其实并不大。2009年我国的进口总额达到了68618.4亿元，接近消费总额165526.8亿元的1/3。刨除通货膨胀因素，我国1990-2009年的进口平均增速为13.5%。这意味着我国的国内需求还是有的，只是有相当一部分需求花在了购买外国产品上，只要能够把这些需求转换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就相当于扩大了内需。鼓励企业通过引进技术或自主创新的方式进行国产化工作。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转换。（2）严厉打击生产犯罪和地方保护主义，提高产品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和消费安全，尤其是食品安全，增强我国产品的吸引力和美誉度，扩大对我国产品的需求自从三聚氢胺事件发生以来，我国的乳制品业受到了严重打击，尤其是婴幼儿乳制品受到的打击最大，高端婴幼儿乳制品行业几乎成了外国品牌的一统天下。尽管政府加强了监管，但老百姓依然不买账，究其原因，就在于对生产犯罪的惩罚力度太小，老百姓无法相信生产者不会继续造假。因此，加强对生产犯罪的打击力度，确保消费安全，才能保证我国产品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力，才能扩大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对生产犯罪的打击力度过小，甚至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庇佑之下犯罪者毫发未损（比如双汇“瘦肉精”事件），必然迫使国内消费者转而消费外国产品，这不仅降低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也会削弱政府扩大内需的其他政策的效果。具体措施方面，可以考虑借用市场力量打击生产犯罪。比如鼓励消费者通过法律手段讨回公道，为避免搭便车的情况发生，可以实行最先起诉者优先政策，规定一旦确认生产犯罪，将对犯罪者处以高额罚款，并把对犯罪企业的处罚的一定比例甚至全部归最先起诉者所有。（3）吸引民间资金进行生态治理和生态开发，用对荒地、荒山、荒漠的长期使用权或所有权吸引私人企业投资扩大投资的关键是给企业提供好的投资机会。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对土地的需求也将扩大，地价将逐步上升。因此，许多沿海城市都已经开始了填海造地的工程。在内地，我国还有大量的荒山、荒地、荒漠，尤其是面积巨大的沙漠。随着地价的上升，距离繁华经济带较近的荒山、荒地、荒漠甚至沙漠就逐步有了开发价值。我国目前的生态治理主要是由政府进行的，以后可以考虑吸引民间资金，双方共同进行生态开发和治理。可以考虑如下政策：由政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其他配套设施，然后进行招标，本着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将该土地一定时期的使用权甚至所有权赋予治理企业，以此来吸引企业进行生态治理和开发，从而扩大投资。参考美国“西进运动”对西部地区的成功开发，有理由相信吸引民间资金对荒地、荒山、荒漠等的开发是切实可行的，也具有很大的长期效应，这部分刺激出的有效需求是依乘数扩散的，如果切实能够成规模开发，很可能会带来我国经济的一个新长期增长点。3、控制房价，挤压房产泡沫在房价调控中，应强化住房的居住功能，淡化投资功能，去除投机功能；同时合理调控预期。在2012年，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仍应放在与增长问题和通胀问题同样重要的地位上，对其进行持续性的科学调控，让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的同时又将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1）税费层面调控首先，按现行所得税法，对住房投资征收利得税，并在此基础上征收住房投资附加利得税，并按持有年限执行累退税率。比如，持有两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100%征收；持有两年以上五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80%征收；持有五年以上至十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50%征收；持有十年以上二十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20%征收；持有20年以上，不再征收附加利得税。这样，就可以有效抑制投机性住房需求，只留下居住性和投资性住房需求。其次，全面征收物业税，把投资性住房逼向房屋租赁市场，抑制房租，并给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税源，预防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份来自于出售土地使用权，这就形成“房地产绑架地方财政”的情形，而全面征收物业税，有利于开拓地方政府税收来源，不仅对房价起到调控作用，还能消除房产调控的后顾之忧，并预防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一举多得。如果在持有环节不征税，那持有者就几乎没有持有成本，考虑到交易成本等因素，租出住房的积极性就不高。因此，实行物业税可以为市场提供的租房选择，抑制房租大幅上涨，为改善民生起到重要作用。之所以要全面征收物业税，就在于一个人可能在许多城市都有住房，对其持有的部分住房征税将造成地方政府间税收利益的分配不公。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一个住房所在的政府为这套住房及其所有者提供了保安、教育、医疗、道路等公共服务，因此所有者应该缴纳税收。（2）选择执行限购政策，尽量避免用提高利率、提高首付等手段控制房价由于限购政策在根本上还是违背市场的选择机制，长期实行会给社会带来福利损失，因此如果上述税收政策能认真贯彻实施，就不再需要限购手段。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政策可能的滞后周期，上述政策不是短期内就能出台的，因此，限购政策就应该继续执行下去，直到住房税收体系完善为止。而控制房价的目的首先是民生范畴的意义，提高利率虽然可能有助于抑制房价，但却提高了房贷和月供，这部分支出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刚性需求”中的工薪收入者。工薪收入者的住房支出可能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然而提高首付则直接限制了工薪收入者的购房能力，对“刚性需求”有大的挤出效应，与调控目的不符。因此房地产市场的直接调控中，还是应选择好调控指标和手段，以防出现与调控初衷背道而驰的现实。（3）合理调控房价预期应该注意到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房价调控目标及政府对该目标的表述方式对老百姓房价预期的影响。房价调控是政府调控者与老百姓之间的博弈，政府对老百姓的房价预期有很大影响，而预期对房价则具有正反馈作用。比如，我国政府去年宣布的房价调控目标是“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这就导致老百姓认为，即使政府的调控目标实现，也只不过是房价增速下降，而房价还会继续上涨，因此老百姓就会抓紧时间购房，结果就导致房价过快增长，政府的调控目标就实现不了。因此，在老百姓的预期作用下，如果政府宣布的目标是“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最终结果必然就是“房价过快增长”。目前，我国的房价下降的预期逐渐形成，这也将有一个正反馈机制，政府应注意谨慎选择宣布房价调控目标，以免房价下降过度。我的建议是，在目前阶段，应该继续坚持“让房价回到合理水平”这样的目标，利用预期的正反馈机制，让房价降下来；随着房价的缓慢回落，逐步调整政策目标和明确合理房价区间，让老百姓形成“房价稳定”的预期。当然，老百姓房价预期的最关键决定因素还是之前所说的政府采取的其他实质性调控措施，比如限购、利得税、物业税等，这些政策的选择应考虑到其对老百姓的预期的影响。（4）加强保障房建设，优化保障房结构，对保障房合理定位，完善保障房分配制度对于极低收入群体，应以保障房来满足其住房需求。同时从经济运行的层面而言，调控房价所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很大一部分可以通过保障方的建设来弥补。可以说，保障房一方面从住房需求角度满足了极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促进社会公平，同时又作为调控政策对刺激实体经济方面的“缓冲垫”，防止房地产市场调控对其上下游企业造成的巨大冲击。但一方面，现在保障房太少，另一方面，保障房分配制度有缺陷，导致许多高收入者得到保障房，而极低收入者反而得不到。我们可以在保障房的户型、面积等方面进行专门考虑，以挤出高收入者对保障房的需求。比如，可以考虑保障房面积分20平方米、30平方米、50平方米三种，小面积的给单身使用，中等的给没有孩子的两口家庭使用，大的给三口之家使用。使用者可以申请购买，也可以以保护价租赁。而且保障房不得在市场上出售，也不能出租，只能按原买入价（可以进行通货膨胀调整）卖回给政府主管机构，一个家庭买了商品房之后必须把保障房卖回给政府。这样，高收入者就没有了获取保障房的积极性。第一，户型小，不符合高收入者的需求，而低收入者则能够接受。第二，不能在市场上出售，意味着不能取得投资收益，投机者也不需要。第三，一个人不会永远都是低收入者，随着年龄、资历、经验等的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会提高，比如刚毕业的学生肯定买不起房子，只能住保障房，随着收入的增加，就能买得起更好地房子，于是就会搬走，保障房腾出来给新的年轻人使用。也就是说，保障房就是仅能满足人们的最基本的住房需求的住房，保障房的条件不能太好，否则就会产生寻租行为，保障房可能就到不了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对住房有更高需求的人可以进入商品房市场，用市场价格满足自己的居住需求。
4. 出现当前宏观经济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很特殊，既不同于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严重通货膨胀，又不同于前几年的持续通货紧缩趋势。虽然去年以来消费品物价指数由负转正，投资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强劲，去年九、十月后物价上涨趋势较为明显，但消费品价格除粮食等农产品上涨较快外，其余比较疲弱，甚至还有下降。消费品物价指数总的看还在合理区间移动。当前我国虽然由于部分行业投资扩张较猛，引起部分物资如煤、电、油、运筹供应紧张，但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失业率还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差很大；生产能力不紧张，大部分特别是制造业、工业消费品能力宽松甚至过剩.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仅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过碰到的瓶颈制约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影响发展的全局。从经济运行来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特别是投资过多的现象，又有在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前几年，我国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质上是“从松”的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之所以讲稳健，实际上是放松银根的同时防范金融风险。现在通货紧缩趁势已经淡出，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政策。由“从松”转向“中性”，就是要求适度收紧。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逐步减弱，方向正在调整转型。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要从紧一些，但不能太紧。所谓不能太紧，就是说不能像治理严重通货膨胀时采用约刹车手段。对一些消费热点和投资重点还要继续支持，还要支持扩大就业；但对过度的低水平重复投资要“削峰”，采取“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质上是要“双防”，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滋长，又要预防通货紧缩趋势重现。要坚持上下微调：松紧适度，这与中央提出的“稳定政策，适度调整”是一致的。
防止通货紧缩趋势，虽然目前并不紧迫，但还是要警惕其再现。从经济走向上看，从去年到今年是从通货紧缩趋势向通货膨胀趋势转化。因此，首先要挡住通胀苗头的压力，特别要注意控制投资的过度扩张。防止大起大落，关键是防止投资的大起。整体经济的大起大落，往往肇因于投资的过度扩张。投资扩张的规律首先是引起投资品需求的扩张，继而引起消费品需求的扩张，再进而引起生产能力和产品供应的扩张。故而物价走势的轨迹，也是投资品和生产资料先涨，消费品后涨；终而因供大于求导致双双下跌。我国本轮物价上涨趋势，也是上游产品价格涨幅高于下游产品。按照通例，下游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涨滞后期约为半年到一年。但我国此轮物价上涨，上游产品能否顺畅将涨价传递到下游产品，与过去相比，受阻因素颇多。如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就业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社保教育等支出预期加大等导致消费倾向下降，关税减免，进口限制放宽取消，以及国际通缩尚未过去等等，最终消费需求受到上述种种限制影响，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难以向最终消费品传递。至于上游产品涨价能否通过成本推动最终消费涨价，未必尽然，主要原因是劳动工资。因为就业问题困难，涨不上去，通胀的一个核心机制即工资与物价的轮翻上涨，现在看不出有发生的迹象，所以现在离严重的通货膨胀还很远。在这种情势下，过一两年后，一些部门过度投资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而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会导致通缩压力。所以，对新一轮投资扩张造成的产能过度膨胀要密切注意。通过投资规模的适当控制，我们既能遏止因投资膨胀而导致的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防止通胀苗头滋长于先，又能抑止过度建设造成的产能过剩，防止通缩趋势再现于后，实现双防的目的。
现在宏观调控当局对于防止通货膨胀压力非常警惕，并为此采取了收缩货币信贷一系列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今年货币供应增幅和新增贷款规模的安排均低于上年实际水平，有助于约束投资过度扩张，控制物价上涨趋势，使CPI同比增幅保持在3%左右。但亦不排除形势发展出现不可预计的不确定因素，显示出现有财政信贷政策调控力度不足，投资规模得不到有效控制，上游产品上涨趋势迅速向下游最终产品传递，引起通胀预期骤升，泡沫性需求（包括对资产的需求和产品的需求）爆发的现象，推动通胀升级。如果CPI升至5%以上。并持续数月、半年以上，在通胀加剧的情势下，则需考虑出台更加从严的调控措施，如大幅减少赤字国债，向上调整利率，进一步提高准备金率等手段，但这只是作参考的预想，且要有备用之具。目前至少在近期较少有现实的可能性。
现在让人比较放心的是，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市场大大缩小了，大家提高了对防止通货膨胀的警惕。像在87年、88年通胀时期那样，有人郑重其事地把通货膨胀政策当作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在人民日报上公开推荐出来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像在93—95年通货膨胀时期那样有人推出“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不可怕，两位数的经济增长才过瘾的主张，有人提倡有人响应的事情也不会再有了。这次出现通胀的苗头后，某些利益集团对通胀的期待，也只剩下了“怕冷不怕热”的微弱呼喊。但是社会上和政府宏观调控当局更多倾向于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理性的思考对策探讨，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5. 急~~~~~~~~宏观经济学产生的原因
宏观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和说明国民收入、就业水平、价格水平等经济总量是如何决定的、如何波动的，故又被称为总量分析或总量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又称总体经济学、大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对称。宏观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考察对象，研究经济中各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动，以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国际收支等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
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宏观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
1）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函数理论、投资理论、货币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开发经济理论。
2）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即经济政策工具如何达到既定的目标）、经济政策效应与运用。
3）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包括根据各派理论所建立的不同模型。这些模型可用于理论验证、经济预测、政策制定，以及政策效应检验。
以上三个部分共同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现代宏观经济学是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服务的。战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在西方各国得到广泛的运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引起了各种问题。
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国际贸易等方面.涉及国民收入及全社会消费、储蓄、投资及国民收入的比率，货币流通量和流通速度，物价水平，利息率，人口数量及增长率，就业人数和失业率，国家预算和赤字，出入口贸易和国际收入差额等。
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宏观经济学来源于法国魁奈的《经济表》和英国马尔萨斯的“马尔萨斯人口论”。1933年，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提出《宏观经济学》的概念。现代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出版后迅速发展起来。凯恩斯把国民收入和就业人数联系作为中心进行了综合分析。
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迄今为止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或称古典宏观经济学阶段。第二阶段：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阶段。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阶段。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后，是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演变的阶段。
“宏观经济学”一词，最早是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在1933年提出来的。经济学中对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与考察，可以上溯到古典学派。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的《经济表》，就是经济学文献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初次分析。
然而，在古典经济学家和后来的许多庸俗经济学家的着作中，对宏观经济现象和微观经济现象的分析都并存在一起，并未分清。特别是自所谓“边际主义革命”以来，经济学家大多抹煞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无视国民经济总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只注重于微观经济分析，以致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在一般经济学着作中几乎被淹没了。
但随着传统庸俗经济学在二十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袭击下破产，随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宏观经济分析才在凯恩斯的收入和就业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当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
宏观经济学主要观点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国民收入的水平是如何决定的？宏观经济学认为，国民收入的水平，反映着整个社会生产与就业的水平。
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周期时，很强调投资的变动的关键作用，认为投资的变动往往比消费的变动来得大，指出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既是收入变动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它在“解释”投资的变动与国民收入的变动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加速数”和“乘数”相互作用的学说。
“加速原理”与“乘数论”所要说明的问题各不相同。“乘数论”是要说明投资的轻微变动何以会导致收入发生巨大的变动，而“加速原理”则要说明收入的轻微变动何以也会导致投资发生巨大变动。但二者所说明的经济运动又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
宏观经济学正是利用所谓“加速数”和“乘数”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据说，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生产和销售量下降，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得投资急剧下降，而乘数的作用又使得生产和销售进一步急剧降减，后者再通过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得投资成为负数(或负投资)。
加速数和乘数的相互作用，加剧了生产萎缩的累积过程。一旦企业的资本设备逐渐被调整到与最低限度的收入相适应的水平，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负投资停止下来，投资状况的稍许改善也会导致收入重新增长，于是一次新的周期便重新开始。收入的重新增长，又通过加速数的作用，导致新的“引致投资”；后者又通过乘数的作用，促使收入进一步急剧增长，这便开展了经济扩张的累积过程。这个累积过程会把国民经济推到“充分就业”的最高限，并从那里弹回来而转入衰退。
宏观经济学讨论的价格问题，是一般价格水平，而不是个别产品的价格问题。按照前面讲的“国民收入决定”论，一般价格水平主要取决于总需求水平。然而，总需求水平的变动一方面影响着货币的供求，另一方面也受货币供求变动的巨大影响。所以，货币分析在宏观经济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宏观经济学重视对货币供求的分析，不仅在于可通过对货币供给、利息率的调节去影响总需求，而且在于货币供给的变动与总的物价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货币供给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宠观经济学着作大多承袭传统的“货币数量说”，只是略加修缀。
许多宏观经济学着作者认为传统“货币数量说”过于粗糙，他们把货币数量说的基本观点跟“收入决定”论的基本观点联系起来，认为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以前，货币供给的增加，其主要影响将表现在扩大“有效需求”、增加生产(或收入)上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很小；只有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后，这时闲置设备已全部使用，若再增加货币供给，已不能再促使产量增加，而只会产生过度需求，形成通货膨胀缺口，导致物价水平不断上升，酿成真正的“通货膨胀”。
这种分析，就是所谓货币分析与收入分析相结合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种分析表明，不仅政府开支和税收的变动，而且货币供给量的变动，都会对总需求水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产生影响。这就为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活动进行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而且也能够通过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对总需求进行调节，平抑周期性经济波动，既克服经济衰退，又避免通货膨胀，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或“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是相互配合、支持的；但在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等不同时期或条件下，二者将采取扩张性或紧缩性的不同对策。
在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减税和扩大政府的开支。减税可以使公司和个人的纳税后收入增加，从而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和个人增加消费；而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张将导致总需求增长，以克服经济萧条。
扩大政府开支，主要是扩大政府的购买或订货，增加公共工程经费和扩大“转移性支付”，目的是通过扩大公私消费，以刺激投资。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势必导致财政赤字。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学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是一种“小于充分就业均衡”。因而扩张性的赤字预算，也就成了战后西方国家政府的常备政策工具。
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扩大货币供给量和降低利息率。这些措施包括：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债券，把更多的准备金注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增加后，就可扩大对企业和个人的贷款，从而扩大货币供给量，降低贴现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总需求。
通货膨胀时期，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依然运用上面所介绍的那些政策工具，只是朝着和上述相反的方向，即按着紧缩性方式而不是按扩张性方式来加以运用。
现在西方经济学界开始企图用供给分析来补充需求分析的不足，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探讨微观经济基础，出现了一种供给分析与需求分析相综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新动向。
宏观经济学建议采用适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等手段，以控制和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宏观经济学首先关注一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指的是一国生产潜力的增长。一国生产潜力的增长是决定其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增长率的关键因素。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
经济模型可以用于分析许多领域的决策。我们把有些领域归入微观经济学中，而把其他领域归入宏观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研究家庭和企业如何做出选择，它们如何在市场上相互作用，以及政府如何试图影响它们的选择。微观经济学问题包括解释消费者如何应对产品价格的变化以及企业如何决定收取什么样的价格。微观经济学还涉及到政策问题，如分析减少未成年人吸烟的最有效方法，分析批准销售一种新处方药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分析降低空气污染的最有效方法。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研究作为整体的经济，包括诸如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增长这样一些问题。宏观经济学问题包括解释为什么经济会经历衰退和失业不断增加的时期，以及为什么在长期内有些经济体比其他经济体增长得快得多。宏观经济学也涉及政策问题，如政府干预能否降低衰退的严重性。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严格且固定不变的。许多经济情况既涉及微观经济也涉及宏观经济的层面。例如，企业投资于新机器和设备的总体水平有助于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但要了解企业决定购买多少新的机器设备，我们又需要分析单个企业所面临的激励—而这是一个微观经济问题。
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如家庭、厂商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J亨德逊（JHenderson）所说居民户和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量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萨缪尔逊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E夏皮罗（EShapiro）则强调了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2）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以实现个体效益的最大化。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问题，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研究方法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即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则是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这些总量包括两类，一类是个量的总和，另一类是平均量。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
（4）基本假设不同。
6. 1929-1932资本主义大萧条的宏观经济原因
根本原因：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私人占有性的矛盾的恶性发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社会在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这就要求各个生产部门必须密切协作、步调一致，进而形成社会化大生产。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少数垄断资本家占有大部分生产资料，他们为了无限制地追求利润，尤其是在经济繁荣时期，不断地扩大再生产。这就势必打破平衡，引发恶性竞争，激化社会生产各个部门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新的经济危机爆发。
②直接原因：
根据上面的分析，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我们已经明确了，但是这里有个问题：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感受不到的，普通人能够分析出的问题是什么呢？或者说，经济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是市场供需出现矛盾。人们所能认识到的只是它所表现出来的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之间的矛盾。表面上来看，生产出的产品太多，市场需求有限，产品过剩，出现滞销。但产品是真的过剩吗？当然不是。那又是什么原因使供需矛盾逐步激化了呢？
以经济大危机的首发地美国为例，首先，美国20年代的繁荣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上，少数垄断组织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造成国民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方面，资本家攫取了高额利润，20年代，国民收入的1/3为占人口5%的最富有者所占有；另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日益相对贫困，1929年，约60%的美国家庭收入仅够维持生活，他们的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尚不足24%。这就限制了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造成市场的相对狭小。第二，分期付款和银行信贷刺激了市场的虚假繁荣。20年代后半期，美国市场日益盛行分期付款，以此来刺激消费，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而是一种提前消费的形式，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消费的疲软。而资本家为眼前利润驱使，盲目扩大生产，使得生产和市场的矛盾日益尖锐。第三，无限制的股票投机活动。当时美国的股票投机活动非常猖獗，不但职业投机者，一些普通的美国人也参与股票的投机，把它作为致富的捷径。人们不但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投入，甚至向银行贷款购买股票，结果造成这一时期股票价格被大幅度哄抬，发展到令人难以相信的极端，股票以其帐面价值的3倍到20倍的价格卖出，这就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为货币和信贷系统的崩溃埋下了隐患。1929年10月，以纽约股市的崩溃为开端，引发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