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经济风险包括哪些

‘壹’ 按产生的原因分类，风险可以分为哪几种

按发生原因划分，保险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如果风险因自然因素产生，则被称为自然风险。
如果产生原因出现在社会环境中，包括个人行为和团体行为，风险归属于社会风险。
特别的，在经济活动中，因为管理者的决策失误及其他市场变动导致的风险，被单独称为经济风险。

‘贰’ 宏观风险包括哪些

宏观环境风险有：
1、政治环境风险。指发生战争、工潮和社会动荡等社会性政治事件给项目开发带来的可能经济损失;
2、社会环境风险。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安定情况、风俗习惯、公众素养等。产品不适合当地环境，会面临消费者不认可的风险;
3、经济环境风险。经济环境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战略布局、经济发展速度等。经济停滞，则房地产市场萧条;
4、政策环境风险。主要包括土地、住房、金融、税收、城市规划、环保等政策，政策因素会影响房地产开发的各个层面。
温馨提示：以上内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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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经济风险有哪些方面

（1）自然风险：指由于自然因素，如洪灾、火灾、地震、流行性传染病等引起的风险。如2003年春出现的SARS病毒，还有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就给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损失；（2）社会风险：指因个人或团体在社会上的行为，如偷盗、战争、政治动乱等引起的风险；（3）经营风险：指商品在生产或销售过程中，因经营管理不善或市场供求等因素引起的风险。
按经济过程的不同阶段，经济风险可分为：（1）投资风险：即投资者在进行某一项投资时承担的风险；（2）生产风险：即生产者在生产某种产品或提供劳务时承担的风险；（3）销售风险：即销售者在从事商品的销售活动时承担的风险。

‘肆’ 急急急！！哪位能帮忙找找消费经济学中的一些名词解释谢谢了！～～！

1.所谓“消费”,一般是人们以货币为代价自由换取某种消费利益的一种交易行为。

2.当利率低到一定程度时，整个经济中所有的人都预期利率将上升，从而所有的人都希望持有货币而不愿持有债券，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将趋于无穷大，若央行继续增加货币供给，将如数被人们无穷大的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所吸收，从而利率不再下降，这种极端情况即所谓的“流动性”

3.所谓可持续性消费,是指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步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消费行为。

4.将企业经营管理中遇到的风险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系统风险也称不可分散风险，主要由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等宏观因素造成。非系统风险也称为可分散风险，主要有经营风险、财务风险和信用风险等。

‘伍’ 概括互联网协同消费经济存在哪些问题

互联网协同消费经济存在问题：

1、租赁平台对用户行为监管难。出租方财产易被侵害。

2、共享产品安全难保证。存在质量安全隐患，个人信息面临泄露风险。

3、第三方支付业务缺乏准入标准。与手机绑定的信用卡易被盗刷。

4、网络二手交易平台信誉差。商品合理评估、考证难，导致信任危机。

5、劳动关系法律界定不明确。“互联网+”劳务纠纷维权难，劳动权益被侵害风险大。

6、网络平台信息真实性不足。可任意杜撰、传播不实信息。

协同消费起源

协同消费一语最先出自英国市场咨询顾问雷·阿尔格（Ray Algar）2007年4月发表的文章，标题就是“协同消费”。他写道：“协同消费将成为横扫全球的现象，消费者在网站上进行物物交换和服务交换，还把钱集中放在网站上共同拥有名车豪宅飞机等昂贵资产，这也称作部分所有。”

协同消费这种经济模式还有一个名称叫“同车资本主义（ZipCar capitalism）”，这个说法是新闻记者布鲁斯·努斯鲍姆（Bruce Nussbaum）在2008年提出的。ZipCar是创建于2000年的一个汽车俱乐部组织，其成员共同拥有对汽车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陆’ 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怎样影响消费者对零售商的选择

社会风险是指消费者所买的产品不为同伴所欣赏或受同伴的嘲弄所造 成的社会损失。 经济风险则是指由于产品失灵或产品达不到预期效果所造成的金钱上、 时间上和精力上的损失。 面对不同产品，同一消费者的知觉风险会存在明显差异。 传统零售店应将侧重点放在销售那些有较高知觉风险的产品上。 经济风险可以通过提供保证来降低。

‘柒’ 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风险有哪些

你好，商业银行个人消费信贷风险有：
1、个人征信系统不健全。 
个人消费信贷风险主要来自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与个人信用风险,也即个人收入的波动幅度和道德品质修养水平,其中个人信用状况还与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密切相关。在收入水平较为稳定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对消费者信用的把握决定了消费信贷的发展程度。当前,我国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备有效的个人信用制度,人民银行的个人征信系统尚在运行初期,可利用资源储备不足,商业银行缺乏征询和调查借款人资信的有效手段,加之个人收入的不透明和个人征税机制的不完善,以及其它征信部门的系统资源不相互共享,银行难以对借款人的自有净资产、个人收入的完整性、稳定性和还款意愿等资信状况做出正确判断。在消费信贷过程中,各种恶意欺诈行为时有发生,银行采用询问或实地察看等原始征询方式已经不能保证信用信息的时效性和可靠性。 
2、商业银行自身管理存在缺陷,致使潜在风险增大。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虽然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但整体管理水平依然不高,难以跳出“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怪圈。由于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在我国开办时间不长,所以在这方面更缺乏先进的管理经验。通常,商业银行信贷人员仅仅凭贷款人身份证明、个人收入证明等比较原始的征询材料进行判断和决策,对个人的信用调查基本上依赖于借款人的自报及其就职单位的说明,对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状况、社会活动及最为重要的有无违法纪录和有无失信情况等缺乏正常程序和渠道进行了解征询,导致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银行内部在责任界定上也往往依据书面上反映的问题进行处理,使得就材料而谈贷款的问题更为严重。同时在贷款发放上,重放轻管的问题相当突出。由于在放贷时对客户的实际情况就只停留在资料上,因而发放后更是没有一套相应的管理措施跟上。有的是一些笼统的管理制度,内容泛泛,面面俱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差,使管理客户的信贷员无法按部就班,致使有些贷款实际上长期处在无人管理的状态下。 
3、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统一规范消费信贷活动和调整消费信贷关系的全国性法律。现行法律条款基本上都是针对法人制定的,很少有针对消费性个人贷款的条款,对失信、违约的惩处办法不具体。即使有,也似乎存在维护债务人权益的倾向。不少新法律法规的实施直接使得借款合同及相关合同存在法律方面的缺陷和问题。这使得银行开办消费信贷业务缺乏法律保障,对出现的问题往往无所适从。由于消费信贷业务的客户比较分散,均是消费者个人,并且贷款金额小、笔数多,保护银行债权的法规又不健全,特别是在个人贷款的担保方面缺乏法律规范,银行执行债权成本较高,投入的人力物力较大,致使风险控制难以落实。当前城乡消费信贷业务的迅速发展,呼唤我国消费信贷法尽快出台。 
4、抵押物难以变现。 
当前的经济环境下,抵押物变现渠道窄、成本高,贷款担保往往形同虚设。借款人不能按时归还贷款本息时,银行通常会把贷款的抵押物作为第二还款来源,而抵押物能否顺利、足额、合法地变现,就成为银行化解资产风险的重要环节。由于我国消费品二级市场尚处于起步初创阶段,交易秩序尚不规范,交易法规也不完善,各种手续十分繁琐,交易费用偏高,导致银行难以将抵押物变现,影响了银行消费贷款的健康发展。同时,由于执行上的不规范,引发了大量的道德风险存在,进一步加大银行的损失。随着消费贷款规模的扩大和抵押贷款的增加,这类问题将会变得更加突出。现阶段,我国住房一、二级市场很不完善,政策上要求对大量非商品房产进行商业信贷支持,而一旦购房人无力还贷,这些非商品房产抵押又无法进行过户转让,银行很难得到充分的处置权,贷款抵押形同虚设。 
5、盲目营销,无规划发放消费信贷,形成巨大的风险隐患。 
近年来,为扩大盈利水平,抢占市场份额,各家商业银行纷纷鼓励分支机构大力发展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违规操作现象,一些商业银行为了扩大消费信贷规模,对基层行下达硬性的放贷指标。不少银行擅自降低贷款标准和担保条件,对高风险、低信用的客户提供消费贷款,一些地区的基层行甚至为了完成贷款任务,给每个员工下达一定额度的消费信贷任务。不少员工为完成任务,盲目放贷,甚至自己使用贷款进行高风险投资或炒股。这种现象的蔓延将造成新一轮的风险积聚,不利于消费信贷业务的健康发展。 

‘捌’ 公共消费的影响

公共消费的扩大可以促进居民消费水平与质量的提高，可以直接降低政府储蓄和间接影响居民储蓄，进而可以降低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公共消费不足给居民带来消费风险。一度推行的公共领域市场化改革和由此带来的消费不确定性，在降低公共消费，尤其是社会性消费的同时，给居民消费带来了一系列风险，导致居民消费长期处于相对萎缩状态。
从内容上看，居民消费风险包括三种：一是可及性风险，二是可获得性风险，三是信息不对称风险。无论哪一类居民消费风险，都可通过政府的公共消费行为来防范与化解。反过来说，政府公共消费不足，尤其是社会性消费不足，将会给居民带来消费风险。居民消费风险的大小与政府公共服务提供的多少密切相关，也就是与公共消费水平的高低密切相关。
由于中国公共消费不足，导致了居民消费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与消费风险，在缺少保障的条件下，公共消费不足使得居民部门的储蓄率居高不下。中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长期在较高水平徘徊，没有呈现出正常的下降趋势。若是扩大公共消费，意味着居民有了更多的保障，消费风险和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居民将会更倾向于消费，而不是储蓄，这样居民储蓄率就会下降。
公共消费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在一些领域，公共消费和居民消费具有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公共消费上升了，居民部门将大量替换出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并将其转化为其他方面的消费，居民部门的消费由此扩张，产生消费的“挤入效应”；如果政府的社会性公共消费不足，那么对居民来说，他们将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花费更多，其他方面的消费就会被迫减少，表现为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当前，由于公共消费不足而导致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
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自1996年开始总体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份额在减小，而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和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份额在扩大。若是进一步考虑这种情况，公共消费不足的影响实质上是放大的。一方面，对居民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加大，因为公共消费不足在挤压了居民其他消费的同时，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的减小也在挤压居民的消费。另一方面，强化居民储蓄倾向，居民储蓄率相对平稳，这种平稳是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额减小的情况下实现的，这意味着居民的储蓄动机被强化。例如居民甲的月收入过去是3000元，现在是1000元，假设其储蓄率为40%，即使该比率保持不变，其实际含义却是不一样的。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要维持原来的储蓄率，只能靠压缩消费来实现。
至于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比重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向资本一方倾斜，劳动所得的比重下降，而资本所得的比重上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1978-1983年，中国劳动所得占GDP比重从42.1%上升到56.5%，自此之后却是持续下降，2005年下降到36.7%，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劳动所得是社会多数成员的主要收入来源，其在GDP中的比重下降，说明大多数人没有同步享受到经济成长的成果。在这样一种趋势下，居民所得的不确定性加大，必然强化储蓄意愿，使大多数居民的消费难以提升，如果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趋于上升，那么，公共消费不足对居民消费的挤压或可减弱，但现实却是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趋于下降与公共消费不足同时出现，对居民消费的挤压形成了“叠加效应”，也就导致了居民消费的整体相对萎缩和部分社会成员消费的绝对减少，由此形成了诸多的民生问题。所谓“上不起学”和“看不起病”等广为存在的民生问题直观地反映出消费的不足。
从这里看，提高国民消费率有两个途径：一是调整劳动与资本的分配关系，二是扩大公共消费来弥补，而后一方面具有更直接和快速的效果。

‘玖’ 需要正视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风险有哪些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接近10%，是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入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得到充分发挥，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制造遍布全球。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经济也积累了诸多问题和隐患，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愈发凸显，集中体现在：政府主导投资造成行业产能过剩、投资效益低下；全球化红利逐步释放，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为继；人口红利逐步衰减，老龄化加大社会压力；房地产泡沫化，经济存在硬着陆风险；货币供应过剩，中长期通胀压力较大。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将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由重工业拉动转向服务业拉动，由政府主导投资转向私人主导投资。同时，通过改善劳动者报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促进消费升级，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不再高速但更加稳健，石油消费增速随之放缓；大消费时代带来乘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支撑汽油需求刚性持续增加；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占比提升，柴油需求受到抑制；房地产降温，下游化工品需求增速下降；中西部地区将成为拉动成品油需求的新亮点。一、中国经济面临六大中长期风险1.风险一：政府主导投资造成产能过剩、投资效益低下与欧美发达国家靠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不同，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自2003年起，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已经连续9年维持在40%以上，2011年高达49%，分别为美国、日本、韩国的4倍、2.3倍、1.8倍。投资具有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增长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成就了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造成了产能过剩、持续性不足、投资效率低下、借贷风险上升等问题。过度投资加剧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主要在钢铁、水泥、石化等支柱性行业，这些行业已经出现了供大于求的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投资的快速增长是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2001-2011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速达23%，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速8.1个百分点。政府主导投资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体制性原因，以GDP增长为考核指标促使地方政府投资热情高涨，导致各地过度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先后出台了4万亿投资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大规模高铁建设计划，拉动了钢铁、有色、石化、风电、水泥等行业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加剧了这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过度投资导致投资效率低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投资的快速增长，我国产能利用率呈现持续下降态势，从1991年的84%下降到2011年的63%。“十一五”期间，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1万亿元，每平方千米投资在3.3亿元以上；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达1.9万亿元，每平方千米投资超过1.6亿元。政府主导投资不能充分发挥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容易造成投资效率低下、重复建设和利用率低等问题。目前我国大城市已经面临投资饱和的尴尬，未来依靠大规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2.风险二：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与东亚许多国家一样，我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加入WTO后，借助廉价劳动力和低端制造业优势，我国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在GDP中的占比不断攀升，在金融危机前，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一度高达66%。从出口总量来看，2011年，我国出口总额为3.6万亿美元，占全球近11%份额，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严重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停滞，国内经济增速降至7.8%；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增速降至-13.8%，经济增速也随之下降。我国出口产品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在全球产业链中定位低端。出口产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服装、纺织、鞋类、家具和箱包等商品均排在制成品出口金额的前十位。尽管我国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极低。据统计，在全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美国占37%、欧洲27%、日本18%、韩国4%，中国只有3%。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我国制造业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在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也就是只在利润最低端的组装和制造环节占有一席之地。未来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金融危机后，随着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全球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更年轻国家的崛起，使中国面临外需环境恶化和部分制造业优势消失的双重压力，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由外向型经济回归大陆型经济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3.风险三：人口红利即将过去，未富先老，社会养老压力巨大，成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过去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之比从1上升到1.3。人口红利提振了中国经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带来的成本优势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和第一大出口国。据瑞银集团测算，在过去30年，我国人均GDP年均9%的实际增速中，人口红利因素贡献了约0.8个百分点①。“人口红利”之后是“人口债务”。据联合国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前后达到14亿峰值，随后开始下降。其间，人口结构也将发生显着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逐步下降，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16.2%，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24.7%，人口红利将逐步消失。从劳动供给来看，目前我国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如果保持现有的人口政策不变，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停止增长②。虽然我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将一定程度上缓冲劳动力不足问题，但由于农村可转移的富余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有限，预计我国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显现。人民未富先老，社会养老压力巨大。预计我国将在2025-2030年进入“老龄社会”。根据发达国家经验，老龄化往往是与经济发展同步，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而中国将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即所谓的未富先老。随着老龄人口持续增加，我国养老金制度面临严峻挑战。首先，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受益人数量增长较快，养老金需求不断增加，同时缴纳人数量增长相对缓慢，导致养老金压力不断增长。其次，农村老龄化问题压力较大。我国老年人口近60%分布在农村，而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还处在试点阶段，未来农村老龄人口养老将成为社会难题。此外，我国养老金账户存在较大缺口。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截至2010年中国养老金系统中的个人账户本应有资产19596亿元人民币，但实际只有2039亿元人民币，缺口1.7万亿元人民币以上。4.风险四：随着人口红利消退，房地产泡沫面临破裂风险新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住房需求的不断增加，推动了房地产建设热潮，刺激了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最近几年房地产建设活动占GDP的比重持续上升，从2009年开始，房地产建设活动占GDP比重已经连续三年超过12%，2011年该比重上升至12.4%。同时房价大幅上涨，引发了人们对房地产泡沫的普遍担忧。尽管受诸多因素影响，但供需关系始终是决定房地产价格最核心的因素。人口结构影响住房需求，进而影响房地产价格。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来看，房地产价格和劳动力拐点密切相关，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上升将拉动房地产价格上涨，反之亦然。如果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于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将大大改变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结构，人口红利的消失将导致房地产价格下滑，未来我国房地产泡沫面临破裂风险。房地产泡沫破灭往往会引发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危机，90年代日本房地产崩盘，以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而言，由于房地产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紧密相连，若房地产业出现问题，哪怕是局部地区出现崩盘情况，都将对经济造成致命的影响。5.风险五：地方债务风险巨大，银行业存在系统性风险，经济有硬着陆可能我国政府债务水平在金砖国家中偏高。我国政府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其中中央政府债务占比约为62%，地方政府债务占比约为38%③。截至2010年，我国中央及地方两级政府全部债务总和占GDP的比重约为68%，略高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低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但是在新兴经济体中，我国政府债务水平偏高，比印度高20个百分点，比俄罗斯高40多个百分点。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超过我国GDP的1/4。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刺激经济增长，我国各级政府纷纷出台巨额投资计划，资金需求主要通过银行贷款和地方融资平台等渠道提供，导致地方债务风险积聚。据审计署统计，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显性负债规模达6.7万亿，隐性负债规模达4万亿，合计10.7万亿。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即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比率为52.25%，加上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债务率为70.45%④。地方债务对土地财政和银行信贷依赖过大。首先，地方债务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受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较大。2010年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为2.55万亿元，共涉及12个省级、307个市级和1131个县级政府。同时，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近30%的比重。其次，中国地方债务对银行信贷依赖过大，在地方债务中，银行贷款为8.47万亿元，占比79%，是地方债务的主要组成部分。地方债务潜在风险巨大。一是个别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截至2010年底，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二是房地产调控使地方政府偿债能力下降。由于地方债务对土地财政依赖大，当遭遇紧缩性房地产调控时，房地产市场表现不佳，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幅下降，部分过分依赖土地财政的地区可能出现流动性紧张，甚至是偿付危机。三是地方债务与银行绑定，增大银行业风险。如果地方政府债务出现不良贷款，将导致银行总体的不良贷款余额上升。四是经济减速影响地方债务偿付能力。2011年以来，受经济持续下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企业利润下降、结构性减税的影响，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政府偿债能力明显下降。6.风险六：货币泡沫巨大，我国中长期面临通胀压力货币泡沫是房地产泡沫和一切资产泡沫的前提和基础，世界上任何资产泡沫和通胀背后都有货币超发的影子。我国货币超发现象长期存在，从经济运行的情况看，我国货币存量偏多。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货币大国，截至2011年底，M2余额为85.1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6%，折合美元13.18万亿元，是同期美国M2的1.36倍。从增速看，过去20年我国M2增速平均是21%%，而GDP是10.5%，M2增速是GDP增速的两倍。高存量货币导致了强烈的通胀预期，促使商品和资产价格上扬，2003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和资本品价格飞涨即是很好的例证。从长期来看，我国存在着较强的通胀压力，一是由于高货币存量推高长期通胀水平；二是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步削弱，工资将螺旋上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这些都将带来持久通货膨胀的压力；三是随着能源价格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我国资源品价格面临上涨压力。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之路1.转变之一：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往往代表了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容易造成经济的波动；消费驱动型增长则代表了成熟经济国家的主要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发展更加稳固和持久。欧美发达国家消费占GDP比重在70%左右，印度和巴西消费占GDP比重也分别达到81%和79%，而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47%。目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和总体消费率分别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5和30个百分点。过去20年，我国居民消费对GDP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49%下降到2011年的35%，同期我国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则从35%上升到49%。投资贡献较大、消费贡献下降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经济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使得中国经济往往受外界影响波动剧烈。扩大消费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完善，税制改革、金融改革不断深化，以及房地产调控等，将有利于消费时代的到来。随着我国消费水平的上升，我国经济结构将趋于改善，经济增长将依靠内需驱动。2.转变之二：转变重化工业的增长模式，进一步提升服务业比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钢铁、化工为代表的重化工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模式也带来了诸多问题，例如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2011年，我国GDP占世界的10%，但是消耗的资源占世界原煤的49%、原油的11%、粗钢的45%、铁矿石的35%。从国际经验看，上世纪完成工业化的主要经济体中，工业化进程平均耗时15～20年，其中日本耗时20年，韩国耗时18年，中国台湾耗时15年，届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约为1/3。相比之下，我国工业化已经历时27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44%。重化工业之路过头使得我国经济比例失衡，服务业被挤压。倘若继续推进重化工业的增长方式，不仅环境与资源无法承受，也将加剧产能过剩，生产效率难以提高。服务业发达程度是衡量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服务业比重普遍偏高，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美国为75%、日本为68%、韩国为55%、法国为72%。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于整体经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偏低。截至2011年底，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与发达国家服务业水平仍然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末期的中国台湾、80年代初的韩国具有类似性。根据国际经验，随着工业化进程进入尾声，未来我国服务业发展将步入加速期，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未来我国服务业比重将持续提升。3.转变之三：改善劳动者报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规模，促进消费升级。1979-20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9%，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3%，经济与居民收入增速相差2.6个百分点。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消费占GDP的比重与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密切相关，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稳步增加，将有利于促进消费扩大和升级。在人均GDP达到6000～7000美元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出现了明显的消费升级趋势。按照平均汇率折算，我国人均GDP已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有望在2015年超过7000美元，届时我国将进入消费升级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提高居民消费率。社会保障制度对个人储蓄存在着“挤出效应”，长期以来，我国较低的社会福利支出导致居民倾向于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社会保障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形成，社会和谐稳定。未来随着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进入“快车道”。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将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所面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相应降低，有利于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全社会的消费倾向。4.转变之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调节贫富差距，促进消费增长税收体制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一直在促进经济增长、抚平经济波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按照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分配关系、完善税权配置的原则，健全税制体系。党的十八大再次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财税改革主要体现在降低税负和优化结构两个方面。在降低税负方面，我国税种法定税率偏高，例如目前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基本税率为17%，如果换算成国外可比口径，即换算成“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高于西方国家的水平(大多在20%以下)⑤。此外，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印度、俄罗斯分别为35%、34%、13%。从整体上降低居民税负，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减少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挤压，进而提高居民消费。从税收结构看，我国的税制结构依然是以流转税为主体，而所得税的主体地位还比较薄弱。我国税收总量中流转税收入占62%，所得税收入占26%。相比之下，国外主要发达国家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平均在50%左右，流转税比重往往不到40%。优化税收结构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提升消费水平。例如，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具有累退性，这部分税负主要在中低收入人群，降低此类税率可以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同时应增加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房产税等财产性税收，这部分税负主要在资本所有者和高收入人群，增加此类税收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5.转变之五：改变由政府投资为主导的模式，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政府支出增加容易引起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降低。长期以来，我国投资由政府主导，特别是1995年以来，我国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低于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导致个体经济占总投资比重由1990年的22%下降到2010年的3%。政府主导投资存在诸多问题：一是由于缺乏监管，容易造成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二是无法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资源难以得到优化配置，造成投资效率低下；三是政府主导投资限制了私人投资的发展。作为新生力量，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与日俱增，尤其是在解决就业方面。据统计，私营企业占中国法人企业的60%以上，解决了社会新增非农就业人员份额的80%以上；拥有全国66%的专利、74%的技术创新以及82%的新产品开发等等。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民营企业生存状态并不乐观，需要国家政策的倾斜和扶持。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多项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例如2009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向微小型企业提高税负优惠，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2010年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等；2012年国家出台《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开展境外投资的18条政策措施》，提出加强民企境外投资的规划指导，做好境外投资投向引导，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健全境外投资法规制度等。党的十八大也提出要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三、中国经济发展对国内石油市场的影响1.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国内石油消费增速将随之放缓经济发展是石油需求增加的源动力。过去30年，我国石油消费增速呈现与经济增长同步的特点，两者相关系数高达90%，且石油需求弹性系数呈上升趋势，显示经济增长对石油需求的拉动作用更趋明显。例如，1980-199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21%，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2.75%，石油需求弹性系数为0.3；1990-200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85%，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6.27%，石油需求弹性系数上升至0.6.3；2000-201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3%，石油消费量年均增长7.18%，石油需求弹性系数为0.69。未来我国经济潜在增长速度难以维持过去20年9%～11%的平均水平。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预计2010-2020年GDP增速将降至7%～8%，2020-2030年将降至5%～6%。随着经济潜在增速下滑，未来包括石油在内的能源需求增速也将随之放缓。经过模型测算，当季度GDP下降1个百分点，季度石油消费将下降2.75个百分点，季度成品油消费下降3.3个百分点。分油品看，柴油需求与宏观经济走势关联更为密切，当国内GDP下降1个百分点，柴油消费下降4.8个百分点。汽油消费需求刚性，受宏观经济走势影响相对较小，当国内GDP下降1个百分点，汽油消费下降约0.15个百分点。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能耗下降、产业升级、主要用油行业发展以及替代能源的影响，预计2020年我国石油需求总量将达到5.87亿吨，比2011年增加1.2亿吨，年均增速将从最近10年的7%大幅下降至2.3%，石油需求弹性系数降至0.35；预计2030年石油需求总量达到6.98亿吨，年均增速进一步降至1.7%，石油需求弹性系数降至0.31。2.大消费时代到来，乘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支撑汽油需求持续增加汽车和摩托车用油占汽油消费总量的95%左右，汽油消费与车辆保有量相关系数达到0.97，汽车保有量是影响汽油消费的首要因素。经验表明，人均汽车保有量规模及增速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人均GDP和千人汽车保有量显着正相关。人均GDP越高的国家，汽车保有量也较高，例如美国千人汽车拥有量达到828辆，为世界第一石油消费大国。我国千人汽车拥有量仅为60辆，不仅远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在新兴经济体中也处于较低水平。未来随着居民收入持续提高、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深化，我国将逐步跨入大消费时代，汽车消费将快速增长。目前我国汽车总销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但千人汽车保有量、千人汽车销量等指标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初期和韩国80年代中期相当，未来我国汽车市场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预计到2020年我国汽车销量将达到3000万辆，每千人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84辆。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国内汽油消费也将呈持续增长态势，预计到2020年国内汽油需求将达到1.1亿吨，2030年达到1.4亿吨。3.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占比提升，柴油需求受到抑制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工业一直是能源消费大户，其能源消费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保持在70%左右。根据经验，工业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提升，将带动能源消费加速增长。近30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已成为世界煤炭消费第一大国，石油和电力消费第二大国。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单位能源消耗较少。通过计量分析也发现，第二产业增长对石油需求增长的带动远大于第三产业。从美国经验看，1970年以来，美国工业占GDP比重从35%下降到20%，服务业占GDP比重从61%上升到78%，同期石油消费增速由年均4%下降到年均1%。未来随着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趋于下降，服务业比重将趋于提升。产业结构变化将影响我国石油需求变化，柴油与工业发展密切相关，未来柴油需求将逐步放缓，柴汽比或将有所降低。预计到2020年，柴油需求为2.3亿吨，年均增速约5%，柴汽比进一步下降到1.99。

‘拾’ 生活中消费的陷阱有哪些

1、虚假广告设置虚假降价或价格打折欺诈消费者；药品和保健品广告内容严重违法；以推广所谓的新技术等进行欺骗；房地产开发商广告承诺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2、“免费服务”所谓“免费服务”，欺诈情况多。经营者往往在消费者接受所谓“免费服务”后，又提出许多不公平的条件强迫消费者接受。“免费服务”实为陷阱诱饵。3、“义诊”一些不法之徒抓住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急需治疗疾病、渴求健康的心理，在商场小区常常举办所谓“义诊”活动，承诺能够免费试用或提供上门服务，以异常的热情骗取消费者信任。产品价格极其昂贵，几乎都在万元左右，骗取消费者慷慨解囊。消费者如果想退换，销售者马上变脸，恶语相加，侮辱消费者。类似销售行为有可能演变成新的传销或变相传销活动。4、“您中奖了”-扯淡却又总是有人信的骗术不法分子通过电话、短信、信函等形式告知消费者，已经中了某某公司的大奖，奖金几十万或者奖轿车等贵重物品，要求消费者先支付所谓的“中奖费”、“所得税”、“律师费”、“审计费”等。消费者汇去款项后，不法分子立即销声匿迹。5、“返券促销”很多商场在销售过程中频繁采用“返券促销”手段，在广工信息上含糊其辞，真正拿到返券后，又有诸多限制和条件，其实本质就是有意误导消费者的不理性消费行为。 6、网络交易骗局近几年网络购物作为一种新兴的方式吸引了很多的消费者，但由于其交易方式的特殊性以及监管的困难，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购物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收到的物品与宣传不符，功能欠缺，甚至是残次品；卖家提供虚假信息，收钱不发货，骗取钱财等。7、中介服务骗局社会中介的骗局主要表现在通过媒体发布虚假广告，诱骗消费者上当；利用不平等的格式合同欺诈消费者，扩大消费者的义务，减少经营者的责任；向消费者提供不全面、不真实的信息，对市场需求大的行业随意加价。中介服务的投诉主要集中在租房、婚介、培训、留学、旅游等方面。8、储蓄变保险一些储蓄所的业务广告、海报只刊登利率和年限，不标明是储蓄还是保险，消费者误将保险当储蓄购买。消费者一旦后悔或需要用钱时，要退保就要承担高额的经济损失。9、预付费消费卡目前消费卡名目繁多，一些不法商家先诱使消费者存入一笔不小的金额，但后续服务跟不上；或者在消费者存入一笔金额后商家就销声匿迹。10、骗取、变卖个人信息以出售某种商品或服务为由，要求消费者留下个人信息。之后，擅自泄露或变卖，致使消费者不仅遭受垃圾短信和电话的骚扰，还要承受不法分子利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进行诈骗的风险。11、传销式的保险，理财陷阱！别让贪欲模糊眼睛理财产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品，里面的门道很多，理财产品推销员展示的各种眼花缭乱的计算和可观的回报率，让你似懂非懂，还让你非常心动，其“陷阱”更为隐蔽。别让贪欲蒙蔽双眼最后“被卖了还高兴地帮人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