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初始于什么年代

⑴ 经济全球化起源于什么时候，论证观点

经济全球化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得到认可，但目前没有统一概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

经济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早已开始，尤其是8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资本和产品在全球性流动，有利于科技在全球性的扩张，有利于促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人类发展进步的表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对经济实力薄弱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性的激烈竞争，所遇到的风险、挑战将更加严峻。目前经济全球化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的经济秩序，以保证竞争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深入发展，既给世界贸易带来了重大的推动力，同时也给各国经贸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其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矛盾。为此，研究和了解这一问题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⑵ 自然经济开始于原始社会

自然经济是以家庭（其他时期也包括氏族公社、封建庄园等）为主要基本生产单位，生产规模相当小。大多数情况下产品的原料采集、生产乃至消费都是为了满足劳动者自身需要（而不是为了进行资本积累并扩大再生产），只有在生产产品过剩的情况下才会将产品拿到市场上交换。并且自然经济中农业生产同家庭手工业制造相结合，即农产品以及一部分手工业品都是自主生产并使用的，也就是所谓的“男耕女织”现象。
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极为低下，通过氏族之间极少的剩余产品交换产生的就是最早的自然经济。真正实现完善的自然经济是在原始社会末期，以家庭为生产单位、采用金属工具生产、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时代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与早期封建社会时期，自然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支持。

⑶ 世界经济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开始于什么年代

开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苏联解体为标志事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格局顿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原来的美苏两极均衡格局被打破,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盟友不再受到安全问题的困扰,开始专心发展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欧盟等国家的经济相继有了巨大的发展,欧盟的总体经济实力更是超过了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欧盟都努力寻求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加上九十年代以来中印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和俄罗斯的复兴,世界政治舞台上再也没有那一个声音能够压到其他的所有声音,开始了多极化进程.

⑷ 请问市场经济起源于什么时候

市场经济起源于奴隶社会瓦解和封建社会兴盛交接时期

什么叫市场经济呢？大概一百个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一百零一种以上的说法。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私有制的经济；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价值经济。还有说是自发性的经济、竞争的经济、优胜劣汰的经济、信用经济、法制经济等等。

应当说，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包括“私有制”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都像是“盲人摸象”，都只触及一个局部，都没有总体的概括力。

什么是市场经济？其实很简单。市场经济就是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经济。

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其根本基础首先在于分工的普遍化。我们说，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为什么呢？因为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才能造就社会普遍分工的物质基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不需要交换。最多是一家之内的两口子交换产品。农业文明时代，农村妇女天天晚上摸黑纳鞋底也供不上一家人穿鞋。用机器生产，一个工人一天能缝100双鞋。现在工艺又改进了，不用缝制了，用胶粘。一个工人一天能粘1000双鞋。生产这么多鞋，当然不是他自己穿，或者给他家人穿，或者给他老板穿。干什么用呢？用于出售。就是交换。

分工还不是市场经济的唯一基础。可分工引起的交换并非只有出售一种方式。计划经济下也有分工，但大量的产品是“计划调拨”的。不是真正的出售。因为“一大二公”体制下的传统理论认为，大家都是一家人，用不着算计那么清楚。“肉烂在锅里”。谁多谁少不都是“国家”的吗？或者说是“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吗？我们在改革的初期就开始力图打破“大锅饭”。但那个时候所说的“大锅饭”主要指企业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其实原有体制下最大的“大锅饭”并不在平均主义的分配上，而在于否定等价交换的市场交易原则上。

市场经济下的交换就是“亲兄弟明算账”的交换。交易双方必须计较多少，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人们都有在菜市场买菜，和卖菜的小贩讨价还价的经验。萝卜白菜的价格贵一毛钱，小贩的利益就多一毛钱。价格便宜一毛钱，买方的消费者利益就多一毛钱。谁的钱也不是白来的。

请注意，交换中这个“必须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行为非常重要。可以说，这是市场经济一切规律的根本出发点。在所有经济学中，其实都存在一个无需证明的、共同的假定前提。这个假定前提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我们的改革实践已经明确无误地证明，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一定是建立在个别利益的基础上的。否定了个别利益，实际上也就否定了公共利益。在我国农村改革前的人民公社中实行“工分制”。理论上说，谁干活都会导致大家共同的分值提高。这种“工分制”把大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了吧？但实践证明，这种否定个别利益的制度设计导致了农民“出工不出力 ”的反抗。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反复的“大公无私”教育也无助于事。结果是大家共同受穷，谁的利益也没有得到保障。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首先进行的改革就是“分田到户”， 承认农民的个别利益。结果是什么呢？是1984年建国35周年庆典时，邓小平在天安门阅兵那个时候，全国农民高唱“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们不想扯进“人是不是自私的”这种没有多大意义的争论中去。我认为，这个争论就像“无所不能的上帝能否提出一个连他自己也回答不了的问题”那样的一个悖论命题。悖论本身是门学问。研究悖论也是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就会讲到，市场经济的一切活动都充满悖论。比如，“分散的所有权能够更高效率地集中资源”。但这个“自私”与否的争论是把人的本质这种哲学命题拿来解释现实、生动的社会经济生活。迄今动辄质问别人这种问题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对理想社会向往的单纯。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论证方式上有个“归缪法”。例如我们可以问，人都是要死的，人就不应当避死求生了吗？

实际上，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十六大”报告说，不能以人有财产还是没有财产、财产多和少来区分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在理论上诠释为，不能以人们是否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动机来区分人们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十六大”报告说，关键要看人们的财产是怎么来的。在我们的问题中，关键是趋利避害要有规则。

大家知道，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经济学重点研究的就是有限的资源，或者说，稀缺的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由于资源有限、机会有限，当人们都想趋利避害的时候，由此就产生了竞争的问题。

供给不足，大家都想买到，那就产生了需求方的竞争。供给充分而需求不足，卖方就希望买方优先买自己的产品。由此就有了供给方的竞争。供求双方讨价还价表现为供求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是无所不在的。其表现形式也是变化万千。不仅同类行业之间、满足同种需求之间的产品会有竞争，例如出版社和电视台之间有竞争；生产完全不同产品之间的企业也会有竞争。因为有可能两个企业、两种行业会使用同一种资源。例如石油既可以作燃料，又可以生产化工产品。而石油是有限的。技术替代、功能替代、效用替代都会导致竞争。

在过去一些年的改革过程中，大家对竞争的存在已经比较熟悉了。但对竞争的评价恐怕仍有不同看法。因为竞争必然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公平的问题。还有人更把市场经济下的竞争道德化，说，承认人会“趋利避害”就已经颇有“抑善扬恶”的味道了，还要提倡竞争，这不是在倡导“弱肉强食”的罪恶理论吗？

大家可能还记得，2001年的春运前夕，国家计委就“旅客列车提价”问题举行听证会。

这个听证会实际上就是用价格竞争来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和公平问题。在春运这个例子中，我们还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呢？也有。例如，我们也可以不提价，沿用让大家提前排队的办法，谁买到算谁的。但这个办法中，旅客彻夜排队的代价、“走后门”的代价、让“票贩子”倒票赚走的代价加到一起，可以肯定地说，需求方多支付的代价要远远大于火车票涨价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作为需求方，涨价时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将直接有助于铁路今后增加供给，而在“排队”方案中旅客们多支付的代价则完全无助于铁路供给增加。再例如，我们还可以用计划经济下的配给方式。每个公民发500公里的铁路购票证，大家自己去相互调剂余缺。这个方案听起来够公平吧？但是社会能够承受，或者说有必要承受这么大的一个资源配置成本吗？而且可以断言，即或这个方案真的行得通，那“购票证”的黑市将立刻兴盛起来。真正需要购票的旅客真的能够少付代价吗？

那我们在竞争中就不需要关照弱势群体了吗？就不需要体现公平吗？需要。这个公平同样可以，而且应当通过价格杠杆实现。那就是加大软卧票的涨价幅度，降低硬座票的涨价幅度。后来实际实行的涨价方案证明是正确的。

我们说对软卧票多涨价，是不是就是一种非市场化的不公平呢？不是。这个建议是有充分的经济学道理的。

经济学上有两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一个叫“影子价格”，一个叫“机会成本”。

先说“影子价格”。铁道部关于春运涨价的理由之一就是存在着“影子价格”。在火车票这个例子中，大致说，票贩子卖出来的价格就是春运票价的影子价格。票贩子们都知道，倒腾硬座票是挣不了多少钱的，加价幅度很有限，能挣钱的是卧铺票。这因为稀缺。这个稀缺不仅表现为卧铺票少，而且表现在买卧铺票的人购买力强上。影子价格是最能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既然你铁道部提出了“影子价格”的理由，那就应当遵从“影子价格”所表现出来的价格差。软卧的“影子价格”最高，所以软卧就应当多涨。

再说“机会成本”。你来听讲座就得少做生意。少做生意的损失就是你听讲座的机会成本。要让人家说听这门课“值”，就得让大家觉得听这个课的收益大于你的机会成本才行。

那在春运这个例子中，铁路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呢？我们假定正常情况下一节硬座车和一节软座车的票价销售收入都是一万元。现在由于春运超员，硬座挤进了更多的人。比如说50％吧。票价不涨，一节硬座车厢已经可以有一万五千元的票价收入了。可是软座一般不能超员，收入还是一万。你说铁路该不该考虑少挂一节软卧多挂一节硬座，或者对软卧提价50％ 呢？因为这时软卧车厢的机会成本已经提高了50％。提价50％才能让软卧的机会成本和硬座的机会成本持平。这很公平。

硬座是在超员情况下增收50％的。就是说每个旅客享受的空间大大缩小了。而软卧即或提价50％，因为并没有超员，旅客享受的空间并没有缩小。那么坐软卧的旅客该不该为供求失衡条件下占有优质资源再多付一些代价呢？应该。在这个例子中，在硬座不提价的情况下，软卧只涨50％还不行，应当涨80％，甚至100％才合理，才公平。如果硬座提价，那软卧应当涨得更多。

这就是市场经济。这就是竞争。竞争有什么好处？竞争的好处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优化配置资源。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优胜劣汰。优胜劣汰不仅是把资源配置给更有效率的支配者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不断促进社会、市场、技术不断向前发展。三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在很多场合，用不着开很多会，无休止地讨论个没完，谁出价高就卖给谁。决策变得非常简单。

市场经济下制度与秩序的本质是社会共同约定。

我们知道，有了竞争，就必然引起另一件事，那就是秩序。近年来媒体上经常讨论的一个重点话题就是整顿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对市场经济秩序的讨论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市场经济发展了，竞争普遍化了，人们才需要考虑和关注秩序。

要有秩序就得讲求规则。没有规则就乱套了。那就不是竞争，而是战争了。战争也没离开规则。战争的目的用经济学眼光看有两种，一是通过践踏规则掠夺资源，二是通过强制手段重建规则。

规则、秩序都是一种制度安排。我们说到过，制度安排就是一种社会共同约定。那什么是市场经济秩序呢?由此而来，市场经济秩序就是为保证社会经济系统顺畅运行的社会共同约定。

市场经济下的各种秩序，或者说各种社会约定是人们在万千次交易、竞争中总结出来的。人们在市场交易的实践中逐步懂得，建立秩序是有利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的。约束所有的人，也保护所有的人。最初的秩序、规则可能是自发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自发的秩序、规则早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于是有了经过特定程序，由专门的社会管理部门制定、颁布的规则和规则约束下的秩序。社会共同约定是市场经济秩序。把这种约定上升为法律、法规、交易规则、技术质量标准以及道德准则等就是规则、制度。

人们对竞争经常有善恶褒贬的说法，但对秩序、规则本身则一般没有。不会有人说我们不需要秩序，不需要规则。但是对规则的认定则有很大的不同。

依据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规范化的社会共同约定，或者说社会共同行为规范，应当包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三个基本方面。常识可以理解，完善、顺畅的交通秩序一定包括“行人车辆靠右走”、“非机动车不可以在机动车道行使”和“违规要受到惩罚”三个组成部分。维护交通秩序的“硬件”设施、交通秩序的具体组织与维护者等都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和“违背规范的后果如何”这三方面基本约定的延伸。如果秩序出现混乱，一定是这三个方面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漏洞。市场经济秩序及维护这个秩序的规则也同样如此。

现在人们在讨论秩序、规则时喜欢说“公正”、“公开”、“公平”的“三公”原则。这三项的确是建立良好秩序的根本基础。但怎么样才算公正、公平?大家的判断标准并不一致。

在我国现实的市场环境中，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地方、行业、企业用种种形式搞垄断价，地区封锁的事。垄断价肯定是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但搞垄断价的人也有很充足的理由。什么理由呢?为了保证国家税收，为了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为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话听起来理直气壮。你消费者不过是个私人，为了国家、公家、国有资产的利益吃点亏还不是应当的么?这种说法完全没有道理。

市场经济有个最基本的规律，叫等价交换。只能在供求双方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任何道德、法律或行政权力方面的不平等都会使等价交换的原则扭曲，都会导致市场经济关系紊乱。用理论化的语言说就是，市场交易规则中不能有任何的超经济强制。

我们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基本关系是两个完全平等的经济主体之间关系。他们之间不应当存在一方利益优先于另一方的特权。认为企业、供有者、政府一方是公，是公有利益；消费者是私，是私人利益，认为不能让公有利益吃亏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把不同的经济关系，把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关系偷梁换柱地换到了供给与需求、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在厂商与消费者的交易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公与私的关系，消费者不论面对国有、集体、个体或外资企业，都是等价交换的过程，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消费者没有义务为任何企业的所有者利益承担责任，没有义务为政府的税费增收承担责任。

把生产与消费区别为姓“公”和姓“私”的观念其实是在所有制关系上姓“公”姓“私”的争论在消费领域中的延续。为什么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会出现混乱?这种错误观念的存在，以及在这种错误观念下形成的市场规则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命题，我国的消费理论、消费政策也要拨乱反正，而且要从深层次拨乱反正。

有必要强调指出，消费者利用自己的合法收入，在合法的消费过程中支出货币以换取消费资料，这是市场经济下正常合理的经济行为。消费者在这个经济行为中丝毫也没有占公共利益的便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公有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毫不搭界。不仅如此，在当前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所要推进的恰恰是消费的“私人化”进程。例如公车改革、住房货币化改革、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等。可以而且应当理直气壮地说，这个“私人化”代表着对客观规律的顺应，符合历史进步的方向。

别以为维护消费者利益是个小事。消费者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有“消费者”这个概念吗?没有。那时只有劳动者、创造者、贡献者的概念。人们认为消费是恶，生产、贡献是善，尽可能少地从社会索取，尽可能多地给社会贡献，才是必要的、崇高的。市场经济不是这样的，有生产就有消费，消费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社会发展到今天，消费已经不再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附属的环节，而是关键的、第一位的环节。创造出需求，才有生产发展的余地；创造不出需求，生产就会停滞、萎缩．经济就无法增长。改革发展到这一步，维护消费者权益已成为当前改革进程中社会经济关系调整最核心、最直接、最前沿的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想，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供大于求的失衡。过去几年来，我们花了那么大的政策代价去启动内需。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目前这个余额已经达到10万亿元。这说明，人们消费的物质基础是存在的，老百姓有这个消费能力。人们为什么不消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市场秩序不利于消费者，市场规则没有切实保护好消费者。当老百姓实现自己的消费行为时，他的利益总是受到侵害，你说他会愿意打开钱袋子吗?我们的消费者是理性的，是聪明的。他们不会因为市场规则的偏移而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去选择那些质次、价高的产品。我们可以这样说，善待和尊重消费者，维护消费者利益就是扩大内需，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具体体现形式之一，就是应对加入WTO挑战的最重要举措。

市场秩序、市场规则不是哪个国家想怎么定就怎么定的。随着分工和交换范围的扩大，这种社会约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质上就是在加入一个世界公认的规则、秩序。WTO的核心问题是在“公平交易、自由竞争”基础上的一系列协定，即大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政府不能或只能尽可能少的设置障碍。我们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否则无法加入国际竞争中去，无法与外部世界形成稳定的分工关系。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产业、企业和外来竞争者之间将处于面对面的竞争格局，面对质量、价格、服务以及可持续发展以及维护消费者权益等诸多因素的较量。加入WTO后，我们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在企业的规模、技术、资本实力、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完善交易规则的挑战。举个例子说，我们维护消费者权益就得按照国际标准，而不是按传统思维下的“中国国情”来说话。我们的出口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际通行的，或者进口国规定的标准，不然就会受到抵制。

目前我国的水果生产在规模上已经是世界第一，在品种、成本上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农残”问题。农药残留在水果表皮及其深处，洗都洗不掉。制成果汁都去不掉。这个“农残”标准不是我们定的，是有国际标准的。这种标准既是一种市场规则，也是当前一种新的贸易保护、国际竞争工具，叫做非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包括技术壁垒、环保壁垒、消费者保护壁垒等。

不仅在国际市场如此。在国内市场上也得遵守国际共同的“游戏”规则。例如，如果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标准低于国际标准，那么消费者就会买外国企业的东西。中国企业就不可能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中取胜。很多人担心中国的企业能否承受得了国际标准。为什么承受不了呢?为什么只能由中国的消费者承受较低的权益保护标准，不能由企业承受较高的国际竞争标准呢?一方面，不是你想不想承受。这个共同的“游戏”规则是回避不了的。另一方面，没有什么比危机更能促进进化、进步和群体素质提高的了。事情逼到那一步，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只会做得更好，不会做得更坏。

要想建立规范的秩序，就得解决“不遵守秩序怎么办”的问题。这就要有法。法律就是专管“不能干什么”的。为什么人们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因为离开法制，市场经济的秩序、规则寸步难行。

前期我国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状况已经发展到了失控的程度。我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有个分析。认为其根本原因，在“无法可依”与“有法不依”两方面中，有法不依是导致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体制内”因素和“体制外”因素两方面中，政府、执法机构腐败及“猫鼠串通”等体制内因素的失控是主要原因；在市场机制与非市场机制两方面中，依托行政权力的垄断行为、地方保护主义等非市场机制是主要原因。

有人把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原因归结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真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其说明的只是表层原因。中国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则尽管仍不健全，但禁止和惩处故意危害人民健康与社会安全行为的法律还是明确具备的。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毒大米”、“‘豆腐渣’工程”出现的原因并非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关键是为什么有法不依。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市场经济秩序出现普遍性混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唯利是图或法制、道德操守低下。在任何制度背景下，唯利是图、损人利己、铤而走险或缺乏遵守共同行为准则意识的人总是存在的。所有的经济学说都有一个共同假定，即人总是趋利避害的。不论社会具有怎样的公开约定，如果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当人们发现，破坏制度总是可以比遵守制度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这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一定会趋于紊乱。因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遵守制度转向破坏制度。譬如制售假货可以骗钱且不受惩戒，或违规成本远低于违规收益时。这一点从常识中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出现普遍性的“有法不依”?因为维护制度的人或机构本身也在从破坏制度中捞取“好处”。可以断言，凡是违规、违法现象长期、普遍存在的地方，一定有执法者与违法者的串通，一定有执法者从违法行为的存在中获取利益。

这期“话说什么是市场经济”要讲第三个问题：开拓信用资源的制度基础是财富归属的多元化。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碰到一个问题。“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方式不能满足需要。有时候需要先交钱后付货，有时候需要先付货后收钱。交换这个过程在时间被分割开了。还不仅如此，人们还看到，有时候做生意时自己的资金不够，可以和亲戚朋友借。在进一步发展中，人们发现，这种“借”还可以由一个专门的社会中介机构来承担，当成个生意来做。于是就有了银行。由此，就发展起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信用经济。以后，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更多的信用工具、信用方式被创造了出来。比如说人们已经有一定了解的债市。企业发债，投资者买企业债。在这个借贷关系中，双方谁也不认识谁。那债权人为什么能够把自己的钱让债务人拿去用呢?因为有信用参与其中。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信用原来也是一种资源。利用信用资源，可以放大实际的资源规模，可以大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可以动员更多的闲置资源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

在我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动用信用资源并不是一件新鲜事。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是伴随着信用资源的利用、优化配置和扩张而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宝钢最开始就是借钱盖的。债权融资在我国不是一件新事物。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发展密切相关。借钱就是动用信用资源。但是当时动用的主要是政府和财政的信用资源。此后，我们不仅懂得了动用信用资源，而且这个信用资源的涉及领域和范围还越来越扩大。

在90年代后期，我们有以增发国债为基本内容之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等。这个历史过程表明，信用资源已经在我国的经济运行中占有着重要地位。

现在大家对国债这个信用形式的投资品种已经很熟悉了。最开始发行国库券时，各单位是摊派的，不买都不成，从你工资里扣。现在买国库券要排队。由于国库券具有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好等特点，现在这种信用品种已经为社会所普遍认同。

⑸ 中国什么时候出现的市场经济唐宋的时候算吗还是鸦片战争之后啊

唐宋的时候是经济繁荣的时代。大体来说也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只不过范围是局部地区之交的国际贸易。中国提出来的市场经济在90年代初，当时由计划经济开始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跟欧美提倡的市场经济有点体制上的不一样。关于市场经济一词的来源及在中国的发展。可以看 吴承明先生在《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一文中说：“什么是市场经济，没有一个经典定义。马克思从未用过市场经济一词，只讲商品经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开卷就讲市场，但也无市场经济一词。”“首先使用市场经济一词的大约是J希克斯1969年出版的《经济史理论》，但也是偶尔使用，更多是用‘商业经济’。”

近来，笔者在为商务印书馆撰写《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近代中国农业结构、商品经济与农村市场》(该书于2000年8月出版)一书过程中，查阅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有关农村商品化性质、影响与作用的资料时，发现3处使用“市场经济”一词。

1、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中使用了“市场经济”一词，它是作为自然经济的对立物、“货币经济”的同义语而使用的：“货币经济关系的发展，到处都已经是用金钱交易，而不是‘自做自吃、自做自用’的经济(自然经济——以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大半是如此)，市场经济的制度也已经成为统治的制度，已经笼罩一切，农民的出产品必须卖出一部分，得了钱以后，才能买其他消费品(洋油，火柴，布匹，盐等等)，于是农民一天天地格外需要金钱。因此种种，造成了高利贷资本发达的条件。农民大多数每年都要借债，所以富豪便放债收息，利钱越抬越高。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剥削也是如此”。①

2、1930年3月华冈在《1925——l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中，也使用了“市场经济”一词，它也是作为自然经济的对立物、“货币经济”的同义语而使用的：“中国因为货币经济关系的发展，到处都已经使用金钱交易，以前那种‘自做白吃、自做自用’的自然经济(以前中国的农村中大半都是这种自然经济)早已崩坏，市场经济的制度已经笼罩一切成为统治的制度(农民生产品必须出卖一部分得了钱再能买其他日用品——洋油，火柴，布匹，食盐等)，于是农民一天天地格外需要金钱，因此造成了高利贷资本发展的条件……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剥削也是如此……。”②

3、1939年3月何干之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一书中，也使用了“市场经济”一词：“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已经到用金钱交易，市场经济的制度已经笼罩着一切，农民必须卖出一部分生产品，得了钱再来买其他日用品。然而由于工业品与农业品跌价的剪刀形状，被牺牲的和被转嫁的也自然是农民。”③

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到的文献中，1928年7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中，首先使用了“市场经济”一词，比希克斯《经济史理论》(1969年)中使用这个词早40年。

⑹ 小农经济最早产生在什么时候

小农经济最早产生在什么时候：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背景下,而自然经济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

小农经济产生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原因：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中国古代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有哪些：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技术的出现和推广；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这两者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农业经营成为可能。

中国的小农经济是怎样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技术的出现和推广；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这两者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农业经营成为可能。

小农经济产生的原因：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形态，任何一种经济形态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生产工具是中心因素，所以铁犁牛耕的普及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确立的关键也是小农经济产生的根本原因。

小农经济它的特点一个是分散，说它分散呢是因为它是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罚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用来自己消费或绝大部分用来自己消费，所以说它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背景下产生的。总体我觉得产生的原因就是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和生产需要满足自己是需要。以个体为单位，以精耕细作、男耕女织为方式，自给自足为生产目的。

⑺ 经济全球化开始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经济全球化开始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被逐渐认可。广义的经济全球化开始于：新航路开辟。也就是14-15世纪。狭义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二战后，80年代以后明显加快。

如果从以新航路开通和地理大发现为经济全球化标志的15世纪末算起，到现在的500多年间，经济全球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也就是三次具有不同特点的经济全球化。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商品、技术、信息、服务、货币、人员、资金、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跨国跨地区的流动，也就是世界经济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因素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仅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也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送的成本，打破了种种地域乃至国家的限制。

把整个世界空前地联系在一起，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适宜的企业组织形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地的优势组织生产，大大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和国际间分工，并由此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

⑻ 商品经济产生于什么时期

商品经济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
商品经济 ，“自然经济”的对称，是商品的生产、交换、出售的总和。商品经济是指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商品经济最早产生于第二次社会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并进一步扩大，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时出现了商品经济的重要媒介——商人。
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里，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共同占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逐渐出现了剩余品，于是就有了氏族（或部落）之间对剩余品的偶然交换。当发生了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时，商品交换逐渐扩大；后来发生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从而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货币，出现了商品经济；商品生产的产生使商品交换经常化，进而产生了货币。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是在自然经济的缝隙中生长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才完全取代自然经济，成为普遍的经济形式。

⑼ 我国古代商品经济最初产生于什么朝代呢

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出现了以交换为特征的商品经济

⑽ 信息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什么年代

信息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于50～60年代，到70年代基本发展成熟。在创建初期，研究重点多种多样，有的学者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有的学者则侧重于应用研究，也正是这两种研究的互相补充和互相促进，才奠定了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入70年代以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基本上达到了成熟，其标志是有大量信息经济的论着问世。如：美国霍罗威茨的《信息经济学》，英国威尔金森的《信息经济学-计算成本和收益的标准》，日本曾田米二的《情报经济学》等。
简介：
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两条主线。
一是以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和马克·尤里·波拉特(Mac Uri Porat)为创始人的宏观信息经济学。
宏观信息经济学又称情报经济学、信息工业经济学。以研究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为主，是研究信息这一特殊商品的价值生产、流通和利用以及经济效益的一门新兴学科。是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建立起来的，是经济学的重要领域。
二是以斯蒂格勒和阿罗为最早研究者的西方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
微观信息经济学又被称为理论信息经济学是从微观的角度入手，研究信息的成本和价格，并提出用不完全信息理论来修正传统的市场模型中信息完全和确知的假设。重点考察运用信息提高市场经济效率的种种机制。因为主要研究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如何制定合同、契约、及对当事人行为的规范问题，故又称契约理论或机制设计理论。
形成发展
宏观信息经济学方面最早的研究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弗里兹·马克卢普(F.Machlup)教授。他在1962年发表了一本专着：《美国的知识生产和分配》，书中提出了知识产业的问题，并对1958年美国知识产业的生产进行了统计测定。这本书1966年被译成俄文，1968年又被译成日文。自1980年起，马克卢普又扩展前书，陆续发表了《知识：它的生产、分配和经济意义》8卷本巨着。其中第1卷名为《知识与知识生产》。第二位着名的早期研究者，当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马克·尤里·波拉特(Mac Uri Porat)博士。他在书中更新了美国知识产业的统计数据。他在马克卢普的研究的基础上，在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的影响下，于1977年完成了《信息经济》(The Information Economy)9卷本的内部报告。这个报告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美国信息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扩展后写成的。波拉特第一次把产业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并把信息部门分为第一信息部门和第二信息部门。第一信息部门是由向市场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企业所组成的部门，第二信息部门是由政府和非信息企业的内部提供信息服务的活动所组成的部门。波拉特还用投入产出技术按不同于马克卢普的最终需求法的另一种增值法，对1967年美国的信息经济的规模与结构作了详尽的统计测算和数量分析。这种方法不仅引起美国商务部的重视，而且于1981年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采纳，用来测算其成员国的信息经济的发展程度。
微观信息经济学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形成于60年代，发展于70-80年代。最早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和日本的宫泽等。早在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信息经济学的创立者之一的乔治·斯蒂格勒就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信息经济学”的论文，其中对信息的价值及其对价格、工资和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获取信息要付出成本，不完备信息会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美国的维克里教授和英国的米尔利斯教授还在不对称信息的前提下，延伸出了委托-代理理论。他们把掌握信息多的一方称为代理方，另一方称为委托方，通过引入“激励相容”等概念，把不对称信息问题转化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问题。这一理论的提出得到高度重视，其中的约束—激励机制正被广泛应用。美国主要从具体应用方面研究有关信息的成本和价值，信息对价格、工资和其它生产因素的影响；日本则侧重于抽象研究信息系统评价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两者都是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70年代以后，美国霍罗威茨的《信息经济学》、日本增田米二的《信息经济学》、美国霍肯的《下一代经济》等着作相继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