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中国经济如何转型

㈠ 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中国进入新常态有哪些挑战和机遇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㈡ 为什么说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

1、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着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2、从投资需求看，空间是人类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的相互关系和布局结构便构成了空间经济。基于课题组前期的研究及判断，中国将逐渐形成以多中心网群化城市体系为支撑的“一网五带”巨手型城市中国经济空间新格局。

3、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4、从城市层面GDP空间分布及变化来看，中国东中一体与“一网五带”经济空间新格局进一步显示。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心城市的经济集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的前20%（57个城市）集聚全国近3/5的财富。第二，中部地区凭借中心城市的有力支撑正在不断崛起，东北地区由于中心城市支撑作用下降而出现持续下滑。

㈢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关键期

《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础。”《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新常态”作为中国高层对经济形势的清醒判断和重要定义，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有着决定性意义。而《人民日报》的三篇评论恰为人们清晰呈现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整体面貌和未来趋势，正如评论中所说，“面对新常态，我们要有冷静的心、坚定的心和火热的心，科学认识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学会适应新常态，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

㈣ 如何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机遇和挑战

经济泡沫巨大，已无力支持，好就软着陆，但十有八九要爆破，又要过苦日子，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㈤ 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是这样的大势和机遇。
怎样推动中国经济爬坡过坎，是一场新的考试，考验驾驭市场经济的智慧，检验掌控复杂局面的本领。新常态需要适应，更需要引领。2014年，在世
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实现了7.4%的增速，劳动生产率提高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8%，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3个百分
点。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不断提高，正是全国上下主动适应、积极引领新常态的结果。然而毋庸讳言，也有人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或多或少表现出换挡焦虑症。

今天的经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信心经济，社会预期对经济走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新常态下的新变化，惟有变被动为主动，才能顶住下行压力，抓住新常态下的新机遇，实现新常态下的新作为。

以新作为引领新常态，首先要有坚定的自信。发展速度换挡，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然。以我国经济现有体
量，7%的增速所产生的实际增量，差不多相当于每年贡献了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所聚集的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速
“换挡不失势”。蹲下去才能跳得更高，上世纪以来各发达经济体伴随产业革命实现的经济转型，无不向我们昭示这一点。坚定信心，是祛除速度崇拜、换挡焦虑背
后传统思维惯性的最好药方。

以新作为引领新常态，最重要的是务实进取。必须坚决破除以往的思维定势、行为惯性和路径依赖，牢牢扭住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这条主
线，着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着力加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打造“双引擎”牵动经济发展的新格局。我们高兴地看到，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比继续
提高，消费升级方兴未艾，企业内部创新步伐加快，市场新主体、新业态、新动力蓬勃发展，经济运行亮点频现。这些新变化都是干出来的。只有实干，我们才能跨
沟迈坎，迎来百尺竿头的更进一步。

“坚决的信心，能使平凡的人们，做出惊人的事业。”国外经济学家认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可能是惟一从“借鉴型经济体”发展为具有独立研发创新能力的国家。坚定信心、脚踏实地、奋发有为，以新作为主动引领新常态，我们定能将中国经济的航船驶向新胜境。

㈥ 什么时候提出的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如何转型

你好，
今年3月两会召开时就提出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的相关政策。
我对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是，一方面，国家在宏观上加强管理和调控，使宏观经济具有较高效率；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发挥由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使微观经济保持较高的效率。如果国家能处理好这二者关系，经济仍然能长期保持较稳定、较快的发展。
有人认为，西方不是也采取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吗，宏观经济不也是能保证较高的效率吗？其实，否认大财团对西方国民经济的控制，是不符合实际的。总统选举，难道没有大财团支持吗？受大财团控制，国家宏观调控很难到位。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规模到达一定程度后，就要出现危机，出现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只要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上都能保持较高效率，只要内部不出大问题，也就是说，只要两手硬，两手都抓好，中国的经济就非常具有竞争力。我们国内不少人，甚至包括专家精英们总是对中国国家管理经济提出异议，但国外许多经济学家们是十分清楚的。这有点象游击战，许多人都清楚，但有的人能打好，有的人却打不好，为什么？因为游击战要有群众基础和群众的配合。国家宏观管理和宏观调控，也是这个道理。只有为人民的政府，不受大财团干扰的政府，才能做好这件事。理论在这里显得苍白且无济于事。

㈦ 如何确立中国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重要判断。各级领导干部只有正确认识理解，把握经济发展趋势，保持平常心态，着力于促改革，调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才能更好地引领和服务于各项经济工作使经济增长以适宜的速度平稳健康运行。
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
这是总书记第一次以“新常态”来描述当下的中国经济，此后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在听取一些专家、学者的发言时，他又一次提到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㈧ 如何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致胜下一个十年

如何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致胜下一个十年！

吴敬琏

我的题目是如何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致胜下一个十年。我们30多年来，一直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来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主题。

一、当前中国经济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中国经济已进入了一个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所谓增长速度的换挡期是指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大致上从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GDP增速就从超过10%一路下行，这是进入所谓新常态。

我认为生产函数是最为实用的分析框架。根据生产函数理论框架产出的水平是由三个基本因素决定的，一是劳动力，二是资本，三是效率。

驱动增长的三个因素近年来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第一因素就是新增劳动力，大致上在2003到2004年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就发现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新增劳动力的数量大大减少。第二因素资本，通过改革开放使得我们的效率提高，这个因素也在减弱。第三因素，投资，我们一直在用这个办法。它一方面使得产能过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因为过量的投资，资源损耗和宏观经济资产负债表的负率积累起来，到了可能引起资产性风险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增长率的下降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二、应该怎样解决面临的问题呢？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用改革推动发展转型是唯一出路。

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确定了要全面推进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一个整体的设计，作出了一个战略部署。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三、怎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

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一针见血，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也就是建立起能够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基础。

这个基本任务包含一系列的改革要求，它正好是针对着我们现在体制中的一些缺点。比如说建立开放的市场。我们这个市场缺乏竞争性，缺乏法制，缺乏规则和严格的执法、执行规则。我们这个市场体系是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而且其中资本市场特别落后。能不能把这些改革要求落实，决定了我们今后经济能不能持续稳定的发展。

关于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从十八大前后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讨论开始，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从这些改革的成果来看，我认为应该增强我们的信心，走这么一条新的道路，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从2012年开始，我们在结构优化、在改善就业情况两个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它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服务业的发展。

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核心就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的主要来源就是要发展制造业内服务的成份，加强研发，加强设计，加强品牌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另外就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的服务业。

结构优化在2012年出现了苗头，2012年历史上第一次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赶上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到了2013年这个情况进一步变化了，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而且因此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国民经济中第一大产业。这就表明这个结构优化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服务业的发展还使得我们就业状况虽然在增速下降这样的背景之下，而就业的情况却有了改善，不同方向的运动，增长在下降，就业也上升。

四、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绩呢？

2012年深圳、广东在转变政府中做了一个改革，就是工商注册登记的便利化。实现便利化以后，许多地方新登记注册企业的数目大量增加，新增加企业数目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0%，再就是营改增，营改增的改革有两方面的好处，大家注意的一个方面，就是减负。其实更重要就是分工深化的改革。因为营业税是全额征税的，一分工一个企业要分成两个企业，就要多交很多税，而分工的深化正是推动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

如果小试牛刀，取得一定的成果，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改革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开局之年，这个开局之年现在看起来有些方面改革进行得不错，但是有些方面还有待加强。

简政放权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一方面要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就是金融改革，网络金融对原有的体制有很大的冲击。

财政改革正在按照深改小组批准的计划落实，现在把它限制起来了，但是怎么消化，怎么使得地方政府有新的财政来源，这些问题还有待研究，采取措施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十分容易的。

看起来有一个比较大的分歧，就是农地改革。现在似乎是找到了某些大家选择一致的变通的办法来加以解决，比如说把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然后经营权可以流转，诸如此类的东西。

最后一条就是国有经济改革需要加快，最重要的是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要转化为管资本为主。

另外，就是对外开放新局面的问题。

现在各地除了走出去之外，有一个国内体制如何对接的问题。走出去要做的好，海外投资要做的好，首先我们自己走出去这些企业在国内经济环境、制度环境、法制环境要好，否则很难适应国际化的要求。

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自贸区的建设。它的意义在于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为了适应贸易和投资规则可以预见的一个大的进步，作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们的企业特别是要走出去的企业一定要适应这个大趋势。

五、为什么说国内企业也要适应这个大趋势呢？

因为这个大趋势某些要求已经在我们的国内体制上起作用了。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是我们希望中国乃至全世界将来都出现这样一个营商环境。这样一些东西当然是有党政领导机关来主导向前推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企业也应该适应这个变化作出自己的努力。

总的来说，在粗放增长模式下靠政府主导、海量投资实现的高增长模式挣快钱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必须要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存活和发展。要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一是把握全球市场发展大趋势，二是咬定技术创新不放松，三是提高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适应能力。

我们对于全球世界各国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不是那么熟悉，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正在面临一个新的变动、新的升级。即使我们对于原有的规则还比较熟悉，也需要不断吸取新的知识。而提高自己竞争力的关键是在于吸收人才，并且使得这些人才能够在自己的企业里面脱颖而出，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发挥他们的才能。

㈨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变化

经济新常态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变化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如何看待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怎样的挑战？又将迎来哪些机遇？要理解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就必须将我国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新阶段及其所表现出的新特征、需要的新改革等结合起来系统理解。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当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机遇，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㈩ 中国经济怎么转型，转型有什么困难

国际金融危机无疑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但大危机下往往蕴藏着大机遇。我们要抓住这次机遇让我国经济彻底转型，实现我们10多年的追求和梦想。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难以独善其身，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步入全球化的进程。由美国次贷危机迅速引爆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不仅是外面这个病造成了我们经济环境上的问题，反观我们自己的金融体系，也有不少问题，所以美国金融危机才会给我们造成这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不能小视，不能说只要美国稳住了，我们就没事了。我们经济体系生病的根源是经济发展方式出了问题。

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曾经维持了我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学会了用出口来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美国的储蓄率过低，要向其他国家借钱来买其他国家的产品，从物质财富来说，它本身物质资源不够，怎么去借外国的资源呢？东亚国家正是利用了这么一个格局大量出口，也就是等于把我们自己的资源通过出超送给发达国家用，来增加国内需求，维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短暂繁荣是因为当时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而且资源还不是那么紧张。但是随着投资比例的不断提高，投资的效率却越来越低，这严重制约了消费，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消费，最终造成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贫富差距拉大。而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恶化也让出口驱动难以为继。

一方面要救济，一方面要转型。去年下半年出现的“倒闭潮”,说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经迫在眉睫，而我们却动手晚了，以至于现在有些企业面临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已经没有能力考虑升级和转型。救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波危机过去了，还有下一波会来，或者干脆这一波就挺不过去。因此，无论如何，一方面要救济，要让大多数企业活下来，另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升级和转型。

延伸产业链促行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