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城市经济学怎么样

① 上交大教授陆铭表示未来可能还有3亿农村人要进城，他为何会这么说

上交大教授陆铭表示未来可能还有3亿农村人要进城，他为何会这么说？

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教授公开的表示，在我们国家城市化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城市放开落户政策，到时候可能会有3亿农村人进入到城市当中，这样的一个预测让很多人都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其实，我国的城镇化一直都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当中，特别是在城市当中的户口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很多的农村人都渴望能够在城市当中有立足之地，因为城市里边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以及更优质的生活和教育资源，而这位教授也表示，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合理的，可以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② 为什么要用经济地理的理论指导规划,经济地理的优势是什么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等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我们的主要发现是：（1）经济开放促进了工业集聚，而经济开放又与地理和历史的因素有关；（2）市场容量、城市化、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政府作用的弱化也有利于工业集聚；（3）沿海地区具有工业集聚的地理优势。我们的研究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来自于中国的证据，同时也发现，除了经济地理的作用以外，政策也是导致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经济政策

一、引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遵循着渐次推进的模式，在地区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希望沿海地区能够先发展起来，然后能够带动内地的发展。但是，这种基于“新古典增长经济学”收敛假说（Barro and Xala-i-Martin ，1995）的良好愿望至今没有完全实现——尽管改革开放使得全国各地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地区间的差距却始终处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之中。中国的经验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经济开放之后均出现了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而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是，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工业生产的集聚，这些现象对新古典的增长理论提出了挑战。最近十多年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在解释工业集聚和地区间差距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理论认为，地理位置和历史优势是集聚的起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使得优势地区保持领先。[①]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进展迅速，但相应的实证研究却比较滞后。既有的研究将焦点集中在了检验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作用，但却忽视了经济政策的作用，而政策因素在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的实证检验中已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与既有的文献相比，本研究主要做了两件事情。首先，我们从理论上讨论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三大类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并且尝试说明，这些因素是可以放在同一个理论框架中进行分析的。其次，我们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三大类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之所以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工业，是因为：（1）工业是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是地区间差距最为重要的表现（范剑勇和朱国林，2002）；（2）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来讲，工业可以在地区间转移，故集聚效应最显着。

我们的研究对文献构成了以下几点发展。第一，我们使用来自中国国内的数据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提供了证据，来自一国内部的数据可以较好地避免跨国数据的样本异质性和数据不可比性。中国曾经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两个历史时期，政府政策曾经支持经济活动和基础建设的空间分散化；而改革以后的政策则倾向于优先将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集中。同时，中国广袤的国土、多样的自然条件、巨大的区域间差距等都为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足够的多样性。第二，通过为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提供证据，我们发展了有关中国工业集聚的实证研究。将我们的研究与既有的文献作些比较将有助于说明本研究的意义。Fujita and Hu （2001）使用GDP 和工业产值数据描述了1985-1994年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他们发现这个时期地区差距的扩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实施了倾向于沿海地区的经济政策，更是这个时期的全球化和经济市场化的结果。Kim and Knaap （2001）关注的是中国1952-1985年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和地区差距问题，他们发现，经济向沿海地区的集中早在中国政府采取地区非平衡增长政策之前就已经出现，其中的原因包括沿海地区在地理上容易与外界交流以及基础设施网络密度高，等等。以上两篇文献尽管已经讨论了经济集聚的影响因素，但是并没有使用计量分析方法给出不同因素的作用的估计。D émurger（2001）在有关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中考虑了经济地理的因素，发现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禀赋显着影响各个省间的增长差异，同时，通讯有减少封闭的作用从而对增长产生正面的影响，但这项研究并不是以工业集聚为研究对象的。Gao （2003）证实了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对于地区工业增长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直接验证国际贸易与工业的地区分布之间的关系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而这恰恰是本文的关注焦点之一。在最近的一篇文献中，Wen（2004）使用第二和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集中，发现改革以来的工业集聚支持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但是，由于非常强调新经济地理的因素，这篇文章没有研究经济政策和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对工业集聚的影响。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工业集聚的特征性事实的总结；第三部分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分析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综合影响；第四部分提出计量模型，并对数据和变量的含义进行解释；第五部分报告了实证研究的结果；最后我们在第六部分提出了研究的政策含义。

二、中国的地区工业集聚：特征性事实

由于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工业生产容易产生集聚；同时，加上规模经济效应和前后向联系的正反馈作用，往往导致工业生产在空间上向一些某方面具有优势条件的地区集中。观察中国工业的地区分布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工业集聚的现象变得逐渐显着，地区工业GDP 占全国工业GDP 的比重在省与省之间差异日益扩大。1987年工业改革之初，各省之间工业GDP 在全国所占份额的变异系数是0.026，2001年这一指标上升到0.030.

图1和图2分别绘制了1978和2001年中国各地区的工业GDP 份额分布[②]，从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20余年间工业集聚的过程。在1978年的图中，工业的地理分布仍然具有一定的分散化现象，具体表现在：（1）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很多省份的工业份额较低，没有超过4%；（2）东北三省的工业重要性非常明显，特别是辽宁一枝独秀，工业份额超过8%；（3）甘肃和陕西这两个西部省份的工业份额超过了2%，还没有表现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4）三大直辖市尽管面积较小，但工业份额并不低。相比之下，到了2001年，中国的地区工业布局已经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与1978年的工业布局特征相对照，不难发现，中国的工业集聚趋势非常明显，具体表现在：（1）东部沿海地区工业份额有显着的上升，其中广东、江苏和山东三省工业比重分别达到11.20%、10.11%和9.69%，浙江的工业份额达到了7.35%，福建的工业份额也有所上升；（2）东北三省的工业地位明显下降，辽宁的工业比重已经下降到5.18%，黑龙江和吉林的工业份额分别下降到4.18%和1.72%；（3）西部省份的工业份额总体上有所下降，仅四川（含重庆）的工业份额有所上升；（4）三大直辖市的工业份额明显下降，上海的工业份额为5.02%，北京和天津的工业份额均已低于2%.总地来说，工业集聚的趋势还表现在，1978年工业份额超过8%的仅有上海和辽宁，而工业份额低于2%的省份有11个。到了2001年，工业份额超过8%的省份变成了3个，而工业份额低于2%的省份增加到16个。

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集聚主要发生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在环渤海地区，虽然辽宁的工业份额有所下降，但山东的工业份额却明显上升。[③]从我们计算的工业GDP 份额排名中可以看到，尽管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有所变化，但是前四位的省份全都属于上述三大地区。在这三大地区中，同样存在工业比重的变化。作为仅仅有一个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依托香港工业的转移，同时凭借香港的自由贸易港优势，再加上改革开放的政策支持，所以工业增长强劲。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门类齐全，轻重工业发达，是中国最大的加工制造业基地，历史上其纺织、服装、机械、电子、钢铁、汽车、石化等制造业在全国就占有重要地位。Wen （2004）计算了1995年25个工业行业中占最高和第二高份额的省市区，长江三角洲的江浙沪大约达到总数的一半。2001年，长江三角洲三省市实现制造业GDP25456.01亿元，占全国制造业GDP 的30.23%，远高于环渤海地区（24.41%）和珠江三角洲地区（15.37%）。

三、工业集聚：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作用

在传统的经济地理理论里，工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地理因素的差异，例如，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以及大港口附近通常会成为工业集聚的中心地区。在中国，由于自然条件比较好而导致的工业集聚的例子也是存在的，例如，中国的东部省份之所以逐步成为工业集聚的中心，其不可比拟的优势就是距离大的港口比较近，而辽宁和山西则是依靠自然资源成为工业中心的典型例子。

但是，传统的经济地理学不能解释两个重要的经济现象：第一，一些在纯自然条件方面并不一定非常有优势的地方却成为了工业集聚的中心；第二，两个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相近的地方却可能在工业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现。例如，与周围省份（特别是福建）相比，浙江的自然条件并没有特别的优势，浙江并不属于资源丰富的省份，港口优势也并不明显，但是，浙江的工业集聚趋势却比福建明显得多。广东和广西是另一对例子，这两个省份的纯自然条件也非常相近，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里，广东已经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业中心，广西却仍然是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两者的差异显然不是自然条件可以解释的。

超越简单的经济地理因素寻找工业集聚的原因促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崛起，而对新经济地理学产生直接影响的就是1970年代末开始兴起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引入了收益递增假定，强调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模式中的决定作用。收益递增假说在贸易理论里获得成功应用之后，紧接着就对经济地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Krugman 也同时成为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抓住了导致工业集聚的最为本质的经济力量——收益递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两个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由于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作用，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工业的集聚。在新经济地理学中，以下被认为是影响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1）一个地区企业的数量。企业的数量多，新进入企业就容易得到原材料的供给，同时他们生产的产品也更容易在当地销售，所以工业会在企业数量多的地方集聚。（2）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水平高，新进入企业就容易招聘到所需要的人才，同时，高的人力资本意味着R&D 的成本低，企业容易获得创新收益。（3）消费者的购买力。如果一个地区消费者的购买力强，那么对于消费品的需求就会多，会导致本地消费品价格的上升，吸引企业进入这一市场。同时企业在本地的集聚也导致了工资的上升，消费者的购买力进一步提高，从而产生地区工业发展的良性循环。（4）交通运输条件。根据Krugman （1991）的模型，我们知道新经济地理学将交通费用视为影响工业集聚的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只要交通费用不至于高到成为地区间贸易的天然障碍，那么由于工业集聚产生的收益就仍然可能超过由于地区间贸易产生的成本损耗，集聚就会产生，并且在收益递增的作用下自我加强。

需要指出的是，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并没有否定一些传统的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事实上，一些地理因素的影响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中变成了间接的影响，甚至我们可以把两个地区间的经济地理的差异也看作一种偶然因素，这种纯经济地理因素可以导致初始的工业集聚，然后再通过新经济地理因素的收益递增影响而对工业集聚产生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来检验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却相对比较忽视经济政策的作用（例如Wen ，2004）。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地理学完全忽视了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确切地说，在新经济地理学中，由于非常强调如历史事件之类的偶然因素在收益递增机制的作用下对工业集聚的影响，经济政策的变化对某个具体的地区而言，就可以被视为导致其工业集聚的偶然事件。例如，经济的开放可能会导致工业在靠近国际市场的地区集聚。再如，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加强一个地方的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政府放松对于经济的干预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在世界范围内，经济政策变化改变工业布局的例子并不罕见，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经济开放政策对于工业集聚的影响。例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施以后，墨西哥的工业就逐渐向与美国交界的地区集中，而墨西哥城周围的重要性则相对有所下降（Rodríguez-Pose 等，2003）。

经济政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既可能是通过经济地理的因素起间接作用的，也可能是直接对工业集聚产生作用。在中国，经济政策的调整显然也是导致地区间工业布局变化的重要因素。例如，在珠江三角洲实施的经济开放政策是导致这一地区工业集聚的重要原因，而这又是因为这里距离香港这个港口、金融和贸易中心以及大市场非常近。这时，经济开放这一经济政策就通过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的因素对工业集聚产生了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改革以后广东和广西在工业集聚方面的表现出现了巨大的差异。但是，经济政策并不总是通过经济地理或新经济地理的中间变量来对工业集聚的产生作用的，一些经济政策对于工业集聚具有直接的影响，而且经济政策并不是可以任意调整的，一项政策一旦实施，就也有自己的自增强作用。经济政策直接导致工业集聚的例子在中国也是存在的，例如，浙江的工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省的市场化改革进行得较为彻底有关。由于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浙江省的民营经济比较活跃，而这又反过来促使政府进行一步采取市场化、放松管制和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从而进一步加强工业的集聚。

一、经济地理因素

我们在这里考虑了两个经济地理的因素：沿海地区哑变量（coast ）和直辖市哑变量（city）。绝大多数研究中国地区差异的文献都使用了沿海或内地的虚拟变量，由于无论是地理和历史条件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倾向都有利于沿海地区工业的发展，而中部和西部的差异则并不特别显着，因此，我们预期沿海地区的虚拟变量对于工业向沿海集聚有正的影响。三大直辖市[④]的经济功能与一般的省区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它们更多地承担着政治中心、航运中心或者服务业中心的功能，大都市经济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排挤它们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功能，所以我们估计这一变量的影响是负的。

二、新经济地理因素

以Henderson （1974），Fujita（1988）和Krugman （1991）为先驱的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从而挑战了新古典的传统[⑤].Henderson 一方面强调了企业前后向关联导致的产业外部性使企业集聚在其他企业周围，另一方面强调了企业集聚在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所得到的知识外部性；而Krugman 通过垄断竞争模型强调了企业集聚在消费者市场附近得到的需求联系，Fujita（1988）通过存在不可贸易商品的模型，得到了同样的证明。为了检验这三种不同的包含收益递增的因素，我们构造了以下指标：（1）地区企业数量比重（firm）衡量产业外部性；（2）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e ）代理人力资本的相对优势，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地区教育数据不完全，我们使用了万广华等人（Wan ，Lu and Chen，2004）估计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3）地区消费者需求，我们使用了人均GDP 的对数值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pergdp）来度量一个地区消费者的相对购买力；[⑥]（4）Wen （2004）使用了城市数指标来度量城市的发展，但是这很难衡量各个城市本身的发展状况，因此，我们采用了陆铭和陈钊（2004）的方法，用非农人口比重与全国均值之比（urban ）来代理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并取其与各年全国均值之比作为一个地区的相对城市化水平；（5）邮电通信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因此也有利于工业集聚，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引入了运输仓储邮电通信产出占GDP 百分比来度量信息化对工业化的支持，并且取其与各年全国均值作为各地相对的信息化指标（com ），同时，我们用地区的公路里程占全国的比重（road）来代理相对的交通运输条件。[⑦]

三、经济政策因素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轨的经济来说，政策的差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决定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Kanbur and Zhang（2005）回顾了政策因素对于中国50年地区差异的影响，Démurger等（2002）也强调了改革以来的经济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考察了两个方面的政策因素：（1）对外开放度。对外开放是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接下来我们将要考察的非国有化进程和政府退出经济活动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对外开放的进程有关。和既有的文献的通常指标一致，我们用出口占GDP 比重和进出口总额占GDP 比重与相应的全国均值之比（export和trade ）来度量相对的经济开放程度。我们预期对外开放对工业集聚有正的作用。（2）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度。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是政府全面参与经济活动的计划经济，在这一体制下，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均受到负面影响，因此，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将有利于工业的集聚。在经济增长文献中，通过用扣除教育和国防经费的政府支出占GDP 的比重来度量政府消费所起的作用。在我们的数据中没有省一级的国防开支统计，而教育支出被包括在科教文卫支出这个大类中，由于这个大类的性质与教育支出都是类似的，因此，我们就用扣除这一类支出以后的政府支出在GDP 中的比重与全国均值之比（gov ）来度量相对的政府对于经济的参与程度，并预期这一变量的符号为负。[⑧]

必须说明的是，政策的调整从来就不可能在政策颁布的一夜之间完成，从而导致改革在时间上的循序渐进和空间上的进展差异，而我们使用的政策指标所具有的面板结构恰恰能够反映各类政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但是，这类政策指标仍然可能是某些未观察到的真正的政策变量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政策本身。为了克服此类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造成的估计偏误，对于我们特别关注的开放指标，我们使用了工具变量来检验其是不是具有显着的内生性问题。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那样，之所以将关注的焦点特别集中于经济开放政策的效果，是因为这一政策是中国经济改革以来最为重要的政策，也标志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由赶超型向比较优势型的转变。而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和经济的非国有化进程也与经济的开放进程紧密相关。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原因是，在国际上，经济全球化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Wan ，Lu and Chen，2004），而从经济开放的角度来看工业的集聚也能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据。我们使用的经济开放的工具变量包括了各个地区在1978年经济仍未实施开放政策时的开放度指标（1978年的出口与GDP 之比export78，或者1978年的出口与GDP 之比trade78），以及各地到香港和上海两个主要港口的距离中较近的一个（port），[⑨]这两个工具变量分别反映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开放的影响，实际上也反映了历史和地理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的间接影响。其中，使用各地到香港和上海两个港口的距离是因为这两大港口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其吞吐量明显高于排名在其后的其他港口，可以作为开放度的有效的工具变量（Wei and Wu，2001）。

五、实证研究结果的报告

计量分析的结果见表2.方程（1）是包含了全部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其中，我们用export作为开放度的指标。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方程2）的系数没有系统性差异的假说。同时，当我们使用export78和port作为export的工具变量估计包含工具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方程（3），IV-RE ）时，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开放度指标并未显着地存在内生性偏误。方程（4）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去掉了不显着的变量e ，并没有改变模型的基本估计结果，Hausman 检验仍然支持随机效应模型，并且开放指标并未显着地存在内生问题。方程（5）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用进出口和GDP 之比（trade ）替换export作为开放度指标，结果显示，Hausman 检验仍然支持随机效应模型。有趣的是，当我们用trade78和port作为trade 的工具变量的时候，port在控制了模型其他变量之后与trade 不显着相关，这说明到港口的距离虽然对一个地区的出口有显着的影响，但是却对以进出口总额作为指标的开放度没有显着的影响，也就是说，进口并不显着地受到一个地区与大港口之间的距离的影响。

通过表2中报告的几个结果，以及相应的检验，我们可以确认，方程（1）所得到的结果是稳定的，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讨论实证研究的发现。总地来说，无论是经济地理因素、经济政策因素还是新经济地理因素中的变量，都对产业集聚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这就说明地区的工业发展和集聚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复杂的过程，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一些方面，都可能影响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具体来看，我们可以依次将经济地理、新经济地理和经济政策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总结如下：

1、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我们发现，沿海地区更接近国际市场的地理优势的确有利于工业集聚。而直辖市作为城市经济，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经济职能正在发生变化，因此，直辖市的工业份额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相对更低。

2、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为新经济地理学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在我们的实证结果中，由一个地区企业数衡量的产业外部性和地区消费者购买力对于工业集聚的前后向联系作用均显着为正。我们发现地区的人力资本相对水平对工业集聚有着不显着的正影响，之所以人力资本的因素作用不显着，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对于人力资本的要求还不高。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和在道路和通讯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对地区的工业集聚具有显着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们的一系列新经济地理指标是一个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数，因此其系数之间是相互可比的。从结果来看，显然，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的购买力对于工业集聚的积极作用最大。

3、经济政策的作用。我们发现，对外开放对于工业集聚有着显着的正影响，这显示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策略对于工业集聚的推动作用。有趣的是，我们在使用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中还发现，历史和地理的因素对于地区的开放程度有着显着的影响，计划经济时期开放程度高的地区和距离大港口较近的地区在我们的数据考察期间仍然有较高的开放度。同时，我们也发现，到大港口的距离对于以进出口占GDP 比例为指标的开放度并没有显着的解释力。综合起来看，可能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还不够长，所以才导致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因素仍然在起作用，而地理因素的作用却主要对出口产生影响。[⑩]我们所考察的另一个重要的政策变量是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正如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越高，越是不利于地区工业的集聚。
新经济地理所强调的各种经济力量的正反馈作用和收益递增性长期以来被主流经济学家忽略。近年来由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兴起，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因素对于工业集聚现象的解释。本文的检验同样也证实了这些经济规律的作用。从各国的工业经济格局状况来看，工业在少数地区集聚，从而形成规模效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地区间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的，因此一些影响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也间接地对地区间发展差距产生显着的影响。如果政府希望通过缓解地区间的工业发展差距来控制地区间发展差距的话，本文的结论也可提供一些政策参考。在地区工业集聚的各种因素中，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具有收益递增作用，这是顺应经济规律的，也是很难通过政策加以调整的，其中，政府可以做的只能是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来推动地区工业的发展。在政策方面，可以比较确定的是，经济开放是导致地区工业集聚的重要因素，而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退出也可能加快地区工业的集聚。如果工业化进程较慢的地区可以更快地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仍然可能减缓地区间工业发展差距扩大的步伐，甚至缩小地区间工业发展的差距。

对于思考中国地区间差距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启示。由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的作用，以及工业发展中的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效应，工业集聚和地区间差距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并不是要扭转由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性导致的工业集聚，而是应该通过深化经济改革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不是各个地区没有差别的发展，而是在一种错落有致、公正并有效率的竞争下的发展。

③ 深圳大学区域经济学哪个导师好

陶一桃，教授，女，满族，黑龙江哈尔滨人，1987年考取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史博士研究生，师从着名经济学家胡寄窗先生，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西方经济思想比较。现任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长期从事西方经济思想与理论研究，近年开始致力于制度经济学和经济文化研究。

钟坚，1965年生，江西万安人，法学博士，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高校“千百十工程”省级培养对象。1995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为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和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省重点学科和博士点学科——政治经济学学科带头人之一，兼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生导师，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广东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台湾研究会理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评审专家库成员，广东省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专家组成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独立出版《大试验：跨世纪的中国经济特区》（武汉出版社1995）、《台湾经济特区发展与转型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2003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优秀成果三等奖）、《世界硅谷模式的制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已被引用350多次）、《深圳与香港经济合作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已被引用30余次）、《世界经济特区发展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等5部学术专着；在《经济学动态》、《台湾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中共党史研究》、《人民日报》等公开发表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其中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CSSCI等转摘、美国世界日报等转载或收录30余篇， 在中外经济特区比较和港澳台经济等方面研究成果较突出，其中有关观点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科学时报，香港南华早报、明报和近20家网站等新闻媒体所反映，曾获省级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多项。
主持完成或正主持“经济特区实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教育部八五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开放经济中的比较利益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中国经济特区转型与升级研究”（广东省重点学科重点研究课题）、“台湾经济性特区发展与转型研究”（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广东科技园区发展与竞争力研究”（广东省软科学课题）、“世界科学工业园建设与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及科技城发展战略与对策研究”（深圳市十五社科规划重点课题）、“深圳高等院校产学一体化研究”（深圳市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深圳二次创业与特区理论研究”（深圳市“八五”社科规划重大课题）、“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与台湾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建设比较研究”（深圳市政府委托课题）、“深圳市设立科技型出口加工区可行性研究”（深圳市政府委托课题）、“深圳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研究”（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重大委托课题）、“世界赌城模式的制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课题）等课题的研究，同时参与了多项国家、省、市重大课题的研究和其他横向课题的研究。
现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中外经济特区、港澳台经济和城市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主讲政治经济学、经济特区与港澳台经济专题、城市经济学等课程

罗清和，湖北武汉人，1961年生，经济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经济学教授、博士，广东省“千百十工程”培养对象。主讲课程特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其中特区经济学课程被评为广东省省级重点课程。主持国务院研究课题1项、省级重点课题2项、市级课题2项、校级课题3项。先后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专着《经济发展中的产业战略》（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特区经济学导论》（2001），主编教材1部、合着着作10部。社会兼职：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理事、广东省经济学会理事、广东省中青年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

鲁志国，男，浙江舟山人，经济学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现为深圳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深圳大学人事工作教授委员会委员，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区域经济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广东经济学会理事。主讲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学、投资环境分析（研究生），获得深圳大学首届和第二届本科优秀课堂教学一等奖。长期致力于西方经济学、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出版专着及合作完成学术着作（教材）10部，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CSSCI、新华网全文转载或索引。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及深圳市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等纵向科研课题6项，主持横向科研课题多项。

魏达志，男，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特区经济、产业经济、区域经济。1982年春复旦大学毕业，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底调入深圳。1988——1989年留学澳大利亚1992年晋升高级经济师，1993年获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由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确认为深圳市杰出专家；1998年始主讲《特区经济专题研究》、《跨国公司专题研究》、《产业经济学——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为例》等硕士课程；1999年晋升经济学研究员；2001年被聘为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2006年初受聘为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深圳市政协常委、深圳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任广东省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广东国际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广东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理事长、深圳市城市化研究会会长。出版着作共16部，《达志文集》、《特区企业集团跨国经营论》、《体制选择与结构预期》、《转型期社会与经济》、《高科技产业化的十大条件》、《危机与重构——世界国企研究》、《市场经济的两大结构》、《城市群与城市国际化》等，其中三部专着分别获得全国性和深圳市社科优秀着作奖；主编大型丛书《深圳高科技与中国未来之路》共20部计600万字；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在北京《近代史研究》、《读书》、《中国科技论坛》、《国际经济合作》、《中国科技产业》、《中国改革》、《群言》、《高科技与产业化》，上海《世界经济研究》、《复旦学报》，四川《经济学家》、《经济学消息报》，广东《学术研究》、《广东社会科学》、《科技管理研究》、《暨南学报》、《南方经济》、《特区与港澳经济》，福建《福建论坛》，湖北《江汉论坛》、《科技进步与对策》、《统一战线》、《决策与信息》，东北《社会科学辑刊》、《辽宁经济》，河北《经济工作导刊》、深圳《深圳大学学报》、《开放导报》、《涉外税收》、《特区经济》、《特区理论与实践》等CSSCI期刊和核心期刊上；有多篇学术论文获奖并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

④ 陆铭：人口不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地方不要盲目扩张

2018年6月23日，在天津西区行政许可服务中心，落户的市民排起了长队。图/视觉中国

陆铭：户籍制度改革攻坚战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十四五’，乃至未来十五年，中国最为重要的改革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

在他看来，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叠加，很快会带来人口总量负增长。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创造制度条件让人口流动，劳动力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缓解城市老龄化难题，提高城市竞争力。

城市人口增长不是规划可以限制住的

中国新闻周刊：“十三五”期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约45％，有人称之为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现象。如果不能将这些人市民化，会带来什么问题？

陆铭 ：已经迁移的人口，难以在居住工作的城市扎根，哪怕已经在城市长期居住的人，也不能平等获得公共服务和 社会 保障，这种现象被称为半城市化或者伪城市化。在我国城市中，有大约30％的常住人口是外来人口，有待市民化。在个别超大城市，非本地户籍外来人口的一半已经居住超过5年，约20％居住超过10年。一般来说，国家内部跨地区的人口流动，只要能够合法就业，能够加入到 社会 保障体系中，人们享受的公共服务应该均等化。

这种现象首先造成的问题就是不均等。公共服务应该起到均等化的功能，减少人和人之间的生活质量差距。但是，长期以来，城市公共服务跟户籍制度挂钩，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口不能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和 社会 保障。现行户籍制度加大了城市内部人和人之间的福利差距。

其次，它还影响中国的经济结构。大量移民不能在城市安居乐业，总想着回到老家，挣的钱总是用来储蓄。如果移民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对未来预期变得更加乐观，收入也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出现明显下降，消费就可以释放出来，既能够提高生活质量，也能够改善整个国家消费不足的局面。

第三，它会进一步制约城市化进程。就连长期在城市稳定就业和居住的人都不能平等获得公共服务和 社会 保障，这给还没有移民的群体释放了城市生活成本高、制度性不平等信号，他们就缺乏了移民动力。反过来，这会使得城市长期劳动力供给不足。目前，劳动力短缺比较严重的特大、超大城市，劳动力供给不足已经带来生产成本上升和服务业价格上升。

此外，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如果进城务工这代人的教育问题不能够通过市民化和融入城市得到改善，实际上不利于下一代教育水平提升和人力资源素质提高，不利于中国经济和 社会 可持续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城市以水资源不足、环境恶化等原因来控制人口规模，这种做法是否有问题？

陆铭 ：以水资源不足或者环境恶化为由控制人口规模的做法，在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上都站不住脚。我用数据证明过城市人口规模跟污染、拥堵只有非常微弱的关系，这种关系微弱到几乎不可能通过控制人口规模来缓解。像上海，在污染治理、城市发展方面管理得非常好，这些其实不是问题。

实际上，水资源是否不足主要取决于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我前几年研究北京缺水问题发现，从2000年到2015年期间，北京人口增长了大概60％，经济总量翻了将近七倍，但是用水量几乎没有变化，甚至有微弱下降，主要原因是什么？北京产业结构调整，工农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服务业比重提高，水的使用量并没有大幅度上升，反而出现下降。与此同时，北京通过再生水利用和南水北调解决了城市的供水问题，地下水水位也已经恢复。

如果北京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其他城市怎么会存在？所以，水资源不足问题不构成城市发展阻碍，至少在中国东部地区的大城市，不能让水资源问题成为限制人口增长的理由。

至于污染，那更不应该是问题。这两年，全国范围内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空气质量大幅度提高，还没有哪一座城市是通过控制人口规模实现改善环境质量的。

中国新闻周刊：过去，地方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地方人口规模的规划时，目标往往远低于城市实际人口的增长速度，这种滞后性会带来什么问题？

陆铭 ：城市规划滞后于人口实际增长，充分说明一个城市的人口增长不是规划可以限制住的。人口向大城市及周边大都市圈集中有其客观规律，它反映了城市的集聚效应带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活力。哪怕城市存在各种问题，人还要往这里跑，说明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果不客观地认识到这种人口增长趋势，就会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方面出现滞后，引起公共服务短缺，比如学校学位紧张、医院病床数不够、道路规划不足导致拥堵、地下管线布局也不够，从而导致城市排污、用电等各种各样的短板。

当短板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缺乏理性思考，没有从供给不足、规划不足角度去思考问题，而是把它归结为人太多了，采取措施限制人口规模，制定紧缩性的城市规划，最后会使得城市发展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城市群内部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将率先实现

中国新闻周刊：“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对于上述城镇化和外来人口落户难题，提出了哪些新思路和方向？

陆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国家已经提出进一步促进城市群内部积分落户互认等政策。这就意味着至少在城市群内部，落户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城市群内部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将率先实现，跨城市的市民化将变得更加容易。

中国新闻周刊：在户籍制度改革中，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步伐相对较慢，是否有必要加快节奏？

陆铭 ：当前，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下的城市已经实现了比较自由的落户。城区常住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城市数量虽然不多，大概19个，但这部分特大和超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占全国跨地区和城乡间移民的一半。所以，接下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攻坚战，就是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经济比较活跃，发展水平较高，公共服务质量较好，创造就业机会潜力比较大。未来，这些城市应该在推进城市化和吸纳进城务工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责任。

至于时间表，要取决于我们改革的决心。一些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按照40％外来人口来算，每年降一个百分点，完成户籍制度改革就需要花费40年。40年是一个太长的 历史 周期，有可能使得一代进城人承担户籍制度改革的代价，这个代价太大了。

人口不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地方不要盲目扩张

中国新闻周刊：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为了让一些人口流出的欠发达地区缩小差距，出现了工业园区、新城的超量建设，你怎么看这些现象？

陆铭 ：这个问题在中国的确普遍存在。2003年以后，人口仍然在向东部地区集中，但是大量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却给了中西部，而且中西部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些用地去干什么了呢？第一是建工业园，第二是做新城建设。把建设用地指标引导到了中西部的人口流出地区，导致有需求的地方没有供给、有供给的地方没有需求。

客观地讲，中国有大量的欠发达地区，地理位置条件不够好，特别是一些中西部既远离大港口、也远离大城市的地方。由于我们传统上注重经济总量，每个地方都希望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建设了大量工业园。但是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在一些地理条件差的欠发达地区增加工业投资，不仅没有产生有效的招商引资结果，反而给地方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更加遗憾的是，有些地方自然风光很好，很适合发展 旅游 业。但由于片面强调工业发展，招商引资了污染型产业，导致污染加剧，对于城市的发展也是因小失大。教训已经非常深刻了，希望在下一阶段的地方发展，可以纠正这些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有条件的地区按照小城市标准建设县城。县域经济应该如何突围？

陆铭 ：总体来讲，县域经济的规模不够大，财力不够雄厚。县域经济的局限，其实就是在于经济增长空间。分区域来看，沿海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一些县城，经济增长的空间巨大，不用太担心。一些远离大城市、远离沿海地区的县域，经济增长空间会受到局限，人口可能还会进一步流出，甚至会出现人口负增长。这就需要把大城市的经济资源和税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用来提高县城公共服务水平，最终降低不同城市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

在制定规划和进行投资的时候，要客观认识这种由经济规律所驱动的人口流入流出，人口不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地方不要盲目扩张。我反复提醒，如果一个地方的趋势是人口负增长，那么盲目加大投资会使得情况更坏。最后导致投资下去了，但是没有相应的产业和人口增长，地方政府负债增加，可以说是操之过急，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