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场经济战如何突围

‘壹’ 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

今年，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了稳中向好、稳中加固的态势。但第三季度经济增速放缓、疫情散发、汛情影响、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企业经营困难加大、生产需求制约增多，经济社会预期需要增强支撑。中国经济面临较为复杂的阶段性、结构性和周期性问题，风险挑战依然较大。
拓展资料：如何分析中国经济
1、观察分析中国经济，应当以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准确识变，才能在短期波动和长远的格局中认清大势；科学应变，才能在压力挑战中发掘深层动力；主动求变，才能在亮点韧性中提振信心。可以说，中国经济持续恢复、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态势不会改变，有能力有条件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任务。 一方面，经济增长、就业、物价、国际收支四大宏观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基础大盘”依然稳固；另一方面我们坚信，中国经济有办法、有条件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保持战略定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强大韧性支撑和激发经济内生动力。 从建言资政的角度，我提几点建议。
2、针对经济运行新情况加强跨周期调节，持续推进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政策落地生根。目前，一些房地产企业过度扩张陷入困境，一些地方政府隐形债务负担过重而难以为继，一些地方采用拉闸限电、运动式减碳等等。要用好宝贵时间窗口，在处理短期与长期、目标与手段、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中有效化解。比如通过严格执法、完善规则，部分领域社会反映强烈的垄断和竞争失序行为得到纠正，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初见成效；从10方面31项重点任务明确“双碳”路线图、施工图，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采取依法对煤炭价格实施干预等必要措施，促进煤炭市场回归理性，收到了一定成效。

‘贰’ 2020年疫情下的中国经济面临哪些挑战

就业目标的实现仍面临一定的压力

第一，我最担心的仍然是疫情和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现在很多医学界专家都认为，第二波疫情暴发的概率并不低。从中国经济的角度，如果疫情再爆发，我们有没有比过去更好应对政策，以平衡好疫情冲击和经济发展。

第二，就业目标的实现仍面临一定的挑战和压力。（一）新增就业900万人、调查失业率6%左右这一就业目标，本身并不高，但是完成起来仍然有一定的难度。上半年物价持续回落，1-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1%，工业品生产者价格下降1.7%。如果按照当前物价的走势，今年的名义GDP不会比实际GDP高出太多，预计名义GDP增速在1%到2%之间——这么低的名义GDP创造出的就业机会是很有限的。如果要实行新增900万的就业岗位的目标，需要名义GDP至少达到2%至3%。（二）即使实现了900万的就业目标和6%的调查失业率，并不意味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就没有了。过去我们合意的调查失业率均值应该在5%左右，此外，我们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并不能充分反映出真实的失业率，仍有隐形就业压力的存在。目前城镇调查失业率对农民工的覆盖面不完整，这部分人群的就业状况很难划定，有的即使就业也可能是不充分的就业。比如，有些农民工在疫情前可能一天工作10个小时，疫情影响之下，现在可能一天只工作2个小时，工资也可能不到疫情前的一半。

刘元春：要警惕企业二次停工的风险

当然，当前的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和很多的不确定性。首先，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依然是疫情。从世界疫情的蔓延过程来看，疫情带来的一系列超预期的变化导致全球疫情的拐点一再后延，这也导致世界经济的底部继续下探——我们原本预测二季度末，世界经济就会走到底部，但现在看世界经济到三季度时仍会进一步下探，中国经济外部环境会继续发生更大的变化。目前疫情仍是阻挠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就很难恢复到常态。

第二，要警惕企业二次停工的风险。在行政性复工复产之后，能否快速实现有效需求的扩张是当前面临的一大问题。因为只有有效需求的扩张，内需才能够得以快速地提升，进而保证复工复产的产能供给不会被中断，否则就会导致企业的二次停工停产。

第三，常态化的政策工具能否同时实现救助企业的两个目标？对于微观主体企业的救助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疫情冲击之下的救助，使得企业能够运营下去；一个是帮助企业获得充分的订单，从而激发企业生产的活力。要想实现救助企业的这两个目标，可能一种政策工具是不够的，需要多种政策协调配合：一是要落实目前出台的一系列的直达的救助政策工具。二是要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要在恢复和提振国内需求为主体的经济循环上下大功夫。三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有效提升民间主体的信心。

‘叁’ 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危机以及的经济杠杆

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正影响着中国，中国人面临着从来未有经济挑战！
解决美国所带来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本人认为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一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思想上认清这场经济战争的性质。中国社会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是两个不同的阵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经济。中国人可以为世界人民作贡献、伸援手，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最好不要转入这个泥潭之中。我们要坚定的走国家社会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家一伸手，我 们能让高峡出平湖，大家再出手，十个、八个航母也没什么！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土，大家同心，其力断金，大家心齐，泰山可移！当然我们历来是以休养生息、不惹事生非为已任。面对当今开放的世界经济危机，我们应该把国家社会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来重新认识：
（1）、消除重复过多或产能过剩的企业，要加大中大型国有企业的重组兼并力度，确保他们有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同时也要加大这些企业的审计、监督和防腐败力度，国有企业是当前社会最不公平、腐败最多的地方。
（2）、给力中小型企业。只要他们是创新的、不污染的、有发展潜力的，各地方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国家再放低要求，让他们进入创业板或再建三板市场，让他们也能通过市场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增强他们的生存能力。
（3）、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哪里有我们希望的一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能使更多的人在哪里安居乐业，我们必须不断地改变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环境。前期的村村通很多是不合格的，道路建设应纳入国家的规划建设，不光要有，更要有质量，还要有田间通，方便农民生产、出勤，有利于机械化运作；水利是国计民生，国家正在大手笔计划实施；要加大农村湖泊、小河流的整治建设，还老百姓一个清洁的水源世界；要加大农村的教育、文化建设投入；把城市和农村的污染同时纳入环保规划；沿伸城乡公交线；加大农村的反腐败建设，这里也是一个腐败的地方。
（4）、集中国家社会主义力量，合理布局，再在中国大地上建设一批中大型城市，限制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的无限放大，加速各城际高速、高铁建设。
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个强大的基石。我们只要把有利于国家安全，老百姓幸福的事做好；把有利于 经济发展，有利于环保，造福后代的事一步一步做到位 ，利用 国家社会主义可以利用一切有用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家、地区或组织和全国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协力，有什么事能难倒中国人呢？！ 对付世界性经济危机，认真建设国家社会主义，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把自己国家建设强大！

‘肆’ 战时经济的平战转换措施

为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要在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上迅速实现由平时向战时的转换，通常采取的措施是：
①调整国家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统一的管理机构，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统一管理，必要时实施统制。
②制定、颁布和实施动员计划和法规，健全动员体系。
③编制发展计划，重新分配经济资源，迅速扩大军工生产，新建和扩建军工企业，组织民品生产企业转产军品，扩大战略物资储备。
④加速发展国防科技，加快利．研成果向生产的转变，加快突破关键技术，研制新型武器装备。
⑤按照战争要求调整经济布局，特别是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交通运输等部门的重点企业和设施进行合理配置，加强重要经济目标的防护，组织受到战争威胁的重要企业向战略后方转移。
⑥修建新的铁路、公路交通网，征集各种交通工具，并对交通运输、邮电通信部门实行军事管制。
⑦实施战时财政和金融政策，发行国内公债、筹借外债和增加税收，必要时增发货币，以保证战时财政的需要。
⑧实施统一的物价政策，严格控制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对外贸易、货币{Hgl、汇市场，运用法律手段严厉打击扰乱流通秩序的不法分子。
⑨实行战时基奉生活品管制和供给的政策，限制居民和社会团体的生活消费，实施限量供应，必要时实行实物配给制，同时限制奢侈品的需求量。
⑩组织和实施反经济战，有效地抵御来自敌对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经济制裁、经济封锁、经济破坏、经济摧毁、经济占领等，最大限度地保护本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潜力。

‘伍’ 经济保卫战

“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做好疫情防控需要财力物力保障，保就业保民生防风险都需要发展作支撑。”5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分析。

“当前正处于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节点，必须抢抓时间窗口，努力推动经济重回正常轨道。”李克强表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着力保市场主体以保就业保民生，保护中国经济韧性，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实现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非常时期，稳经济保民生成为了各地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场始于今年上半年的稳经济大战，在全国拉开帷幕。

工人在赶制海外电梯订单

长三角多管齐下纾困中小微

疫情期间谁最愁？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无疑是受冲击最大的群体。街道边无法正常营业的小餐厅、景区附近无人问津的民宿、停止作业的工厂……纾困中小微，是稳经济的重要基础、稳就业的主力支撑。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区域，助企纾困成为该区域政策的重点。“上海21条”“江苏40条”“浙江45条”……在这些纾困政策中，减轻负担为重头戏，集中体现为减税、退税、降费。

在“上海21条”出台前两天，杭州出台了《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政策意见》，共包含40条具体措施。“杭州40条”在减税降费的基础上，还突出了一个“缓”字，如对受疫情影响符合条件的企业，可申请缓缴企业职工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水气费等，帮企业解燃眉之急。

“减的是税，增的是信心。”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3月24日，月星集团旗下的上海环球港和常州江南环球港响应政府号召，针对环球港品牌商户的相关费用实行“三减半”，即一减半个月租金，二减半个月物管费，三减半个月能耗费（指水、电、燃气费）。

纾困政策的另一重点，便是精准。同样是“上海21条”，针对餐饮、 旅游 、交通、零售、会展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困难企业，制定了一系列个性化的帮扶政策，包括提高 旅游 服务质量保证金暂退比例、暂停航空铁路运输企业预缴增值税、引导互联网平台进一步下调企业服务费标准等。

在珠三角地区，5月份，广州市发布了《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措施》，针对餐饮业、零售业、 旅游 业、水路公路铁路运输业和民航业等不同行业进行精准纾困。

另外，金融支持则是助企纾困的另一重要方面。降低融资贷款成本和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是各地政策的主要内容。

今年2月，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减负强企激发企业发展活力的意见》，共包含8个方面45条意见，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上海在降低融资贷款成本方面，力度较大。针对防疫重点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2022年新申请的银行贷款，上海市融资担保中心融资担保费率为0.5%，再担保费率减半收取，对创业担保贷款继续免收担保费。杭州、苏州、合肥等地则提出将政府性融资机构担保费率降至1%以下。

信贷投放力度方面，江苏较为突出。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公布的信息显示，一季度江苏省信贷投放领跑全国，新增贷款量居全国第一，占全国份额同比提高0.2个百分点。3月份江苏省企业短期贷款新增1133亿元，是上年同期的2.7倍。

4月21日上午，上海银保监局也正式发布了《关于坚持人民至上做好金融支持抗疫和复工复产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要加大信贷投放，满足复工复产资金需求”。据悉，3月以来，上海市各金融机构向受疫情影响的1万多家企业发放贷款723亿元。

上海推动餐饮企业复工复产

珠三角打通堵点，重点稳外贸

“进出口保稳提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这一预期目标。但今年国内外压力重重，我国外贸增速进一步回落，凸显下行压力。5月9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4月份中国进出口总值增速放缓明显，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6万亿元，同比微增0.1%；出口1.74万亿元，增长1.9%；进口1.42万亿元，下降2.0%。

当前，外贸产业主要面临的困难究竟是什么？

从国内看，3月以来，本土疫情多点频发，部分外贸企业生产经营受到影响，物流运输受阻，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供应链不畅，企业综合成本居高不下。从外部看，俄乌冲突等超预期因素带来复杂国际形势，全球供应链瓶颈仍未缓解，通胀压力上升，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趋紧，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下降。4月12日，世贸组织将2022年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预期分别下调1.3和1.7个百分点。

因此，打通堵点，畅通外贸供应链，是当前稳外贸的重要工作，也是基础性工作。而推动外贸物流畅通，首先要确保国内的商贸物流畅通。没有后者，前者也就无从谈起。

但受疫情影响，当前国内物流景气方面的数据并不乐观。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3.8%，环比回落4.9个百分点，跌入近两年谷底，仅高于2020年2月疫情最严重时期。原因是由于长三角供应链、产业链企业密集布局，多个产业集群聚集、辐射带动作用强，而域内疫情导致的长时间管控，对产业链复苏和物流循环畅通带来较大影响。

中央首先在国内物流畅通方面做出了动作。4月，交通运输部公布了《重点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建立货运司乘人员“白名单”，保障涉疫地区重点物资运输，有效缓解道路货运通行难题。

同月，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小组总指挥、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先后主持召开会议，对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区域物流保通保畅工作进行专题调度。会议要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区域要全力保障区域物流畅通有序。

在地方，长三角地区进行了响应。4月30日，上海海关、南京海关、杭州海关、宁波海关、合肥海关联合发布《关于保障长三角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的联合通告》，保障长三角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 社会 发展的影响。同时，建立长三角地区产业链供应链重点企业“白名单”，实现“白名单”企业5家海关互认，建立统一绿色通道，实现通关手续从快从简。

“外贸重镇”珠三角地区也动作频频，出台了多项政策，多管齐下保畅通、稳外贸。

4月27日，广东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把畅通贸易通道作为当前稳外贸首要任务，积极扩大国际国内海运、铁路货运、航空货运运力，提升港口作业效率。要一对一帮助重点外贸企业解决物流、融资、劳动力等接单障碍，实施好广东高质量落实RCEP行动计划，办好“粤贸全球”等展销活动，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组织企业多渠道抢抓订单。要千方百计挖掘外贸增量，大力支持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加工贸易等业态发展，拿出务实管用措施保持外贸稳定发展。

5月下旬，在稳外贸28条举措的基础上，广州海关推出落实海关总署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十条举措的25项细化措施，突出“保畅通、降税费、稳供给、优服务”，进一步激发外贸市场主体活力，助力外贸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扶持外贸企业保订单、稳预期。

“稳住广东，也能稳住全国。我们内部是这样说的，把外贸问题也一个一个‘清零’。”5月19日下午，一名海关代表人员在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与外贸企业的调研座谈会上如是说。这句话道出了广东在我国外贸产业中的重要地位。

今年前4月，广州海关关区所辖7地市（广州、佛山、肇庆、韶关、清远、河源、云浮）进出口总值6207.6亿元，同比增长1.3%；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贸企业达2.5万家，同比增长9.8%。珠三角外贸正被唤醒，曾一度因疫情而短暂停摆的“世界工厂”再次加速运转。

太湖购物节夏日消费季开启，现场发放万元惠民消费券。

苏州快递助力“东山枇杷”经济，数以千计的东山白沙枇杷装箱启运。

铁路有序增加运力配置，助力复工复产。

多地“万券齐发”促消费纾困

4月份本土疫情多发频发，波及全国多数省份，居民外出购物、就餐减少，非生活必需类商品销售和餐饮业受到明显冲击。4月份， 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1%，其中，商品零售下降9.7%。促消费，迫在眉睫。而让普通百姓最有获得感的纾困政策，便是发放消费券。

今年前4个月，浙江、江西、四川等地先后发放总额超过34亿元的消费券。业内人士表示，发放消费券可以撬动需求，助力消费市场复苏。

“发放消费券是用激发消费的方式推动经济的一个手段。发放一元钱的消费券，因为‘乘数效应’，就可以撬动几元甚至几十几百元的消费。”广东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新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在刚刚过去的“5·20”，即5月20日，成都市发放了第一批66万张消费券，开放不到一分钟就被一抢而空。“太火爆了，我一直蹲着时间都没抢到，下一波还要抢。”成都市民小王说。

据了解，成都“5·20”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共发放消费券264万张，分4批次发放，每批次发放66万张，包含“满600元减200元”“满300元减100元”“满100元减40元”“满50元减20元”4种券。这是今年以来成都首次面向全市大规模发放消费券，涵盖了全市重点零售、餐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

为企业纾困也是各地发放消费券的重要目的。4月17日，江苏出台助企纾困政策，其中一条内容就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放餐饮消费券”。

“消费券的拉动作用最为直接，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搭配一些使用规则，消费券可以撬动需求杠杆，放大财政资金的拉动效果。”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稳住经济大盘，多省份立刻响应

在5月25日的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地方肩负着促一方发展、造福一方的重任，要守土尽责抓落实。不断解决两难多难问题，是对各级政府行政能力的考验。要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完成经济 社会 发展任务，全面把握，防止单打一、一刀切。要创造性工作，因地制宜挖掘自身政策潜力，帮扶市场主体纾困、稳岗拓岗等政策能出尽出。

当日会议结束后，云南、海南、江苏、浙江等多省份立刻召开会议作具体部署。“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坚决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成为多省份强调的关键。

2022年下半年即将开启，接下来就要看各地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特殊时期倒逼出创新举措，稳住经济增长，打赢这场经济保卫战。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2年第10期）

2022年第10期《中国经济周刊》封面

‘陆’ 我国当前经济面临的挑战1500字

随着转型发展阶段的到来，中国经济将面临如下九方面问题与挑战：经济增速下滑带来挑战，通胀长期化带来挑战，经济泡沫累积带来挑战，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带来挑战，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带来挑战，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带来挑战，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加带来挑战，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恶化带来挑战，改革阻力增加带来挑战。问题与挑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认清了问题和挑战之后，我们完全可能应对好挑战，在应对挑战中不断前行。

随着持续三十多年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随着中国转型发展阶段的到来，中国经济面临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
带来挑战
首先，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一个事实和趋势。2012年二季度GDP增速已降到了7.6%。这不是暂时现象，而是反映了一种趋势。
根据国研中心的研究，“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很可能下降到7-8%左右，到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可能接近美国，开始进入到“高收入国家”门槛。据国际经验，到这个阶段后，即2020-2030年期间，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降到5-6%左右。
到2030年中国有可能提前20年实现小平同志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后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降到2-4%左右。总之，过去三十多年来持续保持10%左右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年份达到10%以上。
其次，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会逐步下滑？
一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了。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各种资源环境和生产要素能够支持的最优增长率。过去由于资源环境约束不是太大，加上制度变革释放的生产率较多，故可以保持那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但现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制度变革释放生产率的空间也相对缩小了，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
二是经济开始进入到大调整时期。要进行持续若干年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需要在比较合理的增速下进行。因此从经济调整来看，经济增速也存在下降的需要。实际上“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增速目标只是7%左右，2012年确定的增速目标只有7.5%。
三是外需下降了。外需不仅是短期下降，而且很可能是中长期下降。由于美国等也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反思其过去以“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是他们今后不再搞这么多的高消费、超前消费和负债消费了。这意味着即便是国际经济危机结束，有一部分中国产品的外需永久地消失了。
四是工业化开始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总体上我国工业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根据我对工业化国际经验的研究，“重化工业阶段”长则持续上百年，短则持续三五十年，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不需要持续那么长时间，但是再短也要20年左右。
现在已经发展10年左右了，我最近的判断是，“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已结束了，正在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下半场与上半场不同，上半场是量的扩张阶段，下半场是质的提高阶段，经济增速必然下降。重化工业阶段结束后，就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因此2020年后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
五是城市化开始进入到加速阶段的下半场。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率30%-70%时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是51.27%，正处于加速阶段上半场向下半场的过渡阶段。与工业化一样，城镇化上半场也是量的扩张阶段，到了下半场，尽管速度还是比较快，但已过渡到质量提升阶段。进入这一阶段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就会相对减少，导致经济增速下降。
六是“人口红利”、“市场化红利”、“国际化红利”在减少。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与这些红利释放有很大关系。但现在“人口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刘易斯拐点”到来了，没那么多人口红利了。
“市场化红利”也减少了，过去市场化改革提高效率带来了很大的红利，但今后的改革更多的是公平分蛋糕的问题，没那么多红利了。“国际化红利”也在减少，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后，其他国家不像以往那样敞开怀抱欢迎中国加入国际大家庭了，而是针对中国搞贸易保护，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等。
再次，经济增速下滑带来了什么挑战？
经济增速下滑，意味着需求要减少，订单要减少，市场要萎缩；意味着很多企业可能要亏损，要破产；意味着就业岗位要减少。过去我们之所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但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就业压力会加大。我们要不断适应经济增速下滑这个趋势，积极应对挑战。
通胀长期化带来挑战
通胀确实一直都存在，只是有的时候表现不甚明显，有的时候表现得更明显一些。不仅中国如此，全球都一样，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现在则是1500美元以上。从历史上看，通胀是一个趋势性现象。
2011年我国CPI一度高达6.5%，2012年6月虽然下降到了2.2%，但随时有反弹的可能。近两年一直处于负利率状态，现在好不容易出现正利率了。需要关注的是，通胀压力究竟是短期问题还是中长期问题？很可能是一个中长期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和承受力。
为什么通胀存在长期化趋势？因为造成通胀的根源性因素没有消除。
第一，信贷还得接着放，钞票还得接着印。在稳增长政策下，遏制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短期最见效的措施是放信贷。2012年4月信贷投放6818亿元，5月7932亿元，6月9189亿元，今后还得保持较高水平。而且广大中小企业也确实面临“融资难”问题。今年以来，很多重化工行业开始出现较严重的困难，最好的救急办法是放信贷，但这样做通胀就在后面等着。
第二，“输入性通胀”压力始终存在。一方面，美国还要继续印钞票，因为只有印美钞才能体现美元霸权，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元印多了，美元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得上涨，对我们来说就是“输入性通胀”。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新一轮通胀已经开始起来，因为在反危机过程中，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印钞票、降利率、放信贷等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这套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通胀，这也会给我国造成“输入性通胀”。
第三，“高成本时代”到来，将持续推动“成本推动型通胀”。高成本包括土地高成本、房价高成本、原材料高成本、能源高成本、环保高成本、人才高成本、普通劳动力高成本、资金高成本、知识产权高成本、物流高成本、税费高成本和交易高成本。这些成本的上升必然会带来“成本推动型通胀”。而且，“高成本时代”是一个中长期现象，会导致通胀的长期化。
第四，农产品价格存在持续上升的趋势。工业品可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提高效率的空间很大，只要一涨价，就可以大规模供给，价格就上不去。但农产品不一样，它是靠天吃饭，而且多数是一年一个周期，难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提高效率的空间有限，同时土地越来越少，因此很多农产品价格存在持续上涨的趋势，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第五，投机使通胀火上浇油。近年来，由于经营实业环境恶化，很多人转向搞投机，炒完这个炒那个，结果是价格越炒越高。为什么都喜欢炒呢？因为炒更能快速发大财。大家都热衷于投机，对通胀造成了新的压力。
通胀长期化给我们带来什么？通胀意味着老百姓的财富在缩水，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意味着财富在不同阶层之间发生转移，意味着贫富差距的扩大，意味着部分产业发展成本的上升，意味着经济发展环境的恶化。
经济泡沫累积带来挑战
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经济泡沫。高房价就是经济泡沫的集中表现，还有其他资产价格也比较高。大家都不搞实业，都去玩金融，这本身就是泡沫。许多行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这也是泡沫。很多地方政府建了很多投融资平台，直接“经营土地”、“经营城市”，效率又不高，“后遗症”很多，这同样是泡沫。
经济泡沫如何挤掉？有人说，中国经济正在“软着陆”中，“软着陆”即泡沫挤掉的过程。问题可能没有这么简单，经济增速和通胀下降并不意味着完整的“软着陆”。“软着陆”必须是安全着陆，安全着陆就是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得到了顺利调整，新的增长点逐步形成。如果不是这样，就会造成企业亏损破产增加、债务负担加重、金融风险增加，这就是“硬着陆”。而新增长点的形成，要靠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这“三大发动机”（而不是短期的“三驾马车”），这需要一个过程。
2012年既是泡沫继续累积、又是逐渐挤泡沫的非常关键的一年。
一是房价仍在高位运行，处于涨不得、跌不得的状态，继续涨则引发民众不满、继续跌则恐刺破泡沫。
二是随着集中还款期的到来，地方政府的收支缺口拉大，债务负担加重，债务危机如影随形。
三是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放缓、房地产开发减少、企业效益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在累积，中小银行的压力在加大。
四是随着经济增速下滑，产能过剩行业和企业的市场需求进一步减少，部分中小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五是随着美国经济缓慢复苏、中国经济相对放缓，部分热钱正在面临留下还是撤走的抉择，若热钱大规模快速撤出，则对中国经济泡沫破灭带来较大压力。
六是随着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趋复杂，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不良后果。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经济泡沫正处于涨不得、破不得的状况中。
现在很多人关心这个泡沫会不会破？如果政府运用高超的宏观调控技术，将泡沫一点一点地挤掉，又不至于引起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同时又适时地培育起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就算是“软着陆”了，泡沫就不会破。但2013年这个泡沫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对此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和重视。
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带来挑战
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面临转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原来主要依靠外需向主要依靠内需转型；二是由原来主要靠投资向主要依靠消费转型；三是由原来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向主要依靠社会投资转型；四是由原来主要依靠普通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高级要素投入转型。
中国必须推进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否则中速增长都可能难以实现。问题是这种转型容易吗？很可能不那么容易。历史上日本和拉美都经历过这种转型，但没有转好，最后陷下去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陷阱”了。我们现在也面临这个挑战。
如，外需不行了，就要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不那么容易，因为扩大内需需要增加广大老百姓的消费，需要解决其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和消费环境等问题。增加收入需要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需要调整既得利益格局，这就涉及一系列深层次制度变革，而这些变革需要的不仅是时间。
原来主要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今后要更多地靠社会投资了。但社会投资是用自己的钱投资，投资者会很谨慎，要判断投资的收益大不大、风险高不高。如果投资者感觉到风险较高、回报不够多，就不愿意投，宁愿选择观望和投机。
原来主要依靠一般要素（如资源、劳动力等），今后要主要依靠高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拉动经济增长。一般要素我国具有一些优势，但高级要素则相对稀缺。要转到依靠高级要素来拉动经济增长，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与发达国家形成了正面的竞争。要利用高级要素，我国的激励机制特别是产权保护，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若增长动力结构转型不到位，则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兴产业成长、新竞争优势形成都难以实现，走出经济低谷也就很难实现。
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带来挑战
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涉及很多方面，其中较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淘汰落后产能；二是推进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涉及很多利益格局调整问题，谁都不愿意被淘汰。即便是强行淘汰，也要做好补偿工作。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技术、高素质人才、现代化管理。所有这些都具备了，才能上台阶，这是“惊险的一跳”，很多企业可能跳不过去。到目前为止，真正成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地区和企业并不多。
区域结构调整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从经济增速来看，近年来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在差距缩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问题：中西部地区的节能减排压力在增加。去年我国部分节能减排指标任务没有如期完成，任务完成不太好得多数是中西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现在都在高速发展，主要依靠资源优势在发展高耗能工业。但现在必须加大节能减排力度，这对中西部地区来说就是一个限制。中西部地区希望国家和东部地区给予保护生态的补偿，但现在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东部地区经济增速下滑，补偿能力相应下降。
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带来挑战
资源压力较大集中体现在重要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在上升。全球新增的原油需求中国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因此全球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产品价格受中国的影响较大。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比国际上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那些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到我们这个阶段时人口都只是几百万或几千万。它们当时主要靠殖民掠夺来满足工业化快速推进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
我们这么一个人口大国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需要大规模消耗能源和资源，而我们又不能搞殖民掠夺，必须通过国际市场去购买，所以中国对全球资源能源市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反过来，由于我们对国际资源需求巨大，价格变动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就很大，在没有定价权的情况下还常常受制于人。而且，比较容易开采的矿产大都开采得差不多了，越往后开采成本越高，价格就要进一步上涨，在没有获得新的替代能源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受高价格带来的高成本。
同时，环境保护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在国际上我国面临越来越大的碳减排压力。中国200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全球第一。按照此趋势下去，到2020年前后全球30%以上的碳排放量都将由中国贡献，届时我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
我们已在国际社会承诺了碳强度减少的任务，到2020年前后估计要承诺碳排放总量控制任务。事实上我们已在国内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北京就已规定二氧化碳排放年均超过一万吨的固定设施排放企业必须纳入强制减排范围。低碳发展乃当今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方面不能过分相信阴谋论者的鼓噪，因为这是西方国家的一个“阳谋”，而非“阴谋”，若我们死抱着阴谋论不放，当世界上多数国家已步入或适用了新的低碳发展规则和秩序时，最终吃亏的一定是我们。二氧化碳只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低碳发展并非只是减少二氧化碳，实质是通过低碳发展解决地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一种普世价值，消极应对者最终是要吃亏的。
但我国推进低碳发展面临几个特殊挑战。
第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阶段，也就是高碳排放阶段。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已基本完成，已进入低碳阶段了。在这个时候强调二氧化碳减排，对我们来说是砍在脖子上，对发达国家来说是砍在尾巴上。我国在高碳阶段推进碳减排挑战巨大。
第二，我国的资源禀赋是一个高碳结构。我国多煤、缺油、少气，新能源比重也偏低，目前只有9.8%左右。煤炭开采和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我国多煤资源结构不利于推进低碳发展。
第三，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处于加工制造的低端环节，不利于低碳发展。在国际分工中，搞加工、组装碳排放相对较多。而我国处于“微笑曲线”中间的加工制造环节，发达国家则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设计和营销环节。实际上这意味着发达国家把很多碳排放的环节移到了中国，导致“碳排放国际转移”问题。
第四，我国人口多。人口越多，碳排放就越多。近十四亿人口，每一个人就是一个碳排放源。
第五，我国的粗放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锁定效应”。我国现有的发展模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形成了“路径依赖”，想要改掉它，成本很高。
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加带来挑战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为经济发展本身并非目的，满足人的各种需要才是目的。但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发展会增加成本。大力发展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事业，所有这些政府和民众都是要掏钱的。
公益性教育和医疗是政府的职责，是不能搞产业化的。但如果像计划经济时代一样，将所有公益性和非公益性教育和医疗都压在政府身上，那政府财政将不堪重负。十三亿多人要实现全覆盖，哪怕是低水平，乘以十三亿也是一个巨大数字。仅保障性住房建设就已将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压得喘不过气来。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不断加大，行政事业费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保障性住房建设支出、社会福利支出、维稳支出等都或是刚性，或要增加。但政府收入却在减少，工商业税收因中小企业不景气在减少，土地财政因房价下跌在减少。
导致政府收支缺口拉大，债务负担增加。“欧猪五国”等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已不足以支撑庞大的福利负担，造成资金链紧张。即使是富如美国，在医疗改革上也是举步维艰。福利保障一旦上去，就成为所有人的既得利益，要减下来很难。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福利保障一定会加强，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将增加，必须使经济新增财富能力超过福利保障支出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而这需要满足多方面的条件才能实现。
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恶化带来挑战
首先，我国产品出口的国际环境恶化了。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国际经济危机一般分三个阶段演化：第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破产，如雷曼兄弟破产；第二个阶段主要表现为“主权债务危机”，如“欧猪五国”的“主权债务危机”；第三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国际货币体系危机。
目前正处于第二个阶段上。国际经济危机何时才能走出来？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能否取得重大的技术进步；二是能否推进重大的制度变革。只有这两个条件是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像印钞、发债、降息、放信贷、投资等措施，都是拎着自己的头发往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且只会为新的危机创造条件。在国际经济危机还在持续的情况下，国际经济至少还将低迷两三年，这对我们的出口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其次，我国对外投资的国际环境在恶化。我们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不仅要将产品走出去，而且要将投资走出去。但“走出去”也面临新的问题：其他国家不像我们当初欢迎他们的投资那样欢迎我们的投资。我们要投资他国的高科技企业和项目，他们就担心我们窃取他们的技术；我们要投资他国的资源，他们就说我们要控制他们的资源；我们要将开发区建设的经验移植到国外，他们就说我们要控制其土地。总之，他们以国家安全等种种理由对中国投资进行限制。
再次，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国际环境也一直不太好。由于中国拥有低成本竞争优势，我们的中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廉物美的竞争力。西方国家不从我国产品价格低主要源自于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等来考虑，而将中国产品具有竞争力一并归结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于是，就不断地通过压人民币升值，来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同时，人民币汇率还直接受制于美元的变动：美元贬值，人民币就被动升值。同时，我国外部的整体环境在恶化。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后，美国越来越强调将中国作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将其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等。
改革阻力增加带来挑战
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之所以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原因就在于体制改革释放了巨大的生产率。但随着我国发展到新阶段，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但改革面临两大障碍：
一是既得利益障碍。由于过去三十年改革采取的是不平衡改革战略，导致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严重不平衡、不协调。在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拉大、寻租蔓延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培育不少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受益于这种不平衡、不协调的过渡型体制，因而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障碍。
二是观念障碍。改革行动首先要有观念的突破。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源于思想解放。按理说，现在的观念应较改革前期更好，但由于不平衡改革本身产生的新问题，使得很多人对改革产生了质疑。
比如，很多人将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严重等归结为市场化改革。殊不知，这些问题不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而是改革不彻底、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平衡带来的。随着“民粹”流行，原来本已解决的观念问题现又成为问题了。如国有企业改革本来在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就有了明确的说法，要收缩国有经济战线，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要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但现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反而会引起很多上纲上线的争论。更令人担忧的是，改革的阻力在增加。
改革阻力增加，改革自然就难以推进，一些深层次问题就不能解决。深层次问题不能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谐社会建设等就难以正常推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就面临挑战。
认清问题和挑战是应对挑战的前提，其实挑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挑战在哪里，稀里糊涂地倒在挑战中。认清了挑战后，我们完全可能应对好挑战，因为过去的历史反复证明，我们就是在应对一个一个挑战中不断前行的。

‘柒’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国际社会该如何应对

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们已经有了历史上的一些经验，要设法去团结，大多数人进行生产修复，战后的经济落后的局面

‘捌’ 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之战

目前的中美经济战中，没有输和赢的说法。美国有美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但中国也有中国的经济发展渠道，两者的发展情况是无法简单比较的，而且是动态变化的。
中国总出口21%到美国，但美国总出口不到9%到中国，中国对美国出口依赖太严重了。
但是中国出口美国的那21％是生活基本商品（中国也估计大部分只能卖卖没科技含量的商品），美国人就不敢随便加关税，不然美国老百姓不答应，随之就会影响大选的选票；而对于中国进口的那9％，如果科技产品、奢侈品居多的话（比如像飞机、电脑等等），就算我们提高关税，对普通人影响不大；对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一党制，只能跟着党走，不像美国一党让我不爽就换另一个。
虽然中美经济战争的确正在进行，但是中美相互依存度过高，所以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相互和谐。
毕竟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就是生产或生活上的节约、节俭，前者包括节约资金、物质资料和劳动等，归根结底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即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社会所需要的成果。后者指个人或家庭在生活消费上精打细算，用消耗较少的消费品来满足最大的需要。

‘玖’ 怎样认识经济因素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日益

一、大国博弈，一刻都没停止过的经济战争当今世界，经济战争已取代军事战争，成为一个国家夺取财富和利益的主要手段!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影响下，不断扩大的经济市场为经济战争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和环境。也可以说，“地球村时代”的来临，不仅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是改变了国与国之间博弈的方式。倘若说核武器能够摧毁一、两座城市，那么隐蔽经济战的威力则足以令一个国家的整个工业乃至金融体系陷入瘫痪状态，摧毁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苏联战败造成的社会灾难恶果，频繁爆发的金融风暴横扫世界各地，东南亚企业家债务缠身廉价变卖工厂，戈尔巴乔夫损失了全部私人财产，显示了其隐蔽经济战争的巨大威力。当前，隐蔽经济战争较军事攻击，更具威胁性，不仅威胁到国家安危和经济命脉，还直接威胁到普通人的切身利益，包括就业、工资、存款、股票等等经济战争随时随地都在进行，掠夺与反掠夺，制衡与反制衡，颠覆与反颠覆，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但却惊心动魄地上演。而且，每当大规模的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这种经济战争进行得更为猛烈和残酷。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弱肉强食的战场，危机过后，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无论对哪个国家都是如此。战争已始，却不见硝烟弥漫。
二、掠夺与反掠夺，透视经济战争的内幕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是人类面临的永恒命题。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地创造财富。创造出财富后，就不得不面临如何分配等问题。人类的财富通常是通过社会分工和公平交换来实现流转和分配。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市场和市场价格。市场价格的涨跌，决定了人们所拥有财富的增值和贬值。而影响市场价格的因素非常复杂，市场价格常常被人为地操纵，这样，经济战争必然发生，财富必然成为掠夺与反掠夺的对象。以前，经济战争通过实物贸易来进行。而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虚拟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战争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着：贸易战、货币战、汇率战、贸易保护主义.人们的财富在不知不觉中被洗劫一空。
三、经济战争，大国博弈的“核武器”21世纪，经济战争已经成为国家博弈的最重要方式，其实质就是全球范围内财富的掠夺与反掠夺。这种掠夺的过程，虽然看不见硝烟，也没有血流成河，但是比常规军事战争更加可怕。当今世界的局势，因为有核武器的威慑，想爆发像“一战”与“二战”这样的世界战争的概率相对较小，因为大国都投鼠忌器，一旦发生世界性的大战，可能毁灭整个地球，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个无法承受的灾难。但是，经济战争已经替代了常规的军事战争，成为了大国之间博弈的重要手段，成为大国制胜的另一种“核武器”。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后，没有人会比亚洲人对“金融战”有更深刻的印象。不，岂止是印象，简直是锥心刺骨：一场由国际游资拥有者们处心积虑发起的金融偷袭战，竟把一个接一个不久前还被世人誉为“小龙”、“小虎”的国家掀翻在地，曾令整个西方艳羡不已的经济繁荣，一夜间秋风落叶般地萧条了。仅一个回合下来，便不止一个国家的经济向后倒退了10年。经济战线的失守，更使社会政治秩序几近崩溃。此起彼伏的骚乱造成的伤亡简直不亚于一场局部战争，而对社会机体的伤害程度甚至比局部战争还要严重。这是那些非国家组织用非军事手段向主权国家打响的第一场非武力战争。由此，金融战作为虽不流血但同样具有巨大破坏力的非军事战争形态，正式登上了曾被军人和武器、流血和死亡一统天下数千年的战争舞台。与历史上贫穷弱小的国家无力反抗西方殖民侵略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前苏联拥有着强大到让美国寝食难安的军事力量，在军事实力仍然相当强大的状态下，整个国家遭受到外部势力如此疯狂与彻底的洗劫，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经济战争所展现出的巨大破坏力，丝毫不亚于苏联整个卫国战争的损失程度，所不同的是，卫国战争的巨大代价换来的是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而经济战争的惨败，导致了国家解体和经济长期衰败。战争对苏联的破坏仅仅持续了4年，而经济崩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的灾难已经接近16年。由此可见，经济战争猛于虎，虽然它没有硝烟，但已然成为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一个国家要想成为真正的强者，就必须看透经济战争内幕，善于运用经济原理打赢经济战争。
四、“肮脏的手”，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为经济战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一个国家必须认真对待全球化带来的巨大风险，必须审时度势，时时权衡自己的行为和政策，以避免全球化带来的巨额财富损失。人类面临着的永恒命题是：其一如何创造财富，其二如何分配财富。在解答这两个命题的过程中，最经典的理论当属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Smith)的“看不见的手”。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了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其核心的论述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只要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并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那么不需要有人来管理，将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调控，经济运行由此可自动达到最佳状态。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一般情况下，这只“看不见的手”能维持市场的健康运行，推动经济不断发展，实现财富的正常流动。可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这只“看不见的手”完全有可能变成一只“肮脏的手”，成为攫取他人财富之手。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这只手就更容易变得更脏。许多人天真地以为，只要积极参与了全球化，就理应分享国际协作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但这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钱币有两面，剑锋为双刃：一个国家必须认真对待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必须审视度势，时时权衡自己的行为和政策，否则全球化带来的也可能是巨额财富损失。尤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在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并且虚拟经济异常繁荣甚至居主导地位的时候，更是如此。现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市场化不仅体现在实物产品市场上，更重要的是还体现在金融领域。随着世界各国金融领域的逐渐开放，加快实行自由化、深化以及金融产品的不断衍生，各国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货币市场等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巨大交易网络。在这个网络作用下，全球金融产品的交易额遥遥领先于实物产品的交易额。在这个全球性网络中，金融产品的交易是全天候的。相对实物产品而言，金融产品的数量是非常少的，然而它聚集了几十倍于实物产品交易量的资金，而且金融产品的交易极其迅速，成本极其低廉。金融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更有可能成为“肮脏的手”。1992年，国际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对英镑发起攻击，结果，英国损失惨重，而他本人却收获了10亿多美元。1997年，他冲击东南亚金融市场之后，那些国家人民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经济一夜之间回到了起飞前。还有美国，利用美元的霸主地位，贬值货币，转嫁危机，夺取他国利益。20世纪70～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就这样，“华盛顿共识”被创造出来了。即通过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手段对拉美国家的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迫使这些国家不断开放产品和资本市场，放松政府管制，大力推进私有化进程。在私有化进程中，债权转股权的方法被广泛用来解决债务危机，从而保证了发达国家的债权利。军事攻击最多摧毁建筑设施消灭人体，以大国的疆域之广，常规战争对经济命脉的摧毁不是毁灭性的。而金融战争的隐蔽性和无战例借鉴无实战演练的残酷性，对国家防务是一个巨大挑战。一旦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遭到金融战打击，会迅即造成国内局势动荡，由“外患”引发“内乱”。内乱和外患交织在一起，后果将不堪设想。经济战自古就是敌对国家利用经济手段“和平”地削弱甚至搞垮他国经济实力的一种不流血的战争方式。经济战的“和平”手段并不排斥其成为流血的军事战争的补充手段，并已经上升至战略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