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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经济模式是什么意思

发布时间:2022-11-13 04:45:00

1. 浙江模式的实质是什么

浙江经济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好,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干预得少,大部分是有活力的民营经济,相比于其他地区的发展,更像市场经济。

2. 经济模式是什么意思

经济模式表示的是经济主体运行中带有总体性的本质性的特征,因此,它通常具有概括性,高度概括经济中的基本性质;它还具有整体性,描述的对象是某个整体,而非其局部;它也具有联系性,表示内容之间是有机联系的,不是孤立的。

3. 浙江经济如何


浙江的经济虽然在总量上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状态,但是我到是认为其实浙江在过去的十年里基本上是属于倒退阶段,经济层面没有任何的进步,我们回头仔细看看,十年前我们谈论浙江企业的时候,谈谁?万向。现在我们谈谁?还是万向。十年前娃哈哈就已经全国闻名,十年后还是娃哈哈,这十年来涌现出多少家大型,超大型的企业了么?可以说这十年,浙江经济领域几无作为。反倒在一些负面新闻里大家听到了很多浙江大型企业,从08年的华联三鑫,到12年的中江控股。从08年的浙玻,到12年的高盛科技到虎牌控股。尤其到现在的所谓600家企业联名上书。需要反思的并不只是政府本身。

如果按区域来看,浙江在08年到12年,除了经济不发达的衢州地区和丽水地区外,基本上每个地级市都已经洗牌过一次了。我们鲜听说有企业能在这四年来安稳的走过来。为什么?这个命题很值得思考。

我前几天接到香港一家媒体的电话,问我怎么看浙江的这次危机,政府能解决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自己总结下来,主要是这么几个问题吧。

过于发达的金融体系害了浙江。很多人都不赞同这个观点,但是我觉得我是对的,可能问题出在怎么理解发达两个字吧。浙江的金融其实很发达,我走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家银行,其实很少有地方像浙江这个区域体现出两个特征:(1)金融机构数量仅次于上海,北京;(2)金融机构信贷投放的风险容忍程度远超过金融更为发达的上海、北京。

这两个特征很有意思,浙江的经济总量其实在全国列在广东、山东、江苏之后,位列第四,大概2011年的数字是31000万亿左右,但是我们仔细来看,浙江的金融机构家数可能是位列全国之首。基本上所有能开设分支机构的金融机构都在浙江开设了分支机构,如果不能开设分支机构的也以办事处等名义开设,同时更奇怪的是基本上在2002年到2009年前,基本没有听说过亏钱的金融机构,谁来都赚钱,而且盆满钵满。

还有几个数字,大概在2010年之前,工农中建,除了中行在系统内排名不靠前外,其他三家都是系统内排名前三,农行长期在系统内排名第一,工行基本差不多,建行有连续两年在系统内排名第一。在同一时间段内,三家金融机构同时在系统内排名前三,就本身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另外,更何况中信银行、民生银行等等一些股份制银行也在各自系统内都占比极大份额,高者甚至占到四分之一,那是个什么惊人的数字?

浙江就因为超强的盈利能力使得各家金融机构都挤尽脑汁想来浙江开设分支机构,许多本不被允许开设异地机构的城商行,也开始陆续进驻浙江,到现在为止,杭州街头的银行,堪比公共厕所,只多不少,所以我总是跟人调侃,在杭州,你可能找不到公共厕所,但是你肯定找得到银行。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放贷的容易程度,浙江绝对全国第一。我记得06年在银行当信贷科长的时候,我曾经去北京汇报工作,要求总行增加对浙江贸易流通类企业的扶持力度,当时总行要求对贸易流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控制在60%以内,但是浙江事实上的贸易流通型企业没有低于85%的,按照这个标准,如果总行不进行改变的话,浙江基本上就处于无业务可做的范畴。后来总行给予了权限,允许到85%左右。当时总行说了一句话,全国就浙江一家,别无分号。这段话让我回到浙江以后想了很久,我所提的要求,到底这么做是对还是不对?

08 年工作关系到上海去,当时也在上海看了几家企业的情况,然后看到一家企业资产抵押全额抵押打7折,申请1500万贷款,居然被驳回了好几次,我当时很纳闷问银行,你们难道这样的企业也不批,那你们还做什么业务?银行同事回问我一句,难道你们有抵押就放贷款么?我想想,好像的确是啊,有抵押就放贷款了啊。别说抵押,在浙江,基本上的企业有个担保基本上就做了。如果一家担保不行,那么在拖一家,差不多总就可以了。到是让上海的同事很诧异。

浙江的现实状况就是这样。可能是因为金融机构太多,竞争极为惨烈,企业总是在各家银行之间游走,不断的挤压银行的底线,所以很多企业的贷款条件会不断的下降。尤其这里有个很大的前提是99年到08年的这将近十年里,浙江经济极为快速的发展的同时,贷款质量一直非常高,几无坏账,我记得当时去总行汇报,总是带着优越感的抨击总行的政策说,你看我们一直就这么做的,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你们总行屁也也不懂,就少干预点吧。在这种盲目乐观的前提下,各家银行的确也给了浙江的各家金融机构的分行极大的权限审批业务。

在众多的金融机构不断下降放贷标准的两重原因叠加下,使得浙江经济出现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最主要的一点,我认为是实业空心化现象的蔓延。很多人奇怪,为什么浙江金融发达反倒会导致实业空心化,照理说金融发达应该是促进实业发展才是。但是很可惜,浙江并不是这么一条道路而来。

从2002年开始,经济不断上行,大量的实体经济的确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带来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出现了。很多实体经济发展到后来,实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利润远远赶不上固定资产所带来的利润增长。举例来说,很简单就是很多人辛辛苦苦开厂做实业一年才赚一千来万,但是他当时买的土地盖厂房的土地可能反倒能赚几个亿。

但是很多人会问,这个跟金融过于发达有什么关系么?有关系,关系而且很大,因为一旦目标发生了改变之后,经营模式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因为大量固定资产的升值要高于实体经济利润的创造,使得很多企业就会不断的去得到资金,然后扩大对固定资产的投入。而且得到的资金远远大于实体经济自身所需要的资金,这里面金融的过于发达就会助推这种情况的发生。很多金融机构变相的给予企业远超过企业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就是帮助企业去扩大和增加对资产的投入。帮助企业圈地,买房,甚至去做房地产。

过去的十年来,这种情况不断得到恶化,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大量真正他是干实业的人没有好结果,而大量没有专心干实业,不断通过实业套钱用来做投机的企业却一个个暴富。使得很多企业自然而然都依样画葫芦走上了投机生涯。

我有个朋友,主业是做建筑工程的,06年才东拼西凑买了套房子,花了三百多万,一年后这套房子涨到了800多万,一年不到的时间,让他春心萌动,于是就是利用他的建筑工程公司的平台,房子抵押贷了600多万,这个钱到手后,他又去买了套房子,花了700多万,评估1200万,抵押贷了800多万,又去买房子,大概用了不到两年时间,他买了四套房子,都是利用他的建筑公司的平台贷的款,到了09年下半年的时候,他的资产就过亿了,然后有一次吃饭跟我说,早知道赚钱这么容易,他做什么建筑啊,做了二十多年建筑,一身病根不算,而且也没有赚到什么钱。他就利用建筑企业的平台,不到三年,就赚了五六千万。

在浙江,这样的故事不断上演,02年以来依靠固定资产升值成为暴富的人比实业暴富的要多的多,所以在浙江越来越多的企业陷入到一种怪圈中去,创业,然后请人管理,不求赚钱,只要维系一定的生产量就可以了,然后就开始贷款,贷款来的钱去买地,或者去做别的投资。反倒没有花钱在实业上,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实践都证明了,在当前的趋势下,土地的升值或者投资的利润要远高于实业的经营。实业日益沦落为企业向银行贷款的一个依据而已。而银行也都知道,但是受限制于经营压力也变相的给予了这种支撑。

浙江从而演变成了全民投资或者全民投机的盛宴狂欢之中去,在经济不发生太大变化或者下行的情况下,这种盛宴有可能维系,但是经济形势一旦发生变化,噩梦就不期而至。

浙江的金融到底发达不发达,我再举几个例子。在浙江的银行中为了将贷款放出去,无所不用其极。不知道别的省份有没有。在浙江基本上只要有抵押物,不管什么公司,都有渠道能拿到贷款。在浙江会有很多的贷款品种出来,一般的抵押物基本上都打六折左右,所以通用的操作方法是高评估,然后在打折的方式,但是在浙江抵押物不但可以不打折还可以上浮120%,也就是1000万的房子,可以贷到1200万。你没有企业平台,银行会给你找企业平台,你缺乏贷款条件,银行会给你造贷款条件,你没有流量,银行会给你造流量。如果这个银行不干,那行,我换个银行。

在浙江在抵押不行的情况下,也还产生了所谓联保联贷,就是几家企业共同互相担保的方式贷款,政府还大力推荐企业这种贷款模式,但是这种模式是帮助企业还是害了企业呢?

我以前做银行的时候,有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如果一个企业确实需要钱,那么钱要给到位,给少了也是风险。第二个观点就是给一个企业超过它自身所需要的钱,那不是帮企业,那是害企业。

浙江一直在喊中小企业融资难,我觉得这个提法有问题,我没有做过统计,我只是自己瞎琢磨的,我可以说浙江的企业所用到的贷款90%是被挪用到生产经营以外的,换句话说,浙江的企业其实不缺钱。那不缺钱为什么要贷款?因为浙江的老板有天然的敏感性和赌性。

所谓敏感性就是能赚钱的事情,浙江老板能先天下人知道,所谓赌性就是只要有1%赚大钱的机会,就会愿意去博,结果先不管,干了再说。这两种性格是浙江人能闯天下的根本,也是浙江老板总出事情的根本。

浙江中小企业到底多缺钱,有时候是个伪命题,对于贷不到款的人去扩大资产投入的人,铁定说自己是缺钱的,因为眼红人家,也希望能贷到款去做投机,所以会不断提融资难的情况,从而形成了看上去都缺钱的样子,但是静下心来看看,他们应该是缺钱去投资,而不是缺钱做生意。我在干信贷调查的时候,总是发现要帮助客户去想钱借来干什么用这个事情,对于有些客户还要劝他们去贷款,有些心平点的老板,会说,给我钱干什么,又没有什么用,还要付利息。小日子过的挺好,懒得折腾。你也没有办法,但是大多数浙江老板,却会很直接的跟你说,他缺钱,因为他要买房子,他要拿地,他要干一票等等。

有段时间我在义乌小商品城里想开发一个贷款叫商户贷,其实很多银行现在都在做了,但是真的很好玩,走访下来,其实商户们,如果只是做生意的话,压根不缺钱,因为他们本身的现金流都很好。除了可能临时性的进货的时候,会用到一些钱的话,基本上平时都是账上一堆存款,他们缺的反倒是理财通道,而不是贷款渠道。所以我对市面上很多银行打的商户贷款,很不看好,弄到最后又是一个变相害人的方式。

那么在去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浙江企业明明不缺钱,为什么还会这么多银行拼命给他们贷款呢?还帮助他们去造假以获得贷款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年轻时候也问过很多次我的领导,我领导说,归功于浙江人民神奇的赚钱能力吧。浙江人民过去几十年里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率先创富成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同时浙江人民也还是很讲究信誉,一般来说刻意违约的情况是很少的。所以08年以前浙江的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坏账指标一直是全国第一。前面也论述过这个问题,使得越来越多的银行明明知道浙江的企业可能并不是实质需要用钱,但是也是乐意给浙江企业家钱,一方面是相信浙江企业家有赚钱的能力,所以能还得起钱,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因为的确全国范围内来看,可以给贷款的地区并不多。

我接触过很多地区,因为当地根本贷款贷不出去只能变相跑到浙江来收银行承兑汇票来解决放贷问题的地方。相对任何一个地区而言,浙江的风险度还是低的。所以这就能理解为什么个别股份制银行会将全国的信贷规模的一半投放到浙江市场上来的原因了。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浙江真的吃得下这么多贷款规模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大规模的风险事件就爆发了。

当一个区域内都只是个别性的投机的事件的话,影响其实总归是有限的,但是一旦区域内的群体性的投机的时候,问题就大了。再加上中国的金融机构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制度缺陷的时候,两者叠加的情况一旦出现,那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很自然了。

我这里谈谈自己的几点对风险的理解,我是09年离开银行的,当时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抨击银行贷款跟企业需求不匹配的现象,导致企业一直在做短贷长用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当贷款的期限与企业的实际用途期限不匹配的情况下,其实企业的风险是巨大的而不确定的。

浙江的企业,赌性很重,胆子很大,敢用短期的资金去做中长期的事情,于是不可测的事件就会非常多,再加上浙江的金融普遍接受担保贷款,那么就自然衍生很多外围事件。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在有个工厂,年产值4个亿,利润大概3000万左右。厂因为建的比较早,所以土地价值前几年升的很快大概值2个亿左右。维持厂的扩大在生产,大概也就需要五六千万贷款就足够了,甚至都不用。但是突然有一天,他来跟我说,他在东北某个省会城市拿了块地,准备造大型商用物业,他自己测算利润可以有10来个亿。

于是他自己土地抵押贷款1.5亿,担保贷款1亿。都是用公司的平台贷款的,给银行的用途是扩大在生产,其实银行都知道他是准备投资去搞房地产,但是都睁只眼闭只眼给批了。贷款期限都是一年期的。因为用途是流动资金,流动资金的测算怎么来的,就是销售收入要增加,所以导致采购增加,库存增加等等,理论上是销售完毕之后,就可以用现金流归还的,所以自然期限都不会长,而且在我国的银行体系内,大家都知道批中长期贷款很难。许多银行为了省事,都是以短期贷款来替代中长期贷款的,在贷款之前都信誓旦旦的会说,没事,第二年会继续给你贷款的。

我这朋友就拿了这2.5亿到了东北,买了地,造了房子,到最后造造停停,造了七年。他说他这七年生不如死,每年为了继续贷款,不断的找担保单位也就算了,靠着圈子里的人脉,每年还都能找到人给他担保,担保找到后,他每年都要先还后贷,让他疲于奔命,耗费很多心血而且成本极高,在浙江转贷一天的成本是千分之三。一般转贷过程都在五天左右。那么就是百分之一点五的成本。一个亿的转贷就是要150万。还不算利息成本。等他把房子造好弄好,等销售的时候,其实他所设想的利润没有赚到还是亏的。钱都给银行和高利贷给赚走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他还算是幸运的,悲惨的人在那里呢?悲惨的人是那些被抽贷的企业,企业都在控诉银行如何不负责任,随意的抽走资金。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企业自己准备好足够的流动性来应付银行随时发生的抽贷了么?

抽贷的问题很难准确描述,但是我想说的是合理使用资金做实业的企业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因为企业不会借入超过自己现金流的资金的,当然排除一些大型固定资产投入或者重大并购等资金使用,但是这些资金的使用,负责任的企业也都是必须保证长期资金的借入,也不会去做短期的拆解,因为一旦项目启动上马,而资金如果无法持续,那么随时面临流动性问题。我自己也走过很多企业,企业总是说,不这么干,企业得不到发展。其实我想说的,很多时候往往想赶在人家前面,但是事情的最后往往是你走到了最后。

而事实也恰恰证明,对资金有所要有所不要的企业,往往发展的最好,对资金来者不拒的企业,到最后都是死路一条。这个论断,我不需要去调研都知道。我看过太多的企业家,暴富是因为资金来的容易,死掉也是因为资金来的太容易。

实业空心化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前面说的资产增值过快让企业无心实业是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金融机构的责任了。

在浙江金融机构众多,理论上照理说应该使得浙江的中小企业都应该获得比较低廉的贷款资金的,但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浙江,金融机构可以在信贷审批条件上不断的放宽条件,但是两点是出奇的攻守同盟。第一是要求足够的存款,第二是贷款利率。

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求企业配套存款,第二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利率都要上浮较高的利率。

据说温总理去温州调研的时候很纳闷一个事情,就是银行的配套存款,他说,企业贷款一千万,为什么还要存款一千万,有能力存款了,那还贷什么款?

是啊,总理说的很对,我能在银行存款一千万了,我干什么还要贷款?吃饱了撑着么。但是事实上浙江的银行这个惯例已经很多年了。所谓1:1配套已经还好了,很多银行都要求1:2配套,贷一千万要存二千万。当然现在普遍的是贷一千万,存五百万。

这样的操作手法,变相的推高了企业的贷款成本,在浙江,如果说高利贷横行的话,某个意义讲,银行是最大的高利贷,因为按照我前面说的哪怕1:1配套,基本上贷款利率这算下来都要到12%以上了。还不算别的各项费用。

这个情况直接带来的后果有两个,实体更加空心化,因为实体经济一年的利润毛利也就在10%左右,去那里来的利润支付利息?所以企业贷款之后更多的都投入到比实体经济更赚钱的行业中去——房地产或者别的投机性领域。如果自己实在没有能力的怎么办?借出去。借给谁?借给愿意出更高利率的人。也就是说12%银行借来,然后20%或者30%借给别人。这个过程无形中又极大的加大了风险的叠加。

所以,在浙江,我可以说90%的贷款其实是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留到了两个领域中去,一个是房地产,另外一个就是投机性行业,这个投机性行业,在某个意义上也更把实业推到了一个很难维系生存的地步中去。

浙江的游资很出名,炒房团我们就不去说了,在许多生产资料方面,浙江游资其实也干了很多事情,主要在流通领域,浙江的游资喜欢囤积各种东西,然后推高价格,白菜、大米、猪肉、大蒜、钢材、铜、铁、盐等等,反正你想的出来的东西,浙江的游资都曾经囤过,推高了价格之后,使得这些东西的下游产业,根本没有空间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在这些领域里做实业的企业家很可怜,弄到最后也被逼的不得不去做投机性事情。

前些日子有人说,武汉钢铁养猪的事情,我反过来说,其实那真不算什么,在浙江大型国企因为背靠政府信用,长期都在从事影子银行的事情,他们从银行以极低的价格拿到贷款,然后到市场上较高的价格出去,已经十多年了。这种资金最后的趋向在那里呢?还是我刚说的要么房地产,要么投机性的机会中去。因为能支撑如此高利息的行业实在不多。

随着经济形式的恶化,大量投机性行业的萎缩,房地产行情的持续萎靡,那些利用短期银行资金从事投机的企业,面临当下的现状,是在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里面刚才说的几个问题都集中性爆发,山雨欲来片刻之间的事情。

总的来说,贷款条件的过于宽松,使得银行一旦开始严格条件之后,企业的资金势必被抽走。而事实上按照当前浙江的企业的状况是没有一家企业经得起银行抽走一分钱的贷款的,因为浙江的企业的杠杆用的很高,同时,都不在实体经济中流转,大量资金都挪用到了别的项目投资中去,流动性很差,所以一抽贷款,必然出事情。这个是当前最直接的导火线。

这次所谓六百家联名上书的表面原因是因为庞大的担保链使得企业被抽贷了,但是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企业的资金都被挪用到别的地方去了,流动性不够。

其实,我一直想表达的是担保是个恶制度,担保制度是连坐制度的衍生,担保无助于风险的控制的同时,反倒极大的加剧了风险的产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企业是否出风险,其实跟有否追加担保本身没有必然的关系。担保是一种事后风险追偿的机制,但是并不是风险的防范措施。为什么说加剧了风险是,因为担保链条,你不知道会牵扯到多少人,而且极大的加剧了整体性的风险,你给我担保,我给他担保,他在给他担保,不断衍生下去,其中链条上任何一家担保出问题,整个链条跟着完蛋。我见过很多不少好的企业,都因为给人担保,留下无尽遗憾。

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是导致浙江今年大事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不想说是根本原因,因为别的省市其实都没有浙江厉害,其实我们回头看,每次经济形势的恶化,浙江都会出大事,为什么呢?还是我前面说的,浙江的企业太喜欢用杠杆了,喜欢把自己绷的特别紧,尤其在资金挪用到投机性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等这些资金密集型行业上的时候,出事情成了定律。今年浙江的很多企业,普遍碰到了被套牢的情况,加上,经济形势的不好,使得银行发放贷款更为谨慎,浙江企业今年的出事也就是必然可以预料到的事情了。我在银行的时候,挺极端,我一直想说的一个问题是,银行是周期性行业,大势判断很重要,其实大势看好的时候,你放开手脚做,怎么做都是对的,有没有担保,有没有抵押,都不关键,因为周期向上,出事概率不高,这个时候要多赚钱。在周期下行的情况下,就要严格贷款条件,尽量少做,甚至不做,只有赚钱的时候拼命赚钱,才能在亏钱的时候少亏钱。

前面说了金融加剧了实体的空心化,但是其实,实体空心化反过来也导致了金融无法进一步发展,金融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但是替代不了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空心化,某个意义上讲又将浙江金融推到了风口浪尖,在浙江这两个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空心化的实体经济,让浙江金融其实真有心去做实体贷款,也没得做。浙江省内,遍看全省居然找不出一个大型和超大型的企业,而反观江苏、山东、广州,浙江是应该低头反思的。

其实,我不是很认同当前金融改革的策略,因为前面我说了,金融是过于发达,而当前的金融改革却是在推动金融的进一步民营化以及新设金融机构制度上下文章,我到觉得路走反了。对于过于发达的金融,我们要压制要收缩才是,怎么可以还不断放开呢?我们的金融体制要在鼓励金融差异化发展上下道路,同时也鼓励创新金融产品发展上下文章。

现在小额贷款公司很火热,但是新设小额贷款公司或新设村镇银行,能解决我前面说的这些问题么?中国的银行以及类银行,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美国虽然几千家银行,但是大量都是规模很小的社区银行,是不能跨区域经营的,但是我们的银行呢?

在反过来看,小额贷款公司和新设村镇银行走到最后,我可以说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势必走到比银行还黑的高利贷之路上去,逐利性是所有企业的本能。现在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放贷利率在18%左右,他们的贷款客户会是谁?用脑子想想就知道会是谁了。能解决实体经济空心化的问题么?只会加剧。

中国的金融机构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到最后都会形成同质化竞争,典当、小贷、村镇银行、城商行、股份制银行、国有银行,甚至租赁公司,走到最后居然都是放贷款,或者都放高利贷。你新设再多的金融机构,也是到这条路上来,有意义么?我觉得毫无意义。

浙江的这次事情出的不是坏事情,让浙江的企业回归到合理的发展道路上去,不然下一次危机会更大,总的来说,我觉得利用巨大杠杆进行扩大投资固定资产,在未来十多年里这条路已经很难在走下去了。未来的十年,中国的GDP会逐步的从8%降到4-5%之间,这个曲线下滑基本成趋势,换句话说,利用资产的大幅度升值来获得收益的可能性逐步在降低。

这次事件最后的解决,需要政府的努力,也需要企业家自己表现最大的诚意,当然也许要银行的配合,结果怎样,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种情况迟早要来。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翻出我去年给投资人写的一封信,看到我去年说的这段话:

“有时候,夜深人静看金融史,很多时候也在想,中国的经济2012年最坏的趋势是什么?大萧条的时代会到来么?悲观一点的看,的确也有类似的可能,政府一直在试图引导和调控经济,在适当的保障民生的前提下,加大了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这个程度上也意味着明年的考验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如果一旦政府无法有效控制通货紧缩的边际,外需不振,内需未起的情况下,引起一定程度上的萧条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现金可能比任何理财产品都要更值得投资。明年合适的配置个人反倒认为在上半年持有较高比例的现金,应该是首选策略。 ”

如果今年二季度我还跟人提这个观点,或许很多人会笑我,但是到了三季度来看,我担心的趋势在逐步显现,大面积的通货紧缩,经济衰退迹象已经很明显了。而政府手里可打的牌在日渐减少,今年三月份,我写过一个微博说,今年是凯恩斯主义破产的一年,我不是坚定的原市场教旨主义者,我还是很迷信政府的干预措施的,但是我对今年政府的干预手段表示很没有信心,不是不相信政府,而是因为在很多时候,政府作为市场的一个主体,他能做的也相当有限。未来的几个月很考验执政能力。

我悲观的想,经济大面积下滑的情况下,动荡和社会不稳定会成为常态,大家要习惯接受一个不安分的2012或者2013,当然,如果还有明年的话。

4. 广州和浙江这两地方的经济模式有什么不同

1.引论:对我国经济地方化与市场化的一般性评注 我国乃泱泱大国,地广人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路径各异。这决定了经济学者必须避免对我国国情一概而论,任何整体描述或者借助均值进行描述易于流于空洞无义,因此应在经济分析中因区域而论,即采取“地方主义”(Regionalism )分析范式(Herrmann-Pillath,1995年,前言第30-31页)。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胡鞍钢博士在最近的一次杭州讲话中把我国的情况归纳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所谓四个世界,乃指浦东之类为第一世界,浙江之类为第二世界,农村地区为第三世界,边远山区为第四世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把部分行政和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这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才也为地方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竞争之加剧埋下了伏笔。通过权力的地方化(localization),一部分原有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转入了地方政府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regional property rights of local governments )(何梦笔,2000年,第1页)。 另外一个方面,80年代乡镇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异军突起。乡镇企业为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本文的语境中,乡镇企业是指广义的乡镇企业概念,即“除了包括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的企业外,还包括农民联户办和户办企业,以及各层次的联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农村股份制(含股份合作制)企业”(唐忠等,2000年,第3页);乡镇集体企业是指内含集体股份、其份额大到乡镇村足以控股或者对其经营活动(包括利润分配)行使各种干预的企业[2].但是,乡镇集体企业虽则属于民营企业范畴,其产权制度是一种集体产权制度,实际上可以与地方政府的国企产权制度相比拟。在本文中,我们把乡镇集体企业的集体产权制度称作为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一样,乡镇村作为乡镇集体企业集体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都是企业产权的“地方化”形态。 我国的“抓大放小”战略实际上是把我国的中小国有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的改制推向市场,实行“民营化”(包括私有化)、“市场化”(指任何政府控制成分或程度的减少),其目的在于提高效率。我国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也是沿着通往市场化的同样逻辑理路进行,实现同样的目的。 本文主要考察我国的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着重关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以这些模式为切入点,本文将从侧面(而非正面)证实两个判断。判断之一为:经济领域的“地方化”现象要被“市场化”所取代。 判断之二是:随着我国引入竞争机制,地方之间的竞争加剧,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加剧,而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一般来说成本(包括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如支农成本)较高,治理结构较好的企业的经营成本较低。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治理结构的竞争,即制度竞争。在竞争压力下,治理制度差的企业淘汰出局或者亏损的可能性更大。我国企业大量改制的动力也源于此。 从上述判断出发,作者在本文中正面提出并初步论述五个方面的命题:(1)"浙江模式"的本质是"自组织经济模式";(2)"浙江模式"具有可扩展性;(3)"苏南模式"具有过渡性;(4)晚清文化传统中的近代化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诸模式有着整合作用(陈建军);(5)"浙江模式"很可能是"哈耶克扩展秩序(extended order)模式"或者"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 )模式". 2.我国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盘点 一般来说,所谓“温州模式”,就是以发展个私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所谓“苏南模式”,就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模式。浙江的整体发展可以总括为“浙江模式”,它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模式。其原因是:“温州模式”在不断变迁之中,逐渐得到规范,脱去了过去“坑蒙拐骗”形象;浙北地区原来学习“苏南模式”,目前又重新皈依改良后的“温州模式”;近年来浙江乡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已基本完成,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过去许多人热衷于讨论“浙江之路”尤其是“温州之路”到底姓社姓资的问题。事实上,这种讨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早在半个世纪前,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就抛弃了往往引入误入歧途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两分法,而是对经济现象采取创造性的形态学分析(morphological study )理路(欧肯,1995年中文版,第5页)。他把经济现象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其一即为交换经济,其二即为统制经济或称集中领导的经济(比较欧肯,同上,第106-122页)。所谓交换经济,是指“整个社会经济是由两个或多个个别经济组合起来的经济,其中每个个别经济(冯注——指企业和家户)都提出和执行自己的经济计划”(梁小民,1996年,第123页)。对于欧肯,理想的“交换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理想的经济秩序则是一种竞争秩序。 还有一种“江浙模式”的提法产生较晚,最早是由浙江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于90年代初提出来,而对之最为具体的分析是由陈建军完成的(陈建军,2000年,第3页)。陈考察了1978-1993年间江苏和浙江的工业化路径,之所以把江苏和浙江的经济发展归纳为“江浙模式”,理由是两者都有着这样的特点:主要依靠区域内部或国内的资金积累和转移,对外资依赖性较小(从而区别于外资依赖性很大的“珠江模式”或者后来演化而成的“华南模式”),主要依托国内的销售市场,由此带动非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全面推动地域经济的市场化和高速增长(陈建军,2000年,第19页)。两者的大文化背景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华人文化,都有商业文化传统。陈的观察期较早,故而不能涵盖后来的发展。 “浙江模式”中企业所有权构成和“苏南模式”是不一样的,前者以私人产权为主,后者以集体产权为主。在浙江,即使过去有许多乡镇集体企业,其中也有许多实属假集体、“红帽子”企业。改制之后浙江的私人产权特征越发明显,而始于1998年的“一次改制”后的苏南集体产权却以另外的形式(“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存续。近年来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一种试金石,“浙江模式”的生命力经受住了考验,“苏南模式”遭遇严峻的挑战。从这一角度看,分头探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要比笼统讨论“江浙模式”妥当,除非我们不区分经济运作中的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 3.对“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本质特征的甄别和认识 本文对“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内涵作一重新梳理,关键目的在于对两种模式的本质区别作一强调。我认为,既应从产权结构、又应从市场和政府在两地经济发展的作用角度去把握“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从而区别于一般的区分方法。 “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self-organizing)模式(比较冯兴元,2000年),在其中,政府的作用虽则重要,但起着促进性的、辅助性的、倡导性、主持性的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作用。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不同于经济管理作用。

5. 浙江的经济有什么特色

浙江发展市场经济之路,走的是以民为本、发掘民力、信赖民智、产权民有、成果民享的“五民”之路。由于坚信“五民”之路是浙江的出路,因此,在全国,浙江的行政审批事项最少,市场准入门槛最低,率先对民企投资项目全部实施备案制和核准制;又因为政府一以贯之地扶持民营经济发展,浙江才能日均诞生234家私企,民企才能为浙江创造70%以上的税收。可以这样说,没有“五民”之路,浙江经济不可能持续地创造出新的特质,而没有“新的特质”打底,浙江外贸也不可能持续多年创造三个“第一”。其实,“五民”之路的本质,就是以富民为发展的惟一出发点和落脚点。浙江城乡人均收入已连续20年来稳居国内各省区之首,浙江的社会保障走在国内前列。这些都是例证。

6. 晋江模式 浙江模式 苏南模式 是什么

苏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苏省和苏州、无锡和常州(有的也包括南京和镇江)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
详见http://report.drc.gov.cn/drcnet/corpus.nsf//?OpenDocument

浙江模式是中小企业集聚的典范,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它的形成源于浙江本地靠近沿海,信息流畅,各个区域的农民大都是从做小买卖起家

7. 浙江经济为什么叫小狗经济

小狗经济是着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在考察浙江经济发展后概括出来的。小狗经济的秘诀在于分工明确、合作紧密,优势在于产业集中和竞争,在于专业化和协作,在于体制和机制创新,在于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管理关系。本刊将摘登浙江小狗经济发展文章二篇,以期对我市发展产业聚集有所借鉴。 一、什么是小狗经济 在中央电视台动物世界节目中,曾经看到以下场面:三条两尺多长的小狼狗,居然能把一匹大斑马吃掉!三条小狗是怎样打败大斑马的呢?大致过程是,三条小狗一起扑上去,第一条小狗一上去就咬住斑马的鼻子,无论斑马怎么撞它,它都死死地不放;第二条小狗一上去就咬住斑马的尾巴,无论斑马怎么踢它,它照样死死地不放。斑马前后都无比疼痛,已经丧失了自卫能力,第三条小狗则咬斑马的腿,咬了很久,斑马已经站立不住了,猛地倒下,三条小狗开始置斑马于死地。 三条小狗能吃掉一匹大斑马,其秘诀在于八个字:分工明确,合作紧密。正因为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决不动摇,才产生了分工的优势,产生了合作的能量。在经济工作中,许多经济活动也是采取这种分工协作的方式完成。这种经济活动称为小狗经济。 二、小狗经济的基本特征 1、一个区域范围内的产业集中与单个企业的环节集中的统一。所谓一个区域,即一个乡镇,一个县市乃至一个地市。区域范围的产业集中,即在一个乡镇,一个县市,一个地市几十家企业、几百家企业,甚至上千家企业,共同生产一种产品。这叫一乡一品,一县一品,一市一品。所谓单个企业的环节集中,即单个企业只生产产品的某个零部件,比如生产一个螺丝,生产一个外壳等等,其它部件由别的企业生产。 2、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的产权合作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所谓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的产权合作关系,即不是将十家八家的资产通过归大堆的方式合在一起,把企业规模搞得很大,然后由一个企业将所有的零部件统统生产出来,而是由这十家八家各自办企业,每家独立生产一种零部件,然后在市场上交易。所谓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即不是将几千人乃至上万人集中在一个企业,由一个厂长统一指挥,统一管理,在这种统一指挥,统一管理之下,将所有零部件都在企业内部完成,而是把这几千人乃至上万人,分解成几百个甚至上千个独立的企业,每个企业独立生产一两个零部件,然后在市场上交易,通过市场交易实现产品的总装。 3、既争取了规模经济的优势,又保留了家族体制的优势。所谓规模经济的优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个企业的规模经济。就单个企业来讲,虽然资产规模不大,厂房不大,人员不多,产值也不是很高,但由于非常专业,只生产一个或两个零部件,这个零部件的数量非常大,一个企业所生产的零部件,在全国同类零部件的总产量中可能占到50%甚至70%以上的比重。由于产量大,企业的各种生产设备和生产能力会充分的利用。因此,虽然每个企业都是小企业,但每个企业都能实现规模经济。二是整个区域的规模经济。如果说单个企业已经拥有单项零部件生产的规模经济优势,则整个区域范围内,拥有一个完整产品的整体规模经济优势。在温州,一个乡镇事实上就是一个大企业。比如,鳌江镇就是一个生产塑料编织袋的大企业,柳市镇就是一个生产低压电器的大企业;又如,整个嵊州市就是一个生产领带的大企业,整个台州市就是一个生产摩托车的大企业。只不过,这样的大企业是由几百家或上千家独立的小企业通过分工和市场交易形成的。这种经济模式,既争取了单个企业和区域经济两种规模经济的优势,同时又保留了家族体制的优势。家族体制的优势在于,经营者的动力和压力直接来自于产权激励和产权约束。由于没有两权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是统一的,二者之间没有形成委托--代理关系,来自产权的原动力(激励力和约束力)到经营者那里没有递减;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完全由经营者(同时也是所有者)承担。 三、小狗经济优势何在 总体说来,小狗经济的优势来自于产业集中,来自于专业化和协作,来自于竞争,来自于体制。 小狗经济与斑马经济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用市场交易关系代替企业内部的管理关系。这既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也是两种生产方式:一种方式,一种产品的几百种、上千种零部件都是自己做,将几千人、上万人集中在一个企业,由一个老总统一来指挥,统一来管理。另一种方式,几百种、上千种零部件分别由几百家或上千家独立的企业各自完成,然后通过市场交易实现零部件的汇总和产品总装。这两种方式的比较,本质上是成本的比较。小狗经济优于斑马经济,就在于前者的成本比后者低,即交易成本低于管理成本。 为什么交易成本比管理成本低?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区域性的产业集中是发展小狗经济的前提。由于区域性的产业集中,几百种、上千种零部件虽然由不同企业生产,但这些企业都集中在一个县市或一个乡镇,大家相距很近,有的相距几公里,有的相距几十米甚至几米,加上交通、通讯的发达,不同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运输成本很低,与同一个企业内部不同车间之间的零部件调运没有多大差别。如果不同的零部件厂家,有的在新疆,有的在内蒙,有的在海南,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就会大大增加,外部交易就不如内部管理,就不如将所有的零部件都集中在一个企业做。因此,我们说一个地方应该尽可能做到产业集中,就在于产业集中便于分工,便于发展小狗经济。 其次,小狗经济用外配代替内配,用外部交易关系代替内部投资和内部管理关系,这就有利于形成市场竞争机制。内配是垄断性配套,外配是竞争性配套。自己投资几百万,建一个车间,生产某种零部件,即使成本比较高,质量比较差,也不得不用,因为这里没有竞争。外配是竞争性配套,因为同一种零部件的生产企业有几家甚至几十家,这样可以货比三家,谁做的好就用谁的,那些成本较高,质量较差的零部件企业就会迅速被淘汰。这样就会促使所有的企业都会拼命提升自己,不断地降低成本,不断地改进质量。 其三,小狗经济的优势来自于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小狗经济的概念来自于动物世界里三条小狗吃掉一匹大斑马的故事。三条小狗为什么能吃掉一匹大斑马?首先是因为分工明确。第一只小狗咬鼻子,它就死死的咬住鼻子不放;第二条小狗咬尾巴,它就死死地咬住尾巴不放。如果大家什么都咬,东咬一下,西咬一下,斑马就不可能被置服。 英国着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名着《国富论》中非常深刻地论述了分工的优势。他认为,分工是一个国家富强的根源之一。分工本身就会形成专业优势。他以制针为例,如果每个人从头到尾独立地制针,则一天恐怕连一根针也制不好。由于分工,每个人做一段,结果一个人一天能制几百根针。在小狗经济模式下,每个企业只生产一个零部件,甚至只生产一个螺丝,大家将全部资源,全部精力,全部智慧整天都用于研究螺丝,因此,他们可以把螺丝的成本降得很低,把质量搞得很好,品种不断创新,自然就会产生成本优势和质量优势。 其四,小狗经济模式能够与家族体制结合在一起。如果将所有零部件都由一个企业生产,这个企业必定是大企业。这种大企业,要么是国有制,要么是股份制。这种大企业管理起来也很困难,管理成本很高,特别是在目前中国职业道德水准普遍不高的情况下管理成本就更高了。大企业容易犯大企业的病。大企业病一词,是日本立石电机株式会社立石一真会长1981年最先提出的。所谓大企业病,是指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在企业管理机制和管理职能诸方面,不知不觉地滋生出阻滞企业继续发展的种种因素,使企业逐步走向倒退甚至衰败的一种慢性综合病症。大企业病的主要表现是,企业家精神衰退;企业治理结构不健全;企业决策机制失灵;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企业中枢神经钝化等等。 小狗经济模式由于每个生产环节甚至每个零部件都分散到独立的企业完成,这样能使家族企业也能胜任,从而能充分发挥家族模式的种种体制优势。 四、两种思路:造斑马还是养小狗 当前市场竞争剧烈,如何应竞争,有两种思路: 一种思路是造斑马。认为我们要与国外大的跨国公司相抗衡,必须组建联合舰队,即组建大集团。不少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将七、八个或十几个互不沾边的企业,捆在一起,企业规模一夜之间就膨胀了几十倍,但企业的竞争力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的。企业效益明显下降,有的甚至进入困境。这种案例在我国已非常普遍。 另一种思路是养小狗。即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加快区域产业集中,促进企业之间的深度分工和协作,通过这种办法迅速形成竞争优势。 事实上,国外大企业并不怕中国的斑马,他们怕的就是中国的小狗。嵊州领带为什么能将全世界的领带都打垮,浙江的经济为什么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快速发展,因为它们不是斑马,而是小狗。

8. 浙江玉林属于哪个市

玉林市。
浙江省有11个地级市,下分90个县级行政区,包括37个市辖区、20个县级市、32个县与1个自治县。浙江的县域经济一直都是全国领先的,全国百强县中,浙江一个小小的省份就占到了四分之一。浙江县域经济体现了浙江活跃的经济模式,也就是大家所说的浙江模式。浙江模式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地理、历史条件和文化基因,本质上是具有浙江地方性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
浙江是我国大陆地区面积倒数的省份,境内山川丘陵遍地,人多地少。这样的自然条件,在生产力落后的年代,浙江很多老百姓甚至是吃不饱饭。浙江温州、台州等地的老百姓被迫外出经商创业,艰辛程度可想而知。当我们看到浙江如今的发展成就时,不能忘了浙江老一辈商人的无私付出。改革开发四十年,浙江人经商技能逐步提高、创业经验不断累积,大量的商业信息和商业资本被带回家乡,促成了一大批个体和私营企业的诞生。浙江产生了全国首家个体私营企业、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首家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等等,浙江人对于资本与产业发展的敏锐,是与生俱来的。浙江模式最早的受益地区,无疑就是农村、乡镇以及县市。浙江这些基础地区的发展,才促使了杭州、宁波省内大都市的崛起。成都支撑不了四川全省的发展,武汉同样支撑不了湖北全省的发展,真正的发展是由内而外、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浙江的发展能有今天,离不开杭州、宁波等城市的带头作用,更离不开下面强县的重要支撑。

9. 经济模式是啥意思

车辆在提醒车主开启经济模式,经济模式会省油,经济模式下1500转升档位,始终保持高挡位低转速的状态,相同车速下,挡位高,发动机转速就低,转速低油耗就会小;开启经济模式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打开广汽本田锋范驾驶员这边的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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