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国家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要

㈠ 国家为什么要修建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是20世纪30年代在西方国家开始出现的为汽车运输提供特别服务的交通基础设施，是20世纪新技术成果在交通运输基础领域的重大突破和具体应用。美国国家工程院评选出的20世纪20项重大科技成就和突破中，汽车名列第二，高速公路系统名列第十一。由此可见，汽车和为之服务的高速公路在现代文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内外经验表明，高速公路具有行车速度快、通行能力大、运输成本低、行车安全舒适等经济技术特点，有利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提高交通安全性，对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经过7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目前全世界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过了20万公里。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构筑起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速公路网。审视世界高速公路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以“快速、安全、舒适、大容量”为特征的高速公路如同汽车一样，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深刻影响着它所服务的每一个人和触及的每一寸土地。高速公路是重要的国家资源，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维护国家安全等都具有重要价值。高速公路的发展不仅是经济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和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发达的高速公路网不仅是交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近十多年来，伴随着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我国陆路、航空、水路交通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速公路建设成就尤其令世人瞩目。从1988年我国大陆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通车开始，经过17年的发展，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过3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位。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拥有了高速公路，有16个省区的高速公路里程超过1000公里。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大大提高了我国公路网的整体技术水平，优化了交通运输结构，对缓解交通运输的瓶颈制约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总量和民用汽车保有量都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运输需求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目前交通紧张状况的缓解还是相对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运输水平而言的，公路交通总体上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稳定的。

高速公路网的规模效应

高速公路的作用只有在其形成较大规模网络的时候才能充分显现出来。国外研究表明，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运行一般达到500至800公里时才能发挥它的最大经济效益。换言之，当高速公路在多点之间的延伸距离能够达到500至800公里，一个区域的高速公路网络自然就必须存在。目前我国高速公路平均断面交通量为16000辆小客车/日，虽然是普通国道公路交通量的两倍，但还远未达到规模效应，主要原因是高速公路总量规模偏小，没有形成网络。我国刚开始建高速公路时，大多在车流量大的路段根据总体规划分期分段建设，特点是仅连接同一经济区域内的两个大城市，大部分项目里程比较短，分布零散。虽然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开始形成了几条长距离的运输通道，但不仅没有形成网络，甚至连主要的骨架也尚未全部建成，难以发挥规模效应。

规模效应是指伴随生产规模（能力）的扩大，单位产品成本下降而收益上升的现象。网络经济学认为，任何网络都具有一个基本的经济特征：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其他用户的数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连接到一个较大的网络要优于连接到一个较小的网络。

如果一个网络规模足够大，它必然是潜在用户的首选。供应方规模效应与需求方规模效应作用在一起，导致了产业内强大的正反馈现象，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高速公路连接的节点的技术经济特性达到一定阶段时，通常显示出明显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效应，充分发挥出中心城市节点在区域内的经济辐射作用。扩大高速公路网的规模，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但要强调的是，如此重要的规模经济并不一定在所有时间都渗透到高速公路网络所有连接的节点的各个方面。对于某些阶段而言，过分扩大高速公路网络可能明显耗费规模经济，由于其成本的投入与运输需求的增长存在时间差，运输资源利用率降低，单位运输成本因此增加，规模经济反而降低。

对于高速公路网络而言，假设一个新的城市节点与已经有n个城市节点的网络建立起连接，那么现在有n+1个城市节点。这时，除了原有的n个城市节点间存在潜在的交通需求和现有的交通流量外，新增的城市节点与原有的n个城市节点间也将存在潜在的交通需求和现有的交通流量。因此，只要这个高速公路网络有足够的通行能力（即新的城市节点没有对原有城市节点的高速公路网络造成明显的拥挤或干扰成本），高速公路网络的价值对原有城市节点而言就是增加的（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增加成本就可以与新增城市节点建立高速网络）。

最大化地产生规模效应有两种途径：一是高速公路网络原有的运输能力存在富余，可以通过城市节点的连接，增加高速公路网络的使用者，减少网络的服务成本，从而提高网络的整体效益；二是在高速公路网络原有的运输能力没有富余的情况下，根据潜在的运输需求，可以通过对新增城市节点的连接，使他为原有的网络城市节点提供额外的方便和选择途径，减少交通成本或交易成本。

换言之，当高速公路网络扩大时，会有更多的互补性产品和服务供给，同时促进相对或绝对的成本和价格降低。

高速公路网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需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加快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交通运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高速公路网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现有的高速公路不论是数量，还是服务水平，都远不能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坚定不移地继续加快发展高速公路，是今后公路建设的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规划建设国家高速公路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迫切需要，也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条件。高速公路的发展可以直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为实施“五个统筹”发展战略服务，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规划国家高速公路网将有利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充分竞争。

同时国家高速公路网的建设对缩小地区差别、增加就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长远看，国家高速公路网的建设对于我国保持发展后劲，实现长期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高速公路的发展必须以科学规划为指导，这是由高速公路本身的网络性决定的。我国高速公路建设最初是连接主要城市，近几年转向大规模跨省贯通，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带，高速公路发展目前已开始进入网络化的关键阶段。现今建成和在建的高速公路，主要是依据1990年前后制定的“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和交通发展背景下提出的，仅有12条路线，覆盖能力有限，与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比已明显不能适应。

为确保我国高速公路快速、持续、协调发展，处理好全局与局部利益、近期与长远发展、行业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迫切需要制定全国统一的高速公路网规划，以明确我国高速公路网的远景发展目标、布局框架，指导未来全国高速公路的发展。

我国公路建设体制以地方为主，在全国高速公路网发展目标和布局框架尚不明确，中央投资比例不高、宏观调控有待加强的情况下，适时制定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有利于合理利用交通通道资源，搞好跨区域通道的布局和衔接；有利于增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整合整体资源优势，更好地指导、协调各省（市、自治区）高速公路建设，以形成布局合理、运转高效的全国性高速公路网络。作为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高速公路网规划也是国土利用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行最严格的土地制度的背景下，为保证资源使用的严肃性，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也迫切需要尽快出台高速公路网规划。

制定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有利于规范高速公路管理，提高服务质量。由于我们没有全国性的高速公路网规划，大量已投入使用的高速公路还没有明确的“身份”和统一的命名编号，与国道网的关系不明确，高速公路网络性的优势没有充分体现，特别是标志的混乱和不规范给使用者带来许多不便，也给高速公路的行政管理、资产管理、运营管理等方面带来了许多困难和问题。随着高速公路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这些现实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依赖于一个系统的总体规划。

高速公路网络化是世界各国高速公路发展的经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过20万公里。其中拥有1000公里以上的国家有17个。各国高速公路的发展大多从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汽车数量多的城市外环和辐射路线以及城际交通量较大的路段开始，由点串线，由线带面，最终形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速公路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公路运输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市场，而是一个全球性市场。相邻国之间合作修建高速公路，促成了国际高速公路网的形成，成为调整公路发展的大趋势。为了更好地发挥高速公路效益，加强国际间的公路运输联系，一些发达国家把主要公路运输通道用高速公路连接起来，形成国际高速公路网络。

总结中外高速公路发展的实践经验，针对当前我国高速公路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为进一步保障国家政治、经济和国防安全，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央政府控制力，规划建设国家级的高速公路网络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研究制定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不是就具体工程项目进行决策，而是要从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出发，立足于建立完善的综合运输系统，整合资源、强化功能、提高效率，合理布局国家层次上的统一的高速公路网络。通过规划，力求为我国高速公路的长远发展，构造一个相对稳定的远景框架。在此基础上，促进与之相关政策法规体系的完善，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增强各级政府和部门决策的一致性、协调性，更好地适应深化行政体制管理改革的要求。规划的制定，将有利于提高高速公路建设决策的科学性，对于防止重复建设、提高交通资源利用效率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总之，在我国构筑完善的国家高速公路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客观需要和迫切要求；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维护国家安全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不仅对交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㈡ 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找到一条什么的发展道路。

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找到一条既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一个民族要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必须有共同的理想信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历经艰辛探索而逐步开辟出来的，是一条实现中国繁荣富强和中国人民幸福安康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理想信念。

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没有别的什么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复杂局面，无论遇到什么风险考验，我们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哪个国家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要扩展阅读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新时期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始终贯穿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唯一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命运息息相关。

广大官兵要自觉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真理来信仰，作为原则来遵循，作为理想来追求，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贡献力量。

㈢ 澳门经济快速发展的优势区位条件

澳门经济快速发展的优势区位条件包括：地理条件优越，背靠珠三角，面向港台，有天然深水港，交通便利，招商引资竞争力强，另外澳门经济制度自由，因而有活力，加上旅游业博彩业等服务行业发达等方面。
简单地说，经济就是人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一切物质精神资料的总称。这一概念微观指一个家庭的财产管理，宏观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在这一动态整体中，生产是基础，消费是终点。
拓展资料：
一、经济
经济，人有着自身的消耗需求，物质资源因而得以认知与定义，而同时，货物有着其自身的界限与范围，因人的需要而产生作用。这样的一种基于人体需求而存在的时效性用途，在人的思维认知之下，而给予了它一种表面性的客观价值，从而在人的一定的思维下被普遍接受，从而形成一种基本的思维常识。
如此，货物得以确定规格，在人的相互认定之下继而得以流通，人与人之间也就有了置换与交易，人有着自我意愿上的偏向与取舍，这也就决定到了所需物质的每个方面。或许，这样的一种以货物的客观价值为共知，以人的自我意愿为前提，由此而产生的合理有序的人类活动，是为经济。
经济之下，由人的意愿和对货物的价值认定，而产生公平自由的交易原则，而同时，各种各样的意识、行为、交易的出现和发生，都在人的理解之下，或许，这样的一片、整体的意识思维的承载，就是场，随着人的意愿而自由伸展。
二、经济快速发展的优势
1、有利于在短期内提高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加快经济发展，扩大经济规模；
2、对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积累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相关事业的开展；
3、有利于积累国民财富，在总体上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
4、在快速发展，可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缩小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㈣ 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优缺点

首先，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德国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呈现出紧密相连、相互适应的特点，从而有利于促进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工业化开始发展，德国成为经济发展较快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德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随之严重化，德国政府适应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需要，最早建立起社会保险制度；20世纪20～30年代，德国社会经济从初步发展走向大危机带来的萧条和动荡，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呈现出从初步发展到陷于动荡进而转变为法西斯专制管理与发展同时并存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经济经历一个从恢复和重建到快速发展的过程，德国社会保障政策也经历一个从恢复和重建到走向福利国家的趋势，进而出现社会保障制度既发展也改革的过程。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德国经济发展变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适应，既有利于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有利于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次，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道路呈现出明显的统一化。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道路是指一个国家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中所选择的基本制度路径，尤其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是选择全国统一的制度，还是选择差别性的制度。任何一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道路都有其重要作用和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道路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有选择得是否合理亦即是否适合本国国情的差别。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道路呈现出明显的统一性。1911年的社会保险法典奠定了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道路统一化的基础，1919年的魏玛宪法确立了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统一化发展道路的法律基础，法西斯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强化了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道路的统一化，战后德国社会保障政策则进一步推动着社会保障制度沿着统一化的发展道路前进。再次，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变化明显受到国家干预理论发展变化的影响，使得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体现出强烈的国家干预色彩。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阶段与国家干预理论的发展阶段基本吻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新历史学派提出多种强化国家干预的社会政策建议，主张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以适应德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的发展变化，使得德国成为最早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西欧国家；20世纪20～30年代，德国社会经济理论从以前的有限的国家干预走向极端化国家干预，法西斯主义对这一时期的德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表现出法西斯专制管理与发展同时并存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从极端的国家干预主张转变为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德国社会保障政策也经历一个从恢复和重建到走向福利国家的趋势，进而出现社会保障制度既发展也改革的过程。最后，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共同责任原则。政府、雇主与雇员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责任机制对社会保障基金来源、津贴水平、覆盖范围、制度模式、基金安全、保障观念、改革道路以及制度效果等重要方面都产生直接影响，进而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特征。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过程中始终遵循政府、雇主与雇员间共同责任的原则。无论是在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初建时期，还是在法西斯专制集权时期，抑或是在战后快速发展时期，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始终坚持和遵循政府、雇主与雇员共同责任原则，雇主责任与雇员责任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中始终处于重要地位，但政府责任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明显表现出来，这种责任机制使得德国的社会保障基金具有自助化特征，除了工伤保险费由企业单方面负担外，德国养老、医疗与失业保险费用均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负担，政府只对各种社会保险项目的亏空给予补贴并承担社会救助的资金。同时，德国社会保障的管理也呈现出高度的自治化，德国社会保障实行政府与互助团体合作管理，除失业保险以外的各种社会保险均由劳资双方共同参与管理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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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适合我国国情字数不少于200字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即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国40年的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效的、管用的，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最大程度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适应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应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集中体现为制度体系。这也意味着，社会制度优劣的评价标准根本上在于是否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是否能够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从而使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制度优势，就是因为这套制度体系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发展成果。

从生产力角度来看，一系列指标都充分表明，在过去的40年里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了大幅度提升，在许多方面优于同期世界发展水平。

首先是经济发展速度较快。1979—201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也高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同期平均水平。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11位，自2010年后稳居世界第2位。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更是达到900309亿元人民币，首次通过90万亿元门槛，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比1978年提高13个百分点左右。特别是近年来，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我国仍保持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发动机和稳定器。2017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1399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

其次，我国的供给能力实现了大幅度提升。201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继续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比1978年翻一番；钢材产量10.5亿吨，增长46.5倍；能源生产总量35.9亿吨标准煤，增长4.7倍，年均增长4.6%。谷物、肉类、花生、茶叶、粗钢、煤、水泥等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

再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2017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7万公里，比1978年末增长1.5倍，其中高速铁路达到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60%以上；公路里程477万公里，比1978年末增长4.4倍，其中高速公路达到13.6万公里。

与此同时，我国的科研实力大幅增强，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根据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18年的第17位，跻身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前20个经济体之列，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也从以跟踪为主逐步提升到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从能够较好地衡量科技实力的专利申请数来看，同样可以证明我国的科技实力正处于大幅度上升阶段。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所公布的2017年各国申请注册国际专利的数据，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数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2017年更是达到48882件，同比增长13%，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量子科技、深海探测、超级计算、卫星导航、高温超导、纳米材料、古生物考古、生命科学、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等战略高技术领域，都取得了大量原创性成果。

从共享发展成果方面来看，无论是人均收入还是社会事业的发展也都非常迅猛。

2017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实际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由1978年的200美元提高到2017年的8690美元，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18.0倍，年均增长7.8%；全国恩格尔系数为29.3%，比1978年下降34.6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6.9平方米和46.7平方米，比1978年分别增加30.2平方米和38.6平方米。我国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3年提高到2017年的9.6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5年。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7年的76.7岁。我国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在反贫困问题上谱写了辉煌篇章。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扶贫标准，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减少到2017年的3000多万，减少了7亿多。按照2011年购买力平均每天1.9美元的贫困标准，1981—2012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11亿，同期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7.9亿，占全球减少贫困人口的71.82%。

改革开放至今的40年时间里，我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这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各种乱局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本原因就在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能够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长期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与西方国家的制度模式存在差异，而屡屡遭到一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非议、攻击。在他们来看，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中国的制度并非所谓的西式自由民主制度，这也是“中国崩溃论”不绝如缕的原因。早在1990年，《经济学人》就在《中国的经济将陷入停滞》的报道中唱衰我国经济；1993年，一位哈佛大学着名经济学家曾经撰文认为当时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困境，因为没有实行彻底的自由化路线，而后的“中国崩溃论”都深受这种观点影响；近年来，美国一位着名经济学者用所谓的“攫取型政治制度”来形容我国的制度，在他看来，只有像西方民主制度的那种“包容型政治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持续发展，因而中国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当然，事实无情地证明了这些观点是多么的离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这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各种乱局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相反却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勃勃上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2018年11月18日，《纽约时报》刊发名为《一个没能失败的国家》的文章，称“西方曾断定中国道路注定会失败，并且一直在等待它的发生，直到现在还在等”。此文可谓道尽了那些一次次判定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但又一次次以失望而告终的怀有偏见的人心中的苦楚。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有效的、管用的，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无数历史经验教训表明：世界上并没有定于一尊的制度。社会制度是用来调整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的，而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不同，其中存在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显然是不相同的。当然，这并不意味不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有效的制度，但是不顾本国实际，认为照搬照抄其他环境下演化而成的制度就能妥善协调本国存在的各类矛盾，必然是要失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就在于这一制度是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在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逐渐完善、内生性演化而形成；是在吸取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应对国内外纷繁复杂挑战的艰辛探索中得来的，而不是按照教科书上的金科玉律来的。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府是属于特定政党领导下的政府，执政党的价值理念、执政方式及领导人的能力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质量。近年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各种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往往囿于本政党所代表的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既难以提出和实施有利于社会大众利益以及国家发展长远利益的政策措施，也无法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结果出现社会共识丧失、治理失效。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如资产阶级政党那样代表特定利益集团的政党，而是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并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实现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有效保证我国所实施的各项大政方针方向的正确性。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中，中国共产党起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这能够确保我国政治环境和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各项制度在总体上实现相互协调、有效运转、发挥效能。

近代以来我国的历史以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国必将失去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将成为一盘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得来的。就拿经济发展来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固然是重要的一方面，但是市场机制积极功能的有效发挥是有条件的，包括稳定的政治环境、完善的法律制度、有效的外部规范和监管力量、基础设施，等等，这就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很多国家无法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其执政党囿于各种条件而无法做到“有为”。

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建立了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即使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增速也依然位于世界前列，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建立了有利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人们的传统思想认识中，曾经长期把社会制度与资源配置方式划等号，即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这种认识的误区在于，没有认识到资源配置方式是从属于社会制度的，社会基本制度的特征规定了社会配置资源的范围、方式和目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本质区别。经济发展史的实践还表明，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是一种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但也存在不少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言，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不能克服这些缺陷，而且进一步激化了这些问题，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日益突出的生态环境危机、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出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一方面是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计划机制来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活力；另一方面则是要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实现社会主义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生产目的。

在我国的具体实践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理好了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在所有制层面，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遏制非公有资本发展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又强调要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活力，使得我国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所有制格局，既发挥了国有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拓国际市场、维护国家安全、增强我国综合实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发挥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激发市场活力、增加财政收入、促进社会就业、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既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实现“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有机统一。我国能够成功实现经济体制转轨以及有效应对国内外各种经济金融危机和风险，与正确处理好了政府与市场关系有很大关系。

三是建立了适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民主政治制度，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某些时候上层建筑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能否选择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一个关系全局、关系根本的重大问题。环顾古今中外历史，因政治发展出现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民主政治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共同追求。但是判断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解决人们政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情况。这就需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从历史文化传统和长期积累的政治发展经验出发来谋划和发展一国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囫囵吞枣、照搬照抄某些金科玉律。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是一套扎根中国土壤、结合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我国历史文化传统而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有效地调节了国家政治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保证了人民广泛参与政治生活、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权利与自由，也保证了我们国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够较好地达成共识，从而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有效防止了一些国家和地区时常出现的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问津那种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无权的局面，也克服了因各种党派和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相互竞争而导致重大问题议而不决、党争纷沓、相互倾轧、排除异己的现象，还防止了不少国家出现的民族隔阂加深、民族冲突不断甚至国家分裂的局面。

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要推进什么什么什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适应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需要，加快推进能源改革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消费国和能源利用效率提升最快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