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经济新常态是什么样子的
明年国务院重点关注：一是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二是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三是化解房地产库存；四是扩大有效供给；五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这就是所谓新常态问题。
⑵ 个人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下的新思维应当着眼于长远，真正在改革和创新上下工夫。
新常态下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创新寻求新的增长点。不创新就难以完成新常态的任务，应当通过改革使“创新”成为新常态下的常态。
这种创新是大众创新，是来自于草根阶层的创新，是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驱动的结果。这种机制的特点在于竞争，却可以把人们的创造力、潜能淋漓尽致地挖掘出来，因为不战胜别人就会被别人所战胜。创新是竞争的手段。
但
是，他认为，一个社会不能创新或绝少创新不是人的问题，是体制机制能不能激励人们创新的问题。已有的30年的快速发展，是通过改革激发了曾经潜伏着的生产
力。面对着新的历史任务，需要创新的时候，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最大限度地焕发起人们的创新激情，使创新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而创新更需要切实保护创新
者的受益。
“当体制、机制到位的时候，创新就会自然涌流。”
真正地相信市场
李义平认为，“新常态”更该具有的题中之义是，经济发展应当靠健全的市场机制的力量，靠内生的力量有节奏地发展，再不是靠行政力量运动式地发展。
“新思维应当真正地相信市场机制，而不是‘叶公好龙’。”
他解释，一个具有深厚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历史遗产的政府，虽然“千呼万唤始出来”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但骨子里还是时有时无地不放心市场，还是依然相信政府万能。
具
体表现为：不放心反映着经济发展方向的市场力量的自发，总是试图通过行政力量，通过宏观调控把市场的自发扭转到政府认为正确的方向、范围和轨道上，其结果
是只要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染手的项目，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栽柳柳成荫”的现象。通过审批项目配置资源，实际上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
“不
放心市场的自发，实际上是不理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通过价格的自发波动，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引领资源的合理流向，同时在自发中展示着必然，展示着经
济规律。一旦把‘自发’去掉，让它按照政府希望的轨迹发展，也就多半违背了规律。明白了这些，也就明白了怎样才能遵循规律了。”
李义平认为，面对新常态，我们必须着眼于长远，长远就是要建设一个能够促进经济有节奏地、有自我调节和提升功能的、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高质量的发展的经济体制。
“这
样的体制建设，可以使广大人民群众受惠于永远，比一个短时间内的增长速度意义伟大得多。故此，中国经济应当咬定长远的目标，不为一时的经济波动所动摇，不
为情急之下的应急之举冲击长远目标，例如为了短期的GDP的增速一次次地实施刺激政策，干扰改革、干扰经济体制的建设。”
⑶ 对于员工来说面对经济新常态应该怎样做
以下材料供你参考：
经济新常态下不要人人发财，要人人过安稳的生活
必须重申：发展经济是为改善人的生活服务的，而不应该使人沦为经济的附属品和奴隶。其中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使用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如上所述，无非就是投资、生产和消费，可是怎么投？怎么生产、生产什么？怎么消费？这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事关人的智慧和才智。古人云“明其道而不记其功”，意指应该追求是非和真理，不要计较得失，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社会已经具备了追求更高精神境界的条件。或者说，人们安稳安逸生活的社会基础已经具备。在经济实力和调控能力空前强大的今天，中央政府有能力做到在保持经济合理理性增长的同时，通过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和二次分配的方式，为普通的群众提供较安稳的舒适的有保障的生活。换言之，与其使财富在富豪手里烂掉，不如用在普通人的生活上，要在人民群众感觉到为难困难的地方，创新思路、下猛药，以不记其功的气魄，彻底加以解决。
经济新常态下，发大财和一夜暴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群众没吃没喝，社会底子薄，需要很强劲的经济增长，才能满足需求。与此同时，我们的监管调控措施不完善，政策有漏洞，合理的不合理的因素创造了让一部分人发大财、一夜暴富的机会。当然，有了经济实力，这些人的生活条件会有明显改善，社会地位也提高很快，各方面也神通广大了，办事不仅不愁不难，而且处处享受特权，所以大家都向往之，以至于全国上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梦想着发大财的白日梦。发不了财的，干脆贪污受贿、偷盗抢劫、拐骗贩毒，等等丑恶和非法手段大行其道。此种逻辑或许有偏颇，但不可否认，这是趋势人们去犯罪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的增长放缓，相适应的是社会法治逐步完善，人们满足感得到实实在在的支撑。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小家庭，都在呼吁一种理性、人性的财富观、经济观。大发展、大变样、大拆大迁、大折腾、发大财等这些极不正常的浮躁行为应该杜绝。对于社会个体而言，不要奢望发大财，要考虑如何过一种有尊严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经济活动的设计和调控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科学，但是经济活动在本质上却是围绕着人们生老病死、吃穿住用行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活动，经济指标的好坏并不特别紧要，要紧的是生活在一种经济环境下的群体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和艰苦地区群众的生老病死是否无忧无虑，日子是否顺心，吃穿住用行是否安全便利舒适，是否还有为难的事情、作难的事情、叫人失望和绝望的事情等，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经济指标。经济新常态下，就应该让快速奔跑的经济列车调整速度，让每一个自愿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安安全全、安安稳稳、安安乐乐生产、消费和投资，让每一个人都追赶得上，享想用得上经济的实惠，并能从经济运行的链条上解脱下来、解放出来！
希望能帮到你。
⑷ 什么是经济新常态
全球经济危机的大爆发宣告了世界经济步入“大调整”与“大过渡”的时期。这种大时代背景与中国阶段性因素的叠加决定了中国经济进入增速阶段性回落的“新常态”时期，并呈现出与周期性调整不一样的新现象和新规律。因此，宏观调控理论、调控模式及其工具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
1“新常态”不仅具有坚实的事实基础，还有相应的理论支撑编辑
自2010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在本轮调整中呈现出几个新现象：一是随着GDP增速逐步回落，CPI却保持相对稳定，没有出现整体性通缩；二是随着GDP增速跌破8%的水平，就业水平并没有恶化，反而在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中有所改善；三是很多金融企业的财务指标依然不错，但总体金融风险却在持续上扬。传统的周期理论和发展理论都不能很好解释这三大现象，但潜在经济增长理论与结构理论的新发展却能够充分说明这3个新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主导因素不是传统的总需求不足，而是潜在增速的回落，不是传统的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的趋势下滑。[1]
2治理“新常态”的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应该转换编辑
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主导型因素是结构性的，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理论就不能成为宏观调控的核心理论基础，需求导向的强刺激就不能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合理选择。因此，结构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一方面通过改革来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强化总供给、总需求对于价格机制反应的灵敏度，另一方面通过化解深层次结构问题，创造新阶段的增长源。[1]
3宏观经济调控要强调定力，还要强调底线管理编辑
目前中国不仅处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的叠加期，同时也处于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存货周期以及固定投资周期的叠加期。这决定了我们依然面临着不少周期性问题。
但是，如何区分结构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却是大难题。在一个实际与潜在增速都存在易变性的时期，最好的办法就是底线管理，即一方面要守住就业的底线和通胀底线，另一方面还要守住风险底线。守住这些底线，在很大程度上就守住了宏观经济潜在水平的大致区间和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所以，宏观调控一方面需要强调在面对趋势性回落过程中保持定力，切忌草率启动强刺激政策，另一方面还要强调“底线管理、区间调控”。[1]
4要不断探索新的宏观调控工具编辑
这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一是将“微调”与“预调”常态化，在“新常态”框架中合意的增长速度是不断变化的，因此需要不断进行探索。二是打破“调控”与“被调控”的两分法，将改革与调整贯彻到底。当前，结构性问题不仅出现在宏观经济运行体系之中，也出现在调控主体之中。因此，传统的改革者与调控者都是被改革与调整的对象。三是重视结构性问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国际金融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传统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在中国目前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持续攀升的环境中，必须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作为宏观调控的第三只手。四是在区间调控中更注重定向调控，瞄准突出问题确定“靶点”，在精准、及时、适度上下功夫。应该强化“定向宽松”与“定向收紧”相组合的结构政策，如货币政策在保持总量稳健的基础上，对“三农”和小微企业进行定向宽松，对房地产、产能过剩行业进行定向紧缩。五是突破传统分类治理的教条，强化综合治理的导向。在“新常态”中，社会、经济、宏观、微观的运行体系都面临重大调整，都将出现强烈的外部性，因此单一领域的工具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全面改革与调整需要各领域的多种工具相互配合进行综合治理。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1]
5新常态下的新机会编辑
我国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了工业增加值。新常态背后有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切换、制度环境改变，机会要比过去大得多。未来十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最少有七个机会。
6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机会编辑
概说
“十二五”初期，七大新兴产业占经济比重只有5%，计划到2015年占比提高到8%，到“十三五”提到10%。这就意味着从“十二五”到下一个五年计划，新兴产业的增长速度要在20%～22%之间。比如节能环保产业，未来5年内的投资需求超过3万亿元，固废处理投资有望达到7000亿元，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投资超过8000亿元。未来7年内，新能源投资将达到5万亿人民币。[2]
服务业的跨越性发展和机会
过去几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最值得期待的是服务业。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是在70%，全世界平均在60%，我国则不到50%。
我国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了工业增加值，服务业成了中国第一大就业主体，吸纳就业人数超过了制造业。照这个趋势，未来几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就要达到50%，等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和。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了资本的贡献，净出口的贡献则是负数。[2]
城镇化的机会
去年四季度，中央开了城镇化会议，提出了新城镇化概念，就是“人的城镇化”。过去农民工到城里打工，本质还是农民，到一定的时候还得回家种自己的自留地，这不叫城镇化。真正的城镇化是现在已经在城里的2.6亿农民工，首先要变成城里人，户籍要改变；其次，他们要和城里人一样享受教育、养老和各种服务，享受城里人享受的一切。
这个巨大的变化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机会。一个农民进城，国家至少要投资10万元，算算2.6亿人相应投资是多少？城镇化是我们未来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强有力推动力。[2]
中西部地区崛起的机会
我国实施了一系列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政策，现在看政策已经起到了效果。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几年，劳动力人口红利的减少，中西部的发展机遇大了，这几年中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远超过沿海的。中西部和东部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基础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四通八达，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接受了改革开放。所以，今天中西部的崛起完全不必像东部沿海需要那么长的时间。[2]
中西部崛起还有一个优势，《福布斯》叫“城市经营成本指数”，即在不同的城市办企业，经营成本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优势不一定永远有，将来还是要靠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来取得优势。
技术变革的机会
在我国，移动互联和大数据不仅给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变化，也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我国的手机用量达到了13亿部，是全世界最多的，移动互联用户达到5亿户，也是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比的。据测算，我国2015年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将会超过1.5万亿元，每年增长将近100%。加上云计算、搜索引擎、移动终端、传感器的普及，一个大数据时代扑面而来，会给我们的产业带来一次根本性的变革。[2]
企业“走出去”的机会
我国这几年已经成为净资本输出的国家。“走出去”有很多挑战，制度、法律、贸易封锁、融资难、文化等等，但从主流上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是一个好时机。
欧美国家现在主动招商引资，特别是美国。美国认为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允许再发生，因此又开始再工业化过程。另外，欧洲国家也积极欢迎中国企业到他们那里投资，有一些国家给予减税，甚至免税优惠。但中国不光要看到欧美市场，还需要到新兴市场去投资。[2]
新兴业态的机会
现在很多新的业态涌现出来，与过去完全不一样。比如，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中介服务平台。
还有基于产业链、工业链的延伸和细分的业态，包括服务外包、服务配套、配件研发、商贸、物流，也是很好的机遇。基于社交网络趋势，像博客、微博、微信、交友、婚恋，即时通信类，像上哪吃饭、买什么东西等等，太多了。这些都是新的业态，都有非常广阔的想象空间。
⑸ 适应经济新常态，2015怎么做
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到现在成为个位数——2015，中国经济如何适应“新常态”
2014年，全球经济波谲云诡，错综复杂的局势给中国经济带来新挑战。2015年，对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专家学者们在2015《财经》年会上给出了各自的答案。“‘新常态’不等同于经济下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说，“而是意味着从粗放型经济走向更加精致的现代经济的必不可少的阶段。”
合理速度是多少
“就业可实现、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民生可改善、风险可控制、资源环境可持续——和它相对应的速度就是一个好的速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强调，实现有质量的增长比单纯以GDP论英雄更重要，要以质量为目标倒推速度标准。
“新常态有很多标志。”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分析说，新的速度——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到现在成为个位数，但我们不希望增速下滑到5或者4，所以要“稳”；新的动力机制——现在中国经济转型面临四大阵痛：制造业要去产能化、金融要去杠杆化、房地产要去泡沫化、环境要去污染化，解决这四种阵痛，关键要实现创新驱动。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海洲表示，目前欧洲经济复苏仍不确定。相对来说，中国经济表现稳健，预计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仍会保持在7%以上。
从内部要求看，中国政府作出承诺，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将达到峰值，“也就是说2030年以后，无论中国GDP如何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提高，二氧化碳都进入绝对减排阶段。这无疑会给经济增速带来考验。”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表示。
改革重点是什么
“激活市场力量、实现创新驱动是未来改革的关键。”辜胜阻指出，“‘新常态’最重要的含义在‘新’。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主要是靠要素驱动，特别是人口红利以及投资驱动。如何切换新的动力机制，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保障新常态的关键问题。”
“目前，创业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相当一部分小企业得不到贷款。”辜胜阻建议，应该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创业、创新领域，政府的角色应回归公益，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看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央地财政关系调整和改革，目标就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高培勇说，“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直接税的收入比重。《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也为地方发债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些有利于地方政府相对独立地处理自己的收支平衡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通货收缩”是当前世界经济中的普遍问题，通胀率低带来投资乏力，生产不振，只能依靠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制约了复苏的力度和政府稳增长的努力。解决通缩要靠货币、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的深入推进，“唯此才能真正从结构上解决问题”。
“新常态”下，改革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波明指出，法治体系、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会进入“新常态”。
哪些底线要守住
“在经济增速放缓时，应当守住底线，守住不发生风险，或者风险不引爆的底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中卿说。以地方债为例，尹中卿指出，风险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过分依赖融资平台，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土地质押、项目收费；二是过分依赖金融机构贷款，地方债务中，债券直接融资比例很小，来自于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的债务占80%；三是过分依赖土地收入偿债，房地产价格上升或下行，最终会反馈到地方政府债务上。
他认为，防范地方债风险，一要保证地方政府依法举债，实行规模控制；二要保障和促进地方政府依法管债，将债务收支分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保证债务环境的公开透明；三要严格限制地方债的用途，提高地方债的使用效率；四要保障和促进地方政府依法还债。
今年1—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82万人，同比多增16万人，提前完成全年就业1000万以上的预期目标。“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继续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确保就业稳定，守住底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葛延风指出，这就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就业监测和信息发布体系，强化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针对特定领域、特定行业可能出现的局部失业压力过大问题，实施必要的企业破产保护、以工代赈及其他保护性政策。
⑹ 把握经济新常态，需要消费方面应怎么做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着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⑺ 经济新常态：如何作为
经济新的经常态势，政府，企业，个人，政府要优化相关制度，提供更好服务，促进市场的发展，企业要积极开拓市场，提高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个人要做好自身工作，不断发展自己，为自己为家庭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⑻ 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
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是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适应不可改变。因为伴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增长速度自然要回落，犹如滚雪球一样，当雪球小的时候，可以很快翻一番，随着雪球体积的增大，速度必然要降低。世界各大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中都出现过这种趋势。当然，速度降低并不影响总量继续增大，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带来的增量比10年前增加10%还要大。
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有助于缓解资源、能源、环境的紧张状态并从根本上缓解产能过剩。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在促进综合国力、城乡居民收入快速提高的同时，一方面造成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和能源难以为继，供给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资源、能源严重依赖进口，水、土壤、空气等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社会代价。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行业产能过剩，产品供大于求，造成了资源严重浪费。通过强力刺激、大规模扩大投资虽然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但会产生更多的矛盾，显然不是正确的选择。
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并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其中经济方面的重要指标就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7.2%。就经济增长率来看，2011年至2013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8.2%，从2014年至202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只需要增长6.8%即可实现预期目标；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来看，2011年至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5%，从2014年至2020年，城乡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只需分别增长6.7%和5.8%即可，而目前我国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显然可以提前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和人民生活目标。
经济增长速度适度回落，同样可以创造出新的世界奇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从1980年到2013年，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只有4个年份达到5%以上，美国只有9个年份达到4%以上，日本只有8个年份达到4%以上，巴西只有三个年份达到7%以上，印度只有9个年份达到7%以上，南非没有一个年份达到7%以上，俄罗斯自1993年以来只有5个年份达到7%以上。过去30多年中国的快速增长已经创造了世界奇迹，未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能够保持在7%-8%，显然仍将是全世界最高的。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不仅仅是指经济增长率进入中高速增长区间，还指保护环境已经成为常态。保护生态环境不是短期政策，而是长期的基本国策，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共同构成“五位一体”，从而也要求以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再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得一时的经济增长。
经济运行的新常态还意味着要挤掉经济增长中的水分，实现实实在在的GDP。应客观地看到，过去高速经济增长中有一定的水分，既有来自消费需求的水分，也有来自投资需求的水分，还有地方在统计方面的水分。从消费需求来看，无论是政府消费还是居民消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浪费。从政府消费来看，伴随着GDP的快速增加，政府消费急剧膨胀，固然政府消费中的绝大部分属于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浪费，特别是在三公消费方面。居民消费也有浪费严重的现象，比如餐桌上的浪费就十分惊人。从投资需求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大拆大建以及因为经济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虚假GDP。从统计中的水分来看，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也不是个别现象。因此，挤掉水分，让GDP回归正常状态是客观要求。
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不仅指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发展更加协调，我们不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产生的黑色GDP，也不要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协调而产生的带泪的GDP。
⑼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青年人应该怎么做
好好学，整点真本事，不管技术还是什么，保持好心态，做好一个人对抗一群人和联合更多人对抗一群人的准备。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