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用于表现民族之间及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1. 试述当代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与作用

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个新现象，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起，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它的历史进程。虽然，关于全球化的历史在经济史学界有着巨大的分歧，有经济史学家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作为全球化的开端，也有相当部分的经济学家将经济全球化作为二战结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但绝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承认，即使按照当代的标准，一战之前的全球化程度也与当代旗鼓相当。Vincent Cable（1995）更认为，二战后的主要成就就是把国际经济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体化水平。

迄今为止，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两轮大的全球化浪潮：一轮是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另一轮自冷战结束延续至今。从贸易和投资这两个实物经济层面的情况分析，可以发现这两轮全球化的规模基本相当。那么为什么不是在第一轮全球化而是在第二轮全球化中不仅中国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度等等）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认为原因在于，当代的经济全球化与上世纪初的第一轮经济全球化有着重大的区别，当代的经济全球化给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发展机遇。

1. 当代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为主导，以国家合作、企业竞争和经济竞争为主要特征，客观上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创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在第一轮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主要经济强国的对外经济战略是以殖民扩张为依托的贸易，主要经济强国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其本质是为发达国家服务的。因此，第一轮全球化的外在表现是以争夺势力范围为目标的发达国家之间、垄断资本主义集团之间的暴力竞争，是殖民统治下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以国家为主导，以国家对抗、军事竞争为特征的。而第二轮全球化则与第一轮截然不同，第二轮全球化是在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发生的。随着冷战的结束，发展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世界经济正在发生从以国家为主导转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深刻变化。以经济和科技竞争为中心的和平竞争、企业竞争取代了武力冲突、国家对抗，矛盾和利益冲突也更多地采取谈判、磋商和协调的方式解决，这使得世界经济形成了一种开放的体系，各国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利益格局，客观上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创造了和平稳定的环境。

2. 当代经济全球化是以要素流动为载体，发展中国家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合作伙伴，能够利用全球化获得发展机会。在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商品流动、资源流动是全球化的载体，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进行的主要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交换，而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的直接投资则主要用于控制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资源，以保证其国内工业投入的稳定。发达国家通过经济和超经济强制的手段，使落后国家成为了先进国家的原料来源和制成品销售市场。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也主要表现为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而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中，要素的国际流动和国际整合成为了最重要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代，不同种类要素或同一种类不同层次的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能力有着很大的差异，发达国家丰裕的资本、技术、高级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性较强，而发展中国家丰裕的一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要素的流动性很差，由此导致当代要素国际流动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的要素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当然，发达国家进行这种要素输出的动力在于整合全球要素，获取最大化的要素分工收益。但正是这种方向的要素国际流动才把各国独立的生产过程变为真正的世界性生产过程，也正是这种要素的国际流动才使得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能够进行全球要素整合，获取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资源的收益。同样，发展中国家也通过这种形式的要素流动，引进了发达国家相对丰富的资金及其他稀缺的先进要素，如技术、标准、品牌、国际营销网络及企业家精神等，并与自身丰裕的生产要素如低价优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相结合，大大激发了潜在的生产能力，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3.当代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规则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国际分工利益创造了条件。经济全球化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规则组成形式、所涵盖的范围和约束程度决定了其规范国际竞争秩序、协调国际间利益分配的能力。在第一轮经济全球化中，1860年的《科布顿―谢瓦利埃协定》（Cobden Chevalier Treaty）以及与此相关的多边和双边贸易协定构成了国际贸易规则的基础，但这种规则的松散型特征决定了它很难抵御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而作为国际金融规则的金本位制则由于其固有的缺陷也难以支撑一个稳定的多边支付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国际贸易规则还是国际金融规则都不存在着一个为多边机制所明确依托的国际组织，这使得这种规则缺乏稳定性和权威性，难以协调各方的利益冲突，更遑论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中，以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核心所确立的国际规则涵盖了贸易、金融和经济发展三大领域，尽管这些规则有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是其继续维持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依托，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这种以国际组织为依托的多边机制包含重视公平、平等的普遍原则的一面，能够保证在面对规则时所有国家理论上都是平等的，并能够依赖其约束机制提高各个国家的违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这保持了国际经济秩序的相对稳定，也保证了发展中国家自主、平等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而且，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些组织的原则或规定，就会发现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无论在项目投资、维持货币稳定以及贸易优惠方面都有一系列的特殊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因此，尽管两轮全球化有着众多相似的表现，但可以认为第一轮全球化只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当代的全球化不仅对发达国家有利，对发展中国家也有利，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可能更有利！

2. 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是

1.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
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尽管世界各民主政体间存在细微差异，但民主政府有着区别于其他政府形式的特定原则和运作方式。民主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通过他们自由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和公民责任的政府。民主是保护人类自由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方式；它是自由的体制化表现。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所有民主国家都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个人与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民主国家注意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权力分散到地区和地方，并且理解，地方政府必须最大程度地对人民敞开和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反应。
2.简单来说，不同点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因为政权掌握在占人口都多数的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手中，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即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相同点是都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人民实行民主，对阴谋颠覆社会主义破坏祖国统一等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资本主义制度下对统治的资产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以维护统治。
3.社会主义的民主是新型的民主
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民主不仅较封建专制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而且与资本主义民主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社会方义优越性的巨大体现。
第一、资本主义民主是适应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的，社会主义民主则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并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民主属于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占有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必然占有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也必然意味着为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服务。在资产阶级是把财产的多寡作为享受民主权利大小的尺度。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了政治上的不平等，并决定了劳动人民民主权利的被剥夺。它的一切民主形式制度和法律条文实际上掩盖着保护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维护他们对劳动人民剥削统治的实质。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享受民主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真正的主人是资本家。不管资产阶级民主怎样发展，它都是用来保证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保证资产阶级、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制度得到巩固。从根本上说，资

3.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和意义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

在1953年周恩来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后来在措辞上作了修改,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获得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完整体现，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创举，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也表明中国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 ^[4]

半个世纪以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几十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而且是其忠诚的奉行者。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播

(一)在建立外交关系中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就以公函形式向各国政府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新中国将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政府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最早与中国建交的是以苏联为首的。1949年10月2日晚,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0月3日,周恩来复电葛罗米柯,对苏联政府决定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表示欢迎,中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到1950年1月18日止,除南斯拉夫之外的其他都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亚洲的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欧洲的瑞典、丹麦、瑞士、芬兰七个国家,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前也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第一批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非。此时,中国虽然还没有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已经成为指导中国与各国关系的基本原则。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孤立和封锁中国的政策,中国仅在1951年5月与巴基斯坦一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中国政府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并通过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希望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诚意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高。到1971年底中美关系解冻前夕,共有54个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非洲27个、亚洲15个、美洲3个,这些国家大多数是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法国作为第一个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对70年代初加拿大、意大利等6个西方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中国与这些西方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意味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指导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成为指导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五项原则在国际社会的地理空间和政治空间都得到了明显的拓展。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明确指出,“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正式启动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进程。随后,日本和其他西方大国都先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公报重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从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到1982年中国决定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又有51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非洲16个、亚洲8个、美洲12个、欧洲8个、大洋洲6个,五项原则的推广从亚非延伸到拉丁美洲和大洋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立国家间正常关系的问题上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性。正如邓小平所言,“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时期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推行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全面参与国际事务,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外交战线呈现出勃勃生机。从全方位对外开放到冷战结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6个,其中非洲4个、亚洲7个、美洲4个、大洋洲1个。外国学者也认为开放后的中国,“不再拒绝同外国交往,不再挑剔外国时常发生变化和不完善的东西”。从冷战结束至今,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共36个,其中非洲4个,亚洲15个、美洲3个、欧洲15个、大洋洲3个。随着中国外交空间的不断拓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先后在中国同100多个国家中的建交公报中得到确认,并逐渐成为国际公认的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二)国际会议成为中国传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渠道

1954年4月,中国政府参加了关于政治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支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4月28日,周恩来在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上首次发言时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一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我们从不侵略、也不会侵略任何国家,但也绝不容许任何国家对我们进行侵略。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而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都遵守这些原则,并抱有相互合作的愿望,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世界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6月18日,周恩来在与澳大利亚外长凯西的谈话中也表示,“中国愿与东南亚以及西太平洋的一切国家和平共处,这当然也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这是中国对印度的政策,但中国也把这一政策用于其他一切国家。这不仅是说说而已,而是我们五年来遵循的政策”。7月21日,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越南代表范文同强调,为了在印支地区建立稳定的和平,“我们要求东南亚人民和亚洲人民在互相尊重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基础上,给予合作”。周恩来也发言表示,“为了维护亚洲的集体和平……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应该根据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进行协商和合作”。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要求与会国“在对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三国的关系上,保证尊重上述各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并对其内政不予任何干涉”,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

1955年4月的亚非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传播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会前中国就确定参加会议的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所的情报评估也认为,中国参加亚非会议的方针之一将是,“努力寻求达成一份体现出周恩来—尼赫鲁五项基本原则的决议”。4月19日,周恩来在向亚非会议提交的书面发言中指出,“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在保证实施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国际间的争端没有理由不能够协商解决”。在会议就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陷入争论的情况下,针对有些国家的代表对五项原则的措辞和数目的不同看法,周恩来在4月23日的大会发言中强调,“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加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以利于保障集体和平”。中国代表团为增进亚非国家的和平共处所表现出的政治耐心和诚意,得到了与会国代表的普遍认可与赞同。会议最终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倡导的和平相处十原则,不仅包含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为亚非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奠定了基础。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签署了《中国与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搭建起了与众多亚非国家交往的桥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的政治主张在亚非国家之间扩散开来。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决议。11月中旬,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赴纽约正式参加了尚在举行的第26届联大。乔冠华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联合国的舞台上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众多国家的响应和支持。1974年4月,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小平同志在会议发言中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会议期间,邓小平还会见了一些重要国家的领导人,表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中国代表团的政治主张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间引起强烈共鸣。鉴于联合国当时已有130多个会员国的客观现实,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向世界各地的推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支持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精神所进行的各项工作,积极参加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开展的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活动,努力增进与世界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强。

(三)提供对外援助也是中国传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路径

对外援助是一国外交理念在国际社会的明确展示,也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际,恰逢国际上美苏冷战正酣之时。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国力十分薄弱的中国,支持亚非拉国家的反帝反霸斗争,并保持了相当规模的对外援助,援助的对象主要是朝鲜、越南和蒙古等和亚非新独立国家,其中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不论是建国初期把对外援助看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对兄弟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义务”,还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受左倾思潮的干扰,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作为对外援助的出发点,中国虽然都有自身的政治诉求,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前提。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推出的对外援助八原则,对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扩散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963年底到1964年初,为了扭转因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给中国外交造成的被动局面,周恩来总理率团访问了非洲十国,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踏上非洲大陆,也是新中国与非洲的“开山之旅”。1964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与加纳总理恩格鲁玛的会谈中,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1月16日,在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即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援助;帮助受援国走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力求投资少,收效快;提供中国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帮助受援国掌握技术;专家待遇一律平等。1月21日,周恩来在访问几内亚的一次讲话中强调,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在各自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过程中,“应该互通有无、互补短长、互相援助。一切援助都是相互支持的,都应该完全符合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决不允许利用援助进行控制、掠夺、干涉甚至颠覆”,从而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原则和立场。

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独树一帜,特别是其中的“绝不附带任何条件”一项,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一贯的有条件对外援助的做法,充分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深刻内涵,有利于亚非国家更好地了解并理解中国,为中国发展与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国家间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就曾表示,“无论是在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1976年以前,中国对外援助的国家和地区高达110多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扩散也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范围的扩大不断向纵深方向推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援助的方式、主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外援助逐渐朝着互惠互利、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国坚持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的核心思想一直没有改变,新时期中国制定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诺、互利共赢的对外援助基本原则,正是中国继续贯彻和推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体现。

4. 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

1）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
2）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 不同民族的文化，影响不同民族和国家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不同性质的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同。

5. 如何理解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首先必须搞清楚少数民族地区在整个国家经济全局中的地位。
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战略屏障，资源储备区，是生态宝库。

6. 如何理解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

可是续发展和全面发展是一致的
只有带动少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起来，才可以带动国家实现全面发展。
任何局部的发展都不是全面发展，都不能代表整个国家的实力，只有全面发展起来才能让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

7.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的是贯穿于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各类法律规范之中的主要精神和指导思想，指的是这些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随着历史和时代的演进，国际社会成员即主权国家的数量和结构发 生了重大的变化，各类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相应地，能够获得国际社会广大成员即众多主权国家共同认可和普遍赞同的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也必然会有重大的变化、更新和发展。

(7)什么用于表现民族之间及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扩展阅读

南南合作的这种实质决定了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实践效应，具有重大的特色和深远的影响，有助于冲破现存不平等的国际关系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第一，现存的国际经济体制，是在经济实力基础上形成的。第三世界国家拥有的经济实力越大，它们对世界经济大政的发言权、参与权、决策权就越大，对某些在南北关系问题

上坚持僵硬立场和专横态度的发达强国，也就能发挥更大的制约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把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摆在首要地位。

第二，经济上过分领带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经济的发民彩为不利。加强南南合作，走弱者集体自力更生的道路，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才是它们争取经济繁荣、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可靠途径。

第三，实行南南合作，把第三世界国家联合起来，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国际力量，就能够提高这些国家在南北对话、南北谈判中的地位，打破僵局，开辟改革旧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局面。

第四，由于长期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问题，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和争端，如果处理不当，势必成为南南合作发展的障碍。但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只要有关各方面能够排除干扰，以大局为重，互谅互让，耐心协商，就定能化解矛盾和纠纷，消除争端和分歧。

第五，南南合作，有助于推动南北谈判，改善南北关系，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促进南北经济合作，以实现全世界各类国家普遍的经济繁荣。

参考资料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网络

8.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四种主要形式

民族关系主要以战与和的形态表现出来。而和平形态是民族关系的一种基本形态。我国古代和平的民族关系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

1、和亲：指封建王朝与其他民族统治者结亲建立和睦友好的关系。汉唐两朝与游牧民族君主和亲在历史上影响很大。

2、会盟：民族政权双方以缔结和约的办法来结束双方的军事行动，如宋辽澶渊之盟。会盟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成为处理民族关系的主要形式。

3、互市：民族间经济贸易的主要形式，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互市场所一般设在边境地区。

4、通贡：官方的经济贸易形式。少数民族为了获得生活必须品，向中原王朝求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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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管辖

新疆：公元前60年，西汉设西域都护，标志着新疆正式归属中央政权；唐时设安西、北庭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清前期镇压准噶尔贵族与大小和卓叛乱，设伊犁将军（1884年设新疆行省）。

西藏：唐代通过和亲、会盟加强与西藏的联系（尚未归属中央政府）；元朝中央政府设宣政院对西藏进行管辖，并在那里驻扎军队、清查户口、征收赋税；明朝采取政教合一的僧官制度进行管理；清朝前期强化管辖，册封宗教领袖、设驻藏大臣、实施金瓶掣签制。

台湾：元朝设澎湖巡检司对台湾进行正式管辖；1684年清朝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巩固了东南海防（1885年设台湾行省）。

9. 高二政治文化与社会的知识点

1、文化是什么

(1)文化是一种精神现象

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其中，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又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

(2)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文化是由人所创造、为人所特有的。纯粹自然的东西不能称为文化。有了人类社会才有文化，文化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社会实践是文化的源泉)

(3)一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

每个人所具有的文化素养，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体验，特别是通过参与文化活动、接受知识文化教育而逐步培养出来的。

(4)人们的精神活动离不开物质活动，精神产品离不开物质载体。

2、文化的力量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注意：影响有好有坏)，不仅表现在个人的成长历程中，而且表现在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中。

先进的、健康的文化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反动的、腐朽没落的文化则对社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阻碍作用。

3、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

(1)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

(2)文化反作用于政治、经济，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

不同民族的文化，影响不同民族和国家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不同性质的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同。(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4、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

在经济发展中，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为推动经济建设，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各种高素质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越来越重要。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的总体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5、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

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人们为了参与政治生活，需要更高的文化素养。

文化与国际政治相互交融，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世界范围内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斗争，成为当代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

6、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7、中国如何应对文化发展上面临的严峻挑战?(从文化角度分析)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把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为经济建设提供正确的方向保证、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