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近年来我国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大,民营企业日益弱小,谈谈要如何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结构分析与中小企业的战略突围
韦华伟
最近关于中国中小企业生存越来越难的文章比比皆是，中小企业借贷难、融资难、生产难、发展难，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深远。但金融危机是外因，还不是最大的问题，中国经济结构失衡这个内因才是问题的根源。
中国经济结构有几个特点：
一、 国进民退很厉害，也很可怕。
作为政府部门，一直否认国进民退，而且中小企业的贷款并不存在限制或者惜贷，中小企业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关门倒闭局面。但事实情况是，民营经济在政府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中，根本没有话语权。中小企业在目前的经济格局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成本大幅增加，中小企业的生存的确面临很大的困境。
举个例子，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当然不会考虑只放给国有企业，但它要考虑风险，贷给系统内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没有大风险，而且，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很多项目都是用在“铁公基”上，这些项目大都有比较稳定的收益，比如高速公路在中国就是吸金的机器。所以，商业银行当然更愿意把款放给那些大项目、低风险项目上。08年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标王频现，中标企业背后多有国有企业的影响力。国企、政府、金融机构、形成了一个体制内的循环，大量中小企业依附于这个“体制内”，在夹缝中、在灰色地带中谋求生存。
由此可见，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就很明显了，因为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就是这样的，中小企业只有依附于那些国有企业才能生存下来。蒙牛曾经很牛，但体制外的蒙牛终究斗不过体制内的伊利，最终还是卖给了体制内的中粮。国进民退，在持续上演着好戏、大戏。当然，只要符合经济规律、能够创造效率的兼并重组，我们都是欢迎的，但关键的是，代表经济活力和就业大头的中小民营企业，如果得不到发展保障，就再也不会出现蒙牛、联想这样的企业了，这不也很可怕吗？
二、 官本位的管理体制很厉害，也很可怕。
近期不管是高铁事故，中移动高管落马，还是层出不穷的艳照门，很多官员出来都是官腔十足，这折射出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理念在基层执行的过程中，被越来越扭曲，越来越误读。不管是三个代表，还是科学发展观，一轮一轮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发挥本质的作用，大多流于形式。我们的公务员，他们自己创造了一种政治经济生态结构，权力寻租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以至于国家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但根本无法遏制腐败的势头。现在的权力寻租，已经呈现出新的形式，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直接的贪污腐败，但实际上却更为可怕。本拉登打击美国在战术上是成功的，但并没有达到战略意图，因为美国并没有因此闭关锁国、盲目排外，因此，美国的文化根基没有动摇，经济也没有受到重创，“自由与平等”始终是美国政治与经济的核心信仰。美国社会努力维持一种生而平等的文化与机制，保证机会的公平，包括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但反观中国社会，虽然国家也一直在努力，各种文件出了不少，但教育、择业、分配的不公平直接导致了权力世袭，这是比资本世袭更可怕的一种社会形态。就连大部分看似风光的中产阶级也丧失了安全感，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社会治安，让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都感受到了在大的文化背景下，谁都不能够独善其身。另外，虽然互联网的越来越发达，信息沟通越来越快捷，普通大众受教育层次的提高和对自身权利的重视，让中国社会对政府有更多的要求和期待，但显然很多地方政府的观念和作风并没有明显转变。
三、 地方割据的经济模式很厉害，也很可怕。
十二五规划是一场盛宴，但如果你细分析，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以省、地级市为代表，基本上规划都比较雷同，没有做到全国一盘棋、全省一盘棋，这主要源于各级政府GDP为王的考核方式，看经济增长数量而不是质量，简单的GDP排名让中国的很多市长只考虑短期，3-5年就足够了。所以，在国家提出房贷新政后我就提出，二三线城市的房价还要暴涨，房贷限购并不能解决中国房地产的根源问题，决策者只是天真的认为这样就可以抑制房价，让房价平稳上涨。但事与愿违，现在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在快速上涨，于是我们的决策者又开始灭火，继续限购。这场“猫抓老鼠”的游戏显得多么的可笑，不敢对既得利益者、不敢对存量房下手、不承认财富分配方式的不合理，始终都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政府成了“灭火队”，但火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我们的决策者始终不愿意改变他们维护体制内利益的这种决策思维，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让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继续加深，不管是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到了一定程度，中小企业破产、社会风气低下、社会治安恶化、群体事件增多，到了那个时候，又会出现两种极端，要么是我们的执政者拿出勇气和决心，大力进行自身改革，要么是不断灭火、瞒上欺下，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走向毁灭。
中小企业从来都是一个国家最具活力的组织，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是资源型企业，而是大量提供创意、走在市场最前沿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最先感知社会的变化、客户的需求，尤其是那些具有一定技术实力、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企业，国家要发展，靠的就是创新，但这种应用型的创新必须是由中小企业打头阵。比如说微软，当年最具实力的是IBM，但蓝色巨人最后竟然输给了小公司微软，很简单，微软代表了新思维、新技术、新市场。
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是一次巨大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一次机遇，中国经济必须转型，继续在原有思维与体制内打转转的后果是经济的崩盘，软着陆也好、硬着陆也罢，单纯靠依靠大干快上“铁工基”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变，全民的收入分配模式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也必须改变。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才能真正地做到战略突围：
首先，认清趋势，大胆转型。
山西的很多煤老板被整合后，有的转变身份，继续经营，有的放手转行别的行业，有的放高利贷了。有什么不对吗？我认为没有。煤炭行业从长远来看，肯定是国有企业主导，过去那种散乱的经营时代过去了，如果认不清形势，非要继续做，那就必须在技术、管理、人才上面舍得投入，如果还是过去那种赚钱的思维，不但做不起来，还失去了投资其他行业的机会。
现在不管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加工出口型、贸易型企业的日子越来越差，没有核心技术，缺乏独立品牌，依靠低成本赚钱的企业肯定日子越来越难过。如果认不清形势，还想着过去那种赚钱的思路，是维持不下去的，很多工厂老板靠高利贷希望挺过去的想法是不可行的。我认为不论从国际经济形势、还是国内经济转型的大趋势来看，低端制造业会逐渐在中国被淘汰，以此为客户的地下钱庄、小额信贷，不管合法还是不合法，这种产业链条早晚要断，到那个时候，借贷与放贷的人会双输而不是双赢。
其次，提升管理、技术导向。
未来10年，中国会经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经济转型期，这几年是项目立项与上马，后五年是定型与生产。总的来看，中国的经济在一二十年内仍然无法摆脱目前大的体制。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占据能源、交通、烟草、金融、高端装备等行业，低端制造业与出口加工型企业逐渐被淘汰，中国会逐渐涌现出一批有一定技术含量、品牌知名度和管理人才的企业。现在已经开始进行了整合，江浙一带的很多小企业破产，这本身就是中国产业升级的表现，也并非不是好事。慢性通胀必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只是我们的政府职能、人才储备、与政策力度是否会跟得上。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过去很多老板赚钱都是靠关系，拿工程、拿地、拿资源，钱赚得快、容易，所以他们对技术和管理很不以为然，因为那是要投入的，舍不得，这种企业老板就不符合产业转型需要的。不提高技术含量，不花钱提升管理，不培养人才的老板是走不远的。我们看到，江浙一代的管理咨询项目这2年爆发式的增长，主要就是因为在产业转型中，管理问题可以集中体现，不少企业的老板还是愿意在管理上有所投入，虽然还不是很多。
最后，中小企业一定要有战略规划，要有新思维。
很多小企业每天忙于应付日常事务，根本没有闲心去考虑公司长远发展。没有长远规划的小企业永远长不大，不知道经济转型、不懂管理、不重视人才培养的企业做不大，也很难做久。中小企业在管理战略规划、管理提升、企业文化、人才培养方面必须舍得花钱，很多老板在自己身上花钱很大方，但在管理方面花钱很小气，这样的老板难成大事。
由于互联网与IT技术的突飞猛进，实际上对很多传统的产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传统煤炭运销行业出现了供应链整合的概念、传统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介被互联网公司取代、传统的超市大量被淘宝、凡客诚品等新型渠道所取代，如果我们很多传统行业里的企业家不知道运用新媒体、新技术，是抓不住时代下一次机遇的。
另外，小企业也可以组成策略联盟，共享客户资源，但我的观点一直都是，企业像过去那种靠压缩员工成本来求发展的年代可能要过去了，必须在技术与管理上有创新，否则很难发展起来。
不管是惠普，还是索尼、三星，这些企业都是从很小的企业发展起来的，都颇有传奇色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有理想的企业，必须在技术、战略、文化、管理上同时努力。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靠的是用粗放式、低成本的策略占领了市场，那么未来30年，中国经济必然要从粗放型要集约型转变，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中国企业必须也要走出去占领国际市场，所以说，必须走技术与管理提升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一批拥有技术、管理与人才的中小企业发挥的作用将是巨大的，他们代表中中国经济最具活力与创造力的那部分精髓，他们成为世界五百强将更具代表性。
作者：韦华伟，北京远创明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贰’ 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怎样做的
1、要从理顺流程着眼，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思路应当是，减税减费、融资担保——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扩大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在GDP中的参与率和分配比例——保持和扩张城乡居民的支出和消费能力。 从刺激内需，保经济增长速度的需要来看，国务院出台十个方面及4万亿投资的方案，是及时和必要的。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如果仅仅是从投资角度出发，仅仅是由政府来主导，可能会形成这样的流程：政府主导的投资——劳动力就业较少的大企业参与——增长的内容主要是建设项目（劳动力就业是短期和一次性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少——消费难以有效拉动。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和结果：即资本参与推动经济增长热，劳动就业参与推动经济增长冷；政府投资需求热，社会消费需求冷；国有大企业投资和生产热，民营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投资、生产和服务冷；基础设施建设热，加工工业和服务业发展冷。 非常有意思的是，有关部门最近对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提出，要捂紧自己的钱袋子，使其对一些中小企业的应付款也大规模开始拖欠。据到一些为国有企业服务的民营企业调查，许多业主因此而拿不到款项，现金流发生断裂，经营陷入困境。因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今明两年，有可能盯着和热的是国家的4万亿元投资项目，而对与其相关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交易会冷下来，国有资本在萧条时期的集中和聚集，将会给劳动密集企业和就业造成严重的打击。 因此，保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用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度过2009年经济萧条的难关，并且通过减税减费来鼓励创业和刺激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投资，从而维持就业水平和扩大就业容量，使城乡居民收入不至于减少，并且增加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办法，来保持和扩大居民消费，再通过消费来支撑市场需求和扩大市场需求，从而拉动经济增长，是一条更加重要的宏观调控思路。 2、统计上应当调查和反映农村劳动力剩余率和城镇失业率，宏观调控方面应当将促进就业作为首要目标。 废除目前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指标和方法，由国家统计局垂直分支机构，或者委托第三方独立，或者中立地抽样统计调查两个重要的劳动力利用指标，即城镇劳动力失业率和农村劳动力剩余率。并且，作为考核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政绩的首要和权重较大的指标。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取向和首要目标，应当是较低的城镇失业率。因为仅仅将增长速度作为首要目标，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如果增长的内容是有机构成较高的大资本、大企业和大项目，高增长并不一定会形成相应的就业机会。相关的财税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速度时，则或者可能是大企业上交的税收，或者加重了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反而会影响就业的增加。当然，如果增长速度下滑时，大企业和大项目倒闭停工的少，而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倒闭停工的多，一定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加速萎缩。 现在学界提出，2009年要保增长，保什么样的增长呢？我认为，2009年宏观调控的关键目标应当是，保能够大量就业的经济增长。如果从这一宏观经济的目标出发，不仅仅是政府主导的大量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增长的内容应当是与劳动利用密切相关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投资、生产、服务和经营。因此，更重要的应当是抢救、维护和发展有大量增加劳动力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 3、对中小企业大规模减免税费，政府发债的一部分应用于替代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收费罚款。 实际上，目前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大量倒闭，除了劳动等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需求下降等因素外，税费负担太重，不能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此，从政策上，一是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减税减费，并且在2009一年中，停止一切收费，减免增值、营业和所得等税收，从而抢救大量停业和濒临倒闭的微型和中小企业，努力使就业容量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萎缩。二是废除目前税务系统对税收下达年年按一定比例税收增长任务、对中小企业实际不按税制收税而按营业额比率包税、对税务人员按照税收增长和超收进行奖励等潜规则和实际中的税收运作体制。三是尽快清理工商、质检、城管、卫生防疫、交通行政等等部门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收费项目，废除财政上对这些部门的“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的体制，其经费全部切实改由财政拨款来负担。四是税收为促进就业服务，明年开始，并在中长期将能大量解决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增值税降低为3%，所得税改为15%，营业税改革为3%。 2009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经济萧条，地方政府的税收和土地收入可能大幅度减少，而刺激经济增长和保民生又需要政府在困难局面下增加支出，这样各级政府将会对目前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实行更加严格的收税和收费，不仅应收尽收，还将会收过头税和过头费，使本来已经淹淹一息的许多商户和企业雪上加霜，发生更多的倒闭和破产，形成经济萧条、出口萎缩、需要减少、税费增加几重打击下的，来势凶猛的全国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倒闭潮。 因此，一个非常重要的宏观财政政策就是，要加大中央财政发行国债的力度，并尽快出台地方政府可以借债的暂行条例，放开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的借债。更加重要的是，借债的收入不能全部用来投资建设和民生，而是要支出一部分给工商、质检、城管、卫生防疫、交通行政、安全生产、消防等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收费的行政和行政事业性机构，把这部分费替代下来，让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在经济萧条时期不是雪上加霜，而是休养生息。在经济萧条过后，将这些部门的收费预算体制彻底改革为财政拨款，废除一切行政、执法和监督收费。用这种办法，将能解决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保下来，使就业存量萎缩较少，要比单纯扩大投资，就业存量并不持久和显着增加，而且财政还要增收打击存量就业，在扩大就业和增加内需方面，作用要好得多。据了解，近几年，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每年负担的订报订刊、广告、办班等负用相当沉重，都是从各权力部门下来的，都不敢拒绝，苦不堪言。因此，需要中央和国务院，以及中纪委等部门，出台更加严厉的纪律，限制有关权力部门的相关机构，特别是事业单位，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订报订刊和办班培训；加快政府行政、执法、监督等部门报刊等有关事业单位改革的步伐，要么与权力部门彻底脱勾而社会化，要么明令禁止其创收，由财政拨款全额供养。 4、尽快改革和放开金融体制，民间借贷公开化和银行化，大力发展能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资的村镇和城镇社区小银行。 2008年和2009年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困难的原因，除了需求疲软和市场需求萎缩外，一些有市场需求的中小企业难，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融资困难。当然，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在中国比世界其他国家更加困难。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有不同的思路、体制和政策。目前采取的办法是，在各大银行的信贷中对微型和中小企业划出一定的比例，中央和国务院，包括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作为政治任务，给各大银行打招呼。各大银行再给各分行、分行给支行，基层行给信贷员下任务，希望以此来解决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这种想法是一种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幻想，这种办法实际上不可能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到资。从经济规律和实际操作来看，1、大银行和条条银行，它们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银行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信息搜寻、甄别的时间性较长，费用较大，而且真实性难以保证；2、大银行和条条性银行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它在员工、网点、操作等方面的分摊成本要比数额较大的款贷给规模较大的企业高得多，是极不合算的；3、由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经营生存周期可能短，变化快，业主流动性强，抵押物无和少，难寻担保，大银行和条条银行对其贷款的风险难以控制；4、银行的信贷员将款贷给大型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贷款较易收回，即使收不回来，责任较小，而贷给民营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一旦收不回，他要负的责任要比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大得多。因此，即使中央和国务院，包括银监会要求银行向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实际上可能是政府热，银行冷；银行上层表面上热，银行基层和信贷员实际上冷；编造的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的数据和宣传热，实际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贷款则会非常少。实话实说，此路绝对是行不通的。 从经济学的道理来看，金融体系的流程，只能是小银行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资，其才能克服上述的信息不对称、风险不宜控制和分摊成本高的难题。正确的思路的方式，应当尽快在城乡大力发展乡村和城镇社区中小银行。美国3亿人口有相互独立的4万家银行；中国13亿人口，相互独立的银行数得过来，显然是不相称的。 反对这种改革的提出许多意见来，比如，说过去农村的合作基金会、股金会等形成了大量的呆坏帐；还比如说，民间容易形成集资诈骗，风险难以控制；再比如说，美国金融创新改革造成全球金融风暴，幸好我们没有加大金融的开放，幸亏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金融创新和改革，才使我们幸免于难。这些方面需要深入的进行研究，不能简单地就下结论。一是过去农村搞的合作基金会和股金会，将信用的钱，由乡镇，甚至县政府作为财政的钱来用，资金性质和产权不清，是造成其呆坏帐的最重要的原因；二是浙江温台地区，其民间借贷比较发达，有极个别的集资诈骗行为，而绝大多数还是为创业、投资、经营而放贷，其呆坏帐率很低；三是美国的金融问题是由其虚拟金融创新过度导致的，虚拟金融体系出问题传导给实体金融体系部门，其给实业贷款的实体金融部分并没有出问题。中国目前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需要的是解决由于金融体系的高度垄断，而使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不到款的问题，要推进的是实体金融体系部分的改革。不能将二者混淆起来。以此来反对和拖泥带水延对金融体制的改革。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金融体制的垄断的保守，由于大量的能增加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而难以发展，形成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失业人群，将会给我国造成更大的社会动荡的风险。 发展乡村和城镇社区小银行，不应当采取由大银行入股的办法，这样实际上又会成大银行的分支行，结果还是不会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贷款。只成立贷款公司，不给其存款权力，而从大银行批发资金的方式，我认为也会抬高成本，资金也受到比例的限制，效果并不好。 较为彻底的改革办法是：由社会资本发起，限定其规模，发展专门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小银行；将目前一些民间地下的借贷组织合法化，将其发展为小银行；将目前的一些担保公司，鼓励使其发展为小银行。总之，一定要产权明晰，规模小型社区化，设计其资产等保证制度，政府有关部门不能图监管方便，而应当积极地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形成为中国目前和未来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体系。 5、尽快改革目前的注册登记年检、执法监督制度。 虽然国家工商总局陆续出台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些规定，放宽了一些限制。但是，所列的一些措施对于鼓励创业，对于为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还远远不够。建议是：放宽中小企业的审批准入，降低注册资本的门槛；考虑降低创业者成本，允许在自己的住所注册公司（租费是办中小企业一项最大的成本，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办公司，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就这一项，将许多可能能办公司的创业者档在门外。）；由中立的研究机构提出清理目前还存在的注册登记前置审批，报国务院尽快取消；尽可能简化工商登记，公开明示所需要的文件；颁布法律规定注册登记企业所需要的时间，最长应当为五个工作日，如果期间办不完，视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违法；再一次清理准入限制的行业，除了国家军事等特殊的行业外，一切民间资本都应当准入；同一些发达国家一样，允许一部分非登记经营户和小型企业存在，实行备案制，有的经济上负无限的自然人责任，但必须得由管区税务部门登记，纳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取消企业年检，工商行政部门不得以注册登记、抽检企业等同时，搭车收费，禁止个别工商部门与中介组织结合通过年检过程，利用收取年检费和订报订刊等谋取部门利益的现象发生。如果工商注册登记和管理理念和方式不进行重大的改革和转变，我们鼓励创业者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期望必定会付之东流。而其他诸如质检、卫生防疫、城市管理、交通行政等等一切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有关的政府部门和行政性事业机构，不得以执法、检查和监督为由，收费和罚款。除非严重违法，对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和经营，应当以教育为主，以引导为主，应当以促进就业为主。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如果正常经营，有关执法机构和人员，不得随意检查和骚扰商户和企业。 总之，在2009年和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由于就业和民生领域的使然，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兴，则社会投资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会增加，国内消费需求会强劲，社会安定祥和；而反之，我们则会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僵局和困境。
‘叁’ 温州防疫码多久更新一次
随时随地在更新中，每次的防疫码都不一样
温州，浙江省辖地级市，简称"瓯";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温州历史悠久，有2000余年的建城历史。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发地区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南有吴川，北有温州"享誉全国。温州文化属瓯越文化，温州人属江浙民系使用吴语。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瓯江下游南岸。全市陆域面积12065平方公里 ，海域面积约11000平方公里。全市辖4个市辖区:鹿城区、龙湾区、瓯海区、洞头区；5个县:永嘉县、平阳县、泰顺县、文成县、苍南县;代管2个县级市：瑞安市、乐清市。
温州是中国数学家的摇篮、中国南戏的故乡、中国海鲜鸡蛋之乡，温州人被国人称之为东方犹太人。温州方言也被评为中国最难懂方言之一。
2016年4月22日，温州被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肆’ 民营经济如何再创新优势麻烦告诉我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浙江民营经济遭遇了30年来从未遇到的困境。发展中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在这次危机中也暴露无遗。问题引发反思，危机促进改革，浙江民营经济要转“危”为“机”，继续保持领先优势，最根本的出路还是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以体制机制改革来释放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发展的能量。
<b>新的历史条件下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困境和体制制约</b>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民营经济成为浙江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2008年末，浙江省法人企业56万家，其中民营企业52万家，占全省企业总数的90%以上。民营经济总量达到15470.57亿元，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72%。浙江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人均收入一直居于全国前列，这与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发达密不可分。
浙江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区域性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体制机制先发优势。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使先发遭受了“后发”劣势。从体制机制等深层次原因分析，民营经济发展所获取的行政资源支持与市场资源的支撑仍相当有限。目前，无论是法律法规层面还是政府管理体制，乃至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仍很不适应。
1.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低层次产业结构面临国际竞争压力，块状产业组织方式面临恶性竞争压力，粗放型发展模式面临要素资源瓶颈压力，民营企业传统管理和组织体制及治理机制面临升级压力。同时，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和领导干部的考核任用上，重GDP排名、重财政收入、重形象工程的现象仍然较为突出，而对资源节约、产业升级、人才培养等关系企业长远发展等方面还关注不够。
2.市场准入和要素配置机制不公平。市场准入“进入难、壁垒多、遭歧视”问题依然存在。有的行业即使允许进入，也设置了很高的门槛，给民营经济设置一道看得见，进不去，一去就碰壁的“玻璃门”。据2009年中国改革评估报告调查：目前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项，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项，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项。可见，民资的待遇不仅不如国资，连外资的相应待遇也没有得到。市场准入的不公平限制了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民营经济发展所需的财税、金融、土地、科技和社会等政策不够完善，某些方面存在不公平。用地难、融资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
3.法律政策导向机制不到位。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政策环境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法律规范既有大量重叠产生冲突，又存在内容上的缺失而留有立法空白，此外，还有结构不合理问题。如现阶段，关于民营企业的立法，主要有《乡镇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公司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及浙江省出台的地方性法规。但这些立法多以所有制来划分，缺乏统一性、系统性、科学性，每部法律都有相应执法主体和主管部门，致使出现监管力量分散，出现宏观层面管理不力，微观层面干预过多等问题。
4.企业自治和行业自律机制不健全。家族化管理是浙江民营经济的特征之一。家族化管理在民营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家族化管理的弊端逐步显露。一方面企业内部管理制度无法规范化、法制化；另一方面容易造成企业的内部分化，使企业进一步成长受到很大制约。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中介服务体系发育不充分。行业协会还没有从政府机关中脱钩，其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中立性”还未确立。行业协（商）会的错位和缺位，使众多中小民营企业缺乏与政府互动的载体，使中小企业的声音形不成“共鸣”，引不起“关注”，这也是影响和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因素。
<b>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体制机制创新的对策建议</b>
根据30年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成功经验以及今后民营经济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未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趋势作以下基本判断：（1）在充分竞争领域，民营经济的制度优势和绩效优势将保持相当长时间，并可以延伸到非完全竞争行业领域。（2）在垄断领域，依靠独特的国家政策和资源支撑，国有经济仍将处在竞争高位，民营经济面临“挤出效应”，某些领域甚至呈现“国进民退”的趋势。（3）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资本间的重组和融合将更加普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将会是今后民营经济转型突围的一条现实途径。
今后改革的思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导向，遵循“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为突破口，创新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政策体系、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公平竞争机制、要素保障机制、社会化中介服务体系，优化发展环境，拓展发展空间，再创民营经济发展新优势。
（一）着力构建民营经济发展的法律政策运行导向机制。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和“省政府非公经济32条”精神，并建立贯彻落实情况的督查机制。从法律层面加大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建议国家把《乡镇企业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整合，重新制定新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法制化建设。抓紧出台《行业商会法》，将行业协会、商会纳入法制化、规范化发展的轨道。进一步完善私人财产保护制度，完善各种市场环境。鼓励民营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建立授权激励机制，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加强法律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严肃性和实效性。制定出台重大法律法规（特别是涉企的法律法规）前要充分广泛听取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和职工意见，并保持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透明度和连续性。为民营企业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和正确的政策导向。
（二）着力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建立有利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科学评价体系。要建立GDP增长、就业、居民收入提高及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并重的干部政绩和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改革审批制度，积极整合部门监管职能，减少审批环节、规范审批程序。全面推行涉企审批事项办理情况评价制度，建立有行业协会（商会）、民营企业和职工代表参与的政府服务评价和行政问责制。继续取消、暂停或降低涉企收费标准，并逐步实现审批事项“零收费”制度。加快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深化乡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扩权强镇，扩大中心镇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充分激发基层政府和民间的创造性与活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快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与市场信息服务。加强重点困难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动态监测，引导企业建立健全经营危机预警及应对处置机制。
（三）着力推进市场准入公平化。继续深化垄断行业改革，严格审查并清理垄断部门自行设置的市场准入壁垒，进一步降低民间资本准入门槛，鼓励民资参与垄断行业生产经营。放宽民营中小企业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核准、投资者出资方式、经营场所限制和企业集团登记等准入条件，以更低成本激发更多创业主体。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继续对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积极吸引民资进入，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国有企业领导人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和参照的行政待遇，从政治上消除国企和民企不平等政策。
（四）加快推进要素配置市场化。积极推进资金要素供给市场化。支持国有商业银行设立中小企业贷款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度。创立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中小企业银行，强化民营企业融资服务针对性；积极推进民间融资合法化，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建立健全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社区银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出台放贷人条例，设立更多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和再担保公司，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更多渠道和支持。推动民营企业上市融资，探索资产证券化试点。创新金融产品服务,积极开展企业知识产权、林权和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等金融创新试点。推动土地供给市场化配置。改革工业用地公开出让制度，在积极推进土地出让“招拍挂”的同时，大力开展标准产房建设，拓展小企业用地空间；完善节约集约用地的激励机制，实行亩产用地考核，鼓励企业在原有用地建设规划中建造多层厂房，提高容积率，并减免相关规费;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用地历史遗留问题，办好产权证，盘活存量资产；调整土地等级划分范围和标准，适当降低土地使用税标准。完善企业人才社会化服务体系。统一国有、民营企业人才社会保障待遇，取消企业人才档案代理收费事项，设立科学公正的企业人才评价晋升机制。推动煤、电、油等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煤电油价格形成机制，放松政府对垄断经营产品价格的管制，尽可能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积极作用。
（五）着力强化行业协会（商会）服务职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落实行业协会（商会）职能。按照“政府扶持中介，中介服务企业”的思路，大力推进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人员、机构和财务“三脱钩”，确保协会（商会）的“中立性和公信力”; 结合政府职能转变，把政府的一部分技术性、服务性职能委托、强制移交或通过签订协议交给行业协会（商会）来运作。加快行业协会（商会）培育，加强协会内部制度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加大行业协会、商会的培育扶持力度，加强行业协会的内部选举、决策、监督机制建设，充实行业协会专业人才，规范收费及财务管理，推进行业协会运行绩效评估、行业协会地方立法，切实提升行业协会（商会）的代表、协调、服务与自律职能。理顺行业协会（商会）的管理体制。重视、支持工商联组建各类行业性商会，在确保各行业协会（商会）独立行使职能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在各行业性商会运行中的指导和协调作用。
‘伍’ 你认为小米的挑战有哪些 如何应对提出你的建议和设想
开始，5G网络的铺设和5G终端的普及热潮将开始大规模地到来。5G的序幕才刚刚揭开，未来一年里，通信、移动互联网、物联网领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必须积极拥抱这个变化，加大技术投入，尤其重要的是把5G手机的技术成熟度，以及成本控制做好。万物互联时代，手机终端联接更多智能设备，让生活更便捷，成为新的创新方向。早在6年前，小米就启动了“生态链”计划，小米手环、空气净化器、米家电饭煲、扫地机器人等产品在市场牢牢占据领先位置。2018年底，小米推出了“手机＋AIoT”的双引擎战略，加大对智能设备的重视，并将在未来5年投入至少100亿元。目前，小米生态系统中，有超过100家公司专注于智能硬件和生活消费品领域，其中有2家于2018年在美国上市，还有3家小米产业基金投资的企业，近期成功在科创板上市。我们与生态链的合作，形成了健康互利的IoT生态。一方面，生态链企业可以获得小米的技术、供应链、品牌和营销的赋能；另一方面小米“参股而不控股，合作而不排他，帮忙而不添乱”，让初创企业有充分的自主性、积极性和战斗力。相比传统制造业，小米带来了一股新风，软、硬质量两手抓，“好用不好用”也是我们追求的极致。我认为，充分借助互联网的优势，让用户深度参与产品的研发过程，并实时收集他们的反馈，这种良好的互动非常重要。小米的第一轮成功主要靠创新，而坚持下去，需要牢牢把握创新和品质。“感动人心、价格厚道”依然是我们不变的追求。小米的成长进入新阶段，但我认为，当下小米面临的挑战一如创业初期：如何把握时代的机遇。小米不仅要做时代的突围者、见证者，还要顺势而为成为浪潮的翘楚。民营企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源于国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民营企业家应自觉承担更大的历史使命，不负时代、国家、民族的期望，全力以赴打造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一流企业。(来源：《中国企业家》文/梁睿瑶)
‘陆’ 民营经济：如何在困境中突围
刘革新代表：建立完善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体系，进一步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 刘永好代表：民营企业也要加快转变方式，调整结构，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换代 融资难、门槛高，应该破除体制壁垒析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困难和压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融资难；二是行业准入门槛高；三是获取某些资源方面比其他企业困难。新希望（000876）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代表说。 融资难是小微企业面临的最突出瓶颈。有关金融机构最新发布的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显示，2012年第四季度，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意愿有所回落。 面对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体的小微企业，一些银行不愿意提供贷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抵押担保难，贷款风险高。湖北省工商联副主席陈义龙代表说，行业准入也是一道槛。现在一些行业的垄断程度比较高，导致一些民营企业很难有机会进入。 解国家应该破除体制壁垒和政策限制，给予民营经济更多平等创业和发展的机会 ，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国家要抓住，剩下的应该放开、交给市场。陈义龙说。 陈义龙建议，破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性障碍，充分发挥企业、市场和中介组织的作用，把那些政府管不了、不该管的事情交给企业、市场和中介组织。 面对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革新代表建议，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引导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向中小企业倾斜，推动民营金融机构建设，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同时，建立相应的风险资金补偿机制，引导金融、担保机构加大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扶持。 由资本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提高自身破门能力析民营经济起步水平低，规模小，初期发展普遍存在着低水平重复投资、原始积累不足的问题。而且民营企业资金来源较为单一，融资渠道不畅。陈义龙说，民营经济自身存在的问题也牵绊了发展脚步。 代表们认为，让民营经济在垄断行业面前望而却步的，除了政策门槛，更多的是这些行业对资金、技术和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高要求。一些项目投资动辄数百亿上千亿元，相比之下，民间投资主体的实力有限。 大多数民营企业的流动资金紧缺，如果再拿出一部分积累资金投入研发，企业的利润留存就很少了，但没有技术创新，就没有竞争力。陈义龙说。 解2010年，国务院出台新36条，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民营企业不应该只看到玻璃门、弹簧门，应当看到政策在一些领域将越来越开放。而政策放开的这些行业，比如能源基础设施等行业，门槛高是正常的。陈义龙说，企业应该通过自身的结构调整，适应这种政策的变化。 陈义龙认为，民营企业要加快创新，实现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体系转变，改变过度依赖资本驱动的模式，转向依靠创新驱动，从单纯强调规模扩张转向做强、做优企业，提高自身的破门能力。 刘永好建议，面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化新形势，民营企业也要加快转变方式 ，调整结构，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换代。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析目前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还不尽如人意，一个具体表现就是行政审批太多。刘革新说，现在想上一个项目，各个部门都得跑一圈，盖各种审批章，有时候半年过去了，也不一定能办成，市场机遇可能就错过去了。 现在有很多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但实际上还需要更多落实的细则。比如，进一步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发展环境，现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要素的使用依然是国有经济占优势。陈义龙说。 刘革新说：现在有些部门对民营企业的管理意识强，但服务意识不足，致使民营企业不但要做好企业自己的本分，还要承担许多本该由政府提供的服务。 要进一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提供便利的办理机制，为民营经济发展拓宽空间。陈义龙建议，要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提高办事效率，创造高效的服务环境。 刘革新认为，在制定有关行业准入规范时，要更多听取行业协会、商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意见，提高政策的科学性。 解要加强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刘革新建议，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重点培育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加快服务平台的网络建设，为企业创造高效的服务环境。 刘革新建议，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这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突破口之一。
‘柒’ 学术研究生，是导师分配工作，还是分配一个组长来管你，让组长给你分配任务
原则
企业战略管理有助于企业走向成功之路。但是不正确的战略管理有时会适得其反。因此，战略管理要遵循科学的原则。 （一）适应环境原则 来自环境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目标和发展方向。战略的制定一定要注重企业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互动性。 （二）全程管理原则 战略是一个过程，包括战略的制定、实施、控制与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各个阶段互为支持、互为补充的，忽略其中任何一个阶段，企业战略管理都不可能成功。 （三）整体最优原则 战略管理要将企业视为一个整体来处理，要强调整体最优，而不是局部最优。战略管理不强调企业某一个局部或部门的重要性，而是通过制定企业的宗旨、目标来协调各单位、各部门的活动，使他们形成合力。 （四）全员参与原则 由于战略管理是全局性的，并且有一个制定、实施、控制和修订的全过程，所以战略管理绝不仅仅是企业领导和战略管理部门的事，在战略管理的全过程中，企业全体员工都将参与。 （五）反馈修正原则 战略管理管理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大，一般在五年以上。战略的实施过程通常分为多个阶段，因此分步骤的实施整体战略。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环境因素可能会发生变化。此时，企业只有不断的跟踪反馈方能保证战略的适应性。 （六）从外往里原则 卓越的战略制定是从外往里而不是从里往外。
编辑本段特点
企业战略管理是企业在宏观层次通过分析、预测、规划、控制等手段，实现充分利用本企业的人、财、物等资源，以达到优化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企业战略管理是对企业战略的设计、选择、控制和实施，直至达到企业战略总目标的全过程。战略管理涉及企业发展的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问题。诸如企业的经营方向、市场开拓、产品开发、科技发展、机制改革、组织机构改
组、重大技术改造、筹资融资，等等。战略管理的决定权通常由总经理、厂长直接掌握。 企业战略管理具有以下特点： 整体性 企业战略管理的整体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将企业战略看成一个完整的过程来加以管理。 其次，它将企业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企业战略管理强调整体优化，而不是强调企业某一个战略单位或某一个职能部门的重要性。企业战略管理通过制定企业的宗旨、目标、战略和决策来协调企业各个战略经营单位、部门的活动。 长期性 企业战略管理关心的是企业长期、稳定和高速的发展。企业战略管理的时间跨度一般在3年以上，5－10年之内。 权威性 战略管理重视的是企业领导者按照一定程序，对企业重大问题做出抉择并将其付诸实施的过程。企业战略是有效经营的必要前提，要充分发挥战略的整体效益功能，它就必须具有权威性。 环境适应性 企业战略管理重视的是企业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关系，其目的是使企业能够适应、利用环境的变化。企业是与社会不可分割的一个开放的组成部分，它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编辑本段内容
企业战略管理包括战略制订、战略执行、战略控制等过程。 战略制订 1.战略制订的依据： (1)外部环境分析：深入细致分析企业的外部环境是正确制订战略的重要基础，为此，要及时收集和准确把握企业的各种各样的外部环境信息，譬如，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产业发展与调整政策，国家科技发展政策，宏观调控政策，本部门、本行业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顾客(用户)的情况，竞争对手的情况，供应厂家的情况，协作单位的情况，潜在的竞争者的情况，等等。 (2)内部条件分析：分析本企业的人员素质、技术素质和管理素质，产、供、销、人、财、物的现状以及在同行业中的地位，等等，明确本企业的优势和薄弱环节。 2.战略制订的程序：战略制订一般由以下程序组成： (1)明确战略思想； (2)分析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 (3)确定战略宗旨； (4)制定战略目标； (5)弄清战略重点； (6)制订战略对策； (7)进行综合平衡； (8)方案比较及战略评价。 战略执行 为了有效执行企业制订的战略，一方面要 依靠各个层次的组织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同配合和积极工作；另一方面，要通过企业的生产经营综合计划、各种专业计划、预算、具体作业计划等等，去具体实施战略目标。 战略控制 战略控制是将战略执行过程中实际达到目标所取得的成果与预期的战略目标进行比较，评价达标程度，分析其原因；及时采取有力措施纠正偏差，以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 实践表明，推行目标管理是实施战略执行和战略控制的有效方法。 根据市场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调整。建立跟踪监视市场变化的预警系统，对企业发展领域和方向，专业化和多元化选择，产品结构，资本结构和资金筹措方式，规模和效益的优先次序等进行不断的调研和战略重组，使企业的发展始终能够适应市场要求，达到驾驭市场的目的。
编辑本段组成
战略指导思想 战略指导思想是指导战略制订和执行的基本思想。它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市场导向，需求驱动，尽力满足社会需求。随着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运转的轴心不再是国家计划，而应该是市场，企业要围绕市场运转，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千方百计满足市场需求，努力提高市场占有率。 2.依靠品种、质量、成本取胜。适应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企业要改变粗放式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 3.实现系统整体优化。企业是一个由各个方面有机结合而成的复杂系统，要对企业生产经营的诸要素进行优化组合与合理配置，实现系统整体优化，协调和平衡各个局部与局部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相互适应关系，尽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4.善于竞争，优胜劣汰。企业要进入市场竞争体系，适应优胜劣汰的激烈竞争，充分调动和运用自己的各种资源，在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5.长远观点，放眼未来。制订和实施企业战略都必须具有长远观点，切忌急功近利。不断改造内涵，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增强企业后劲。 6.以人为本，依靠全体职工。建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真正体现尊重人、理解人和关心人，充分依靠和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去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是企业在一定的战略期内总体发展的总水平和总任务。它决定了企业在该战略期间的总体发展的主要行动方向，成为企业战略的核心。 确定战略目标要注意以下几点： (1)对象明确。有预期服务的对象，要完成的任务和达到的结果； (2)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对企业预期达到的结果，既有定量指标，又有定性内容。在定量指标方面，有产品产量，净产值，销售收入，新产品开发品种种类，产品质量性能，劳动生产率，利润，其它经济效益指标，技术改造项目，人才培训，职工福利，等等； (3)时间限定清晰，并且保证长、中、短期目标相互衔接协调。 战略重点 战略重点是指企业对于实现战略目标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方面或关键环节。它通常包含两方面的含意；战略优势，战略劣势。 (1)战略优势是指企业在较长时期内，在关系全局经营成败方面拥有强大的实力、丰富的资源和优势地位。 它是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的法宝。优势实力主要指企业在吸引顾客，争夺市场方面具有超过竞争对手的实力，这反映在人力、技术、资金、经营能力等等方面。优势地位主要指企业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处于新兴产业，拥有特许经营权，享有优惠待遇，具有良好形象，等等。企业应该力求建立和发展多种战略优势，形成完备的战略优势系统。 战略优势系统是企业的各种战略优势紧密联系有机结合的整体。优势系统的构成要素，就是各种战略优势，如技术优势，产品优势，质量优势，价格优势，营销优势，等等。优势系统的结构是指系统各个要素相互联系的特征。优势系统的功能是指它在保证竞争取胜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企业要努力保持和增强战略优势，形成良性循环。 (2)战略劣势是指企业在实现战略目标中难免出现的薄弱环节，需要在资金、人力、物资、技术和管理等方面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解决，达到综合平衡，使劣势逐渐转化。 战略对策是指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它包括从属于企业战略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方针、策略和措施等等。战略对策要做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真正落到实处。
编辑本段相关学者
刘冀生、郎咸平、赖伟民、徐二明被公认为中国企业战略管理教学、研究、咨询的四大领军人物，称为“中国企业战略四大天王”。 刘冀生 中国着名企业战略专家，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国家经贸委企业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委员会委员，《中外管理》杂志社编委，山东省济南市政府顾问，国内某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等职。 刘冀生教授还是国家经贸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培训班、全国独立董事培训班、清华大学总裁班的《企业战略管理》课程主讲教授。曾在英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的着名大学访问研究及讲学，截至目前已培养出近150名硕士和博士，在战略管理方面有着精深的造诣，在学术界和企业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影响力。主要着作有《企业经营战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案例》《企业经营学》《中国企业文化——现在与未来》《中小企业经营战略》等。 郎咸平 在大众心目中,郎咸平是位观点鲜明而且具有世界级学术成就、在中国博得极高知名度的大师级学者，有中国经济的“铁榔头”、中国股市的“郎旋风”之称。 郎咸平1956年出生于台湾，父亲是个军人。1986年，他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以创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郎咸平曾经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亚洲开发银行的中国银行改革治理顾问，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 2003年以来，郎咸平把主要精力转向企业战略研究，为企业高管人士进行“公司治理与企业战略”剖析，被称为“中国民营企业教父”。近期在全国举办了多场《金融危机下的中国企业战略突围》讲座，在各地引起轰动。 赖伟民 着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企业商学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企业战略》课题组组长，中国企业联合会特聘专家，清华大学客座教授。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与实践，主持和参与了《GSP系统开发》、《动态经济模型研究》、《制药版ERP的开发与研究》等多个省级、国家级项目。近期发表的《浦东机场怎么回事》、《当危机见底，我们如何布局》、《后危机时代的机遇与战略选择》等文在国内经济学界有较大影响。 赖伟民教授曾经在多家知名企业任高管，有丰富的企业管理实战经验。访问调研了数千家企业，建立了大量的研究模型。并且担任多家企业的管理顾问，实际操刀企业的战略规划、营销策划和制度建设。多年来，赖伟民教授一直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总裁班《企业战略管理》课程主讲教授，全国财务总监、人力资源总监、市场总监、职业经理人等职业资格认证培训班《企业战略管理》课程的主讲专家，并多次在国家银河培训工程、国家653培训工程及各类大型论坛、研讨会担任主讲嘉宾。赖教授在全国演讲授课数千场，学识渊博，实战经验丰富。全国各地十万余名学员在现场接受过赖教授的思想，大量企业家因为参加了赖教授的课程，使自己的企业走出困境，实现财富倍增。赖教授善于把创新性理论思想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和大家一起完成把管理思想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的蜕变过程。 徐二明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第十届校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第三届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北京现代企业研究会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副召集人，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工商管理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商学院院长。 徐二明教授多年从事战略管理、组织理论、国际管理和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研究，主持研究过《制度合法性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关系研究》（70972127）、《创业企业集群中组织场对创新与绩效的影响研究》、《不同行业群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绩效的相关性研究》等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课题、《网络经济下的企业战略管理创新》的国家社科和多项省部级课题。撰写了《企业战略与创新》、《企业战略管理》、《国际企业管理概论》等多部专着与案例集，以及在国内外重要杂志与学术会议上发表过数十篇学术论文，还在《经济日报》撰写过专栏。徐教授曾荣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教育部国家精品课程等多个奖项。 徐二明教授被国内浙江大学等十余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并先后在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at Buffalo）、斯克兰顿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cranton)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Australia)、日本国立九州大学以及香港理工大学任教。
编辑本段战略管理就是从决策到实现的连续过程
安索夫？不认识，甚至根本就没听过。这可不怪你。就像组织决策领域的“大师中的大师” 詹姆斯·马奇一样，安索夫同样属于“墙里开花墙内香”。没错，在战略管理领域，安索夫是当之无愧、世人公认的开山祖师——他率先提出公司战略概念、战略管理概念、战略规划的系统理论、企业竞争优势概念、以及把战略管理与混乱环境联系起来的权变理论。1965年，安索夫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着作《公司战略》问世，首次专题性、明确性地提出了战略管理的主张，“战略管理目的是发展一系列有实用价值的理论和程序, 使经理人能用来经营……商业公司可以凭借这些实用的方法来做出战略决策”，“因此，公司将企业的资源配置到具有最大潜在投资回报的产品市场中去，这就是所谓的企业的战略问题。”随后，安索夫又相继出版《战略管理概念》、《从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战略管理》、《植入战略管理》等系列作品。1979年出版的《战略管理》和1984年出版的《植入战略管理》两书，为战略管理理论提供了一系列实践方法和措施，使他的主张得以有效贯彻和落实。对此，《公司战略》、《从战略计划到战略管理》与《战略管理》被管理学界公认为战略管理的开山之作和必读书。 然而，有着工程数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科背景的安索夫热衷用数学模型和公式来研究问题，把战略管理阐述得像哥德巴赫猜想、纳什均衡博弈论那样复杂难懂，无形中抬高了准入门槛。难怪就连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曾揶揄:“没有人真正知道战略到底是什么。”他自己也承认战略规划是“一种尚不成熟的发明”。安索夫理论上的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让他“高处不胜寒”。以中国为例，前不久才引进出版他的《战略管理》，至今还是唯一的一本。另外，还有陈荣平那本以引介、评述为主的《战略管理鼻祖：伊戈尔·安索夫》。如果以相关图书保有量的标准来看，可以这么说，我们或许远远未能了解安索夫战略管理的微言大义，甚至，还存在严重低估的可能。 例如，我们是否知道，在《战略管理》中安索夫系统地归纳了战略管理的八大要素模式，即：外部环境、战略预算、战略动力、管理能力、权力、权力结构、战略领导和战略行为。他还曾明确地谈到，战略管理的本质是把“公司战略”当成对象和功能来系统地管理。我们是否知道，《战略管理》是对《公司战略》更为深入和全新的补充，如果说《公司战略》首次阐述了战略的概念、操作方法，那么在14年后，《战略管理》则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战略管理”之上。安索夫认为，战略管理是“企业高层管理者为保证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分析，对企业全部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根本性和长远性的规划与指导”。与以往经营管理不同，战略管理是面向未来，动态地、连续地完成从决策到实现的过程。我们还是否知道，安索夫专门设计了一个“环境动荡模型”（许多后来的学者把这一模型称为“战略管理的权变方法”）。在该模型中，环境动荡被分为五个等级，以分别表示五种不同程度的环境动荡。第一等级的动荡是可重复，包括稳定的和可预测的；第二等级是扩张，包括缓慢的和渐变的；第三级是变动，主要指变动加快但仍然是渐变；第四级是不连续，指部分是不连续，但是其他部分仍然是可预测的；第五级是突变，指不连续和不可预测。安索夫从战略、组织、生产和市场营销等不同层面分析了不同等级的环境动荡对组织的影响，以及组织在不同等级动荡中的战略需求。 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安索夫的理论体系过于强调结构完整和确定性，而且正如全球管理界享有盛誉的经理角色学派代表人物明茨伯格所指出的，以固定不变的范式来进行战略管理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些以过去的经验和数据为基础的模型，在当今市场要求多变的情况下不能适用。但是安索夫在《公司战略》、《战略管理》中所展现出的战略管理思想一直受到学界、工商界的重视，且经久不衰，也是不争的事实。安索夫的贡献在于，他首次突破性地提出一套战略管理理论、方法、程序、范式，除了引入管理学术殿堂外，还把它们有效地“植入”到企业家、管理者的头脑中，让他们充分意识到企业的未来需要分析、预测并制订计划，而不仅仅是依据过去的报表做出预算。 有一种说法，在安索夫开创性研究的积极推动下，上世纪70年代初，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中85%建立了战略计划部门。到70年代末，美国从事战略管理咨询的收入高达3亿多美元。这个时期，企业不仅重视计划制定，而且注重计划实施和控制整个过程的管理。这一切标志着战略管理成为独立的企业管理学科登上历史舞台。 不过，安索夫也曾坦诚，运用其理论范式时应注意以下五点：第一，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适用于所有企业的战略程序；第二，控制企业成败的驱动变量蕴藏在企业所在的环境动荡程度之中；第三，要使企业达到它成功的最佳成就，经营战略必须具有一定的进取性，需要根据环境的动荡程度来调整战略；第四，企业成功的另一条件，是企业管理能力能否适应环境变动及时调整；第五，企业内部有认识、心理、社会、政治和人文五个变数在共同发挥作用，这些都会影响企业战略的成败，是实施企业战略过程中的重点管理对象。
编辑本段战略管理过程
战略管理，主要是指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的过程。 一般说来，战略管理包含四个关键要素： 战略分析———了解组织所处的环境和相对竞争地位； 战略选择———战略制定、评价和选择； 战略实施———采取措施发挥战略作用； 战略评价和调整———检验战略的有效性。
编辑本段如何进行企业战略管理
企业在不断的发展，在不断的壮大，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外部环境的，资源的价值和资源的控制力度也就不一样。因此，组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外部条件下，战略，战术是不一样的，企业的战略也会不断的做出调整。道可特投资管理公司专门致力于助推企业腾飞，为企业制定专业的战略管理方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战略分析的主要目的是评价影响企业目前和今后发展的关键因素，并确定在战略选择步骤中的具体影响因素。战略分析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确定企业的使命和目标。它们是企业战略制定和评估的依据。 外部环境分析。战略分析要了解企业所处的环境（包括宏观、微观环境）正在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给企业将带来更多的机会还是更多的威胁。 内部条件分析。战略分析还要了解企业自身所处的相对地位，具有哪些资源以及战略能力；还需要了解与企业有关的利益和相关者的利益期望，在战略制定、评价和实施过程中，这些利益相关者会有哪些反应，这些反应又会对组织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制约。 2.战略分析阶段明确了“企业目前状况”，战略选择阶段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企业走向何处”。 首先需要制定战略选择方案。在制定战略过程中，当然是可供选择的方案越多越好。企业可以从对企业整体目标的保障、对中下层管理人员积极性的发挥以及企业各部门战略方案的协调等多个角度考虑，选择自上而下的方法、自下而上的方法或上下结合的方法来制定战略方案。 第二步是评估战略备选方案。评估备选方案通常使用两个标准：一是考虑选择的战略是否发挥了企业的优势，克服劣势，是否利用了机会，将威胁削弱到最低程度；二是考虑选择的战略能否被企业利益相关者所接受。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并不存在最佳的选择标准，管理层和利益相关团体的价值观和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的选择。此外，对战略的评估最终还要落实到战略收益、风险和可行性分析的财务指标上。 第三步是选择战略。即最终的战略决策，确定准备实施的战略。如果由于用多个指标对多个战略方案的评价产生不一致时，最终的战略选择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方法：（1）根据企业目标选择战略。企业目标是企业使命的具体体现，因而，选择对实现企业目标最有利的战略方案。（2）聘请外部机构。聘请外部咨询专家进行战略选择工作，利用专家们广博和丰富的经验，能够提供较客观的看法。（3）提交上级管理部门审批。对于中下层机构的战略方案，提交上级管理部门能够使最终选择方案更加符合企业整体战略目标。 最后是战略政策和计划。制定有关研究与开发、资本需求和人力资源方面的政策和计划。 3.战略实施就是将战略转化为行动。 主要涉及以下一些问题：如何在企业内部各部门和各层次间分配及使用现有的资源；为了实现企业目标，还需要获得哪些外部资源以及如何使用；为了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需要对组织结构做哪些调整；如何处理可能出现的利益再分配与企业文化的适应问题，如何进行企业文化管理，以保证企业战略的成功实施等等。 4.战略评价就是通过评价企业的经营业绩，审视战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战略调整就是根据企业情况的发展变化，即参照实际的经营事实、变化的经营环境、新的思维和新的机会，及时对所制定的战略进行调整，以保证战略对企业经营管理进行指导的有效性。包括调整公司的战略展望、公司的长期发展方向、公司的目标体系、公司的战略以及公司战略的执行等内容。 企业战略管理的实践表明，战略制定固然重要，战略实施同样重要。一个良好的战略仅是战略成功的前提，有效的企业战略实施才是企业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保证。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没有能完善地制定出合适的战略，但是在战略实施中，能够克服原有战略的不足之处，那也有可能最终导致战略的完善与成功。当然，如果对于一个不完善的战略选择，在实施中又不能将其扭转到正确的轨道上，就只有失败的结果。
‘捌’ 工地记工对于我们农民工来说怎么样
0:00
/ 0:41
经济观察报 记者 田进 “没有工地愿意要我了。”
在工地干了28年的王建东在2021年迎来了职业生涯转折点。即使正值招工热的4月，刚刚年满60岁的他在询问了多个熟悉的工友以及包工头后，得到的反馈都是工地现在不允许招收超龄农民工。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背着编织袋、拖着行李箱返回湖南老家。
返程路上，编织袋一下子将他的记忆拉回到三十几岁的日子。“90年代初，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编织袋就是我所有的行李。那时，绿皮车硬座底下的空间是最好的的位置，那意味着有地方可睡，虽然经常会被踩或踢到。更多时候，只能站在过道上一天一夜被挤的不得动弹，更别说去上厕所。那时能干活也能吃，一顿四五大碗米饭完全没问题”，王建东表示。
二十八年工地生活在王建东身体上留下了许多烙印——手指被厚厚的老茧所覆盖，整体比记者的手指粗壮一半，皮肤呈黝黑色，左右肩膀均被压的扁平，腰大幅度向前佝偻，小腿上附着着好几条突出来的血管。
依靠建筑工这份活，王建东成为村中最早盖起二层小洋楼的那批人。“两个儿子的上学费用、十余万彩礼也都是我挣出来的。从工地退下来后，一家人的大小开支就没办法全仰仗我了。以前，对于农村人而言工地活是个很吃香的职业，现在干工地活的年轻人大多会被相亲对象瞧不起。一天工作下来全身都占满泥灰，吃的是10元10几个菜的自助餐、住的是10人一间集装箱，哪个年轻女孩会喜欢这样的工作呢？”
作为南京某大型建设项目副经理，张祥每年都会见证多位老农民工被迫离开工地。“建筑业现在对安全问题十分重视，项目经常会面临上级检查、政府检查以及项目自查。一旦工地被查到有超龄工人，可能会面临罚款等诸多麻烦。工人年龄等信息都需要一年一次登记审核。”
3月18日开始，多篇关于“建筑业清退令”的文章几度登上微博热搜，一石激起千层浪，超龄农民工的就业与保障问题再次被置于舆论中心。
一名多次参与农民工政策制定的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大龄农民工退出建筑业的热议已经引起上层领导的关注，人社部相关部门以及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正在快速的进行研究和调研。我们也在近期就大龄农民工的专题研究沟通过多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国劳动学会会长杨志明说：“建筑业中农民工占的比重最高，农民工的权益更需要保障。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为中国建筑业和城市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防疫复工中农民工做出世人睹目的成就。”
消失的超龄农民工
对于34岁的钢筋工张言明而言，工地活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2021年3月，他迎来了小儿子出生，同时也迎来了一份新的责任。现在为了兼顾工地与照顾小儿子，他只能选择将10岁的大儿子留在广西老家上学，生活日常由母亲负责，小儿子、妻子与自己共同租住在工地旁。小儿子出生前，妻子负责在工地搅拌水泥。
过去五年，从广西三江、浙江台州再到湖南怀化，他与妻子辗转三地。“人跟项目走。一般一个项目三年建设完成，此后便需要通过熟人寻找新的工地项目。如果中间没衔接上，就意味着一家人的生计没着落。工地活一个月能有8000元左右的收入，对于我这种只有小学文凭的人来说，想不到还有哪种工作能赚这么多钱。”
在十六年的工地生活中，张言明也直观感受到工地管理越来越规范——从前几年开始，进入工地都需要人脸识别，在工地也必须时刻佩戴安全帽，不可以穿拖鞋，工地上也绝对找不到60岁以上的农民工。
记者通过搜索发现，截至目前，仅上海、天津、深圳、泰州、南昌、湖北六地发布政策明确提出对建筑施工行业超龄农民工进行用工规范，包括超龄员工不能从事建筑施工作业，但工地上的其他辅助性岗位如保洁、保安、仓管不受影响。
但记者在多方采访中了解到，在全国多地，工地招收超龄农民工在源头上就已被杜绝。
一家央企下属的某项目安全负责人吴正表示，在一个项目正式施工前，会要求所有工人在平安守护系统中上传身份证、健康状态等信息并审核，每天工人进入工地时也需要人脸识别结果与系统匹配。这样也就杜绝了60岁以上工人进入工地的可能。其次，现在都需要为农民工办理专门银行账户来确保工资的按时发放，超龄农民工也没办法办理此银行账户。对于不允许进工地干重体力活的年龄限制，一些地区是60岁，一些地区是55岁。
即使拒绝超龄农民工进工地，一项不争的事实是，农民工的老龄化现象日渐凸显。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农民工人口总量为28560万人，平均年龄为41.4岁（11年前此数据仅为34岁），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人口占26.4%，这也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十年，将陆续有7540万农民工达到60岁退休线。看向年轻农民工，报告显示，16-30岁的农民工比例也从2016年的31.9%逐年下滑至2020年的22.7%。
上述南京某大型建设项目副经理张祥表示：“现在肉眼可见工地上年轻小伙越来越少，导致项目上农民工越来越缺，人员结构极不均衡。工地上主力基本都是干了十几年工地活的中老年人。工地上负责机械操作的可能还有一些年轻人，但杂工、架子工等工种基本是一个年轻人都难看见。”
因为农民工老龄化等因素，农民工最为集中、风险最高的建筑业的安全管理多次被官方提及。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建设建筑施工安全监管信息系统；2019年人社部、住建部还联合发布《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
吴正表示：“为了保障工人的安全性，工人在完成信息登记与审核后，还需要接受安全教育。包括告知他们桥梁等不同施工场地存在的安全隐患，还会安排消防、高温防护等知识教育。工地也会按国家标准设置多个安全员。对于一些特殊作业，如隧道作业会涉及粉尘污染，在工人进场前项目部会对其进行尘肺病的排查。担心工人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项目部也会安排检查人员定期去工地的集装箱宿舍检查管理。”
当超龄农民工退出工地现象逐渐扩围，王建东认为政策有其合理性，也有不合理性。“如果我们这些老农民工像退休职工有养老金，谁会愿意这么大年纪还在工地上折腾。但同时年纪大了在工地确实容易受伤，工友伤亡的事遇见过太多了，你说怎么可能不担心。我两只手都被钢筋压断过，左小腿被工程车撞伤过。一旦受伤，只能依靠工伤保险的赔偿来支撑家庭收入，肯定没有工地活收入多，还需要人伺候自己。会耽误很多事。”
在政策保障上，2015年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险工作的意见》，提出对未提交按项目参加工伤保险证明的项目，不予核发施工许可证。这也从源头上确保了建筑业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全覆盖。
张祥表示：“现在工地上一般都是购买工程一切险、意外伤害险等险种，这类保险不记名、以项目为单位购买。单个保险最高能赔偿60万左右，所以一般项目部会综合选择买两份保险。并且，超龄工人没办法纳入工伤保险中，一旦超龄工人出事，只能项目部全部赔偿而不是由商业保险赔偿。”
城市融不进，家乡缺保障
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他关于中国最知名的一条预言——影响21世纪世界进程的有两件大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在城市中落户，是61岁王建东未曾做到过的事。但谈起曾经在城市中的工作经历，他语气却一时高昂起来：“广州一个核心区的楼盘我参与修建过，当时售价才四五千/平米，现在听过单价都上十万了。那些有名的房地产公司的项目，我也基本都干过。最喜欢的一次工作经历是体育馆的维护。”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像王建东这样的农民工功不可没。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农民工数仅200万人左右。伴随着城市群建设热潮以及民营经济的快速崛起，1989年农民工数暴增到3000万，短短四年后农民工数更是增长至6200多万，2021年全国农民工数已增长至29251万。在这期间，中国城镇化率也从1991年的26.37%一路上涨至2021年的64.72%。但到202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4.72%）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6.7%）仍相差18.02个百分点。
这也说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没完全跟上城市化步伐。
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看来，户籍制度改革力度还远远不够。2005年，万广华便开始关注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并一直呼吁中国加快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进程（即户籍人口城镇化）。
对于为何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万广华用了一个亲戚的亲身经历来说明。“一位亲戚户籍在江苏农村，在那里，一个服务员岗位月收入2000元不到，如果驱车向东4个小时到上海，工作内容没有任何变化，月收入至少5000元，这是典型的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中外研究均表明，城市的生产力是农村的3—5倍，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取决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
万广华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解释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将近60%，那时农村承载约80%的人口；2021年，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已经降到7%以下，但现在农村常住人口占比仍有35%以上，而户籍人口超过50%，这既不符合经济学原理，也严重阻碍了“共同富裕”进程。
杨志明建议，十四五发展城市多元化的租赁住房市场中，要大力发展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小户型租赁式住房。这样既能改善农民工的住宿条件、也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推进新型城镇化。
对于王建东而言，比融入城市更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更安心的在家乡生活、养老。
2021年，王建东的妻子做了一次腰椎手术，总费用1.8万元，得益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能报销1.2万元，自费部分约为6000元。王建东觉得生病能报销这么多，已经很好了，但是还是尽量不要生病，否则在医院总归要花钱，住院期间，在医院每天光买盒饭都要40多块。
王建东和妻子都没有交过农村居民养老金，王建东说，当地农村居民养老政策是60岁之前，每年交100元，至少要交15年，60岁之后才可以领取农村居民养老金，每个月约200元，村里老人大约只有一半交了这个养老金。“200块现在在农村啥也干不了”，王建东说。
对于养老，王建东还没来得及考虑，他眼看着村里的老人要不就在村里慢慢走着逛逛，要不就在家里看一天电视。他觉得到老了，有碗饭吃就行，“别讨子女嫌弃”，王建东说。
年轻人不愿进厂，老年人进厂难
如今，王建东的妻子每天要骑电动车二十多分钟到市区一家超市做清洁员，一月工资1250元；王建东则在村里帮人修房，一个月能有5000元，但一年最多也只有8个月能有活干。“60多岁，企业都看不起你”，王建东说。如果不做体力活，王建东就只能去干商场保安或者扫地，一个月能有2000元就不错了，难以养活一家人。计算上人情往来，王建东和妻子的开销在2000元左右。
广西驻广州办事处合作交流处处长覃焕焱以广西高龄农民工为例：“每年广西去广东创业务工的农民工超700万，45岁以上农民工占据65%。他们年纪逐渐上涨后找工作确实会面临一些阻碍，更多会选择转岗寻找适合他们的工种。在前些年人力资源比较充足的情况下，制造业企业在产业工人上有更多的选择性。但近几年因为粤港澳大湾区用工荒现象，只要不是特殊工种，企业就不会严格限制工人年龄。”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小康集团董事长张兴海关于“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的建议引发多方讨论。制造业招工难、招年轻工人更难的矛盾从幕后走向台前。
一项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更高。《202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现状调研报告》显示，95后新生代农民工中，80.5%的人拥有中专或高中学历，44.26%的人掌握制造业技能。2021年人社部发布的《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更显示，2020年北京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达50.1%，就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同时，从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大幅提高。
在日常工作接触和调研中，覃焕焱发现：“现在广西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都至少有职业教育背景，会1–2门手艺，因此比较心高气傲，对于服务业相对排斥，更多是以当产业工人为荣，特别倾向于进科技型企业。都是他们挑企业，而不是企业挑他们。”
在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沟通交流中，对于为何不愿意进传统工厂的提问，她得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反馈——服装厂工作太繁琐，对眼力要求比较高且工资水平没有竞争力；鞋厂需要接触胶水，认为不利于身体健康。这也导致服装、制鞋厂“一工难求”。
覃焕焱表示：“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企业，招聘的工人都要求至少是85后。85前的产业工人，在传统工厂可能都做到师傅级、班长级，因为企业的机械化转型，导致他们如果不去学习，就会被产线淘汰。目前来看，主要会分流成三部分——部分农民工会选择转岗做家政等服务业、部分农民工仍选择去还没有机械化转型的传统企业、部分农民工通过学习新技能适应了企业的机械化转型。”
不断迭代的产业，对于农民工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如何保持技能的竞争力，对于农民工，特别是中老年农民工变得更为重要。
2017年，人社部提出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资金用于补贴失业保险职工的职业技能提升。从2020年开始，人社部在全国11个省（区、市）启动职业技能电子培训券试点工作。截至2021年末，全国共发放职业培训券1926.72万张，用券500.72万张。“在服务农民工时，我们非常注重农民工的技能素质提升。每年广西政府都会拿出一大笔经费通过多种渠道征集优秀务工人员并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培训机会，比如说电工、钳工、粤菜师傅、美妆培训。线上线下培训班都有。我们也积极跟很多人力资源机构对接，给予务工人员点对点的专业培训和岗位供给”，覃焕焱表示。
杨志明表示，“十四五”中国将进入高技能人才引领的技工时代。现在劳动力需求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劳动力供给也由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2010年后新增农民工出现下降。中国是个技工大国，技能劳动者超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占技工总量约30%。相较世界上制造业强国高技能人才占50%左右尚有差距。因此，加大农民工技能提升，培养一大批高技能人才是一项重要而且紧迫的战略任务。
（文中吴正、张祥系化名）
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版权合作请致电：【010-60910566-1260】。
田进经济观察报记者
大国资新闻部记者
关注宏观经济以及人社部相关产业政策。擅长细节深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