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经济怎么样

㈠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经济特点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批工矿企业和国民政府迁往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地区，许多金融机构和政府财政机构也随之迁入。内迁的金融机构不仅带来了大量的金融资本内迁，而且带动了后方地区金融业的较快发展；内迁的政府财政机构，面对战时的局面调整了财政税收政策，力图开源节流，对经济事业的投资也集中于后方地区。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和政府财政的实业投资意识进一步提升，金融业与工商业的互动关系也进一步增强，从而为后方工商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资金支撑作用。

一、金融资本的内迁

资金是工矿企业运转和进一步发展的必备因素，厂矿的内迁必然带来资金的内迁。因厂矿内迁而带来的资金内迁，除了厂矿自有资金的内迁外，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大量金融机构及其资金的内移。

战前，西南、西北地区工业落后，社会资金短缺，金融业处于十分薄弱的状态。川、康、滇、黔、陕、甘、宁、青、桂，以及重庆等9省1市，只有20家银行，分支行也只有232所。其中四川省（含重庆）数量较多，有总行13家、分支行110所（包括中央、中国、中国农民、金城、江海5家外地银行的分行）；陕西和广西2省各有2家银行和48、42所分支行，其余各省微乎其微。[1]金融资本也相当薄弱，如云南约为1 000多万元，广西约为1 100万元，就是银行比较集中的四川省的13家总行亦只有1 577.7万元；整个西南地区约5 700万元。[2]

从1938年起，西南地区的金融业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首先是沿海沿江地区的不少银行在西南地区设立总行和分支行。如中国、交通、农民、中央(以下合称“四行”)等国家银行的总行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而内迁。广东、湖南、河北、福建、湖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的省银行，都在重庆设立分支行或办事处。有不少民营银行亦为保全资产和受厂矿内迁的影响，或将总行迁向内地，或在内地增设分支机构，其中重要的银行有：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金城银行、中国国货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南银行、盐业银行、大陆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3]这些内迁银行中，4家国家银行随着总行的内迁，其资本也全部内迁，其余银行虽然没有把全部资本内迁，只是划拨部分资本作为分支行的运营资金，但它们所拥有的资本无疑是它们的后备财力。

其次是西南地区当地的银行业也在内迁银行和厂矿的带动下迅速发展起来。在1938-1940年间，西南5省就新设银行8家、分支行355处。其中，四川176处，重庆45处，云南43处，贵州15处，广西51处，西康25处。[4]到1941年6月，西南和西北后方地区的9省1市已有银行72家，其中当地新设的7家，连此前新设和旧有的共计37家，内迁的约35家。同时，分支行也大幅度增加，新旧合计达到692所，其中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行，设立分支行229所；7家省银行设立分支行268；61家商业银行设立分支行195家。[5]到1945年8月，西南5省的银行业更发展至总行255家、分支行1320所。西南和西北9省的银行业则有总行318家，其中民营银行107家；分支行增至1 641所，其中民营银行的分支行524所，比战前9省的总行数和分支行数分别增加了13.45倍和7.07倍。就包括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河南、绥远、新疆等10省未沦陷地区的整个后方而言，则有总行426家，其中民营银行115家，分支行2 575所，其中民营银行的分支行595所，大大超过战前全国（不包括东北）的164家银行和1 332所分支行。

㈡ 抗战期间物价暴涨有多恐怖

导语：陈诚说，“吃军粮者达七百二十万人”，但“如经核实整编，能有三百万可战部队就很不错。”

抗战八年，大后方法币数量增加了400倍，物价翻了1800倍
众所周知，中国在抗战期间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究其原因，1944年孔祥熙在给美国驻华大使高斯的备忘录中，有所解释：“中国物价上涨之主要原因，系因抗战已七载，军需浩繁，物资日渐缺乏，供应未能适应，加以国际路线阻断，运输困难，国内经济情况，益形艰困。”
孔氏之言乃是实情。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中、华南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就相继沦陷，中国损失了绝大部分工业，以及半数以上的农业。至1942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中国几乎丧失了所有对外交通通道。1944年的进口量比1941年降低78%, 仅为1937年中国总进口量的6%。

①供需失衡，必然导致物价上涨。与此同时，市面上流通的法币急剧增加。七七事变前的1937年6月法币发行总额为14亿元，至1939年4月翻了一番，达28亿元，1941年底增至151亿元，1944年底为1894亿元，到抗战结束时的1945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是5569亿元。

②八年间，法币数量增加了400倍。
在这种情况下，大后方物价水平持续走高。如将1937年上半年大后方的物价指数定为100的话，1939年为213，1941年为1294，1945年则是184455

③。这意味着，八年来后方物价翻了1800多倍。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桂林熟盐在1937年时为0.117元/市斤，1939年涨至0.369元/市斤，约增长了3.15倍。1944年已是32.659元/市斤，相当于1937年的279.14倍。

④通货膨胀问题在战后也没有得到解决，以至1948年某工厂在发薪日要准备堆积如山的法币。

㈢ 抗日战争中中国死伤人数中国直接经济损失多少亿美元中国间接经济损失多少亿美元

根据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结合民国时期人口发展相关指数，对1937年及1945年中国人口实际保有的可能数进行了逆测，并由此做出中国抗战时期人口损失的总体估计：中国抗战期间的直接人口损失累计约为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

直接经济损失（折合当时价位）超过5000亿美元，间接损失不计其数。

PS：损失中包括：政府损失黄金21000吨，民间超过10000吨。文物400余万件（其中书画300余万件、玉石类，金属类，木器类超过100万件），铜矿150万吨，煤炭超过10亿吨，铁矿1.8亿吨，银矿2万吨，银元2.5亿枚，粮食3亿吨，面纱10亿锭，家畜4.8亿只，被毁房屋超过3亿间……

㈣ 抗日战争对当时人民以及人民生活的影响

抗日战争对当时人民以及人民生活的影响：
抗日战争是一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日本侵华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饥荒、人身侵略等构成了人民生活中的林林总总。
（一）战争导致农业水平大幅下降
抗战八年全国经济发生了沧桑巨变。在沦陷区，日军为加强对重庆政权的经济封锁和推行“以战养战”的方针，对农产品及其他物资实行严格的管制，对一些重要物资进行赤裸裸地掠夺和搜刮，使得全国的农业、工商业、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方面均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窒碍。
抗战时期，日本人还先后占领我国金矿要地，把娃金川挖出来的金子制作成金砖，一周左右用军车武装押运走。
抗日战争百姓征兵导致家中缺少劳动力，农业方面粮食产量下降，间接对百姓家庭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比如广西的大批男子开赴前线引起了家中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从而导致农产品产量下降。
(二)日伪政府下多种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在农业政策方面，满洲国垄断粮站，设置交易市场。对老百姓而言，垄断粮站一开始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不良商贩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高盈利商业行为；但统制下的不自由粮食交易，粮食价格过分压低，靠粮食买卖收入弥补不了生活支出，农民甚至弃农。
在学校政策方面，从1942年下班学期开始对在一个食堂吃饭的两个系的学生分细粮与粗粮不同配给（这里的两个系指的是日本学生和中国学生）。
在商人政策方面，政府施行统制政策。如此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开业商店逐年减少，停业的却逐年增加，商人处境不甚乐观。
在税收方面，政府施行高税收。尤其在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后，“满洲国”政府推行国家至上的增税政策。
（三）沦陷中各个行业的运营状况和百姓生活水平
1937年北平沦为日本占领区，在积极生活中日军以北平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和”兵站基地”，侵吞，霸占北平企业，疯狂地掠夺工资资源，是北平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
1938年宣告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连银券禁止银元流通，设立“北支开发株式会社”1940年控制了煤铁、盐、棉花等生活用品的流通。1939年北平发生粮荒，伪政府执行粮食的配给制度。
由于市民的贫困化，最为兴旺的行业为典当行业，据调查，全市有典当行业87家，全年赢利502684元，只有4家亏损，内城越繁华的地段，典当行业越多，这一现象说明北平人民依靠典当来维持生计。
物价飞涨，使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出版家张元济先生1944年给友人限制提到：今年物价增长10倍，小职员、工人、苦力都挣扎在饥饿的线上，我们的生活也非常拮据。
日本对工人实行了残酷的剥削，工资难以维持生计，即使最高工资的工人，温饱也成问题。处于中等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在物价飞涨的时期也难解决一家温饱。小工一般衣不蔽体，居无定所，一旦阴雨天气，久病不愈。北平百姓为填饱肚子，常常在大半夜寒冷的冬季披着棉被去排队，等待着第2天上午买玉米面。有人还冒着生命危险去张家口，宣化换北京一些低价的小米、薯仔等杂粮，春天还有人气挖野菜充饥。
日伪时期北平物资严重匮乏，物价飞涨，市民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卫生无人管理，垃圾日积月累，各街巷与住宅积存垃圾160万吨以上，城内积水横流。北平沦陷后，人口死亡率上升，1943死亡率高达21%出生率急剧下降，从1940年以后一直在10%左右，尤其1944和1955年，分别为5.5%和6.7%。
究其原因，主要是生存条件恶劣，物价飞涨，工资不能维持基本生存，工作环境恶劣。通过上述的物价，工资和生命指数的数据，说明人民在日本的剥夺和欺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㈤ 抗战时期，云南经济并不发达，为何滇军的装备却十分精良

八年全面抗战中，位于西南边陲的云南，总计征兵高达38万人，先后四个整军出征抗日，累计伤亡10万余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参加中央军的云南子弟兵。

而且，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出征抗日的滇军装备精良，战斗力强劲。几乎清一色法式武器的滇军，装备比之大部分抗日军队更为先进，甚至比中央军也丝毫不弱。因此，滇军也成为抗战军队中最为精锐的一批部队。

滇军

第四，来自于其他方面的收入。云南在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处于半独立地位，财政也相对独立，这使得云南的经济相对宽裕。同时，通过实行纸烟专卖、种植贩卖鸦片、对外出口矿藏资源、成立银行、发行新滇币等诸多手段，使得云南的财政收入一直位居全国各省前列。这些财政收入，最终也成为滇军的有力支撑。

㈥ 二战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如何

苏联是二战时期军事实力最强盛的国家,苏联是世界第二工业国,苏德战争初期其GDP达433亿美圆,军队人数任何时期一直维持在600万人以上二战末期达到了鼎盛的1200万人,这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了,二战期间苏联共生产了10.8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但有近7万辆在战争中被击毁,苏联强大的生产能力及时的补充了这些损失

近现代的中国，无论是北洋政府的“黄金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期的“黄金十年”，中国的经济建设虽是略有长进，但经济基本面满目“硬伤”，金融风暴频发，恶性通胀失控。金融史学家洪葭管先生曾总结在近代历史上，旧中国金融风暴就有十次之多。1866年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因世界棉业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潮、1883年因倒账严重爆发的金融风潮、1897年因高息揽存酿成的贴票风潮、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1911年因清朝灭亡政局变更票号集中倒闭、1916年中交停兑风潮、1921年信交风潮、1934－1935年白银风潮、1947年黄金风潮和1948－1949年的法币、金圆券崩溃危机。【洪葭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中国近代金融风潮谈金融危机[N].上海金融报，2008年7月21日。】而发生在解放前国统区的恶性通胀是20世纪出现过的两次最为着名的恶性通胀【另一次则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这两次通货膨胀都被作为恶性通货膨胀的典型例子载入史册。1923年德国的纸币马克流通量达到496×10^18的天文数字，价格指数由1922年1月的100上升到1923年11月的10^13。贺水金：论国民党政府恶性通货膨胀的特征与成因[M].上海经济研究1999(06).67-71.】，1949年解放前国统区金圆券的发行量折合法币高达2，038，374，000，000亿元，上海的物价总指数由1937年6月的100上升为36，366×10^11。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国东部地区工业重地和金融中心步步沦陷；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内战一打又是四年，“黄金时期”和“黄金十年”苦心经营的经济成果统统化作炮灰，新中国是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国家。

㈦ 抗战时日占区的的经济及社会生活、政治等方面如何

经济比别的地区好多了.但是生活很政治常常受侵略者压迫

㈧ 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原因是什么

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原因是什么？
中国经济 经济 中国

㈨ 抗战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情况，影响因素，事件等。

抗战时期中国民族资本受重创，普遍西移，为中国经济的战后重建休养生息。

㈩ 中华民国时期的经济如何

中华民国经济：据约翰·K.张的研究：在1912—194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5.6％；在1923—1936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7％；在1912—1942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4％，但1937－1949年的战争期间，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可能还是显着下降。换而言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实现了8—9％的高速增长。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农业、现代工商业及影响交易效率的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几个部分来说。
一、民国的农村经济
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于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但由于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所以每户土地分割为很小的数块。1910年户均土地为2.62公 顷 ， 1933年为 2.27公顷。民国时土地所有权分布虽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后国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15亩地，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户均拥有50亩以上的耕地，占总耕地的34％。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营并不普遍。
1930年代，50％的农业人口与租佃制有关，30％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以上的佃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分耕地。但是整个民国时代，财产权由于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过和实行而逐渐现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中国传统的佃农的永佃权概念，及地主卖地后永远可以以原价赎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现代土地自由买卖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保持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人口的75％，农业产出占产出的65％。卷入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占人口的6％。
二、民国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
民国时期的农村，虽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但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国内贸易和主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的分工是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
长江流域的丝织业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之间的计件外包制。政府于1929－1930年摆脱了固定的关税额必须偿付战争赔款的束缚，完全获得关税自主权，增加了关税率。30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经济效果是负面的。1930年进口税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1928年盐税统一于全国财政系统，各种苛捐杂税统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3年统一货币，几乎停止使用银两，1935年政府用外汇储备为支持建立起现代化纸币制度，银两完全被禁止用作货币。官方的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交通银行(601328,股吧)，正式发行了纸币，政府开始试行年度预算，税收和财政报告制度都大大改进。现代政府债券制度也于1931－1932年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
国家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大私人银行通过与四大官方银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结等坏资本主义的特色出现。但是与1949年以后的制度相比，私人银行业在民国时期相当自由和发达， 1928－1937年间，共有160家私人现代银行建立，它们拥有1,597个分支机构。现代银行资本从1928年的1.86亿元增至1935年的4.47亿元 ， 存款从11.2亿增至37.8亿元。但由于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政府提供统一战争的军费，用于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设施建设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银行由于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场竞争的规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
现代金融和纸币制度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进分工的演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统一，1928－1937年中央控制的财政收入70％用于统一战争，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达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于1931－1936年间只占国民收入的3.2－6％，大大低于美国政府1929年的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