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政策如何助力实体经济

Ⅰ 国家如何扶持实体店

法律分析：国家扶持实体经济的方法有积极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适度发展虚拟经济、完善监管体系和制度建设。

1、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资产投资和交易的回报就没有坚实的基础，而目前国有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着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等不合理、资本严重固化、缺乏流动性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对行业布局、地区结构以及国家所有制进行调整，努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要使国有资本活起来，在流动中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贡献。

2、应通过政策性扶持、鼓励民间风险投资等多种方式，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以技术商品化为特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促进实体经济的稳步发展，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保证。

3、应当借鉴西方国家金融创新的经验，积极探索虚拟资本的新形式以及虚拟资本交易的新技术，促进实体经济的货币化和资产证券化发展。在增强防范和消除市场投资风险的同时，把开发具有避险和保值功能的各种衍生工具作为虚拟经济创新发展的重点。

4、应加强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风险管理的监督，建立公众监督、舆论监督机制。同时要规范证券市场的操作，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管理，监控金融衍生工具的虚拟和投机。要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虚拟经济各层次的发展，审慎有序地开放金融市场。

法律依据：《关于实施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

第一条 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在《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第二条规定的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二条 对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

Ⅱ 如何科学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经济新常态

一、适应新常态的宏观调控格局正在形成
两年多来，党中央全面认识与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定力的同时主动作为，推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主要特点是：明确政府调控的基本区间，通过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结构调整、激发创新活力等方式，加强经济稳定发展的内在动力。
实施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中央确定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把稳增长、保就业作为区间的下限，把防止通货膨胀作为区间的上限。只要经济运行不滑出合理区间，就保持宏观政策基本稳定，把政策着力点放在定向调控上，有针对性地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在区间调控的思路下，我国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出台结构性减税、普遍性减费、定向再贷款、定向降息和降准等措施，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和中西部地区支持力度，促进了经济的协调较快发展。2014年我国GDP增速为7.4%，季度波幅只有0.2个百分点，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1300万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为2%，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
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和动力。以简政放权为切入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开放，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和作用。围绕投资和生产经营领域，陆续下放行政审批事项，修订政府投资项目核准目录，大幅缩减核准范围。改革商事制度，变先证后照为先照后证，改注册资本实缴制为认缴制，形成了新的创业就业热潮。在此基础上，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等改革，创新投融资机制，推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方式，激发了民间投资积极性。同时，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化改革，积极推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并推陈出新在广东、天津、福建等进行新的试点。开放与改革的相互促进、相互带动，有力地提升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主要包括：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进一步稳定农业发展，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创新财政税收等政策措施，推动电子商务、旅游、养老、健康、文化、体育等服务业发展，拓展居民消费领域；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移动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释放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潜能，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严控工业新增产能，努力化解产能过剩矛盾，同时加强节能减排工作，努力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的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这些措施，把短期宏观调控与中长期发展结合起来，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实现了新常态下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充分认识新常态下稳增长的重要性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经济出现失速，引发就业、财政、金融等领域的剧烈波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既有发展阶段变化的原因，也有短期因素的影响。稳增长已成为新常态下搞好宏观调控的关键和基础。
这是应对周期影响的需要。根据研究，现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仍在7%—8%，但如果忽视周期性因素影响，可能把年度增长率拉低1—2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国际经济的周期影响仍在延续，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且在低位波动，国际贸易增长持续低于经济复苏进程，制约中国的外需和出口；国内房地产市场进入周期性调整，对投资、消费和相关产业发展带来较大冲击；尤其是制造业调整、地方经济转型、环境污染治理等周期同步，都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调控措施对冲周期性因素的影响，短期内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稳定，从长期看也不会背离潜在增长趋势。
这是稳定市场预期的需要。当经济增速出现下行趋势，悲观预期可能会加大下行幅度，使经济滑出正常运行轨道。主要问题是：悲观预期会影响企业投资意愿，使投资者进入收缩、观望状态，并在市场上产生连锁反应。政府出手进行调控，有助于稳定和引导预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特别是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强，民间投资与政府行为关联度高，能否稳定各方面预期，引导市场投资走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绝不能低估和忽视。
这是维持就业稳定的需要。当前我国经济增速下滑，但就业问题还不突出，新增就业人数还在增加。主要原因是：近几年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使产业运行和增长的就业密度提高；同时，也有国有企业维护社会稳定的因素，不少国有工业企业减产不减员，企业内部冗员现象比较普遍。即使这样，每年仍有许多大学生、研究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如果经济增速下滑幅度加大，就业矛盾就可能集中爆发。只有通过改善宏观调控，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才能保持社会就业相对稳定。
这是防范债务、金融风险的需要。经济增速下滑，一方面使企业经营效益下降、负债率上升，亏损企业增多；另一方面使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放缓，收支矛盾显现，地方政府性债务负担加重。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又进一步加大了以上两方面的压力，使产能过剩行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上升。当经济下行超过一定临界点，部分工业企业和地方政府将可能出现偿债违约问题，甚至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较大冲击。从这个角度看，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是防范债务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的重要基础。
这是为调结构、促改革创造有利环境。从长期看，经济增速回落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迫使企业加快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但从短期看，如果增速下行幅度过大，滑出合理区间，各个方面“起火”、“漏雨”的事就会大量增加，企业和政府不得不花很多精力去“救火”、“防漏”，连正常过日子都成问题，哪有能力去调结构、转方式？同时，推进改革必然面临许多新的障碍和困难，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进行支持。因此，促进经济适度增长和有序运行，是有效推动调结构、转方式的必备条件，也是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的基本环境。
三、着力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围绕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特点，针对新时期的新问题、新矛盾，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更好地把化解短期矛盾与解决中长期问题结合起来，在应对挑战中抓住新的发展机遇，推动经济行稳致远。
坚持面向经济新常态确定增长预期目标。在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难点在于如何确定一个兼顾各方面的增长预期目标，使其与就业、通胀、国际收支等目标相适应。这一增长预期目标，包括年度目标和五年规划目标，既要顺应发展阶段转变的趋势，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动力的转换；又要体现反周期特点，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当前，创新宏观调控思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学确定并适时调整增长预期目标，加强预期目标对市场微观主体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导向作用。
坚持以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为目标实施宏观政策。新常态下的宏观政策，要针对经济运行中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状况，把化解总量矛盾与解决结构问题结合起来，从改善产业、城乡、区域等结构问题入手拓展市场空间，增强供给对需求的引导、带动作用，实现以调结构促进稳增长的效果。财政政策要保持积极有效的取向，在推进结构性减税的同时扩大薄弱环节投资，增加交通、水利、能源、生态环保、社会事业等投资，特别是加快中西部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带动效应。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灵活的取向，释放积极有效信号，改变市场通缩预期，扭转需求收缩的趋势。灵活运用数量型、价格型政策工具，做好预调微调，促进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增长，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矛盾，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发展。同时，加大金融监管力度，着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坚持依靠深化改革提升发展活力和动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使新常态下的改革更好地为发展服务。一是搞活民间投资。深化对内外资的开放举措，全面改善社会投资环境，掀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激发经济内生动力。二是搞活金融机制。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扩大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提高民间股权基金、产业基金比例，为实体经济注入新活力。三是搞活城乡关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试点，多措并举破解建设资金难题，加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带动城乡协调发展。四是搞活国有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国有资产管理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发展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投资公司，带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提升国有经济的活力和效率。
坚持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力转换。保持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加快增长动力的转换。积极有效推进结构调整，在稳外需基础上扩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和增速，促进长期消费率稳步上升；在稳农业基础上推动工业和服务业发展，使工业保持中高速稳定增长，促进工业和服务业协调运行，持续提高服务业比重。以加快增长动力转换为目标，推进企业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各种新兴业态，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中高端技术应用、中高端产业扩大和中高端经济发展，加快经济增长以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进程。

Ⅲ 财税政策如何发挥应有作用

财税政策的作用包括：

1、税收政策具有乘数作用。税收乘数是指由于税收政策引起的国民经济变化量同税收变化量之间的比率。由于政府征税会造成纳税人的经济负担，税收对于国民收入而言是一种收缩的力量。
2、税收政策具有个人收入调节作用。税收的个人收入调节效应是指，政府按照社会公平原则要求，改变和调整个人收入的市场分配结果，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3、税收政策具有自动稳定器作用。税收政策的自动稳定器效应是指，在既定的税收政策下，累进的税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动进行逆向经济调节，以减缓经济的波动。
4、财税政策具有控制赤字、增收节支、推进改革、调整结构的作用。

Ⅳ 经济发展的税收建议

税收来源于经济，又服务于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单元，实体企业与税收相生相伴，相互作用，构成经济发展共同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经济效益，关心的是税负的轻重；税收追求管理效能，关心的税收了多少。当前，我国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经济主体多元化，经济税收效益不尽相同。近几年来，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实体经济面临困难较多，企业感到税负偏重，要求减轻税收负担的呼声很高；国家也出台了系列减税降费优惠政策，尤其是“营改增”政策，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税负，但企业对减税降负仍有预期。

究其原因，税收优惠政策制定与执行存在问题。一是“挤牙膏”式的政策出台，使政策效果打折。近几年财税部门多次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优惠力度，其目的是为减轻企业负担。但事实上，这种“挤牙膏”式的政策调整，会使政策刺激力度在打折扣。同时，税务机关为执行调整后的政策，要调整征管系统，培训机关税务人员，增加征管成本。二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成本较高。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前提条件是要有相对完善的财务核算制度，但部门企业财务并不健全，没有完善的财务核算制度，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还需要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帮助整理或编制相关财务信息，增加了纳税遵从成本。很多企业放弃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三是税收优惠政策引起企业间税负不公平。

首先，增值税起征点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合理，导致企业间税负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临界点附近的纳税人税负差距较大。根据国家相关税收政策，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含3万元）的，免征增值税。因此，月销售额为30000元的纳税人由于未超过起征点，可全额免税，而月销售额为30001元的纳税人因超过起征点，则要按相应税率全额纳税。其次，不同组织类型适用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导致企业间税负不公平。这种不公平表现在所得税方面。按照我国现行所得税政策，实行查账征收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按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且没有税收优惠，与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存在较大差异。经测算，当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7500元时，个人所得税税额低于企业所得税税额；当应纳税所得额高于37500元时，个人所得税税额高于企业所得税税额。四是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的力度不大。按现行税收政策，企业能否采用加速折旧，应判定其是否属于小型微利企业，即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应超过30万元。但在计算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时，固定资产是否加速折旧会对其产生影响。年应纳税所得额与加速折旧政策之间相互影响，不便于企业财务核算和纳税申报。同时，也会影响政策的惠及范围和执行效果。

针对实体企业发展中存在的税收问题，笔者建议：

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一是在政策制定方面，加大减税力度，并争取能够一步到位，尽量减少政策的调整频率。二是从当前小微企业会计核算水平及税收征管的现实出发，适当降低对小微企业财务核算的要求，减少小微企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成本。三是进一步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一般纳税人在政策、征管和服务方面的标准，统筹考虑自然人和法人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四是针对增值税起征点临界值附近的纳税人税负差距较大问题，可将起征点改为免征额。对月销售额未达到一定数额的不征税。五是加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的力度。在预缴企业所得税时，不考虑年应纳税所得额是否超过30万元，企业只要符合小微企业在行业、资产总额、从业人数方面的其他标准，就允许享受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若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后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则不作纳税调整；若超过30万元，则不能享受加速折旧优惠，需要就加速折旧的部分调增年应纳税所得额。

严格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一是加强减免税政策宣传和政策执行到位。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辅导机制，加大对纳税人和全社会的普及宣传力度，有效规范和提高纳税人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程度和减免税核算水平。同时，做好回访服务。对享受税收优惠的纳税人，无论是报批类，还是备案类，实行定期回访制度,提供优质服务，了解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及时解决优惠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二是严格执法，落实减免税执法责任和监督。大力完善减免税公示机制，加强减免税的社会监督，对减免税事项及时进行公示，通过社会监督来有效提高减免税审批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审批工作的公开度、透明度，促进减免税管理的公平、公正、公开、和谐局面的逐步形成。着力抓好一案双查工作，对于稽查部门在进行税务稽查的同时，重点检查享受减免税的纳税人是否按规定的程序报批或备案，资料是否齐全进行严格的检查。纪检监察部门对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擅自减免税违纪行为进行检查，管理员有违纪行为的坚决查处，加大税收违法案件一案双查力度，确保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依法加强税收优惠政策的全程管理。

建立并完善银税联动征信系统。完善的小微企业征信系统是市场识别优质小微企业的重要保障。加快建立并完善银税联动征信系统，可以降低小微企业参与市场融资的门槛，减少融资成本。银税联动征信系统可以将企业的纳税情况与贷款额度结合起来，如果其小微企业能够按照规定按时、足额缴纳税款，则该企业的信用较好，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适度调整该企业的信用额度。另外，纳税额度越高的小微企业相应也可以获得更高额度的贷款。

Ⅳ 从公司法角度谈如何振兴实体经济

振兴我国实体经济需采取以下八大举措。
第一，切实保护产权，培育企业家精神，稳定企业家的市场信心和预期。
切实保护产权，特别是保护企业家财产权，保护企业家，使他们发挥出聪明才干，带领企业更好发展，对扩大民间资本投资、提升实体经济发展后劲意义重大。为此，应在全社会培育和形成爱护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的良好社会氛围，从法律上充分肯定企业家的贡献，保护产权，重视法制，建立健全正面褒扬、超额激励成功企业家的长效机制，助力实体经济再创辉煌、再攀高峰。特别是，要积极引导企业家提升创新发展能力，聚焦于技术研发，加快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提供新供给、改善供给质量和结构。
第二，提高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的“脱实向虚”问题。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近些年我国却出现了部分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严重干扰了实体企业的健康发展、扭曲了资源配置、加剧了产业空心化风险、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乃至拖累经济发展。
资本为什么会脱实向虚？根本原因在于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太低。随着我国进入新常态阶段，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深化，实际融资成本逐渐上升或维持高位的同时，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逐步下行。资料显示，2015年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利润率已经降至5.59%，低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与实体经济步入疲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业的平均净利润达到30%，房地产业利润也很丰厚。利润率差异如此之悬殊，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企业不愿意投资和经营实业，更愿意投资和经营金融与房地产业；另一方面，金融业甚至房地产业也愿意把大量的资金配置到收益率更高的信托、证券、保险等虚拟部门，而对实体投资意愿不强，由此就陷入“实体经济不实（实体经济的产业部门生产率低下），虚拟经济太虚（金融脱离实体经济，泡沫化成分高）”的恶性循环。
因此，无论是从根本上化解我国金融风险角度考虑，还是着眼于大力振兴实体经济、避免产业“空心化”趋势，都必须加快供给侧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在中长期内努力提升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使其重新攀升到资金成本以上，以持续稳健的经济增长来从本质上降低金融风险、化解各个领域的潜在金融风险。
具体而言，提升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的改革措施包括：尽快出台振兴实体经济的长期战略规划，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促进投资增加，防止资本过度流向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继续简政放权，提升政府效率，消除行政垄断，打破各种玻璃门、弹簧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民间资本释放更多的事业基金领域的投资机会，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使市场真正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负担，逐步降低企业承担的各种制度性交易成本；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编制可靠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关系，重构激励相容、监督有力的财政体制。
第三，降低实体经济发展成本，激发企业活力，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增强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既是短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提高资本回报率的关键所在，更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实现我国经济提质增效、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层面的长期战略性举措，降成本不应局限于简单意义上的减少成本，而应更加注重从根本上建立科学合理的成本形成机制，促进企业在合理成本负担的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成本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改革不到位、创新不足，因此降成本的实质就是改革与创新。只有走改革与创新之路，才能逐步建立健全我国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降低的长效机制。
为此，从成本构成的角度看，应通过改革与创新的办法，降低企业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包括进一步加大清费减税力度，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宏观税负；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推动金融“脱虚入实”，从根本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人工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由高房价带来的土地租赁成本、用能成本、物流成本，以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四，深入推进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核心加快产业优化升级，重点推动制造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是提升产业劳动生产率，只有提升产业劳动生产率，才能加快产业升级并带动经济高质量增长。为此，一方面，在稳定并适当提升现代服务业比重的同时，高度重视提升其劳动生产率，以更好地满足消费升级和服务业全球化竞争要求，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动力和空间。
另一方面，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提升是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环节。技术创新需要更多体制激励、市场激励，而不是政府直接干预。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在于完善制度和加强监管。因此，在技术创新上政府应加强激励性制度设计，建立更为严格的管制标准，推动企业技术设备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再通过减税、上市等市场方式激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
对于制造业而言，结构优化是制造业科学发展的主线，制造业产业升级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大力振兴实体经济的主要途径。为此，要通过化解产能过剩与创新驱动两端发力，实现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不断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促进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优化制造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未雨绸缪，坚决防止低水平、高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的发生。
第五，推进两化深度融合，助力实体经济迈向中高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制造业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制造业整体竞争力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水平也较低，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我国制造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是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未来各国打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抢占未来制高点的根本途径。
当今世界，国际产业格局面临重大调整，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围绕抢占制造业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愈演愈烈；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供给结构优化需求迫切，工业领域信息安全角势日益严峻，这些大的背景为未来两化融合发展迎来了新空间，对两化融合发展提出新需求，也给两化融合发展带来新支撑。同时，两化融合的深度推进，也为制造业的创新与发展创造了契机，制造业需要抓住机会对自身发展模式进行改进和创新。
未来振兴实体经济，特别是振兴制造业，要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基础能力和竞争能力为目的，以两化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瞄准技术前沿，把握产业变革方向，围绕重点领域，优化政策组合，促进制造业朝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发展，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性跨越。
要坚持把智能制造作为制造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在智能制造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引领带动制造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和结构优化；通过培育新动能和改造提升传统动能的“双引擎”，推动制造业两化深度融合，实现制造业结构优化；实施“互联网+ 制造业”，促进生产发展方式创新；增强载体平台对两化融合发展的支撑力；激发企业主体活力提升两化融合水平；强化行政力度完善两化融合的体制机制。
第六，积极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服务业有效供给，释放服务业改革红利。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还存在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服务质量不高和企业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面临巨大困难和制约因素。未来服务业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关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质量，关乎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因此，要高度重视服务业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问题为导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着力点，着力解决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加快推进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加服务业有效供给为目的，在以下几个方面着重发力：深化服务领域改革，着力打破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打破服务业领域行业垄断和行政壁垒，适度放松部分服务业领域行业管制，营造法治化经商环境，优化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顺应产业融合、分工深化细化和消费升级变化的要求，从突破关键环节、提升价值链、供应链入手，通过与工业互动、体制创新和服务创新，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实现服务业创新发展；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进一步完善服务业发展的财税、金融和土地等政策体系，优化服务业政策供给，增强服务业发展动力，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协调服务业与第二产业的共生关系，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
第七，对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顶层设计，充分发挥人才在振兴实体经济中的引领作用。
建设制造业和服务业强国，与欧美发达国家抢占未来实体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关键与核心是培养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专业化人才队伍。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队伍建设中，还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薄弱环节，例如，制造业和服务业人才的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企业在人才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实体经济一线员工特别是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整体偏低、上升通道不畅，等等。
为此，要以未来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和问题为导向，对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顶层设计，不断提高人才队伍素质，为实现实体经济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人才保障。要全方位构建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育体系，全领域进行人才供给改革，全过程推进教育教学创新，全角度加强人才激励机制建设。建立鼓励科研工作的长效机制，完善激励创造性劳动的制度，使各类创新型、创造型人才能够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收入。大幅度提高创造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完善科研人员的薪酬制度。
第八，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为实体经济振兴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政策支持是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保证。未来应根据实体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特点和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相应的优惠政策，加强产业政策与财税、金融、投资、贸易、土地、环保政策的协调性、实用性，特别是增强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靶向性功能作用。
政府要适当减少对实体经济的各类资源征收，这主要表现为对相关税收、强制性的“五险一金”及其他各类行政性收费的减少或免除，以增强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内源融资能力。与此同时，在坚持对实体经济施行“轻徭薄赋”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在金融政策方面，要进一步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实体经济的资源注入，以解决实体经济发展的外源融资问题。

Ⅵ 减税降负能让实体经济更稳步前行吗

自2018年5月1日增值税三项改革措施实施至今，实体经济受益明显。据国家税务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测算，以制造业为例，税率调整后，制造业年减税规模超过所有行业总减税规模的三分之一，企业税负有效降低。

减税降负，有利于实体经济从供给侧发力。利用税率下降等增值税改革释放的减税红利，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企业得以有充沛的现金流，来支持企业改进生产工艺、丰富产品款式、提升产品品质，同时降低产品价格以扩大销量，从供给端释放“提质”和“降价”双重利好，消费者也因此获得实惠，形成供需两端双受益的良性循环。

减税降负，为实体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赋能”。增值税改革推进减税降负，不仅仅是当下实体经济的迫切需要，同时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利用减税降负释放的红利，企业可以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更坚定地走创新驱动之路。特别是，传统企业可以尽快与智能化、数字化等新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技术实现自我的提升和改造，从而凤凰涅槃、转型升级。

来源：新华网

Ⅶ 财税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所以对全球实体经济开始造成严重影响。世界经济的急剧动荡虽然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相对较小,但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已经开始显现,经济增速连续五个季度减缓,2008年GDP增速从一季度的10.6%下滑到三季度的9%。 放松宏观调控、扩张内需都是应对突发危机、熨平经济周期的短期对策,在经济学上也属于短期调节措施,其中的某些政策,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目标相抵牾。在采取短期对策应对危机时,不能忘记所面对的长期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任务。 二、面对新形势,财税政策大有可为 (一)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拉动作用 财政支出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结构和质量。财政支出结构是指各类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反映了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构成与程度,其对市场经济运行、经济增长结构的影响可能超过财政支出总量。 财政支出方向调整对于转型期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特殊意义。在经济转型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发展方式问题无法完全依靠尚不成熟的市场自身来熨平。因此,发挥政府之手来化解发展方式落后与市场失灵不可或缺。 (二)通胀过后为了防止经济“硬着陆”,财税政策可相机抉择 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保有压。也就是说,要进一步弱化或减少政府直接或间接参与的建设性投资的支出,严格控制“人、车、会和网络、招待”等支出增长。 (三)促控并重的财税政策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利用限制性财税政策,把“外部性成本”纳入价格中,有效地克服环境保护中负外部性问题。以鼓励性财税政策倡导节能,支持技术创新。 三、实现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财税政策选择 (一)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 这不仅有助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能有效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增长。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比例,加快人力资本培育。加大对卫生、社保、贫困补贴等的支出比例,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消费不振的问题。 (二)应对经济增长放缓,积极探索减税机制,使税制能够随经济周期波动而伸缩有度 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有效刺激消费,建议在税制方面进行如下调整:计算工薪个人所得税时,可以按照税收指数化原则,取消全国“一刀切”的税前扣除额的规定,各个地方可根据本地生活费用指数(物价上涨指数)适当调整扣除标准,以应对通胀对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冲击,消除通胀对实际应纳税额的影响。企业所得税合并后,仍然面临后续改革。与新法相配套的一些优惠目录、操作程序应尽快出台,以便于实际掌握和执行。 (三)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促控并重的作用,通过建立约束与鼓励相结合的有效机制,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1、提高环保收费标准,建立健全环保税制 关于建立健全环保税制。要从源头上加大企业使用资源的成本,倒逼企业转变增长方式。一是要完善现行的资源税:二是要开征环保税:长期以来,我国是通过环保收费来解决环境的综合治理问题的,但借鉴国外经验,今后可以考虑通过法律形式适时环境保护税。 2、以节能创新为导向完善现行的财税政策 利用财税政策促进节能社会的建立,要求对现行的财税政策体系进行一定的调整和优化。 从财政角度看。今后一个时期,中央财政投入支持节能降耗的重点包括:对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给予支持,采取按企业节能技术改造后实际取得的节能量给予奖励,多节能,多奖励;建立落后产能退出机制,支持关闭淘汰高耗能和高污染企业,中央财政将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按关停后的实际节能减排量,通过转移支付给予适当补助和奖励;支持建立能效标准、标识制度;通过中央财政设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源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从税收角度看。根据《节能产品目录》,对生产和使用列入目录内的节能产品和设备给于一定的税收优惠:二是研究制定节能技术和产品推广使用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从事节能技术开发、转让、咨询等业务取得的收入,给予减征或免征营业税的优惠;三是对符合一定条件的节能环保型汽车给予是党的消费税或车辆购置税的优惠;四是对生产节能产品(设备)或从事环保项目,并符合一定标准的生产企业,在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方面,可考虑给予一定的优惠。

Ⅷ 政府靠什么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政府目前对实体经济支持政策：
一是完善小麦、稻谷等最低收购价和玉米、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
二是加快下达拨付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合理调节流动性水平，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和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三是要进一步简政放权，着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四是继续推进财税、金融、价格、科技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
五是支持企业设备更新和研发创新，加快中西部铁路、清洁能源等重点工程建设。
六是要继续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抓紧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七是要加强就业社保等民生重点工作，完善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各项政策。
八是更好运用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出台促进信息、旅游、体育、养老、健康服务业以及职业教育等领域发展的若干政策，促进居民扩大消费。

Ⅸ 如何解读最近都在讨论“扶持实体经济发展”

众所周知，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主要是靠央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部门的优惠财税政策共同产生协同效应的结果。而目前在我国，央行与财政的协同效应没有完全发挥好，表现在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均衡点一直没有找到，在实施或落实支持实体经济政策上出现的“多龙治水”格局一直没有被打破，政策权力分散化倾向明显，难以形成统一的合力，政策效力甚至出现相互抵消局面，大大削弱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能力。
而且更让人不理解的是，这种现象不是现在才发生的，以前一直存在；这个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确实会对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整体政策效力带来不利影响，这个问题应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也确实该对导致互怼的原因进行认真反思的时候了。
而且还要看到，尽管两者之争最突出表现是如何为搞好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上，央行是释放流动性通过增加信贷供给、降低贷款利率、减轻实体经济成本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财政部门是将国务院相关财税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扩大优惠税减免范围、并将营改增试点向全国推广等，让实体经济直接减轻税费负担，以便轻装上阵，减轻经营负担和压力。
可见，两者的目的都是让实体经济享受到“阳光雨露”，为破解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创造条件，让实体经济真正走出经营困境，恢复生机和活力，两者的本意是好的，都是无可厚非的。
事实上两部门也是这么做的， 央行近年来为缓解实体经济融资困局，在货币政府操作上确实殚精竭虑，把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发挥到了极致的水平，多次降准降息，还有逆回购操作、短期便利借贷等的使用，对支持实体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财政部门近年也不断扩大小额纳税人的免征范围，提高纳税起征点，推广营改增全面试点，以及最近国务院出台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五项措施，将破解实体经济融资困局向前推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