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哪些新机遇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人民深深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第三，“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虽然到2014年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第四，“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量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第五，“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第六，“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第七，“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破1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当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机遇，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Ⅱ 急求：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
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相关系:
通过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在解决失业问题时所采取的一种重要手段。联合国开发署将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增长率的关系划分为四种类型：
一是高经济增长、就业机会扩大类型；
二是高经济增长、低就业或无就业类型；
三是经济增长率下降，就业机会下降类型；
四是经济增长率下降、就业机会有所扩大。
根据国内的一些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基本上属第一种类型，即经济在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态势下，就业机会是不断扩大的。
Ⅲ 中国的下个经济增长点在哪里
中国的经济不缺增长点，但在先今比较严峻的形势下，我国将重点通过创新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培育新增长点。
一是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加快产业有序转移，引导产业集聚发展，避免产业在空间上的简单平移；
二是以增强核心竞争力为重点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以工业机器人、轨道交通装备、高端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新能源汽车、现代农业机械、高端医疗器械和药品等领域为重点，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三是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支持云计算与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工业设计、融资租赁等生产性服务业。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思维，打造发展空间新格局，中国经济还将呈现更多新增长点。明年我国将培育壮大“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新的经济增长极和支撑带，整合建立统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推进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促进沿线地区互联互通、协调发展。
Ⅳ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高质量发展是发展经济学核心概念。高质量发展也叫经济高质量发展，真正的经济发展都是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数据精确、营商环境优化、产品质量保证、资源精准对接与优化配置的增长方式，是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创新高效节能环保高附加值的增长方式，是智慧经济为主导、高附加值为核心、质量主导数量、GDP无水分、使经济总量成为有效经济总量、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
高质量发展是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的新表述，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2018年3月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深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9方面的部署，都围绕着高质量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更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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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下一个经济增长点是什么
每个国家增长点不一样的 因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信息产业对有些国家来说是个增长点 但对另一些国家来说根本谈不上信息产业 当一个国家发展到接近穷途末路的时候才会有新的增长点出现 就中国来说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我觉得中国的新的增长点应该在农村、农业。下一个增长点也必须在农村，这不仅是经济发展上的要求 也是政治稳定的需要 因为现在农村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比较快 而经济发展水平仍受城乡二元体制束缚 农民收入提高困难 如果不解决农村发展问题 社会稳定会受到影响
个人观点
股市的话我比较看好钢铁和能源板块。
一种能让人产生前所未有的兴趣的的话，我觉得是学习经济学。
既将成为时尚的、能推动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兴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是新能源的开发利用。
Ⅵ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哪里
纵观全球经济的暗淡前景，中国在2012年也很难不受到波及和影响。期望中国拯救衰退的世界经济不但不可能，而且与中国本身的经济实力不吻合。中国也必须更加认真地审视未来十年的发展如何告别过去赖以高速发展的模式。香港大学的刘宁荣博士认为，在世界经济版图重组的此时，依靠稳定推进的城市化以及民营企业的扩张，中国能在未来寻得继续前行的路径。 2011年岁末世界经济版图发生了又一次巨变，巴西的经济总量赶超了英国，这是继中国在2010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新兴经济国家再次在世界经济版图中将老牌经济大国击败，而世界十强中已包括了金砖原有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因此西方七大工业国G7已经寿终正寝。因为原有的工业大国不仅不能解决现有的经济危机困境，而且它们本身就是这场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 然而因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而诞生的G20也同样无力，G20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产物，自然无法在全球经济的战略层面赋予任何全新的意义。它既无任何实际左右全球经济方向的能力，也无任何改变现有世界经济秩序的权力。构筑太平洋两岸的“中美国”的G2幻想也只能是胎死腹中，因为现有经济超强和崛起经济超强之间现实的矛盾和过多的猜疑。 中国发展模式必须改变 中国已越来越难以依赖出口来刺激的经济增长模式，它不单是在政治层面上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也由于欧美自身的经济困境使得中国的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改变。 2012年的世界经济的整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挑战性，越来越多的国家都会采取更加保护的贸易政策，而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趋于自扫门前雪。这一情形还因两个传统经济大国美国和法国面临大选而更加严重，中国无疑会再次成为西方政客们最容易和最方便的攻击对象。因此中国已越来越难以依赖出口来刺激的经济增长模式，它不单是在政治层面上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也由于欧美自身的经济困境使得中国的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改变。 更大的困境则是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实施得罪民众的紧缩政策，甚至没有太多的民众愿意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美国人依旧不喜欢存钱，欧洲人依旧喜欢花钱，中国人则依旧喜欢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但是这一成不变的模式已经失效，美国的两次量化宽松没有带来就业市场上的根本变化。而中国大规模的银行借贷虽然确保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逆境下没有受到震荡，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以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会失效，而中国刺激经济所投放的资金总量，如以GDP的比例来核算实际是美国的两倍。 除了银行系统潜在的危机，疲软的房地产市场扭曲了资金分配并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失衡。而在政治层面上2012年类似“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不会就此退下舞台，且可能更为严重和更为激烈，即便类似中东的血腥革命不再发生。这就注定了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力。 绿色革命、绿色经济和绿色城镇 减少城乡差别使得中国的七亿农村人口获得更大的消费能力，政府还必须尽可能地缩小城乡居民在享有公民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差距。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隐忧无疑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刚性消费需求正在减弱。但所幸的是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正在不断减少。中国贸易出超所占GDP的比重也在减低，2007年中国的贸易出超约等于当年GDP总额的10%，但是到了2010年已经减少到了5%，而2011年则有可能减少到3.5%。依照目前的世界经济状况，中国的出口势头在2012年将会继续减弱。一方面，这对中国是件好事，使得中国经济受到外围经济影响的面要变小;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过去30年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必须寻找全新的动力。 创新无疑是中国企业在未来十年增强竞争力的不二法门，虽然中国在品牌创新上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技术创新是中国最有可能领先它国的领域，如中国在新能源技术上的开发在许多方面都比美国走在前列。虽然中国的高铁出了事故，但是中国的高铁技术现在也领军世界各国。因此政府应全力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而绿色技术和绿色革命应是最有潜力的领域。 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则是赶上了末班车，并因此为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二十年中注入了动力，中国必须在新能源为核心的绿色革命中遥遥领先，这不仅能为中国的技术创新打开一条出路，而且还能因此改变中国经济的粗放型发展之路，并借此告别中国高增长、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的发展模式。中国政府希望在2015年实现新兴工业对GDP的贡献可以从2010年的4%上升到8%。 而绿色革命可以在中国目前的城镇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的城镇化被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称为21世纪全球经济的最重要事件，城镇化可以拉动中国的内需，同时绿色城镇将能帮助绿色技术提供市场。目前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体现在中国农村，一半多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的支出都不到城镇的1/3。根据官方的数字，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00年时为36.2%，而到了2010年则达到了47.5%。虽然这组数字含有水分，但是，即使按照偏高的城镇化率，中国的城镇化之路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因此如果可以将绿色城镇化作为2012年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将从多方面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一，改变以往不重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二，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新动力，改变中国的经济发展架构;第三，减低经济发展中对资源的过度依赖;第四，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创建更加平等的社会。 减少城乡差别使得中国的七亿农村人口获得更大的消费能力，政府还必须尽可能地缩小城乡居民在享有公民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差距。至今我们在教育上的支出依旧没有达到GDP的4%，与全球5%的平均数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只有中国百姓不会将大量的储蓄用于教育、医疗、及养老，他们才有可能拿出钱来拉动中国的内部消费。中国的内需只占GDP的36.6%，与美国的70%有很大的差距，与日本的57.6%和印度的57.2%也有不小距离。 民企的扩张和中国的张力 尽管目前从国内到国际看衰中国经济前景和唱空中国的大有人在，但是我们应有信心：中国可以在未来十年寻找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动力来自中国的民营企业。过去几年里民企面临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发展困境，这一方面离不开国际大环境，由于金融危机造成了相当多一批以出口加工为主的民企首当其冲，人民币的升值又造成了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国企的垄断地位置民企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且相当多的行业属于民企不可进入的领域。内部的国进民退，外部的金融危机使得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过去三十年民营企业是中国就业机会的最大提供者，中国民企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践了社区资本主义(community capitalism)的发展战略，在发展模式上从本地社区起步，许多时候在缺乏银行支持和健全融资体系的情况下透过民间集资获取发展。民企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提供就业、税收和创造财富，中国民企在创业模式、融资模式、管理模式上都独树一帜。帮助民企摆脱目前的困境，使得更多的民企成为世界级的企业，跻身国际舞台参与竞争，就可以为中国经济的对外扩展提供张力。政府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应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新方向。美国的发展表明，大企业往往可以透过对研发的投入而进行创新，而中小企业就必须有政府资金的支持，硅谷就是美国政府透过向斯坦福大学注入研究资金帮助了今天诸如思科这样的高科技企业的诞生。 韩国企业的发展之路已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三星也好，现代也好，都是依靠“国家意志”建立起的名牌企业，这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与老牌经济大国进行有效竞争的必要手段。三星在智能手机等领域可以和苹果分庭抗礼，除了有极强的研发能力，还有苹果没有的制造能力和供应链。在这一点上，中国企业跻身世界级企业的方向是类似的，只不过中国依靠的是国有企业，而韩国则是民营企业。 这一分别将会极大影响中国经济的对外张力，因为民企的壮大比国企更加有利于实施中国“走出去”的战略。过去三十年中国是以吸引外资获取发展的资金，而未来的十年中国的资金流动应该是逆向的。实际上，过去十年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在海外的企业兼并增多。2010年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总量已跃居全球第5位，达到了688亿美元，连续九年的年均增速都达到了50%，而投资存量突破3000亿美元。近几年民营企业在对外并购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浙江民企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就是一例。民企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扮演国企无法承担的任务，民企可以避免被欧美政客标上“红色”的标签，在海外并购中可以减低政治上的不必要阻力。因此，2012年的中国不应该继续让民企变弱变小。 尽管目前从国内到国际看衰中国经济前景和唱空中国的大有人在，但是我们应有信心：中国可以在未来十年寻找到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绝不能步欧美之后尘，以为无须付出任何代价，希望大把印钞票就可以避免经济下滑，这是不现实的。
Ⅶ 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存在哪些机遇
我国发展的机遇,从国际环境看,一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在全球化调整发展中拥有新的优势.二是金融危机后,各国致力于发展新技术、新产业,将成为推动全球新一轮增长的重要力量,我国在抢占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的竞争中具有新的机遇.三是新兴大国地位上升.我国等新兴大国正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Ⅷ 整个经济学,增长的主要机会是什么
经济增长主要是指总体配置方式。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经济增长方式”通常指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以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它可分为两种形式：粗放型和集约型。
根据总量生产函数分析和资本产出弹性与劳动产出弹性的计算，可将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进行分解，即由生产要素投入量增加导致的经济增长和由要素生产率提高导致的部分。
如果要素投入量增加引起的经济增长比重大，则为粗放型增长方式；
如果要素生产率提高引起的经济增长比重大，则为集约型增长方式。
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区分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二者有时还是互相交叉的。
供参考。
Ⅸ 未来经济新增长点在哪里
创新，开发新技术。因为房地产的红利已经消耗完，劳动密集低成本手工型产业逐步移到印度，越南等国家。
Ⅹ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机遇与挑战是什么
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八大机遇与挑战: 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面对危机，我们不仅要看到此次危机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更要看到其中蕴含的机遇。 在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海外投资、进出口、金融证券保险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劳动就业、经济增长、经济地位等层面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并蕴含着难得的机遇。 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面对危机，我们不仅要看到此次危机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带来的挑战，更要看到其中蕴含的机遇。那么，在我国经济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海外投资、进出口、金融证券保险业、房地产业、旅游业、劳动就业、经济增长、经济地位等层面都会产生哪些影响，又会蕴含哪些机遇呢？ 第一个层面，海外投资。一方面，危机发生后，海外资本市场出现暴跌，对我国较多海外投资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也不可忽视，一些项目可能面临着资产价格缩水、投资收益下降、投资回收期延长等一系列风险。 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海外许多股市大幅缩水，资产价格大幅下降，一些公司股票估值已居历史低位；一些公司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贱卖公司资产或控股权；一些国家大幅降低了外资进入门槛。这些都为我国相关企业、机构创造了一系列海外直接或间接投资的潜在机会。国际金融危机延续时间越长，破坏程度越大、经济恢复越慢，我国海外投资的潜在机会就会越多。 第二个层面，进出口贸易。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而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的目标地也主要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这次危机对我国进出口将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对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将会带来冲击，一些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着资金回收困难、订单减少的风险。我国一般性贸易出口收入、贸易顺差、外汇收入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可能都会发生重要变化。 就我国进口而言，一些国家基于生产自救可能会出台一些有利于产品出口的政策，如降低出口关税、降低出口价格、放松技术封锁等。目前，一些大宗商品如石油、铜、铁矿石等价格大幅调整降低了我国进口相关商品的成本，这些都有利于相关商品的进口。我国企业应抓住这一机遇，根据自身的需要和能力，扩大技术类、资源类、短缺类、价格优势类商品的进口。 第三个层面，金融证券保险业。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利率联动、汇率波动及其对金融机构经营的影响；金融环境的变化对银行贷款业务可能产生重要影响；海外金融机构的风险可能传导到其设置在我国的分支机构上来。对我国证券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股价波动及其对证券机构经营、业绩和对投资者投资收益的影响；股价波动对市场融资功能的影响及其对上市公司IPO和再融资的影响。对我国保险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利率波动对保险业经营及业绩的影响；资本市场波动对保险业投资收益的影响。 就影响程度而言，我国金融证券保险业对外有所开放但尚不充分，这就决定了此次危机所产生的影响程度相对有限。一方面，在国际金融、证券市场没有稳定之前，我国金融、证券市场不可能走出反向的单边行情。另一方面，影响我国金融、证券市场未来走势的主要因素仍是国内的市场环境和运行机制。今后我国仍会坚持金融改革、开放、创新的发展路径，但市场监管和风险防范会进一步加强。 第四个层面，房地产业。这次危机从源头上看是房地产市场危机。因此，由房地产市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房地产业会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我国几个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有可能面临一些海外投资客抛售房产、抽离资金的情况；其次，基于美国这次房地产市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国未来会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会控制房地产虚假需求的扩大和价格的暴涨暴跌，以避免房地产市场的剧烈波动引发金融业系统性风险。 第五个层面，旅游业。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旅游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受危机影响较深的国家，基于发展本国经济、增加就业的需要，可能会出台促进本国旅游业发展的举措，以吸引更多境外游客。因此，我国居民出国旅游可能会更加便利，国内旅游业面临着旅游人数分流的潜在压力；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衰退的影响，海外入境的人数可能会明显减少，这对涉外旅游会产生较大影响。 第六个层面，劳动就业。此次危机对我国劳动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放缓，新增就业机会可能相对减少。因此，未来一定时期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二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金融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失业金融从业人员有可能流向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少的国家和地区。因此，我国面临着引进海外金融人才的良好机遇，国内金融业也可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人才竞争的态势。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人才竞争对我国金融、证券、保险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第七个层面，经济增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会对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基础、方式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不同。同时，我国经济仍是投资推动型经济，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电网、城市基础实施、新农村建设等领域仍有巨大的投资空间。一旦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较深而出现GDP增速下降较多时，我国投资型经济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八个层面，经济地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恢复经济的复杂程度、困难程度会比我国大得多。因此，在未来几年增速趋缓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总量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将会缩小，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将会上升。具体而言，一些大宗商品的定价可能会考虑“中国企业谈判因素”，而不是过去那种我国“需求什么”国际市场“炒什么”、“涨什么”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