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为什么要关注现实

A. 用微观经济学原理分析生活中的现象

从需求来看，随着人口的增长、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对房子的需求量日益增长，需求曲线右移。从供给来看，随着北京的发展，房地产成本的提高等原因，供给曲线左移，导致房价上涨。 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房价的上涨，非但没有降低需求量和供给量，反而上升。其原因之一是人民在市场上形成了未来房价持续上涨的心理预期，这样不少本来要未来几年甚至是十年才有住房需要的人，也抢着早些买，因为预期现在买比未来便宜。所以毫无疑问，这几年中国房产的购买量远远超过正常的、真实的住房需求。 其二，投资者趋利，随着房价的上升，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们加入的房地产行业，使得房子在北京遍地开花，房价只涨不跌的心理预期也导致形形色色的投资者们对房子的炒作。 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需求和供给曲线相交于右上角，即价格上升，需求量、供给量上升。

B. 我为什么关注中国经济新常态

厉以宁：我为什么关注中国经济新常态字号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隐虹
今年年初，3本厉以宁的经济学专着：《只计耕耘莫问收：厉以宁论文选2011—2014》《一番求索志难移：厉以宁论文选2008—2010》《非均衡的中国经济》(最新版)由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出版。不久前，厉以宁教授在他的新书发布讲座上，谈论了当下中国经济的问题和趋势，并接受了《法治周末》的采访。
GDP的结构比GDP增量更重要
《法治周末》：现在大家都在提“新常态”，在你看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什么？
厉以宁：新常态简单的说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是我们先联想到中国前几年经济的超高速增长，这种超高速增长并不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为什么呢？在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高，但是不可能长期这么高，长期这么高，实际上不符合经济规律。
因为这种超高速的经济增长给经济带来的害处是很大的。有什么害处呢？大体上有5个不利，第一资源过度消耗，而且消耗的很快；第二环境破坏；第三低效；第四有些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这四个已经很严重了，还有第五个就是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抓紧时机发展技术创新，以便给自己的经济找出一条新的途径。中国也应该如此，但是为了追求超高速的增长就忽略了这一点，而超高速的增长是一个超经济规律的发展弊病。
现在想再进一步超高速增长也不可能了，不可能的原因在哪儿？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基础越来越大，基础越大要想保持高增长就越困难。因为很多优势已经丧失了，廉价劳动力成为高速增长的优势，现在到哪儿去找廉价劳动力呢？没有了。
现在再搞一些资源型产品出来，这个路子越走越窄了，所以说新常态就是回到符合经济规律的发展道路上来。在这里有几个概念很重要：GDP的结构比GDP增量更重要，GDP当然重要，但是GDP的总量比结构更重要。
《法治周末》：具体怎样讲？
厉以宁：比如说，1840年中国的GDP全世界第一，但是结构不好。中国的GDP是什么构成的？农产品(000061,股吧)、手工艺品构成的。英国不一样，从工业革命1770年左右开始到鸦片战争工业化已经进行了70年了。所以英国的GDP结构中突出钢铁产量、机器设备的产量、蒸汽机的产量。英国也出口大量的棉纺织品，中国也出口棉纺织品，手工的棉纺织品跟人家不一样。英国的交通工具是汽车，中国的交通就是马车，这说明中国跟英国有很大的距离。
另一个，人力资源结构。英国工业革命后，70年之内小学普及了，建了大量的中学，也兴办了一些大学。英国每年培养出大量的懂自然科学、懂现代医学的专家技术人员，英国大学培养出了近代金融专家，懂近代经济管理的专家，英国的技工向西欧输出，因为西欧开始工业化了。
中国呢，虽然说起来有4万万人，可什么结果呢？农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有几个人懂近代科学技术、金融和管理的呢？所以说结构问题很重要，我们应该看到我们把经济增长降下来，符合我们中国发展的规律，重要的是结构调整方面要下大力气。
不久前我去日本调研，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陪我在东京、大阪两个地方考察。他跟我说，你别看日本东京、大阪这两个大城市，这几年建筑规模没扩大，没有看到很多新盖的楼房。这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现在到处都是新楼。可是你到日本人的家里看看，跟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们家庭内部的设备都是智能设备，这是日本科技发展到一定水平的表现。所以，我们不能因(GDP)总量不错了，世界第二了就很自满，我们在结构方面还有很多路要走。
就业要靠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靠中小微企业
《法治周末》：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将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000万以上。这是否需要靠更多的投资来实现？
厉以宁：这里面又是一个需要新的观念来理解的新常态。过去总是认为要增加就业就必须高投资，高投资就能够提供就业的岗位，这个看法已经过时了。现在你看看去，要建一个现代化工厂，这个厂投资了多少亿，会增加多少人就业？他给你的回答是你预想不到的，他不但不增加就业而且还要裁员，全部机器化了，哪里用那么多人。所以，不是投资就能够增加就业的。
《法治周末》：那么，在新常态下，就业靠什么解决？
厉以宁：投资仍然需要，跟新常态相对应的是适度投资，不是从前那样的投资越多越好，越大越好。
什么叫适度投资？含义是并不是全要国家投资，国家只适度投一部分，另外一部分靠民间资本。民间资本投资，这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方向。中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都是民间投资，它们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投资是精打细算、不会铺张、不会浪费。
小微企业最先在哪个城市开展？主要是重庆，重庆当时为了解决三峡移民的就业问题，为了山区农民搬家以后有一条活路，靠什么？大力发展小微企业。小微企业的几个好处，就是国家一定时期内免税，小微企业职工的培训国家包了。另外小微企业资本不足的，国家通过各个途径贷款给它，而且期限比较长，这样的话重庆小微企业发展起来了。
所以，不是一定需要大量的投资，中国还是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应该看到适度投资是符合常态的。中国就业问题的解决靠政策、靠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靠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搞市场调节，不能忘了道德力量调节
《法治周末》：现在人们在看待经济现象时，已经不单单从“最小代价、最大收益”这样一个思路来对待，因为很多经济现象无法从中得出合理解释，这对经济新常态有什么启发？
厉以宁：现在谈两种假设，第一种假设是经济学中最普遍存在的一种假设叫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都是自利的，追求最低成本、最小代价、最大收益，这是一个假设，人是经济人。这种假设并不错，但是现在显然是不够了，在今天的社会中一般都认为应该有两种假设。一个叫经济人假设，就是刚才说的最小成本、最大收益。但第二种假设是什么？社会人假设，人不仅是经济人，人也是社会人。
为什么提社会人假设呢？因为很多事情处于经济规律以外的。比如说有两个城市A和B，如果你去A这个地方投资，成本低、销路广、利益大，去B这个城市投资则成本比A地高、盈利也比A地少。按经济人假设肯定在效果最好的地方投资，但有些人偏偏要到B那个地方去投资。为什么呢？经济学不好解释这个问题，但社会学可以解释，因为实际生活中有各种考虑。
比如说，B城那里是我的故乡，那里现在还贫困，所以我要到那里去投资。还有呢，那个地方我生活过，也工作过，但那里的人都瞧不起我，现在我发了，我就在那里投资给他们看看。还有，比如当初我在那里工作，我做过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如今我感到很内疚，所以现在我愿意在那里投资，把当地的经济搞好，以帮更多人就业来弥补我过去犯下的错误。总之，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看问题应该有这两种假设，既要有经济人假设，也要有社会人假设。
有社会人假设这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并不是照经济学常理来运行的，很多事情是另有原因的。人的生活是复杂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复杂的，很多时候需要从社会人的角度来考虑一些事情。
《法治周末》：在发展市场经济时，我们一直强调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但这两种调节的尺度有时是难以把握的，现在有没有其他的调节方式？
厉以宁：人类社会少说也有几万年了吧，在人类社会早期，没有市场还有什么市场调节呢，没有政府还有什么政府调节呢，但是人类社会存活下来是什么调节着，只能是道德力量调节，所以道德力量调节是第三种调节。
有了市场、有了政府以后，道德力量调节没有消失，并继续存在。有了市场以后，如果没有道德力量跟它配合，市场同样是失效；有了政府调节没有道德力量跟它配合也是处于失灵的状态。由此可以看到第三种调节是不可少的，我们今天在搞市场调节，绝对不能忘了道德力量调节。
《法治周末》：那么，怎样发挥道德力量调节的作用？
厉以宁：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自律。自律分两种，一种叫自我克制，另一条要自我激励。第二个通过文化建设，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发展文化产业，加强文化建设？校园文化、社区文化在加上企业文化，这都是一种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既不是市场调节，也不是政府调节，它实际上是道德力量的调节。第三点乡规民愿，社区有自己共同讨论的守则，都遵循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乡规民愿共同遵守的守则的话，那也是道德力量调节反应不出来了。
市场调节是无形的手，政府调节是有形的手，道德力量调节呢？看似有形又无形，倒似无形又有形。自律是无形的，道路建设、城市建设这个是有形的。乡规民愿既是有形也可以是无形的，有形的，贴个纸在外面，这是我们村的乡规民愿；无形的，就是大家遵守的一些守则。对于今天的中国，我们在进入新常态时，更应该发挥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以外的道德力量调节，这个是很重要的。
《法治周末》：现在一些企业不仅仅光是解决就业问题，而且对员工实行产权激励。你怎么看待产权激励制度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厉以宁：一定要注意到产权激励制度。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先从经济理论分析，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一个原理，利润是物质资本投入者和人力资本投入者共同创造的，光有物质资本投入创造不了利润，光有人力资本投入也创不了，所以利润是二者共同创造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利润只为物质资本的投入者所分享，人力资本投入者只能从成本中的工资部分取得自己的报酬，这合理吗？很多经济学家提出来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提出要分享。分享的各种办法，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就是产权激励制度，人力资本投入者根据贡献的大小能够分享利润。比尔·盖茨的企业就是这样的，他的企业之所以能够发展这么快，因为有一个研发团队实行了产权激励制度，这就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宏观经济调控要重在微调、重在预调
《法治周末》：请你谈一下宏观调控的问题。你觉得进入新常态后，宏观调控应该怎样发挥作用？
厉以宁：进入新常态以后宏观经济调控是不可缺少的，宏观经济调控一定要以微调、预调为主，不要动不动就大起大落、大升大降、大摇大摆，这个是有害处的。这个最大的害处在哪里？就是养成了宏观调控依赖症，没有宏观调控就不行了，就削弱了市场调节的作用。经济应该是这样的，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是毕竟是辅助性的。
经济中本来是有内生机制的，但有时候不灵了，为什么？宏观调控太多了、太频繁了，然后给抹杀掉了。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1980年代初写的，书里写了一段话：“人体有两种机制，一种机制是抗性机制，一种机制是抑制机制。如果只有抗性机制，这样的话最后变成了过分冲动、热情，结果经济毁了。如果都是保守的、抑制的，也是没前景的，都是畏缩的状态，所以两种机制是互相补充的。”
我们经常讲小业主意识，小业主意识保守。但是从宏观角度讲，一部分人有小业主意识不是坏事，平衡了社会。如果社会都是冒险的，股市涨了就拼命往里砸，都是这样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有一部分人谨慎点、别盲动，社会需要吸收这种社会人进行调节。假如没有这个，一切都是宏观经济调控，那市场还起什么作用。所以，宏观调控不可少，但它必然应该走向这样一条路，就是微调、预调。
《法治周末》：在新常态下，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不是也会有所不同？
厉以宁：宏观经济有四大目标，找任何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都有，那就是充分就业、物价基本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目标。
但现在看来不行了，现在要升级第五目标，因为人们的环保意识在增强，现在的环境保护概念跟30年前是不一样的。30年前，有毒的不让排，有毒水不让排、有毒的气不让排、有毒的废渣不让排。现在的环保概念变了，二氧化碳也不让多排。二氧化碳排多了，大气层变暖了，地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海平面上升了，岛国被淹掉了……还有气候变暖了，世界上会发现多少种病毒？还不知道呢，这很多是不能预料的。
所以，现在提出第五个问题，就是经济低碳化。在5个目标里，这个对我们长远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C. 为什么通常来说经济学家总是被现实打脸

事物都有两面性，人一辈子不可能什么决定都能做对吧。这也就间接地说明了有些经济学家是对的，有些经济学家预测不准确是正常现象。
就像有的东西看衰，但是过后，别人还有可能死地而后生。而有的人呢看长，但是他到了一定的地方他就会盛极而衰。所以规律，本身就是没有规律。

D. 微观经济学 完全竞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么 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首先研究

不存在的，完全竞争市场需要满足很多苛刻的条件，比如产品同质，信息完全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农产品等市场可以近似满足。

然而，作为一个理想化模型，就像物理学的质点，它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手段，所以是研究的起点。

西方经济更加先进，因此研究的脚步更快。

(4)经济学家为什么要关注现实扩展阅读：

完全竞争市场明显地是一种理想的市场状态，属于理论抽象。

现实中的市场都不具备这些特点，因而都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充其量接近完全竞争(比如可以认为股票市场是接近完全竞争的)。1920年以后，出现了斯拉法(P. Sraffa)、张伯伦(E. H. Chamberlin)及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等人对完全竞争理论的修正。

尽管如此，完全竞争性仍然是经济学家分析市场的起点。只有从具体事物中进行抽象，才能了解事物变化的一般规律。

过于具体，则不利于揭示复杂现象的内在本质。由于完全竞争的理论价值，完全竞争理论迄今仍是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分析的基础。

一般的，如果市场中的买者和卖者规模足够大，并且每个个人（包括买者和卖者）都是价格接受者，而且不能单独影响市场价格时，这样的竞争性状态被称为完全竞争。

同时，也称这样的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是这样一种市场结构，在其中同质的商品有很多卖者，没有一个卖者或买者能控制价格，进入很容易并且资源可以随时从一个使用者转向另一个使用者。例如，许多农产品市场就具有完全竞争市场这些特征。

E. 经济学家研究现实经济为何选择不同的经济模型

1.经济学如何像一门科学?
答：经济学家努力以科学家的客观态度来探讨经济问题。用科学的方法提出理论、收集资料,并分析这些资料以努力证明或否定他们提出的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学家研究经济的过程和方法与自然科学的科学家研究自然是一样的。所以说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
2.为什么经济学家要做出假设?
答：假设可以使解释这个世界更为容易。对不同的问题作出不同的假设，略去对问题的答案没有实质影响的因素，突出实质性的内容，使我们可以集中进行思考。
3.经济模型应该准确地描述现实吗?答：经济模型不需要准确地描述现实。所有的模型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它们忽略掉了大量不会对研究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细节，向我们说明什么是真正重要的。模型是为了增进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而简化了现实。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研究选择问题，但有三点不同。
第一，对价值判断的态度不同。价值判断指对一种现象社会价值的评价，就经济问题而言，可以说是对社会或个人已经做出或即将做出的某种选择的评价。价值判断取决于人的立场和伦理观，有强烈的主观性。不同的人对同一种选择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实证方法为了使经济学具有客观性而强调排斥价值判断；规范方法要评价或规范经济行为则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
第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实证分析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即确认事 实本身，研究经济现象(即某一种选择)的客观规律与内在逻辑。规范分析要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即说明经济现象的社会意义。
第三，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客观的，可以用事实进行检验；规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主观的，无法进行检验。在经济学中，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都有其不同的作用。如果我们把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作为认识世界的工具，那么，我们就应该放弃价值判断，像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一样冷静、客观地分析经济现象。但如果是要制定政策，以改善世界，那么，就要以一定价值判断为基础评价某种经济现象。这两种方法是密切相关的。但经济学家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还是认识世界，而且，做出评价的基础也是对客观现象的认识，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更多地运用了实证分析方法。
供参考。

F. 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有何启发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花落美国
，那些平日风光无限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理应反躬自问：是否配得上经济学家的称号，是否应少一些中国文人的浮躁和功利传统，像许三多一样“做有意义的事”。
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
当然，中国经济学家迄今不能获得诺贝尔皇冠的原因很多。一个原因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落后。现代经济学以数学和统计学为基础，倡导实证分析方法，技术性工具的引入让经济学成了社会科学中的“自然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要求技术性和理论原创性兼备，而中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或者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者（比如高鸿业和厉以宁等），或者是更多地偏重于实践而不是理论原创（比如薛暮桥和吴敬琏等），因此不被诺贝尔奖青睐也情有可原，尽管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甚至经济改革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诺贝尔奖更偏重于该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理论形成后一般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虽然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是一个待解之谜，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目前似乎并没有一套解释中国奇迹的完整理论，即使有了也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当然，中国经济学科研和评估体制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也是重要原因，这也是自然学科同样面临的问题。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华裔科学家能够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却一直没有华裔经济学家获得经济学奖，甚至连获得提名都很少，这已经不能从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体制的落后这个客观原因来解释，因为华裔经济学家大都在国外进行学术研究，同欧美经济学家的学术环境是一致的，为什么他们也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呢？这里面或许存在文化的因素。
经济学尽管纳入了数学和统计学等技术性学科，但仍然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是一个真理性的亘古不变的理论，这就更多需要经济学家的“思想”来支撑，用简单的逻辑来解释复杂的现实生活，并进而影响决策和社会进程。因此，相比物理和化学等领域的科学家而言，在有中国生活背景的华裔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身上，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中国文人的色彩更浓，而他们也必然存在中国文人的通病，比如文人相轻、爱面子、浮躁、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等等。这种中国文人的通病是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障碍，特别对于生活在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来说，如果不能摆脱在转轨期间权力和资本的诱惑，其中国文人的通病将更为明显。
现代经济学更加重视“技术性”，目前在国际经济学界相对受认可的华人经济学家恰好大都集中“技术性”较强的计量经济学领域，这增加了该研究领域的华裔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包括邹至庄、白聚山、李龙飞、张俊森和艾春荣等。有意思的是除了邹至庄和艾春荣外，其他几位都是理工科出身，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文人的通病左右着经济研究的成果。事实上，中国文人的通病对自然学科领域也有影响。西南联大毕业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恰恰因为中国文人的通病而分道扬镳，给世人留下了不少遗憾。
当然，有规则就有例外，未来华裔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当然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但如果不能摆脱浮躁的学风和文人相轻的习惯，不能更多地关注现实关注基础理论，就会丧失很多机会，即使获奖或许也只能集中在技术性更强的计量经济学领域。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G. 学习经济学有什么意义

系统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相关的基础专业知识，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熟悉国家的经济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中外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了解经济学的学术动态；具有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进行社会经济调查、经济分析和实际操作的能力。

在实际经济方面的工作中，经济学多是通过数学模型来验证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像保险、股票、利率这些经济变量的预测就是通过数学模型进行预测的，所以该专业的很多毕业生进入各类金融机构（如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做技术分析工作。

(7)经济学家为什么要关注现实扩展阅读

经济学主要课程：政治经济学、《资本论》、西方经济学、统计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学说史、发展经济学、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线性代数、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

产业经济学关心的主要是垄断行业的运行机制以及各垄断公司的竞争行为，以后想去大型企业工作的考生可以选择这个专业。很多大公司都设置有专门的市场研究部门，这些部门就是利用专业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有行业情况，得出分析结果，然后作出企业的决策。

H. 为什么宏观经济学家关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水平

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啊

没有就业哪来的收入，
没有收入哪来的消费，
没有消费哪来的动力去生产，
没有生产经济怎么上的去？

而且就业问题还关系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关系到社会的稳定。

稳定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只有在稳定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进行社会建设和生产。

通货膨胀是指由于货币发行量过多等原因，引起的物价全面持续大幅上涨。通货膨胀会引起人们纷纷抢购商品以求保值，这样生产秩序就会被打乱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也会降低，造成社会动荡和不稳定。

I. 学习经济学有什么用

张维迎

经济学是经济学家提供给社会大众的一种改进生活、认识世界的武器。或许你并不想做一名经济学家。但即使如此，你仍然应该学点经济学。

首先，学习经济学有助于你作出更好的个人决策。在你的一生中，你需要作出各种各样的经济决策。比如说，在即将完成高中学业的时候，你需要决定是否去上大学或上什么样的大学？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你需要决定是继续在国内读研究生，还是出国留学，或者去工作？在工作之后，你要决定如何花费你的收入：多少用于现在的消费？多少用于储蓄？如何投资你的储蓄？是买股票还是存在银行？或许有一天你成了一个企业的老板或经理，此时，你需要决定你的企业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卖什么样的价格？在什么媒体上作广告？招收什么样的人员？提拔谁当你的助手？如此等等，不一而举。为什么决策是重要的？因为你的资源是有限的――你的时间有限，收入也有限。如果你参加工作，就可能没有时间上大学；如果你把钱用于买房子，就可能没有钱再来买汽车。所以你必须在各种竞争性的需求之间分配你有限的资源。进一步，更为麻烦的是，你的决策常常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的。比如说，当你选择学无线电专业的时候，你并不确定当你毕业的时候，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如何。为了避免决策的失误，你需要一些理论的指导。经济学是有关个人选择的科学。学习经济学有助于你作出更好的决策。明白了这一点，你就明白了为什么经济学是西方大学里听众最多的选修课。

其次，学习经济学有助于你理解你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你的生活状况不仅取决于你自己的决策，而且依赖于其他人的决策，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理解你周围的世界如何运行，自然有助于改进你的决策。你可能为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感到惊奇。比如说，当你想买一台电视机的时候，只要支付必要的价格，就可以把它从商场搬回家；当你在大街上走的饥肠辘辘的时候，走进一家饭馆就可以指挥别人给你上菜，而无须回家自己做饭。而事实上，你事前并没有告诉电视机的生产厂家为你生产一台电视机，也没有通知饭馆的老板为你准备饭菜。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经济学是有关人们之间的决策如何相互作用的科学。学了经济学，你就可以明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如何使自利的个人为大家服务。你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垄断行业的服务那么差，而收费却那么高；为什么今年北京的出租车提价了，司机反而不高兴；为什么一个流行歌手演出一晚上可以赚好几万，而一个建筑个人一个月也只能赚几百元；为什么利率一上升股票价格就下跌；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长这么快，而下岗工人却越来越多；为什么国有企业设备那么好，而就是竞争不过民营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一生勤勤恳恳，一到59岁就犯贪污罪；……。

再次，学习经济学有助于你理解政府政策的优与劣。每个社会都离不开政府。学习了经济学，你会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政府，什么是政府应该干的，什么是政府不应该干的。我们需要政府，是因为在存在诸如外部性、公共产品这样的场合，依靠市场不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比如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自私自利的企业家也许会使你喝太多的污水；如果没有政府，私人部门也许不会提供你诸如路灯这样的公共产品。特别地，我们需要政府来提供市场交易所需要的规则和秩序这样一类公共产品，需要政府保护我们的个人财产和人身安全。但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常常导致供给不足、价格扭曲、资源浪费、垄断横行。政府的政策选择不仅影响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影响包括你在内的每个公民的福利。所以当你希望政府制定某种政策的时候，你必须谨慎考虑这种政策的不利后果。经济学常识有助于你思考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打工仔，你也许会认为政府应该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法”保护你的利益，或者向富人多征税来补贴你，而经济学原理会告诉你，这样做的后果也许是你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再比如，作为消费者，你也许会认为政府应该对商品的价格作出限制，而经济学会告诉你，这样做的后果是你也许再也买不到这种商品。普通人总希望吃免费午餐，经济学家告诉你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常识可能会误导你，经济学会使你不过于迷信政府。

最后，学习经济学可以改进你的思考方式。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同天文学通过观测天体现象来归纳天体运行规律一样，经济学家通过观测现实经济现象归纳经济规律。经济学家有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诸如需求、供给、弹性、消费者剩余、机会成本、比较优势、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均衡等等，是经济学的基本语言。掌握了这些经济学语言，你就可以更好地思考你周围的世界是如何运行的。外行人常常批评经济学家看问题过于简单，而他们忘了，科学的力量就在于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化。经济学就象一张指路图，它舍象了现实中的许多细节，却使你更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你没有必要成为一位经济学家，但知道经济学是如何思考问题是有益的，至少，你不大容易被蹩脚的经济学家和夸夸其谈的政治家所蒙蔽。无论你今后干什么，你不会后悔自己学过经济学。

如果你已经决定学点经济学，接下来要作出的一个决策是选择哪本书入门？当你在决定是否购买一本书之前，你还必须考虑的是：你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什么收益？这种收益是否能补偿你为此付出的成本？收益可能是不确定的，但就成本而言，你必须记住的一点就是，读书的时间成本远远大于买书的货币成本。所以，你应该买最好的书，而不是最便宜的书。但是，非常遗憾，许多人常常忘记了这一点。

当然，选择好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图书市场充斥着众多的经济学图书，质量参差不齐。每位作者都会声称自己的书最好，而作为初学者，你不大可能有能力判断哪本好，哪本不好。这就是经济学家讲的信息不对称：买的人不如卖的精。

在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办法当然是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书。为什么要选择最权威的经济学家写的书？原因不仅是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炉火纯青，对理论的把握最准确，能深入浅出地写出“正经”来；而且因为最权威的经济学家最注重自己的名声，他们既没有必要用出一本新书的办法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也不敢为了赚取版税而滥芋充数地出书。这就如同麦当劳不敢卖过时的汉堡包一样。他们的声誉就是质量的信号，他们的名字就是一种品牌。

J. GDP的实质应该是在现实中有所体现,数据在高没有现实的东西在,意义在哪呢，为啥要这样呢

GDP（价值总量）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与真真正正的产出无关，但只要它不增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要瘫痪。

实际GDP，根本就不存在！价值量怎么能代表生产涵数？

全世界的GDP核算都是假的,像生产涵数一样的GDP压根就不存在,它真正的名称应该称作“被买卖流通的劳动总和”或者称作“生产了资本的雇佣劳动总和”（汇率代表的实际上是两国劳动力交换比例，而非真正的生产能力对比）

自1929年现代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开始应用和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实际GDP成为经济学中的最重要的概念和统计指标。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首先教给学生的就是这里有一个衡量实物产出的指标——实际GDP。当然，同时还有一个价格指数表示物价总水平，实际GDP是用名义GDP减去物价指数。这样，所有的学生都学会了这个概念并被所有的人所认同，随后这个概念就成为教条而加以应用了。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这个实际GDP作为实物统计的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在GDP的统计时，首先得到的是名义GDP，但是在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表中（如《中国统计年鉴》），竟然没有名义GDP的增长率这一指标，而是告诉你实际GDP的增长率和物价指数，要想得到名义GDP增长率指标，你自己去加吧，之所以没有名义GDP增长率这一指标，因为经济学家认为GDP就是为了衡量实物产出的，名义GDP的增长率没有用。
但是，实际GDP这个指标很不好用。例如，在实际GDP的统计中，美国1820年时人均GDP是1600美圆，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不到1300美圆，更要命的是中国宋朝时的GDP相当于2000美元的水平，是不是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比美国1820年或中国宋代的时候还要差呢？这显然有些荒唐，你只要把美国或者中国宋代当时有的那些产品的人均产量和现在中国的人均产量作个对比就可以了，更不用说我们现在消费的东西绝大部分是当时美国或宋代没有的。如人们经常说的，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几乎所有的消费品、包括汽车和民用飞机的拥有量都居世界前列，而且每年向美国出口大量的消费品，怎么可能比美国1820年的生活水平还要低呢？

在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一个应用实际GDP的例子，作者在讲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时写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努力工作和技术进步，使实际GDP的增长率连续三、四十年保持在7%左右，这段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接下来又说，这种7%的增长率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从战后到9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的人均GDP从战后的130美圆增加到30000美圆，韩国从50美圆增加到12000美圆，台湾地区从80美圆增加到16000美圆等等。当我们把上下两段话放在一起就出笑话了，因为GDP每年增长7.2%，10年会增长1倍，这些国家和地区怎么可能按7%的增长率在40年的时间里增长这么多呢？上面的数字当然是名义GDP，要解释这些数字当然也要用名义GDP，比如日本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15%，同时日圆对美圆的汇率提高了3倍，而韩国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接近30%，而在目前采用实际GDP来说明实际产出的增长，同时分离出物价水平的变动和汇率的变动是经济学家做不到的，这里可以肯定的说，这在将来也做不到，那么这样使用“实际GDP”的统计指标就有些希奇古怪了。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使用实际GDP比较实物给经济学家带来的尴尬。比如要说明中国的GDP究竟是多少美圆就必须先解决人民币对美圆的汇率问题，经济学家试图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进行计算，结果怎么样呢？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主张人民币贬值时的低估到现在主张人民币升值的高估，经济学家从2美圆到14美圆之间竟然给出了十多种计算结果，这种误差可能达到7倍的计算是不是还能应用呢？
1930年，凯恩斯在《货币论》一书中针对这种国民收入的统计含义提出疑问，GDP统计中的各种产品是异质的，怎么可以加总在一起表示实物产出呢？实际上，这种加总和指数问题在理论上是有确定的结论的，即只能是单一产品或稳定状态增长（即所有的产品按同样的比例增长），比如说有苹果和梨两种产品，如果它们的增长率都是10%，可以确定的说产出的增长率是10%；但如果苹果的增长率是15%和梨的增长率是5%，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指数的。这一问题实际上很容易理解，比如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异质品世界来讲，说GDP增长8%，显然不如说去年生产的是21寸电视而今年生产了29寸的电视更清楚。

对于物价指数的统计也是如此，这种统计只能在单一产品和稳定状态下才是可能的，比如苹果和梨的价格都增长了10%，可以确定的说物价上涨了10%；但如果苹果的价格上涨了15%和梨的价格上涨了5%，或者价格同时上升而苹果和梨的产量比例变化了，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物价指数的。前面所举的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人民币的汇率出现的尴尬结果就是一个例子。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也说，物价指数的统计可能忽视了产品质量的变化，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如果物价指数的统计考虑产品的质量变化，由于产品的质量变化太快（比如电视机），那将使物价指数的统计失去意义，因为只要质量变化了就要把它视为一种新产品而不能与原来的产品构成时间序列的指数。联系到国民收入核算的实际，现实中物价指数统计的困难远超出前面的例子，不仅产品的质量经常在变动，而且新产品层出不穷。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目前我国物价指数的计算是以1990年为基期的，而如今在市场上几乎难以找到与1990年完全相同的产品，更不用说占消费支出很大比重的新产品。显然，这种物价指数的计算与实物量的统计相差甚远。
就人们通常所说的物价指数是指消费者价格指数（即CPI），这种消费者价格指数经常被作为计算实际国民收入的依据。然而，这种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然不是全部产品和劳务的统计，比如资本品的价格变动被排除了，资本品的价格变动是用单独的指数来表示的，由于资本品在我国GDP统计的全部产品中要占到30%左右，所以GDP并不能表示实物量的变动是显而易见的。就消费品而言，消费者物价指数所包含的产品也不是全部消费支出的构成，比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家用电器在我国居民消费中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只是在2000年时才考虑将其加入到物价指数的计算中。显然，用这种物价指数的方法来计算实际GDP是大有疑问的。
从上述分析可见，这种实际GDP作为表示实物的统计变量是主流经济学创造的一个神话，之所以把它叫做神话，是因为这种异质实物产品的加总和统计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实际应用上也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实际GDP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主流经济学却使它成为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并被用于所有的经济学应用领域。
当然，这种假的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统计在现实中并不是毫无用处的，正如这种实际GDP和物价指数一直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指标，但只要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分析有所了解的话就很容易发现，经济学家实际上是把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变动加在一起考虑宏观经济波动，但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名义GDP，那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名义GDP呢？名义GDP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指标，但这种名义GDP绝对不是实物产出的数量和它的货币价格单位，而是与实物或技术完全无关的。 什么是GDP
我们现在来讨论名义GDP。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名义GDP是一定时期中（如1年）新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这一定义中的关键是价值，这里的价值概念即是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从而是可以加总的，但这样加总的名义GDP已经不表示任何实物，而是一个货币交易增加值的概念。如计算国民收入的一种方法就是增值法，即把各个企业新增加的价值加在一起，由此构成企业的总收入，这种收入必等于人们的总支出，因为收入和支出是货币交易的卖和买，二者必然相等。这样，从总支出的角度看，人们花1美圆一定有1美圆的GDP。由于GDP所统计的是货币交易值，凡不是货币交易的产出（包括劳务）将不会被计入GDP。比如，足球明星的高额报酬被计入了GDP，而农民自己生产和消费的农产品只要不通过市场交易，就不会计入GDP。
由于GDP是一个经济中全部货币交易量的增加值，我们可以用货币的交易方程式来表示：MV=PT，即货币数量（M）和货币流通速度货币（V）相乘等于全部货币交易值PT（T表示交易的实物量，P表示价格），而名义GDP的计算则只是所有的交易量的增加值，或从企业会计帐户上考虑的增加值。因此，当假设全部交易值与企业的增加值之间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例，即GDP在PT中的比例是稳定的，再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货币交易的增加值或名义GDP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将保持稳定的比例，即。
上述对名义GDP的说明似乎是多余的，因为这些定义在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但我们这里重述这些定义是为了说明与教科书完全不同的含义，即这些定义可以清楚地表明，GDP根本就不是实物的统计，而是一个货币值。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个货币值是没有意义的，从而要用实际GDP和物价水平把这个货币值抛弃掉，然后用生产函数去说明实际变量。但正如前面所表明的，这在逻辑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主流经济学所抛弃的货币和名义变量则正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本质的东西，即这些名义变量所表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最典型的特征是竞争，这一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无时无刻都感觉到的。在竞争中人们想要得到的和为之奋斗的是什么呢？不是任何实物，而是金钱或货币这种纯粹的价值符号，普通人为了生活和发财的梦想整天忙碌着，企业家和资本家在残酷的商战中沉浮，甚至一些政府官员为了金钱而丧失良心和道德，他们所考虑和追求并不是实际变量而是名义变量，即货币本身。在这样一种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中，出现了GDP或名义GDP，这个名义GDP包含着一组由货币量值构成的名义变量，其中有工资、利息、利润、资本、折旧和储蓄、消费、投资等名义变量，由这些名义变量构成了企业为获取利润而产生的财务帐户，即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这种成本收益计算完全是以货币价值的投入和产出进行的，而根本不涉及任何实物的考虑。正是这一点，使名义GDP成为重要的统计变量，如果假设企业的成本不变，则名义GDP的增加意味着企业赢利的增加，而企业赢利的增加则是企业经营的目的。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加总问题，即在国民收入的统计中那些球星和歌星超过千万的高额收入怎么会和面包加在一起构成GDP。为什么面包工人的微少工资可以和球星、影星的收入加在一起构成GDP总量呢？原因只是在于他们都是资本家雇用的，假如利润率是10%，资本家付给面包工人100美圆的工资，就要把面包卖110美圆而得到10美圆的利润，而付给影星的1000万美圆的工资就要从出售电影中收回100万美圆的利润，正是这种性质才使不同质的产品和劳务得以加总。自20世纪30年代人们使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以来，并没有从理论上考虑它的性质和意义。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定义似乎可以作为GDP等国民收入统计的理论依据，在批评了斯密把物质产品的生产作为生产劳动的定义后，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只有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或雇佣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这里只要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用货币计量即可联系到GDP及它的这种增长。需要指出的是，劳动价值论所指的价值并非具体的财富，而是一种被买卖流通的劳动，只有使用价值才是财富具体内容的，价值不是，而是被货币奴役的一种劳动。在真正的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定义里，价值就是一种劳动，社会经济是是交换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而交换的原子就是“劳动”（价值），产生“价值”非但不是一种功劳而是一种罪过，正如汽车行驶耗油量越高罪过一大一样。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例证来看。如：一套100米的住房，它的使用价值是在一定条件下客观存在，只要房子不损毁，其使用价值是不变的。但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以前要花5年的工资来够买，而现在要花二十三十年的工资。有人只注意到了物价上涨，其实是被拜货币教和拜物教思维欺骗了，价值量增长带来的是大量劳动者的劳动量被吞噬而变成价值，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时间增加了，他们为了获取与原来相同或相似的使用价值，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劳动。而更多的劳动不是变成可吞噬更多劳动的资本，就是在生产结构上指向了富人的奢侈品生产，而具体的使用价值确与价值量的增加无关。这就是资本主义所谓的经济增长，显然资本主义的这种GDP并非什么生产涵数一样的东西，而是生产了资本的雇佣劳动总和。如前面所表述的，当采用货币交易时，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和所有的工人都被资本家所雇用，则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的定义是与国民收入的统计相一致的，即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货币的买和卖两个过程，以使货币增殖，而根本不涉及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
因此，对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来讲，重要的是名义GDP，而不是反映实物产出的“实际GDP”，而且这种“实际GDP”根本就不存在。
名义变量与实际变量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前面所列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那些统计变量（工资、利息、利润、资本、折旧、储蓄、消费、投资）都被作为实际变量来使用，被联系到生产函数和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可是这些统计变量都只是名义的货币值。但主流经济学有办法处理，即参照名义GDP和实际GDP的解决方法，把货币工资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工资，名义利率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利率，而厂商在没有货币幻觉的条件下只是考虑实际变量，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变量套用在生产函数上了。如前所述，当这些变量根本就不表示实物，那么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滥用一定是漏洞百出的。
先来看折旧，折旧这个概念在实物或技术上是表示固定资产磨损的，但这里却是个价值概念，即由政府规定固定资产的价值按几大类每年摊入企业成本的比例。显然，各种不同的机器设备在技术或实物上的磨损是不同的，而且是政府不可能知道的，那么为什么政府要严格规定统一的折旧比率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不这样严格规定，那么企业一定会逃税，这种折旧与固定资产的物质磨损以及精神磨损没有一点关系，美国政府曾采用过的“加速折旧”政策只是减税。实际上，企业在做投资时，即使完全从价值上考虑也不把折旧率作为成本计算的依据，而是采用毛利和投资回收期的方法进行计算。
对于工资和利息这两种构成企业成本的因素，企业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显然只是采用名义量值，最简单的道理是物价指数只是政府在事后计算和公布的，企业不可能根据政府公布的物价指数向工人和银行修改以前签定的契约，而对产品价格的预测也只能是名义的货币值，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实际变量和价格水平进行“理性预期”，只要对企业实际的成本收益计算稍有了解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但遗憾的是，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根本就没有这种真正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更没有货币利润的概念。
这里最使人困惑的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了。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资本被作为实物的机器设备纳入到生产函数中，即Y=F（K，L），以表明其对实物产出的生产力。但在国民收入统计中，资本只是一个价值概念，它来自于以前用货币计量的投资。奇怪的是，主流经济学在采用生产函数分析时把资本的产出—GDP用物价指数方法分出实际GDP，同时把资本的收益—利率除以价格水平而变成实际利率，但从来没有把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以及投资去除以价格水平而变成实际资本及实际投资，这种生产函数的计算显然存在着逻辑错误，即把名义值和实际值搅在一起了。同样，在生产函数中，劳动的计量采用的是实际值，而资本却是没有被价格水平除过的名义值，这又怎么能够计算它们各自的边际产出呢？把名义值和实际值的资本劳动比率（K／L）放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种逻辑上的混乱引起实际经济分析中更为严重的思维混乱。例如，在实际中，所有的资本劳动比率很低的发展中国家都在采用那些资本劳动比率很高的技术，而在美国则出现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列昂惕夫悖论”，可以说，只要使用这种生产函数来分析实际问题，就会导致这种悖论。
价值的留存量最终多会形成资本，而资本是不是主流经济学生产函数中的机器呢？对此在统计资料中是不难找到说明的。按照统计资料，美国的总资本中65%左右是地产，而且这个比例在长期中一直保持稳定，由于美国的投资率在长期是稳定的，那么就意味着，由投资所转化的资本增加或资本积累只是地产的增值或地价上升，而根本不是机器的增加。这样，资本就只是那块儿地，资本积累只是人们用更高的价钱（投资）去买那块儿地。当然，除去地以外还有35%的资本，它们是不是机器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在剩下的35%的资本中，绝大部分或50%以上是由专利和商标等无形资产构成的，机器的价值只是占总资本中很小的比重。教科书中总是使用统计数据来说明美国的资本劳动比率是中国的40倍，但大家都知道，机器是由劳动生产的中间产品，美国现在所使用的机器存量只是近20年生产出来的，以前的机器都报废了，美国的产业工人只有几百万人，而中国却存在几个亿的剩余劳动力，如果资本是机器的话，中国完全可以用这些人在1年中生产出美国的这些机器（当然要知道这些机器的生产技术），实际上，中国现在也正在按照这个速度生产机器而成为世界工厂，但在资本的价值上赶上美国的可能性却很小，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的投资和货币供应量要以比现在高出几十倍的比率增加，当然这里排除了人民币汇率成倍升值的可能性。
再来看投资概念，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投资意味着固定资产或机器的形成。但现实中的投资却只是一个货币额的支出，它可以用于购买各种商品和劳务（比如股票和球星），与消费不同的是，投资的目的是要形成价值上的资本存量以获取利润。举一个例子，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如果按照教科书的定义就是把美国的机器运到中国来，但实际上摩托罗拉公司投资的绝大部分并不是把机器运到中国，而是在中国购买土地和雇用工人盖厂房，并雇用我国的管理人员和工人进行生产，所带来的“机器”只是一个芯片，摩托罗拉公司的投资显然只是使用美国的银行印发的美圆而不是机器。
采用简化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投资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分成三类，即雇用工人、购买机器设备和直接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对这三类还可以简化为雇用工人和资本存量两类，因为机器只是生产机器的厂家雇用工人和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生产出来的，从而可以把机器“还原”掉；再进行简化，使用前述的地产在总资本中占有绝大的比重，我们可以把资本存量理解为就是一块儿数量固定的土地。上述简化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出投资的含义，投资作为一种增加的货币额的支出，当它用于雇用工人时将增加工人的工资和同时增加企业的成本，当被用于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或土地时将引起资本存量的价格或地价上升，这种资本存量的升值就成为企业的利润，利润就来自于新增的投资购买原有的土地而引起的地价上涨的部分。因此，从实物角度看，投资还可能生产机器，但从价值的角度看，投资与机器是完全无关的，只是与作为价值量的工资和利润相联系。按劳动价值论，价值是一种劳动，社会经济交换的是劳动，而利润或者说剩余价值就是以货币的形式得以兑现的交换中的剩余劳动，而不是具体的剩余“财富”（使用价值）。从系统整体上说亏损或者利润本质上没有什么并别，都是一种劳动消耗或者说剩余，由于企业追求价值和剩余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因此卡尔.马克思也把企业当成阶级斗争的产物。在这里资本主义里所谓的价值就是货币，与不是普通人潜意识默认的价值定义。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定义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货币关系，即价值量（钱）兑现的是一种“劳动”，而不是具体的“使用价值”（普通人潜意识默认的价值定义）。
最后来看储蓄和消费。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取决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比如有一种产品——绿豆芽，你今天不吃它明天就会长一节儿，长的长度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和原来的豆芽相比就是利率，那么，人们什么时候把豆芽吃掉取决于人们的时间偏好，即豆芽的生长速度和人们的忍耐性。按照这种理论，经济学家创立了各种消费函数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变动，如生命周期假说和世代交叠模型。然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储蓄和消费只是一笔货币额，或者说是人们在一定时期获得的金钱支出掉和没有支出的比例，还可以说人们是把钱花掉还是存起来或用于投资去挣更多的钱，而根本就不是按照时间偏好去消费某种实物产品。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中提出了节俭的悖论和建立在富人有更高储蓄率的消费函数和收入决定理论，但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被主流经济学完全曲解了，并被用于对现实经济的解释。举我国现实中的例子，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和失业增加的经济衰退，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消费的大幅度下降。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理论来对此进行解释，即消费的下降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引起的人们消费倾向的改变，比如要存钱支付养老、医疗、购买住房和子女的教育费用等，但这种似乎有道理而又看似符合实际的说法却是大有问题的。我们把复杂一些的理论分析留到后面，这里只是指出一个重要的经验事实，即在美国的长期国民收入统计中消费倾向是相当稳定的，是不是美国在一百多年中社会福利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仅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技术（如新技术革命）和人们的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老一代的美国人拼命的攒钱而现在年轻人却大量的负债消费，但奇怪的是，统计上的消费倾向竟然没有变化。确实，上述这些技术上的因素会影响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或时间选择，但它们只能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期货价格），而不能影响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货币的消费和储蓄变量，因为这些变量只是表示人们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而与技术或时间偏好完全无关。
消费和储蓄既然是货币量值，我们可以从货币的角度来解释上述问题，如果假设人们的储蓄是作为银行存款保持的（这在货币供给的统计上即是），那么人们能不能把作为储蓄的银行存款多取出10%用于消费呢？显然不可能，这必然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同样，人们也不能多储蓄10%作为银行增加的存款而没有相应的投资贷款，这也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当人们试图这样做时，必然会使商业银行改变货币供应量，从而引起收入水平的变化而阻止人们改变货币量值消费与储蓄比例的企图，或通过经济波动来加以调节，这即是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和节俭的悖论。对于我国1997年以来的消费下降，其重要原因是从1991年以来收入分配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或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消费倾向的改变则是次要的。
以上对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统计变量的分析表明，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实物、生产函数、时间偏好等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而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用于表示这种特殊的比谁挣钱多的竞争游戏。
因此对于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经济来说这种GDP增长是重要的，只要它不增长资本主义就得瘫痪，但是所谓的像生产涵数一样的生产总值是压根就不存在的，它实际上的名称应该叫做“生产了资本的雇佣劳动总和”或者称作“被买卖流通的劳动总和”。一极端的例子，完全军管的社会其价值（依据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定义）量将为零，作为价值总量的GDP也将为零，这是把它当成生产涵数的人永远无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