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政府采取那些措施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尽管今年经济形势较为严峻，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是好的，宏观经济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复苏。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应进一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带动作用，并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记者：您如何看待今年的宏观经济走势？
姚景源：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根本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首先是在出口上，然后在工业上，最终体现在消费上。去年11月份，我国出口同比已经出现负增长。由于我国工业是以销定产，出口受到影响，工业的出****货值就下降，导致整个工业的增长速度也在下降。而对消费的影响可能不像工业生产那么大，未来如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危机，那么消费就不会受到根本性影响。如果复苏时间拉长，消费增长问题可能会较大。
从思想上，应当把今年经济形势看得比去年更严峻，但从评价经济增长、就业率、物价和国际收支四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还是好的。去年一至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速为9.9%，高于改革开放30年来的平均增速9.8%。四季度尽管面临很大压力，但全年GDP保持9%以上的增长没有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工业化迅速推进以及城市化迅速发展，而金融危机没有改变这个阶段性特征。
记者：中央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您认为应如何有效扩大内需？
姚景源：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形势还在恶化，其影响正从虚拟资本向实体经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推进。目前来看，今年我国出口需求可能会比去年更严峻，对此应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持出口的稳定增长，但是出口的增长归根结底还取决于欧美什么时候走出危机，因此应坚定不移地把保增长放在扩内需上来。
扩大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两方面。消费方面，一是要增加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收入，国家已经提高了粮食最低收购价，加大对农民的各种补贴，提高城市的低保和离退休金水平。二是要稳定居民支出预期，避免居民因为预期支出压力而放弃近期消费，就是要加大社会保障力度。
投资方面可以分为基础设施投资、企业更新改造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三部分。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的潜力。2009年元旦起全面推行的增值税转型，可以提高企业更新技术设备的热情，拉动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增长。保障性住房建设既能拉动经济增长，又可以改善居民住房，还可以平抑房价，起到一举三得的作用。
记者：如何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您预计宏观调控措施何时能明显见效？
姚景源：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宏观调控首先要发挥财政政策的经济扩张作用，刺激有效需求。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当年财政投入为1500亿元，这次投入规模要远大于当年。2009年财政即使出现一定的赤字，和经济总量相比，赤字水平肯定处于安全界限之内。货币政策方面也将对经济复苏起到刺激作用，2009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
当前经济形势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比较相似。当时我国彻底摆脱影响用了5年时间，这次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远高于当年，但经济复苏绝对用不了5年。原因首先是我国的经济总量远远大于97年、98年；其次是我国目前拥有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支付能力世界第一；再次是目前宏观调控的科学性、艺术性有了很大提高；最后是各国政府不再像以往危机那样采取贸易保护，而采用“联手救市”的手段。
当前不少人争论我国经济走势是V型、U型还是L型，我认为其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恢复。宏观调控措施见效有一个时间差，上半年不一定见效，但是到下半年可能会明显见到效果。
⑵ 面对当前经济形势应采取的措施有哪些
在金融危机下，中国采取出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货币政策：1下调利率。
2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3暂缓发行定向央票，国债等。
4下调银行之间的隔夜拆借利率。
财政政策：1提高很多出口产品的退税率。
2对农民加大了补贴力度。
3对高新科技产业进行税制的优惠改革，刺激出口。
4对中小企业开的各项绿灯，包括解决融资难问题。
5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刺激农村消费。
6发行消费券，旅游券等，刺激国内消费。
7四万亿投资计划，拉动投资和内需。
8十大行业振兴计划，电网改造，新能源，新农村，医改等等
9房贷利率七折优惠，刺激房地产市场。
等等等
针对国外，我们在稳定美元方面贡献很多，继续增持美国国债，虽然这很大层面也为我们自己的资产不缩水，不过在稳定美国经济也起了不少作用。还有积极参加各国峰会，中美对话等等，还有中央政府牵头到欧洲进行的大采购，和很多国家达成货币互换协议，等等都是为摆脱世界经济危机而做的贡献。
⑶ 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
对于有些人来说，经济形势就没好过，对于有些人来说，经济形势就不分好坏。对于你来说，现在不要轻易做任何投资举动，最好是扎紧自己的钱袋子。
⑷ 锻造经济形势下行我们该怎样应对
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遭遇到不少预期内和预期外的冲击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施了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政策组合，使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民生持续改善。预计2015全年GDP增长6.9％，CPI涨幅1.5％。展望2016年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但受结构性、周期性因素叠加影响，明年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需要采取积极有力的宏观政策和加快推进改革加以应对，仍可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全年经济运行总体特征2015年经济运行的总体特征是稳中趋缓、稳中有进、稳中有忧，各领域分化加剧，动力转换过程中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存。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结构性衰退和结构性繁荣并存。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1.4％，较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高于二产10.8个百分点。工业内部结构调整加快，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增长较快，产业结构加快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但行业景气度差异较大。一是部分产能过剩行业十分困难。资源类、重化工业普遍陷入困境，增速大幅下滑，煤炭、钢铁、水泥等产品产量明显下降，行业总体库存压力较大，仍处在调整探底发展阶段，要彻底走出困境尚需时日。二是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计算机通讯、新能源、新材料医药制造等产业发展优势明显，增长速度大幅快于传统制造业。三是新兴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延续近两年高增长态势，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行业表现尤为抢眼。三大需求趋于平衡发展，内部分化逐步凸显。2015年以来，消费增长保持稳定，投资增长速度持续放缓，出口增速换挡，三大需求趋向平衡发展。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8.4%，高于投资15个百分点，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从三大需求内部看，分化逐步凸显，萧条与旺盛并存。投资方面，房地产投资持续回落，月度投资已现负增长，基础设施投资保持较快增速，制造业投资缓中趋稳。消费方面，网上商品零售、通讯类商品、旅游等领域消费高速增长，而石油及制品类消费大幅衰退。出口方面，一般贸易出口保持正增长，而加工贸易出口大幅下降，传统七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优势明显下降。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显着，多速增长格局出现。一些产业基础好、结构多元化、调整步伐快、开放程度高的地区，经济仍然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而一些产业结构落后单一、产能过剩行业比较集中的地区，经济下行速度较快。重庆和贵州两地逆市上行，实现了10%及以上的超高速增长，领跑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相对平稳，保持在7%—9%中高速增长区间;辽宁、山西等资源型、重化工业大省下行压力较大，减速幅度大，增速低于3%，甚至其省内部分地市出现负增长，情况极不乐观。企业景气分化，同一行业内冰火两重天。一方面，一些大型企业、上市企业紧抓市场、政策机遇，发挥其规模、品牌等优势，发展相对较好。另一方面，量大面广的传统企业、中小企业依然普遍面临生存难、转型难的困境。民生持续改善，收入就业指标表现较好。前三季度，中国城镇新增就业1066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1%—5.2%。居民收入实现了“两个高于”的要求，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达到16367元，同比实际增长7.7%，高于同期GDP增速0.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8.1%，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1.3个百分点。价格水平总体平稳，结构性通缩压力加大。受新拉涨因素不足，及季节、气候因素的影响，全年月度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均低于2%，个别月份低于1%，物价总水平平稳。但受国内需求总体偏弱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生产领域中原材料、燃料价格持续下降，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45个月负增长，且降幅较大，工业领域结构性通缩风险已较为突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投资增长后劲不足。1—11月份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仅增长4.7%，较上年同期下降8.8个百分点。特别是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速更低，新开工大项目不足问题比较突出。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受到融资平台清理、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及经济增速下降导致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部分项目尤其是大项目的资金来源受限，致使部分稳增长措施难以落地。同时，尽管国家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但是改革措施尚未完全到位，主动服务意识差，仍然存在投资项目需要各部门串联会签审批现象，审批环节多、行政效率低也影响稳增长措施的落实。二是市场出清困难。截至11月份，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45个月负增长，超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负增长记录，且伴随经济增速下行，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产能过剩局面缓解难度进一步加大，过剩行业有扩展之势。产能过剩导致企业经营效益持续恶化。1—10月份，全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亏损到386.38亿元，其中主营业务亏损720亿元，101家大中型钢铁企业中48家亏损，亏损面扩大至47.5%。10月份，全国22个城市5大类品种钢材社会库存环比有所上升。其中钢材市场库存总量830.81万吨，比上月增加26.93万吨，上升3.35%。当前急需通过市场出清恢复市场供需平衡。但受过剩产能行业重资产技术经济特征、地方政府保护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化解产能过剩和清除“僵尸企业”仍面临种种困难。大量资源固化于产能过剩行业，抑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发展。三是就业压力逐步凸显。今年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就业稳定，但受资本市场波动、总需求低迷影响，非制造业的景气度也在下行，10月份非制造业PMI指数已较7月份的年内高点降低了0.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减弱。且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进一步加大，部分传统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目前勉力维持的就业局面可能会被打破，部分隐藏性失业可能会显性化，就业压力将进一步凸显，可能将对明年的就业稳定造成影响。同时尽管网上商品零售、快递等新兴业态创造了部分新的就业岗位，但也必须注意到网店对实体店带来的冲击和显着的替代效应。调研中反映，图书、服装、家电等产品的实体店受到冲击最大，部分实体店经营困难甚至出现了关闭潮。部分传统的百货商场也受到较大冲击，经营景气度持续下降，这对相关群体就业带来较大影响。四是金融风险加大。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企业效益恶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等实体经济的问题开始向金融领域传导。2012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呈现逐季上升趋势，目前已经连续16个季度上升，不良贷款率由2012年第一季度的0.94%上升至2015年第二季度的1.50%，三季度进一步升至1.59%，环比上升0.09%，同期拨备覆盖率由287.40%下降到190.79%。融资难融资贵也导致部分地区非法集资问题抬头。这些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传导，加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导致金融风险上升。●2016年经济增长趋势分析2016年投资增长可能降至9%左右。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下降1.5个百分点，约拉低投资增速0.5个百分点。一是企业经营景气度下降影响投资积极性。研究发现，制造业投资增长速度变化的60%可由上一年的企业利润增长速度解释。2015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持续负增长，较上年下降约5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恶化抑制企业扩大投资。且上半年受益于股票市场持续活跃，企业非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若去除其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比利润数据显示的还要差。二是产能过剩依然突出，新增投资动力不足。从今年行业统计数据来看，产能过剩问题仍然突出，且伴随经济下行，产能利用率进一步下降，产能过剩行业有扩展之势。三是高新制造业规模尚小，难以提供足够投资支撑。全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高出全部制造业投资近4个百分点，但其占比不足10%，对制造业投资增长拉动较弱。房地产投资可能降至零增长。一是当前的资金来源结构难以支撑房地产投资增长。虽然1—11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增长1.3%，增速连续多月提高。但从资金来源看，国内贷款、外资、自筹资金都连续多月负增长，仅有定金及预收款和个人按揭贷款正增长。二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负增长。1—11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33.1%。三是当前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仍未全面恢复。当前房地产市场景气上行是结构性上行而非整体上行。从区域看，一二线城市景气上行，三四线城市低迷。从房屋购买结构看，改善型住房景气度高，而刚需房和高端房类的景气度相对较低。10月份以来房地产销售增速已经出现下降。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可能回落2个百分点。一是资金来源受到限制。受经济下行影响，财政收入增速大幅下降，且若明年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再次下降，则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将受到极大约束。二是部分改革措施短期内可能抑制地方政府投资扩张。新预算法、限制地方招商引资竞争和地方司法、纪委体系改革强化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制衡约束，短期内可能抑制地方投融资扩张。消费可能进入个位数增长。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持续减速。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实际增长7.7%，高于经济增速0.8个百分点。但年度比较来看，却是持续减速。二是受失业显性化等因素的影响，消费信心可能有所减弱。三是一些热点消费可能减速。首先汽车消费鼓励政策的效应减弱。其次，今年受黄金价格波动及股市波动引发的避险情绪增强的影响，三季度以保值增值为目的金银珠宝类消费大幅走强，平均增速达到13%，但不具有可持续性。出口可能略高于今年。一是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报告预计2016年发达经济体复苏会有所减弱，但新兴市场国家的增长速度在2016年有所回升。二是政策环境优化和低基数可能提高出口增速，进口可能低速增长。今年进口之所以出现负增长，主要是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所致，进口数量降幅不大。预计明年进口数量将窄幅下降，价格影响降低，进口实现低速增长。总体来看，明年经济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进一步回落。2016年宏观政策选择2016年宏观政策的重点仍是要把握好稳增长、调结构和防风险的平衡，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供需两侧发力。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有力度。第一，建议进一步扩大赤字规模，提高赤字率，新增赤字主要用于国家重大工程，跨地区、跨流域的投资项目以及外部性强的重点项目。第二，建议考虑加大中央国债发行规模，并适当提高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额度，继续适时推进债务置换工作，减轻地方政府偿债压力，为地方腾出部分空间用于其他领域支出，保障地方公共服务的合理投入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稳定供给，拉动经济增长。第三，进一步加大力度盘活存量资金，统筹用于交通、水利、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第四，适当加大针对东北地区及其他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并配合其他相关政策，增强其自主增长动力。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松紧适度。第一，建议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在资本外流增多的情况下保持流动性充裕，并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在保持汇率总体走势基本稳定的大局下，根据市场情况，继续释放人民币贬值压力，进一步减轻出口部门压力。第二，稳定股票市场，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宽进严出，防范资本大规模流出风险。第三，发挥好定向调控作用，进一步扩大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规模，支持重点领域建设。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简政放权，加快化解过剩产能和清理僵尸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降低各类企业成本，引导“双创”活动走向纵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建立地方政府在改革和发展中的正向激励机制，克服不作为倾向。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地方政府的新型竞争机制，既要保障公平公正，也要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
⑸ 如何改变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总量不大，增长速度减缓的局面
国内生产总值(GDP)变动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GDP变动是一国经济成就的根本反映，GDP的持续上升表明国民经济良性发展，制约经济的各种矛盾趋于或达到协调，人们有理由对未来经济产生好的预期；相反，如果GDP处于不稳定的非均衡增长状态，暂时的高产出水平并不表明一个好的经济形势，不均衡的发展可能激发各种矛盾，我们必须将GDP与经济形势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不能简单地以为GDP增长，证券市场就将伴之以上升的走势，实际上有时恰恰相反。关键是看GDP的变动是否将导致各种经济因素(或经济条件)的恶化，下面对几种基本情况进行阐述。
（1)持续、稳定、高速的 GDP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协调增长，经济结构逐步合理趋于平衡，经济增长来源于需求刺激并使得闲置的或利用率不高的资源得以更充分的利用，从而表明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这时证券市场将基于下述原因而呈现上升走势。
伴随总体经济成长，上市公司利润持续上升，股息和红利不断增长，企业经营环境不断改善，产销两旺，投资风险也越来越小，从而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得到全面升值，促使价格上扬。
人们对经济形势形成了良好的预期，投资积极性得以提高，从而增加了对证券的需求，促使证券价格上涨。
随着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持续增长，国民收入和个人收入都不断得到提高，收入增加也格增加证券投资的需求，从而证券价格上涨。
（2)高通胀下GDP增长。当经济处于严重失衡下的高速增长时，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这将表现为高的通货膨胀率，这是经济形势恶化的征兆，如不采取调控措施，必将导致未来的"滞胀"(通货膨胀与增长停滞并存)。这时经济中的矛盾会突出地表现出来，企业经营将面临困境，居民实际收入也将降低，因而失衡的经济增长必将导致证券市场下跌。
（3)宏观调控下的 GDP减速增长。当GDP呈失衡的高速增长时，政府可能采用宏观调控措施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样必然减缓GDP的增长速度。如果调控目标得以顺利实现，而GDP仍以适当的速度增长，而未导致 GDP的负增长或低增长，说明宏观调控措施十分有效，经济矛盾逐步得以缓解，为进一步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时证券市场亦将反映这种好的形势而呈平稳渐升的态势。
（4)转折性的GDP变动。如果GDP一定时期以来呈负增长，当负增长速度逐渐减缓并呈现向正增长转变的趋势时，表明恶化的经济环境逐步得到改善，证券市场走势也将由下跌转为上升。 当GDP由低速增长转向高速增长时，表明低速增长中，经济结构得到调整，经济的瓶颈制约得以改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来临，证券市场亦将伴之以快速上涨之势。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只沿着一个方向进行，每一点都可沿着相反的方向导出相反的后果。最后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证券市场一般提前对GDP的变动作出反应，也就是说它是反应预期的GDP变动，而GDP时实际变动被公布时，证券市场只反映实际变动与预期变动的差别，因而在证券投资中进行GDP变动分析时必须着眼于未来，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建议自己下去查查资料
这样的提问没有意义
⑹ 现在中国整体经济大环境很差，何时能恢复
中国经济已进入新“拐点阶段”，不一定是坏事，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因此使得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更趋复杂。个人认为改革未必直接惠及短期增长，如能平衡中长期改革与短期增长之间的关系，平衡结构调整与防控风险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速下一个台阶，而质量上一个台阶，推动“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稳定增长”进入良性循环。除中央决策层的智慧及决策科学外，百姓的积极参与与各级政府及基层组织的执行力将是实现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也决定时间的长短。看中央反腐的决心和力度，良好的法制与公平的经济环境的有望加速建立，相信会为我们带来真正的繁荣而不是萧条，乐观估计经济会在3-5年内按合理速度稳步发展。
⑺ 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处于滞涨,应该怎样解决
对付"滞胀"一般采用财政政策效果较好，比如，通过加大财政开支或减税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当然，如辅之以适度升息来控制通胀，则效果更好。
⑻ 为何感觉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差
艰难的产业转型和升级过程，虽然艰难，但这道坎非迈不可，不将4万亿刺激形成的泡沫挤掉、不淘汰严重产能过剩的三高产业，中国经济未来形势会更悲观。
⑼ 论述当前经济形势现状及对策
1.结构性通货膨胀仍在可控范围内
由于受到国际、国内（能源、粮食价格上涨，美元贬值、本币升值，人工成本增加、自然灾害影响，国际主要消费市场疲软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的通胀压力。
此时此刻，我们应该看到由于30年改革开放，有积累的雄厚的物质财富为基础、有已经建立起的强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作保证，并且总结了管理经济的经验教训、提高了驾驭社会管理的能力，以及对市场经济开放程度的控制，和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信心相信经济转向全面通胀的可能风险不会变为现实。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结构性物价上涨是经济体系内在价值规律在平衡各生产要素价格时发挥作用的体现，是市场经济促进经济社会效率提高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正常表现。生产要素价格结构调整引起的价格上涨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长期存在,并直观地表现为要素价格上涨推动的通货膨胀和货币相对贬值，这种现象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客观长期存在。
2.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由偏快转向偏冷的风险
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出口加工型企业的经营困境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正在显现。在一定的发展阶段，适度的市场调整与经营压力有利于企业改善经营、做强做大龙头企业，有利于促进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换代，有利于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科学持续的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过度的市场调整与过快的经济发展具有同样的危害性。由于房地产等行业的发展影响着众多相关行业的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力，是经济发展的龙头行业，过度的市场调整将使社会面临着经济发展硬着陆的危险、将使社会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消费市场萎缩、大大提高金融体系风险，将使社会面临经济全面下滑的经济萧条，最终影响社会稳定的发展基础。由于宏观调控政策具有延后效应的特点，当前，宜进一步观察已出台政策的效应显现，不宜急于再出台新的调控政策。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不应在执行政策时层层加码。
3.企业家和大众消费者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期正发生质的变化
乐观的情绪已经消退、市场观望情绪浓厚、悲观的情绪开始产生。这样一个敏感的发展阶段，正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与社会大众对改革发展的信心。
“羊群效应”理论表明，社会预期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不会是一种线性的反应，而随着时机的延后，更多的可能会是倍数的社会影响。因此，宏观调控力度的把握和政策的及时调整是我们所面临的艰难抉择，正确把握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制定适宜的发展政策此时尤其重要，对科学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科学发展观”内涵应当是在发展中讲科学，以科学技术来促发展。
此时，重温小平同志“坚持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一百年不动摇”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4.“战争”就在我们身边
由于受能源、粮食价格上涨，美国次贷危机、美元贬值、自然灾害、国际主要消费市场疲软等因素影响，全球化背景下的利益攸关真实地展现在各国政府和人民面前。地球资源的有限与人类社会对生存利益的本能追求，确定了国际社会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竞争无时不在。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因此，根据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变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地做好适合国情的、可以因应诸如“石油战争”、“粮食战争”、“货币战争”等国际因素的、可以指导国家中、长期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非常重要，有了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深刻研究和清醒认识，我们就可以把握变化趋势，及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就可以比较从容地面对各种复杂的国内外影响因素，而立于不败之地。
二、对策
1．保持社会投资的合理增速、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
根据宏观调控的政策导向，采取各种措施加快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保持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做好社会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应当坚持社会发展的效益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明确“中、低收入群体解决基本居住空间的民生问题以政府提供社会保障性住房为主；改善和提高住房的消费需求满足以房地产市场为主”的工作目标。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还是应该认识到我省是适合人居的地区，具有优美的山川、气候宜人、地区生态环境总体良好。如果政府在城市建设方面有更科学的规划安排、有更符合人性的城市管理、能提供给人民更好的安居乐业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们就能激发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内地西部地区生活工作移民的潜在需求，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同时适当控制商品住宅用地供应量，而在分析市场需求的前提下适当加大对写字楼、商务酒店、休闲酒店等生产性、商务性项目的土地供应，避免投资增速过快回落，保持地方财政收入能过渡平稳。
2．促进休闲度假旅游等第三产业发展，推动消费增长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改善消费环境。清理和整顿不利于推动消费的政策（例如：城市停车空间的充分优化利用、城市商业氛围的营造、商业经营环境的改善、为经营与消费提供宽松便利的商业环境），加强政府职能部门服务经济发展的意识，通过加强教育学习，要让公务人员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理念，使他们能够以优质的专业服务能力与科学管理的方法在具体的工作中落实科学发展观。
3．加大政府服务力度，促进产业整合、积聚
抓住机遇，明确政策导向，制定鼓励措施，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政府要当好“媒人”，细致入微扎实工作，避免硬性地拉郎配，而是以科学的市场理念为指导，加强服务，促进企业重组行业整合，从区域经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中保持竞争力，谋求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和推动优秀企业集团做强做大。
4．切实推进闽台经济区的建设发展
抓住机遇，做好规划，探讨协作模式。从台湾地区新一届领导人发表的与大陆地区发展经贸关系的一系列讲话来看，我省虽然具有突出的地缘、人缘等经济协作发展优势，但是目前还不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地区。这里反应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地方政府与社会认真的思考。
“两岸三通”是我省上、下期盼多年的也是我省难得的发展机遇，从目前情况看，它不会成为我们当然的发展机会，如何把握地缘、人缘等优势，科学分析产业协作基础，正确制定两岸产业协作和经济合作规划，明确发展的目标与定位，用创新开拓的新思路、新方法来推动实质进展，是促进闽台经济区形成与发展的关键。
5．鼓励和促进创新产业和生产型服务企业发展
鼓励扶持创新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新亮点，具有很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是作为自然资源贫乏的我省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的产业布局的理想选择。
应当看到创新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因此要选择发展创新产业，政府应当科学地制定出发展规划，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体系，踏实地做好产业发展所需的基础工作，以优质的政府和社会服务来吸引、孵化、壮大企业，扶持产业的建立与发展。
生产型服务企业的发展，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做强做大的不可或缺的产业要求，是企业产品研发、生产管理、营销推广、售后服务、品牌创立与维护等方面的重要支持。发达的生产型服务企业可以推动产业集约发展，有利于推动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与壮大，提升地区经济竞争力，同时也是提高地区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
⑽ 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中国将如何应对并有所作为
第一、稳政策。
中国经济总是陷于大起大落困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大起大落，其根源在于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的过度干预。政府的过度干预不会造就一个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只会让市场低效，并且滋生寻租和腐败的空间。保持政策相对稳定的核心就是要减少政府频繁的短期宏观调控，代之以加强长效的市场制度建设，这也是中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比如，股市和楼市就是中国经济的缩影，在很大程度上由政策调控，总是大起大落。股市相对稳定之所以重要，在于如果股市不稳，大幅度下滑，会大幅减少家庭资产，加上居民的现期收入上不去，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的教育)等消费预期不断增加，现期的消费就会受到挤压，内需不足的情况会不断恶化。再看楼市，自2003年国务院发布18号文以来，政府每年都会出台若干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政策，但是总给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感觉。不可否认，房地产行业存在着很多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和房产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近期又伴随着房价上升过快的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频繁的价格管理和政策手段，而是切实加强房地产市场长效制度建设。
应从促进土地城乡流转、开征房产物业税种、加强银行风险管理、构建住房保障体系、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建设、完善土地拍卖制度等涉及面广、影响面大的制度建设方面入手，多管齐下，实行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建立有效市场，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引导有效供给与需求，从而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尽管有一些好的措施，与我们的建议有重叠之处，但我们对其将政策目标瞄准高房价，而不是房地产市场严重的结构失衡，以及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非法律定义的行政手段感到担忧。它可能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而且会破坏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激化供求失衡的矛盾。如果房价被人为遏制，不能提供足够的投资和生产激励，也就无法保证有效供给。当前的房产宏观调控政策，已带来如下一些负面效应。
一是产生激励扭曲，使得政策目标与实际结果相背离。比如，提供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条款，本意是遏制投机购房，恰恰无法挡住外地有钱人(不需贷款)异地购房，却将那些要靠信贷支持才能在城市里购房的非户籍人口挡在了门外。这也背离了城市化规律。
二是引发道德风险，使得市场沉迷于政策预期和博弈。由于信息很难对称，很多政策的监督成本巨大，将会引起五花八门的社会乱相和道德失范，如虚开证明、借名买房、假按揭、行贿受贿等，更有甚者上演起假离婚的把戏。
三是破坏政策相对稳定，使得政策随着房价上下起伏。一旦打压房价的新政影响到我国经济平稳增长(不是没有可能)，如何处理这些限制性政策?临时性的政策撤销之后，消费者暂时被压制的刚性需求再又报复性反弹，政府又要如何应对房价上涨的卷土重来?因为从长远看，中国房价的上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四是阻滞市场改革，使得计划手段扰乱市场自发秩序。比如，将稳定房价的责任归于地方政府，实际也赋予了其超越法律权限干预市场的权力，可能会导致价格的扭曲并增加政府权力寻租的机会。政府应该管的是法定的住房保障，而不是市场的住房价格。
第二、调分配。
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社会财富“蛋糕”的快速变大，但是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不合理程度却日益加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与民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居民收入比重由1988年70.5%的最高点下降至2007年的59.1%，国家财政收入在1993年至2008年之间的平均增速超过19%，大大超过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政府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的好处远远多于居民收入，且财政支出又大多用在推动GDP增长和自我消费上，而不是涉及公共利益的教育、医疗、社保、环保等事业上，使得老百姓捂住钱袋子不愿消费;二是贫与富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基尼系数由1982年的0.249拉大到2008年的0.47，社会各阶层的差距越拉越大，因制度性利益冲突和不均等而产生各种矛盾趋于尖锐化，已成为很多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的主要直接源头，如不加重视将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三是城与乡的收入差距拉大，我国居民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2.57倍增至2009年的3.33倍，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有固化和加剧的趋势。这些问题不解决，都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进程。
毋庸置疑，收入分配改革必须要谋划长远，但久拖不决肯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短期内还是应该拿出若干能够起到实效的具体措施。建议政府下大决心从国企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政策改革等硬骨头入手，促进政府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首要的是，改革现有的国有资产收益分配制度，将大部分国有收益真正转移到公共支出领域，如充实到社保中去，让作为国有资产名义所有者的全民，真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其次，应该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建立必要的减免退税机制，切实降低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税负，同时开征(或加大)资源税、房产税、遗产税等国际经验表明可有效缩小收入差距的税种等，让税收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第三、拉两头。
首先，我们认为要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教育的投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使粮食供给保持稳定增长，建立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增强8亿农民的消费能力，有效激活农村消费市场。当然，我们更应该将三农问题置于中国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去考虑，积极推进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进程，这才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其次，我们认为要大力促进服务业发展。目前，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45%左右比重不仅与成熟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相比都低不少。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通常占GDP的65%以上，而巴西、印度、俄罗斯、韩国、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水平也都在55%以上。
相对而言，服务业对能源、资源等要素的消耗较低，它并不会像需要大量基本原材料投入的行业一样，由于当前持续高企的原材料价格而显着地引致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通货膨胀。相反地，一方面，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有助于缓解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并可以减轻资源密集型制造业过度膨胀所引致的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等负外部性。另一方面，发展智力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则有助于提升中国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升级转变。
第四、优中间。
经济金融危机的一个作用，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深层次的结构优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主体第二产业而言，一要引导和支持工业部门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促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端优势工业产业群，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方面应注意充分发挥民企的作用。因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创新体制，往往不计成本，在动机上可能是忽视经济效益的，也许在某些特定领域或特定目标上能成功，但不会导致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型经济。相反，以民企为主体的创新体制，由于对利润和效益的密切关注，以及分散决策所需的信息量较少，使得它更容易导致整体经济效益的持续提升。
二要转变发展方式，提升能源利用水平，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推动中国经济实现由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基础的“高碳”经济，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经济的转变，淘汰落后产能，实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三要改变国有垄断行业封闭、单一的所有制结构，继续扩大民营资本市场准入，不断完善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体系，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让其进入原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促进市场竞争，让生产要素向最有效率的地方集中，以提升整个经济的效益和效率。由于中小企业的大量存在而形成的竞争和创新文化，促使创新型大企业不断涌现，也正是发达国家保持强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没有充满活力和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一国经济很可能是没有希望的。数据也显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为此，我们要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规章。比如，新《劳动合同法》无论是从出台时机还是立法依据都很有问题，使得大量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用工体制僵化，生存空间恶化，属于典型的好心办坏事。究其原因，就是用热情和愿望替代了经济规律，政府在不该管的地方管得太死太细，结果导致有法必依则大量中小企业倒闭，有法不依则法律威严受损的两难局面。建议对大、中、小企业实行区别对待，避免用《劳动合同法》这样的“一刀切”做法，挤压中小企业特别是那些极小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而无法大量吸收过剩的农业人口以促进城市化转型。
第五、扩内需。
可以预期，一直以来支撑中国增长模式的外部需求在未来几年内都将会比较疲软，原因在于主导全球经济消费需求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居民家庭当前都面临着去杠杆化和重建储蓄等重要任务。因而，当务之急是促进从外需支撑的出口型发展模式向内需支撑的消费型发展模式转变。
如果说前述的调分配可以增加居民的购买能力，那么要真正有效激活消费需求，还需要增加居民的消费信心和消费意愿。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通过一次性转移支付或财政补贴来扩大居民的“半强制性消费”，起到了非常显着的成效，但是这种补贴性消费行为一旦长期化，将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并且会为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筑高藩篱。
建议在进一步延续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提高特殊人群补贴、降低部分产品消费税等刺激政策的同时，积极规划出台面向未来5到10年的涵盖就业、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涉及居民“生(生计)、老(养老)、病(治病)、居(居住)、教(子女教育)”的具有全局性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改革计划，以稳定居民收支预期，提高自发消费信心，扩大自主消费需求。
第六、促出口。
在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等公共福利政策还处于改革摸索的情况下，经济由出口导向向内需驱动的转变无法一蹴而就。当前政府应该在扩内需的同时，在促出口方面同样有所作为，以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缓解庞大的就业压力。
首要一条，就是近期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以保持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数据显示，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人民币升值1个百分点，纺织品企业利润也将降低1个百分点，而其本身的利润只有3%至5%。因此，尽管从长期看人民币还存在一定的升值空间，但是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仍然不稳的情况下，要尽量顶住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稳定人民币汇率，这对缓解中国企业出口成本的上升，帮助出口依赖型的企业稳住一定的外部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的贸易赤字涉及90多个国家，是一个多边问题，不能通过简单的双边汇率调节来解决。在美国一些着名经济学家的极力鼓动下，美国政府寄望于通过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来解决其自身的结构性问题，这是一种自己生病别人吃药的做法。事实上，由于改革开放，中国大陆已有相当比重的外国企业、跨国公司和合资企业，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使得人民币升值对其他国家是一柄双刃剑，这也会大大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其次，要继续运用财政、信贷、外贸基金等多种手段，为企业降低出口成本，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克服隐性贸易壁垒，支持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同时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帮助企业不断开拓新兴市场贸易、东亚区域内贸易及自由贸易区内贸易(如成立不久的中国-东盟、中国-秘鲁、中国-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等双边自由贸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