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首席经济学家怎么分析

Ⅰ 在IMF做经济学家是一种什么感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是世界银行巨头们私有的欧美中央银行以及其它一些掌控了世界经济命脉的银行家们所掌握的（欧美中央银行一般是私有的，这些国际银行家们掌握了货币发行权，也就是这些政府真正的幕后之手）国际金融组织。1946年3月正式成立。1947年3月1日开始工作，1947年11月15日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在经营上有其独立性。总部设在华盛顿。该组织宗旨是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把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源的发展、实际收入的高水平，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稳定国际汇率，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避免竞争性的汇价贬值；协助成员国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在有适当保证的条件下，基金组织向成员国临时提供普通资金，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机会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调，而不采取危害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按照以上目的，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时间，减轻不平衡的程度等。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于各成员认缴的份额。成员享有提款权，即按所缴份额的一定比例借用外汇。1969年又创设“特别提款权”的货币（记账）单位，作为国际流通手段的一个补充，以缓解某些成员的国际收入逆差。成员有义务提供经济资料，并在外汇政策和管理方面接受该组织的监督。基金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由各成员派正、副理事各一名组成，一般由各国的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行长担任。每年9月举行一次会议，各理事会单独行使本国的投票权（各国投票权的大小由其所缴基金份额的多少决定）；执行董事会负责日常工作，行使理事会委托的一切权力，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其中8名由美、英、法、德、日、俄、中、沙特阿拉伯指派，其余16名执行董事由其他成员分别组成16个选区选举产生；中国为单独选区，亦有一席。执行董事每两年选举一次；总裁由执行董事会推选，负责基金组织的业务工作，任期5年，可连任，另外还有三名副总裁。该组织临时委员会被看作是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和指导机构。该委员会将在政策合作与协调，特别是在制订中期战略方面的充分发挥作用。委员会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与世界银行共同举行年会。主要出版物有：《世界经济展望》、《国际金融统计》(月刊)、《国际货币基金概览》(周刊)、《国际收支统计》(月刊)、《政府财政统计年鉴》。中国是该组织创始国之一。1980年4月17日，该组织正式恢复中国的代表权。中国在该组织中的份额为80.901亿特别提款权，占总份额的3.72%。中国共拥有81151张选票，占总投票权的3.66%。中国自1980年恢复在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后单独组成一个选区并派一名执行董事。1991年，该组织在北京设立常驻代表处。[编辑本段]机构宗旨该组织宗旨是通过一个常设机构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平衡发展，把促进和保持成员国的就业、生产资源的发展、实际收入的高水平，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稳定国际汇率，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避免竞争性的汇价贬值；协助成员国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在有适当保证的条件下，基金组织向成员国临时提供普通资金，使其有信心利用此机会纠正国际收支的失调，而不采取危害本国或国际繁荣的措施；按照以上目的，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时间，减轻不平衡的程度等。该组织的资金来源于各成员认缴的份额。成员享有提款权，即按所缴份额的一定比例借用外汇。1969年又创设“特别提款权”的货币（记账）单位，作为国际流通手段的一个补充，以缓解某些成员的国际收入逆差。成员有义务提供经济资料，并在外汇政策和管理方面接受该组织的监督，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起着枢纽和核心作用。[编辑本段]主要职能其主要职能：制定成员国间的汇率政策和经常项目的支付以及货币兑换性方面的规则，并进行监督；对发生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在必要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避免其他国家受其影响；为成员国提供有关国际货币合作与协商等会议场所。促进国际间的金融与货币领域的合作；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维护国际间的汇率秩序；协助成员国之间建立经常性多边支付体系等。[编辑本段]基金组织历史1944年，联合国赞助的财金会议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7月22日，各国在会议上签订了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的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的主要设计者是费边社成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以及美国副财政部长亨利·迪克特·怀特（HarryDexterWhite）。协议的条款于1945年12月27日付诸实行，1946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是为二战完结后之重建计划的一部份，1947年3月1日正式运作。有时国际货币基金、国际清算银行（BIS）及世界银行，被称为“布雷顿森林机构”。差不多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其金融政策均受这三家机构影响。[编辑本段]基金组织机构该组织临时委员会被看作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和指导机构。该委员会将在政策合作与协调，特别是在制订中期战略方面的充分发挥作用。委员会由24名执行董事组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与世界银行共同举行年会。基金组织设5个地区部门（非洲、亚洲、欧洲、中东、西半球）和12个职能部门（行政管理、中央银行业务、汇兑和贸易关系、对外关系、财政事务、国际货币基金学院、法律事务、研究、秘书、司库、统计、语言服务局）。[编辑本段]会员资格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的申请，首先会由基金的董事局审议。之后，董事局会向管治委员会提交“会员资格决议”的报告，报告中会建议该申请国可以在基金中分到多少配额，以及条款。管治委员会接纳申请后，该国需要修改法律，确认签署的入会文件，并承诺遵守基金的规则。而且会员国的货币不能与黄金挂沟（不能兑换该国储备黄金）成员国的“配额”决定了一国的应付会费、投票力量、接受资金援助的份额，以及特别提款权SDR的数量。中国是该组织创始国之一。1980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恢复中国的代表权。中国在该组织中的份额为33.853亿特别提款权，占总份额的2.34%。中国共拥有3张选票，占总投票权的2.28%。中国自1980年恢复在货币基金组织的席位后单独组成一个选区并派一名执行董事。1991年，该组织在北京设立常驻代表处。基金组织是“由185个国家参与的组织，致力促进全球金融合作、加强金融稳定、推动国际贸易、协助国家达致高就业率和可持续发展”，除了朝鲜、列支敦士登、古巴、安道尔、摩纳哥、图瓦卢和瑙鲁，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而且只能是联合国成员国才有权直接或间接成为基金的成员。IMF的议事规则IMF的议事规则很有特点，执行加权投票表决制。投票权由两部分组成，每个成员国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权，以及根据各国所缴份额所得到的加权投票权。由于基本票数各国一样，因此在实际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加权投票权。加权投票权与各国所缴份额成正比，而份额又是根据一国的国民收入总值、经济发展程度、战前国际贸易幅度等多种因素确定的。目前IMF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美国、欧盟和日本手中，中国的份额甚至不如比利时与荷兰的总和。美国是IMF的最大股东，具有17.4%的份额，中国仅占2.98%，显然不能准确反映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IMF这种以经济实力划分成员国发言权和表决权的做法与传统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显然是背离的，引起了不少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据统计，基本投票权曾经超过IMF所有投票权的15%，但由于IMF的扩大，现在只占总数的2%。最新：美国在IMF中占有16.83％的投票权，中国现在增加后只占3.72％。IMF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通过率，因此美国享有实际否决权。即便中国向IMF注资，对在IMF地位的改变也不大。特别提款权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亦称“纸黄金(PaperGold)”。它是基金组织分配给会员国的一种使用资金的权利。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但由于其只是一种记帐单位，不是真正货币，使用时必须先换成其他货币，不能直接用于贸易或非贸易的支付。因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有的普通提款权以外的一种补充，所以称为特别提款权（SDR）。特别提款权不是一种有形的货币，它看不见摸不着，而只是一种帐面资产。特别提款权创立初期，它的价值由含金量决定，当时规定35特别提款权单位等于1盎司黄金，即与美元等值。1971年12月18日，美元第一次贬值，而特别提款权的含金量未动，因此1个特别提款权就上升为1.08571美元。1973年2月12日美元第二次贬值，特别提款权含金量仍未变化，1个特别提款权再上升为1.20635美元。1973年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纷纷与美元脱钩，实行浮动汇率以后，汇价不断发生变化，而特别提款权同美元的比价仍固定在每单位等于1.20635美元的水平上，特别提款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都是按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来套算的，特别提款权完全失去了独立性，引起许多国家不满。20国委员会主张用一篮子货币作为特别提款权的定值标准，1974年7月，基金组织正式宣布特别提款权与黄金脱钩，改用“一篮子”16种货币作为定值标准。这16种货币包括截至1972年的前5年中在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中占1％以上的成员国的货币。除美元外，还有联邦德国马克、日元、英镑、法国法郎、加拿大元、意大利里拉、荷兰盾、比利时法郎、瑞典克朗、澳大利亚元、挪威克郎、丹麦克郎、西班牙比塞塔、南非兰特以及奥地利先令。每天依照外汇行市变化，公布特别提款权的牌价。1976年7月基金组织对“一篮子”中的货币作了调整，去掉丹麦克郎和南非兰特，代之以沙特阿拉伯里亚尔和伊朗里亚尔，对“一篮子”中的货币所占比重也作了适当调整。为了简化特别提款权的定值方法，增强特别提款权的吸引力，1980年9月18日，基金组织又宣布将组成“一篮子”的货币，简化为5种西方国家货币，即美元、联邦德国马克、日元、法国法郎和英镑，它们在特别提款权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2％、19％、13％、13％、13％。1987年，货币篮子中5种货币权数依次调整为42％、19％、15％、12％、12％。因此其实现在一单位的特别提款权里包含的已经不止是美元了！援助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的使命，是为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国家，提供协助。对于严重财政赤字的国家，基金可能提出资金援助，甚至协助管理国家财政。受援助国需要进行改革，参阅华盛顿共识。批评冷战后期以来，布雷顿森林机构的角色一直引起争议。有批评指出，基金偏袒与欧美公司有良好关系的资本主义军事独裁者。另有批评称，国际货币基金不重视民主、人权和劳工权益。这些批评引起社会的讨论，促进了反全球化运动。相反意见认为，国际货币基金促使国家民主化的能力有限，而它的宗旨也没有写明要这样做。有支持者指出，经济稳定是民主的先决条件。有经济学家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的经济援助都是“有条件地”批出：受援助国需要实行基金建议的经济改革。经济学家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国家的社会稳定，实际上适得其反。一般来说，国际货币基金和它的支持者推崇凯恩斯主义。于是，供应学派的支持者通常与国际货币基金唱反调。国际货币基金提倡把货币贬值，被供应学派批评会造成通货膨胀。大部分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组织，例如ATTAC，认为IMF加深了贫穷问题，也增加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反对IMF的组织各有不同的立场。例如，供应学派认为，ATTAC提出的政策，理念上与IMF的相差无几。阿根廷因采用布雷顿森林机构提出的经济政策，而被IMF推崇为模范国家。然而，2001年，该国出现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不少人相信是由IMF倡议的紧缩财政预算和私有化重要资源开发项目所致。紧缩的预算削弱了政府维持基础建设、福利、教育服务的能力。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加深了南美洲国家对IMF的怨恨，他们指责基金要为南美地区的经济问题负责[1]。受到阿根廷经济危机影响，现时南美地区的政府渐走中间偏左的路线，并致力摆脱商业企业对经济政策的压力。另一个引起争议的国家是肯尼亚。原本肯尼亚的中央银行控制了该国货币的流动，IMF提出协助后，要求放宽货币政策。调整后不但外商投资大减，在贪污官员的腐蚀下，KamleshManusuklalDamjiPattni亏空了数以十亿计的肯尼亚先令（是为Goldenbergscandal），肯尼亚的财政状况比之前更差。国际货币基金亡羊补牢的行动影响了它的声誉：往往当国家已深受经济打击，IMF才伸手援助。其实，这些国家出现经济问题，通常是数十年管理不善的结果，而不为外界所知。管理不善导致国家陷入多年的经济困境，IMF通常于这时提供协助，人们于是把经济崩溃与IMF的介入连系起来。犯政客善于转移视线，利用民族主义和人们对IMF的坏印象，以IMF作自己的代罪羔羊。虽然IMF成立目的是协助稳定环球经济，但自1980年代以来，超过100个国家曾经历银行体系崩溃，并令GDP下降4%以上，这是史无前例的。IMF对危机的迟缓反应，以及亡羊补牢的做法，令不少经济学家提出要改革IMF。尽管西方社会对国际货币基金毁誉参半，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亚洲人和70%的非洲人认为，IMF和世界银行对他们的国家有“正面”的影响[2]。记录片LifeandDebt以批判的角度描述国际货币基金的政策对牙买加的影响。[编辑本段]基金的功能（1）外汇资金的融通：会员国家在国际收支困难时，可以向基金申请贷给外汇资金。但其用途限于短期性经常收支的不均衡，各会员国可利用基金的资金，其最高限额为该国摊额的2倍，而在此限额内1年仅能利用摊额的25％。后来，基金已慢慢放宽会员国对于资金利用的限制，以配合实际的需要。（2）规定各会员国汇率、资金移动和其他外汇管制措施：会员国的国际收支，除非发生基本不均衡，否则不得任意调整其本国货币的平价。所谓基本不均衡，乃指除了因季节性、投机性、经济循环等短期因素外的原因，所产生的国际收支不均衡。对于资金移动，基金则规定：各会员国不得以基金的资金，用于巨额或持续的资本流出的支付。对于此种资本流出，会员国得加以管制，但不得因此而妨碍经济交易的对外支付。（3）对会员国有提供资料和建议的作用:我国在基金的历史较早，1944年的布雷敦森林会议我国便是与会44国之一，并作为大国而摊额十分庞大，仅次于美国的275亿美元及英国的130亿美元，而为55亿美元，与美、英、法、印度并列入摊额最大的国家。1959年基金增资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摊额并未增加，因此不能列入摊额最大的5国之内，1961年单独任命执行董事的资格为西德取代。过去，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的资格由国民党政府当局代表，自从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于1980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通过取消台湾当局资格，恢复我国为会员国资格。（4）基金的平价：国际货币基金对于外汇汇率采取平价制度，规定各会员国均须设定本国货币的平价。基金第4条规定：会员国的货币的平价，概用黄金1盎司（英两）等于35美元表示。各国外汇买卖价格上下变动，不得超过平价的1％。1971年史密松宁协定成立后，此一现货汇率的波动幅度，已扩大为平价上下2.25％的范围，而决定"平价"的标准，也由黄金改为特别提款权。至于经基金公布的平价，非经基金同意不得变更。但如果会员国的国际收支发生基本不均衡时，即可向基金提出调整平价的要求。若整幅度在平价的10％以内时，会员国得自行调整后，由基金予以追认。若超过10％以上时，则须先经基金同意才能调整。此种平价制度就是“可调整的盯住汇率”。虽然与金汇兑本位制颇接近，但基金的平价，是基金与会员国所决定，而金汇兑本位制则由黄金含量比率所决定。[编辑本段]与世界银行的区别国际货币基金主要的角色是核数师，工作是记录各国之间的贸易数字，和各国间的债务，并主持制定国际货币经济政策。至于世界银行，则主要提供长期贷款。世银的工作类似投资银行，向公司、个人或政府发行债券，将所得款项借予受助国。IMF的成立目的是要稳定各国的货币，以及监察外汇市场。由于IMF不是银行，它不会放款。然而，国际货币基金有储备金，供国家借用，以在短时间内稳定货币；做法类似在往来户口中透支。所借款项必须于5年内清还。[编辑本段]历任总监根据不明文规定，IMF的总裁来自欧洲，而世银的主席则来自美国。任期姓名国籍1946年5月-1951年5月6日CamilleGutt比利时1951年8月-1956年10月IvarRooth瑞典1956年12月-1963年5月5日PerJacobsson瑞典1963年9月1日-1973年9月1日Pierre-PaulSchweitzer法国1973年9月1日-1978年6月17日JohannesWitteveen荷兰1978年6月17日-1987年1月16日雅克·德拉罗西埃JacquesdeLarosière法国1987年1月16日-2000年2月14日米歇尔·康德苏MichelCamdessus法国2000年5月1日-2004年3月4日霍斯特·克勒德国2004年3月4日-2004年5月4日安妮·克鲁格AnneKrueger美国（署任，非正式）2004年5月4日-2007年11月1日罗德里戈·拉托西班牙2007年11月1日-多米尼加国·斯特劳斯－卡恩德国[编辑本段]IMF的改革在2009年9月美国匹兹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第三次金融峰会上，与会领导人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份额提高到至少5％以上，5%的变化意味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方的投票权比例由57：43调整到52：48，接近对等。目前，中国的投票权为3.66%，英法均为4.85%。西方媒体分析认为，调整结束后中国很有可能成为投票权转移的最大赢家，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IMF投票权的第四大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这一顺序也和各国的经济实力大体相当。

Ⅱ 分析货币危机的形成原因

货币危机是金融危机的一种，是指对货币的冲击导致该货币大幅度贬值或国际储备大幅下降的情况，它既包括对某种货币的成功冲击(即导致该货币的大幅贬值)，也包括对某种货币的未成功冲击(即只导致该国国际储备大幅下降而未导致该货币大幅贬值)。对于每个国家而言，货币危机的程度可以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标来衡量，该指标是汇率(按直接标价法计算)月变动率与国际储备月变动率相反数的加权平均数。当该指标超过其平均值的幅度达均方差的三倍时，就将其视为货币危机。

根据以往所发生的货币危机，经济学界出现了几种解释危机的理论:

1、对应于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产生了财政赤字导致货币危机的理论。其理论机理为：财政赤字的增加将促使通货膨胀上升，进而造成出口品成本上升、贸易条件恶化、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当国家外汇储备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当局不能钉住汇率，同时，公众也能看到即将到来的崩溃，实际货币余额需求降低，对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进行投机冲击，从而引发外汇储备的突然耗竭。

2、1992年的英镑危机，产生了国内外经济周期不一致导致的货币危机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间经济增长周期的不一致所导致的一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内在冲突，是货币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当一国采取钉住汇率制时，中央银行必须通过利率政策来保持币值的稳定，但如果本国与所钉住货币国家的经济周期不一致时，就会导致汇率与利率水平的矛盾，而当投机者注意到政府难以维持钉住汇率时，就会对该国货币发动攻势。

3、国外游资的冲击导致货币危机理论，可以解释9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货币金融危机。该理论认为，在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但国内经济运行不健全的国家，往往会吸引大量的短期外国资本，这些外国资本主要是些专事货币与证券市场投机的游资。真正从事产业活动的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非常稀少。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不言自明的。

4、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导致货币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货币金融危机，是由于宏观经济政策不当或体制僵化使宏观经济的某些环节出现了问题，进而导致汇市和股市暴跌引发的。根源在于东南亚各国僵化的汇率机制和脆弱的银行体系。

二、避免货币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货币危机固然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但货币危机并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其中，制定适当的汇率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意义重大。

1、治理内部经济环境，加强本外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根本上讲，对外来投机资本冲击的制动权在于实施正确的财政、货币及汇率政策，健全国内经济本身，提高国内经济的抵抗力。

货币政策要坚定，以防止货币进一步过分贬值。货币无休止地下滑，不仅会造成国内通货膨胀的恶果，还会对借有外国贷款的国内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的收支平衡造成巨大压力。另外，还要着重解决金融部门存在的弱点，在许多情况下，虚弱但又可能生存的金融机构必须进行重建和再资本化，而那些无偿还能力的需要关闭或被强者所兼并。

在外币政策方面，要实行汇率目标区管理，增大汇率的弹性，以减少国际资本流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在浮动汇率成为各国货币制度主流的大环境下，与一种货币保持紧密联系的汇率制度面临一系列问题：本币的强弱直接取决于被钉住国的经济表现；在两国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利率作为本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明显削弱；钉住汇率制要求本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将汇率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对国内经济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甚至出现与本国国内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的现象。因此，严格的钉住汇率往往是以牺牲国内经济稳定来谋求汇率稳定的，在决定汇率水平的最基本因素 国内经济状况不佳时，汇率会有贬值的趋势，若不及时下调汇率，势必让投机者有机可乘，从而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2、资本帐户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开放不能操之过急。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对市场所在国的经济和整个世界的经济，既有有利影响，又有不利影响。一方面，提高了金融市场的运转效率，促进了资本国际间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推动了国际贸易和国际信贷投资的发展；另一方面，削弱了主权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加深了各国间的矛盾和摩擦，便利了投机资本的流动，加剧了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流动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因而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东南亚国家的实践证明：资本帐户过早开放，会使国内经济极易遭受国际流动资本的冲击。

Ⅲ 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中扮演核心角色，IMF首席经济学家为何这么说

之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会强调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中的重要角色和位置，是因为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在去年疫情发生的关键时期，我们国家对于整个世界的经济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只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防止病毒在疫情中的传播，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中国展现大国的责任和形象，在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就需要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我们国家要做好国内事务，同时也要防控疫情风险，尽可能的提升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水平，为整个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Ⅳ IMF 新任首席经济学家 Maurice Obstfeld 都有何过人之处

席经济学家

Ⅳ 你如何看待全球经济萎靡不振

当地时间10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4%，较今年6月的预期有所缓和。IMF预测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为1.9%，并在2021年增速至8.2%，成为唯一在2020年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更多关于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及中国经济的内容，IMF首席经济学家接受了央视驻华盛顿记者殷岳的专访↓↓↓

04:25
央视驻华盛顿记者 殷岳 ：吉塔，感谢你的时间。关于最新的预测，IMF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衰退减弱，你可以和我们说一说，自从我们四月和六月的采访之后，哪些因素提振了全球经济预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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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吉塔·戈皮纳斯 ：我们的预期和六月相比有了小幅上调，这一点所反映的是，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相关季度的数据出现了好转，第二季度数据非常糟糕，但比我们的预期稍好一点，而第三季度复苏的迹象相对较强，所以我们对发达经济体的预期有整体上调，这一点也导致全球经济预期的上调。同时我们也对一些新兴经济体的预期进行了上调，比如说中国20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上调了0.9个百分点，这也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央视驻华盛顿记者 殷岳 ：我们稍后详细说一下中国的预期，但首先我想多了解一下，因为全球经济复苏被IMF定义为漫长、不平衡且不确定，可以解释一下这具体意味着什么吗？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复苏将不是线性的，而是会遇阻反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吉塔·戈皮纳斯 ：漫长是因为，除了中国之外，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即便到了2021年底，也无法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所以这些是非常漫长的恢复，一方面复工复产后会有反弹，但自此往后我们认为复苏会非常缓慢，而且我们目前还在面对疫情还没有解决方案，这是为什么复苏会很漫长、不平衡出现在很多领域，制造业的复苏相对较快，特别是和服务业对比，所以依赖这些行业的国家复苏态势更为脆弱。另外一个不平衡的原因是在就业市场上低水平工种和女性受到的冲击格外严重。

央视驻华盛顿记者 殷岳 ：我们来具体说一说中国吧，上一次我们采访的时候大概是六月，中国被预测是今年唯一能取得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一次中国的增长预期又有所上调，在过去几个月哪些因素提振了中国预期的上调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吉塔·戈皮纳斯 ：我们对中国2020年的经济预期上调了0.9个百分点，2021年预期保持不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出口比预期更强，这体现出医疗用品和办公用品需求的上涨，促进了中国的出口需求；另一个是公共领域投资的增强，这一点也高于我们的预期。这两点是我们上调中国经济预期的因素。

央视驻华盛顿记者 殷岳 ：我想回到我们在第一个问题中你提到的一点，中国第二季度经济数据是全球经济预期上调的原因之一，在现在这个时刻，中国的经济表现对全球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吉塔·戈皮纳斯 ：中国是个很大的经济体，所以会有积极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对与中国有紧密贸易关系的区域中国家，这是非常积极的。另外与2019年相比，今年明年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将近10%，这一点对全球来说都有积极的溢出效应，中国在全球最需要的时候出口医疗用品和办公用品也是很有帮助的。但另一方面，目前危机还没有结束，还有下行风险，比如金融市场动荡、贸易关系恶化，这些都会伤害经济预期。

Ⅵ 主权基金的各国做法

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他们，跨境资本既追求经济利益，还追求地缘政治利益与权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西方国家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后起大国也像他们当年一样，会利用其雄厚的SWFs力量作为“金融核武器”，解构现有的政治、经济、金融的权力版图，实现其政治意图和经济利益。用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的话来说，SWFs坐拥如此庞大的一座金山，全球金融系统将任其左右。
因此，随着中国投资公司的成立，一场关于SWFs的约束与反约束、控制与反控制的暗战不可避免了。2007年10月19日发布的G7公报，可以说是正式拉开了这场暗战的帷幕：该公报明确表达了对SWFs带来的风险的担忧，指出国际社会应尽快确定SWFs的制度结构、风险管理、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的最佳做法。 在如何对待SWFs问题上，美国两难的矛盾心理非常明显：既要想办法挽留SWFs投资于美国的金融市场，又害怕SWFs规模壮大后导致其美元霸权的衰落，使其弱势美元转嫁债务的政策破产。由于当今美元霸权地位，在美国采取弱势美元政策时，人们不得不接受美元持续贬值带来债权缩水的恶果，但持续贬值对美元也有极为不利的一面——终将耗散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导致市场抛售美元。而大规模增长的SWFs遵循了多元化投资策略，追求高风险资产的回报率，在美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必将逐步减少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转换到欧元等其他币种资产，从而加快美元转换欧元等其他币种的趋势，可能形成抛售美元的羊群效应，而终将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届时，美元霸权的终结时代就将来临了。
除了担心对美元和金融市场的冲击之外，美国政府对SWFs操作策略的隐蔽性和缺乏透明度也颇有微词，害怕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利用SWFs来控制其高科技、资源性和军工类企业。比如，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克莱·楼瑞就表示,那些贸易顺差巨大的国家所管理的主权投资基金迅速壮大,但不知道SWFs的这些钱都去了哪里，难以完全排除其前所未有且鲁莽的风险管理举措带来较大影响的可能性，有必要增强透明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弗·考克斯甚至怀疑，SWFs会利用政府间谍机构搜集大量幕后信息来进行内幕交易。许多美国的专家学者也跳将出来助战，纷纷指责SWFs其中，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胡安·特里普在《金融时报》上撰稿说，SWFs会造成市场的恐慌，可能削弱国际金融机构的政治影响力，甚至有扰乱全球市场的趋势。
尽管很想进行严厉管制，但考虑国际收支逆差需要他国的SWFs与外汇储备支撑，美国政府投鼠忌器，并没有出台严厉的抵制SWFs的政策。因为，美国政府需要在SWFs的利用和限制之间达成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一方面是出于担心保护主义情绪急剧升温会导致SWFs真的用脚投票，另一方面也是维护自身监管能力和美国金融市场吸引力的信心需要。2007年10月24日生效的《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案2007年修正案》，强化了美国财政部对外国公司投资美国资产的审查和限制的权力。美国财政部认为，该法案已经体现了这种微妙的平衡，既保护了美国的利益又没有增加更多的投资贸易壁垒。基于这套法案的背景，美国财政部认为，推出一套SWFs自愿遵守的“最佳实践”规则就已经足够了。
然而，美国内部的“金融保护主义”仍在继续抬头，在2007年11月14日美国国会的SWFs听证会上，部分议员认为美国政府对SWFs的约束还是过于宽松，要求采取更为严厉的立法来抵制和约束SWFs。 欧洲的上空也弥漫着“金融保护主义”的幽灵。长期以来，德国政府对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等投资载体控股德国企业就非常警觉。目前，德国政府对待SWFs态度与其先前强烈要求监管对冲基金、增加其透明度的态度倒是一脉相承，成为了欧洲牵头抵挡SWFs的旗手。德国认为，SWFs会受到“政治和其他利益动机的驱使”，因此不但在国内组织政府草拟立法、组织委员会，限制SWFs的投资，还努力鼓噪整个欧盟采取一种“共同方式”，审查SWFs对欧洲公司的“恶意收购”活动。
德国抵制SWFs的观点其实是深深地打上了“默克尔烙印”。默克尔上台后，德国政府仿佛一下子想担任起全世界秩序领导者的职责，努力扮演人权卫士的政治大国形象。相较科尔、施罗德等几位前任，默克尔对中国的个人成见较深，主导推动立法约束SWFs投资，也是受到了中国投资公司成立的刺激。法国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响应了德国的呼吁，目前正在起草一份法律报告书，试图建立一套系统的核心产业保护法律框架，旨在保护法国一些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不受SWFs的影响。 面对中国的投资和经济增长给世界带来的超常的红利，理性的人们都会认为自筑樊篱隔绝中国的资本实在不合时宜。因此，G7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面对默克尔煞费苦心的限制SWFs的牵头行动，英、意不为所动，坚持其传统的自由主义立场，明确表态期待SWFs的投资。澳大利亚更是对来自中国的资金提供各种机会。
英国财政大臣阿里斯代尔·达林认为，作为政府针对具体投资意向的保护主义言论是错误的，因此，英国将抵制欧盟采纳统一政策应对SWFs。伦敦金融城第679任市长约翰·使达德更是对SWFs抛出了“来我这里，不必透明”的橄榄枝。2007年10月26日，中国投资公司成立尚不到一个月，使达德就迫不及待地专访中国，力邀中国投资公司落户伦敦。使达德认为，强迫SWFs透明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伦敦金融城采用的是“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制度，可以与企业之间进行“持续的对话”，足以提醒SWFs可能面临和形成的风险。
意大利政府宣布支持SWFs的自由市场准入，对潜在投资者没有国别限制。其国际贸易部长爱玛·波尼诺在谈起一直亏损的意大利航空公司时就表示：“我不在意谁买下它，他可以是中国人，也可以是爱斯基摩人……只要他们能让该公司扭亏为盈就行。”
近年来，澳大利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其政界、商界对包括SWFs在内来自中国的投资都持欢迎态度。霍华德总理在位11年来一直在为中国公司投资澳大利亚矿产资源铺平道路，澳大利亚工党领袖、现已于2007年12月3日刚刚就任总理的陆凯文也表示支持这一政策。德国的“金融保护主义”倾向，显然给予了英、意、澳更多的机会，这可是德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既然亲自操刀恐有不便，那假借他人之手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整个2007年，美国政要都纷纷在多种场合或明或暗地表示，IMF应尽快出面展开评估SWFs风险的工作程序，在全球范围内出台一项针对SWFs的运作和监管规则。美国的如意算盘是，纳入IMF的国际监督框架下，SWFs无论到哪都有约束，不如就留在美国。德国在欧盟的呼吁反响平平的时候也想到了由IMF推动此项艰难工作。
美、德的邀请其实正合IMF心意。IMF一个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给危机国提供融资。最近10年来，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并将其转换为SWFs，担当国际最后贷款人的重要性大幅降低，IMF因此还提出了最多要裁员15%的计划。如果IMF不转换工作重心，加强对SWFs的监控，一旦其规模急剧增长而做大，将会使得IMF的地位边缘化。当然，IMF也意识到对融资职能逐渐弱化意味着什么。因此，加强国际监督职能是IMF改革的内容之一。在这种情形下，当美、德等国呼吁IMF制定相关原则加强SWFs的监管时，IMF认为这是一个重塑国际监督职能的时机，自然应允。更何况，IMF被赋有评估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职责，以关注、监控风险的角度对SWFs提出“最佳实践原则”实在是名正言顺的事情。
为了配合美、德两国，2007年以来，IMF关注焦点已经从对冲基金转移到SWFs了。IMF认为，鉴于以往世界经济经历过类似主权倒债、投机资金狙击一国货币等惨痛教训，IMF必须高度关注SWFs的发展。同时，IMF担心，SWFs可能会利用一国的主权信贷资质，滥用杠杆融资从事高风险投资项目，最终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从IMF新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的态度也可以看出，最近IMF加快了介入SWFs的步伐。新官上任三把火，特劳斯·卡恩2007年10月下旬上任伊始就有一把火烧到了SWFs，他强调了SWFs给基金组织成员国带来的挑战，并暗示这些基金有可能成为金融不稳定的新来源。
目前，IMF建议各国政策的制定者应该留意SWFs，并有必要让这些基金的运作更透明；同时，IMF也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资本研究小组，已经开始搜集相关信息，评估SWFs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不过IMF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表示“进度还处在相当初级的阶段”。但不管怎样，这项工作已经正式启动起来。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在美、德的授意下，IMF存在进一步采取强行行动的可能。如像2007年6月那样不顾中国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保留意见、强行通过关于汇率监督的《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那么最终形成一个不采纳我们意见的关于SWFs的监督原则也未必不可能。 2007年下半年来，国际投行们的日子也都不大好过，一直在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危机的泥潭中徘徊，贝尔斯登、高盛、美林、花旗的CEO们一个个挂冠离去。虽然次级按揭贷款危机最终化解为时尚早，但大鳄们洗刷满身泥泞的渴求却非常强烈。它们发现这样的机会就要来临了，那就是SWFs将带来资产管理业务飙升的泡沫浴。
本来，SWFs就是国际投行们兜售的一个概念。投桃报李，SWFs成立后一般都要聘请国际投行进行资产管理。事实上，基于美国和欧洲的“金融保护主义”存在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及设立内部投资组合管理团队面临的高成本和种种困难，借助外部的资产管理人是SWFs争取主动权的一个现实选择。作为SWFs进行全球配置的先行者——挪威央行的NBIM也喜欢用外部管理人来提高资产管理绩效，目前，其内部经理人也仅仅管理了总量为3549亿美元资产中不到40%的份额。美林认为，未来SWFs对高风险资产的投资会达到1.5万亿至3万亿美元，在全球风险资产(股票和非主权债券)中占有的份额将会较现在增加一到两倍，到2011年，将占全球风险资产的16%左右，每年直接给国际投行们增加40亿至80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费。一个还算酣畅的冲刷次级按揭泥泞的泡沫浴已经在等着它们了。
其实国际投行们钟情于SWFs还有一个埋在心里的小九九，那就是随着SWFs规模的持续扩大，将进一步深化市场规模和增加全球流动性，全球资产价格的飙升将会愈走愈强，这一方面将导致国际投行们的管理收入因资产管理规模大幅飙升而大幅上涨；另一方面国际投行们完全可能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在全球价格飙升过程中，通过自营业务获利。当然，国际投行们的小九九也并非坏事，至少在促进SWFs规模增长问题上不是绊脚石。 开弓没有回头箭，积极发展SWFs已是我国提高外汇储备管理绩效和冲销流动性过剩的有效举措，但对成立中国投资公司引致全球轩然大波，有些始料未及。面对西方“金融保护主义”的咄咄逼人，一味地回避消极，听任欧美设置投资壁垒，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如何妥善应对，考验着我国政府与SWFs的金融政治智慧。
首先，充分认识清楚“金融保护主义”的政治性，尤其 政府投资工具。要考虑西方政治更替可能会导致“金融保护主义”升级的可能性。面对“金融保护主义”，切不可等闲视之，不要以为不投资美国就能轻易地占有主动性，掺和了政治因素后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在美国总统大选年，针对中国话题历来是一个激发选民情绪的有用手段，百试不爽。2008年又是大选年，一旦总统候选人抛出SWFs的“金融核武器”论调，抵制SWFs可能会愈演愈烈。如此以来，亚洲的SWFs就只有迅速分散资产，必将加快资金转移到美元币种以外的资产，届时将导致欧元承担更大的升值压力，并可能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从而触发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势力更大的“金融保护主义”浪潮，乃至引发全球的不满。而这一切又是在中国主权财富资金刚刚成立后的背景下发生，甚至连他国的SWFs都可能埋怨我们树大招风。
其次，加强解释工作，释放诚意，强调商业性目标，适度增加透明度，不要盲目谋求控股，以缓和“金融保护主义”抵触情绪。挪威央行的NBIM的透明度之所以令西方国家满意，主要是3条：一是不谋求控股地位；二是主要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投资，不涉及私募股权投资；三是在投资组合变化后适时公布于众。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中，我国实业公司并购国外资源性公司经常遭遇严重抵制，自然我国SWFs的投资行为也一样会遭遇抵抗。因此，有关方面要加强解释工作，释放诚意，做好“金融保护主义”的安抚工作。
在经营目标上，中国投资公司向国际社会强调按照商业模式运作，以资本回报率最大化为目标，在全球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货币市场，不存在政治动机，不会增加全球经济金融的风险。
在经营策略上，可参考NBIM的管理之道，不谋求控股，聘请外部资产管理人，设立不同投资组合的子基金，如满足交易性和预防性动机的高流动性组合、满足盈利性动机的长期资产组合、满足发展性动机的缓冲组合等不同的子基金，增强各子基金投资目标的透明化，缓解东道国“金融保护主义”的抵触情绪。 在投资品种上，实行渐进战略。投资品种可以在金融产品的风险谱系上，按照风险从低到高的顺序逐渐扩展，包括：国债、政府债、机构债、货币市场产品、房地产金融产品、公司债、实业公司股票、金融公司股票、衍生产品等；条件适当的时候，才开展直接投资。
第三、制定以夷制夷的牵制战术。G7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德国欲牵头欧盟抵制SWFs，但英、意却对来自中国、俄罗斯的SWFs欣然接纳。澳大利亚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非洲都欢迎SWFs的投资。即使是美国和欧盟的立场也没有完全协调一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寻找各国的制度差异，利用各国急于吸引投资的心理，以夷制夷，各个击破。
国际投行也是一个可以借助的帮手。主权财富基金的巨额资产规模令国际投行们垂涎三尺，我们可以聘请它们担任外部资产管理人，甚至还可以购买它们的股权，在分享它们的知识资本的同时，利用其对各国政府的游说与操控能力，牵制“金融保护主义”。
第四、要针锋相对地利用国际的舆论，加强宣传工作，批判松散管束对冲基金的同时却抵制SWFs的歧视标准。与对冲基金相比，SWFs才是全球金融稳定的中坚力量。从近年来的金融危机与动荡来看，没有任何一次是SWFs投机引发的。相反，1997～1998年对冲基金攻击固定汇率制而触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至今还被西方津津乐道。其实，对冲基金自身投机失败也是全球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来源之一。如美联储出面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就是一个明证；最近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也脱不了对冲基金的干系。
第五、要积极联合全球SWFs与抵制国协商谈判，建立类似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妥善解决纠纷。二战以来，国际贸易体系通过详细的协定成功处理了各种热点政治纠纷。事实上，完全可以将SWFs的活动视为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新生事物，在SWFs母国及其投资的东道国之间，就投资行为进行协商，签订双赢的金融贸易协定。若SWFs违反协定，以后的投资就要被叫停；若东道国违反协定，母国可以得到相应补偿或对等地报复东道国。因此，我们应该未雨绸缪，联合其他SWFs，与“金融保护主义”国家坐下来谈判，签署牵涉金融市场的贸易协定，并在IMF的参与下达成SWFs“最佳行为准则”的核心原则，以消除投资壁垒和监管空白。
最后，要注意监管流入我国的国外SWFs。一是在市场准入的安全审查中坚持对等原则的同时，可参考国外的投资委员会制度，将国家安全以及保持竞争优势放在维护国家利益的首位。二是在SWFs的投资领域与控股水平上，严格限制涉及国家安全与产业安全的投资，对SWFs的投资比重加以限制。三是加强对国外SWFs在我国境内投资行为的跟踪监测分析。

Ⅶ 2020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如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3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报告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将萎缩4.4%，好于6月预计的萎缩5.2%。

此次修正主要反映出第二季度世界经济表现好于预期，且第三季度出现更为强劲的复苏迹象。但IMF表示，由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感染率不断上升，迫使IMF将2021年的全球经济反弹预期从5.4%下调至5.2%。报告还说，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正在扩大。

(7)imf首席经济学家怎么分析扩展阅读

IMF警告各国不要过早取消扶持措施：

IMF首席经济学家 Gita Gopinath指出：“相对于疫情前的预测，经济产出的累计损失预计将从2020-21年间的11万亿美元，提高到2020-25年的28万亿美元。这将是所有国家群体改善平均生活水平努力所遭遇的严重挫折。”

IMF表示，各国央行的迅速行动已经缓和了防疫封锁对经济活动造成的影响，并警告各国不要过早取消扶持措施。

Ⅷ 在imf做经济学家是一种什么感受

IMF培养经济学家最精英的项目是Economist Program（EP），进得了EP，不亚于本科拿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刚毕业就能去高盛，胡祖六、哈继铭、汪涛等等都是这个项目培养出来的。世界银行的对应项目是YP（Young Professional），走出来的代表财经名人是许小年、谢国忠。
EP可谓百里挑一，每年平均1500个申请者，最后录取的经济学家也只有20-40个，招人标准非常严格：学术过关，34岁以下，博士毕业一年内，英文口语和写作得流利，做得了分析、实践和研究，还得有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不能怕出差， 188个成员国派你去哪，都要能懂国家内部的不同行业及内部联系等等。
如果没进入EP，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进入IMF。IMF欢迎有一定事业基础（多半是有央行工作背景），拥有经济、金融相关的研究生学历的人才。因为央行、IMF所从事的研究都是Normative research，GDP增速定在多少，为什么定在这个数字等政策研究；而投行等经济研究部门所从事的是Positive research，是在经济政策已定的基础上，告诉市场未来政府会做什么，分析影响，并不参与及影响既定政策。
虽然能进去IMF的经济学家都是学霸中的战斗机，但要怎样完成从象牙塔到政策影响者的转变，就要再来说说IMF的系统性培养。
以三年的EP项目举例，经济学家要首先在功能组别或国家组别工作一年，第三年开始在IMF内部尝试找到最终定岗的工作。
功能组别分以下几类：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外部经济，实体经济。试想刚毕业的博士们，在学校做的更多的是研究，建建模型，进入IMF的任何一个功能组别后，就需将理论结合实践：国家报上来的数据，是需要检视的，货币增速M0、M1、M2的计算，是比想象中难的，储蓄投资缺口也要切切实实做出来，项项皆清楚的。
而188个成员国，就把国家组别分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亚太区、欧洲区、中东中亚区、西半球。没跟IMF借钱的，属于Surveillance country，IMF对他们没有约束力，一般是一年和国家相关部门检讨下政策，写份报告，了解国家的经济发生了什么，未来的焦点是什么，IMF应该做什么，又能对政府政策提出什么建议。
如果国家陷入了危机，向IMF借了钱，那么就成了Programme country，也是IMF内部乃至全球的焦点国家（比如现在的希腊）。IMF对这些国家有巨大的约束力，央行、财政部等政府机构，是有义务第一时间向IMF提交数据的。如果危急时刻被任用，是经济学家真正影响政策时候，因为贷出去的款项，必须有借有还。

Ⅸ 金融危机读后感

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启示

当前美国因次贷问题而引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发生在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脆弱的经济，引起美国股市崩盘，也给出其它国家经济带来极大危害。那么为什么华尔街会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 这场金融危机带给我们什么启示？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
美国因次贷问题而引发的金融危机有着复杂的确背景，我认为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刺激经济的超宽松环境埋下了隐患
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破产，标志美国次贷危机大爆发。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源头是其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为避免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压低银行利率的措施鼓励投资和消费。从2000年到2004年，美联储连续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路降到1%，贷款买房又无需担保、无需首付，且房价一路盘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时代晚期的经济繁荣。提供次级抵押贷款本是一件好事，使得低收入者有了自己的住房。对一般个人家庭来说，低利率和房产价格一路飙升，编织出一幅美好的前景，投资住房成为巨大的诱惑，于是大量居民进入房贷市场。到2006年末，次贷涉及到了500万个美国家庭，目前已知的次贷规模达到1.1万亿至1.2万亿美元。
2.以房产作抵押是造成风险的关键
美国次贷的消费者以房产作抵押，房产的价格决定了抵押品的价值。如果房价一直攀升，抵押品价格保持增值，不会影响到消费者的信誉和还贷能力。一旦房价下跌，抵押品贬值，同一套房子能从银行贷出的钱就减少。如果贷款利率被提高，次贷使浮动利率也随着上升，需要偿还的钱大大增加。次贷贷款人本来就是低收入者，还不上贷款，只好放弃房产权。贷款机构收不回贷款，只能收回贷款人的房产，可收回的房产不仅卖不掉，还不断贬值缩水，于是出现亏损，甚至资金都流转不起来了。房价缩水和利率上升是次级抵押贷款的杀手锏。
从2005年到2006年，为防止市场消费过热，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市场利率进入上升周期。由于利率传导到市场往往滞后一些，2006年美国次贷仍有上升。但加息效应逐渐显现，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
3.次级贷款资产的证券化加重了危机的扩散
美国绝大多数住房抵押贷款的发放者是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和储蓄贷款协会，地方性的商业银行也涉足按揭贷款。这些机构的资金实力并不十分雄厚，大量的资金被投放在住房抵押贷款上对其资金周转构成严重的压力。一些具有“金融创新”工具的金融机构，便将这些信贷资产打包并以此为担保，用于发行可流通的债券。给出相当诱人的固定收益，再卖出去。许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投资于这些债券。抵押贷款企业有了源源不断的融资渠道，制造出快速增长的新的次贷；投资机构获得较高的收益。
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工具使得投资机构现金流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利益也得到了分解和共享，风险也得到了分摊。但事物都有两方面，金融创新制度带来风险分散机制的同时，也会产生风险放大效应。像次贷这样一种创新使美国不够住房抵押贷款标准的居民买到了房子，同时通过资产证券化变成次级债，将高风险加载在高回报中，发散到了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买了美国次级债的国家，就要被迫为美国的次级危机“买单”。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次级贷款人还不起贷时，不仅抵押贷款企业陷入亏损困境，无力向那些购买次级债的金融机构支付固定回报，而且那些买了次级衍生品的投资者，也因债券市场价格下跌，失去了高额回报，同样调进了流动性短缺和亏损的困境。自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金融机构开始报告大额损失，反映了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的价值大幅下跌。
次级贷款资产的证券化过程实际上是资产组合和信用增级的一个过程，也是多种资产叠加、多个信用主体信用叠加的一个过程，在资产证券化后，这种资产证券化组合的信息和相关风险信息披露可能趋于更加不透明，导致市场中很少有人能清楚地读懂其中的风险，更不用说对其进行实时的风险定价了。由于对资产真正的价值和风险认知不足，投资者严重依赖评级公司的报告作出决策。信用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在金融市场的作用和影响已经越来越大，信用评级也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必要和重要环节。信用评级是否客观公正，是否真正了解金融工具，是否存在着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等，这些因素都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次级抵押贷款债券本来是从一些低质资产发展而来，“金融创新”则使这些低质资产通过信用评级公司评级获得了高等级标号，事后证明价值被严重高估。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风险损失不明，一旦次级抵押贷款出现了重大风险和损失，构筑在这些证券上信用增强和信用叠加也会如同沙漠上的空中楼阁一般会“瞬间倒塌”，由此必然会引起广大投资者的投资信心恐慌，规避风险的本能加速了投资者的抛售，并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灾难也就在劫难逃。在次贷、证券化、信用衍生产品这个风险传递链条中，如果没有信用评级公司的参与，次按危机或许根本就不能发生。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美国因次贷问题而引发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我国应引以为诫。
1.认识和防范房贷的市场风险
房贷有房产作抵押，似乎是最安全的资产，但房产的价值是随着市场不断变化的。当市场向好时，房地产价格上扬会提高抵押物的市值，降低抵押信贷的风险，会诱使银行不断地扩大抵押信贷的规模。但房地产的价格也不可能无休止地涨下去，因为任何企业或个人都不可能无视其生产与生存的成本。当市场发生逆转时，房价走低，银行处置抵押物难，即使拍卖抵押物，其所得收益也不足以偿还贷款。这不仅给贷款银行带来大量的呆账坏账，还会危及银行体系的安全及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银行需要在风险和收益中做出理性的选择，提高识别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2.认识和防范信用风险
次级贷款违约率高，原因在于贷款机构在放贷中没有坚持“三C”的原则，即对借款人基本特征（Character）、还贷能力（capability）和抵押物（collateral）进行风险评估。从国外的经验看，借款人的基本特征（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职业）、购房目的（自住还是投资）、婚姻家庭状况，还贷能力（房贷房产价值比、房款月供收入比、家庭总债务收比、资产负债比等）和抵押物（房产价值、新建房、二手房、使用期限、地段、独户、多层高层建筑等）都与违约率密切相关。
香港在东亚危机中资产价格大幅缩水，许多购房者承受负资产的压力，但银行却没有出现违约率大幅上升的问题，就是因为香港银行业自身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对个人住房贷款有严格资格审查标准，借款人购房多是自住，职业稳定，收入现金流不变，房产使用价值不变，仍会按期还贷。
我国的商业银行在扩大个贷业务中应避免“政绩目标”等非经济和非理性色彩，减少行政手段介入信贷资金配置，加强对借款人还贷能力的审查，对不同信用风险等级的借款人实施不同的风险定价、借贷标准，包括自有资本金、首付比例、利率、期限等，以促进银行从服务风险定价向客户风险定价转变，从粗放经营向精细化、个性化转变，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
3.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和贷款规范
监管部门应监督从事住房信贷的银行和保险机构，在各类贷款和保险产品的营销中，要向借款人充分披露产品信息，让借款者有充分的知情权、选择权，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借款人权益的损害。推进标准化的合约、贷款审核程序、借贷标准，规范银行贷款行为和贷后的服务。
4.建立房地产金融预警和监控体系，提高抗风险能力
既然金融风险在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监管部门的职责就是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预测、防范、规避和化解风险，提高风险的可控性。因此，建立房地产金融预警和监控体系是迫在眉睫，它将对银行体系的安全，房地产市场和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5.政府部门应从危机中得到警示
让百姓安居乐业是政府的职责，但“人人享有适当住宅”并不意味人人都要买房，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拔苗助长不仅事与愿违，还会产生许多负效应。特别在我国抵押担保、抵押保险等相关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的情况下，无形中让银行承担了许多政策风险。因此，一个优化的住宅市场结构应是新建房与存量房，出售房与租赁房，商品房与政府提供公共住房多样化的统一。政府应加大经济适用房的供给，改变经济适用房“只售不租”为“租售并举”；并通过信贷、税收、土地政策引导房地产企业增加中低价位普通商品房的供给，在开工许可审批中优先考虑普通商品住宅。
6.中国应建立健全抵押保险和担保制度
中国应建立健全抵押保险和担保制度，完善住房信贷风险防范和分担机制。引入商业保险和政策性担保的机制，有利于促进抵押贷款营销的规范化、合约的标准化，抑制商业银行盲目放贷的冲动;合理的保险风险定价机制，有助于商业银行规避信用风险、道德风险和房地产市场周期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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