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唐太宗时期采取了哪些发展经济措施
①唐太宗注意吸取隋亡教训，认识到皇帝要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洁奉公，政府要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统治才能巩固。 ②他善于用人和重视纳谏，贞观时期，名相名将辈出，如“房谋杜断”的房玄龄和杜如晦，敢于直言的魏征等。 ③沿用和完善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增加宰相人数，避免宰相专权。 ④合并州县，革除唐初“民少吏多”的弊政，减轻人民负担。 ⑤重视文化教育，完善科举制，增加了考试科目，以进士科最为重要；中央设国子学、太学等，学校还有了专业分科，如医学、算学、天文学等。 ⑥唐太宗以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各民族的拥戴，北方各族尊称他为“天可汗”。唐太宗还设立安西都护符作为管辖西域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 ⑦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加强了唐蕃友好关系，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发展。⑧唐太宗派人到天竺学习熬制砂糖的技术 结果贞观之治”是指中国唐太宗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由于唐太宗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诤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当时并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
㈡ 请你列举唐太宗为发展经济所采取的主要措施
1倡导廉政、节俭、朴素、重视农田水利，太宗比较注意节俭，不滥用民力、注意与民休息，当时社会形成了一种朴素求实的作风；太宗皇帝也相当重视农业，京官外巡回京太宗先问及此事，因太子冠礼与农时违背而更改。
2狭乡迁宽乡。所谓“狭乡”，就是人均土地面积少，人口密集的地区。所谓“宽乡”，就是人均土地面积少，人口较多的地区。说白了就是
人少地多的地方 。使得每个可授田的人口得到的土地达到政府的规定。不过这个设想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一大部分土地问题，但是最后农民还是没有能够拿到规定土地，至少历史记载是这样的。
3攘外安内。唐太宗时期，除了东征高句丽失败以外，其他的战争（如漠北薛延陀、东西两突厥，吐谷浑等）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尤其是打败了强大的突厥部落，非但维护了唐民的利益，而且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发展，并且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战争的连连胜利确保了国内发展的有利环境，唐朝的商业空前发达。
4实施均田制和租庸调制。
㈢ 唐太宗开创了怎样的社会局面为此他在政治、 经济方面分别采取了什么主要措施
唐太宗时期繁荣昌盛的局面叫“贞观之治”
政治措施，唐初政治主要延隋旧制，唐太宗主要政治贡献集中在纳谏和用人上，兼听是指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不偏听偏信；纳谏是指君主接受正确的意见和批评，改正缺点、错误，防止政治上和个人的失误。兼听纳谏是封建帝王重要的个人政治修养和品质、作风。要兼听纳谏，也是封建君主都知道的，但要做到却是十分不容易的。
唐太宗力求成为明君，魏徽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希望唐太宗能够“兼听纳下”，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君主兼听纳谏，则“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国家便能治理好。唐太宗很重视魏征的意见，并在自己的行动中，尽可能兼听纳谏。 唐太宗与直言进谏的魏征的关系，以及对魏征进谏的态度，证明了他确实是个善于纳谏的君主。魏征有“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唐太宗的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要冒犯唐太宗，也不退却。唐太宗也认为，魏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征进谏，唐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唐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征不断直谏密切有关的。唐太宗也从兼听纳谏中获得政治上极大的好处。唐太宗深深体会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他要求臣下“务尽忠谠，匡救朕恶”。他也以“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相许。而且每次都和颜悦色听取批评意见。事实上，唐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而且给以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征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引导进谏的作用。
贞观年间，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当以直谏着名的魏征去世时，唐太宗十分难受，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为此而悲泣久之。像唐太宗这样以身作则兼听纳谏的皇帝，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不多见的。 为了让子孙也能兼听纳谏，巩固唐朝的统治，唐太宗还对进谏、纳谏作了具体规定。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人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唐太宗下诏“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人，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唐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直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多少得以上达。
从唐代户籍上的田籍出发，比较深入地论述了唐代均田制的性质与施行方面的一些疑难问题。翁俊雄《隋代均田制研究》(1984)不同意有些论着关于隋代只是承认一下北齐均田制、并末认真推行的观点。认为隋颁布过新均田令，内容比丰富，并根据钩稽考订的零散史料论述了《隋书·食货志》所载《田令》之遗漏、实行情况及其过于简略的原因。胡如雷《也谈‘自田’兼论与唐代田制有关的一些问题》(1986)认为不论相符与否，“自田”均是均田制外私田。不能简单地根据户籍上登记的“已受田”判断阶级成份。户税便宜地主，损害贫苦农民。“自田”在每户田籍上出现的至数，虽不能准确反映该户私田多少，但各个不同时期“自田”至数增减，可大体反映其私田数量变化。宋家钰的专着《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1988)及相关的论文通过对户籍法的研究发现均田令实际上是国家关于土地占有最高限额的规定，户籍上的已受田就是来自祖业的私田，它们被划分为口分田和永业田，是为了按照均田令审查民户土地的继承和转让的合法性，性质上是私田。王永兴《论唐代均田制》(1987)一文也认为均田制是国家对私田的管理制度。翁雄《唐代职分田制度研究》(1990)认为职分田不是均田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是从均田制中脱颖而出的，唐代官员政府取得收入中，职分田地租占重要地位，与官永业田比较，前者比较落后，后者有名无实。杨际平《均田制新探》(1991)肯定均田制的土地国有性质，但他通过对四至和自田的考察，认为永业田、口分田之外仍存在私田。武建国《均田制研究》(1992)对均田制进行了整体、系统的探索和研究，提出均田制下的永业田和口分田具有国有和私有两重性质，认为封建国家对民户土地的登记即所谓簿籍授受也体现了国家对土地的某种所有制关系。赵云旗《隋代均田令补遗与分期》和《论隋代均田令的诸问题》(1993)对内容穿插交织、条理不清的田令予以考订补遗，并讨论了关于中男受田和职分田的问题。
赋税与徭役。张泽咸的《五代赋役史草》(1986)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赋税和徭役问题，赋税包括租庸调、地税户税、资课勾剥、两税法、工商税杂税等；徭役包括力役、杂徭、色役、和庸和兵役。周殿杰《肃代之际的江淮和大历财政改革》(1986)认为大历改革中心课题是经济低落出现的财政枯竭。特点是财政政策调整。它在唐代生活许多方面打下了烙印，深刻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后半期经济发展途程。张泽咸《论田亩税在唐五代两税法中的地位》(1986)认为新田亩税始征于肃宗时。夏秋税之名始于代宗时田亩税。户税敛以夏秋，晚于田亩税。田亩税在两税法中占重要地位，但全国无统一税额。附加税不少随田亩税增派。朱睿根《唐代两税法前的户税》(1986)指出，户税是从解决官吏俸料钱发展演变而来。大历时，户税包括庸调而成主税。隋开皇三年已订户等。唐继行隋三等户制。武德九年立九等户，迄肃宗末基本按九等定户。定户的资产包括庐舍、菜园等。赵和平《唐代两税法实行后两个突出问题》(1986)认为钱重物轻和估法带给劳动人民的灾难，是两税法实行后的两个突出问题，而其产生的原因则是政治上的腐败、法令规定不完善，超越客观条件。黄永年《论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的意图》(1988)不同意两税法是唐政府迫于当时农民起义威力而被迫改革的产物的看法。认为实施两税法的主要意图，在于从财政税收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矛盾。两税法在建中元年以后实施的认真与否，既和中央、地方势力的消长有紧密关系，更证实实施这一税法确实是一项向地方争夺财权的重大措施。陈明光《唐朝两税三分制的财政内涵试析》(1988)认为通过实施两税三分制，中央财政完成了与地方财政“划分收支”的程序，理顺了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混乱不堪的预算收支关系，建立起国家预算新体系，收到巩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割据倾向的政治效果，同时也展开了中央与地方争夺两税收入的新斗争。郑学檬《唐代德两朝党争和两税法》(1992)认为杨炎和刘晏的矛盾发展引起了理财政策的变化，其中两税法的颁布最为重要。杨炎改变理财政策的目的是剥夺刘晏的权力，带有明显的朋党性质。杨际平在《中国赋役制度史》(1994)中对隋唐五代的赋役制度进行了探讨。对于两税法长期以来分歧较大，对两税法与户税、地税的关系是争论的焦点，不过大多数学者赞成鞠清远在《唐代经济史》中提出的两税即是地税和户税的观点。对于两税法是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丁柏传《谈对唐代两税法的再评价问题》认为两税法没有减轻农民负担，它不是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不能反映商品货币关系发展水平。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史、赋税制度史和阶级关系史一个重要界标。
资课是唐代赋役制度中较复杂的问题。鞠清远、陶希圣《唐代经济史》指出资课是官民皆纳的代役钱。李春润《唐开元以前的纳资纳课初探》(1983)和《略论唐代的资课》(1983)首次提出纳资与纳课的区别在于身份性，开元前的纳资是有官资的人纳钱代替色役，纳课是课口纳钱代役。对唐代资课的本意和特点作了较明确的论述。
教育方面，为了提供优良教育的环境，太宗建立了以国子监为首的京师学。包括在高祖时建立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太宗时建立的律学和书学，增建校舍，足以容纳二千名学生学习。又设弘文馆，专门供皇族及高级官员子弟入读，一时文教之风大盛，四夷君长都遣子弟来长安学习。
同时，太宗又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在运住长安途中都于黄河，势余的只有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其中就藏书二十多万卷；太宗又认为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学，经学纷云，于是孔颖达加以整理，颁为《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成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基本。史学方面，太宗立国史馆，编选南北朝及隋朝历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其实关于唐太宗时期的综述，完全可以买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来看，里面有很详细的记述，不用这么费劲
㈣ 唐太宗在政治、经济、民族关系方面推行的措施
1、施政特点：“以民为本”、“存百姓”
2、贞观成就：
(1)政治方面：①知人善任,虚怀纳谏.皇帝充分发挥臣僚作用,减少了政策的失误.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唐朝的长治久安.②革新政治.唐初部分沿用隋制,但又有改革,沿用的部分隋制是因为那些制度不仅适应隋朝,在隋朝发挥了一定作用,而且在唐朝也能适应,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鉴于隋亡,制度又有所革新.关于革新、完善制度,将在“隋唐制度的革新”一节里讲,这里不必重复.
(2) 经济方面：① 轻徭薄赋,劝课农桑.隋炀帝无休止地征发徭役,迫使农民起义,唐朝吸取了隋亡的教训.封建统治者立国的基础在农业,此项措施可以看做是“贞观之治”局面出现的最基本的原因之一.②戒奢从简.这与上面的措施互为表里,一方面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大力提倡节俭,“贞观之治”的出现,与这种风气不无关系.
(3)文化方面：兴科举.以儒为师,大办学校.唐朝的文化策略,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兴科举是继承隋制,以儒为师是继承汉制.但是,在继承的基础上,都有较大的发展.大办学校,就其规模、种类、数量和课目设置,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
3、贞观时期取得的成就和唐太宗个人之间的关系：
这与唐太宗个人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密切相关,他（1）总结经验教训,选官任贤,大度纳谏.
（2）节俭自律,厉行法制,发展国家经济.
（3）和睦相处,融洽的民族关系 .
（4）对外交流,传播世界的盛唐气象 .
4、形成唐太宗施政特点的历史原因：
①隋朝的建设和经济繁荣,为唐朝加强中央集权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②隋末农民战争推翻了隋炀帝的暴政,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使唐初统治者吸取隋亡教训,调整了统治政策.
③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他的个人作用也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因素.
5、贞观之治对当时的历史和人民生活的影响：
贞观年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增强,百姓生活有所改善.
6、唐太宗对后世历史的影响：
（1）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尤其是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2）为后代君主提供了有益的统治经验.
㈤ 唐太宗在经济和军事上采取什么措施
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㈥ 唐太宗在经济和军事上采取什么措施
政治：杀兄逼父夺位；无功之人降爵；命长孙无忌定贞观律；休养生息,与民休息
经济：租庸调制度
军事：完善府兵制；在当皇帝之前领导了几乎所有国家统一战争,号称常胜将军
文化：完善科举制；从小练王羲之的字,收藏了原版《兰亭集序》
民族外交：放宽外国对外族人的政策.并有许多优惠政策；允许外国考察团来华访问；允许外国人做官等等
㈦ 唐太宗在在经济和文化上有什么举措
唐太宗在经济上特别关注农业生产，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使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在文化方面，则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在长安设国子监，允许四夷君长遣子弟到来留学。
㈧ 贞观年间在经济上采取了什么措施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贞观年间，经济上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发展农业和商业。
如在农业方面，采用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贞观之治实行的赋税制度，以征收谷物、布匹或者为政府服役为主，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基础的赋役制度，在推行过程中，薄赋尚俭，振灾恤贫，让人民得到休养生息。
唐太宗初年，大力提倡商业，给商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帮助，对外经贸的开放，促进丝绸之路的发展。
㈨ 请列举出唐太宗李世民在经济方面实行的措施.
（1）轻徭薄赋以人为本 由隋亡的教训出发，唐太宗认识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一《论君道》看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威力。着名的"载舟覆舟论"也就是这个时期提出的。"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其实质就是要解决统治者与农民百姓间的关系问题。国家以人民为根本，人民以穿衣吃饭为根本。他逐渐形成"清静无为"的统治思想，安抚百姓，发展经济，轻徭薄赋，戒奢从俭。“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贞观政要》四《论俭约》也就是说，“必须先存百姓”，“不尽其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让人民活得下去，不要把他们榨取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于是要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措施，减轻人民的负担。并且重视农业生产积极推行"均田制"。
（2）重视吏治 唐太宗倾吏治注于治国治人的精力是惊人的.唐高祖年间，官员多达几千名，冗官充斥朝廷，唐太宗则大刀阔斧地进行裁减。仅留眺名官员，大大提高了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相对减轻了人民负担。太宗还对州县大加省并，把全国划为十道。并随时派监察人员巡行各州县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及时奖励选拔人才，起到劝善惩恶、激浊扬清的监督作用，大大改进了地方吏治，便于中央直接控制。 他认为，“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贞观政要》卷2)他多次向大臣强调，“君臣合契，古来所重”，“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他把君臣关系提到了“国家兴亡，社稷安危”的高度来认识，在求臣纳谏的基础上，提出了“君臣共理天下”的政治主张。贞观三年(629年)，他与群臣论治，首先阐明了“人君必须忠良辅弼”的道理，竭诚希望“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贞观政要》卷2)，开创了君臣共商国事的开明局面。
（4）选贤任能,知人善任求贤若渴 胸怀宽阔,爱才如命,有海纳百川的容量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兴旺强盛的标志，除了掌舵人具有超人的素质外，还必须有足够的人才来执行舵手的意志。只有胸怀宽阔胆识过人，能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的出色政治家才能够任人唯才。李世民的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充分发挥其长处。 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对魏征的信任和重用。魏征是他哥哥的旧臣，两兄弟曾经是不共戴天的政治对手。魏征曾不止一次地劝说李建成先发制人杀掉李世民，按理李世民应该对他恨入骨髓了。李世民在这场权力角逐中获胜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李世民会杀掉魏征泄愤或嫁祸于人地把他作为替罪羊杀掉；谁也想不到李世民对魏征的最大惩罚竟然是任命他当帝国宰相，还和他结成儿女亲家。这一戏剧性结局的果实是：魏征为唐帝国的强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从大唐创历，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旧唐书》七五《张玄素传》和《贞观政要·择官》记载：李世民说“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中可得，唐太宗果非凡夫俗子。
（5）善于纳谏.. 皇帝因为位高权重的缘故，皇帝手中拥有生杀大权，其人性的弱点若不加以严格控制的话，即可酿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和的严重后果。历史上的杰出帝王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多的典范，但作得最好且始终如一的还是李世民。他意识到绝大多数的好话都是别有用心的，因此对阿谀奉迎之言格外警惕。在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是以其“雄才大略而又从谏如流，位及人主而兼听纳下”的开明作风而闻名于世的。他指出：“朕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贞观政要》卷4) 他还常常告诫身边的官员："君主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比别人聪明，他的部下一定会谄媚他。结果君主失去国家，部下也不能单独保全。隋王朝的宰相虞世基，一味阿谀杨广，以保全他的富贵，结果也难逃一死。各位应以此为戒，对国家大事有意见，一定要直言相告，切莫报喜不报忧。"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
魏征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可见他的虚心纳谏之心。
(6)称天可汗 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的做法也值得称道，作为一个开明的政治家，民族隔阂、民族偏见、歧视的思想是很少的，在他的努力下，唐朝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出现了历史上难得的民族关系融洽、各族和睦共处的黄金时期。
他从德治为主的指导思想出发，为了使少数民族心悦诚服，对边疆少数民族和邻国尽量少使用武力，而采取安抚、和亲的政策。包括任用少数民族人做官；准许少数民族内迁，定居长安，当时的突厥族就有万家之多；采取和亲政策；建立了州县制度，仍然用少数民族领袖为官。在和亲上有名的就是唐朝宗室女文成公主和吐蕃的松赞干布结婚。由于采取了这种正确的政策，也由于太宗治国有方，国内社会稳定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富庶强大的唐朝对中原汉族和边疆少数民族都具有巨大的向心力。然而边境的安定，民族关系的密切，大大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往，对祖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高度先进的唐代文化，也对亚洲各国甚至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使者、商人的足迹，遍布亚洲各国。"唐家子"就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统称。直到今天，西方国家的语言中，还留有以"唐人"称呼中国人的习惯。
（7）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中国官场的贪污病菌是无孔不入的，以至占绝大多数的国人都认定贪污是人类社会的不治之症.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并不是说完全杜绝了贪污现象，而是指贪污行为在整个官场中属极个别的现象，且贪污的数额不大，并且都会很快败露且受到毫不留情的严惩 .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也许是李世民最最值得称导的政绩。在李世民统治下的中国，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更为可贵的是：李世民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敬告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明王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可明王朝的贪官之多在历史上仍属罕见。可见防范贪污主要取决于一套科学修明的政治体制，光靠事后的打击只能取效于一时，不能从根子上铲除贪污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
（8）分权制度的初步尝试。中国封建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高度集中，地方服从中央，中央又唯皇帝马首是瞻。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极大地限制了国民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灵活性，且极易酿成暴政。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政府组织实行"三省六部制"，但贞观王朝的三省职权划分则初步体现了现代化政治特征。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规定自已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从而有效地防止了他在心血来潮和心情不好时作出有损他清誉的不慎重决定。中国历史上出了八百五十三个帝王，只有李世民一人拥有如此杰出的智慧和胸襟！
2、经济 高度发达的商业。中国封建王朝的经济特征是"重农抑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低，商人的地位也因之比种田人要低好几个等次。这也是中国的封建经济一直得不到实质性发展的主要原因。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的高瞻远瞩之处。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象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杨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可这条商业通道在唐帝国时才达到她的最高使用价值。唐帝国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结果丝稠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稠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