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三季度经济形势

❶ 三季度中国经济数据如何

10月19日消息， 根据日程安排，国家统计局今日将公布三季度中国经济“成绩单”，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等重磅数据将揭晓。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如何？就业能否延续向好态势？收入增速是否会继续跑赢GDP增速？诸多经济民生看点值得关注。

资料图：人民币和美元。

收入增速是否继续跑赢GDP增速？

除了经济增速和就业，居民收入数据亦为外界关注。三季度居民收入会达到什么水平，其增速能否继续跑赢GDP增速，是看点之一。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32元，同比名义增长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速跑赢了GDP增速0.4个百分点。

自下半年以来，多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至少已有18个地区公布了2017年最低工资标准，这一数量较去年大幅增加。

即将公布的三季度居民收入增速能否实现延续上半年的走势，继续跑赢GDP增速，外界对此抱以期待。

增速平稳应该是可期的。

❷ 如何看待我国2021年的经济形势状况

展望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新冠疫情前景未卜，世界经贸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大，国内经济循环面临多重堵点，重大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有显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有持续释放的改革开放红利，有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和工具，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也不会改变。

国内风险挑战交织叠加

内需不足导致供需两端温差。当前，我国消费需求恢复缓慢、投资需求内生动力不足，需求势能减弱可能进一步向生产端传导，制约经济反弹高度，成为经济领域面临的重要挑战。

2020年9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8.2%，较上年同期提高7.2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终端需求不振、产品销售不旺的问题。

供需不匹配背景下的供给恢复难以长期持续，企业前期订单耗尽后停产减产的可能性较大，需谨防供给需求“双萎缩”风险。

基层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加大。受疫情冲击、经济减速、企业效益不佳以及大规模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放缓。

但疫情防控、民生保障等刚性支出仍在增长，部分基层市县“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已经出现压力。

此外，为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4.68万亿元，较2019年增长51.9%。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快速攀升，化债支出和利息支出压力加大，地方财政收支平衡难度进一步增加。

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2020年前三季度，广义货币增速高出GDP名义增速9.5个百分点，总体杠杆率和分部门杠杆率出现反弹，金融机构坏账风险需高度重视。

中小银行风险加速积聚，城商行、农商行的信贷资产质量承压更大，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较大型商业银行更集中。

疫情之下企业主营业务下滑、收入回款变差，财务费用上升，导致现金净流入缩减，偿债资金来源减少，企业债违约风险将有所上升。

经济发展长期向好基础扎实巩固

超大规模市场加速释放新优势。随着相对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改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正在对全球市场产生重大影响，逐步形成对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力支撑。

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不仅包含劳动力、消费、产业、创新、金融、物流、房地产等各领域，而且包括商品市场、服务市场以及要素市场等各方面。

新一代青壮年人口数量优势、强大消费市场优势、科技创新与技术产业化应用规模优势等将加速我国经济复苏进程，为疫情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激发新活力。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扩大开放，我国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大力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破堵点、解难题。

“放管服”改革深入开展，政府服务效能明显提高，创新创业蓬勃发展。我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显着提升，连续多年成为世界最具投资价值国家之一。

全面深化改革将在更广范围、更大深度、更宽领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和回头浪，我国仍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缩短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开放。

积极搭建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博会等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改革开放红利充分释放将创造经济发展强劲动能。

宏观调控有力有效仍存新空间。自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等多角度为防控疫情、恢复经济做出科学判断、精准调度。

统筹好“立足当前”与“跨周期调节”的关系，为后续经济复苏发挥重要作用。不同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超规模量化宽松政策。

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相对温和，仍有进一步降准、减息政策空间，赤字率等财政主要指标明显低于同期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处于合理区间。

未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总量与结构上对稳定经济基本盘仍然具有较大调控操作余地。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协调性将进一步加强，在抵抗疫情冲击、稳定经济发展、促进结构转型、增强发展动力的过程中，实现宏观调控多重目标、多种政策、多项改革平衡协调联动。

❸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

近期，全球股市、汇市、商品市场大幅震荡，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符合内在经济规律。

❹ 德国第三季度GDP破纪录环比增涨8.5%，为何经济形势那么好

主要是疫情后期，德国的经济得以恢复，所以GDP才迅速增长。根据德国统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最新季度德国GDO增长了8.5%，创下了疫情期间，最好的GDP成绩，其中个人的消费增长了10%，而投资方面增长了3.6%。德国相关部门表示，这次经济数据得以迅速反弹主要是因为，德国的疫情得以有效控制，加上消费和出口的大增，弥补了疫情带来的下滑缺口，导致德国经济相对于二季度的大幅下滑，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得以大增。

有商业分析机构也将德国的商业景气指标下降到91.5，这个数字甚至远低于经济学家的预计，其中餐厅，酒店行业面临的冲击将会最严重。而且除了德国外，欧盟其他国家也将面临一定程度的衰退，届时整个欧盟经济都会面临较大的挑战。

❺ 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一、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比以往更加复杂，担忧的情绪也很可能会被放大
首先，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但不能由此断言中国经济正在走向‘硬着陆’。如果与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急剧下滑相比较，这一轮经济减速要更加缓和。
其次，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稳中趋缓的态势，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一是国内需求实际增速正在回升。二是农业生产形势向好。三是东部沿海一些省份经济出现回稳迹象，
第三，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有中长期因素的作用，观察经济增速放缓要考虑这些因素。这一轮经济放缓有短期需求波动带来的周期性调整因素，比如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对我国的外需影响很大，国内需求也受到多年来产能持续扩张、过剩压力增大形成的去库存的巨大压力。
第四，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是基于纵向比较，若横向比较还是比较快的。
最后，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比以往更加复杂，担忧的情绪也很可能会被放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尤其要增强信心，既要看到经济下行压力，更要看到潜在增长动力。
二、
重视影响经济持续回稳的国内因素和短期因素
从国际因素看，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依赖程度较高，投资扩张形成的过剩产能往往通过出口释放，当外部需求收缩时，出口下降并反过来会影响投资，从而拖累经济增长。从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看，出口低迷的状况还将延续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仍将受到外需疲软较大影响。
但是，影响经济持续回稳的国内因素更值得重视。从国内看，一方面，产能过剩严重，抑制了工业投资增长空间。另一方面，企业去库存压力增大，效益持续下滑，也减弱了企业扩大生产的动力。而近几个月来，工业增加值增速持续在低位徘徊。企业效益下降还导致了一些地区重新出现三角债等问题。
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影响通常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逐步显现出来，就当前的经济增长放缓而言，短期因素还是主要的。一是出口增速大幅波动并放缓。二是投资增长的动力仍然不足。三是供给面下降幅度比需求面大。
三、重视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采取综合措施稳增长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要重视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采取必要的措施稳增长，力争实现全年的预期目标。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经济速度效益型特征十分明显。另一方面，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还会增加就业压力和社会矛盾。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经济增速放缓中长期因素。试图用“轰油门”的办法回归高速增长的轨道，不仅现实条件不允许，就是采取各种方式短期内把速度提起来了，也往往会造成低效或无效投资，甚至带来通胀风险和资产泡沫，最终也是难以持续的。
这一轮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相较以往更加复杂，稳增长也要采取更加综合的措施。要把
扩大内需和拓展外需结合起来。当前，在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稳投资仍然是稳增长的重要条件。扩大内需最重要的还是要扩大投资需求。应该看到，扩大投资依然有较大空间。在合理调整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适当扩大公共投资支出是必要的。从中长期看，城镇化是我国最具潜力的内需所在，不仅能创造投资需求，还能扩大消费需求。在扩大内需的同时，也要积极拓展外需，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尤其是潜力较大的新兴市场。
把稳增长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稳增长，既是为应对经济增速的持续放缓，也是为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争取时间和空间。同时要发挥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和资源重组的作用，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兼并重组，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把宏观调控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我们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避免了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但是，不能将应对危机冲击时期政府更大程度地发挥调控作用作为一

❻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整体形势 知乎

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促进经济增长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也面临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多方面挑战。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要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并利用有利时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巩固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一□经济增速虽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当前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总体平稳，物价涨幅总体可控，结构调整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总体态势良好。第一，经济增长总体平稳。上半年经济增速虽比去年上半年有所放缓，但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内需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民间投资保持较高增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高位回稳。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既有全球经济减速的影响，也是我国主动调控和市场需求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总体上符合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第二，物价涨幅总体可控。虽然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但物价涨幅趋于收敛，价格上涨势头得到初步控制。第三，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从需求结构看，在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的同时，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从生产结构看，农业生产投入增加，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现代物流、软件、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从收入结构看，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快增长，财政对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投入大幅增加，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明显增加。总体上看，未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上涨势头的有利条件较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因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强劲。受水利等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投资增长、产业转移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因素的拉动，投资增速依然会保持在高位；最终消费在就业状况改善、工资持续上升、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提高的情况下，将保持较快增速；出口增速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会有所回落，但仍将回归正常水平，全年经济增长速度仍将高于9%。随着稳健的货币政策效应进一步显现，社会总需求增速放缓，加之粮食和主要工业品供应较为充裕，翘尾因素逐步减弱，以及稳定物价措施逐步落实到位，今后几个月物价涨幅将有所回落。二□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保持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高速增长的难度在加大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条件相对较为有利，但面临的矛盾仍然较多，突出表现在物价高位运行、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压力增大等方面。第一，物价高位运行。由于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短期内难以根本消除，食品、居住类价格同比涨幅仍处高位，劳动工资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今后一个时期抑制物价上涨的任务仍很艰巨。第二，经济增速放缓。从投资需求看，今年以来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幅明显回落。从最终消费看，受汽车、住房等消费热点降温的影响，加之部分刺激消费的政策到期退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将有所减弱。从外部需求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与出口企业生产、资金、汇率成本提高等因素叠加，使得出口增速呈现放缓态势。第三，结构调整压力增大。从需求结构看，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低于投资的贡献率。从生产结构看，部分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长较快，局部地区电力供需偏紧，节能减排任务十分严峻。从收入结构来看，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仍明显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结构失衡使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总量平衡和结构矛盾交互叠加，加大了宏观调控难度。与此同时，受融资成本、原材料价格上涨、工资上涨、汇率上升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大，经济效益下降。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房屋竣工量增速下降，但大部分城市房价依然处于高位，买卖双方博弈使市场陷入僵持状态。三□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当前，应从两方面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一是要处理好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增强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的关系。当前，稳定物价总水平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宏观调控的取向不能变。与此同时，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必须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一方面，要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信贷增速逐步降下来，为稳定价格总水平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又要充分考虑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和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滞后和累积效应，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二是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在控物价、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当前我们要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采取有效措施巩固经济社会发展好势头。第一，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努力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当前，要继续采取综合措施，抑制物价过快上涨，力争使物价涨幅在后几个月降得多一些，为今后一个时期稳定物价创造条件。第二，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增强内需的拉动作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增加就业、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经济增长速度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经济自主增长力量，完善促进消费政策，促进城乡居民持续增收，鼓励发展新兴消费领域和消费业态，促进民间投资持续较快增长。同时，要高度重视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采取措施稳定外需，避免出口大幅回落对工业生产、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第三，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力求取得更大进展。调整经济结构，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先决条件。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支持市场拓展和商业模式创新。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等突出困难，改善小企业发展环境。要遏制“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发展，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第四，深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激发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和动力。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要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积极构建居民收入和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的机制。稳中趋缓，是中国经济进入今年以来的态势，三季度这一态势继续延续。业界普遍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的幅度尚属温和。盛来运判断，从增长动力和先行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非常小，尚属温和的回落幅度打消了眼下“硬着陆”的担忧。增速回落有利于调结构稳物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表示，“对经济增速不要过于追求，对增速放缓要提高容忍度，要主动把速度适当降下来，才有利于调结构稳物价；对物价上升不能提高容忍度，通胀对经济运行和社会生活都有很大的危害。”经济增速的适度放缓，为稳物价创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8月份以来，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涨幅已连续两个月出现小幅回落。外部风险加大内部困难增多国内外经济形势都在发生新的变化，中国社科院分析报告认为，欧美债务危机会通过三个渠道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通过出口影响中国实体经济，通过金融渠道影响中国经济的稳定，悲观的预期将影响投资和消费信心。9月份中国出口数据敲响了警钟，当月出口环比出现了2.1%的负增长。考虑到外需的不景气传递到出口订单上通常需要4到6个月，以及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趋势，未来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外有出口不景气，内有成本不断升高、融资困难，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面临很多困难，三季度我国企业家信心和企业景气指数双双回落。政策稳中应变积极防范风险当前，国家正在采取对小微型企业贷款实行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比具体应对措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宏观政策的总体走向。“下阶段宏观调控既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又要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进一步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盛来运强调。专家们普遍认为，在物价上涨过快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不宜放松；但在企业融资出现困难的背景下，也不宜进一步紧缩。在“两难”局面中，货币政策更应当增加一些结构性、定向性措施，同时更加发挥财政政策作用，比如减轻中小企业税负等。中国社科院报告认为，当前的宏观调控既要有效抑制通胀，又要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宏观调控以稳为主，政策搭配要审慎灵活。

❼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

一、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
中国宏观经济的问题，其实质是双重转轨中的问题：一种转轨是中国朝着工业化在加速，即中国很多问题是经济高速持续增长本身带来的问题；另一种转轨是中国朝着市场化在转变，中国很多问题的特殊性是源于特殊的体制的背景，特别是这种特殊的体制转轨的背景。所以，中国现在宏观经济中的问题，其出路第一要靠发展，因为它是发展中产生的问题；第二要依靠改革，因为它很多问题的特殊性是源于体制转轨。明确了这两个背景，我们才能够建设性地面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概括起来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既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又面临着极其深刻的经济衰退的威胁。那么，这是否就是说中国经济现在就进入了所谓的“滞涨”呢?我认为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滞涨”的状态。就停滞来说，中国不是零增长，更不是负增长，中国还保持着非常高的增长速度，2008年预计不会低于9％，2009年普遍的估计是8％到9％之间。但是中国经济又确实面临增长速度放慢，而且显着放慢的问题。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11.9％，如果2008年是9％的话，就是跌了将近3个百分点。年度之间这么大的速度下滑，应当说是震荡起伏非常剧烈的。所以，我们说，中国经济相对于自己的速度来说是有明显的回落，这是一个方面。
就通货膨胀来说，中国现在的通货膨胀水平并不高，接近两位数，还不到两位数。2008年上半年公布出来的一组数据是，工业品出厂价上涨7.6％，消费品零售价上涨7.5％，CPI是7.9％，真正涨幅高达两位数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品10.1％以上，动力、原材料、能源11％以上，建筑安装费用14％以上，即与固定资产投资、与基建有关的事项；一般的消费品还是在8％以下，而且2008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又有进一步的回落，CPI是7％。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物价上涨率的绝对水平并不是很高，因为我们对应的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很高的。但与过去相比，尤其是和1997以来12年的情况对比，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确实又创下了新高。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特殊形势。即说它是滞涨，还远远谈不上，但它确实有经济衰退的迹象，也有通货膨胀压力升高的威胁。
从1997年到2007年，中国的物价水平是在通货紧缩的警戒线以下，从2007年8月到2008年9月份的这一次通货膨胀与改革开放以来前3次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截至本轮通货膨胀，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们共经历了3次通货膨胀。第一次是1984年年底到1985年春天，那一次是因为1984年的秋天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决议。这时，老百姓就担心经济体制一旦放松，物价会不会上涨，于是就开始抢购，抢购持续了三、四个月，因当时老百姓手头现金有限，到1985年2月份就回落了。第二次通货膨胀是1988年的夏秋，1988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价格闯关的决定，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全国各地开始抢购，抢购3个月之后，中央做出紧急声明，宣布价格闯关失败。第三次大的通货膨胀是1994年。邓小平1992年南巡谈话及中共十四大之后，全国掀起了开发区建设的热潮，各地的投资需求空前高涨，拉动了价格水平迅速攀升，到1994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至24％。这三次大的通货膨胀，不管其背景是什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直接拉动物价上涨的动力都是需求。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在短期里容易取得比较明显的治理效果。而且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对需求管理来说，短期里都比较容易见效。但是这一次通货膨胀与前几次不同，这一次除了需求拉动的原因之外，具有明显的成本推进的性质。这次需求拉动还起作用，主要是结构性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在拉动。这几年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确实过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投资增长的平均速度是13.5％。据我们对改革开放28年来的经济实践数据所做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分析，在不发生较大的制度和技术变化的条件下，中国国民经济现阶段承受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实际增长的波动幅度大体上为9个百分点，即上限只要不超过22.5％，就不会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而导致总需求严重膨胀；下限只要不低于4.5％，就不会由于固定资产需求增长过低而使经济进入严重衰退。即如果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在4.5％与22.5％之间波动，我们的经济是能够承受的。按照这个经验来看，中国从2003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速度在剔除了价格因素之后，到2007年年底从来没有低于24％，即连续60个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明显地超出了改革开放前28年中国经济实践经验给出的我们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上限。连续这么长时间超出了这个上限，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品的需求量不断地扩大，这就拉动了价格水平大幅度上升，与固定资产投资相关联的，如钢材、铝材，即所谓的黑色冶金和有色金属这几年的价格上涨幅度都比较大.此外，我国东部发达省份的土地供给也十分紧张。 另外，投资品价格一旦上涨之后，就要扩大它的生产量，而投资品的技术特点是高耗能、高耗电的，这就带来电力的紧张、煤炭的紧缺及运输能力、石油的紧张。于是，就带动了国民经济的结构性价格上涨，即与投资有关的物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可见，虽然拉动此轮价格上涨的有上游产品需求方面的因素，但更要紧的，是成本推进，其影响机制和涉及面也就更为广泛和复杂。
社会一般有三个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和居民。现在这三个主体对未来成本提高带动价格上升的压力都有很高的预期和担心。我们知道，政府是由公权力控制的。现在公权力控制的领域几乎都存在一个对资源、设施过度使用、超前使用、破坏性使用的问题，而使用者对此造成的损失不付费、不补偿。比如，环境这个公共领域。现在很多企业出口的产品有竞争力，原因在于它价格低，成本低，它不治理污染，它自然排放，所以它比欧美的企业有竞争力。欧美的企业要治理污染，它的成本就上去了，价格就上去了，竞争力就下来了。我们的企业对空气的污染不计入成本。欧美国家的企业留下了干净的水源和洁净的空气，而中国人是呼吸了污染的空气，喝了污染的水，然后把产品出口到了发达国家。实质上，我们出口的不是产品，而是我们干净的空气和洁净的水和未被污染的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但是这种对环境的破坏早晚是要治理的。今天越破坏，越不治理，今天的成本越低，意味着转移到未来的成本就越大。比如，兼有南北之灵气的太湖就受到了很大的污染。据无锡市的领导谈，即使用改革开放30年无锡市增长的全部财政收入都用于治理太湖，也难以使太湖恢复到被污染前的那种水质了。即用这30年经济发展所挣的钱都用于治理太湖也抵偿不了这30年发展对太湖的破坏。还有基础设施方面，比如公路，本来是预计正常使用8年的，但车辆超载现象的出现严重缩短了公路的正常使用年限。这些超重车现在之所以有钱赚，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对破坏的这些设施没有付费。如果8年使用的路面5年就被破坏，这就等于新增加了3年的代价。现在的基础设施费用越便宜，意味着将来要重新构建基础设施所要投入的花费就越大，意味着转移到未来的成本就越高。我们还可以举出类似的许多例子，如资源开采，现在很多地方根本不考虑回采，怎么方便挖，就怎么挖，如此开采，短期效率是高了，产出也高了，价格有竞争力。但是这样挖的结果是把矿脉给破坏了，将来回采的时候就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即将来产出的成本会更大。类似这种政府公权控制的领域里，过度破坏性使用、超前的透支性使用带来的损失，我们现在并没有人去付费。这就形成了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似乎成本很低，实际上是成本转移给了未来的人们，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成本会很高。
从企业来看，上游产品的价格明显涨上来之后就意味着下游产品的成本会涨上来。企业现在之所以不敢提价，是因为现在市场疲软，它卖不动，一旦市场被激活，它就会把成本上升的这一部分贴到它的价格里去，它马上就涨价，因为对它来说，成本推进的价格上涨的压力已经非常的大了。
再看居民，这里主要是工资带动的成本。工资主要是与CPI有关系的。2008年第一季度的CPI是8.3％，第二季度是7.9％，第三季度是7.0％，这都是12年来同期最高的水平。而且CH与大家的感受并不一样，因为它选择吃穿用住几大类，这几大类中，它选择每一类中若干种有代表性的商品计算它的价格指数，然后把这几种放在一起加权平均。它选择的几种有代表性的商品有涨价的，有降价的，有价格不变的。而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得多的商品多为涨价的，这样老百姓对物价的实际感受就要比CPI反映的物价指数强烈得多。因为老百姓买得越多的商品，物价涨幅越大。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为什么老百姓买得多的商品多是涨幅高的呢?正因为老百姓买得愈多，所以它才涨得高。市场就是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感受到的物价与CPI反映的不一致的道理。各国都是这样。因此，过一段时间，各国都要对CPI进行修正。如果不调整、不修正，它就愈来愈脱离市场的现实，它就越来越说明不了问题。即使这样，2008年以来CPI也是本轮通货膨胀以来最高的。居民这一次对CPI的感受是从基本生活层面开始的。2007年8月份CPI开始攀升，首先是从食品类开始的，比如猪肉等，这对全社会各行各业成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成本大就会进入工资，进而影响物价。
因此，这次物价上涨，除了具有需求结构性拉动的作用之外，还有成本全面推进的因素。这就和过去三轮通货膨胀不一样了。而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要想治理的话，短时间很难见效。因为降低成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在管理上、制度上和技术上等各个方面有相当大的变化，而这些制度和技术上的变化都不是短时间能够明显见效的。这就要求我们对治理通货膨胀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这次通货膨胀还有特殊的国际环境的背景：全世界都在涨价，中国能不涨吗?中国经济的开放度愈来愈大，受世界经济影响的程度也愈来愈大。刚开始，我们对这次全球涨价对中国影响的估计没有这么严重，因为虽然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在提高，但全球化的融入水平还是在过程当中，影响应该是有限的。当时我们感到大概会有两类商品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但我们认为问题不大。现在看来，它比我们估计的影响程度要大得多。这就是两个“油”：食用油和石油。关于食用油，当时我们认为全球农产品涨价对我们不会有太大冲击。这几年欧洲的主要产麦区受了灾，非洲也有灾荒，美国在调整它的生物能源计划之后，减少了谷物的播种面积。这样，整个世界的粮食市场就趋紧。本来我们中国粮食的自给率是99％，是可以自己平衡的。当时我们想，大不了我们封闭起来，粮食产品不出口，也不进口。现在看来，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中国粮食产品进口的主要是植物油油料，近年来进口的油料已占中国总需求量的60％左右，对进口的依赖度非常大。而恰恰这次农产品涨价，油料这一块涨幅是最猛的，对我们的影响程度最大。如花生油在去年价格就上涨了近1倍，由于食用油在中国百姓生活中的地位，这次食用油涨价对人们的心理冲击很大。提到食用油，这里顺便提一下，中国的压榨业基本上被外资垄断了，而他们不用中国的大豆，不用中国的油料，他们认为不合格，他们主要用进口的。这就使得油料本身供求趋紧的状况更显得对进口的依赖度增大了。由此来看，外资对我们相关行业的控制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另一个是石油，“石油危机”之前，每桶是1.9美元，到2003年之前，也只是每桶20多美元，而前一阵子曾涨至每桶150多美元，前几天回落了，也还是50多美元。中国每年对石油的消耗是以8％的速度在递增，而且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未来我们对石油的需求还会大幅度地上升。2007年我们进口的石油占消耗量的54％，2008年则有可能超过60％。我们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度越来越高，而我们自己 石油产出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未来世界石油价格的变化会更严重地影响国内石油价格的变化。
由此来看，这次价格上涨，除了创12年来的最高水平之外，还有两个特别的背景，一个是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一轮通货膨胀，除了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之外，还有突出的成本推进的特点；另外，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国际化背景来看，这次是在全球都在涨价的背景下，而全球都在涨价对中国又有一定的影响。这就使得我们对通货膨胀问题不得不给予高度的重视。
与通货膨胀压力长期并存的是我们经济衰退的威胁也相当深刻。2008年上半年有一组数据很值得关注。即中国2008年上半年的货物运输量的增长速度大幅度地下滑。2007年上半年货物运输量的增长速度是16.3％，2008年则是7.1％，也就是说，从增速来说，2008年比2007年同期差不多下降了一半以上。货物运输量下降了，库存量就会增大，工商业企业的存货就开始大幅度上升。存货一上升，仓储业的生意就好了。因此，在统计表上还有一个数，2008年上半年，仓储业的营业税大幅度上升，2007年同期，仓储业的营业税上涨率是负的2％，2008年仓储业的营业税上涨率是正的24％，仓储业的实际业务量要比营业税还要大。这两个数据放在一起，就很值得考虑，这表明货物的存量增大了，而货物存量增大是经济衰退非常重要的先行指标。在我们高度关注通货膨胀的同时，其实，经济衰退的先行指标就已经出现了。我们认为这种不景气指标的出现不仅是个偶然的指标问题，而且有它的社会效果了，即失业问题。经济一旦衰退，失业率就要上升。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3％，那几年特别是国有企业比较困难。“摆脱困境，抓大放小”，那几年的增长速度相对来说比较低。当时城市登记失业人口是500多万。城市劳动力是2亿多人，失业人口占2.2％。200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1.9％，但2007年年底登记的城市失业人口突破了1千万，城市失业率超过了4％。这说明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且失业率几乎成倍地上升，这很令人担心。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增长率再降下来的话，失业率会更高。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失业率的下降呢?这源于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工业化愈深入，资本愈排斥劳动。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2007年的工业化指数已经超过0.4，工业化到了中期或者中后期，就是从一般加工工业和制造业为内容的工业革命朝着重工、重化工、基础材料工业和动力工业以及装备工业转化，而这个转化恰恰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空前增大的时候，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增大就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排斥。另外，中国还处于市场化过程当中，市场化就要鼓励竞争，竞争就截减冗员。根据有关统计，上世纪80年代，中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就业岗位是240多万个；上世纪90年代，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就业岗位是170多万个；现在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增加的就业岗位是90万个。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再加上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回调，这个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因此，现在中国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落，市场不景气、市场衰退的迹象越来越严重，同时衰退带来的后果，也就是失业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
这次衰退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同样它与过去也不一样，和改革开放30以来周期性的回调也不同，它也有着特殊的背景，也有两个最大的特点
一个特点是：这次衰退是长期内需不足所导致的。多年来，在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旺盛的时候，实际上就同时存在着消费增长乏力，导致内需疲软的矛盾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个矛盾一直积累到现在。
为什么消费需求不足呢?第一个原因是投资增长速度过快，排斥了消费需求增长的空间。根据我们的研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每增加1％，消费需求就减少0.5％；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所谓的上限22.5％后仍然增长，其每增加1％，消费需求就减少0.84％，基本把消费抵消掉了；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到30％后仍然增长，其每增加1％，消费需求将出现负增长。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储蓄的增长量是既定的。总需求的增长量如果是既定的，最终用途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如果投资需求增长过快客观上就挤占了消费需求增长的空间。因此，中国从2003年以来连续5年多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的增长对消费需求就形成了非常显着的排斥效应。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些年中国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是个不争的事实。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越来越快，所占的国民收入比重越来越高，而高收入群体的特点是消费倾向低，即消费占收入比重低，财富越是更多更快地集中到消费倾向低的群体手中，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也更多更快地沉淀到消费倾向低的群体手中，他们把这些财富或者用于储蓄或者用于投资，但很少或者不用于消费，使得消费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难以同步。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财政体系的不完善以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使得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不确定性大大提高。为能够承受未来更大的风险，人们往往增大现期的储备以用于未来的支出。包括养老退休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都会促使人们增大储蓄，相应减少现期消费。本来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是高的，财富增加后用于现期消费的比例应该是较大的，但由于对未来的担心，越是没有钱的群体越不敢花钱。这就形成了在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公众的购买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消费品市场并没有体现出与收入水平提升相对应的高速增长局面。
第四个原因是中国发展的本身出了问题，即城乡二元化在加深。除了上世纪80年代初和2006年以来的一段时间，中国农民的实际收入有比较大的改善之外，其他时间农民实际收入的提升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严重地不相匹配。农民得到改革发展、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对少一些，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了。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是42％左右，即中国大约有58％的人口收入增长很迟钝。因此，中国13亿人口这么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它的市场需求的增量主要依靠42％的城市居民的需求来拉动，而58％的农村居民的需求，也就是它的收入长期停滞或增长迟缓，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在体制上过于狭隘。现在谈建设新农村，刺激农民需求，启动农村市场，扩大内需，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如为农村修路、鼓励城市的商业企业到农村去销售等，但这些不是启动农民消费的根本，启动农民消费的根本只有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我们还要认识到刺激农民的消费需求与刺激市民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市民的需求主要就是消费，农民的总收入主要用于生产支出，剩余的才是消费支出。因此启动中国农村市场，对农民来说，重要的是还不是刺激农 民的消费需求，重要的是活跃农村的投资需求，即生产需求。因此，第一，要提高他们的收入，使他们有投资能力；第二要使他们具有把财产变成资本的能力。现在农民承包的土地、房屋等是他们的资产，但不能变成资本，不能进入市场，不能变成可以增值的价值。所以，现在有人讨论能不能抵押呀，能不能流转呀，实际上就是使农民的资产变成资本。但这样做的风险也极大，我们也不太敢轻易推动这样大的变革。再一个，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要为农民提供一个筹资、融资的正规的制度安排。中国的2.6亿农户首先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现在中国这2.6亿个生产体，国家却没有为他们提供正规的筹资、融资的制度安排。他们的融资没有体制保障，而且风险极大，承担风险的能力极其脆弱。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在于给农村要修多少路，盖多少楼房，而是为我们的农村逐渐引入现代的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才是最要紧的，包括他们的社会保障，包括他们作为生产者的投、融资的方式，都要纳入现代的文明生活，现代的城市的生活。这就叫做城市化。一个最好的城市化，应该是大多数人过着现代城市的生活，有着城市的效率，但这个国家大部分的资源和土地保持着乡村的宁静。如果到处都是沥青马路，但人还都是农民，这就有问题了。
这两个大的背景就使得我们对这一次的衰退对我们的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失业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我们通常讲，国际上失业的警戒线是7％，美国2008年的失业率可能就会达到7％。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的存量，我们有7.6亿劳动力；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的增量，每年新增劳动力1300多万；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力蓄水池，就是1亿多准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我们原来有5亿多农村劳动力，这些年转移出来2亿多，一个亿进了城，一亿多在当地的乡镇企业就业，还有3.4亿多劳动力在农村种地。中国共有18.2亿亩耕地，需要多少人耕种呢?根据我们在全国三个地区的调查，一个劳动力平均可以种10亩地，按这样来算，18亿亩耕地需要1.8亿劳动力就够了。现在农村的劳动力是3.4亿，那就意味着还有1.6亿多劳动力处于半失业状态，他们随时准备转移到城市就业和其他非农产业的劳工市场。而且我们不能按国外通常的7％来算，因为我们劳动力的基数大，如果达到7％的话，人数的规模就会非常的大，它带来的社会后果会更严重。

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
针对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既有通货膨胀又有通货紧缩的双重压力，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是：淡化总量调控，强调结构调控。1998年5月之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基本都是需求大于供给，所以都是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需求大于供给，不表现为物价上涨，因为物价是冻结的，它表现为排队。排队越来越长，报批项目等待审批的时间越来越久，消费者发的票证越来越多，凭票供应的东西越来越多。票证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排队模型，就是政府出面组织的排队。为了保证最后一个人能够买到一份，只有从第一个人开始就限制你的购买量。改革开放以后，当需求大于供给时，价格就开始上涨，就是前面所说的3次大的通货膨胀。从1998年5月之后，中国开始出现过剩。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生产发展了，物产供应丰富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体制原因，即市场化深入了。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东西不要钱，不要钱的东西永远短缺；市场体制下许多东西需要付费了，这就使得很多物品开始出现存货了。所谓生产过剩或不过剩，说起来是个生产现象，更要紧的是一个体制现象。相对市场购买力来说是过剩，但对实际需求来说并不过剩。1998年5月的工业和商业企业存货是5万多亿，当年的GDP是8万多亿。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到第九个五年计划宏观经济政策总的方向选择是：整个“九五”期间“适度紧缩，保持不变”。当时主要是反通货紧缩。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到：整个“十五”计划期间，“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不变”。即“九五”期间紧缩，“十五”期间扩张。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对总需求是紧缩还是扩张没有明确。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如果是紧缩的话，对抑制通货膨胀有帮助，但失业率、经济衰退的威胁已经很深刻了。如果全面紧缩，失业率和经济衰退会到什么程度就很难预测。扩张的话，对解决失业有帮助，但通货膨胀的压力，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开创了12年来的最高，一旦全面刺激需求，可能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前一段时间是既不能扩张，也不能紧缩。这样看来，这几年就是回避总量政策，不提总需求如何，只提结构调控，称之为“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地区与地区之间有区别，产业与产业有区别，行业与行业之间有区别，同样行业里，不同的企业之间也有区别。这样的办法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总量的目标确实不好选。这种结构调控的办法其好处是使得宏观调控避免总量的简单性，其不足是有行政性。因为所谓结构调控其实质就是歧视性调控，而不是市场调控。 因为市场调控就是机会面前均等的调控。这种调控作为权宜之计可以，但不能长期化，不能体制化。长期来说，资源配置还要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近两年我们的领导人多次强调要深化改革，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竞争秩序来配置资源的原因。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等政府联手干预这么强烈，动辄几千亿、几万亿的救市计划，但它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的主导者仍反复强调，政府干预的力量再大也只能是弥补市场失灵，而不能代替市场，否则，带来的灾难比市场失灵可能还要深重。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的方式，在中国，改革带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竞争的深入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这一点，我们不能动摇。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这30年的经验确实证明了这一条。
现在我们提出的问题是：现在是否到了需要明确总量的时候了。给人的感觉是，2008年上半年明确了，是朝着紧缩方向明确了。奥运会之后，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内的经济衰退骤然加速，中央的精神就调整为以扩大内需为主。这就说明现在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矛盾复杂的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变化速度之快也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几个月之前，反通货膨胀是主要的，几个月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衰退就成为首要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的宏观调控及时地变化和跟进，僵化和呆滞恐怕都有问题。从2008年9月份之后，给我们的感觉是：总量是要朝着扩张的目标在变化。

结语：只要把以上两个大问题都解决好，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面前不但能够顺利过关，而且能够迎来更大更好的发展机遇
。

❽ 2021年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

2021年10月15日，人民银行举行2021年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调查统计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阮健弘、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出席，并回答记者提问。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罗延枫主持新闻发布会。以下为文字实录：

罗延枫：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发布会。

10月13日人民银行在官网、官微发布了第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数据发布之后社会各界非常关心第三季度经济形势、下阶段货币政策趋势等问题，希望得到来自央行的解读。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阮健弘女士、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先生、金融市场司司长邹澜先生出席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下面请大家开始提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经济之声）：三季度的数据发布以后，想请问一下目前金融运行整体的特征是什么？

阮健弘：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稳字当头，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平稳性。从三季度的数据看，当前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金融总量平稳增长，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宏观杠杆率保持稳定。

一是金融总量平稳增长，流动性合理充裕。金融体系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保持金融总量平稳增长，维护经济大局总体平稳。9月末，M2的余额是234.28万亿元，同比增长8.3%，比上月末高0.1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的余额是308.05万亿元，同比增长10%，比上月末低0.3个百分点。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

二是信贷总量稳定增长。今年以来，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前三季度，新增的人民币贷款是16.72万亿元，同比多增4624亿元。9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89.46万亿元，同比增长11.9%，比上月末低0.2个百分点，保持基本平稳。

三是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今年以来，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有效实施宏观政策，经济延续恢复的态势，金融总量平稳增长，宏观杠杆率保持基本稳定。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宏观杠杆率是274.9%，比上年末低4.5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政府和住户部门的杠杆率分别回落3.1个、1个和0.4个百分点，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从三季度的经济恢复和债务增长情况看，预计三季度宏观杠杆率还将保持基本平稳。

上海证券报：请问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有哪些结构性特征？

阮健弘：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24.7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4.87万亿元，比2019年同期多4.14万亿元，总体上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分结构看：

一是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不减。前三季度，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新增16.8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400亿元。

二是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的融资回归常态，股票融资同比多增。前三季度政府债券的净融资是4.4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32万亿元，比2019年同期多4276亿元。前三季度企业债的净融资是2.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66万亿元，与2019年同期基本持平。前三季度非金融企业境内的股票融资是8142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043亿元。

三是表外融资减少较多。前三季度，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三项表外融资净减少1.56万亿元，同比多减1.4万亿元。

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随着美联储缩减的进程日益明显，我想问一下中国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应对？谢谢。

孙国峰：我们注意到近期美联储关于货币政策的表态，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在今年年底前启动缩减购债。从我国来看，2020年应对疫情以来，我们实施正常货币政策，2020年5月以后货币政策力度逐步恢复正常，今年已基本回到疫情前常态。今年以来，考虑到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主要经济体可能的货币政策调整，人民银行作了前瞻性的政策安排，降低了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央行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外溢冲击。当前我国金融市场运行平稳，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95%附近，总体处于较低水平。跨境资本流动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了基本稳定。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49元，较2020年末升值0.6%。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较2020年末升值5%。

下一阶段，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以我为主、稳字当头，做好跨周期调节，统筹考虑今明两年政策衔接。人民银行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持续释放LPR改革效能，稳定银行负债成本，推动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引导市场主体树立风险中性理念，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日本经济新闻：今年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强调“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已经进入常态化实施阶段”。最近很多城市的楼市降温了。经济增速也在放缓。请问如果今后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央行有可能对房地产信贷管理暂时放松吗？

邹澜：十九大以来，中央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加快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在防范化解房地产“灰犀牛”风险、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降低了整体金融风险水平。中央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战略和方针，是我们做好房地产金融工作的长期遵循。

从数据上看，今年前三季度，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金额保持平稳，与同期商品住宅销售金额基本匹配。其中，少数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个人住房贷款投放受到一些约束，房价上涨速度得到抑制。房价回稳后，这些城市房贷供需关系也将回归正常。近期，个别大型房企风险暴露，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偏好明显下降，出现了一致性的收缩行为，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这种短期过激反应是正常的市场现象，2019年包商银行出险、去年永煤和华晨债务违约后，在同业市场和信用债券市场也发生过类似现象。

此外，部分金融机构对于30家试点房企“三线四档”融资管理规则也存在一些误解，将要求“红档”企业有息负债余额不得新增，误解为银行不得新发放开发贷款，企业销售回款偿还贷款后，原本应该合理支持的新开工项目得不到贷款，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企业资金链紧绷。

针对这些情况，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已于9月底召开房地产金融工作座谈会，指导主要银行准确把握和执行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保持房地产信贷平稳有序投放，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证券时报：四季度有大规模的MLF到期，想问一下央行将会如何应对这种到期压力？以及央行是如何预判四季度的流动性是否会面临较大的波动？包括随着近期美联储的缩减购债计划可能会落地，目前有没有观察到中国是否会出现资金流出的压力？

孙国峰：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币市场利率运行平稳。今年前9个月，DR007就是银行间市场的存款类金融机构回购利率平均值为2.18%，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7天期逆回购利率2.2%非常接近。

四季度，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将继续保持基本平衡，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对于政府债券发行和税收缴款以及中期借贷便利到期等阶段性影响因素，人民银行将综合考虑流动性状况、金融机构需求等情况，灵活运用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适时适度投放不同期限流动性，熨平短期波动，满足金融机构合理的资金需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在增加流动性总量方面也将发挥一定的作用。

近期，人民银行还推动常备借贷便利（SLF）操作方式改革，有序实现全流程电子化，这有利于提高常备借贷便利操作效率，稳定市场预期，增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稳定性，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近年来，人民银行完善流动性和市场利率调控框架，提高操作透明度，通过言行一致的货币政策操作和预期管理稳定市场预期，有效降低了金融机构的预防性流动性需求，使得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所需要的流动性总量和超额准备金率持续下降。后续，人民银行将继续密切关注影响流动性供求的多种因素，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平稳运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流动性环境。

彭博新闻社：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引起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广泛关注，我们想问中国央行怎么看房地产的企业面临的信用风险？是否担心会引发系统性的风险？

邹澜：恒大集团资产总规模超过2万亿元，其中房地产开发项目约占60%，涉及到1000多家作为独立法人的项目子公司。近年来，这家公司经营管理不善，未能根据市场形势变化审慎经营，反而盲目多元化扩张，造成经营和财务指标严重恶化，最终爆发风险。

恒大集团总负债中，金融负债不到三分之一。债权人也比较分散，单个金融机构风险敞口不大。总体上看，其风险对金融行业的外溢性可控。

目前，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正在按照法治化、市场化原则，依法依规开展风险处置化解工作，督促恒大集团加大资产处置力度，加快恢复项目建设，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在此过程中，金融部门将配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和地方政府，做好项目复工的金融支持。

恒大集团的问题在房地产行业是个别现象。经过近几年的房地产宏观调控，尤其是房地产长效机制建立后，国内房地产市场地价、房价、预期保持平稳，大多数房地产企业经营稳健，财务指标良好，房地产行业总体是健康的。

财新：我想问一下碳减排的支持工具目前的创设进展如何？预计何时以何种形式落地？

孙国峰：碳减排支持工具大家都很关心，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目前人民银行正抓紧推进碳减排支持工具设立工作。碳减排支持工具是为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而创设的一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人民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金融机构为具有显着碳减排效应的重点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融资，为保证精准性，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三个重点领域；为保证直达性，采取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向碳减排重点领域的企业发放贷款，之后可向人民银行申请碳减排支持工具的资金支持，并按照人民银行要求公开披露碳减排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人民银行将以稳步有序的方式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生效，注重发挥杠杆效应，撬动更多社会资金促进碳减排。

需要强调的是，碳减排支持工具对碳减排重点领域的支持是“做加法”，支持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和建设，从而增加能源总体供给能力，不是“做减法”。金融机构仍要按市场化、法治化和商业化原则，对煤电、煤炭企业和项目等予以合理的信贷支持，不盲目抽贷断贷，更好发挥金融对能源安全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的支持作用。

新华社：请问一下三季度的信贷结构有什么样新的变化？有什么新的亮点？

阮健弘：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灵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持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的资金支持。从贷款的实际投向看，9月末，全部产业的中长期贷款余额是67.46万亿元，同比增长15%。这个增速比同期全部本外币贷款增速高3.6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基础设施业和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分别增长37.8%、16.4%和17.2%，分别比上年末高2.6、2.2和0.3个百分点，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从普惠小微企业融资情况看，普惠小微的贷款维持较高的增长态势，继续保持了“量增、面扩、价降、结构优化”的特点。量增方面，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7.4%，比各项贷款的增速高15.5个百分点。面扩方面，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支持了4092万户小微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0.8%。刚才孙司长也提到了推动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从数据方面看，9月份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是4.89%，比上年12月下降了0.19个百分点。结构优化方面，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中信用贷款的占比是17.4%，比上年末高两个百分点。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三季度信贷结构方面又有了新亮点，金融在支持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金融资源向国家的“专精特新”企业倾斜，“专精特新”企业贷款势头增长良好。一是“专精特新”企业的获贷率比较高。9月末，“专精特新”企业的获贷率是71.9%，户均贷款余额7582万元。二是贷款余额稳定增长，成本持续下降。9月末，“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8.2%，比全部贷款的增速高6.3个百分点，贷款合同平均利率是4.52%，分别比上年末和上年同期低0.15和0.25个百分点。

当前金融体系在不断加强对重点行业和普惠小微支持的同时，也在增强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支持，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将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香港经济导报：我们注意到近期不少房地产企业海外美元债券价格出现下跌，请问央行对此持什么态度？

邹澜：近期，受个别房地产企业债券违约等风险事件的影响，境外房地产企业美元债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这是市场在违约事件出现后的自然反应，历史上也有很多案例。比如说，前段时间华融集团出现风险后，市场避险情绪急剧上升，连带其他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价、债券价格也都出现下跌，再融资困难，随着8月华融成功引入战投，境外债券折价快速收窄，市场情绪得以恢复。

目前，相关部门已关注到境外房企美元债市场的变化，将敦促发债企业及其股东，严格遵守市场纪律和规则，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妥善处理好自身的债务问题，积极履行法定偿债义务。

我们也注意到，一些中资房地产企业已经开始回购境外债券，这体现了企业对自身发展前景的信心，预计对于缓解市场紧张情绪、恢复市场信心将起到积极作用。

CNBC：我的问题是关于最近的一些限电情况，有不少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展望和预测，这些情况对经济的影响请问央行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孙国峰：最近我们也注意到拉闸限电的有关情况，包括近期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我们认为中国的PPI涨幅在今年年底至明年会趋于回落。对于我国CPI的影响来看，CPI可能有所上行，但仍将保持在合理区间。总的来看，我国的通胀总体可控，所以下一阶段人民银行还将坚持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稳字当头，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把握好政策的力度和节奏，稳定社会预期。

中国经营报：我注意到昨天出的9月份的CPI、PPI的数据，显示CPI、PPI的剪刀差达到了10个百分点，再上历史新高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同时我也注意到PPI内部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同比也增高，这些对中小企业造成生产成本的压力，市场预期四季度是不是可能央行会再次降准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我想问一下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四季度还存在降准的空间吗？

孙国峰：关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PPI上行，刚才我已经介绍过了，我们认为PPI可能在近期维持高位，但是考虑到我国是全球主要生产国，经济自给能力较强，企业大部分能源品供应有长期协议保障，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各国通胀上行的输入性影响可控，所以PPI维持高位还是一个阶段性的。随着全球供给恢复、运输效率提升和高基数效应显现，PPI有望于今年底至明年趋于回落。

CPI刚才也讲到，我们预计CPI有所上行，但会继续处在年初的预期目标区间之内。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对一些下游的中小微企业会造成一些影响，我们也可以看到各部门采取了很多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挑战。从人民银行角度来说我们也出台了很多措施，包括前期出台的新增3000亿元支小再贷款额度，也包括7月初的降准，都是对中小微企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从流动性角度来说，人民银行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从整个四季度来看，流动性供求的形势应当说是基本平衡的，人民银行将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邹澜：我补充一下。因为面临复杂的经济形势，往往受压力最大的就是小微企业。刚才这位媒体朋友也提到了小微企业的情况，孙司长也作了回答。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对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多介绍一些情况。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继续深化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工作，实施好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和金融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两个专项活动，优化地方融资环境，引导金融资源更多的流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效果上来看，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的效力还在进一步的发挥，小微企业融资继续保持“量增、面扩、价降”的良好态势，三季度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18.6万亿元，同比增长27.4%。支持小微经营主体超过4000万户，同比增长超过30%。9月份新发放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平均为4.89%，和上年末相比又下降了0.19个百分点。从去年一直到今年的9月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对13.5万亿元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其中支持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11.1万亿元，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8.6万亿元。

针对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导致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应收账款增加，疫情灾情影响等小微企业面临的这些困难，9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了加大对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纾困帮扶力度工作。9月7日潘功胜副行长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也介绍了金融工作的具体安排，人民银行将加强各项惠企政策实施力度，进一步提升小微企业融资的获得感。

这里主要包括几项：

一是抓紧推动新增三千亿支小再贷款政策落实落地，刚才孙司长已经介绍了。二是继续发挥好普惠小微贷款延期还本和信用贷款支持政策效力，运用好再贷款资金引导银行更多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统筹做好政策接续。三是深入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支持中小银行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拓宽支小信贷资金的来源。引导银行继续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和考核激励机制，强化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运用，推广主动授信、随借随还贷款模式。进一步健全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四是要支持小微企业供应链的融资。在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账款清欠工作的基础上，推动大型企业使用商业汇票替代其他形式的账款，指导金融机构扩大商业汇票的承兑贴现，通过再贴现等工具来支持缓解小微企业因为占款所面临的压力。

罗延枫：感谢今天的三位发布嘉宾，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媒体朋友，谢谢大家。

❾ 2017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整体形势如何

北京10月13日消息，今日上午10时，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介绍2017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并答记者问。

黄颂平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全球经济温和增长，国内经济稳中有进，推动我国外贸进出口持续向好。

据海关总署统计，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29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6.6%。其中，出口11.16万亿元，增长12.4%，进口9.13万亿元，增长22.3%；贸易顺差2.03万亿元，收窄17.7。

七、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微幅回落，出口经理人信心指数环比提升。9月，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为41.8，较上月下滑0.1。其中，根据网络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当月，我国出口经理人指数为43.9，较上月下滑0.8；出口经理人信心指数回升0.2至51.1，新增出口订单指数、出口企业综合成本指数分别下滑0.7、2.7至47.1、19.9。

总体来看，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回稳向好势头在巩固，增长质量效益在提升。四季度，虽然外贸运行中仍面临一些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但新旧动能有序转换、结构调整稳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