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的经济是怎么改革的

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认真抓好四个互相联系的重要环节： （1）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增强它们的活力，促使企业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自发地实现资源配置。 （2）加快市场的培育。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 （3）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分配是经济利益实现的制度。没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就没有市场。 （4）混合经济中政府主要是调节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而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在中国转变政府职能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

㈡ 我国过去的经济体制是什么，现在的经济体制是什么

过去是计划经济体制，现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竞争为基础，以社会主义为导向，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坚持国家宏观调控，以市场经济求效率，以社会主义保公平。
拓展资料：
我国从1949年至1978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1985年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展开，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宏观调控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下具体介绍我国现在的经济体制。
中国的国家经济体制：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国家经济体制。
1、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2、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
3、在宏观调控上，把人民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
中国无法做到市场决定价格，尤其是人力资源价格、资本要素等商品价格，完全是官方的官阶标准。比如人力资源工资、银行的利率、股票发行价格、交通价格、大学的学费、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都是官商单方面垄断价格，与市场无关。市场经济要求公平交易、自由竞争，实行统一的规则，没有法治是不可想象的，而中国是依法治国的国家。

㈢ 你认为，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改革方向和内容是什么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0-26

㈣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是什么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家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以“权力和利润下放”为内容的最初改革是产权改革，当时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然而，这种改革实质上是权力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可能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也是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还是相关改革，都围绕着责任与权利关系及其体制的调整展开。

农村改革主要包括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建立，乡镇企业的发展和改革，股份制合作制改革基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农业的产业化。考察这一过程，可以发现，每一项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调整”。

事实上，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制度改革从一开始，因为改革委托权力和转移利润，税收改革的改革，改革的合同管理系统，租赁管理系统的改革和股份制改革，调整等本质上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本质上也是对企业利益相关者权利和责任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总的来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从土地产权制度和农村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会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出于客观需要而作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专营购销制度、剪刀差和户籍制度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政府与社会相统一的人民公社制度被称为集体经济，它实际上是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集体经济、国有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集体经济基本是“经营而不包括”的。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体制的需求更强。因此，与城市地区相比，旧制度更容易被打破，新制度更容易产生。在自发的制度变迁之后，更有可能迅速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系统，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是困难的，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增量突破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系统结构，促进旧体制变化或反向传播，这是一个主要原因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的主要经验之一，应充分肯定。

但是，不能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成功取决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结构性改革和经济增长都将是两条腿的。公有制经济，无论是集体经济还是国有经济，甚至在非公有制经济出现之前就已经进行了改革。集体农业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土地制度的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

此外，我们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市场化的慢，这是不利于市场化的过程，但可以使大量的经济资源，尤其是关系国民经济的部门在政府直接控制，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各种矛盾在转型的过程中。

但也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整弥补了市场的不足，克服了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事实上，国有经济也承担了中国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代价。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制度设计和变迁过程中，它是多主体共同创新的系统，角色不断变化。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制度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农村改革为例。正如我们已经分析的，农村经济体制的变化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以及适应农业产业化的三个阶段的制度创新。在每个阶段，不同的主体扮演不同的角色，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阶段的角色和功能是不同的。

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

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弊端，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原有经济体制在一五计划期间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改革经济体制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如原有的经济体制普遍存在着政企不分，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单一化、在所有制结构上片面强调和追求“一大二公”等。
内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又包括1、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2、发展乡镇企业、非农产业。3、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把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2、把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改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宏观调控的管理体制。
目的：发展生产力，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㈥ 现在中国经济有什么改革

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深化改革[1]和保持稳定、应对当前挑战和完善体制机制之间的关系，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加快破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是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促进科学发展。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加快推进国有大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落实鼓励引导民间投资的政策措施，制定公开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和支持政策，出台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指导意见。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稳步推进电价改革，完善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扩大资源税改革实施范围，在部分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推行增值税改革试点。调整完善房地产相关税收政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培育农村新型金融机构。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境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
二是深化社会领域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稳步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推进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扩大新农保试点范围，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推进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推进科技、教育、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三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强行政问责制度建设。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大力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制定出台机关运行经费管理、公务接待和会议、公务用车制度等改革方案。开展省直接管理县(市)试点。四是深化农村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政策和实施办法，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改革农村征地制度。推进国有农场、林场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水资源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水价改革。

㈦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1、1978-1984年主要是普及联产承包责任制。

改革的起点是从否定一大二公的公社体制开始，把低效率的集体公有、统一经营、统一生产、统购统销体制，改革为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以家庭为市场经营主体，实行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体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

此外国家还改革了农村价格体制，提高了18种农产品收购价格。农村基本制度的改革，既调动了家庭分散经营的积极性，又体现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因此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据统计(以不变价格计算)，1978-1984年农业总产出增长率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2.2%和75%，是历史上农业增长最快的时期。计量分析表明，这一时期的农业总产出增长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最大，贡献率为46。8%，价格体制改革次之。

同期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137元增长到3976元，名义增长率高达17.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实际增长率为15。1%。这一时期，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业劳动力逐步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日益庞大的待业群体。

为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社队企业得到迅速发展。国家对社队企业在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供销、贷款、税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为社队企业发展提供了基本政策依据和制度保证。

2、1985-1990年主要是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和农村非农产业体制。在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方面，加快了政府调控向市场交易的转换力度。1991年与1986年相比，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中，国家定价由17种减少到9种，销售价格中国家定价由14种减少到7种。

农产品生产价格形成中，计划定价由1978年的94.4%下降到1990年的25.2%。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带来了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据统计，1985-1990年期间，农业产出的年均增长率为47%。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巨大成就主要体现在乡镇企业的兴起与发展上，1984年中央4号文件将社队企业正式改称为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由5208万人增加到9546万人，总产值由170989亿元增长到649566亿元。

3、1991-1995年农村改革基本停滞，乡镇企业处于治理整顿状态。这一阶段，除了1994年国家再一次提高了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外，农村没有比较有影响的改革措施出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制度效应释放殆尽，农业发展停滞。这一时期国家对经济进行了全国性的治理整顿，乡镇企业发展势头明显受到抑制，被迫大批次关停并转。

4、1996-2003年我国开展了农村税费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再掀新高潮。农村税费改革主要是规范税费管理，实行税费统一。截至2003年底，税费改革的试点省份已扩大到20个，涉及农业人口约6.2亿人。这一时期，乡镇企业进入全面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务院下发了一系列文件，确认发展乡镇企业是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5、2003年至今主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从2003年开始，政府一方面大幅度增加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和补贴;另一方面，2006年中央政府宣布完全取消农业税，更为彻底地解除了农民的负担。

同时，经过市场的优胜劣汰，一些素质偏低的乡镇企业破产，多数乡镇企业的质量大大提高，与城市正规企业并驾齐驱，继续发挥着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能。统计资料显示，到了2006年乡镇企业吸纳的劳动力为14680万人。

总之，发端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起到了开拓性作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在于，以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采取渐进式改革策略，并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改革的成绩在于成功迈出了五大步，这五大步都沿着市场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有所推进和创新，但都尚未完成，各大步之间还没有统一起来，所以，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上，还要继续把改革推进下去。

未来我国农村改革的重点在于，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适应农村规模经营的趋势，消除包干到户的分散弊病，创新适度统一经营的生产关系；

对包括农村土地制度、粮食流通体制等在内的诸多方面进行全面的综合改革;对整个农村经济体制和农村基层政权体制进行配套改革;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

(7)中国现在的经济是怎么改革的扩展阅读

总结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归纳出导致“中国奇迹”的关键要素，对于更好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党的十七大指出，改革开放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这一转折使得人们原有的、落后的排斥的计划经济观念得以转变，使得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主体的地位得以确立，使得经济发展的体制和制度得以创新和发展，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良好的环境。

首先，改革开放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有的是由发展不充分带来的，主要是通过加快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来逐步加以解决；有的是由体制机制不完善带来的，主要是通过深化改革，消除各制约性体制性因素解决。

无论是解决发展还是体制问题都是依靠深化改革来提供强大动力的。其次，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外在推动力。一方面高度发达的国际市场经济关系和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成为国内改革经济体制、强化竞争机制的外在推动力，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开放型经济同国际市场接轨后，为各类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提供国际标准，还为国内加快建立相应的各类市场提供外部推力。此外，对外开放开拓了国际市场，为引进外资、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供了平台，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奠定基础。

2、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改革30 年来，我国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这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提供了思想认识基础。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必须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要求必须对落后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使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在改革过程中，在认识方面，我们先后经历了“ 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有计划商品经济”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认识层面上的提升。其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提供了环境基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政府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要求政府不断探索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路子、新模式，这些都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改革30 年来，我国在农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探索出了很多新的经验和方法，同时政府对经济改革的支持和服务也越来越到位，为经济体制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3、坚持多元化改革的思路。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单一领域的改革， 而是多个领域的多个方面的改革。在改革前两个阶段实际上有两条主线：一是通过所有制方面的改革，调整了所有制结构。

在总的结构上，从过去的单一公有制经济结构逐渐改变成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二是通过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的转变，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机制准备了体制基础。

对计划体制、投资体制、财政体制、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都进行了以引进市场机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在深化改革阶段（改革的后两个阶段）主要是围绕所有制结构完善、国有企业改革深化、行政管理的完善、市场体系的完善以及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等问题展开。可见，在改革的各个阶段都是从多个方面进行改革，而不是单一的一个方面的改革。

4、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模式。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从改革时序安排的渐进性。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公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

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二是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渐进性。

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另外，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三是改革步骤的渐进性。

中国的改革是分步进行的，集中于制度革新，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产权进行改革，通过保留剩余的方式激励农民；中国的改革过程中更多地采取了试验的形式，允许部分地区或部门率先改革，成功之后再向全国或全行业扩展，例如经济特区的建立；

初始条件对于改革方式的选择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采取了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避免出现大的冲击，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概括来讲，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是最小化政策贯彻执行的成本，而不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最小化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阻力，逐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采取由易到难的改革顺序以试点方式逐步推动改革。

5、坚持体制和制度创新的改革主线。改革开放30 年，通过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扫清了发展障碍。

首先，在改革初期，通过体制建设，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一统天下的格局，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开辟了空间：一是在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内部引进市场机制，初步建立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体制基础；二是以扩大地方自主权为内容的投资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宏观体制基础。

其次，1992 年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由市场化取向改革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转变，在改革内容上也开始逐步由体制改革转向制度创新。主要包括通过制度创新推动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微观基础的转型以及以配套改革为内容的宏观制度的创新等。

其中，总体配套改革方面的制度创新涵盖财政、税收、外汇、金融、投资、外贸以及流通体制等各个方面。

第三， 进入21 世纪，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这一时期主要是在原来的制度创新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各项制度，进一步推进所有制结构的完善、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市场体系的完善等。

6、坚持把促进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的原则。我国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改革的目的是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此，在改革初始，我国就确定了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的基本原则。

在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30 年成功改革的实践印证了坚持改革、发展与稳定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离开了改革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的连续30 年的高速发展，离开发展社会的稳定就失去了载体，离开了稳定改革与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因此，三者相辅相承，共同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施。

㈧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功，对它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是很有价值的。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基本经验和教训或值得反思的地方。s0100
一、基本经验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尝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1827.56元的3.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参考文献】
〔1〕张卓元，2000：《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思考》，经济管理出版社。
〔2〕韩留富，2001：《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成因及调控措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第2期。

㈨ 我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其实我国经济改革的历程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这才是最主要的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所以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经济发展得非常的出色

㈩ 我国今年来经济改革措施

一、深化改革：

经济政策的总纲

当前我国改革的难点在于利益调整，改革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风险比较大，改革难度越来越大。为在改革中防止改革设计的“碎片化”，防止改革目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化”，防止推动主体的“部门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在强化顶层设计的背景下，可以预计2014年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将紧紧围绕制度建设、体制改革，即将短期政策融入长期改革之中，注重短期宏观调控与重大制度建设相结合。

2014年，为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政府部门将进一步转变职能尤其是下放权力落实好“三个一律”：凡是市场能够调节的经济活动，政府一律不再审批；凡是企业投资项目，除了关系国家安全、生态安全、涉及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的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不再审批；对必须保留的审批项目，凡是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交由地方和基层管理。

二、稳中求进：

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基调

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7%，高于7.5%的预期目标，国民经济企稳住并逐步向好，说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科学和中央推动改革、调整结构来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增长的举措是及时和有效的。因此，可以预计2014年的宏观调控仍将保持稳中求进的基调，即“明确区间，稳定政策，重在改调，长短结合”。

“明确区间”是指中央仍可能会明确要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守住防通胀的上限，以增强社会信心，稳定社会预期。为改善民生，确保人民的就业、收入能够增长，为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稳定政策”是指稳定宏观经济政策，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可以预期的平稳的政策环境，防止政策不当变动对市场机制的干扰。在保持政策弹性的基础上，尽量避免宏观政策的波动。

“重在改调”就是在稳定宏观政策的前提下，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向结构调整要发展的潜力，把改革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以改革促创新发展，完善调控方式手段，强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长短结合”是指政策要既着眼于解决当前问题，更着眼于为长期平稳可持续的发展打造基础，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的关系，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着力防控地方债风险，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

三、结构性色彩更浓

积极财政政策的新内涵

2014年虽然也强调政府的作用，也将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其目的、内涵和做法上将发生一些根本的变化，结构性色彩将更浓，将从总量性的政策转向结构性的政策，从单纯的经济政策转向经济社会政策。结构性减税以及支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力度会越来越大，政府将更多地提供公共服务，通过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提升社会的公平正义，财政政策更注重短期和中长期结合，服务全面深化改革大局。

一是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促进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全面深化改革紧密结合，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调整优化国内需求结构，支持产业结构调整，支持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二是支持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农业“休养生息”，提高国内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加农产品国际供给能力，完善农产品价格和市场调控机制，支持精准扶贫。三是完善财政投入体制机制，有效保障改善民生。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的思路，完善机制，堵塞漏洞，规范运作，公开透明，千方百计把民生资金管好用好。四是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支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按照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要求，完善相关财税政策，并支持开展试点示范工作。五是切实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修明渠、堵暗道，有效防控债务风险。六是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同时，加快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一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体制。预算编制和审查的重点由现在的收支平衡状态向支出预算和政策转变。税收将不再是预算确定的任务，而是转为预期目标，从而克服以往预算执行中的“顺周期”问题。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通过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强化其对年度预算的约束性，增强财政政策的前瞻性和财政可持续性。实施全面规范的预算公开，推进政策公开，增强预算的透明度，让公众更好地了解预算。二是完善税收制度。全面推进增值税改革，建立符合产业发展规律、规范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消除重复征税问题。调整消费税制度征收范围、环节、税率，进一步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加快房产税立法和改革步伐，减少房产建设和交易环节税费，清费立税，提高保有环节的税收。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推动资源环境保护费改税，进一步发挥税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作用。加快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配套措施，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特别是征管职能划分，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三是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在明晰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基础上，界定各级政府间的支出责任，明确划分政府间收入，再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上下级政府、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分配，补足地方政府履行事权存在的财力缺口，实现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

四、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和协同性：

稳健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

从本次审计署债务审计结果看，今明两年是地方政府性债务偿还的高峰期，到2015年末需要偿还的债务占比达到53.9%，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借新还旧、再融资的压力较大，加之地方融资平台自身产生现金流的能力较弱，将不可避免导致流动性风险上升。虽然债务总体可控，但局部信用风险不排除一触即发的可能，这就使央行面临两难局面。央行既希望通过信用事件来降低金融领域风险偏好，又要防控局部信用风险上升成为全局风险的可能，因为一旦引发系统性信用风险，资产价格的大幅收缩必将刺破金融泡沫。今年的目标既要保持经济增长平稳，又要化解金融领域风险，还要为改革留出充分的空间。因此，央行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定调是“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协同性”，替换了2013年强调的“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014年，预计央行将通过综合运用存准率、正逆回购、央票、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合理的流动性状况，稳定市场主体预期，满足实体经济资金需求。

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化。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在2013年取得实质突破，2013年7月，中国全面放开了人民币贷款利率管制，这是近年来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的重要进展。目前，中国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外币存贷款利率已先后实现市场化，只有人民币存款利率有上限管理。也就是说，在利率市场化方面，今后改革剩下的问题在于如何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目前来看，业界呼吁多年的存款保险制度有望于2014年推出。目标是通过利率、人民币汇率市场化以及开放资本账户来建立市场导向型的金融价格体系。

五、区别对待、公平竞争：

区域政策的特点

我国一系列区域战略与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增强了经济整体活力，区域增长格局已出现重大转变。2014年，实行区别对待仍是完善区域政策体系的基本方向，完善并创新区域政策，缩小政策单元，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

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014年，将加快制定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性文件，启动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扩大退牧还草范围。加快出台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统筹推进全国老工业基地和城区老工业区更新改造，促进全国资源型城市和独立工矿区转型发展。全面落实中部崛起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和产业园区建设。支持前海、南沙、横琴、平潭等重大平台建设，抓紧制定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政策。同时，我国将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推进沿海、沿江、沿边、沿路桥的轴线开发，带动更大范围的腹地发展。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支持武汉、长株潭、环鄱阳湖等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促进中原经济区加快发展。深入推进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加快环渤海地区转型升级。推动云南、广西等地向南亚、东南亚开放，支持西北地区向西开放，着力培育中西部地区新的经济支撑带。为增强欠发达地区发展能力，还将推进对口支援，支持西藏、新疆和四省藏区等跨越式发展，落实扶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规划和政策，实施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

在注重区别对待的基础上，也将更加注重公平，即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内容。通过体制创新和法律保障，实现不分区域、城乡、工农、公私、贫富，一视同仁地实施财政、金融等公共政策；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推进教育、卫生、就业、社保等公民享有的同权化；加大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建设投入，让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享有大体相当的公共基础设施服务。

与此同时，税收优惠将与区域规划脱钩。据统计，目前已出台实施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共有30项，同时还有一些正在申请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项目。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和财税部门执法不严或者出台“土政策”，通过税收返还等方式变相减免税收，制造税收“洼地”，严重影响了国家税制规范和市场公平竞争。下一步，财政部门将扎实推进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工作，清理已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执行到期的将彻底终止不再延续，对未到期限的将明确政策终止的过渡期，对带有试点性质且具有推广价值的，将尽快转化为普惠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今后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

六、激活民间力量：

扩大内需的着力点

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既是短期的政策着力点，也是中长期的战略选择。

就扩大消费而言，要扩大居民消费规模，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提升居民消费质量，关键在于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这就意味着需要推动实现稳定充分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建立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长效机制，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2014年，扩大消费的重点将在信息消费领域。信息消费具有结构层次高、绿色无污染、带动作用强的特点，是近年来各个国家重点培育的新兴消费热点，也将成为我国扩大消费的重要着力点。

着力保持投资稳定增长，重点将调整预算内投资结构，大幅压缩用于一般竞争性企业项目投资，适当减少可利用社会资金的经营性基础设施投资，停止建设楼堂馆所等投资，压缩小型分散投资，重点支持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项目，集中力量办大事。合理确定投向，主要是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住房配套基础设施，高标准农田和农村民生建设，水利、中西部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重大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工程，核心关键技术开发应用等重大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工程，教育、医疗、社会养老、食品药品安全等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发展等领域。在管好用好政府投资的同时，为民间投资拓展更大的市场空间，为民间投资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有效释放民间投资潜力。

七、以人为本：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核心

积极稳妥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一是推动规划实施。修改完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并尽快发布实施；二是出台配套政策。推动出台户籍、土地、资金、住房、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三是编制配套规划。组织编制实施重点城市群发展规划，各地因地制宜地编制和实施本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四是开展试点示范。围绕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模式、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在不同区域开展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试点；五是完善基础设施。提高东部地区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一体化水平，推进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内主要城市之间的快速铁路、高速公路建设，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与交通干线、交通枢纽城市的连接。强化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六是发展城市群，优化城市布局。着力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培育并引导城市群发展，完善大中小城市结构，强化综合运输交通网络的支撑，优化城市群内部的城市分工协作。

八、集约用地、保护农民利益：

土地政策的主要方向

2014年，国土资源部将会全面推行节约集约用地政策，用地规模实施总量控制和减量供应，加大存量建设用地供应，减少新增建设用地。全面开展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细化各类用地标准。在全面总结各地征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现行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进一步规范征地程序，着力于建立完善多元保障机制。逐步缩小划拨用地范围，以公平、公开、有偿的方式配置土地资源，全面推进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用地有偿使用，清理存量划拨用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针对不同产业、不同用地类型提供不同的有偿使用方式，弥补一次性收取地价款单一方式的不足。提高工业用地价格，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居住用地供应。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要求，研究起草《不动产登记条例》、《不动产登记办法》等规章制度，整合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做好国家层面有关不动产登记衔接工作。

特别是，在土地政策中要保护农民的利益。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探索宅基地上的农民住房的财产性收益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