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为什么要限制人口流动

❶ 为什么要限制人口流入大城市 王福重

当发达国家在限制中国的产品进入的时候，我们的大城市也没闲着，他们干什么呢？就是限制其他地区人口的流入。深圳在这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北京也不甘落后，他们都在计划制定相关的措施来限制人口的流入。就北京而言，这么高的生活成本，不要说你限制，就是不限制，她的人口规模也会不断减少。你这么一限制，除了为一些人腐败提供条件外，我看没有任何好处。这么没有好处的事情，怎么还值得去做，显然是利益集团在推动这个事情。想想看，如果进入北京的人员由有关的部门来决定，这些部门是不是会成为很有油水的部门，这些部门的管理者是不是会成为很有油水的管理者？
中国人在中国是平等的，深圳不是深圳人的深圳，北京也不是北京人的北京。凭什么深圳是你深圳人的？如果深圳限制其他地方的人口流入深圳，其他的地方可不可以限制他们的物资流入深圳？到时候你们就不要到中央去告状，说人家是地方保护主义，你们干的这些事就是地方保护主义。既然深圳不是深圳人的，为什么其他地方的人不可以去深圳？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其他的地方不许你深圳人从他们的地方经过，深圳人是不是会寸步难行？我们这些城市的管理者不也去过什么哈佛学习吗？我们的城市管理者不也在鼓吹和国际接轨吗？把你们居住的城市封闭起来，这和那个国际接的轨？所以，我在《股权分置是个伪命题》里说，这些利益集团，对他们有利的就和国际接轨，对他们没有利的就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这些人真是有很深的城府，不经过多年的修炼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
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她是中国的北京，如果非北京人要来北京居住，你凭什么不让人家来？我们不是说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里面是人人不平等，不然那条法律不容许外地人到北京来居住？中国正是这些混乱的地方法规，才使得各个地方的人不团结！上海人说上海话，广东人说广东话。。。，总之，都说对自己地方利益有益的话，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就被这些人放在地方利益之下。一个国家，如果地方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这样的国家能够强大吗？我看即使能够强大，也要大扣。中国要强大，就必须废除这些歧视性的地方条款，只有废除这些歧视性的地方条款，中国才会更团结。比如，香港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了，可是，你要去香港，在北京还要办个通行证，在其他一些地方，你要想去香港看看，就更加麻烦了。
城市人口的膨胀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分配不公。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人向发达国家移民，中国人不是向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移民吗？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国家之间分配不公。分配不公，就世界范围而言，是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就一个国家而言是不同地方，如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穷地方的人为了生存，他们自然会向富裕地区流动。人口的流动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如果农民不能向城市流动，那些地方官会有压力吗？当然没有。人口流动可以给地方官带来压力，一个地方的人纷纷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地方的地方官多多少少有些压力。如果这个地方的人都跑到别的地方去，这个地方的地方官是不是自动下岗了。
解决人口流动的问题是鼓励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到一定时候就自然会达到一个平衡。当人们可以随便流动时，人们就不会随意流动了。像北京这样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我认为她的人口会逐步减少，而不是增加。北京现在人口在增加，一来是一些畸形政策造成的，比如，北京考大学容易，有些人进北京就是为了子女在同等分数下上个好大学。二来是我国畸形的经济结构造成的，我国的经济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三来是分配不公造成的。
主要参考书目：《现实经济学基础》经济科学出版，谭根林着《中国经济的经济结构是畸形的》

❷ 中国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好处

可以更好的管控资源，集中利用好资源，从而达到节能。

❸ 中国长期实施的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政策，把中国经济、社会划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大截然不同的板块

1.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在特有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城市对生产要素的集聚功能和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已成为制约需求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症结。由于城镇发展缓慢，使得工业布局分散，不仅自身缺乏集聚效益，而且对拉动经济发展带动产业升级的乘数效应也不高。主要依托城镇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较慢，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城市现代化水平低功能较少，社会进步缓慢，广大居民不能充分享受现代城市文明。
2．城乡二元户口制度制约着城市化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要求城乡劳动者、资金、物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有效地调配和组合，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但目前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用行政手段把城乡人口划分成福利待遇、发展机遇、社会地位很不平等的两大社会群体，使其分别固定在各自的出生地，很难自由流动，严重地阻碍城乡一体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把人口分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来管理，农村人口从事农业，城镇人口从事非农业，这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这些户口上的特权性质，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不仅助长城乡差别而且与市场经济要求处处相悖。

❹ 计划经济的利与弊

1、计划经济的利：

首先，运用这种新的经济体制有助于在短期内医治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恶性波动，以顺利地渡过经济困难时期。建国伊始，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财政枯竭、通货膨胀的局面，由于国家加强了集中管理，不出一年时间，就基本制止了通货膨胀，经济初步获得稳定。

中财委在1949年关于稳定物价斗争的总结中曾指出：在市场物价问题上的较量，不但需要统一的指挥，而且要有保证实施这种统一指挥意图的能力。就是说，要能做到集中使用力量，灵活调度物资，全面指导物价。

薄一波后来在总结这一条历史经验时说：“40年来，我们看过来看过去，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还不富裕的大国里，要长期保持金融物价的基本稳定，经济的基本稳定，维护中央的权威，保证政治与经济必要的集中统一是不可缺少的，中央有力量，各个地区都会得到益处”。

其次，在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国力有限的条件下，运用这种行政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保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点建设上，奠定了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物质基础。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正是由于国家利用手中的行政力量对重点建设进行集中统一的管理，才建成了以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项工程为中心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和一些骨干企业，

使我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际工业体系的骨架，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为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从而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计划经济的弊：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

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企业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

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因此，一个企业想背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是十分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居民个人实际上也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

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由劳动人事机构按计划安排好，流动难以如愿，抵制这种安排等于自己断送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个人作为消费者，也要由计划部门安排，具体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是凭票证供应的、住房是由单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学就业也无一不同行政主管机构的安排有关。

假定居民个人想离开计划经济所安排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他在生活上将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样，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同样可以认为计划经济的运转得到了行政权力的支撑。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是由若干个次一级的体制组成的。例如，计划的企业体制、计划的财税体制、计划的金融体制、计划的价格体制、计划的劳动用工体制与人事体制等等。

它们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次一级的体制依存于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而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又依存于第三个次一级的体制，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此存则彼存，此损则彼损。于是，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任何单个的企业或单个的居民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而且，就算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违背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而使自己的经济活动有所发展，那也只能被当作偶然的、非常规的事情，而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别人可以效法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或单个居民都只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安排采取默认和顺从的态度，企业和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同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无法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无误、不容怀疑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支柱，这种经济理论为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辩护，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选择，把任何背离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行为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

这就是说，通过计划经济理论的解释，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出现了这种或那种问题，但一来这是历史所注定的选择，无法更改；

二来如果要离开计划经济的轨道，那就是滑到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对社会、对企业、对个人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等于背叛。计划经济体制既有行政权力作为支撑，又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为之进行辩护和论证，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由于长时期内计划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被确定为正统的经济理论，任何对计划经济提出怀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观点都被打成异端。

由于人们从学校里、从书籍报刊上、从电影电视中所读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传计划经济的东西，于是人们也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各种想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行为加以谴责、加以抵制。

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如果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有些举动，就会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围的人鄙视他、嘲笑他、斥责他，使他不得不屈从于舆论的压力、周围的人的压力。

尽管这些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以致于到后来，连最初怀疑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也会进而怀疑自己可能真的错了：立场错了，观点错了，于是本来正确而且很有创新意义的改革尝试，就这样被扼杀了、消失了。

(4)计划经济为什么要限制人口流动扩展阅读：

计划经济的特点：

第一，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强调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的结合。

1949年冬到1950年春，中国政府在提出并实行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时，强调了高度的集中统一。这是在当时急需稳定物价，克服财政困难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要求。

到1950年6月财政经济状况初步好转后，中央肯定了华北局关于“除重工业和规模宏大的轻工业应归中央直接经营外，其余国营工业应委托省经营较为有利”的建议。

1951年4月陈云明确提出，“要分一点权给地方”。并具体提出工业方面中央和地方分管；贸易方面在中央规定的总价格水平上，地方可适当调整；税收方面，有几种税收地方可作调整。

不久，中央即正式决定把“高度集中”的方针转变为“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方针，首先实行了中央、大区和省市财政三级管理的体制。此后中央多次强调“必须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发扬地方与群众的积极性。”

1954年3月，中央又决定：“地方国营企业超额利润可以作为地方工业投资”。根据几年来的实践经验，党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作了初步总结。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

我们不能象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在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1956年国务院专门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检查了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具体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权。

明确规定了地方有一定范围的计划、财政、企业、事业、物资、人事的管理权。凡关系到国民经济带全局性、关键性的企事业由中央管理，其他企事业尽可能交地方管理；对企事业的管理，实行中央为主地方为辅或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双重领导的管理方法；

中央管理的主要计划和财务指标，由国务院统一下达，改变过去由各部门分头下达的办法；某些主要计划和人员的编制名额等，给地方留一定的调整幅度和机动权。

党的“八大”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这样就形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之一--在集中统一原则下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相结合。

第二，以计划管理为主，同时重视市场管理。

建国之初，中国政府曾着力对经济实行完全的计划管理。然而，客观上始终存在着商品市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并没有完全取代价值规律，也就不可能用产品经济完全取代商品经济。

我党在建立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一直没有放松市场管理，而是努力运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如在几次稳定市场物价的斗争中，一方面采取通过国营贸易公司和供销合作社控制物资和市场价格，由银行控制货币、贷款等行政措施，严厉地打击投机倒把行为。

同时，为保证财政收入和稳定市场，又采取了调整工农业产品税收政策和公、私营的税收政策以及发行公债等经济手段。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粮、棉、油及某些副食品严重短缺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党又多次采取了依据供求关系调整价格的措施。

如1950年10月提高粮棉比价；1951年8月进行全国物价调整，调高棉纱、棉布价格；1953年10月实行粮、棉统购统销政策后，1954年再次提高棉粮比价；1956年又调低重工业产品调拨价格等等。

此外，为了活跃农村市场，在农村集镇上设立了由国家管理的粮食市场，允许农民对完成统购统销后的多余产品进行自由买卖，对一般农产品更不加限制。

为了活跃城市市场，以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后，仍提倡在商品品种、质量上的竞争，允许夫妻店、手工业者、摊贩等长期存在。

1956年4月，中央指出：“小商店的形式，是我国商业中一种特别发达的形式。”并正式决定凡经营日用杂货、食品杂货、油盐酱醋、纸烟等行业的商店，不合并集中；

饮食业小商店大部分不合并组织；“要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商店或小商店在经营上的优良特点”，蔬菜一类的商品应提倡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见面，在价格上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

第三，在计划管理上实行多种计划类型。

建国头七年的计划管理，我党根据实践经验，曾划分了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和估算性计划等类型。1953年8月，中央在关于编制计划的指示中指出：“对于不同的经济成份有不同的计划。国营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其它经济成份，实行间接计划。”

“对中央各部所属的国营经济，要求作比较完整的全面的计划；对地方国营经济，只要求计划几项主要指标”。1955年又进一步提出：“对于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和估算性计划，应加以区别，不能一律看待”。

这实际上已有划分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的思想。据统计，上海1956年按间接计划完成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0%左右，这个比例还是相当大的。

第四，比较注重宏观调控，综合平衡。

这主要表现为在综合平衡上比较重视积累与消费，国家、集体与个人，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沿海建设与内地建设，汉族与少数民族，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等等。对这些关系的处理，也与苏联的模式有较大的不同。

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方面，“一五”计划期间，年平均积累率为24.1%。1956年11月，陈云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指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

毛泽东强调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也要予以兼顾，指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

1955年8月，中央规定国营企业超计划利润中的40%可留给企业主管部门使用。当时职工和干部的个人利益主要是通过“按劳付酬”原则领得的工资来实现的。1951年春我党就确定了统一全国工资制度的步骤。

1953年调整了普通工人、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工资倒挂的现象，推行和改善计件工资制和计时奖励工资制度。1955年国家干部的包干制改为货币工资制度。1956年召开的全国工资会议，又对工资制度实行了进一步的改革。

在建国头七年里，还逐步建立起失业救济、劳保、公费医疗、大学免费入学等社会福利制度。尽管在对个人收入的分配上实际上存在平均主义的倾向，但使人民群众从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中，体会到新社会的好处。

❺ 计划经济的优点和弊端分别是什么西方国家是否也存在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能够有意识地保持国民经济各大比重关系的协调，使社会再生产能够按比例低持续快速发展众所周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但在极度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开始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国民经济依靠计划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迅速发展，改变了旧中国落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旧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工业特别是基础工业落后。经过30多年的建设，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即使由于工作失误导致这个比例暂时失调，也可以有意识地进行调整。

计划经济可以合理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是按计划、按比例进行的。这本身就意味着最合理和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和自然资源，以及最大的社会储蓄。计划经济能够科学地预见未来的经济过程，有意识地确定社会需求量和社会生产量，使之达到平衡。这种有意识地根据社会需要进行的社会生产，从整体上避免了因生产不足或生产过剩而造成的浪费。计划经济可以从国民经济的角度出发，合理进行生产布局，实行区域分工协作，发挥各自的优势。

❻ 现实中影响城市规模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呀

1 引言

中国进入了快速城市化时期，2004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1.8％，较1978 年增加了26 个百分点。相应地，城市用地规模不断增长，1985 －2 0 0 0 年我国城市建成区用地年均扩展速度为850km2。进入21 世纪以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城市的空间结构面临调整，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都进入修编阶段。

在各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编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城市规模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部分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人口与用地规模在1990 年代初已被突破，城市总体规划的范围、目标和标准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二是许多城市在1990 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或编制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其中2010 年的城市人口规模出现了大幅增加的现象，比上版总体规划确定的2010年城市人口规模增加30％以上。城市发展规模一直是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和审批关注的焦点，多年以来主要是通过预测人口规模来确定用地规模，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城市人口规模预测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如何解决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城市规模问题得到城市规划界的关注。纵观现有的文献，主要有3 种代表性的观点：（1）产业需求的角度。根据城市的性质、职能的特点预测城市生产性用地和非生产性用地；（2）制度建设的角度。在经济的转型时期，要实现“范式的转换”由规模控制向制度建设转变；（3）市场的角度。由于市场力量在城市发展和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对城市规模预测的一个可取的方法是确定一个规模目标域，按市场变化不断调整规划与建设的目标，解决未来发展的不可预测性。总之，在城市规模的确定中市场的因素越来越重要。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城市发展的政策要求促进城市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城市规模的控制十分必要。那么，在经济转型阶段，政府如何控制城市规模呢？

城市规划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在人口规模越来越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分析和掌握影响城市用地规模的因素，政府才能运用自身的资源，实现对经济发展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引导。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的水平阶段时，通过城市用地规模实现对城市规模的调控将会更加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

2 从人口规模控制到用地规模管理

一直以来，我国的土地调控政策需要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对用地进行审批管理，其核心是想通过人口规模的控制，引导城市化的过程和城市的有序发展。传统方法认为，人口规模与城市用地规模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城市人口规模决定城市用地规模。这种思路的形成与我国户籍制度有关，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籍制度实际上使城市中的劳动力固定在一定数量上，并按国民经济计划增长，人口迁移是服务于城市工业化战略的需要。当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产生需求时，就可以通过户籍的变化，把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实现劳动力供给，同时，城市用地也相应地为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居住提供空间。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存在严格的户籍制度和传统的国有企业人事制度，人口流动基本上是在计划掌握的范围内，也就可以实现对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进而通过人均用地指标实现城市用地规模的控制。正是由于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下人口流动的限制，通过人口规模控制实现用地规模控制是可行的。因此，传统的城市用地规模预测方法是用人均用地标准乘以城市人口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加以一定的结构控制。

198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以全球化为背景，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更为市场化，城市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政府、企业、个人三者的合力。经济体制变革使我国城市化机制中的市场因素越来越强，原有确定城市用地规模的逻辑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劳动力供给模式的变化。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80 年代初期我国提出的离土不离乡政策，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土地上解放出来，并通过自由的流动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我国现在的流动人口分布来看，许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主要是劳动力就业市场吸引邻近省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上海、北京、广州、 深圳、东莞等城市外来人口分别占了常住总人口的15%、20%、43％、82％、75％，人口的流动保障了城市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城市人口规模的增长取决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其次是城市发展的约束条件的变化。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是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的投入。在我国劳动力供给极其丰富的情况下，获得新的投资往往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我国现有的投资来源来看，新的投资的来源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民营资本和国有企业的再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是投资的主要产业类型。在市场条件下，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劳动密集型企业追求的是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最低。城市土地作为经济活动的载体，当其他条件都一致时，是否能吸引投资取决于土地资源的丰裕程度和价格的高低。因此，城市用地规模往往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城市经济增长中的约束条件，城市经济增长对城市用地规模提出要求，在劳动力大量供给的背景下，城市用地规模决定了城市可以容纳的人口规模。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稀缺，国家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一直以来实施的是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城市规划应该通过对城市用地的合理预测，达到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目的。也就是说，城市规划对城市规模的管理应该由计划地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逐渐向加强城市用地规模管理转化。我国城市土地是国家所有，这为通过土地供给的调控实现城市规模的优化提供了条件。

3 城市用地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与数据

通过城市用地规模的调控，实现对城市规模的管理，目的在于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空间，同时实现城市土地的有效使用，防止土地资源的浪费。基于此，需要对城市用地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3.1 影响模型的构建

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伴随现象，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大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增长通过对土地、非农产业劳动力的需求，促进了城市规模的增长，显然经济增长是城市用地变化的重要动力。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产业的专业化和集约化程度不同，相应地，引起的用地变化也就不同。

由于城市具有集聚效应，城市用地规模受到城市等级规模的影响，规模效应越大，城市用地效率越高，每单位产出的土地需求相对越小。

我国城市具有明显的行政等级，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经济发展资源，而且具有较大的管理事权，城市用地增长的需求也较大。基于此，我们试图构建如下城市用地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

log(area)=c0+c1×log(gdp)+C2×D×log(gdp)

其中,area代表城市用地规模，gdp表示城市的人均GDP 水平， D 是虚拟变量①，分别表示不同城市职能、城市等级规模和行政等级下，经济增长水平对城市用地的影响。c0是回归方程的常数项，由于方程为对数形式，系数c1 表示经济增长水平对城市用地变化的弹性，即人均GDP 增长1％，城市用地增长c1％②；C2 是虚拟变量D 的一组系数，如果虚拟变量显着，则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增长水平对城市用地变化的弹性为c1+C2。

3.2 数据选取与数据来源

用城市人均GDP 表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用城市建成区面积表示城市用地规模，虚拟变量的选取分别为：城市职能分为大型综合性城市、中小型综合性城市、工业城市、采掘业城市、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5 种类型；城市等级规模分为城市人口200 万及以上，200 万～100 万，100 万～50 万和小于50 万4 个等级；城市行政级别分为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其他地级城市2 类。

为了真实地反映城市人均GDP 情况，城市人口采用城市市区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由于人口统计数据的限制，本文分析采用1990 年和2000 年两个时间段。城市用地面积和城市GDP数据取自1991年和2001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本文选取全国地级及其以上199 个城市为样本。

4 我国城市用地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4.1 2000 年城市用地规模的影响因素

2000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总建成区面积为14907km2，城市国民经济总量为40058 亿元，占全国GDP 总量的45％，城市人均GDP 为15396 元，为全国人均GDP 的2 倍，城市建成区地均GDP 为26872 万元，并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梯度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和人均GDP 表现出对数线性相关关系（图1）。

表1 报告了城市用地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

回归1 是城市建成区面积和人均GDP 的对数线性回归，相关系数为0.659，就一年的截面数据而言显示出较高的线性相关，c1 为0.548，显示城市人均GDP 每增加1％，平均而言，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0.548％。

回归2 是加入城市职能的虚拟变量的回归，D1、D2、D3、D4 分别表示大型综合性城市、中小型综合性城市、工业城市、采掘业城市，系数c1则表示的是第三产业为主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对人均GDP 的弹性。回归的相关系数为0.732，显示加入虚拟变量后，方程的解释程度提高。D1、D4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着，符号为正，即大型综合性城市和采掘业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对人均GDP 的弹性与其他类型城市不同，大型综合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弹性为0.445，采掘业城市为0.422 ③。D2、D3系数不显着，也就是说中小型综合性城市、工业城市与第三产业为主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的弹性一样，为0.403。我国不同职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对人均GDP 增长的反应是不同的。

回归3 是加入了城市等级规模虚拟变量的回归，D5、D6、D7 分别表示城市常住人口200 万及以上、200 万～100 万、100 万～50 万的城市，系数c1 则表示的是城市常住人口小于50 万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对人均GDP的弹性。回归系数同样有了提高。我们发现D5 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着，系数符号为正，显示常住人口200万及以上的城市建成区的弹性增加，为0.455，但D6、D7 的系数不显着，显示城市常住人口200 万～100 万、100 万～50 万的城市与小于50 万的城市的建成区弹性是一样的，为0.426。结果表明随着人均GDP 的增长，我国200万及以上人口的城市具有建成区加速扩展的趋势。城市用地效率的规模效应没有体现。

回归4 是加入行政级别虚拟变量的回归，D8表示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回归相关系数为0.682，D8 的系数显着，符号为正，显示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弹性较一般的地级市的弹性大，为0.503，而一般地级城市的弹性为0.478。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加主要来自于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大，这与转型阶段这些城市掌握了较多的资源配置权利有关。

4.2 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用地影响的动态过程（1990-2000 年）

为了反映不同时期城市用地影响因素的变化，我们采用相同的199个样本进行回归计算（表2）。回归5 是城市建成区面积和人均GDP 的对数线性回归，相关系数为0.641，同样表现出较高的线性相关，c1 为0.716，显示1990 年城市人均GDP 每增加1％，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平均增加0.716％。比较回归1 与回归5 的结果，可以发现1990 年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弹性较2000 年的要大，也就是说一个百分点GDP 的增长需要较多的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展，这反映了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就发展条件而言，2000 年的中国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较1990 年要高许多，经济体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促使了土地资源效率的提高；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000 年样本城市的平均GDP 是1990 年的近5 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的集约程度也就越高。

城市用地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动态过程同样表现在不同的城市类型上，表2 报告了各种城市类型虚拟变量的回归结果。大型综合性城市、采掘业城市、城市常住人口200 万及以上的城市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虚拟变量的系数在1％或5％水平下显着，而且系数为正，其他虚拟变量的系数不显着，与2000 年的回归结果相同，而且系数都增加了。大型综合性城市、采掘业城市的建成区弹性分别为0.576、0.556，中小型综合性城市、工业城市、第三产业为主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的弹性都为0.520；常住人口200万及以上城市的建成区弹性为0.648，常住人口200 万～100 万、100万～50 万与小于50 万的城市的建成区弹性都为0.616；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弹性为0.663，其他地级市为0.624，进一步说明了不同类型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弹性存在较大的差异，也说明我们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5 小结

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人口流动越来越趋于市场化，传统的以城市人口规模为主体的城市规模控制思路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在的城市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经济增长水平对城市用地规模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我国实行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体制下，通过用地规模的管理实现城市规模的调控是可行的。进一步，我们用城市建成区面积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弹性，实证分析了我国城市用地规模的影响因素。

从分析结果来看，为了能够实现城市用地规模的合理管理，我们必须对城市经济规模，特别是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增长规模和水平进行合理的预测和区分，使人口规模（包括“隐性”的流动人口规模）、用地规模和经济规模有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合理匹配，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更好地协调土地资源和公共资源的配置。

对城市用地规模管理而言，应该根据城市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实施动态的管理，在对不同类型城市的用地增长的数量和条件进行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不同类型城市的用地标准，包括不同等级的城市、不同性质的城市的用地标准，通过建立全国性的城市用地数据库，及时对城市用地规模管理的标准进行动态的更新，使城市规划不仅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市场需求，而且可以对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实现城市的持续发展。参考资料：http://www.ebtime.net/html/fdc/

❼ 如何理解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

城市流动人口问题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也是我国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有效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进程。本文拟在分析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利弊的基础上,探讨加强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思路与对策。一、流动人口现状及其问题目前,我国共有流动人口8000多万,相当于德国的总人口,其中由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为6000多万。如果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超高速流动得不到控制,到2000年由农村流往城市的人口将突破一亿人。城市流动人口,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单位用工,这类人组织化程度高,易于管理:第二类是建筑用工,组织化程度也较高;第三类是社会用工,如外地来的保姆、装修工等;第四类是游动人口,如拾破烂的、无业人员等,这类人的组织化程度低,最难管理。流动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正效应。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形成了国家经济建设所需的产业大军。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城市面貌的改观,城市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发展,没有一项能离开流动的民工。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工填补了城市某些职业的空缺,流动的农民工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重活、脏活、累活。第二,农民外出做工,是农民奔小康的重要途径。外出民工能创造大量的劳力收入。

❽ 为什么要分本省户口和外省户口

其实并不是省外的人得不到优惠，提高自己吧。笑面人生，在这方面如果做到平等的话，从个人的主观上出发，对自己省内提供便利罢了，其他的地方就要有缺口了，不要太注重客观的方便，而是相对论减少不必要的人口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