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采用了什么政治经济措施

㈠ 唐玄宗采取了哪些政治措施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的开元盛世时期。政治上，唐玄宗改革机构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重用贤臣，修订律法。

经济上，唐玄宗制订经济改革措施：打击豪门士族，解放劳动力；改革实施封制度，增加政府财政收人，减轻人民负担；打击佛教势力，大力发展农业。

军事上，唐玄宗对兵制进行改革，在边境地区大力发展屯田，扩张疆域，唐朝在东北设置了靺鞨都督府、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等，中国历史上首次将东北三省全境纳入中国版图。

文化上，提倡文教，重道抑佛，人才辈出。

唐玄宗还改善民族关系，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此间，唐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口大幅度增长，天宝年间唐朝人口达到8000万人。商业十分发达，国内交通四通八达，城市繁华，对外贸易十分活跃，波斯、大食商人纷至沓来，长安、洛阳、广州等大都市各种肤色、不同语言的商贾云集。

㈡ 唐太宗统治时期为使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方面采取了哪些重大举措

他在位期间，推行府兵制、租庸调制和均田制，并积极推行科举制。
630年，击败突厥，被突厥各部尊为“天可汗”。641年嫁文成公主给吐蕃的松赞干布。
649年，命太子李治到金液门代理国事。李世民于649年7月病死于长安含风殿。葬于今陕西礼泉东北50多里的山峰上的昭陵。谥号为“文皇帝”。
唐太宗善于听从大臣的批评和见解，魏征直谏200多次直陈他的过失。
唐太宗还精擅书法，以行书写碑，为后世鼻祖。着名作品有《温泉铭》《晋祠铭》等。死后更以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所作《兰亭集序》为陪葬品。
贞观之治是指唐朝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由于唐太宗能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开言路，虚心纳谏，重用魏征等；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减轻徭赋，休养生息，厉行节约，完善科举制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宁的局面。与后来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并肩而立。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使唐朝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民富裕安康，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由于他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统治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
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君臣和谐，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
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太宗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划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㈢ 2、唐太宗在政治、经济、军事采取什么措施

唐太宗在政治上虚心纳谏，在经济上，中洞以上思想发展紧急，在均值之上采取隔绝，比如说舍利希与独夫妇等等

㈣ 唐朝初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采取了什么措施 作用如何

唐初所确立的体制及其它相关制度虽然具有很大的开创性，开启了此后一千多年官僚政治制度的基本模式。但它仍然具有很大的过渡性。这是因为，下省的行政权保留下来，尚书省向职能化方向发展。这个过程在南朝的梁、陈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政务运行中的一个程序，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去处理有关政务，不论是尚书、门下省摆脱了皇帝秘书咨询机关的性质，立武则天为皇后，少有弹性。尚书各部也是据令式以掌政令，行政事务的处理以唐初制定的令式为依据，也是从南北朝开始的，更能适应日益加快的社会变化。使职和使职系统为政治制度的不断调整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形式，到唐朝后期也普遍使用了，最初只是宫殿的别称，到唐朝初年全都退出了历史舞台。

隋文帝开皇初年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取消九品中正制，地方佐官改由中央仼免，开启了皇帝—官僚政治体制。

秦汉以来皇帝也要依靠官僚来进行统治，各有权限，并按一定程序运行的制度，隋文帝时大事小事，还是尚书省六部和寺监，都是如此，但并未制度化，而且是以皇帝秘书；那么，唐朝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政务和事务的不断增加，小农占居多数的基础之上的，职掌固定。汉代九卿中、相互之间有着依存关系的有机整体，推动了政治体制的不断革新。

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核心内容。前者抽去了山东士族最后赖以苟延残喘的依靠，后者则挖了关陇贵族存在的基础，这件事不仅标志着关陇贵族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和门阀贵族政治残余的最后扫除，从观念上来说，还是朕即国家，以下几方面的发展依次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是原来宰相机关尚书省职掌和权力的分化。尚书上省的决策权转移到中书省和门下省。西汉初年，天下是皇帝的天下、贵族政治、门阀政治等早期形态。但直到唐朝初年，前一时期的残余和影响仍然存在，使中书令和侍中摆脱了皇帝秘书、侍从的身份，从禁中走了出来，成为政事的参与者，并使一些制度增加了弹性、山东士族和关陇贵族先后开始衰落。西汉初年是功臣集团，而不是皇帝的个人附属机构。第三。隋炀帝进一步取消了关陇贵族的特权。门阀政治终于在隋朝结束。

从政治体制来看，门下审署下达，已逐步形成制度。但两省仍在禁中，因此这些做法。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已经摆脱了家国一体,中书省和门下省发展到南北朝，因为各行政部门均无此职掌；也没有法令可循，因为法令制定时还没有这些情况。中书省，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皇权之外的决策。皇帝和国家不再划等号，皇帝是国家的最高主持者。而“朝廷”不像秦那样，对原有制度的修改和补充、隋代基本实现的国家体制从皇帝贵族体制到皇帝官僚体制过渡的最后完成。

㈤ 唐朝初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采取了什么措施作用如何

唐初的主要制度 政治，三省六部制 ，府兵制。
经济，土地上主要是均田令和租庸调法。
文化上主要就是科举制

㈥ 唐玄宗的治国措施.政治和经济方面总结回答

为政举措
政治
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玄宗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他们的处事才能及培养行政经验.同时间,又选取都督刺史中有作为者,将其升为京官.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
玄宗亦将全国分为十五道,于各道置采访使,以监督地方州县的官员,并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而在选拔人材方面,玄宗亦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军事
军事
兵制改革
唐玄宗不仅对内政进行有效的治理,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成效的治理,将原来丢失的领地重新夺了回来.这主要是对于兵制进行了改革.原来的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到了唐玄宗做了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无法和强悍的突厥军队抗衡.
在公元723年,即开元十一年,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到军士十二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做"长征健儿",这次改革是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玄宗将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开疆拓土
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
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
设立十大节度使
至开元、天宝间,唐玄宗设立十大节度使,北方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10镇,始成为固定军区.节度使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
持节都督,时称节镇.于是外重内轻,到天宝末酿成安史之乱.
经济方面
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豪强,唐玄宗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当时的豪强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称为"籍外之田",他们还将逃亡的农户变成自己的"私属",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逃避国家税收.
公元712到725年之间,唐玄宗的检田括户运动收到了实效.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这样下来,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
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唐玄宗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

㈦ 唐太宗在政治、经济、民族关系方面推行的措施

1、施政特点：“以民为本”、“存百姓”
2、贞观成就：
(1)政治方面：①知人善任,虚怀纳谏.皇帝充分发挥臣僚作用,减少了政策的失误.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唐朝的长治久安.②革新政治.唐初部分沿用隋制,但又有改革,沿用的部分隋制是因为那些制度不仅适应隋朝,在隋朝发挥了一定作用,而且在唐朝也能适应,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鉴于隋亡,制度又有所革新.关于革新、完善制度,将在“隋唐制度的革新”一节里讲,这里不必重复.
(2) 经济方面：① 轻徭薄赋,劝课农桑.隋炀帝无休止地征发徭役,迫使农民起义,唐朝吸取了隋亡的教训.封建统治者立国的基础在农业,此项措施可以看做是“贞观之治”局面出现的最基本的原因之一.②戒奢从简.这与上面的措施互为表里,一方面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大力提倡节俭,“贞观之治”的出现,与这种风气不无关系.
(3)文化方面：兴科举.以儒为师,大办学校.唐朝的文化策略,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兴科举是继承隋制,以儒为师是继承汉制.但是,在继承的基础上,都有较大的发展.大办学校,就其规模、种类、数量和课目设置,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
3、贞观时期取得的成就和唐太宗个人之间的关系：
这与唐太宗个人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密切相关,他（1）总结经验教训,选官任贤,大度纳谏.
（2）节俭自律,厉行法制,发展国家经济.
（3）和睦相处,融洽的民族关系 .
（4）对外交流,传播世界的盛唐气象 .
4、形成唐太宗施政特点的历史原因：
①隋朝的建设和经济繁荣,为唐朝加强中央集权和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②隋末农民战争推翻了隋炀帝的暴政,有力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使唐初统治者吸取隋亡教训,调整了统治政策.
③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他的个人作用也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因素.
5、贞观之治对当时的历史和人民生活的影响：
贞观年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增强,百姓生活有所改善.
6、唐太宗对后世历史的影响：
（1）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尤其是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2）为后代君主提供了有益的统治经验.

㈧ 唐太宗在经济方面实行什么措施

措施：轻徭薄赋，提倡节俭，力戒奢侈浪费；知人善任，重视纳谏；沿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加强中央权力；合并州县，精简机构，以节省财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完善科举制。效果：唐太宗在位期间，政治较为清明，经济得到发展，国力逐渐强盛，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㈨ 唐太宗开创了怎样的社会局面为此他在政治、 经济方面分别采取了什么主要措施

唐太宗时期繁荣昌盛的局面叫“贞观之治”

政治措施，唐初政治主要延隋旧制，唐太宗主要政治贡献集中在纳谏和用人上，兼听是指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不偏听偏信；纳谏是指君主接受正确的意见和批评，改正缺点、错误，防止政治上和个人的失误。兼听纳谏是封建帝王重要的个人政治修养和品质、作风。要兼听纳谏，也是封建君主都知道的，但要做到却是十分不容易的。

唐太宗力求成为明君，魏徽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希望唐太宗能够“兼听纳下”，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君主兼听纳谏，则“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国家便能治理好。唐太宗很重视魏征的意见，并在自己的行动中，尽可能兼听纳谏。 唐太宗与直言进谏的魏征的关系，以及对魏征进谏的态度，证明了他确实是个善于纳谏的君主。魏征有“耻君不及尧、舜”的忠诚，在贞观年间，无论是国家政事，还是唐太宗的个人行为，只要他认为不妥的，便直言进谏，即使要冒犯唐太宗，也不退却。唐太宗也认为，魏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魏征进谏，唐太宗纳谏，成为封建社会君明臣贤的美谈，唐太宗被誉为“从谏如流”的明君，是与魏征不断直谏密切有关的。唐太宗也从兼听纳谏中获得政治上极大的好处。唐太宗深深体会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他要求臣下“务尽忠谠，匡救朕恶”。他也以“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相许。而且每次都和颜悦色听取批评意见。事实上，唐太宗对能直言进谏的官员，不仅不加责备，而且给以奖励。如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殿，赏绢200匹；孙伏伽谏刑赏不当，赏以价值百万钱的兰陵公主园；魏征谏用人不当，赏绢500匹。这不仅表彰了进谏的臣下；而且也起到了引导进谏的作用。

贞观年间，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进谏，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当以直谏着名的魏征去世时，唐太宗十分难受，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为此而悲泣久之。像唐太宗这样以身作则兼听纳谏的皇帝，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不多见的。 为了让子孙也能兼听纳谏，巩固唐朝的统治，唐太宗还对进谏、纳谏作了具体规定。他规定，三品以上官员人阁议事，要有谏官随同，有失便谏。贞观元年，唐太宗下诏“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人，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唐太宗还规定，五品以上京官，要轮流到宫中直宿，以便皇帝召见，询问外间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及政事得失，使下情多少得以上达。

从唐代户籍上的田籍出发，比较深入地论述了唐代均田制的性质与施行方面的一些疑难问题。翁俊雄《隋代均田制研究》(1984)不同意有些论着关于隋代只是承认一下北齐均田制、并末认真推行的观点。认为隋颁布过新均田令，内容比丰富，并根据钩稽考订的零散史料论述了《隋书·食货志》所载《田令》之遗漏、实行情况及其过于简略的原因。胡如雷《也谈‘自田’兼论与唐代田制有关的一些问题》(1986)认为不论相符与否，“自田”均是均田制外私田。不能简单地根据户籍上登记的“已受田”判断阶级成份。户税便宜地主，损害贫苦农民。“自田”在每户田籍上出现的至数，虽不能准确反映该户私田多少，但各个不同时期“自田”至数增减，可大体反映其私田数量变化。宋家钰的专着《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1988)及相关的论文通过对户籍法的研究发现均田令实际上是国家关于土地占有最高限额的规定，户籍上的已受田就是来自祖业的私田，它们被划分为口分田和永业田，是为了按照均田令审查民户土地的继承和转让的合法性，性质上是私田。王永兴《论唐代均田制》(1987)一文也认为均田制是国家对私田的管理制度。翁雄《唐代职分田制度研究》(1990)认为职分田不是均田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是从均田制中脱颖而出的，唐代官员政府取得收入中，职分田地租占重要地位，与官永业田比较，前者比较落后，后者有名无实。杨际平《均田制新探》(1991)肯定均田制的土地国有性质，但他通过对四至和自田的考察，认为永业田、口分田之外仍存在私田。武建国《均田制研究》(1992)对均田制进行了整体、系统的探索和研究，提出均田制下的永业田和口分田具有国有和私有两重性质，认为封建国家对民户土地的登记即所谓簿籍授受也体现了国家对土地的某种所有制关系。赵云旗《隋代均田令补遗与分期》和《论隋代均田令的诸问题》(1993)对内容穿插交织、条理不清的田令予以考订补遗，并讨论了关于中男受田和职分田的问题。

赋税与徭役。张泽咸的《五代赋役史草》(1986)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赋税和徭役问题，赋税包括租庸调、地税户税、资课勾剥、两税法、工商税杂税等；徭役包括力役、杂徭、色役、和庸和兵役。周殿杰《肃代之际的江淮和大历财政改革》(1986)认为大历改革中心课题是经济低落出现的财政枯竭。特点是财政政策调整。它在唐代生活许多方面打下了烙印，深刻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后半期经济发展途程。张泽咸《论田亩税在唐五代两税法中的地位》(1986)认为新田亩税始征于肃宗时。夏秋税之名始于代宗时田亩税。户税敛以夏秋，晚于田亩税。田亩税在两税法中占重要地位，但全国无统一税额。附加税不少随田亩税增派。朱睿根《唐代两税法前的户税》(1986)指出，户税是从解决官吏俸料钱发展演变而来。大历时，户税包括庸调而成主税。隋开皇三年已订户等。唐继行隋三等户制。武德九年立九等户，迄肃宗末基本按九等定户。定户的资产包括庐舍、菜园等。赵和平《唐代两税法实行后两个突出问题》(1986)认为钱重物轻和估法带给劳动人民的灾难，是两税法实行后的两个突出问题，而其产生的原因则是政治上的腐败、法令规定不完善，超越客观条件。黄永年《论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的意图》(1988)不同意两税法是唐政府迫于当时农民起义威力而被迫改革的产物的看法。认为实施两税法的主要意图，在于从财政税收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经济矛盾。两税法在建中元年以后实施的认真与否，既和中央、地方势力的消长有紧密关系，更证实实施这一税法确实是一项向地方争夺财权的重大措施。陈明光《唐朝两税三分制的财政内涵试析》(1988)认为通过实施两税三分制，中央财政完成了与地方财政“划分收支”的程序，理顺了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混乱不堪的预算收支关系，建立起国家预算新体系，收到巩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割据倾向的政治效果，同时也展开了中央与地方争夺两税收入的新斗争。郑学檬《唐代德两朝党争和两税法》(1992)认为杨炎和刘晏的矛盾发展引起了理财政策的变化，其中两税法的颁布最为重要。杨炎改变理财政策的目的是剥夺刘晏的权力，带有明显的朋党性质。杨际平在《中国赋役制度史》(1994)中对隋唐五代的赋役制度进行了探讨。对于两税法长期以来分歧较大，对两税法与户税、地税的关系是争论的焦点，不过大多数学者赞成鞠清远在《唐代经济史》中提出的两税即是地税和户税的观点。对于两税法是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丁柏传《谈对唐代两税法的再评价问题》认为两税法没有减轻农民负担，它不是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不能反映商品货币关系发展水平。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史、赋税制度史和阶级关系史一个重要界标。

资课是唐代赋役制度中较复杂的问题。鞠清远、陶希圣《唐代经济史》指出资课是官民皆纳的代役钱。李春润《唐开元以前的纳资纳课初探》(1983)和《略论唐代的资课》(1983)首次提出纳资与纳课的区别在于身份性，开元前的纳资是有官资的人纳钱代替色役，纳课是课口纳钱代役。对唐代资课的本意和特点作了较明确的论述。

教育方面，为了提供优良教育的环境，太宗建立了以国子监为首的京师学。包括在高祖时建立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太宗时建立的律学和书学，增建校舍，足以容纳二千名学生学习。又设弘文馆，专门供皇族及高级官员子弟入读，一时文教之风大盛，四夷君长都遣子弟来长安学习。

同时，太宗又注重编修书籍和历史。他命令搜求民间死去学者的遗书。隋末，在洛阳的隋代藏书在运住长安途中都于黄河，势余的只有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但到太宗成立弘文馆，其中就藏书二十多万卷；太宗又认为南北朝时期经学分为南北两学，经学纷云，于是孔颖达加以整理，颁为《五经定本》，是为《五经正义》的稿本，成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基本。史学方面，太宗立国史馆，编选南北朝及隋朝历史，一方面以示唐室正统，另一方面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其实关于唐太宗时期的综述，完全可以买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来看，里面有很详细的记述，不用这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