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宋初在政治，经济上分别采取什么措施分别造成什么影响
①措施：
政治上：
第一，由中央派文官担任地方长官，同时设通判负责监督；
第二，增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
经济上：
第一，地方赋税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其余全部由中央掌控；
第二，宋代的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
②影响：
第一，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
第二，差役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
第三，造成日后的积贫积弱现象。
‘贰’ 宋朝初期的经济制度有哪些
在经济方面，宋朝建立之后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
第一，根据土地占有情况制定纳税政策。北宋王朝将全国居民分为主户和客户两类。凡是有土地的人家都称主户，都要向国家交税。那些没有土地的人家被称为客户，他们租种土地，也叫“佃客”。主户按资多寡分为五等：一等户是占田十多顷、数十顷乃至上百顷的大地主；二等户是占田一顷至数顷的中小地主，他们通常被称为“上户”；三等户又称“中户”，主要指占田不多、但能自食其力还较富裕的中等人家；四等、五等户是占田三五十亩或仅几亩的农户，也被称为“下户”或“贫下户”，他们生活艰难，一遇歉收往往被迫出卖土地，在主户中所占比例很大。客户主要是佃农，完全没有土地和生产工具，依靠租种地主田地为生。但北宋时期的客户户籍已经独立，不再依附于地主的名下，与东汉以来的部曲、徒附是大不相同了。田主不能奴役佃户的家属，契约满期佃户可以更换田主，这些都可看出社会的进步。地主靠田租剥削佃户，田租一般都占收成的五成以上。除此之外，高利贷也成为重要的剥削手段，佃农交不起本钱和利息，只好将子女做“佣质”当抵押。一些下户破产之后，政府为了榨取更多的赋税，仍将他们编入主户，“产去而税存”的户数逐渐增多。下户虽然不向地主交租，却要担负官府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因而每至凶年往往出卖土地沦为佃客。如他们每年要交田税、身丁税、各种杂税，有些税可谓横征暴敛，巧立名目。北宋的贫苦农民遭受着严重的经济剥削，因而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就不是偶然的了。
第二，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农业生产。宋朝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清醒地认识到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兵之本。北宋建国者一开始就将京都奠立在运河之滨的汴梁(即开封)，使全国各地的应贡物品可以经水路系统辗转进京，从而使国家的政治中心处于衣食无忧的境地。但朝廷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以发展农业生产为基本国策，采取扶持、奖励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措施。宋代历届朝廷都不停地颁布劝农诏书，与过去历代王朝颁布的劝农诏书不同的是，这些诏书不尚空谈，而是针对农业生产中的具体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责成有关地方官员负责办理或派大臣亲临调查。
‘叁’ 关于宋朝的经济与军事
[历史随笔]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是宋朝而不是唐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代是为中国最争光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宋朝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那时中国所谓的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宋朝还发展起一门新科学，技术科学。这些辉煌的成就与宋的综合文明有直接联系。宋代的GDP是占全球的50%。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宋朝已经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一、[宋朝的经济商业]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框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
宋代的货币形式与种类太过丰富。铜钱、银锭是宋朝的本位货币。宋朝铜币和铁币并用，有些宋币含有合金成分。此外还有些银质钱币。宋代的钱币无论是种类、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造诣最多最好的钱币。宋币上铭刻的文字书法优美多为名家及皇帝手笔，篆隶真行草俱全，还古篆体、瘦金体。种种精美的货币使人爱不释手，宋钱币的艺术总类艺术性工艺最高。宋钱是当时周边各国最喜欢最坚挺的货币。宋钱成为南海诸国的镇国库之宝。虽然辽国、金国等国也仿制宋币造钱，但在金国流通最多最广的是宋钱。直到现在出土存世的宋钱还是最多的。在今天东到日本、西至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都有出土。足见宋的繁荣与强盛。为免携带大批铜钱来往之烦劳，在公元998年（咸平元年）前后在四川地区民间出现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这种纸币只相当于担保的代币券。宋朝政府先后印刷发行的纸币种类有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几种类型形式。公元1023年（天圣元年）宋政府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央人民银行。公元1024年宋政府开始印刷发行"交子"，此种"交子"铜板彩印，上面印有鸟兽、花纹、图案或故事等，异常精美。此种票据有如公债，分界发行。交子最初是以两年为一界，发行新交子的同时废止并回收旧交子，自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起，虽仍然是每两年发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增加到四年。交子的面值为自一贯文至十贯文的固定面值，以铁钱为本，备有发行准备金，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本位货币的特征要素。其施用愈来愈广泛。票据的使用为商业繁荣提供了便利条件。北宋崇宁四年，在江北、华北地区发行了称为"钱引"的新式样的纸币，但是只印了一界就因为流通不畅不能顺利使用而停印。公元1107年（大观元年）四川交子改称钱引，交子务也改称钱引务，开始大量印刷纸钞发行，由于数量发行过大，引起了钱引的严重贬值。公元1110年（大观三年）限制发行量为天圣时的125万贯左右，对流通地区也限在铁钱行用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后又采取了受兑、停用旧钱引，增加准备金等多种方法，使钱引的价值得到恢复。南宋时期宋政府在杭州设立"行在会子务"专门管理印制"会子"。先后印造了一千文、两千文、三千文及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六种面值的会子。会子以三年为"界"，到期作废，逐旧造新换旧。从公元1171年到公元1240年，共发行了十八界会子。后来政府规定第十七、十八界会子可以永久流通。这是真正意义上由政府发行的纸制的纯粹钱币。纸币逐渐代替了铜钱做为主要交换媒介。商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宋的经济法令，注意到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丰厚的社会财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税于民又能保证政府收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进入治理国家的良性循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宋朝已经走出农业文明了，宋时中国的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业社会那迈进了。宋朝的手工业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比西方资本主义印刷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学者苏东坡曾给一做油食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之生意大振。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此外宋朝已出现类似现代报纸的"小报"了。世界的中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中。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发展。宋代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化。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宋朝发达的交通为人类封建史之最。宋朝每十里设一邮亭，每三十里设一驿站。各地的官道星罗棋布、四通八达。宋政府对邮驿是十分重视的"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宜驿分明。"地经就是地图，宋朝的地图已经相当的精确。宋朝四京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宋代大城市人口集中，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宋朝人口如泉洲一样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在城市所有干道的塔上都挂有一个时针。每个钟都有一个人看守照料。他敲着铜罗报时，即使在很在窄的小巷都会回荡着这种声音，随后他用文字把时刻展示给人们看。北宋富强160多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汴梁城不仅旱路畅通发达，水运也十分发达。"舳舻岁岁衔清汴"，"联翩漕舸入神州"。"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宋朝的汴梁城已经用煤（西方称之会燃烧的石头）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饭取暖了。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活作饭取暖。中国1949年解放后的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这一点。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宋朝的城市不像唐朝的城市一到黑夜就一片黑暗了，宋城在黑夜里是灿烂的光明之城。因为宋朝不像唐朝一样实行宵禁，宋人有夜生活。一到夜里，宋人就自己的房间里、在家门口、庭院门口都点上了灯，因而到处都有灯光。在夜晚赶路游玩的人们都拿这各种各样的灯笼。因此在夜晚整个城市都在闪烁。在夜晚城市里灯火通明，叫卖声到天明。在"瓦子"、"勾栏"等固定娱乐场所百戏伎艺竞演，市民集中观看。夜间饮食店铺生意兴隆，直到太阳从新升起街上一样挤满了人。"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亦有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游人不止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等少数的宋人而是城里的广大的市民、大多数的宋人。宋人生活得是如此富足幸福。宋朝没有"路有冻死骨"的贫穷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观绝望。只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醉生梦死的乐观、繁华。
宋朝开发了南方，实际是开发了领土。为南方人更像中国人做出了历代都难以比拟的贡献。虽然古之时有所开拓，但南方相对中原北方大部分仍是蛮荒之地。这种开发不是战争的开发是文化经济的渗透侵略。宋朝的强盛使南方人也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南方各少数民族也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宋以后中国在再没有南北分裂，中国各地的中原人北方人南方人在富强繁荣的大宋王朝已逐渐捏合成一个整体。北宋真宗、仁宗时就打破了"南人不为相"的传统。临江人王饮若、苏州人丁渭担任宰相。开宝九年在曾是三苗之地的湖南长沙兴建四大学之首的岳麓书院，宋真宗亲笔赐书正门"岳麓书院"四个大字，留存至今。宋朝的文人朱熹等文学思想大家来此授学讲课，传授儒家经典、立国齐天下和民贵君轻等民主思想。公元1024年秋--公元1028年春范仲淹在泰洲亲率民工四万余人修建完成了一百五十余里的捍海堤工程。从此盐场、农田有了保障，使往年受灾外迁的数千户人从返家园。人们为纪念范仲淹的功劳，这条海堰被称为"范公堤"。范仲淹被贬苏州时经过一年多与广大民工的劳作修建完成了苏州水利工程。使相对贫瘠的苏州成为旱涝保收的大粮仓。公元1085年苏东坡被贬到杭州，那时杭州还是相对较落后地区，苏东坡修建六井解决了全城用水。并全面整治西湖，挖出大量湖底葑泥用之修建一条沟通南北的柳堤。人们为了纪念苏东坡取名"苏堤"，"苏堤春晓"至今仍是西湖胜景之一。苏东坡一生先后转徒知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颍州、扬州、英州、惠州等地，最远最南到达海南岛，可以说一路上督劝耕稼、兴修水利替百姓排忧解难。宋朝犯错误或因政见不合被贬的官员一般都是被流放到南方落后地区。从而使他们有机会报效国家、证明自己、造福那里的人民。
两宋时期是太湖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的关键时期。苏州在雍熙（公元984年－公元987年）前后的耕地数至多不超过1,400,000亩，在景佑年间（公元1034－公元1037）苏州出税之田3,400,000亩。50年间耕田数增加近1.5倍。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苏州总耕地数越在12,000,000亩左右，为景佑耕地数的3.5倍，雍熙耕地数的8.5倍。宋政府高度重视疏浚工程和堰闸工程，时常大规模开展水利工程，大力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首先，疏通河湖港浦的水利工程，使广袤农田去水涝之害而得沾溉之利。如公元1055年（至和二年），调发民夫15.6万，疏浚诸泾64、浦44、塘6，筑成至和塘，"田无洿潴，民不病涉"，两岸膏腴之地数百万顷都蒙其利。公元1119年（宣和元年），赵霖役工278万余，历时19个月，浚治1江、1港、4浦、58渎，使平江府"二十年间并无水患"。公元1115年（政和五年），江阴浚治横河、市墩河、东新河和代洪港以后，使附近"十乡之田，频苦旱涝，尽除其患"，得益农田达6,573顷。公元1167年（乾道二年），开浚顾会浦河道，"故水所败田数万亩还为膏腴"。开通疏导河湖港浦，不仅保证了太湖水系能循环畅通地流入江海，而且使当地农田能够有力抗御水旱灾害。在各种水利工程的综合效应下，太湖流域的农田建设大受惠益，是宋代全国水利田最密集的区域。有人对北宋熙宁年间各路水利工程、水利田及其占总耕地数作过统计，太湖流域所在的两浙路均位居第一，水利工程为2,294处，水利田为10,484,842亩，占总耕地数的28.8％。南宋淳熙前后，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浙西路水利工程为2,100余处，接近熙宁时期两浙之和。《宋史·食货志》说：浙西"南渡后水利之田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太湖水利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内，常获丰熟"，经过治理的太湖流域"畎浍脉分，原田棋布；丘阜之间，灌以机械；沮洳之滨，环以茭楗；则泻卤硗确，变为膏泽之野；萍藻葭苇，垦为秔稻之陆"，成为宋代集约化农业的首善之区。
宋朝南渡定都杭州后，大量北方、中原人民迁移到南方。全国精英云集杭州。使南方更是繁荣起来。迁徙的人们怕后代们不知道自己祖先的来处，发展形成了宗祠的文化。公元1102年杭州人口仅二十万户，公元1274年人口达到一百二十四万户。杭州人口大部分都是外迁人口。宋朝在南方的开拓与经营，奠定了南方的富裕。从此以后历代南方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五[宋朝的军事武功]
宋军初期其实并不弱。到979年，高丽女真皆贡于宋。宋朝的开创者赵框胤出身贵族，是一个高级将领。他本身并不注重抽象的理论而是非常注重实际技术、重视科技。他称帝后，很少与文臣探讨儒家典籍，而是经常亲自出题科考或亲临造船务、监督水战、整饬军政等。赵光胤本身很重视军事武力建设的......他经过了一番沥血奋战，灭后蜀、南唐，初步完成了统一。他不给武将太多权利是因为怕军阀割据、国家不安定......他死后传位于其弟。宋太宗赵光义又灭了吴越、北汉等国。根据赵光胤的遗愿收回燕云十六州发动两次侵辽战争。宋军主动进攻辽军，可见宋军的实力并不亚于辽军。由于轻易冒进、前线指挥失物等等原因使宋军没有取得成功，但也没有溃败。宋军停止了对辽战争是因为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争后建国不久，宋需要调整。
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宋真宗御驾亲征渡过黄河，宋军与屡犯边境的辽军大战十多天，辽军统帅萧挞览中箭身亡，辽兵多有逃散。最后辽军抵挡不住，请盟议和。虽然寇准不同意议和主张乘胜追击。但宋真宗却渴望和平，不喜战争，不想再继续劳民伤财、不愿意生灵涂炭。大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大宋在胜利的情况下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使两国成为兄弟之邦。同时宋朝同意每年给辽国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相当于30万贯）。公元1021年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总数为15000万贯。北宋时期宋政府的平均年财政收入应在有10000万贯以上。一两白银兑等于一贯铜钱。30万贯对宋朝每年的巨大的财政收入来说不值一提。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2000万贯，战时3300万贯。只是陕西一地，战争军费比和平时期军费高1300万贯。最重要的是"澶渊之盟"使宋朝依然侵占辽国"关南"之地瀛、莫二州。澶渊之盟是赏赐失败者财物的盟约决不是失败者进贡赔款的盟约。"岁币"对宋政府及人民根本不构成丝毫压力。"澶渊之盟"使宋辽两国进入100多年和平交往的友好时期，使中国的北方恢复安定，促进了汉、契丹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促进了契丹人的汉化。到耶律洪基时，契丹人与汉人已没什么区别了，甚至连契丹语都不会说了。当宋仁宗去世的讣告送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从此以后宋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文化建设为国策，使那时的中国就远离了原始的武力扩张、掠夺财务的野蛮阶段。北宋拿点小钱换来了长期的安定和平、稳定的发展。使宋的商业、经济、科技、技术等等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致使北宋国事强盛、海内升平、全国上下弥漫着一股瑞气。也使人们长期处在一种富足闲暇状态。长期的和平也使宋、辽两国逐渐退化了的野蛮战斗的能力。也使宋朝远离了原始、落后的世界。公元1040年范仲淹挂帅到陕北多次打退西夏军，从此西夏不敢冒犯。范仲淹本着安定边疆的百年大计，主动引见亲近羌族首领加强睦邻友好。人民歌颂他"胸中自有数万甲兵"。据史书记载当他死去的噩耗传至边地时，"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北宋政府向西开疆三千余里，归附中国的藏族有二十万众。并实行屯田，分给归附藏族田地耕种。王安石:"今青唐、洮河，幅员三千余里，举戎羌之众二十万，献其地，因为熟户。"被招募安置的藏族称为熟户。宋没有倾尽全国之兵、全民之财反动对辽、对西夏的进攻是因为吸取了隋扬帝、汉武帝的教训。战争侵略得到的远远比不过自己创造的。开明的政策使宋朝的人们长期没有战争、兵役、苛税这三大"灾害"之苦。使宋朝人民长期生活富强安逸。如果说秦亡于苛政，汉亡于战乱，隋亡于兵役，唐亡于割据。那么宋就亡于安逸。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以前、以后，中国一直到现在还实行的是强制性征兵政策。募兵制就是国家不强制你当兵，你当不当兵靠自愿。当然你当兵国家是给你钱的。宋朝的士兵都是招募的雇佣兵，而这些雇佣兵都有非常厚重的薪金，国家为此所付的军费是惊人的。政府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公元1065年（治平二年）国家收入为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零五缗，支出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缗，财政赤字为四百二十万缗。此举被现代一些学者讽刺的称为"冗兵"、"积贫"。"冗兵"、"积贫"是宋朝内定的民主开明的国策结果，不是外敌的压力造成的。过于民主的政策和长期的和平富足的生活也是使宋军战斗力弱的原因。
宋代在军制上有进步之处，把军政机关与指挥系统分离，将动员系统与指挥系统分离，这些都是现代军事的特征。宋朝在缺乏长城防御设施依靠情况下坚持国富民强三百余年，不能说宋朝太弱，宋军太弱。宋不是没有能力进攻只是国策问题。宋的总兵力远远超过辽、金、蒙等国。但宋的机动兵力、在一线的兵力及却比不过它国。宋的战争成本比落后的国家要高很多。宋军兵分散。因为宋军有大片疆土、大量人民、大批财富要守。这些都是宋军的负担。而侵略军没有什么负担，想打哪就去哪。攻下了就有大批财富、美女。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长期的和平的国策使宋军丧失了进攻的能力。
在冷兵器时代，越野蛮就越强大，越落后就越凶恶。你落后贫穷就有动力掠夺比你富裕的人。辽国比宋野蛮，所以宋给辽钱绢。金比辽野蛮，所以金灭了辽。蒙古人比金人野蛮，所以蒙古灭了金。蒙古人比宋人野蛮得多，所以宋当然打不过蒙古。纵观世界史，历史上文明的古国都是被比它落后、野蛮的民族消灭。
一个人越富裕越怕死，越幸福越热爱生命。一个人越穷困，越不怕死。一个饿着肚子的人会比吃饱了的人狠。一个为有饭吃、有衣穿而发愁的人会比衣食无忧的人做战勇猛。一个强盗会比一个书生厉害。宋人太文明了，过惯了安逸而富裕的生活。宋兵很弱。有宋诗云："父母生我时，教我学耕桑；不识官府严，安能事戎行！执枪不解刺，执弓不能射；团结我何为，徒劳定无益。"宋人是为生产、创造、和平而生的。蒙古人生下来是骑马、掠夺、战斗的。宋人人性大多是善的，蒙古人性大多是恶的。怎么可能战得过原始凶猛在血雨腥风中奔出来的蒙古铁蹄？
蒙古人的可怕在于它不只拥有原始游牧民族野蛮的战斗力，而且还拥有文明民族先进高超的技术。蒙古人攻打下一座城市，唯一留下的一种人，不是年轻美丽的女人，也不是天真的孩子，还不是年迈的老人，而是这座城市的工匠艺人。在古代蒙古人就好比在现代，它不仅具有阿富汗塔利班人不怕死的精神、还拥有美国人的原子弹等高科技武装技术。
宋元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悬殊最大的民族战争。因为一个是正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顶期文明，一个是刚形成的民族正处在原始时期的文明。
宋朝后期虽然武力相对较弱，但用它强大的综合势力，经济与文化影响着辽国、金国等周边各国。促进了他们的汉化。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与进步。辽国逐渐废除奴隶制及歧视汉人的政策，金国更是不折不扣宋文明的仰慕者。金国在北京的皇宫是完全仿照的宋朝汴梁的皇宫建造的。金国的皇帝穿着宋式的皇服，文官的品级和宋一样。金朝实行科举取士，孔子的四十九世孙也被金主封为公爵，金主亲自行礼祭祀孔子。自天文占测至编制历日和宫廷音乐，金人全都模仿应用宋制。金国还学宋国印制纸币。苏东坡今天刚在宋出版的新书，明天就有可能在金国的大街上叫卖流行。从金朝遗留下的铜钱就能看出金钱就是只有汉字的典型中国式铜币。从留存至今的卢沟桥的建筑风格及技术来看，金人已完全成为"中国"人了。金国用短短的几十年期间，掠夺吸取与学习了大量的宋的财富与文化。就从落后的原始文明进化到封建文明。到金国灭亡前期，实际上金国以与南宋差别已经不大了。金国成为宋朝之后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富强的国家。但金国也在富强的生活中失去了曾经野蛮无比的战斗力。
像朱熹一样的一大批知识份子开始是坚决的抗战派，拥护政府进攻收复国土。但后来看到两国和平的局面。逐渐成为保守派不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不希望两国在大动干戈，破坏两国人们的安定和平的生活。不进行战争并不是少数人"苟且偷安"，这是民心所向，是符合全民的利益。
一个国家及王朝的灭亡，不一定是因为它自身的腐朽及内政混乱、君主的昏庸、民不聊生。一个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的国家有可能是面对外部野蛮的力量一时战略决策的失误、一次的战争失败就有可能导致。宋朝的皇帝极其统治者是相对于其他王朝的统治者都是比较开明的有功绩的。宋朝的灭亡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宋朝的灭亡有多方面的原因。宋朝也不是一个民族一个王朝之力一次打败的，而是多个民族与多个王朝一起之力多次打败的。蒙古是在灭了西辽、西夏、花刺子模等国，荡平中东、征服大半欧洲、统治大半世界、把宋朝的周边各国都归于其下之后才对世界上最繁华强大的宋国发动进攻的。宋人太文明，但使用先进的技术火药及战船把强大的蒙古联军钳制数十年之久。宋朝是在蒙古野蛮的铁蹄下坚持得最持久的国家。宋是文明的创造者，而蒙古是文明的掠夺者。宋人的失败是因为宋人太文明，宋朝的灭亡是因为宋朝发展得太快和当时野蛮的世界格格不入......
‘肆’ 宋朝加强中央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在经济方面平取的措施又是什么
一、宋朝加强中央采取的措施
1、分相权：枢密院分兵权；转运使分财权；杯酒释兵权。
2、收兵权：禁军为野战军，收天下精锐之兵，半归首都，半归各地，强干弱枝。
3、地方以文官做知州，并设通判为副监督。
4、扩大科举录取名额，巩固统治基础。
详细说明：
第一、在军事上：
1、宋太祖赵匡胤是由于掌握了禁军的统帅权才夺取天下、登上皇位的，所以他最清楚控制军队是巩固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高级将领的兵权，由皇帝本人直接统帅禁军，又设枢密院，行使调兵权，使“三帅”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形成互相牵制的作用。
2、为防止将帅专兵，宋太祖下令把各地的精壮骁勇者充实禁军，以加强中央军事力量。宋初年的约20万禁军，10万屯戍各地，10屯戍京师，目的在于“内外相制”。这些措施彻底消除了唐末五代军事将领以武力称雄一方并威胁中央朝廷。
第二、在政权上：
1、在中央削弱相权。宋设参知政事为副相，设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构，凡军机大事，直接对皇帝负责，宰相无权过问。设谏院，以弹劾大臣，使宰相难以在处理朝政中施展作为。
2、在地方下令节度使在管辖其藩镇所在州府之外不得兼领支郡，用文官担任地方一级长官，并在任用制度中采取“官与职疏”、“名与实分”的制度，防止了官员长期掌握某一职权可能出现的专权行为。
第三、在财权上：宋太祖下令各州税收初地方“支度给用”为一律送交朝廷。后又在诸路设转运使负责各地税收，使节度使和地方官没权过问地方财政。使藩镇没有了割据地方的经济基础了。
第四、在选官用人上：宋严格了考试程序，举人礼部试之后，必须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才算合格，成为“天子门生”。扩大了统治基础，使庞大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成为皇帝的忠顺仆臣和统治人民的得力工具。
二、经济方面的措施
1、宋朝实行恤商政策。
首先免除了一些商税。政府不但不歧视商人，还尽量保护商人利益，有时还允许商人做官，商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这就调动了广大商人经商的积极性。
北宋初年，带有抑商色彩的坊市制度被完全取消，城内的市场也不再由官府设定，商人们甚至可以自由地选择交易的时间和地点，交易的场所大大增加。
北宋还首次在县以下的商业繁荣地设立镇市，将军事防区变为商业贸易区。
2、文官制度和科技进步。
宋朝是推行“文官政治”王朝，所以宋朝知识分子数量之多，地位之高，学术环境之宽松，也是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这从一个方面保证了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和政府机构的执政及应变能力能够适应经济快速发展要求，结果就是为数众多的发明创造，包括“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和无数以传授实践经验为目的的各类着作都源自于宋代。
‘伍’ 宋朝的经济文化
宋朝 是中国历代朝代中 经济最发达的 国民文化最兴旺的 科技创新成果最多的 人口基数增长最健康的 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 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 繁荣鼎盛朝代 如果您不相信 鄙人将向您介绍一个如梦如幻的宋朝
让我们一起梦回宋朝:
1 经济发达
宋富 这已早成历史的定论 其他王朝“抑商” 而惟独宋例外
宋初 太祖赵框胤就言“多积金 市田宅以遗子孙 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 后 宋太宗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 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 令众“政事之先 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 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在宋之初 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 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 轻民法的传统做法 专门研究施行了专卖法 如盐法 酒法 茶法等法令 宋代则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 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 而且宋的经济法令 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 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 是非常科学的法律法规 这些正确的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 商贸发展迅猛 手工业发展迅猛 使宋朝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银行 这是绝无仅有的!甚至银行可以贷款 异地付款 就算是从近代来看 都是非常先进的经济管理体制 以地域而言 宋时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江浙和四川等老牌地区 就连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 也比唐代有较大发展 这也是另人很惊讶的
从手工业看 坑矿 茶盐 造船 造纸 制糖 纺织 制瓷等都比唐代进步的多 宋的手工业除了产地扩大 产量增加以外 技术提高也是非常明显 比如“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 “单筒井”的开凿 宋瓷的精良等 无不反应了技术的成熟和创新 而商业和手工业的兴起 解放了大量受俘于土地的农民 使他们投入于商业 手工业中 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大量开采金 银 铜 铁 煤等矿藏 而且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 加工工厂 如 造船厂 造纸厂 印刷工厂 织布厂 火器厂 还有各地的官窑等等 可见当时的手工业之兴旺是空前的！
早在北宋 中国已懂得用烧煤 炼钢 大型手工业则雇佣几百全职的产业工人 而政府的两处军工业聘用八千工人——这已经是重工业规模了！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 年产达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 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 此外 矿冶 造纸业 制瓷业 丝织 航海业也高度发达 宋代无愧于 世界近代之前的"高科技"之家 更是当时世界上的手工业之霸主!
从商业看 唐代的城市多趋于行政中心 而宋代市镇则趋于工商业化 唐代都市内的贸易地区由官员严格控制 宋代则更加自由 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城市的发展 “坊制”的突破 集镇的兴起 因此住宅区与商业区的界限逐渐消失 宋代的这一类的"新型"都市有些发展至有了很大的规模 如开封和杭州都达到一百万人口 而后者就是"马可波罗"在元初所见的“前所未有”的城市 即使是到了至元朝后期 中国以外最大的城市是"巴格达" 其人口只有三十至五十万之间 数百年后阿拉伯旅行家 伊本．贝图塔也称杭州为"世上最大的城市"!从事工商业的人口逐步增多 产量加大 投入资本大幅度扩充 因此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 也已不单独只是农业了 工商业所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
且在其商业运作中还出现了 铜板印刷的广告 这比西方资本主义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 就学士苏东坡来说 他就曾给一位做油食老妇人 做过一首广告诗 使之兴隆
更有意思的是 宋朝还出现了近似现代报纸的“小报”和史上最早的商标 商标是小可意义重大 这标志着宋朝商业化体系的逐步完善
此外 着名学者沈括所着<货币流通速度论>也是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
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 也是世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母体 而宋代的经济突飞猛进 则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
‘陆’ 宋朝经济如此发达，那么其经济模式
[宋朝的经济商业]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框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
宋代的货币形式与种类太过丰富。铜钱、银锭是宋朝的本位货币。宋朝铜币和铁币并用，有些宋币含有合金成分。此外还有些银质钱币。宋代的钱币无论是种类、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造诣最多最好的钱币。宋币上铭刻的文字书法优美多为名家及皇帝手笔，篆隶真行草俱全，还古篆体、瘦金体。种种精美的货币使人爱不释手，宋钱币的艺术总类艺术性工艺最高。宋钱是当时周边各国最喜欢最坚挺的货币。宋钱成为南海诸国的镇国库之宝。虽然辽国、金国等国也仿制宋币造钱，但在金国流通最多最广的是宋钱。直到现在出土存世的宋钱还是最多的。在今天东到日本、西至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都有出土。足见宋的繁荣与强盛。为免携带大批铜钱来往之烦劳，在公元998年（咸平元年）前后在四川地区民间出现最早的纸币"交子"。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这种纸币只相当于担保的代币券。宋朝政府先后印刷发行的纸币种类有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几种类型形式。公元1023年（天圣元年）宋政府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负责纸币发行的官方机构"益州交子务"，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中央人民银行。公元1024年宋政府开始印刷发行"交子"，此种"交子"铜板彩印，上面印有鸟兽、花纹、图案或故事等，异常精美。此种票据有如公债，分界发行。交子最初是以两年为一界，发行新交子的同时废止并回收旧交子，自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起，虽仍然是每两年发行一界，但是每界交子的流通期增加到四年。交子的面值为自一贯文至十贯文的固定面值，以铁钱为本，备有发行准备金，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本位货币的特征要素。其施用愈来愈广泛。票据的使用为商业繁荣提供了便利条件。北宋崇宁四年，在江北、华北地区发行了称为"钱引"的新式样的纸币，但是只印了一界就因为流通不畅不能顺利使用而停印。公元1107年（大观元年）四川交子改称钱引，交子务也改称钱引务，开始大量印刷纸钞发行，由于数量发行过大，引起了钱引的严重贬值。公元1110年（大观三年）限制发行量为天圣时的125万贯左右，对流通地区也限在铁钱行用的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后又采取了受兑、停用旧钱引，增加准备金等多种方法，使钱引的价值得到恢复。南宋时期宋政府在杭州设立"行在会子务"专门管理印制"会子"。先后印造了一千文、两千文、三千文及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六种面值的会子。会子以三年为"界"，到期作废，逐旧造新换旧。从公元1171年到公元1240年，共发行了十八界会子。后来政府规定第十七、十八界会子可以永久流通。这是真正意义上由政府发行的纸制的纯粹钱币。纸币逐渐代替了铜钱做为主要交换媒介。商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王朝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轻民的传统做法，义利并重相当重视经济立法。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各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想象力。宋的经济法令，注意到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丰厚的社会财力使得政府既不必求苛税于民又能保证政府收入。这就缓和了社会矛盾，进入治理国家的良性循环。宋朝的经济，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公元1077年，北宋税赋总收入共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宋朝已经走出农业文明了，宋时中国的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商业社会那迈进了。宋朝的手工业中还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比西方资本主义印刷的广告要早三百多年。大学者苏东坡曾给一做油食老妇人做过一首广告诗，使之生意大振。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达到了现代货币理论水平。此外宋朝已出现类似现代报纸的"小报"了。世界的中国的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诞生于大宋强盛的商业浪潮中。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的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的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发展。宋代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化。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宋朝发达的交通为人类封建史之最。宋朝每十里设一邮亭，每三十里设一驿站。各地的官道星罗棋布、四通八达。宋政府对邮驿是十分重视的"以法治邮"的做法，保证了邮驿的正常运行。"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宜驿分明。"地经就是地图，宋朝的地图已经相当的精确。宋朝四京是东京开封府，西京洛阳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宋代大城市人口集中，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是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宋朝人口如泉洲一样超过二十万的有六个。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几个增加到四十六个。（南宋末期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十万人口。）在城市所有干道的塔上都挂有一个时针。每个钟都有一个人看守照料。他敲着铜罗报时，即使在很在窄的小巷都会回荡着这种声音，随后他用文字把时刻展示给人们看。北宋富强160多年，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汴梁城不仅旱路畅通发达，水运也十分发达。"舳舻岁岁衔清汴"，"联翩漕舸入神州"。"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宋朝的汴梁城已经用煤（西方称之会燃烧的石头）而不是用木材生火做饭取暖了。当时西方都是用木头劈柴生活作饭取暖。中国1949年解放后的各大城市都没有达到这一点。新兴的市民阶层的诞生，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人消费意识浓烈，极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市、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发展。宋朝的城市不像唐朝的城市一到黑夜就一片黑暗了，宋城在黑夜里是灿烂的光明之城。因为宋朝不像唐朝一样实行宵禁，宋人有夜生活。一到夜里，宋人就自己的房间里、在家门口、庭院门口都点上了灯，因而到处都有灯光。在夜晚赶路游玩的人们都拿这各种各样的灯笼。因此在夜晚整个城市都在闪烁。在夜晚城市里灯火通明，叫卖声到天明。在"瓦子"、"勾栏"等固定娱乐场所百戏伎艺竞演，市民集中观看。夜间饮食店铺生意兴隆，直到太阳从新升起街上一样挤满了人。"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其余桥道坊巷，亦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亦有卖卦人盘街叫卖，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酒垆博塞杂歌呼，夜夜长如正月半。"，"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游人不止是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等少数的宋人而是城里的广大的市民、大多数的宋人。宋人生活得是如此富足幸福。宋朝没有"路有冻死骨"的贫穷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悲观绝望。只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醉生梦死的乐观、繁华。
宋朝开发了南方，实际是开发了领土。为南方人更像中国人做出了历代都难以比拟的贡献。虽然古之时有所开拓，但南方相对中原北方大部分仍是蛮荒之地。这种开发不是战争的开发是文化经济的渗透侵略。宋朝的强盛使南方人也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南方各少数民族也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宋以后中国在再没有南北分裂，中国各地的中原人北方人南方人在富强繁荣的大宋王朝已逐渐捏合成一个整体。北宋真宗、仁宗时就打破了"南人不为相"的传统。临江人王饮若、苏州人丁渭担任宰相。开宝九年在曾是三苗之地的湖南长沙兴建四大学之首的岳麓书院，宋真宗亲笔赐书正门"岳麓书院"四个大字，留存至今。宋朝的文人朱熹等文学思想大家来此授学讲课，传授儒家经典、立国齐天下和民贵君轻等民主思想。公元1024年秋--公元1028年春范仲淹在泰洲亲率民工四万余人修建完成了一百五十余里的捍海堤工程。从此盐场、农田有了保障，使往年受灾外迁的数千户人从返家园。人们为纪念范仲淹的功劳，这条海堰被称为"范公堤"。范仲淹被贬苏州时经过一年多与广大民工的劳作修建完成了苏州水利工程。使相对贫瘠的苏州成为旱涝保收的大粮仓。公元1085年苏东坡被贬到杭州，那时杭州还是相对较落后地区，苏东坡修建六井解决了全城用水。并全面整治西湖，挖出大量湖底葑泥用之修建一条沟通南北的柳堤。人们为了纪念苏东坡取名"苏堤"，"苏堤春晓"至今仍是西湖胜景之一。苏东坡一生先后转徒知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颍州、扬州、英州、惠州等地，最远最南到达海南岛，可以说一路上督劝耕稼、兴修水利替百姓排忧解难。宋朝犯错误或因政见不合被贬的官员一般都是被流放到南方落后地区。从而使他们有机会报效国家、证明自己、造福那里的人民。
两宋时期是太湖流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跃居全国前列的关键时期。苏州在雍熙（公元984年－公元987年）前后的耕地数至多不超过1,400,000亩，在景佑年间（公元1034－公元1037）苏州出税之田3,400,000亩。50年间耕田数增加近1.5倍。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苏州总耕地数越在12,000,000亩左右，为景佑耕地数的3.5倍，雍熙耕地数的8.5倍。宋政府高度重视疏浚工程和堰闸工程，时常大规模开展水利工程，大力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成功的经验。首先，疏通河湖港浦的水利工程，使广袤农田去水涝之害而得沾溉之利。如公元1055年（至和二年），调发民夫15.6万，疏浚诸泾64、浦44、塘6，筑成至和塘，"田无洿潴，民不病涉"，两岸膏腴之地数百万顷都蒙其利。公元1119年（宣和元年），赵霖役工278万余，历时19个月，浚治1江、1港、4浦、58渎，使平江府"二十年间并无水患"。公元1115年（政和五年），江阴浚治横河、市墩河、东新河和代洪港以后，使附近"十乡之田，频苦旱涝，尽除其患"，得益农田达6,573顷。公元1167年（乾道二年），开浚顾会浦河道，"故水所败田数万亩还为膏腴"。开通疏导河湖港浦，不仅保证了太湖水系能循环畅通地流入江海，而且使当地农田能够有力抗御水旱灾害。在各种水利工程的综合效应下，太湖流域的农田建设大受惠益，是宋代全国水利田最密集的区域。有人对北宋熙宁年间各路水利工程、水利田及其占总耕地数作过统计，太湖流域所在的两浙路均位居第一，水利工程为2,294处，水利田为10,484,842亩，占总耕地数的28.8％。南宋淳熙前后，以太湖流域为主体的浙西路水利工程为2,100余处，接近熙宁时期两浙之和。《宋史·食货志》说：浙西"南渡后水利之田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太湖水利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而数百里之内，常获丰熟"，经过治理的太湖流域"畎浍脉分，原田棋布；丘阜之间，灌以机械；沮洳之滨，环以茭楗；则泻卤硗确，变为膏泽之野；萍藻葭苇，垦为秔稻之陆"，成为宋代集约化农业的首善之区。
宋朝南渡定都杭州后，大量北方、中原人民迁移到南方。全国精英云集杭州。使南方更是繁荣起来。迁徙的人们怕后代们不知道自己祖先的来处，发展形成了宗祠的文化。公元1102年杭州人口仅二十万户，公元1274年人口达到一百二十四万户。杭州人口大部分都是外迁人口。宋朝在南方的开拓与经营，奠定了南方的富裕。从此以后历代南方都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柒’ 宋朝取得了怎样的经济科学成就
经济：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重视商业的朝代，在宋代的商业解放上，中国的贸易达到的鼎盛时期，整个宋朝的海外贸易赋税和商业贸易赋税都达到整个国家的一大半，可以证明宋朝时依靠商业发展的先进国家。宋朝的农业工具也在此时达到了鼎盛，比盛唐时期的农业产量要高出好几倍，使宋朝丰衣足食，经济发达，超越了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宋朝的经济繁荣真是当之无愧。科技：宋朝因为思想开放，给思想主义解放开放了很大的空间，中国四大发明中就有三样是出自宋朝，而且中国的理学，文学也在宋朝达到了鼎盛，说明宋朝重视文化教育业，给文人很大的空间。宋朝的发明，给了世界走向资产阶级带来的稳固的基础，因为宋朝科技的应用，不但促进了国内发展，也促进了欧洲发展，欧洲爆发资产革命也是得益于宋朝的资本主义思想来取得胜利，可欧洲取得了资产阶级胜利而宋朝没有实在是中国一件遗憾的事情啊，使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捌’ 宋朝的经济对周围国家的影响 古代小农经济的经济战怎么打 具体些
今天，就让我们来谈谈赵宋王朝是如何成就这番“终极盛世”的。个人认为这其中最应该被着重关注的，还是赵宋在经济上的成就。从许多的历史书中你也许都会发现，赵宋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工商立国”的王朝。那么为什么“工商立国”能够造就我国封建社会的“终极盛世”呢？在这里有必要拿经济学的理论做一下分析：
根据对经济学有关“最优”的理解，一个国家的国力绝非疆域越大越强，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二者的比例要恰当，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达到边际效用的最大化。特别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古代，自然条件的优劣对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就导致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劳动生产率更是有天渊之别。
在北宋时期，一个在城门口守城的士兵亦穿“丝履”，普通城市平民的生活好过当时欧洲一般的封建主。看过《水浒传》的朋友也许会记得，武大郎不过是个县城里卖炊饼的小贩，他家的居住条件怎么样？拿现在的标准衡量算得上是“独栋别墅”了吧？也没听说他向银行借了几十年的贷款。武娘子潘金莲就更潇洒了，整天在家擦胭抹粉，就凭武大郎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就能供养得起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恐怕都很难实现吧？从这样一件小事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劳动生产率之高简直不可想象。
这一切都应该感谢宋太祖和他和后世子孙们，他们堪称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的“经济学家”：
首先，国家的疆域绝不能无限的膨胀，宋朝的历任统治者显然都深谙此道。因此宋朝（北宋）的疆域远非像它的前朝们那样达到兵力可供支撑的极限。与之相反，宋朝注重的是实际有效的国土控制以及在所属国土上能够产生出的实际效益。在农耕文明时代，受地理，气候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各地区的贫富差异很大。宋朝恰恰是牢牢控制住了那些土地肥沃，气候条件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所具备的先天优势无疑是巨大的。
查查历史上的宋朝版图，疆域虽然不及前朝的汉，唐广阔，但是土地最肥沃，气候条件最好的地区始终处于中央政府的最直接管辖之下。这些地区资源丰富，物产丰饶，人民可以相对容易的达到“丰衣足食”，并且向政府贡献大量的剩余产品作为赋税。同时，“国泰民安”的社会条件又使政府支出的社会管理成本随之降低。换而言之，这种高回报，低成本的地区是任何人都想拥有的。
相比之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的北方，西北，西南地区。这些地区土地的性质和价值与宋朝核心区的土地可以说是完全的不同。由于这些地区的气候条件恶劣，人口稀少且流动性巨大，以当时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建立有效的税收体系和户籍管理制度，即使拥有了这些地区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宋朝的军事影响区而已。这类地区在历史上被称为“羁糜”，与真正的国家版图是两回事。我们千万不能自作多情地用现代的主权观念往上套。我们看到历史课本-
上汉，唐等朝代的疆域是如此的广袤，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当时的王朝是何等的富强，得等的辉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大家还是仔细看看这其中“羁糜”的地区占了多少吧！这些地区不仅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中央政府还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军事占领费用，结果导致拖垮了国家的财政。纵观汉，唐的历史，大规模扩张之后无一例外地带来国家由盛转衰的结果。
相比之下，宋太祖绝非刘彻，杨广，李世民那样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之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出身“职业军人”的皇帝，却建立了一个“大而不霸”，“富而不霸”的王朝。不知道那些从小饱读“三纲五常”，满嘴“仁义道德”的刘彻，杨广，李世民们泉下有知又作何感想？
从纯经济的方面来考虑，战争的目的归根到底是掠夺，掠夺对方的财富或者是财富的创造能力（土地，资源，人才，技术等）。契丹，女真，党项，蒙古这些少数民族对宋朝的入侵，归根到底是源自他们对中原地区富庶的一种向往，并且知道凭借他们自身的发展是不可能达到这种高度的。对北方的“蛮夷”来讲，由于土地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实在是有限（供养一匹马所需要的土地数量在农耕地区可以生产出供养25个人的粮食），因此他们自身的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自身对物欲的渴望，甚至是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样，掠夺别人的财富就自然成了这类民族基本的谋生和壮大手段之一。
同时，在生产效率没有提高的前提下，一定数量的土地所能承载的人口是有上限的，一旦人口的规模超过上限，解决的办法不是扩张领土就是减少人口，二者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都只能是战争。就如同所谓的“一山不容二虎”，为什么？因为一座山只有可供一只老虎生存的资源，如果来了别的老虎共同生活，这二只老虎都得饿死。所以它们必须杀死对方，才能维持这一物种的延续。同理，这些“蛮夷”们不仅侵宋，他们之间也为了生存打得不可开交。这种相互掠夺，相互杀戮的生存方式始终贯穿于每一个游牧民族生存的始终。
作为战争的被动一方，宋朝政府对战争又抱什么态度呢？根据理性人的假设，发动战争的一方一定是认定战争的预期收益大于它所支付的战争成本。对北方“蛮夷”而言，他们的战争成本相对很低。受自然条件和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些民族的财富创造能力远远低于它周边的宋朝。因此，他们放弃自己生产转而投向对宋朝的掠夺的预期收益远远要大于他们为此而放弃的生产活动所能为他们提供的财富满足。换句话说，他们发动战争的“机会成本”和宋朝相比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作为一个宋人，就好比我上文提到的那位与娘子卿卿我我的少年，国家给他多少银子他会去战场上卖命呀？我想象不出。再有，一个宋人因为投入战争而不得不放弃的生产活动又能创造出多少的财富？国家因此会损失多少的税收？替他照顾老婆孩子高堂又要产生多少费用？即使宋人在北方再怎么掠夺我想也是得不偿失。
在“非合作”的假设条件下，最后的结果难逃双方都会选择继续和对方对抗下去。因为其中任何一方单方面停战所遭受的损失都是巨大的。在这场博弈当中，无论是宋朝率先进行选择，还是辽人先选，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他们的理性选择都因该是“战”，所以这场博弈中的“纳什均衡”是双方都选择“战”。
然而我们知道这种选择并不是这场博弈中的“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的选择是双方都不应该选择“战”，而是双方都选择“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双方共同的效用最大化。我们知道这一目标在“非合作”的博弈中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到了最后，宋辽之间的这场争斗最终衍化成一场“合作博弈”。双方按照宋人的思路签订了《澶渊之盟》，辽人从此不来骚扰宋境了，宋朝花点银子算是买了个平安，双方皆大欢喜。这样终于实现以双方合作为前提的最优选择-“帕累托最优”，同时避免了双方都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出发点进行选择却出现“双败”结局这悲剧性一幕的发生。
可是有些同志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澶渊之盟》是宋人的耻辱，非要将它说成是宋朝“孱弱”的表现。更有甚者念念不忘每年的“岁币”，把它看成是宋朝人民的沉重负担，甚至还认为它加速了宋朝的阶级矛盾。我倒是认为以上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宋朝每年给辽人的“岁币”是多少？绢20万，银10万。当时宋朝政府每年的岁入是多少？过亿万贯（两？），区区“岁币”简直是九牛一毛。比起满清政府动辄上亿两的赔款，赔到家底搞光还大举借外债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么“岁币”摊到人头上又是多少呢？有人算过一笔账：北宋当时人口过亿，平均下来每人每年的负担大约是4个铜钱。4个铜钱是什么概念？答曰：一个烧饼钱！试想
一下，每人每年少吃一个烧饼，就可以天下太平了。节省了无可计数的军费开支不说，还不用打仗，不用死人了。再没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抱怨，更少了“古来征战几人回”的伤感，多少幸福的家庭得以保全，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可以避免，这等好事又有什么不对呢?一年少了一个烧饼钱对一个人的财务状况又有多大影响呢？
况且，我们真丢掉那“绢20万，银10万”了么？别忘了自《澶渊之盟》以后，宋辽边境开始设立“榷场”，互通有无了。宋朝凭借其强大的生产能力，将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如丝绸，瓷器，茶叶及手工艺品等），统统输往辽国。每年通过这种途径宋朝得到的“出超”有多少？政府从生产和流通领域征收的税赋又有多少？能顶得上多少个“岁币”了？这笔帐有没有人算？现代的国际贸易中，对那些“入超”过多的国家国际上还给“贸易补偿”呢？将“岁币”看成是宋人给辽国的“贸易补偿款”，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就算宋人在军事上真的打不过辽人，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却做到了这一点。宋人通过贸易的手段，利用顺差的方式，将辽人创造的财富慢慢地归结到自己的手中。这种做法可比简单粗暴，“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直接掠夺聪明多了吧？一方面，辽人拿到了“岁币”，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同时促进了契丹民族的进化，增加了他们发动战争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宋人通过交换也实现了财富的增长。比起双方拚个你死我活的“双败”结局，宋人的做法使“双败”变成了“双赢”，又何乐而不为呢？别忘了，在这种条件下，虽然双方的财富都在增长，可是宋人的财富却永远比辽人增长的快！换句话说，辽人创造的一部分财富通过贸易顺差的方式流入了宋人的腰包，这也算得上是宋人对辽人的“剥削”吧！这才叫做真正的“用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悄无声息之中得到了大大的实惠。在此我不得不感叹宋朝皇帝们的战略眼光和英明睿智。
除去机会成本，再来看看战争中的“道德成本”：北人入侵是几乎不需要物资储备的，其实我都怀疑这些国家有没有所谓的“物资储备”。我们从来看到的都是这些蛮兵打到哪算哪，一路烧杀抢掠，自己从不贮备补给。这也许就是他们被称作“野蛮人”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服王化”，根本没有任何人道可言，坏事做尽也没有丝毫的负罪感。相反宋军可就没这么“走运”了。兵家有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储备是什么时候都必不可少的头等大事。看看《水浒传》里林教头发配去的“草料场”规模有多大，就不难想象宋朝政府为军队的后勤补给花了多少银子。再看看人家“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也算是整个宋军的一个缩影。更有不幸的将士还会因为“扰民”或是“虐囚”的行为而受罚甚至掉了脑袋。有谁听说过那些“蛮夷”有所谓“秋毫无犯”的概念了？若是按照宋军的军纪衡量，那些蛮兵早应该被他们自己的长官统统正法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宋军在进行战争的时候，成本是巨大的，而收益相对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对北方少数民族而言，战争成本却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胜利“果实”的诱惑却是巨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宋人主和，蛮人主战的根本原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是亚当-斯密笔下的“自然人”，宋人是，所以他们靠自己的生产活动来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蛮人也是，所以他们靠对外掠夺来实现相同的目的，也算是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了吧。
在此我们不妨将宋辽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场博弈，面对和与战的选择，其实宋辽双方都深陷“囚徒困境”的两难之中。对辽而言，虽然国力比宋小得多，但是它的战争成本也相对很小，同时“风险收益”却很大。所以它可以多次的进行“试错”，以实现险中取胜。对宋而言，虽然国力昌隆，但是要求人民放弃纸醉金迷般的生活，长期驻守苦寒之地随时冒着生命危险地工作也不现实。所以我们不妨假设这是一场双方进行的“非合作”博弈，那么如何选择才能够达到这场博弈的“纳什均衡”呢？
有些人之所以不能够接受宋朝的做法，归根到底还是他们心灵深处“大汉族主义”的情结在作怪。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把契丹人建立的国家当作与我们对等的国家加以尊重，满脑子“蛮夷”的概念，只想着除之以后快。这种思维模式和那些满清遗老遗少们“天朝尚国”的思想如出一撤。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宋朝政府切实的难处和普通百姓最根本的愿望。与其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起来进行一场胜负未可知的战略冒险，不如用较小的代价去换取长久的和平。要知道，如果战争继续下去，那我们依旧是在“用己之短，攻敌之长”，这是不明智的选择，也是对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不负责任的做法。和辽人相比，我们应该有能力发现除武力之外解决双方矛盾的更好方法。从维护当时的国际秩序和国家的发展稳定出发，《澶渊之盟》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和其他矛盾冲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它能够被双方始终如一地执行一百多年就充分地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和前瞻性，是应该给与充分肯定的。
利用《澶渊之盟》成功的解决了“外患”之苦以后，宋朝政府又是如何来实现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呢？在此我们特别要论述一下宋朝政府在治理经济时所采取的种种特殊政策。
北宋进入中期之后，因为和平的环境和生产的恢复，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甚至超过了一亿大关。人地比例之间的矛盾之剧烈是它以前的朝代所不曾面对过的。让我们先来看看人口增加之后会导致哪些问题：人口的增加，导致土地供给的相对短缺和劳动力供给的相对过剩，由此会引发土地价格的上涨和劳动力价格的下跌。
让我们先来看看土地价格上涨所导致的结果：土地价格上涨，经营土地的成本增加。土地的经营者若想保持收益的稳定，维持投资土地的利润率，就必须想方设法地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以实现增加产量，降低成本的目的。他们需要利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弥补因为地价上涨所导致的成本增加。单单从这方面来看，这种做法无疑大大促进了农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和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我们都知道，社会的进步归根到底是技术的进步，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宋朝正是因为具备了科技进步的“原动力”，才真正实现了社会总产品的跨越式增长。
土地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果是促进了宋朝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我们知道，对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封建王朝来说，农业永远是立国之本。中国历朝历代都是最为强调“民以食为天”的，“士农工商”的传统根深蒂固。但是为什么单单宋朝实现了“工商立国”呢？我们发现当时的宋朝同样具备了产业升级的
“原动力”：
人多地少的矛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营土地的成本增加，经营土地的收益率下降。这样的客观环境恰恰促进了资本和其他资源由经营土地为主的农业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的其他产业的转移。相对于从事土地经营的农业，手工制造业，服务业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土地价格的上升对这些行业的冲击也就相对较小，对其成本结构的影响也不大。因此，许多从前从事土地经营的投资者会将他们的资金转投到投资回报相对较多的制造业，服务业之中。大量资金和其他资源（例如人力资源）的注入无疑会促进这些产业生产能力的空前提高。
相对于以传承经验为主要演进方式的农业；手工业，服务业的生存更加注重对技术进步的依赖和管理方法的提升。随着投入这些产业的资金及其他资源的增加，产业内部的竞争也就会随之加剧。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投资者出于生存和维持经营的考虑，必然会想方设法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因为这些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源自于对技术进步的依赖和管理方法的提升，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为数众多的发明创造（包括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中的四之有三）和无数以传授实践经验为目的的各类着作都源自于宋代。陈寅恪，李约瑟对宋王朝的褒扬也就不难被解释了。
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宋朝的劳动力价值也就相应地得到了充实。换句话说，每个劳动者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财富比以往大大地增加了，国民的富裕程度也比以往大大地增加了。通过技术的进步，老百姓有钱了，他们的消费也自然会随之增加。大众的需求也从最开始的吃穿不愁，越来越向“纵深”发展。我们从《清明上河图》的直观感受和不计其数的文学作品的侧面描绘中可以发现，宋朝人对商品的需求无论是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比前朝有了跨越式的增长：东京汴梁的茶楼酒肆，梨园青楼如雨后春笋；民间对丝绸，茶叶，书籍，纸张等相对奢侈的产品的消费更是潜力旺盛。更有甚者，大众对休闲文化娱乐方面的关注程度也是前所未有提高，现代意义上的“服务业”在宋朝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青楼里红粉们的莺歌曼舞，酒肆中骚客们的文采风流，哪样不体现出人们对精神消费的追求？这在衣食无着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朝的国民富裕程度。
按照经济学“需求拉动”的原理，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需求拉动的结果。正是因为国民的相对富裕导致了持续的旺盛需求，这种需求又导致了资金和劳动力向手工业和服务业倾斜；反过来，投资手工业和服务业取得的高额回报又再一次地将需求推向了新的高度，国民经济因此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此外，当科技的进步带动生产力水平提高，使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达到一个崭新的层次之后，改造旧有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的生产关系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为此，无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先哲们开始了对改造旧有生产关系的思考。小到单个生产作坊的管理，产品的营销（微观经济学？）；大到政府机构的改革，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宏观经济学？），宋朝的知识分子们所做的研究是广泛和深入的。这些研究拿现代意义的学科分类来衡量，所涉及的领域不仅包括经济学范畴，更包含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管理学等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诸多方面。这些研究不仅造就了宋朝的经济繁荣，更实现了宋朝文化教育事业的昌明。作为一个实现了“文官政治”的王朝，宋朝的知识分子数量之多，地位之高，学术环境之宽松，也是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这也从一个方面保证了科技的持续创新能力和政府机构的执政及应变能力能够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
上文提到过，人地比例的变化还会造成另一个后果，那就是劳动力价格的下跌。在劳动力的供给增加，而土地的供给又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土地的所有者在选择土地的租种者的时候往往会更加地慎重。一方面是地价的上涨导致他们经营土地的机会成本增加，风险加大；另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使土地所有者的选择空间加大。二者叠加的结果是土地的经营者只会将土地租给信誉良好，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去经营，以降低自己的风险，保证自己的收益。对于土地的租种者而言，则必须想方设法提高自身的耕作技术和经营能力，以防止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内在“原动力”，土地的使用效率提高也就成了这种机制下的必然的结果。
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资源的过剩，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还会导致社会失业的增加。这就必然导致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要向其他产业进行分流。在此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原本从事土地经营的资本从农业中抽离出来，在市场上“寻租”；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也从农业劳动中被释放出来，被推向了市场。这一切都为二者在其他产业里的重新结合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工商业的大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知道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和劳动力的补充，宋朝当时的社会条件恰恰实现了二者在工商业领域的有机结合，产业的繁荣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与农业经济中农民为土地所有者佃耕的生产方式不同；在工商业领域，特别是手工制造业，更多的采用雇佣劳动的方式进行运作。历史课本中将明朝中后期江南一些地区站在桥头“待价而沽”的织户当作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个人认为不是十分的合适。我们很难想象在宋朝如此庞大的工商业领域里不存在以雇佣劳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我们同样很难想象宋朝数量众多，规模庞大，涉及采掘业，出版业，制瓷业等诸多行业的手工工场都是靠一家一户的传统经营方式来维系的。以制瓷业为例，北宋为数众多的“官窑”和“民窑”都是管理复杂，分工细致，产量巨大，集专业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一体，具备现代“企业”雏形的产销一条龙的庞大生产合作组织。对个人或单个家庭而言，达到如此的规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再来看看流通领域，宋朝在流通领域中的商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价值上都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单就反映流通领域商品价值量的货币总供给来看，北宋中期以后平均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铸币量的总和。可以想象当时以交换为目的，输入到流通领域的商品数量是何等的惊人。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不可能生产出能够满足流通领域如此巨大需求的产品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工商业如此繁荣的宋朝存在大量的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宋代就应当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从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械化大生产堪称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跨越”。值得我们自豪的是，这种跨越应该首先发生在公元十一世纪，世界的东方！而不是像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来自于地球的另一半，亚平宁半岛上那个叫做“佛罗伦萨”的地方。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更加可以看出，在宋朝历任统治者“专修内政”的政策指引下，宋朝政府不仅成功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赢得了长久的和平环境，而且一如既往地关注实际有效控制区域的治理。在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发展和休养生息之后，当人地比例发生变化时，又懂得利用经济规律，采用资本和劳动力向其他产业分流的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地比例矛盾这一始终困扰历代封建王朝发展的尖锐问题，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宽松政策实现了科技与管理水平的飞跃，这种飞跃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在旺盛持续的社会需求的拉动下，最终实现了工商业的空前繁荣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百年盛世。种种这些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做法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也应该被看成是非常有创造力和建设性的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