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设与中国传统哪个相通

① 四种人性假设理论主要内容是什么

四种人性假设理论主要内容：

（一）“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是以泰勒为代表的传统管理者们的一种人性观。“经济人”假设从享乐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的一切行为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质利益、满足一己之私利，工作是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报酬。

（二）“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假设是由哈佛大学教授梅约提出。该假设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是决定因素，人们工作的目的在于满足自己的心理需要。

(三)“自我实现人”的假设

所谓自我实现，是指人都需要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当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和表现出来，人们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

（四）“复杂人”假设

人是存在个体差异的，不同的人各方面不一样；一个人本身在不同的年龄、时间、地点会有不同的表现。人的需要和潜力，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地位的改变，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各不相同。

“复杂人”假设的含义

1、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

2、人在同一时间内会有各种需要和动机。

3、由于工作和生活条件的不断变化，人会不断产生新的需要和动机。

4、一个人在不同单位或同一单位的不同部门工作，会产生不同的需要。

5、由于人的需要不同，能力各异，对于不同的管理方式会有不同的反应。

② 如何看待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的现实意义

在管理学激励理论中，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假设都是关于人性的认识中的两个解释：

1．经济人假设
该假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工作的动机是获得经济报酬。人是主动追求金钱的典型动物。该理论的支持者是泰罗。泰罗认为员工是自私的、懒惰的、好逸恶劳的，多数人需要被控制，只有金钱和地位才能激励他们工作。一般人都没有雄心壮志，喜欢听命而为，只有少数人才能担当管理的职责。

2．社会人假设
该假设认为在社会上活动的员工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某一个群体的一员有所归属的“社会人”，是社会存在。人具有社会性的需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组织的归属感比经济报酬更能激励人的行为。“社会人”不仅有追求收入的动机和需求，他在生活工作中还需要得到友谊、安全、尊重和归属等。因此，“社会人”的假定为管理实践开辟了新的方向。“社会人”假设的管理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梅奥、马斯洛、赫茨伯格和麦格雷戈等。

③ "经济人假设"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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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假设”适用的时限有限
在经济发展初期，尤其是市场化和工业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在市场严重供不应求和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市场主体受价格约束较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选择有限，这种条件下，“经济人假设”是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人们的知识水平的提高、个性化需求和情感需求的扩大，人们的经济行为越来越脱离“经济人假设”的条件。尤其是“绿色经济”等运动的兴起，更使人们关注个人、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从而使“经济人假设”适用的范围更趋狭窄。
“经济人假设”适用的人群有限
在现代经济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市场的细分越来越重要，从而对不同人群进行经济研究也越来越重要。在市场上，生产者和消费者分为不同的类别和群体，其知识结构、社会地位、传统文化等的差异，导致经济生活中人的“理性”水平出现差异。例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即使再穷苦的人，在市场上也难以做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因为我们有“先人后己”的优秀传统。同样，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更注重对荣誉和地位的选择，而鄙视“重利忘义”的行为。这也就是说，实际经济生活中，不同人群的“情感水平”和“知识水平”的不同，决定了“经济人假设”适用水平的不同。任何假设都有一定的局限，然而，经济学又不能没有假设，其关键在于分析其“假设条件”与研究动机、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是否匹配，进而去探讨这种“假设条件”是否成立。
[编辑本段]试析“经济人”假设的边界问题
具有自利性和理性的“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经济人”假设条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演变，大致经历了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广义“经济人”，我国目前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假设，以上各个“经济人”假设的条件都不相同。最早的自利性演变为自利性和他利性结合；最早的理性演变为有限理性；由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演变为追求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统一；“经济人”假设的条件由最初的完全理想化，演变到与现实更加接近。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人”假设条件的演变，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理论研究，也直接影响到管理模式的变化。随着“经济人”假设边界的变化，管理理念更加人性化，更加重视兼顾个人和公共利益的协调。这就为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要以人为本，尊重社会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与时俱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经济人”假设；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结台起来，实现双赢或多赢。
一、斯密“经济人”假设的边界
《国富论》的论述中，斯密“经济人”假设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并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斯密认为“经济人”具有利己本性，在经济活动中会导致人们完全追求个人利益而不会顾及其他人利益，但由于每个人的谋利活动受到其他人的谋利活动的限制．受到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每个人的这种利己行为最终会促进社会的利益。
斯密还说明“经济人”的道德行为。他认为，利己是目的，利他则是手段，先要运用利他这个手段，才能达到利己的目的。同时，又提出上帝赋予了每个人的“利己心”，如果“利己心”过于强烈，就会侵犯他人的利已活动领域，因而每个人在充分利用利己冲动的同时，必须考虑到他人的利己性营利活动不受侵犯。要求“经济人”在实现自己的目标和行使自身合法权益时，不要越界和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逮不是否定“利已心”，而是充分发挥利己的条件。《国富论》谈到，每个人基于“利己心”的赢利活动，只许在不侵害“正义规则”的限度内进行，这和《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遵守社会生活“一般准则”应该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利己”行为的度，是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重要保障。
斯密“经济人”假设的边界，是指斯密“经济人”假设条件存在的“度”的界限。斯密“经济人”假设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经济人”必然是自利的，且不是孤立的。追逐个人利益的动机(利己心)是“经济人”行为的驱动力，“经济人”不能孤立的生存，只有在经济生活中与他人进行交往，谋求私人利益。第二，“经济人”总是凭借所处的市场环境判断自身利益，努力使用各种手段，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第三，“经济人”唯一目的是追求私人利益，但最终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但是，这一过程需要有良好盼法制和规则作为保证。第四，“经济人”追逐私利的手段和内容会随着社会发展发生变化，但其自利本性不变。综上所述，斯密“经济人”假设的边界应为：“经济人”的“自利性”边界应该以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为限度；“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亿”的边界应该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限度：“经济人”的自利和利益最大化行为应该在法制和规则的约束之下，合乎伦理和遵纪守法。
二、“经济人”假设边界的位移
位移是物理学的名词，用来描述运动物体的位置发生变化的物理量。“经济人”假设边界位移，是指“经济人”假设条件在经济史发展过程中发生演变的过程和现象。在经济史中，西方经济学家孟德维尔、斯密、边沁、约·穆勒、西尼尔、李斯特、西蒙、马歇尔、庞巴维克、科斯、贝克尔、弗里德曼、卢卡斯等经济学家都有“经济人”假设，大致划分为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广义“经济人”，他们各自对“经挤人”假设的条件都不尽相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假设，因此，可以说自从“经济人”假设产生的第一天起，“经济人”假设的边界一直在发生位移。
(一)孟德维尔对“经济人”假设的启蒙
孟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公共利益指的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个人劣行指的是个人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利益。如果各个人都自由进行利己活动，可以自然而然地增进整个社会的繁荣，并且比有目的的活动效果更好。孟德维尔关于个人利益是经济发展动力的思想，对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影响很大。
(二)古典“经济人”假设的边界
斯密确定了“经济人”假设的边界，系统运用“经济人”进行经济分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在斯密之后，经过边沁、西尼尔、约·穆勒等人对“经济人”思想的进一步补充，基本形成古典“经济人”模式，为经济学进行分析和研究创造了科学假设和前提。
(三)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边界
斯密“经济人”假设被西方经济学普遍继承，同时这一假设本身也在不断完善，最突出的体现在新古典理论体系中。新古典学派认为，“经济人”就是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一是具有功利主义本性，即以最小成本去获得自身晟大的经济收益；二是具有完全理性，即掌握全部知识和信息，恰当选择，实现利益最大化；三是“经济人”一般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追求利润和效用最大化；四是“经济人”通常采取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等四种要素供给者的形态。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的行为，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通过引入数量分析方法解答了斯密没有解答的问题，比斯密的原始“经济人”前进了一大步。新古典经济学考察了“经济人”在不同市场形态下利润和效用最大化的条件，强调“经济人”只有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达到均衡状态，实现最大的满足和效率。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将斯密的“经济人”，进一步抽象为具有完全理性、简单、可量化的“机械人”。把经济学从具有道德性和社会性的学科转化为只有技术工具意义上的学科。因此，薪古典“经济人”的假设边界是：纯粹的“自利性”而无“利他性”，纯粹“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无“公共利益”，没有社会规则的约束。
(四)广义的“经济人”假设的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又称广义的“经济人”)比传统的“经济人”假设更接近于真实社会，它的“经济人”假设包含的内容：一是人具有双重动机。追求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非经济利益包括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通常有集体主义行为偏好。二是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说，认为人们获取信息是不完全的，所以导致人的理性是介于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具有有限理性，不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还追求利他主义和自愿负担约束等非经济利益，并且还有机会主义倾向。可以说，传统的理性“经济人”处在理想状态，新制度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已经回到了现实之中。由此可见，广义的“经济人”假设边界应该是斯密“经济人”假设边界的复归，并且是更高层次上的复归：“自利性”和“利他性”共存，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公共利益最大化”同在，“经济人”的行为具有社会性。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假设的边界
自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学界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假设问题。有一些学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分析中，西方“经济人”假说是个人主义的，与我国集体主义主流意识相差甚远，不宜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前提，没有“经济人”的位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承认“经济人”假说的前提条件，通过建立一种恰当的机制，使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客观上有助于社会整体目标的实现。“经济人”假说是交易的起点，是市场经济的起点。“经济人”通过利他实现利己，利他是利已的手段，利已是利他的目的。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具有不同性质，但都是市场用“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仍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所以，“经济人”假说同样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隐含前提。在市场上追求各自利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应该表现出以下四大基本特征：一是自主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的劳动者、消费者、投资者、企业或企业联合体，通过自由、自觉、自主地趴事生产、交换、消费活动，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二是追利性。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各自利益的正当性和重要性。三是竞争性。社会主义“经济人”在生产、交换、消费领域展开竞争，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培育和完善优胜劣汰的经济机制等。四是预期性。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假设的边界可以概括为：“自利性”和“利他性”有机协调．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公共利益最大化”有机结台，”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统一，遵纪守法。
三、“经济人”假设边界位移对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经济人”假设边界的位移直接导致理论研究的变化，把经济学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经济人”假设边界的位移也直接推进了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和进步。
(一)“经济人”假设的理论演进
古典“经济人”是由斯密系统运用，经过一些古典经济学家补充和完善最后奠定了经济学成熟的基石，但还存在一些缺陷。通过历史学派、制度学派等的批判和完善，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古典“经济人”模式为基础，吸收同时代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人”的理念。新古典“经济人”模式克服了经济学家以前对经济学世界的肤浅解释，从而可以细致分析市场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学从具有道德和政治属性的学科转变成浓厚工具性色彩的分析科学。“经济人”变成了赤裸裸的理性自私人。在新政治经济学运动中。以贝克尔、布坎南、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第三次抽象。广义“经济人”模式的特征：将“经济人”假设运用到经济领域以外很多社会领域，认为“自利”和理性选择不但存在于经济领域，而且也存在于市场之外所有人类活动领域(政治、婚姻、生育、非法活动等)。把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学术成果运用到新古典“经济人”模式中，修改了“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的假设，使“经济人”假设走出纯经济学范围，更具一般意义。“新经济学家”把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的历史伦理因素、社会道德因素重新纳入到“经济人”的范畴中，对斯密“经济人”思想进行更高阶段的复兴。
古典“经济人”思想的初步形成和运用成为经济学的基石，新古典“经济人”假设推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化，“新经济学家”对广义“经济人”的发展，使经济学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由此可见，各个时代经济学家为了更有效分析人类的实际经济行为和各种经济现象，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支撑点，就不断抽象、修正“经济人”假设。
(二)“经济人”假设对经济管理实践的影响
综观西方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不同的管理理论几乎都是建立在对人的本性、动机等不同的认识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第一，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萌芽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经济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美国管理学家麦格雷戈提出“X”理论。在这种管理方式中，管理者把人看作物件一样，忽视了人的自身特征和精神需要，只注重人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满足。提出了着名的“胡罗卜加大棒”的管理观念，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罗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第二，行为科学理论认为人不仅是“经济人”，而且更是“社会人”，从而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以满足人们的各种社会需要为基本出发点的管理理论。梅奥等人根据霍桑实验提出：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往往比经济上的报酬更能激励人们，更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良好的人际关系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决定性因素，物质刺激只有次要作用。而且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发现，只有在顾全群体利益时，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障。行为科学的产生，适应了社会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不断提高和企业劳动与劳动构成不断变化的要求，弥补了古典管理理论的不足。第三，现代管理理论阶段，进一步把人看作是“自我实现的人”、“决策人”和“复杂人”，极力主张实行参与式、灵活多变的管理，以适应日趋民主化、复杂化的管理环境。马斯洛“自我实现人”的假设，提出了通过满足人的多层次的需要，以不断激发人的潜能管理方法。西蒙“决策人”假设，从有限理性出发，使得管理的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增强了管理的可操作性。沙因“复杂人”的假设，提出了“灵活多变”的管理方式，也就是说要因人、因事、因环境而异。
由此可见．关于人的理论假设也就成了西方管理理论研究的基本依据和基本出发点。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突破，几乎都是基于对人的认识的飞跃；各种管理理论的不同，也是基于对人的认识的不同。
四、把握“经济人”假设边界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意义
认真研究“经济人”假设及其边界的演变规律，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借鉴，保证各个社会经济主体实现和谐的利益分配结构。
(一)把握斯密“经济人”假设边界中的“一般规则”，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
斯密认为古典“经济人”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制度保障，主观上“自利”的“经济人”也能达到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结果。马歇尔认为新古典“经济人”自利行为的理性特征，就体现在谋利行为必须在规范、制度的制约之下。在广义“经济人”阶段，把制度、法律、习俗等作为决定人们偏好形成的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之中。
制度界定了“经济人”活动的空间和维度，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经济人”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期，由于在强化利益激励的时候，缺少健全的制度约束，法律、制度建设滞后，导致“经济人”在强烈自我利益驱使下滋生寻租行为，侵害社会和他人利益。通过道德约束和制度强制性约束理性“经济人”的行为，使遵守道德和制度的行为与获得收益成正相关系。否则，对人的行为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平衡，尤其对约束机制的缺失，就无法避免自利的“经济人”损人利已、不道德甚至违法行为的发生。
因此，我们在认同“经济人”假设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时，必须引导市场各个主体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约束。市场经济的正常有序发展，既要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还需必要的道德规范。目前需要加强道德建设，倡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道德观，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精神支柱和保证。
(二)把握好“经济人”假设的“白利”边界，有利于构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
“经济人”假设是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因为：第一。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它的体制和机制运作的基础是人的趋利性，是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动力。市场经济要尊重经济规律，运用“看不见的手”，就要利用物质激励作用，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强化效益观念，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所以市场经济应该尊重“经济人”的自利假设，鼓励“经济人”竞争和获利最大化，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这才能够保证各个市场主体和谐共处。第二，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个人、企业和政府，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追求和保护自身的利益。人类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主要来自人们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到目前为止，人们思想境界还远没有达到把为他人和社会劳动看作自己生活第一需要的高度，人们的劳动都直接或间接的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经济人”与价值规律和市场经济形成的逻辑关系有力证明了，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因。但是，一定要防止极端的个人主义倾向。既尊重市场经济主体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又尊重和保护其合法的自身利益，每一个市场主体劳有所获，劳有所得，才能构建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
(三)“经济人”假设中的“理性”到“有限理性”假设边界的位移培我们的启示——完善社套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与时俱进
我们知道经济史上的“经济人”假设发生了三次变化，“经济人”假设的边界也随之发生位移。“经济人”假设边界位移过程中，“完全理性”演变为“有限理性”，“完全信息”演变为“有限信息”，“经济人”活动的范围由经济领域步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斯密的“纯经济人”变成了“社会人”，现实社会生活中“经济人”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经济人”假设的边界发生位移和变化，是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紧密相联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就启发我们要与时俱进，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人”，这是当务之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利已和利他结合，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兼顾，经济和道德一体，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如果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人”的规范和基准，就可以澄清目前的许多混乱思想，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有助于社会经济和谐健康发展。
(四)准确把握“经济人”假设边界，可以提高我国公共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在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实践中，不仅要通过“经济人”的经济作用刺激公务员的“利己心”，产生激励作用，而且还要制订和执行有效措施对”经济人”的负面影响进行遏制，保证产生“利他”的行为效果。经济人假设为我国行政管理提供以下思路：一是应该重视公务人员的物质报酬体系的建设。公共管理的主体之一是公务人员，通过“经济人”假设边界可以有效理解政府公务人员的行为动机，尊重公务人员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公务人员的物质报酬，尽可能满足公务人员的利已心，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二是应该建立严格的制度规范，制约公务人员的“经济人”负面行为，保证公务人员能够利己和利他行为合理并存。在认可“经济人”假设边界的前提下，要充分考虑公务人员“经济人”政策的负面作用，严格制定健全的政策规范，依法行政，明确约束公务人员的行为，防止负面行为产生，促进公务人员更好地实现利己和利他行为的高度融合，增加社会公共利益。三是公共行政逐渐引人市场机制，减少公务人员“经济人”负面行为发生的几率，缩小政府直接管制范围。现代公共行政包括授益性行政(如社会福利、低保、行政救助、社会保险等行政活动)和服务性行政(如水电、通讯、交通、文化、教育、卫生等行政活动)，授益性行政服务由政府相关部门直接提供，服务性行政服务可以引入商业化管理方法和市场机制，缩小政府直接管理范围，消除公务人员寻租的滋生温床，推进“无限政府”走向“有限政府”，最后实现“有效政府”。
(五)把握斯密“经济人”假设边界，有利于社奢和谐发展
斯密“经济人”假设边界中，利己与利他一致，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紧密相联，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参与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应该实现“双赢”或“多赢”的目标，相互交往的各方，都应获得相应利益，各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过程中，我国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和重组，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日益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潜在隐患。因此，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形成和谐相处的人际环境。建立起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社会关系，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要高度重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关心生活比较困难的群众，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目前应采取切实措施，做好失业工人的再就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低保”等工作；做好农村的扶贫工作，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尽快建立健全社会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④ 管理学:把工人假定为"经济人"就目前中国的具体实际是否基本正确

不正确。经济人就是假设人是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虽然有合理之处，但是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
（1）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工人尤其是80/90后的工人对于经济收入的诉求已经降低，其更加注重职业的长远发展和规划，工作环境等问题。
（2）现实中人除了经济诉求之外，还有更多的诉求，比如，融洽的工作关系、职业上升空间、被人尊重等等。所以说，经济人的假设在我国的具体环境下是不正确的。

⑤ 经济人假设与公共道德矛盾吗 为什么

当然是有矛盾，因为二者的影响根本不在一个层次，公共道德是社会心态属于全局性的，而经济人假设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论，只能在社会的道德领域进行模拟。
道德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其作用主要是对当时社会关系的调节，从而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求。随着不同时代人类需求的变化，道德的内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因此，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人类生存发展需求无关的最高目的的、最高价值的神圣化道德。由于中国经历了较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很多封建时期的传统道德仍沿用至今，与当今的中国社会现实状况、价值观念不符，造成了目前道德状况的混乱。学界一直在道德领域的范围内找答案，却始终都没有跳出传统道德的范围，将利他主义等同于道德。

⑥ 詹姆斯·布坎南的“经济人”假定

在布坎南的阐述中，包含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即“经济人”假定。布坎南以“经济人”这一假定为分析武器，探讨在政治领域中经济人行为是怎样决定和支配集体行为，特别是对公共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并由此证明政治领域存在缺陷是可能的。
何为“经济人”？微观经济学家认为，作为一个人，无论他处在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个人的满足程度为最基本的动机，并假定人都具有经济人特点。根据这一假定，布坎南认为，通过类似的行为假设，也能够对集体选择的结构特征进行一些基本的预测。它的理论价值在于：首先，保证了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在此之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分析采取的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标准，在市场选择领域，假定人人都是自利的；而政治选择领域，自利的人又变成了“慈善、博爱”的利他主义者。其次，它是进行制度比较分析的理论前提。制度比较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在什么体制下，可能产生最坏的政策结果及避免产生最坏政策结果的方法，并且探讨什么样的体制会是最好的。如果假定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就不存在坏的体制，同样也无法解释现实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坏的政策产生的原因了。
基于“经济人”这一假定，布坎南进一步提出，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要把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凯恩斯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
“政府失灵”研究根据“经济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论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灵问题。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议会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有效”。
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否则，政府的存在就无任何经济意义。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它们削弱了国家干预的社会‘正效应'，也就是说，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于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干预会产生“负效应”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弥补这些缺陷。布坎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说。
布坎南对政府失灵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根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就如何补救这种“失灵”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政府政策的低效率。布坎南认为，所谓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执行的政策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一般说来，美国政府的政策在理论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拟定方案，最后由选民投票确定的政策，像重大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国家前途影响较大的对外政策的制定等。第二类是由政府的高级领导层拟定方案，如联邦政府或地方州政府拟定的方案。第三类是由政府部门全权独立制定与实施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合理性通常是由宪法等法规来保障的，政府部门的职责是照章办事。这里仅以第三类政府政策拟定的方案作为政策低效率的考察对象。
就这类政府政策而言，因为每个政府部门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该部门领导人根据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来决定的，所以，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部门的政治家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自由，使得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被自身的“经济人”动机所左右，以至于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常难以符合实际；另一方面，由于该部门政治家行为的灵活性与他们的自利动机的强刺激性，使得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不是倾向于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布坎南认为，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行为方式。如果约束机制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地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公共利益不被他人或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损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不应该把增加社会福利与保证个人平等的权力随便交给某一特权机构，然后再虔诚地等待它的恩赐。理性的做法是，使这些特权机构或特权人物受制于某一硬约束机制，并且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
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政府失灵说认为政府机构低效率的原因在于：①缺乏竞争压力。在美国的政府机构里，由于相当一部分官员和公务员，受终身雇佣条例的保护，没有足够的压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里，也往往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使其不注重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②政府行为趋向于资源浪费。布坎南认为，首先，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由于没有产权约束，他们的一切活动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自由度比市场中私人企业家还大，使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不断发生。其次，政府行为也没有利润含义，官员从个人的得失出发，为追求选票和政绩，尽量满足来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结果使公共产品超量供应，社会福利费用过高，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因为官员的权力是垄断的，有“无穷透支”的可能，他们一旦决策失误，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远远大于一个企业家的投资失误。③监督信息不完备。从理论上说，政治家及公共服务机构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必须服从公民代表的政治监督及司法、审计监督等，以保证政府运行的效率。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监督的效力很可能因为信息的不完备而降低、甚至失去。这是因为监督者为了有效履行其职能，必须对被监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向监督者提供信息的往往是被监督者，由于政府部门对其经营业务有着自然的垄断性，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来封锁一部分公共产品所涉及的有关资源和成本的信息。因此，监督者根据被监督者提供的不完备的信息所进行的监督，其实效是大打折扣的。
政府的寻租活动。根据布坎南的定义：“寻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如纺织业寻求政府的关税与配额的保护，将外商拒之于国门之外，维持本行业的垄断地位，而高额垄断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被称为经济租金。可见，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并非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生产成果（利润）的一种再分配。因此，寻租行为具有非生产性特征。同时，寻租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政府权力的介入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寻租活动中浪费的资源，经济寻租引起的政治寻租浪费的资源，寻租成功后所损失的社会效率。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见的寻租行为有4种：一是政府定价；二是政府的特许权；三是政府的关税和进口配额；四是政府订货。
因此，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对西方现行民主制度，对国家和政府深表怀疑。正如布坎南所说的：“公共选择理论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公共选择理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在这里，有关政府及统治者的行为的浪漫的、虚幻的观点已经被有关政府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充满怀疑的观点所替代。而且，这一新的观点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更为符合。” 布坎南教授的思想博大精深，他毕生探求的是市场经济持久繁荣的政治制度基础。
布坎南在1986年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区分了“规则的制定”与“政策的制定”。换言之，我们可以将政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规则或者宪法秩序的设计阶段；第二个阶段为规则的实施阶段。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讲，第一个阶段是博弈规则的设计，第二个阶段是博弈的展开阶段。如果将社会博弈比喻成一场体育比赛，那么在第一个阶段就是要设计好比赛规则；在第二个阶段按照事前设计好的规则来比赛。
就像体育比赛要有清楚的比赛规则一样（没有清晰的规则，比赛必然一片混乱），经济政治生活中人们的有效互动也需要清楚界定的规则，而且这种规则是共识。否则，可以想见，经济政治中就会出现很高的交易费用和低效率。例如，在经济生活中，企业家就可能不会有长久的规划，这样本来可以提高社会福利、使所有人都变好（帕累托改进）的投资就不会发生。更坏的是，这种没有事前界定好规则的社会，就会出现一种强盗逻辑，即没有规则的规则——“丛林规则”，这样的社会是可怕的。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英国经济学家肯·宾默尔也说，“界定清晰的社会契约是市场出现的先决条件”。
所以，第一个阶段即事前的规则设计至关重要。布坎南认为，最公正的宪法秩序应该是在“无知之幕”后设计出来的。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类型（即属于哪一类利益群体）的情况下，大家通过形成共识来达成宪法秩序的设计。虽然这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出现，但收入差距不大的相对同质性的社会，还是比较接近这个理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出来的规则应该是最公正的。
更普遍的情况是，在宪法秩序设计的过程中，人们都知道了自己的类型；在一个利益分化的异质性社会中，最后形成的宪法秩序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妥协的结果。因此，排除革命的话，和平的宪法秩序设计要满足所有类型人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参与约束就是要保证每类人接受宪法秩序设计后不比原来的状态差（即每类人愿意参与），激励相容约束就是在满足参与约束的情况下，每类人的行为尽可能与社会目标相吻合。
我们知道，在异质性很强的社会，这两个条件都很难满足。拿参与约束来说，在收入差距很大的社会中，宪法秩序设计很有可能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这样既得利益集团很可能就不会赞成宪法秩序设计，他们的行为很有可能与社会目标也是不吻合的，即激励相容约束也不满足。
因此，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越严重，公正的宪法秩序设计就越困难，因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就越难满足。所以，宪法秩序改革的时机是非常重要的。历史地看，宪法秩序民主和经济发展都比较好的国家，往往是在那些宪法秩序确定的时候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比较低的国家。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起点公平对于宪法秩序的设计和持久繁荣的重要性。美国自立国之初，政治家们（尤其是杰斐逊）就认为，初始经济禀赋的平等和相对平等的财产权利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这被称为“杰斐逊主义”，也是美国主流的政治哲学之一。后来的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是造成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不同发展路径的根本原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将这种哲学灌输给并影响了当时的东亚国家政府。日本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管理下，成功解散了大财阀，并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在美国影响下，韩国在1950年左右，也成功实施了“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义的土地改革。在政治上，初始禀赋的平等使得利益集团问题不严重，容易达成社会共识和社会契约（宪法秩序），政府可以实施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策。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局面稍有不利，因为中国现在收入差距比较大。但宪法秩序的设计对于中国的持久繁荣是不可或缺的，就像没有界定好比赛规则的体育比赛会出现混乱一样，中国若要维持持续繁荣，绕不开宪法秩序的设计。在中国收入差距已经很高、利益群体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宪法秩序的顶层设计就变得很重要，这样可以绕过利益群体的干扰。
另一方面，政府要通过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不同阶层的社会流动性，这样可以创造一个动态平等的社会，也有助于实现公正的宪法秩序设计，为中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证。 这位自称“田纳西农民”的老人，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语速平缓，眼神沉静，喜欢使用令人紧张的多义词或隐喻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这样表述的思想于是有了强烈的“内在冲突”。
从他的着作中常可感受到这一经验主义信条——亚当.斯密恪守了这一信条，时刻警惕着不将具体情境内的观察和命题推广为一般命题或“定理”（任何懂得经验主义方法论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使用“定理”来表述自己的思想）。布坎南常用来描述他自己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是这样一个短语：“not absolutely absolute, nor absolutely relative, but relatively absolute”（我的态度既不是绝对地绝对的，也不是绝对地相对的，而是相对地绝对的）。
越到晚年，他越意识到现实政治失败之根源是没有原则——政治人物和他们制订的公共政策越来越追寻短期利益，这是布坎南为1998年这本着作提出的最紧迫任务。与他的其它着作一样，他的理论从未离开美国现实。原则，或“generality”（一般性），成为他晚年不断呼吁的核心观念，并且在这一意义上，他走向或走入了奥地利学派。“金融危机”之后，他呼吁将“货币”问题提升到立宪层次来讨论。凯恩斯经济学占据主导，通货膨胀政策成为侵吞人民财产的主要途径。财产权是社会正义的核心，也是美国宪法的核心。在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视角下，最高的一般性（原则），属于立宪范畴。
上帝死了。在各国，无一例外地，政客们（以政治为追寻短期利益之手段）逐渐驱逐了政治家（以政治为实现更高理想之舞台）。货币政策，与外交、教育、人口和社会福利及其公共政策一样，不再有原则。于是，哈耶克鼓吹的“货币非国家化”政策正在成为市场经济的宪法议题（参见Edward Peter Stringham and Todd J. Zywicki，2011，“Hayekian anarchism”（哈耶克式无政府主义），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与其听任这些政客如中国各地政府的“卖地财政”这样滥发纸币，为何不将铸币权交给自由竞争的民间钱庄呢？纸币的价值敏感依赖于发行者是否珍惜自己的名声。政客和钱庄，谁更珍惜名声？
布坎南先是在1975年发表的《自由之限度》最后一章的脚注里批评哈耶克“盲目相信传统”，后来又在讨论哈耶克1988年《致命的自负》初稿的小型研讨会上发表了类似的批评（当然是友善的）。布坎南的立场，他说：“与罗尔斯的更接近”。事实上，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主旨就是论证哈贝马斯1980年代发表的“社会交往”理论与奈特（Frank Knight，布坎南的老师和布坎南心中的两位“英雄”之一）在1940年代发表的“自由对话”理论，有无法忽视的相似性（Dalibor Roháč，2012，“Knight，Habermas，and Rawls on freedom, personhood and constitutional choice”，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vol. 19，issue 1，pp. 23 - 43）。
现实政治和公共政策的普遍失败，经济学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布坎南写道（1986《自由、市场与国家》）：“经济学，如它在80年代的那个样子，是一门忘记了最终目的或意义的‘科学’……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8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自己领域的基本原理方面其实是文盲，……他们似乎是一群被阉割了意识形态的人……。我们的研究生院正在成批生产着这样的训练有素的和高度机智的技术专家，这些专家被训练为幸运地可以无视他们学术事业的最高宗旨的匠人。他们绝不感到有道德上的义务去说服和传授给他们的学生那些有关一群自由个体究竟如何能组织为可以相当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并且不发生导致社会解体的重大冲突的社会过程的理念。”我特别喜欢布坎南这段文字，所以在我的传真问卷里全文加以引述。这段文字最后一句的关键词“社会过程”，也就是奈特1942年发表于《伦理》期刊阐述了“free discussion”（自由对话）的那篇文章的关键词（Frank 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re”，Ethics，vol. 52，no. 3，pp. 253 - 274）。
似乎意识到布坎南即将离去，JEBO（《经济行为与组织》）2011年7月出版了“布坎南”专号。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这期专号发表了一篇情谊深厚的文章，“on James Buchanan”（论布坎南）。与众不同，森的文章，核心只是一句话：布坎南的贡献很多，择其最重要者，森认为是：“The cultivation of the taste for public reasoning in an open-minded way, which James Buchanan has done so much to advance, is one of the features of his greatness for which economists and other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deed the world at large—have much reason to be grateful”（开放心态的公共理性之品味陶冶，布坎南贡献最为卓着，是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事实上全世界——都有充分理由为布坎南这一伟大特质而感激他）。森在这篇文章里宣称，在追寻这一思路时，布坎南是他心目中的首要英雄（“a major hero of mine”）。森的评价，在我看来极中肯。在公共领域，大众需要发言，可是大众容易有两极化的倾向。布坎南长期努力于陶冶一种更复杂的从而可以超越冲突的话语品味，在公共领域尤其难得。所以，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家的首要职能是“教育民众”。因为，这也是奈特的见解：公众普遍地很难接受哪怕是最肤浅的经济学原理及其运用所得的结论。
综观布坎南毕生的思考与表述，我感触最深的，如上述，是他晚年视为最紧迫任务的“基于原则的政治”。虽然，“末法时代”，有原则的政治很难不被无原则的政治淘汰。
布坎南晚年的思想，对中国当前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他感慨：“政治在一切地方都已超越了它的限度，人们已经意识到它的失败之处，公共选择理论只不过为他们的意识提供了一种解释——理解他们所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国读者需要了解为什么政治在各地都已失败，以便为中国寻找更可能不失败的政治。
首先要澄清的是“政治失败”的涵义。布坎南，更接近罗尔斯的“契约主义”立场。最出色地为这一立场辩护的，是哈佛的天才教授斯坎伦（参见Thomas M. Scanlon，1982，“contractarianism and utilitarianism”（契约主义与功利主义），in Amartya Sen and Bernard Williams，eds.，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任何政治行动，不论在主持者看来取得了多么重大的成功，只要违背契约，就是失败的。宪法是一套政治契约，不论是罗尔斯还是他的批评者都会同意，宪法的基本职能（在罗尔斯解释的“基本社会结构”和“主要制度”的意义上）是维护社会正义。以契约主义阐释宪法的这一职能，用斯坎伦的朴素语言就是关于“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或义务）的基本原理——斯坎伦1998年以这一短语为标题发表了他的名着《我们相互应尽的责任》（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政治的成功或失败，于是取决于它是否实现了最初的承诺。政党落实它对人民的承诺（政治契约），是基于人民支持而取得权力的政党对人民应尽的责任。在多党竞争的或在党内多派别竞争的体制内，执政者本应超越党派利益（他的私人“口味”），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Jeremy Bentham），所谓“立党为公”（他的公共“价值”）。这是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第2章第3节“社会状态的排序”关于选民行为的基本假设（Kenneth Arrow，1951，Social Choice and Indivial Values，1963年第二版），我称之为“公民意识”假设——每一位公民在公共领域里的“价值”不应被他在私人领域里的“口味”主导。否则，就没有阿伦特意义上的“政治”（Hannah Arendt，1958，The Human Condition，第1章和第2章）。阿罗说（上引着作第1章第1节），他的老师奈特多次指出，在与自由市场体制相类的民主政治体制里，选民也如同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一样只根据他们的“局部知识”投票，于是“公共选择”总是倾向于强化“特殊利益”从而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富人容易获得更大的代议权）。不论如何，阿罗声明自己的论文“只研究民主的形式而不涉及它的内容”。奈特是布坎南的老师，也是阿罗的老师。与阿罗相比，布坎南与这位老师更相似，他始终在探究民主的实质（内容）。
原则，是政治家的生命。与政客不同，政治家有信仰。原则是信仰的政治表达，它不能交易，所以它不是利益。政治普遍失败，因为政治家在各处都已消失。奈特的预言，与他的其它预言一样应验了。以“幂律”方式在过去十年迅速增加的不平等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可说是奈特预言的晚近验证。更早的验证发生在中国。张君劢（素享“民国宪法之父”美誉）在1948年发表“民国宪法十讲”总结辛亥以来政治不能成功之教训时发表的见解，与上述相类。
2013年1月9日，布坎南离世，享寿93岁。他的祖父曾任田纳西州州长，这位州长的孙子却因家境清贫而养成了务农早起的习惯。政治，从不承诺为掌握权力的个人带来财富。乔治.梅森大学的“布坎南小屋”（Buchanan House）是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办公室。小木屋被树林和一大片草地包围着，十足是一座农舍，尤其是那条林间小路，刚够一辆汽车驶过，曲曲弯弯来到门前一株老松前。老松对面的门廊里摆着一对旧摇椅，窗上吊着一盆家养的野花。这格调与乔治.梅森大学气派的建筑群格格不入，却充分表现了布坎南的“低调人生”。

⑦ 比较“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的差异与相应的影响

人是社会生产活动中最活跃、最具潜力的因素。人才使用的宗旨就是把人潜在的能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 来，这就涉及到人的激励问题。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恰当的激励措施，可以使每一个员工在最适合于 自己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 整个生产活动和管理活动恰当地溶为一体，增强企业的生机和活力。 <br>而人的激励是以对人性的理解和认识作为行为科学之理论基础的。具体分析有关人性的理论，有助于确 立恰当的激励策略。现代管理学的许多观点都是以对人性的理解，即“人性”假设作为逻辑前提的。管 理学对人性的假设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b>一、“经济人”假设</b>“经济人”，又称“理性经济人”，也称实利人。这种假设起源于享乐主义，经过十九世纪理主义的影响而形成。这种假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满足自己的利益，其工作动机主要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br>把人的因素这一问题最早提出来的是管理学者道格拉斯·麦克雷戈。他在题为《企业中人的因素》这一名着中，从对立的两个极端的观点出发，提出了关于人的两种假设，即有名的“X理论——Y理论”。它 认为这两种假设是隐含在“专制的”和“民主、宽容的”两类主管人员的行为之中的。麦克雷戈假设的“X理论”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其主要观点如下：<br>（一）一般人生来就厌恶劳动，他们总是想方设法逃避它;<br>（二）由于人对劳动有厌恶的天性，所以，对大多数人必须实行管、卡、压，这样才能使他们努力去完 成企业的目标;<br>（三）一般人宁愿受人指使而不愿自己承担责任，他们没有抱负，安于现状；<br>由于这种假设本身就是出于一种极端对立的观点的推论，必然含有某种片面性。后来，管理学者沙因从 理性的经济人的概念出发，对麦克雷戈的X理论作了以下几点补充：<br>（一）人们只有在受到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才去作能使他们得到最大经济利益的事情；<br>（二）由于经济刺激是受企业控制的。因此，人们基本上是为企业所操纵、激励和控制的被动力量；<br>（三）人们的感情基本上是无理性的，所以应该防止他们受切身利益的理性打算的干扰；<br>（四）企业机构的设计能够而且应该用来调和及控制人们的感情，从而控制他们不可预测的行为。<br>很明显，“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是把人看作是主要凭直观感性行动的，并以追求物质需要为最大满足的 这样一种人。因此，在这种假设下采取的激励策略主要加强管制，严格工作规范，用金钱提高士气，用严惩对待消极怠工者。这种激励方式，即是“胡罗卜加大棒”的策略。这也反应了包括泰罗的科学管理 在内的早期管理对有关人的看法和实践。</p><b>二、“社会人”假设</b>有关“社会人”的假设是美国管理学者、行为科学的创始人埃尔顿·梅约在1933年发表的《工业文明中 的人性问题》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其核心观点是：职工是社会人；个人不仅受经济因素的激励，而且 受各种不同的社会和心理因素的激励。该假设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点：<br>（一）人们基本上是由社会需求而引起工作动机的，并且通过与同事的关系而获得认同感；<br>（二）产业革命和工作合理化的结果 ， 使 工 作 本 身 失 去 了意 义 ， 因 此 只能从工作上的社会关系中去寻求意义； <br>（三）员工对同事们的社会影响力，要比对管理者所给与的经济诱因及控制更为重视；<br>（四）员工的工作效率随着上司能满足他们需求的程度而改变。</p>梅约认为，职工是“社会人”必须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对待他们。他认为，企业中的职工并非象所描述的“经济人”那样，他们还具有更重要的一种需求，也就是社会方面、心理方面的需求，即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属感和受人尊重。因此，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激励职工提高生产率，而不是单纯从技术条件来着眼。也就是说，要着重于对“人”的内在特性的研究，而不是着重于或仅仅从“人”的外在特性出发去看待和研究管理中的人的问题。 梅约提出的“社会人”的思想，显然比“经济人”的思想前进了一大步。它不但开创了管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 即行为科学阶段, 而且使现代管理学中“ 人”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全面的发展阶段 , 并最终确立“ 人”这一因素在整个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p><b>三、“自我实现的人”的假设</b>人们除了一般的社会需求外 , 还有一种想充分运用自己的能力。发挥自己潜力的欲望。“ 自我实现的人”的提出 , 是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阿基里斯的“不成熟—成熟”理论 , 以及麦克雷戈的“ Y理论”综合而成。“自我实现的人”的假设包括下面几个最基本点:<br>（一） 人们的动机是分成等级的,是逐级向上的:<br>（二） 人们希望在工作上成熟起来,而且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br>（三）人们从根本上是自我激励的,也是自我控制的;<br>（四）在自我取得和更为有效的组织活动之间不存在固有的矛盾。<br>“自我实现”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所列出的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 ,也是该理论的核心所在。他认为 , 人都需求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人的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人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br>阿基里斯认为:一个健康的人从不成熟向成熟发展 , 是一个自然过程。人总是经由被动---主动、依赖---自主、少量动作---多种动作、兴趣淡薄---兴趣浓厚、少自我意识---多自我意识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br>麦克雷戈认为:人的本性并非懒惰及不可靠, 人们在适当的激励下能够自我激发, 富有创造力,并能自我领导。明确全力达成组织目标便是达成自己目标的最好办法。<br>“自我实现的人”的假设认为,人具有五类由低级到高级的不同层次的需求,它们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感情和归属上的需求、地位和受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些需求是逐级向上即当低层需求获得满足时,人们便追求更高一层的需求;人们因工作而发展和更成熟,且其能力也被开发,使人变得更能独立、自主;人是自动激发并能自制的,外在规定、控制很可能对员工构成一种威吓,而造成不良适应,工人的自我实现倾向与组织所要求的行为之间并没有冲突,如果能给员工一个机会,他会自动地把自已的目标与组织的目标结合起来;如果环境有利,工作就象游戏一样自然。<br>“自我实现的人”这一假设对人的认识,显然比 “ 社会人”的认识更进了一步。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管理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如何能创造一个使人能更充分发挥其才能的工作环境上而不是放在对人的具体行为的管理上。在奖励方面,则主要靠人自己内在的激励,即提出恰当的机会,使其在企业成功的贡献中,得到内在的激励,并为此积极创造条件。同时,给予员工更多的自主权,并促使其参与企业的管理与决策。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创造条件使个人和组织的目标溶合一致。</p><b>四、“ 复杂人”的假设</b>有关“ 经济人”、“ 社会人”和“自我实现的人”的假设,是对应于科学管理时期。早期行为科学和后期行为科学时期有关人性的假设。这些假设虽各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却并非适用于一切人。因为人是很复杂的,不仅人与人之间不同,而且一个人本身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条件下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性。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特性也在不断发生着整体性变化。对于许多现象,过去关于人性的假设已难以解释,管理理论和实践迫切需求对人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和研究。<br>现代西方管理理论流派众多,对人性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是,在一些基本区别上,差别却不大。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关于“ 复杂人”的假设。这一假设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提出的一种有关人性的假设,它包括下面几个最基本点:<br>（一）人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是高度可变的;<br>（二）人们通过他们的组织经验是能够熟悉新的动机的;<br>（三）人们在不同组织或同一组织的不同部门中的动机可能是不同的;<br>（四）人们能够对各种不同的管理策略做出反应。<br>根据“ 复杂人”的假设,产生了一种新的管理理论,称之为应变理论（权变理论）。“应变”是指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由于该理论既不同于X理论,又不同于Y理论,有人把它称为超Y理论。<br>另外,美国着名管理学者哈罗德.孔茨提出的一套关于人性的假设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其基本点如下:<br>（一） 个人的事是人们自己所主要关心的事情;<br>（二）如果利益超过代价,那么,个人会为满足他们基本的需求而工作; <br>（三）个人是能够受人引导的,人们会响应领导;<br>（四）个人要求在一种社会环境下生活和工作;<br>（五）个人促进组织的创建以服务于自己的需求;<br>（六）一般的人并不存在,把人假设成都是相似的,那是注定要失败的;<br>（七）个人能够应付对他们的全部能力的挑战。<br>孔茨认为,人性这个概念的含义对管理一个企业特别重要。他认为,人是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不能把他们当作无生命的东西来对待,同样也不能把他们单纯地当作经济上理性的、或社会的、或自我实现的人来对待，人们在不同的程度及不同的时期,这些特性可能都具备。<br>从“ 经 济 人 ” 到“ 复 杂 人 ”，随着管 理 学科的发展，人们对人性的认识渐趋丰富，我们很难说哪种观点是绝对正确、普遍适用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千差万别的，不能绝对依赖某一种假设和管理理论。显然，对人性的认识，在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中是非常重要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必须全面而具体地分析人的需求和动机，采取不同的激励方法和措施，以便获得最佳激励效果，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