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法制度有哪些

Ⅰ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它们都有哪些限制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
1、经济主权原则；
2、全球合作原则；
3、公平互利原则；
4、有约必守原则。
对于经济主权原则的限制主要是不能为了本国的利益而损害他国的意义。
对于有约必守原则的限制主要是：
（1）合同或条约必须合法、有效；
（2）“情势变更”原则，但对于这个原则的规定是相当严格的。

Ⅱ 国际经济法的体系包括哪些分支

国际经济法的体系包括广义经济法体系和狭义经济法体系。
广义国际经济法
泛指调整国际经济交往的法律。其范围包括一切关于超越国界并涉及任何经济利益的交易和交往的法律规则和制度，不论进行交往和交易的主体是国家、国际组织或机构、国营金融机构（如国家的中央银行），还是个人、法人或跨国公司。它也不区分国际法和国内法、公法和私法。主张这种概念的法学家一般认为，国际经济法是国际社会中经济关系和经济组织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的总称，他们打破了法律各部门之间的界限，强调法律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这派国际经济法学者特别着重从各种有关法规的综合的角度，研究实际的法律问题，对实际法律工作者来说，较切合实用。
按照广泛的概念，国际经济法的内容甚广，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关于外国人经济地位的国内立法和国际法。②关于国际商业交易的私法方面，包括货物买卖、运输、契约的法律，保险法，公司法和海商法。③关于国际贸易的国内法规，如关税法规、内地税法规、进出口管制法规、外汇管制法规以及关于质量和包装标准等方面的法规等。④关于外国人投资的国内立法和国际法，包括外国人投资的组织和清理、投资的待遇、保护和保证（见国际投资法），国有化和征收，解决投资争端的方法和适用的法律，等等。⑤关于国际贸易制度、国际货币和金融制度和国际机构投资制度的国际法和国际经济机构法，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区域性国际开发银行（如亚洲开发银行）的法律，国际商品协定等。这部分法律都是通过国际条约的形式制定的，构成国家之间的条约义务，属国际公法的范围，不直接涉及或约束个人。⑥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经济互助委员会，安第斯条约组织的法律。⑦国际税法，包括课税管辖权范围，关于解决双重课税的法律（见国际税法）。
狭义国际经济法
是国际公法的一个特殊部门。凡国际贸易、经济交易中涉及的私法问题(如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等)和国内法问题（如关于进出口管理的国内立法等）都不属于国际经济法的范畴。这派学者比较注意国际经济法的理论体系的研究。根据狭窄的概念，国际经济法的范围和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关于一国公民（自然人）和法人在其国境外经济领域的法律地位。②关于私人国外投资的法律制度。③国际机构投资的法律制度，主要涉及世界银行和各区域开发银行的组织机构法和关于其资金来源和经营的法律。④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制度，其中主要包括国际贸易，金融和货币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关于国际货币制度的法律涉及的问题包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建立的关于国际货币体制的行为规则以及其实施和改革，区域性货币制度等。国际贸易法律制度包括《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体现的各项原则（如非歧视原则、多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普遍和逐步降低关税、禁止数量定额制、关于防止出口贸易中限制竞争的原则、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制度涉及的原则，关于保障措施和免除执行某项原则的制度等），国际商品（初级产品）协定、生产国协会、综合商品方案问题 、调整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非对等性质的优惠原则、关于禁止商业上限制竞争的做法的国际行为准则、消除或减少非关税贸易障碍等。⑤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法，包括组织结构、决策程序和职能范围等方面的问题。⑥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制度。⑦国际税法，等等。

Ⅲ 《经济法》主要包括哪些法律制度它们的主要管理对象是什么

我国的经济法秉承大经济法的思想，其大的方面包括对市场主体进行规制的法律、对市场秩序进行规制的法律、对宏观调控和可持续发展进行规制的法律以及对社会分配进行规制的法律。

具体而言，对市场主体进行规制的法律主要是公司法。

对市场秩序进行规制的法律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以及反倾销及发布帖的相关法律制度。

对宏观调控和可持续发展进行规制的法律主要包括：对各个产业进行调节的法律制度；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调节的法律制度；对金融进行调解的法律制度，如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政策性银行法等；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管的法律，价格法，环保法以及自然资源保护法等。

对社会分配进行调节的法律主要包括：对财政进行调节的法律制度，如财政法、预算法、税法以及国债法等；对劳动进行调节的法律制度，如劳动法等；对社会保障进行调节的法律制度，如社会保障法、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失业保险法律制度等。

Ⅳ 简述经济法的渊源有哪些

经济法的渊源，是指经济法律规范借以存在和表现的形式。

二、经济法的渊源：

1、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2、法律。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地位和效力仅次于宪法，是经济法的主要渊源，它规定的多是基本经济关系。

3、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1）行政法规其效力次于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是国务院为执行法律规定及履行宪法规定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需要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2）地方性法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等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4、规章，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5、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特别行政区的法。

Ⅳ 经济法包括哪些法律

经济法包括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投资法、证券法、票据法、破产法、金融法、保险法、房地产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和产品质量法、财政法、税法、计划法、产业政策法、价格法、会计法和审计法等法律。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法就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民商法也调整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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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的特点

一、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

经济法的产生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然结果，它把调整的重点始终放在引导各类经济主体依法进行经济活动，保证经济关系的正确确立和有序的进行上，以形成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

二、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

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相比较，在调整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关系上，各有自己的主导思想。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它以社会利益为基点，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社会组织或个人，都必须对社会负责，在此基础上处理和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

三、经济法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法

只有当商品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法才会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因而经济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

Ⅵ 经济法制度的体系

首先，国家作为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经济法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决定了通过国家力量促使经济法摆脱上述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法制低效率状态，是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关重要。
其次，上述经济法产生之初形成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主观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不完全）基础上构造了经济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部门法名义上明确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方法、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分析法）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方法）创立符合经济学和法学规律的全新经济法范畴，对于国家抛弃经济法体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鉴好的制度，并理性地进行经济法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再次，虽然上述加强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学习，是经济法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因其强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力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体制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法制度创新的干扰，推动经济法从传统的经济行政法模式下的“恶性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又是摆脱经济法对行政法和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基本途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而且干预市场的基本方法以体现经济规律的法律手段为主，以体现行政规律的法律手段为辅；那么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经济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后，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济法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较之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特征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创新、设计和实施成本较之后者要高。为此将降低中国经济法制度变迁成本，作为经济法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从经济法的制度和实施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现有的依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为依据构成的庞大中国经济法体系进行消肿，以反映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规律的新经济法制度体系（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更高收益，来抵销经济法采取经济行政法和经济政策模式的旧经济法制度体系被废除而失去的利益，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创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传统的以公法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并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术将中国经济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兼顾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国家利益并集中体现社会利益的社会法。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走上了政府推进法治的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贫乏，决定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学习手段、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而无法更多地借助于传统。这也是一种近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以政府依法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按照中国立法机关的最新观点，“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7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这7个部分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类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的法律的状况”。（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其中，“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计划、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可见，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已成定论。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预，是以政府协调经济关系为基本宗旨的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这一基础强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为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法即民商法，从而中国经济法强大于中国民商法的现实力量，决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须以中国经济法为其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那种限制和排斥经济法的民商法发展策略，将走上中国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环境的艰难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多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与更多亲合力的经济法，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内容。从而那种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法学主张，将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失去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因而绝不会得到中国立法部门的采信。
最后，虽然中国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但对其中国特色之意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制度创新是一种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决定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实际出发的现实法律选择，所以中国经济法要立足中国实际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党执政背景条件下的外国经济法模式（如中国企业法中的反摊派制度，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制度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外国立法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及其理论，较之中国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论，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压力，并在此压力基础上形成更伟大的且对世界法学有特殊贡献的市场法律制度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中浓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较之具有浓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西方国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国民商法，虽然前者具有实事求是方面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法中具有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些带有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旧体制、旧文化、旧传统，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则中国经济法就可能成为落入实用主义俗套，进而成为承认并保护旧体制和传统的落后之法。为此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及理论创新，较之中国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论建设，前者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后者。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障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经济法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尤其是消极意义），还根源于中国经济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79年为时间标志）开始的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依诺斯教授的观点，路径依赖的核心内容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注：参见诺斯着《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一文，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应该正视，经济法（这里特指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其一，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经济法不可避免对民法产生了“路径依赖”，如经济法理论将属于民法调整对象范畴的横向经济关系，也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并用民法范畴构造经济法范畴，许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度，由此产生了“纵横统一说”大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因过分强调市场主体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屡屡出现的“一放就乱”，就是市场管理法的无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对行政法产生“路径依赖”，如经济法将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经济行政法说”或曰“学科经济法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如企业经济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过分强调政府规制而屡屡出现的“一统就死”也是市场管理法无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党政难分和政企难分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产生对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如把经济法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同义语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管理法说”或“政府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败现象，而政府依法调控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现象，即为宏观调控法无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国经济法的“路径依赖”之所以谓之有悖经济和法律规律的失败现象，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畴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调整对象的混淆所产生的体系混乱，以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调整方法混淆所产生的方法混乱的角度观察，从而使经济法因在法律体系和规范构建上过分依赖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而失去其独立法律部门的特色。任其发展，不仅政府在协调市场经济关系过程中难以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和“令行不禁止”的恶性循环，而且经济法将锁定在非部门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学科经济法状态之中，而这一低效率的状态至今是困扰中国经济法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变迁而言，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从经济政策到经济法律手段，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规则化和制度化，这一过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政策、经济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将经济法误解为“经济政策法”。虽然这一误解有悖法学和法律规律，但它却是经济法之“中国特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使富有法治传统的国外法学家也感慨“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中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法律实质”，并产生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大事项共同作出的规定，也曾被视为法律渊源的中国法理论和实践独有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双元的，即同时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政治目标往往支配着经济目标，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财政收入的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扩散、原有经济部分的增长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政府收缩权力或出现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屡改不善等问题，又如在法律领域中，则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法律调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贪污腐败现象。此点，也是导致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状态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国经济法创建之初错误地选择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锁定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低效率状态之中。从而中国经济法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模式的困扰并谋求自己独立的新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认真分析上述经济法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经济法发展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Ⅶ 现在世界上两大法律体系是哪两大法律体系

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和以罗马法为起源的大陆法系。

一、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Civil Law System)是指欧洲大陆上源于罗马法、以1804 年《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各国法律，所以大陆法系也称罗马法系或民法法系。1896 年，德国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制定了《德国民法典》，该法典以后为一些国家所仿效。

故大陆法系又称为罗马一德意志法系。属于这个法系的除法国、德国两国外，还有奥地利、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及亚、非、拉部分法语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二、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亦称“普通法系”、“英国法系”、“判例法系”、“海洋法系”。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指英国从11世纪起主要以源于日耳曼习惯法的普通法为基础，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法律制度以及仿效英国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

产生于英国，后扩大到曾经是英国殖民地、附属国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非洲的个别国家和地区。

西方国家中与大陆法系并列的历史悠久和影响较大的法系，注重法典的延续性，以传统、判例和习惯为判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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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律根基。

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确保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大团结，确保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确保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

Ⅷ 经济法的法律体系有哪些

经济法的法律体系：调整经济关系主体的法，调整经济关系主体行为的法，调整经济宏观环境的法，调整社会分配的法，经济运行安全的法。
法律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满足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必须对经济关系主体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限定，明确其应具备的资格、权限、责任等。经济关系主体是通过作出-定的行为而其成为经济关系主体。行为是其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唯-途径，而主体在参与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定内在规范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个词"秩序"。调整经济宏观环境即国家为使社会总供求与总需求达到平衡，运用宏观经济的间接手段，以经济规律作为运作机制引导经济主体的活动，也即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就是借助政府宏观调控的力量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调节与控制，从而弥补市场调节的弱点和缺陷，实现引导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目的。监管如何能够让资源得到公平合理的利用，让类如土地、环境等有限资源最大程度上满足所有需求者的需要，创造出最大的利益。已经成为紧迫的现实性问题。因此，社会分配壁 还应随着法制的健全而不断的被完善，以最大程度满足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需求。对经济运行安全进行监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可以说是经济法领域内的最后一道防线。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条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第十三条 对于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除本法规定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可以规定采取其他必要的反制措施。
第十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执行、不配合实施反制措施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Ⅸ 英国经济法发展史，是什么

在英国，经济法在国际和国内领域中的发展是不同的。
国际经济法的概念
在国际上，经济法的概念对于英国法学家来说，它的含义是明确的。英国法学家所考虑的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如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4个经济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洲经济与互助委员会（COMECON）、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EC）。他还要考虑的是最惠国待遇条款及其例外，优惠关税的安排、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商务条约、进口数量限制和反倾销税。
国际经济法可以界定为国际公法的一部分，调整国际商事关系。同样与国际商事关系有关的国际贸易法不足在国际公法方面调整此项关系，而是在私法方面，如国际货物买卖、陆上、海上和航空运输、保险和国际银行业务等方面，实现对国际商事关系的调整。
国内经济法的概念
在国内，多数英国法学家否认英国存在着经济法的概念。在这方面的立场不同于德国，因为德国完全承认对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分。可是，缺乏对经济法的科学阐述并不意味着英国不存在此类法规，而只说明对这一概念没有从实务和学术的角度进行阐述。
如果一定要对经济法作出解释，英国法学家们认为，经济法是由国家对工商和金融事务进行干预的法规构成。从对商业所持的基本立场看，他们应该看到商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区别。商法的基础是合同上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除了对公共政策所作的最终保留外，当事人可以任意就他们之间的事务作出安排。经济法的基本哲理是经济的统制经济论，即家长式统治的国家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限制当事人的自治意思。因此，经济法应位于商法与行政法之间。它与商法分享对经济事务的调整，与行政法分担政府管理的职能。
从这一观点出发，经济法在英国还是占有相当地位的。当然，由于国家计划在其一贯的模式中坚持它的作用，经济法发展的领域所反映的是向计划性和指导性的自由市场经济过度。经济法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学术界对它的无条件认可并非遥遥无期。
怎样划分英国经济法呢？这个题目可包括下列有关的法律中：
1 财政法规，
2 关于竞争的经济法规，
3 物价与所得方面的法规，
4 保护消费者的法规。

1 有关财政法规方面的经济法包括建立在以下各项法规基础上的法律体系：
（1）1947年外汇管制法。该法及其实施细则确立了财政部对外汇的管制，旨在实施对货币领域的保护。
（2）1946年借贷（管理与担保）法及其实施条例。该法授予财政部对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进行调控的权力。“本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投资进行调控，优先保证对国家具有重要利益的资本发展项目；同时，通过资本流动的法规，延缓从经济高涨走向衰退的过渡。”
财政部对投资进行调控，并通过股票发行委员会行使分配发行股票的优先权。但该委员会的活动自1958年7月1日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起来。
（3）1958年颁布防止欺诈（投资）法及有关法律文件。此项重要法令颁布的目的在于保护私人投资者免遭肆无忌惮的财政上的掠夺。该法规定了证券交易人许可制度，对这些人及其交易实行严格管理。此外，该法还规定欺诈性地和不顾后果地从事证券交易者或非法散布财政消息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2 有关保护英国经济竞争方面的经济法由垄断、限制性贸易做法和企业兼并等方面的法规构成，包括：
（1）1948与1965年垄断与兼并法；
（2）1956年限制贸易实施法；
（3）1964年转售价格法。
关于竞争的经济法规是英国经济法中发展水平最高的一个分支。它代表了英国对托拉斯和卡特尔实施管理的法律。从实务工作者的观点出发，它是一个积极发展着的法律部门，他啊司法与行政程序巧妙地结合到一起，这也是该法律部门的特点。但是，在实务工作者的领域中，它仍然处于初级阶段。除了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的公共利益的概念外，几乎没有形成学术上的概念。
3 物价与所得法规包括1966年物价与所得法及有关法律文件。
该法奠定了国家物价与所得委员会的法律框架，并规范该委员会的活动。该法第一部分规定了委员会的组成方式（第1条）和提交委员会审议的事项，包括：
“任何有关工薪或其他形式的所得，以及物价、费用或其他形式的财产或权利交易项下应支出的款项，或者任何形式的服务及包括公司红利在内的任何财产形式的资本投资收益的问题。”（第2条）
委员会还负责对某些特定的物价与所得进行经常性的审查（第3条），并应就审议情况提出报告。这些报告也可以公布（第5条）；委员会在审查物价与所得时，还应考虑到本法附件中体现的政府政策（第4条），该法第二部分包括了所谓的早期警告制度的法规，它授权国务大臣发布有关特殊物价与费用的命令；在打算提价的通知发出后30天，如果在30天内将提价事项提交委员会，则在委员会的报告公布后30天，才能对上述物价与费用实行提价（第7条）；凡在此期间违反禁止提价的行为视为犯罪（第11条）。该法把早期警告制度扩大到适用于公司分配（第12条）、支付索赔及类似与就业有关的索赔（13）。该法第四部分调整目前的紧急状态，规定自1966年8月12日起对物价与所得实行12个月的临时限制（25—30条）；并授予国务大臣发布限制物价与费用的增长（26、27）和支付增加的费用（28、29）的强制权。该部分的一个条款还允许雇主在一周前发出通知的情况下，不支付他在合同中已经答应了的增加费用（30）。这一规定受到普遍谴责，因为它规定了违反合同的法定权限。但幸运的是，这个理由仅在有限期间内适用。第四部分的各项规定只有在社会发布命令后才能实施，并仅在1966年8月12日以后的12个月内有效（25（1））。
1966年物价与所得法的目的是：
“保证英国工业的活力，并使其产品价格具有竞争力；提高生产率和工作效力，这样国民产值才能真正增加，并使工薪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所得的增长与生产的增长保持一致；从总体上保持物价的稳定。”
关于保护消费者的法规，有两种形式。其中一部分是在私法方面出现的，从属于商法，如1965年分期付款法中各项保护性规定，以及由布赖顿的科恩勋爵提出的一项私人议案—1966年货物买卖法案。这一法案旨在实施关于保护消费者的莫罗尼报告中的一些建议，特别是减少利用豁免条款的建议。保护消费者法规的另一部分则冠以经济法的标题（从本文使用的术语的意义上说）。这方面的着名法律就是1961年消费者保护法。
政府还打算提出更多的加强对消费者保护的措施，如议会时间允许，将提出食品标记法案。1887年至1926年的商品标志法、1938和1944年食品与药物法，就是保护消费者的立法的前驱，在这一重要的立法领域，还要推出新的法规。

Ⅹ 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

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各国对境内一切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永久主权宣言》把尊重东道国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作为南北之间一切国际经济交往和经贸活动的前提。反之，“侵犯各民族和各部族对本族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各种自主权利，就是完全违背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原则，阻碍国际合作的发展，妨碍和平维持。”
发展中国家关于对本国自然资源享有完整永久主权的主张，受到发达国家某些法学家的抨击。有些人诬蔑发展中国家这种正当要求是什么“主权迷了心窍”；有些人则指责这种主权观念是“最大的开倒车，”比如英国代表在上述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公开扬言第三世界国家对各自本国的自然资源只能享有“有限的主权”，只是行使“监护人”的职责。另外一些西方国家代表也对永久主权观念表示了重大的保留，要求资源国的主权应当与所谓的“国际利益”互相“协调一致”。
发达国家大多是当年的殖民国家、宗主国，它们对于其本土上的全部自然资源，历来是全权的所有者；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则长期是蛮横的霸占者。在弱小民族摆脱殖民枷锁、收回经济主权之际，却以所谓“国际利益”、“现代经济生活”需要为名，力图继续染指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其论证逻辑，无非是“我的归我独享，你的我占一份”。
经过激烈的论战，《宣言》终于写上了：“每一个国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以及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完整的、永久的主权。为了保护这些资源，各国有权采取适合本国情况的各种措施，对本国的资源及其开发事宜加以有效的控制管理，包括有权实行国有化或把所有权转移给本国国民。这种权利是国家享有完整的永久主权的一种体现。”同时，还郑重宣布：一切遭受外国占领、异族殖民统治或种族隔离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在它们所固有的自然资源以及其他一切资源受到盘剥榨取、严重损耗和毁损破坏时，有权要求物归原主，并向施加上述侵害的外国殖民主义者索取充分的赔偿。
（二）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监督权
《宣言》和《宪章》一再强调：东道国对于本国境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完整的、永久的主权，并且突出地强调对境内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的管理监督权。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主要目的在于更方便地利用东道国当地廉价的原料、便宜的劳力和广阔的市场，更有效地掠夺殖民地的自然资源和剥削殖民地人民的劳动成果，以攫取超额利润。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达到空前的规模，外国资本和跨
国公司往往在其经营活动中以各种不法手段，逃避和抵制东道国政府的管辖，排挤和打击东道国的民族工商业，干涉东道国的内政，严重侵犯东道国的政治主权。
发展中国家与外国资本以及跨国公司之间管制与反管制的矛盾斗争从未止息，其实质是侵害东道国经济主权与维护这种经济主权的尖锐冲突。经过长期的联合斗争，第三世界众多发展中国家关于管制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的正义要求，终于载入了《宣言》、《纲领》和《宪章》。
《宣言》特别强调：“接纳跨国公司从事经营活动的国家，根据它们所拥有的完整主权，可以采取各种有利于本国国民经济措施来管制和监督这些跨国公司的活动。”《纲领》进一步规定：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应当采取具体行动，制定一套国际性的跨国公司行动准则，借以防止跨国公司干涉东道国的内政。《宪章》重申了上述基本精神和原则，同时更为鲜明地强调了它的法律规范性，即通过东道国制定的法律规范，加以贯彻实现。
当前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在吸收和利用外国资本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对境内外商的合法权益加以切实的保护，又按照《宪章》的基本规定，要求外商充分尊重东道国的经济主权，切实遵守东道国的法律法规，接受严格的管理和监督。
（三）各国对境内的外国资产有权收归国有或征用
按照西方殖民强国的传统观点，落后地区的东道国政府对于境内外国投资家的财产，只有保护的义务，没有“侵害”的权利。一旦予以“侵害”（包括征用或国有化），就构成所谓“国际不法行为”，本国政府就“有权”追究东道国的“国家责任”，甚至可以以“护侨”为名，大动干戈，兴兵索债。东道国“有忍受干涉的法律义务”。此种主张得到西方发达国家（多是原先的殖民强国）的支持。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均是原先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一贯主张在征用外资时只按照东道国国内法的规定，给予赔偿，从而维护自己的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
经过激烈论战，1962年联大第17届会议通过了《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议》。它意味着在国际社会上开始普遍承认各国有权把外资控制的自然资源及其有关企业收归国有或加以征用，但它同时规定：“采取上述措施以行使其主权的国家，应当按照本国现行法规以及国际法的规定，对原业主给予适当的赔偿。
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29届会议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明文规定：“每个国家都有权把外国资产收归国有、征用或转移其所有权。对比1962年的上述决议，在征用赔偿标准上，删除了”以及国际法的规定“等字样，也删除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绝不损害殖民主义者在殖民统治时期所攫取的既得利益的无理要求。至此，终于肯定了每个国家必要时可以征用境内外资的经济主权权利，而且排除了西方发达国家按照它们的传统观念在征用赔偿问题上对发展中国家所施加的所谓”国际法上的公平标准“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