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历史经济变化在哪里

① 中国古代经济的变化

原始社会实行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度—说白了就是土地是部落的，我们的祖先是黄帝，轩辕氏。这里所说的氏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

夏商周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制—有一句话听了就明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臣民，这句话出自《诗经》，侧面描述了周朝的经济制度。

春秋时期，井田制瓦解；战国时期，井田制被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一直延续到满清灭亡。封建土地所有制承认土地私有化，在当时来看是非常先进的。其弊端就是土地兼并，每当土地兼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直到新的王朝出现，战争形成的大量荒地又被分了出去，新的一轮土地兼并开始，中国社会在这个圈子里走了20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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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经济中心的转移

主要有三次：
1.西晋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统治者衣冠南渡，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这是第一次比较重大的南移事件。
2.唐朝中后期的安史之乱后，北方的胡族攻入中原，唐朝进入战乱和藩镇割据时代，以及之后更为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大量中原人向南方迁移。南方地区与北方中原的差距开始缩小
3.北宋末年，金人攻入汴京，史称靖康之乱，统治者衣冠南渡，在杭州建立南宋。中原汉族大量向南方迁移。之后蒙元又占领中原，中原地区破坏很严重。南方的江南地区作为南宋的统治中心区域取代中原成为了新的经济中心。
经过这三次主要的大规模南移，经济中心最终从中原地区转移到了江南地区。

华夏中国（中华）的核心以前一直是中原地区，差不多从中华文明诞生一直到北宋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原地区都是经济的中心。历史上中国外部的威胁一直比较多且大，主要威胁来自于长城以外的很多游牧民族，比如羌人，匈奴，突厥，蒙古等等，他们大多还都处在落后的原始或半原始状态，以游牧为生没有固定的住所，异常野蛮，到处抢掠。修建长城主要就是为了抵御野蛮的游牧部落，就像要用篱笆来阻挡野兽的道理是一样的。当我们军事强大的时候，就能够征服他们，让他们臣服和归顺，成为中华的藩属。当我们国力衰弱，甚至分裂内战的时候，他们就会乘机南侵，中国的统治者抵御不了，便只得南渡，依靠长江天险抵御。这个时候中心就会南移。

③ 建国初到现在中国经济的变化

新中国早期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与西方国家以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是国家主导型的“非西方的工业化道路”。这就使得新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与建立在西方国家工业化经验基础上的经济学知识积累，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相应地，研究新中国早期的经济问题，如果把研究视野局限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框架里，肯定无法给出适当的理解和评价。

新中国与西方经验的明显区别在于：工业化进程的主导力量是政府而非私人资本，经济主体和劳动者的地位也与市场竞争条件下的私人企业极为不同，而且中国的资源禀赋也与西方国家完全不一样：体现在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存量和相对价格都不一样。由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多年来过分执着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因而未能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历程作出适当的总结。

主流经济学家们强烈表现出想要垄断“改革的解释权”的意愿，但是对于“改革”本身的认识却很可怜，吴敬琏在回顾经济学界几次重要会议的文章中间透露，他们在理论上基本是靠“道听途说”和“现炒现卖”来提出政策主张的，并没有对于发展中国经济的全面认识和通盘考虑。人们今天普遍认识到改革的结果是“医疗改革不成功”、“市场换技术的设想失败了”、“企业改革把企业彻底改垮了”，只要想想主流们在理论上心中无数，在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把握上又是以一知半解的西方理论进行“生搬硬套”的，那么，这样一场“盲人骑瞎马”的摸索走到今天，确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主流经济学家们至今仍然拒绝对过去的历史，作出起码的反思和总结，而且还以扣“反改革”帽子为手段，阻挠别人对改革历程作出适当的反思。这其实也很好理解，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总是要做点什么才好，“面子价值”对主流们来说也许并不为零；特别是今天主流们的学术地位联系着巨大的职业利益，“反思改革”有打破主流们“话语权垄断地位”的危险，毕竟没有了垄断地位就肯定没有高收益。由于认真总结和反思新中国过去的经济建设历程，已经与主流们的职业利益相矛盾，因此总结工作就只能由主流之外的人士来承担了。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有更重要的利益高于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职业利益总和，也高于主流和非主流的观点分歧。总结和反思工作，对于我们正确地把握过去、现实和未来却越来越重要。客观上就需要有人作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因此老田就不揣鄙陋，作出一些尝试性的工作。由于过去在理论建设方面所存在的欠缺，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历程的总结从来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因此我们今天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总结和反思，将不得不更多地求助于对经验和现实的记录和叙述。注重事实和经验，显然是认真总结历史的起点，如果简单地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对于那些无法适应既定理论的现实就只能是强行“加工”和扭曲，这样的总结工作就肯定显得“削足适履”了。我的总结工作，将始终把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的条件、中国的资源禀赋和管理成本问题，作为分析的主要线索。

国内已经出版的各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在叙述方式和内容安排上，多未能突破“宣传提纲”的局限，共同点是声称“社会主义好、公有制好、计划经济好”，再后来，这些教材按照“时代要求”不得不加上市场经济就是好的内容，就显得“理不直、气不壮”了，再作为宣传提纲都已经不合格了。

一、 新中国的快速工业化目标与“近代史共识”

新中国早期的发展目标，其实是由近代史所给定的重大问题决定的，在中国发展的问题和目标上，应该说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有共识的。针对近代史中间中华民族面临那些最急迫的民生问题和安全问题，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共识，问题上的共识基本上可以借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生和民权”来简洁地表达。这三大问题反应在国家经济发展上，就是要快速完成工业化进程；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底继续为“大跃进――快速工业化战略”辩护的时候，就自动回到孙中山那里，说“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的未来将有一个大跃进。”

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内容和作用范围，按照一九六四年三届人大的表述就是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先进技术和工业基础上去支持国家安全目标和民生目标的实现。“近代史共识”已经给定新中国一个历史性的任务：为解决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需要快速工业化战略来支持这两大目标的实现。新中国的建设目标，可以说是因应“近代史共识”而来的。

中国是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等到新中国进行工业化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之中。中国早期的追赶战略，在技术内涵和跨度上就必须面对这个非常大的差距。追赶战略的生效，意味着中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高积累政策快速实现技术的进步和装备过程。

中国的大跃进：竭尽全力弥补失去的时间。约翰牛（英国）被中国骑手甩在后面，象征着中国决心凭着自己的工业发展来击败西方社会。（转引自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P366）

由于新的机器设备、厂房乃至规模巨大的交通系统建设，都要求大量的剩余沉淀为实物资产，这样的剩余积累和沉淀的规模带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无论如何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

每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要点，以及技术进入装备相应的产业部门所需要沉淀的经济剩余数量（示意图的面积）。示意图的含义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在于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在传统农业时代，就要求有高于庄园自己自足水平的稳定需求，这个稳定需求是工场手工业稳定经营的前提，相应的社会条件是能够在农业时代制造一个“高消费群体”。中国历史上每到王朝末期，社会分化程度急速上升，倒是有一个这样的庞大群体产生，问题在于这一暴富群体剥夺平民剩余水平的水平太高，常常平民阶层的基本生产和生存条件，结果破坏社会政治稳定，导致平民揭竿而起，使得历史上政治革命周期性地发生，最后“高消费群体”随王朝灭亡而消失，超出一般“自然经济的学费水平之上”的市场容量就消失了，无法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和经验积累达到发明机器的程度。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存在对外低成本转嫁内部矛盾的条件，在传统农业时代就不存在“高消费群体”支持工场手工业长期经营的可能，近代英国的工业革命前提恰恰是联系着低成本的对外扩张过程。

第三次工业革命，则要求实现机器的智能化过程，把机器操作者的经验积累用自动控制系统来代替，这一次的技术主要与人力资本的投入和积累相关。而第二次工业革命联系着大机器生产和交通系统建设，要求大量剩余沉淀为机器厂房等，这是高积累政策无法超越的原因，西方先行国家的积累过程在时间上长达上百年，单位时间内的积累强度要求就低；特别是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扩张政策，往往把积累的成本和代价转移到国境之外去。中国缺乏把积累成本对外转嫁的空间，也实际上缺乏慢悠悠来进行积累的时间，高积累和大跃进都是在中国特定的“时空紧约束”下的唯一选择。

第一次工业革命

（长时间的经验积累，机械引入生产）

第二次工业革命

（大机器和工厂化大规模生产）

第三次技术革命

（智能化机器和人力资本）

快速工业化战略或者“大跃进”，最经典的表述是刘少奇在一九五七年第八届全国工会代表大会上给出的：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要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起被总称为“三面红旗”。而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宣传运动中间，“三面红旗”被确立为“政治正确性”的标准，为普通民众所充分掌握，这一宣传运动本质上也是在全国范围内“制造认同”的过程，因为认同的提高总是意味着管理成本的降低。

“三面红旗”看上去是带有“口号”性质的宣传措辞，但具有十分具体的制度内涵：就是要在农村强化基层政权的动员能力去组织丰富的劳动力，进行密集的劳动投入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农田水利建设，以此保证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的高产稳产，满足工业化和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中国有限的经济剩余，优先分配给重工业，以支持快速工业化战略。“三面红旗”的核心是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根本制度安排，其实质性的制度内涵包括快速工业化战略下的剩余分配顺序和劳动力动员两个主要方面。三面红旗的制度内容在一九五六年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确立下来的，并非形成于人民公社运动期间：

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我国目前农业生产还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今后必须用更大的力量发展农业。但是，在最近的将来我国还不能有很大的农业机械工业和化学肥料工业，还不能进行很大规模的垦荒，水旱灾害也还不能迅速根治。因此，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充分发挥农业已经基本上实现合作化这个优越条件，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和政府的支援，采取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改良土壤、改良品种、推广新式农具、提高复种指数、改进耕作方法、防治病虫灾害等项措施，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快速工业化战略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段内，实现大规模的投资，要求有限的经济剩余集中使用于重工业。重工业单个项目的巨大投资规模，地方政府往往无法筹集到足够的剩余以支持这样大的投资强度，物资平衡在省市这样的范围内也往往无法解决，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平衡，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起到更多的组织和主导作用。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曾经要求进行地方分权和企业下放的改革，实际上是不成功的，为此他在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他对于“三面红旗”从来没有后退过，也从不检讨）。

④ 历史的经济发展阶段是怎样的

罗雪尔从生物发展的进化观点，提出国民经济的发展，像动植物一样，可以看做一种有机体，有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他要经历幼年、青年、成年和衰老四个时期。这是一种循环往复的运动。罗雪尔认为，这就是可以从历史描述中发现的自然规律。他还认为，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主要受自然、劳动和资本这三种主要经济因素的支配。可以分为自然支配阶段、劳动支配阶段和资本支配阶段。

⑤ 谁知道历史上南方经济发展过程

中国经济史论述中国经济千百年的变迁。中国经济曾经在世界上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而现在中国经济也在逐渐找回世界经济领袖的位置。

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随着皇朝的兴起与衰落、政治中心的改变、争战、人口迁徙、工农商的发展及海陆交通的改善而不断改变。历史学家认同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转移的趋势是由北至南，此消彼长的，大体上可分为几个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为远古至西晋末年，其中以三国孙吴时转变较大；第二阶段为东晋至北宋末年，其中以唐安史之乱划分为前后；第三阶段为南宋渡江至鸦片战争，此时长江以南经济已完全超越黄河中下游。

三国以前
中国历史源自黄河流域，约在商、周时期，中国（以当时的华夏族）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其中一派法家提出了重农抑商政策，自此一直到近代，中国经济主体一直都是农业。

商、周、秦、汉等朝代经济和政冶中心都是位于北方关中。西汉中期，江南一带还是待开发的地方，《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赢蛤，不待贾而是，地热饶食，无饥馑之患，故呰窳偷生，无稳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当时长江流域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是远低于北方。

汉朝时代的农业基本上都是以地主为主体，当时各地方豪强都大力扩充自己的田产，形成所谓的土地兼并。如是者一直维持到三国时代，许多地主都因拥有大量田地，而自行筑堡自据，形成所谓的庄园经济。

三国时期
东汉末年开始经历战乱和灾荒，“自三国时候开始，农业生产的重心已逐渐向江南转移。”[3]其中人口在北方减少，南方增加，同时农业技术于南方有所提升，增加了收获。《三国志·吴书·贺全吕周钟离传》载：“钟离牧……字子干，会稽山阴人，汉鲁相意七世孙也。少爰居永兴，躬自垦田，种稻二十余亩。……得六十斛米”，平均每亩收获三石。“江南就近利用其资源的矿冶业、煮盐业、制瓷业、麻织业等也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造船业更为发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时代庄园经济大为盛行，但自西晋亡国后，北方长期受战乱影响，不少田地都遭受破坏。

东晋时期，永嘉之乱后，大量北人南迁。“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隋书·卷24·食货》“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南方经济始过去的零星与局剖开发，而转入到大规模的全面开发阶段。” “永嘉之乱作为起点，主要持点是南方文化高度上升，无论去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南北均各自形成中心，已开始有南移倾向。”

到南北朝时代，北方的北魏承接着前朝战乱遗下的大量荒地，把这些田地按制度分给农民，亦即是日后唐朝广泛实行的均田制。

唐朝时期
唐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发生，其后七年内乱，黄河中下游被破坏。南方经济赶上，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向南转移的开始。同时，“……江南八道和四川，由于没有大规模战事和其他因素影响，在农业、手工业生产方面不断发展。”江南农业出现了有系统的农业技术书，如く四时纂要＞，农具的改造、肥料、品种、农药的改造和进步等。

唐朝时代南方的经济地位，亦可见于文人记述，如韩愈的《十九送陆歙州诗序》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八》载“德舆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唐宪宗也不得不承认：“军国费用，取资江淮。”

宋朝时期
均田制自唐代末年开始崩溃，自宋代开始中国都没有正式立过任何田制。当时宋朝开始有不同形形色色的工商业，其中有些还是与海外诸国进行贸易，通商城市包括泉州、杭州、广州等。这种通商贸易到元代更加频繁，直到明代实行海禁政策后，对外贸易才告停止。

《宋史·列传第九十六》云“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成熟于南宋时朝，当时北宋为避战争，由汴京迁都至临安。政治中心转移的同时，大量人口南迁，南宋政府“努力安定他们的生活，借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构成为南方劳动全产的生力大军……此外还有许多小商人和手工业者” 对外贸易方面，南宋在泉州、广州和明洲设对外贸易港口。南宋市舶司的收入因此比北宋时高出一倍，成南宋政府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此时期的特征是除了过往南方经济不断发展，其政治中心亦已转往南方，亦成为经济核心。

明朝时期
明代实行海禁政策后，对外贸易停止，明代走回以农业为本体。

近代
近代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是逐渐被纳入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早在清朝中叶开始，已有大量对外贸易活动，最初只集中在广州一城，及后扩展至沿岸各城市，如上海、天津、宁波等等。清末新兴工业盛行，主要集中在东面沿海，发展至今日，生产规模扩展至全国，为着名的“世界工厂”。

更多资料参考http://ke..com/view/4321862.htm（中国经济发展史）

⑥ 中国古代历史经济重心南移历程

1．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南方得到重点开发。
2．东晋和南朝时期，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南朝末年开始赶上北方。
3．隋唐时期，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南北几无差距。
4．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进一步大发展。
5．南宋至元朝时期，南方经济突出发展，完全超过了北方。
6．明清时期，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

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发生的新变化有哪些

（1）经济发展的垄断程度迅速提高，出现了从私人垄断、 行业垄断逐渐走向国家垄断，并进一步发展到国际垄断。跨国公司大量出现，且影响日益扩大，跨国公司不仅数量多，而且资产规模大、经营范围广，跨国垄断已形成垄断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经济区域化、一体化、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全球经济组织影响日益增大（其中，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最着名的三大世界经济组织），而在这些国际经济组织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它们事实上控制着这些组织，并通过控制这些国际经济组织来控制全球经济。
（2）经济增长模式发生重大变化，从重视实物资本的发展， 逐渐转向重视虚拟资本的发展。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约经历了十多年的经济恢复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它们总体上看是重视实物资本的发展。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则逐渐把经济发展重心从重视实物资本转向虚拟资本方面，并且这二者的脱节日益明显。特别是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金融业和金融衍生工具迅速发展，造成金融、股市、汇市、期货市场与实物资本严重脱离，资本主义经济的赌博、投机性质日益明显和强化，世界上最大量的资本不是在生产领域流通，而是在金融和金融衍生市场通过光的速度流动，而这必然会潜伏着巨大的危机风险。
（3）新中产阶层扩大， 这一般是指在经济上处于中等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在经济上处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通常指经理人员、白领人员），在当今美国，这一部分人约占总人口的25％。
（4）产业结构逐渐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是第一、 二产业地位相对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基本上在60％左右，并具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一些极具发展潜力的产业绝大多数属于第三产业范围，如通信、金融、保险、旅游等行业。例如，1996年美国第一产业占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2％， 第二产业占25％，第三产业占73％。

⑧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经济有什么变化

概括说：国家分裂动乱，政府腐败时，经济下滑不稳定；国家统一稳定，政治清明时，经济繁荣发展

⑨ 新中国成立至今分为哪几个阶段

四阶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1949～1956年）；

二，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1956～1966年）；

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1966～1976年）；

四，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1976年至今）；

(9)中南历史经济变化在哪里扩展阅读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以及周恩来等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宣布就职。

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向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会议结束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各位委员集体出发，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下午3时，北京30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