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助力新经济

⑴ 如何在经济转型中大力发展新实体经济

培育新的区域经济支撑带，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是拓展经济增长空间的重要举措，是带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纽带，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2014年，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在推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把沿长江经济带、西南中南腹地、东北西北地区培育成我国由东向西、梯度发展的支撑带，制定差别化政策，打造区域发展新亮点。一、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生态保护和特色发展工程进一步细化实化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政策措施。推动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向西部地区倾斜，加快完善铁路、公路骨架网络，推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着力解决西部地区交通和水利“短板”问题。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强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促进西部地区发挥比较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提升能源、矿产资源和特色农畜产品深加工能力。大力发展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贯彻创新驱动战略，继续实施科技助推西部转型发展行动计划。加强跨区域规划的协调实施，继续加快成渝、关中—天水、广西北部湾等重点经济区发展。规范推进重庆两江、甘肃兰州、陕西西咸、贵州贵安等新区建设。优化西部地区城镇布局，开展小城镇示范工程建设，促进农村人口就地就近转移就业，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启动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巩固和扩大退耕还林成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积极推动祁连山、武陵山等生态补偿示范区建设。二、全面落实中部崛起战略，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全面实施《国务院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加快“三基地、一枢纽”建设和推动重点地区发展。继续实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落实好工业转型升级规划，建设一批产业集聚区，吸引国内外产业转移，使中部逐渐成为未来制造业的主要聚集区。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等支持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加大对技术改造和关键技术研发的支持，推动汽车、大型机械、特高压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船舶等装备制造业升级发展。扎实推进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安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继续推进太原城市圈、皖江城市带、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发展。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工矿棚户区、林业棚户区、垦区危房改造。继续实施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加大生态建设力度。三、促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深入贯彻落实《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积极推进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解决国企改革遗留问题，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结合金融体制改革，探讨金融支持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新途径。以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组织实施东北振兴重大创新工程，深入开展老工业基地振兴科技引领行动计划。出台并实施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指导意见，做好搬迁改造试点。深入贯彻落实《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加大对资源枯竭城市支持力度，落实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继续推进东北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国有林区和垦区改革，推动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组织实施大小兴安岭林区和长白山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规划。推进跨省区重大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东北四省区行政首长协商机制，大力推进东北地区内部次区域合作，促进东北地区与环渤海地区互动发展。四、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经济率先转型升级向东部地区扩大制度供给，加大重点领域改革和先行先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着力调整优化结构，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促进东部地区经济率先转型升级。做好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环渤海地区发展规划纲要、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加快天津滨海新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广州南沙新区等功能区建设。以把长三角地区建设成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完善便捷运输和信息交流，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建立统一的市场环境。扩大上海自贸区示范带头效应，创新投资、贸易、金融、监管等制度，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试点经验。建立联合整治机制，推进长三角生态环保一体化。经过10年的合作发展，泛珠三角区域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区域合作平台。继续深入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发挥前海、南沙、横琴、平潭等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推动制度和体制机制创新，深化内地与港澳台合作。依托湘南、桂东、赣南等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实现跨省区的产业转移。加快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联合与协作，制定实施环渤海地区发展规划，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统筹考虑产业布局、生态环护等重大问题。由北京牵头，并纳入山西和内蒙古，建立区域协调机制，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统一市场体系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对接为重点，推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五、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尽快制定并实施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的发展规划，统筹协调长江经济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推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快形成高等级航道系统，提高港口现代化水平，研究建设沿江高速铁路和连通重点经济区、中心城市、主要港口的高速公路网络。以重点产业园区为载体，以大型企业为骨干，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培育知名自主品牌，打造世界级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促进技术创新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以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跨区域城市群为主体，以区域性城市群为补充，优化空间布局，推动产城融合，引导人口集聚，逐步形成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强化长江水资源保护，建设沿江、沿河、环湖水资源保护带，实施沿江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加强流域环境综合治理。六、以海陆重点口岸为支点，形成与沿海连接的西南中南、东北西北等经济支撑带贯彻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推动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的若干意见》，促进沿海沿边地区发展迈上新台阶。积极建设沿边省区中心城市连接边境口岸、通往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走廊。进一步推进我国与中亚四国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推动人民币在与中亚各国结算中的运用，扩大双向投资，在条件成熟地区设立跨境经济合作区，提升双边经济技术合作水平。推动新疆与对方国家毗邻地区合作机制建设，积极推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的运营。依托重点经济区，着力打造重庆、成都、西安、南宁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提升云南向东南亚、南亚开放的通道功能和窗口作用，推进孟中印缅、中老泰、中越等国际运输通道建设，积极参与中国—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落实《中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规划纲要（2011—2020年）》，加强中俄地区合作，完善中俄地区合作机制，扩大地区合作范围，继续推进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建设和黑瞎子岛开放开发。七、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落实好扶持革命老区发展的政策，编制并实施赣闽粤原中央苏区、大别山革命老区等区域振兴发展规划。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推动秦巴山区、武陵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加快发展与扶贫攻坚，支持甘肃临夏、云南怒江、四川凉山等特困民族自治州发展。促进以工代赈、易地扶贫、农村危房改造。加大对口支援力度，实施支援新疆、西藏、青海、贵州、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及南水北调对口协作规划计划，全面启动实施对口支援川、甘、滇三省藏区工作。

⑵ 数字经济如何助力中国经济新增长

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古镇乌镇，因世界互联网大会而备受世界瞩目。而若提起刚结束的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最受关注、热度最高的则当属“数字经济”。

今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纳入“数字经济”这个关键词。事实上，“数字经济”已在中国蓬勃发展。此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发布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指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22.58万亿元，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达30.3%，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力量。

⑶ 北京发布稳增长45条措施，会为当地经济增长带来哪些助力

释放大量资金、降低租金、安排低风险地区复工、给运输车辆发放通行证、扩大新能源生产量。

⑷ 如何切实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恭喜深圳获得了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先行试验区,再次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标杆,未来的一流国际城市的一哥!深圳现在不是与广州比了,甚至都不想与上海、北京比了，直接就是对标纽约、纽约的架势了。

国家这个战略麻博士觉得至十分符合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规律的，你的优势要发挥到极致，就是胜利，深圳城市年轻，人年轻，包容性高，人才、资本、资源都加速往深圳流动，不仅是国家的经济资源加速向深圳流动，而且国际经济资源也在加速向深圳流动！重点是，这种经济资源的流动，至少是办成特区以来，国家不出钱，完全是依靠放开手，只给政策，深圳就能自由的飞翔，市场的力量才是深圳取得全胜的最重要的因素。

不要以为给政策就能起飞，特别是西部的同学，这点务必认清本质，特别是广西的朋友，国家给广西的政策不可谓不多，但收效甚微，颇有点像抱不起的阿斗，国家在深圳上花费的成本很少，但为整个国家带来的经济动能却难以想象，如果把国家看成投资者，那么，深圳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漂亮的一笔投资。

在先行试验区中，国家奖深圳定位为高质量高水平、高质量建设与发展的标杆，那么我们今天啊，就来谈谈深圳的高质量高水平、高质量建设与发展问题，顺便也与其他城市对比一下。

二是，构建与经济社会高水平、高质量建设与发展相适应、与市民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医疗服务体系，不断提高深圳医疗水平。着力构建重点医院与优势学科，建议实施三甲医院“倍增计划”，将现有三级医院与各区人民（中心）医院创建成为三级甲等医院，力争每个区至少拥有1家三级甲等医院，提高各区优质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深入实施“三名工程”，大力引进国内外名医、名诊所、名医院等优质医疗资源，鼓励社会力量高水平、高质量建设与发展医疗机构。

三是，构建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可持续高水平、高质量建设与发展需求相协调的住房保障体系，不断提高深圳居住条件。面对较高的居住成本与较大的住房需求，探索建立房地产市场发展长效机制，要加快培育住房租赁市场，从增加供给、公共配套、市场监管等方面完善政策，促进住房租赁市场规范健康发展；要通过新增用地、棚户区改造、城市更新等多种建设方式以及安居集团租购、城中村统租等多种租赁方式提升住房保障能力，缓解市民住房压力，努力实现“住有所居”的最终目标。

⑸ 如何通过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发展

经济新常态是我国战略性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判断，也是经济社会今后一个时期发展运行的根本特征。其体现的趋势背景包括：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效率，从依赖增量转向调存优增，从传统模式转向创新模式。可概括为“中高速、讲质量、调结构、重创新”。金融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撑力量。在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格局中，金融业同样需要转变传统的经营理念和增长模式，顺应新常态下的发展要求，适应新常态下的真实需求，理解新常态下的市场诉求。而“创新驱动”是顺应经济新常态，实现金融新常态的必由之路。
一、以金融模式创新增强竞争能力
在经济新常态战略布局的统领下，经济各领域的深化改革步伐都将加速迈进。消费、投资、进出口的“三驾马车”都将步入“更新升级”阶段。这既包含了对传统发展方式的优化和扬弃，更是对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创造和拓展。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现代化改造与国民经济改革推进一脉相承，一些银行对于传统经济运行方式更为熟悉，甚至更为适应。通常表现为：一是业务经营依靠规模扩张；二是盈利模式依靠重资本业务；三是市场拓展依靠价格竞争。
在新常态环境下，商业银行需要同步适应产业格局的调整和升级，跟进新常态的推进步伐，构建符合自身禀赋优势和市场定位的核心竞争力。
一是理性设定发展预期。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这是新常态的政策导向和发展要求。商业银行的业务扩张和盈利模式同样需要遵从宏观经济的总体规律和运行基调。单体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和业务增长不应依赖于简单的规模扩张，而是应基于差别化竞争力形成的特色溢价；不应依靠过度承担风险抢占市场，而是具备准确定价能力科学实现风险溢价；不应集中于短期当期收益，而是通过前瞻性规划布局持续获得战略溢价。未来，单体金融机构对其发展速度的预期将必然进一步回归现实、理性。
二是科学把握发展机遇。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转向质量型增长和创新型增长，企业优势专业化、商业运营平台化、盈利机会数据化、行业跨界合作化、客户行为互联网化等新型商业模式将有可能逐渐成为主流。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传统盈利来源在利率市场化和高度竞争的环境下也面临挑战。原有的收益来源可能变为免费领域，但原有的服务空白也可能变为增值空间。金融机构需要在动态变化的环境中持续优化自身资产负债的来源、形态和价格，应用大数据、云计算把握商业机遇，将直接的收息收费模式转变为多元化的收益模式。
三是创新构建竞争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商业银行既是市场中的竞争参与者，更是实体经济中的金融服务供给者。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代表着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意愿和诉求。例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论述：在消费领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将呈现主流方向；在投资领域，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遇将更多涌现，要求新的投融资方式提供支持；在进出口领域，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成为重点。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一些依托传统模式构建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转化为劣势，萌发阶段的新兴行业领域可能创造更大金融发展空间。这需要商业银行敏锐把握市场的趋势性变化，在产业布局、客户布局、组织架构布局上早思考、早规划、早变革，将创新思维贯穿于经营理念、战略规划、经营管理、产品研发、服务提供的全流程之中，锻造新常态条件下新的服务能力，保持核心竞争力。
二、以金融产品创新增强服务效力
产品和服务是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直接对接点，也是检验金融服务有效性的最直观标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体现为产品服务供给的充分性、效率性和针对性。随着经济新常态和社会现代化变革的不断推进，金融服务的对象、需求和渠道都将产生深刻变化，其特征表现为：
一是新兴产业行业对金融产品的综合化提出要求。传统依靠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其驱动能力正在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产业格局和企业优势也必将更多建立在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的基础之上。这种变革要求金融产品能够有效契合创新型行业、科技型行业、智力密集型行业的运行发展特点，既要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纵向提供适宜的服务支撑，又要善于把握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上定位，横向形成跨界综合化的服务组合。以往单纯重有形资产、重抵质押物、重成熟企业的传统产品模式可能不完全适应我国新常态下产业革新的方向。
二是新兴企业形态对金融产品的精细化提出要求。从国家战略角度看，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在产业结构中发挥的作用将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将更多源自市场中新价值的创造。除必要的传统基础性产品外，银行等金融机构面临的客户需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金融产品的创设、供给和服务模式更加强调以客户为中心，更加需要下沉服务重心，细化服务思维、适应小微特点。
三是客户行为习惯对金融产品的科技化提出要求。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深度普及，企业居民的行为将更多依托信息渠道、技术渠道和网络渠道。金融机构也同样需要借助IT新技术的手段创新产品服务、提升管理效率、监测控制风险。这要求金融机构应更加善于理解科技、运用科技，促进金融与科技的紧密结合。要准确把握社会互联网化对金融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主动与互联网经营模式融合和合作，使用新兴的技术手段提升服务质量、提高响应效率、扩大金融覆盖、节约金融成本。同时，要关注信息化、网络化带来的新生风险，用新的技术手段加以应对和管控。
三、以金融监管创新增强市场活力
对创新实施有效监管必然要求监管创新。监管的目的是守住风险底线，维护金融稳定，为市场主体构建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面对金融业的深刻变革和创新追求，监管者也必须持续更新监管的方法和手段，主动适应金融创新的趋势性规律，实现“释放活力”和“管住风险”的动态平衡。
一是要完善优化制度法规体系。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要与深化改革的方向紧密衔接，对于方向性、趋势性的科学金融创新在法律上应给予探索的空间。在经济新常态的框架下，要立足于“中高速、讲质量、调结构、重创新”的基本特征，尊重市场主体的创新规律，使得法律法规体系能够适应新常态的要求。从银行业的发展角度看，产融结合、投贷联动、信息化展业、多元化的风险管控都是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也需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和修改予以明确和规范，丰富商业银行服务功能和手段，使得银行和银行服务的对象在创新上有空间、有活力、有规则。
二是要完善改进监管方式。更加密切市场准入、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之间的衔接联动，做好“银行全经营周期”监管的无缝对接。
三是更新监管工具。强化数据化、网络化、信息化的监管手段，增强指标监测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及时性。
四是科学分类监管。根据特色化发展、差异化竞争的银行战略经营路径，构建适合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释放差异化的发展活力，促进金融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共生性。
五是加强监管协作。跨市场、跨界的金融行为是金融创新的重要表现，增强不同金融领域监管者的相互协作，增进监管联动，及时提升监管标准的一致性是防范新生风险的重要措施。特别是针对互联网金融等新兴业务形态，要坚持创新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的原则。监管标准的协调一致性有利于降低金融机构的跨界套利预期，减少以监管套利为目的的所谓“创新”行为。真正将金融创新的动机引导到服务真实需求上来，降低“猫鼠博弈”的无谓成本，充分发挥科学金融创新的正向作用。
经济新常态将推动金融业步入新的改革发展阶段，“创新驱动”是金融适应新常态的根本动力和必由路径。商业银行需要在新常态中寻找机遇、降低转型风险、构建竞争能力，主动适应市场、客户、同业、监管在经济改革进程中呈现的新要求、新变化、新规则，实现可持续的稳健、健康发展。

⑹ 央行：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这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助力

这一规则的出台可以有效的促进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讲至关重要，如果说实体经济萎靡不振的话，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实体经济对于大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国在此前其实一直都在大力的发展实体经济，因为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家来讲，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是非常关键的，而大力的发展实体经济所带来的直观优点便是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所以说我国此前一直没有放弃对实体经济的扶持。

所谓的泡沫经济，其实也就是虚拟经济。比较有代表性的虚拟经济其实就是投资比特币这一类的投资，像炒比特币这种投资方式其中的隐患是很多的。因为一旦投资失败，那么投资者就会一无所有，所以说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来讲会提供一个有利的保障。

⑺ 如何让共享经济助力中国经济发展

这一先进的经济理念和传统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症结该如何解开？在经济总是快速前进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让共享经济助力中国经济发展？可以说，建设信用体系，完善市场，积极拥抱共享经济，一个都不能少。不能仅仅因为它会打破传统就对其避而不见，而是应该引导其价值走向。

政策积极拥抱

就像最初人们觉得互联网不过是技术层面的东西一样，现在人们对于共享经济，更多的是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或者是一种未来的概念。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朱俊生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说，人们应该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共享经济。那些对于共享经济下传统社会保障体制会失效的判断，也应该换一种方式重新思考。

“这种新的经济形态肯定和传统的不太一样，它其实是比较分散的业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所以传统的雇佣合同不一定适用于他们，我们不要用传统的东西去套这个新的东西，那中间肯定会有偏差的。”在朱俊生看来，传统的社会保险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它适合于工厂这种比较大规模的集中就业，其实在后来有一些非正规就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大的冲击。

“像Uber这个共享性的业态，它跟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的那种社会保险不完全一样，如果用传统的思维方式理解这种关系，你可能认为它有问题，它违规，因为毕竟按照咱们的社会保险法是强制缴纳的，但是如果你把它理解为个人之间的自愿联合，或者说个人和资本之间的自愿联合，它涉及的不是传统的雇佣合同，所以也没有必要归属为社会保障问题了，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带来了客观上的便利，打破了一些垄断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朱俊生认为，对一些创新的东西都应该有足够的包容，因为创新的东西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做好了它将来可能会引起一些商业模式的变革甚至包括生活方式的变革；第二，也可能是昙花一现，后来出现一些问题消亡了，那么大家担心的问题也都不复存在了。

朱俊生认为，现在比较重要的是要给予宽松的政策环境。“现在新的商业模式带来了利益的重新分配，它打破了一些竞争利益的东西，当然大家会有反弹，各种监管部门试图通过一些政策扼杀它，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市场应该让它自发地去发展，恢复竞争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创新与风险治理研究中心筹建负责人杨东对此也表示认同，他向《经济》记者表示，“未来社会保障方面，他能共享就随时都能获得帮助，获得众筹众帮，这本身就是一个保障，社会保障本身的作用、功能、价值在未来发生重构或者颠覆也未可知”。

法律严格管制

基于互联网金融浪潮而起的共享经济，之所以有很多不确定性，就在于互联网金融本身的不确定性。只有给企业与消费者更多的保障，才能促进市场的正常发展，实现企业与消费者的共赢。而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便需要相关部门不断地完善监管制度，靠强制手段单方面处罚企业，强制关停并非明智之举。

完善法律体系，做好市场监管与宏观调控尤为重要。在这方面，杨东认为，应该注意投资者权益人的保护，平台本身有监管的义务。“对于开车的和用车的，应该与平台的资质有一定的吻合，通过大数据监控那些不规范的车主，发现就应该及时地清除，给他信用降级，将他踢出这个市场，一旦发生问题随时都能够找到追究责任的相关方。”

一些严厉的管制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既然认识到共享经济是未来的大趋势、大方向，就应该出台一个监管政策或者相关法规，规范这种新的共享经济模式的发展，避免无法可依的状况。竞争不公平、失去应有的平衡反而会出现泛滥和一种非正常的、不健康的发展态势。这既不利于行业的发展，又不利于对消费者或普通老百姓的保护。”杨东认为，面对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应及时出台相关监管措施，不能走极端，“现在不给它法律地位反而发展得很快，你没法阻止它发展，还不如主动去监管，让它和传统行业光明正大地进行竞争”。

而共享经济涉及的行业跨度很大，那么在界定的过程中如何进行细致规范？杨东认为，这还是要看具体情况，根据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规则。

建设信用体系

国内公民信用体系建设仍在进行中，共享经济领域的信用数据仍然较少。“信用度的问题在国内比较严重一点，大家缺乏沟通，政府间的数据也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链接。”贝波网创始人朱泓源说。

以太资本创始人兼CEO周子敬对此也表示认同，“由于尚缺少能快速建立信用机制的基础条件，普及尚需更多时日”。

“其实陌生人交易的最大问题就是能否实名制。怎么让交易变得可追溯？后面必须有一套基于实名体系的交易方法。现在通过在线交易信息，以及电话号码、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的实名认证。”小猪短租CEO陈驰向记者表示，只有依托于现有的公民身份体系实现陌生人之间的闭环交易，才能逐渐打消安全交易。“央行已允许多家第三方民营征信机构开展个人征信业务，意味着未来基于实名身份，可以把每个人在社会不同场景下的信用记录，如消费、出行、违章、贷款等汇集起来，这会产生更立体更可用的信用记录。”在他看来，一旦这些成型，国内的陌生人社会信用机制问题会得到更大程度的解决。这将有助于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的成型。

现在的信用体系建设也需要围绕着“互联网+”进行，毕竟这已经是一个大数据迸发的时代。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诚信评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主任陈贵向《经济》记者分析称，“互联网+”时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首先要重视市场机制。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互联网+’行动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移动为基础的移动互联时代，也为社会信用体系建立提供了新发展契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顶层设计，需要社会协同和市场机制综合构建，信用包括经济、社会、司法、政府公信诸多维度，信用也覆盖法治与道德和精神文明诸多领域，需要定量也需要定性进行中和评价。”陈贵说，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协同发展是中国信用体系建立的有效路径。

在他看来，发达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市场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私人模式；一种是以欧洲大陆为代表的、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模式。美国模式的优点是市场主导、法治先行、中介发达、行业自律，具有重法治、轻道德、效率高、风险大的体系特征。欧洲模式的优点是政府主导、政令畅通、监管有力、透明度高，具有重监管、轻规制、效率低、公信差的体系特征。

陈贵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征信市场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为防范信用风险，扩大信用交易规模，有必要产生第三方征信机构，收集交易过程中的各种信用信息，对外提供专业化的征信服务。专业化的征信机构在发展的过程中又促使商业主体基于信息应用加快产品与服务的创新，推动了商业信用进一步蓬勃发展。个人征信业因信用卡、房地产和汽车按揭贷款等个人信贷消费而兴起，企业征信因上市、发债、信贷等资本市场扩大而兴起。”

而市场联防联控机制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手段。“构建失信惩戒机制有几个必备的要件：一是政府和民间的征信数据对征信机构开放；二是由专业征信机构投资，合法采集征信数据，构筑联合征信数据库，并合法公开征信调查结果；三是由政府倡导建立一个市场联防机制，由具备监管功能的政府部门、各类授信主体参加，使失信主体不能取得任何方式的信用便利。”陈贵说，企业机构和个人相关信用数据和信息的依法公开、共享、采集、加工和使用必须有法可依，不能有效保护集体和个人的合法隐私，不能清晰界定公开与保护信息的合理界限，社会信用体系就会失去民意基础和法律基础，也会失去该体系的正义性和公平性。

只有在信用体系建设上下大功夫，共享经济才有长足的发展空间。

⑻ 如何推进互联网 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推动互联网与各行业深度融合，对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意义重大。根据《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会议通过《“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明确了推进“互联网＋”，促进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普惠金融、公共服务、高效物流、电子商务、便捷交通、绿色生态、人工智能等若干能形成新产业模式的重点领域发展目标任务，并确定了相关支持措施。一是清理阻碍“互联网＋”发展的不合理制度政策，放宽融合性产品和服务市场准入，促进创业创新，让产业融合发展拥有广阔空间。二是实施支撑保障“互联网＋”的新硬件工程，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核心芯片、高端服务器等研发和云计算、大数据等应用。三是搭建“互联网＋”开放共享平台，加强公共服务，开展政务等公共数据开放利用试点，鼓励国家创新平台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线开放。四是适应“互联网＋”特点，加大政府部门采购云计算服务力度，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开展股权众筹等试点，支持互联网企业上市。五是注重安全规范，加强风险监测，完善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保障网络和信息安全，保护公平竞争。用“互联网＋”助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会议指出，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是为企业减负的定向调控重要举措，有利于稳增长、促就业。会议决定，在已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基础上，从10月1日起，将工伤保险平均费率由1%降至0.75%，并根据行业风险程度细化基准费率档次，根据工伤发生率对单位（企业）适当上浮或下浮费率；将生育保险费率从不超过1%降到不超过0.5%；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基金超过合理结存量的地区应调低费率。实施上述政策，预计每年将减轻企业负担约270亿元。

会议认为，改革商业保险资金运用方式，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市场需求，有利于保险业创新增效，也可以带动社会有效投资，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会议确定，按照市场化专业化运作和商业可持续原则，设立中国保险投资基金。基金采取有限合伙制，规模为3000亿元，主要向保险机构募集，并以股权、债权方式开展直接投资或作为母基金投入国内外各类投资基金，主要投向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重大水利工程、中西部交通设施等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重大项目等。用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打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经济新引擎。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借鉴国际经验，删除了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超过75%的规定，将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监测指标。这有利于完善金融传导机制，增强金融机构扩大“三农”、小微企业等贷款的能力。会议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⑼ 如何促进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

数字化技术可以穿透国民经济的各个环节，在供给端拓展生产边界，在需求端提升消费能力和意愿，实现供给和需求的有效匹配。它为经济发展实现质量、效率、动力变革提供推动力，对助力脱贫攻坚、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具有战略意义。

发展数字经济，要积极推进新基建。新基建涵盖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包含推动民生领域发展、助力消费升级的支撑系统，以及依托数字化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完善生活服务新基建是破解生活服务业发展瓶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其重点领域包括：服务场所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智能取餐柜、智能快递柜、智能自助服务系统等智能服务终端，以及智能支持设备、多功能智能充电终端等。不过，我国生活服务类企业大都是中小商户，进行新基建投入的意愿不强、能力不足，需要各级政府开展试点示范，加大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

我们可以用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经济体是否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数字经济总量占GDP的比重超过34%，我国开始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但短板也很明显：目前主要解决的是产业数字化问题，数据分析技术、数字科技创新、工业互联网、AI促进制造业创新等方面还未获得足够发展，以5G为代表的基础设施体系刚刚起步，数字治理体系仍不健全，数字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仍处于探索初期，制度障碍亟待突破。

最近，“网约配送员”(外卖骑手)作为国家认可的新职业被正式纳入中国职业大典。根据美团平台大数据显示，2019年，通过美团外卖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到398.7万人，比2018年增长了23.3%。2020年1月20日至3月30日，美团平台新注册且有收入的骑手共45.78万人。疫情期间，美团外卖骑手日均有效接单量与2019年相比有所提升。像外卖骑手这种灵活就业形态就是“互联网+服务业”和“智能+物流”的关键环节。

发展灵活就业需要解决一些新问题：平台工作模式改变了传统劳动关系下的工作基准，劳动收入按单计算、劳动场所不固定、工作时间自主，与当前劳动法律制度存在不匹配问题；就业人员和平台之间的关系不是传统的强从属和管理关系，而是一种合作互利关系。从求职到培训，从就业到社保，皆因劳动关系认定障碍而导致无法同等享受全方位的公共就业服务；目前扶持新业态用工与灵活就业发展的倾斜性政策还比较少，例如培训补贴、稳岗补贴等无法全覆盖，不利于提高就业质量。今后，应探索建立适应新业态用工与灵活就业的劳动标准体系，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政策，满足灵活就业人员享受就业补贴、就业指导、技能发展等诉求，增强就业稳定性。

需注意的是，新岗位、新业态里有就业增量，但更多是存量流动。要解决目前巨大的就业压力，关键不是靠数字产业本身，而是数字经济发展可让智能制造业、数字服务业发展空间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产业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从根本上解决就业结构问题。

数字经济有效发力，关键是政府部门对产业规律与经济增长规律能够有效把握。为什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紧密度需进一步加强？这与国家政策有关，比如不同行业存在税制差异，地方政府可能更加关注地方财政的问题，而相对忽视制造业与数字服务的整合。至于提高相关产业人才质量，则取决于高校人才培养。我们要培养一大批从事数字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的人才，培养从事数字科技创新的技术人才和创业人才，这方面的缺口还很大。

随着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从技术探索到产业应用的阶段，数字经济强调培养学员的复合能力，是经济学、数据科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的结合，是一种跨界培养，是“思辨+管理+赋能”相结合的具体实践。

UCA—DDE项目旨在缔造数字科技独角兽，成就数字经济领军者，培养拥有商业资源同时具有影响力的业界翘楚，提高企业的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

入学标准

• 相关专业硕士文凭，具备至少两年公司总监及以上高层管理经验；

• 非相关专业硕士文凭，具备至少五年公司总监及以上高层管理经验；

• 具备至少8年以上大型企业副总裁级别以上或中小企业董事长、总裁管理经验；

#未具备以上条件的管理工作经验者，请想考项目办公室提交补充附加材料特殊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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⑽ 中国是如何助力世界经济复苏的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显示，中国经济结束了自2011年开始的增速下行态势，总量首次突破80万亿元大关,6.9%的增速，在全球大经济体中仍是一枝独秀。

管中国依然持续贸易顺差，但是2017年进口增幅超过出口增幅。更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为了出口而进口的原材料和产业机械，而是面向国内个人消费的进口在不断增加。今后，随着中国个人消费不断增加，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有望进一步增加。

分析人士表示，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将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