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应该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增长
在我国经济社会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立足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央及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果断出台一系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我国经济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中仍然处在前列。二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我国打下了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坚实物质基础。三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四是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全球经济面临的调整和重组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要坚持保增长和调结构、增效益相统一，把保增长建立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加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要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抓住时机、掌握节奏、把握力度，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快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通过改革创新增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能力、增强解决我国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能力。要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把保增长、扩内需同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急群众所急，解群众所难，进一步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谢谢，望采纳！
B. 如何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当美国和欧洲都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之中的时候，虽然2011年1-8月中国GDP的不俗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们对世界经济的信心，但是中国国内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却也让很多人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产生了很强的担心。这种担心主要表现在，首先在经济发展方式迟迟得不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立足于政府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什么时候、在什么节点上将会出现逆转？其次，为什么中央政府大力倡导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要求，无论在政策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会遇到如此大阻力，以至于整个“十一五”时期，这种要求都停留在宣传和口号阶段？ 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定义于社会各界致力于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结果，那么再去理解今天在通货膨胀高居不下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担心中国经济的未来，就会容易的多。
我们知道，目前很多人都把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归功于在特殊体制下，政府主导经济的结果。不幸的是，虽然这种模式或者结果在短时期里确实产生了很积极的效果，但是同时它也为经济的长期发展，埋下了祸根。最典型的解释就是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提出的诺思悖论。它描述了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扮演的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关系：“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成为经济衰退的根源”。
以我们目前的处境为例，由于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几乎都是“粗放式”增长，虽然GDP增速惊人，但是在我们的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产业中，从汽车、钢铁、石油化工，到广大的中小型出口加工企业，凡是在创造GDP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产业，无以例外的都是以牺牲和浪费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而当经济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购买资源和治理环境的成本开始大幅度上升的时候，过去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后果，就开始不断凸显。而当危机来临时，采取刺激经济的最有效方法：广发货币，更是加剧了“粗放式”经济集中释放恶果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方面，除中国外，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能够跳出诺思悖论的怪圈。
其实，在应对诺思悖论方面，我们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强调的立足社会创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全面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本应是非常科学的方法论，但是，遗憾的是在执行方面，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消极应付的执行能力，使得它们并没有被认真实施。在这个问题上，除了缺乏科学有效的政策考评体系外，政绩观、部门利益、地区利益以及官员的个人升迁等问题，都需要全面予以调整和改变。
由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全面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从政府角度出发，在全社会率先建立起一个以开放创新、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它的具体内容是，首先，各级政府部门一定要时刻保持一种开放和高效的政务状态。开放是为了更好地为各路资本的进入，提供便利的条件；而高效则是现代市场经济衡量政府能力的基本要求。其次，为真真切切地鼓励创新，社会各界要对创业失败者予以足够的宽容，只有拥有一个能够为失败者提供重新站起来的社会环境，中国才能够出现更多的华为、海尔，乃至于苹果。
又因为新兴市场和成长型企业，正在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创新能力的载体，而能否出现更多、更具活力的创新载体，又取决于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支持力度的大小，因此，只有在政府服务到位和社会环境更加宽松的环境下，以企业为主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动力，才会更加强劲。在这里保持经济结构的开放性和企业持续的创新能力，要比简单地整天把发展绿色环保挂在嘴边重要的多。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为全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无论是保持开放的经济结构，还是支持企业不断追求持续的创新能力，首先需要以政府为代表的组织机构，在发展过程中保持长期的战略眼光，立足于政策的制定，坚决放弃以追求短期效应为主要内容的同质化和低水平的产业体系，才能够是我们在摆脱诺思悖论的同时，保持经济社会更好、更健康地发展。
C. 中国经济如何保持持续增长
新的世纪已经到来，在新的百年，中国经济将依靠什么才能谋求持续增长？ 欲回答这一问题，先分析一下２０世纪的最后２０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１９７８年后，中国经济渐入开放条件下的发展轨道，开放，总是要首先激活一国具有绝对优势的要素。在中国，这一具有绝对优势的要素就是廉价人力资源。何以为证？２０年来，中国的出口额以年均１５％的速度增长，在出口总量中，加工贸易约占５０％，其余部分也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可见，对出口增长作主要贡献的要素是具有价格优势的人力资源。外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要素。 分析表明，在近１５年的年增长率中，有２个左右百分点可由利用外资得到解释。外资是流入的资本要素，与之结合的，是中国的资本、土地和劳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要素不具备优势。土地要素的稀缺性大于劳动要素，且不可移动，在特定地点的供给总是既定的。因此，绝对价格和相对价格均较低的劳动要素，与巨大的市场空间一起，吸引并利用不断增长的巨额外资。 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随着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劳动要素的价格必然也必须相应提高，只要发展的不均衡存在，一国或一地区的廉价人力资源优势就会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开放初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廉价人力资源优势，现已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就是例证。 尽管如此，中国的文章还必须在人力资源上做，因为，人力资源是中国最丰富的资源。在现阶段仍然要利用廉价人力资源优势，加快资本积累步伐。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中国人力资源的内涵，整体提升人力资源的结构和素质。不难发现，廉价人力资源的内涵是从事简单劳动的劳动者。改变这一内涵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广义教育，使未来的劳动者成为具备健全人格和道德，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拥有某项或多项专门技能的全面的人。由此，中国人力资源的内涵将发生质的变化，优质人力资源成为其主体。 无论站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角度，还是置身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我们都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未来世纪的世界中，中国要素优势的定位，是且只能是优质人力资源。我们现在并不具有这一优势，甚至可以说距离这一优势还很远，但是，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对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分析，都肯定地支持这一结论，并要求我们作出这一战略选择。在知识经济初现端倪的条件下，这一选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更加不容置疑。 推动廉价人力资源到优质人力资源的战略转移，最根本的，是发展教育。教育在未来社会中的重要性，已在全社会达成共识。问题是怎样发展教育。笔者认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滞后，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我们必须在教育的总体战略、办学模式和运作机制等方面，继续作出重大的改革，以适应发展的需要。 首先，义务教育（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和非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培训等）在发展思路、运作要求方面，有着重大的区别，应当实行分类指导。非义务教育的产业化发展与运作是确定无疑的，这是内在规律的要求。 其次，义务教育的主体是政府，也可有一小部分民办；非义务教育的投资主体应当多元化。由于教育是公益品，政府在多元投资中总是要占较大比重。要通过深化改革，制定有关政策，在非义务教育中鼓励发展民办教育。 第三，教育尤其是非义务教育应当引入竞争机制。正如竞争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福利，竞争同样给受教育者带来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D. 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而实现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为核心。粗放型和集约型的增长的区分依据是从经营的角度划分的。如果从生产规模扩大的实现方式看，可以分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在生产要素质量、结构、使用效率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实现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以数量的增长速度为核心。
粗放型经济是与集约型经济相对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在生产规模不变的基础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改进机器设备、加大科技含量的方式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内涵型增长方式。在当代，提倡的是集约型经济。比如东北牧业的发展方向，就是发展集约化。
以前的美国是集约型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美国以二战获得的金融地位,获取全球的资金流动,同时也承担盟友大部分的军费开支.那么中国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长方式?
E.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2008年经济增长形势分析
由于CPI已连续5个月超过我国5%的通货膨胀预警警界线，生产资料价格近期也在快速上涨，温和结构性通胀已有向全局性通胀蔓延之势，因此防止全局性通货膨胀将成为2008年宏观调控任务的重中之重。但是，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步伐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同时加快，经济内生性增长十分强劲，2008年我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增长环境良好
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及世界对中国经济长期看好预期是北京承办2008年奥运会和上海举办2010年世博会的基础和实力，反过来，这些盛会的召开又将大大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经过多年建设，我国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迅速发展，原材料、燃料与动力供应紧张状况基本缓解。大型煤气化工程、小火电关停与新装机容量扩充、京沪高铁兴建在即等基础建设蓬勃发展。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农村能源、交通、水利和生活环境也已得到进一步加强。城乡居民收入多年稳定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推进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信心。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良好内部环境，不仅有力保证了2008年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还将延续中国经济增长的上升周期。
农业有望稳产增收
农业具有较强的周期性特征。虽然中国2004—2006年连续4年粮食增产丰收，但由于国际市场粮食出现短缺失衡，致使2007年国内粮食供应偏紧。2008年这一状况有望得到解决，因为从2007年世界粮食收成来看，国际粮农组织十分乐观，预计将达到粮食产量的历史最高水平。其次，我国政府支农力度逐年增加，特别是2007年种粮、生猪饲养等农业补贴发放到位都将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此外，只要政策到位，农民根据市场自主调节生产的能力会进一步显着增强。
投资仍将稳定增长
连续数年的经济增长已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集中于政府部门的资金更多的是以投资建设的方式还富于民，2008年正逢政府换届之年，稳定经济增长是其首要工作职责，以建设投资为中心则又是大多数政府工作的常规之策，因此政府投资的内在动力十分强劲。不仅如此，2007年企业利润大幅上升，企业从资本市场获取资金的机会和条件增多，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同时，还会继续加大国内投资。综观国内投资的各种因素，2008年投资热度将会依旧不减。
消费迈向新台阶
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在保持近几年住房、汽车及旅游火热的基础上，家庭吃、穿、用等日常消费出现较大增长。2007年消费旺盛的另一大特征是在消费物价总体水平处于较大上涨时，消费者信心指数连创新高，这一特征表明城乡居民对未来个人收入与未来生活状况等前景看好。分析2007年消费增长加快的原因，除居民收入增长之外，我们认为，2007年最低工资标准、低保、医保、退休养老保险以及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大范围贯彻落实才是我国消费状况明显改善的最重要原因。消除城乡居民消费的障碍，消费活力才能得以释放。因此，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对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看好，2008年我国消费还将迈向新台阶，这一增长态势将充分体现在家庭高档消费品(如新型家电和数码信息产品等)、教育、文化、医疗保健及家庭服务等日常消费服务上。
以上诸多因素表明，2008年中国经济的内在增长动力依然十分强劲，但其背后也存在着一些抑制经济增长的因素。首先，国际国内资源品价格起伏不定。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编制的国际市场商品价格指数显示，在农产品、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下，除个别品种外，1—11月份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呈现普涨现象，价格总水平涨幅较大。1—11月现货、期货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上升12.21%、12.24%。与此同时，国内初级品、资源品和原材料价格上升加快，10—11月份国内钢材、水泥价格开始攀升，石油、化工产品价格涨幅明显。此不但加大了企业生产成本，企业生产经营受到影响，并且也提高了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支出与消费，为明年的经济总体走势增加了不确定性。其次，我国经济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一是内需不足，2007年我国贸易出口仍是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尽管政府采取了取消和降低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等各项调控政策，但出口增长势头依然旺盛；二是消费不足，投资多年来一直是拉动经济的主力军，而且投资结构不合理，高能耗高污染的双高行业投资增速高于平均增速；三是资源消耗与环境承受压力过大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针对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利因素，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财政部2007年12月21日宣布，我国将从2008年1月1日起进一步调整进出口关税，总水平保持9.8%不变，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为15.2%，工业品平均税率为8.9%。但2008年将继续以暂定税率的方式对煤炭、原油、金属矿砂等产品征收出口关税，并将对木浆、焦炭、铁合金、钢坯、部分钢材等生产能耗高、对环境影响大的产品开征或提高出口关税。政府希望通过加大出口政策调整力度和执行力度，减小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同时也减小经济对出口的依存度。经济政策的调整不仅体现在出口政策上，资源品价格的定价机制、土地与环境保护的力度都会加强，经济政策的综合作用经过一段时期的传导，影响可能会在2008年集中显现出来，近期出口增速回落的迹象表明经济政策已在发挥潜在的作用。各项经济政策的共同作用将会大大降低依赖资源品生产、制造和加工企业的利润，一些缺乏技术竞争力的企业将被迫退出市场。此外，为防止全局性通货膨胀，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紧缩性货币政策，调控频率与调控力度前所未有，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3月18日第一次调整的6.39%上升到年底第六次调整的7.47%。利率的提高，将减少部分过热的投资。
因此，综合分析影响我国经济运行的各类因素，预计2008年我国经济仍将高位运行，但速度会有所放缓，从2007年态势小幅回落1—1.5个百分点。
F. 如何顺利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一、新常态仍待努力确立
对于经济大局，现在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现在亟需做的，是对什么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以及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去适应新常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近年来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率、靠大量投资支撑的旧常态已经不可维持。它必然要过渡到一种新的常态。
这个新常态具备哪些特征？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大体上在两点上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换。第二是增长方式从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转向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集约增长。
应该看到，这两者有着很不相同的情况。前一点，增长减速已经是一个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到了中高速，并将进一步降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也取得了朝野共识。至于第二点，经济增长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或者说增长方式的转变，却是一件尚未实现、有待努力的事情。
我们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增长速度下降过程中，效率没有改善，原来由GDP数量扩张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而且造成减速过快，加剧经济社会矛盾。因此，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相反，如果能够在增长减速的同时提高增长的质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就能减轻增长减速的冲击，甚至能够在中速增长的情况下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所以，在较高效率支撑下的中速增长，才是我们希望建立的新常态。
二、“三驾马车”分析框架的误区
研究增长降速，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 。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大致上从2009年开始，不知什么原因，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时候，流行起一种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消费、投资、净出口等 “三驾马车”的需求大小的分析方法。也就是说，中国的增长乏力，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项需求造成的。只要能够把需求扩大到足够的水平，增长就能够重上台阶。
我认为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点。
首先，它用错了分析框架。十分明显，“三驾马车”分析法运用的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如同大家知道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了供给的边界，因此，产出总量等于消费、投资、财政赤字和净出口四项需求的总和。不过凯恩斯用这一理论框架来分析短期经济问题，把它用来分析长期发展显然是用错了分析框架。
其次，用这个理论框架去分析经济增长的趋势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消费、投资、出口需求有多大，归根到底是由一些客观因素决定的，并不取决于中国的愿望。以净出口为例，它最终取决于整个的国际经济走势。过去中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第一是因为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西方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从发展中国家净出口来填补；第二是因为中国低成本的竞争力很强，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净进口中分到一块比较大的“蛋糕”。全球经济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去杠杆化，提高了自己的储蓄率。这样一来，根据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只要这个西方国家储蓄跟投资的缺口越小，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的可能性也越小。美国的储蓄率会有起伏，但是要想回到危机以前的水平，我看是不大可能的。随着中国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也在减弱，因此在出口蛋糕中所占份额也会降低。消费需求的提高，也不是以人们的愿望为转移的。例如有人说，城市化可以使消费需求提高，因为农民进城以后消费需求会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镇化消费需求就提高了。这里其实是把消费需求和消费愿望混为一谈了。在经济分析中所说的需求是说有购买力的需求，有钱做后盾的需求。所以要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首要办法，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率。即使政府能够给予补贴，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的。
这样，每一次出现了速度下降，用“三驾马车”的分析办法算来算去，最后的结论就是进行强刺激，多发钞票，增加投资。2009年以后，用4万亿投资（两年）10万亿贷款进行刺激，结果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这使许多人认识到这不是个好办法。
研究长期增长走势更可靠的办法，是对驱动经济增长的三个因素——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效率的状况进行分析。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还有一些次要的因素。第一个次要因素是大量新增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低效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开放使我们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
这样一来，改革开放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较之改革开放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提高。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正在消失。首先，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越来越小了，就像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提出，根据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其次，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清华大学的白崇恩教授和其他一些研究者都得到大致上一致的结论，就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明显降低，并引起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由现有资源状况和技术状况决定的潜在增长率降低的情况下，要短期拉升增长率，唯一的办法就是采取刺激政策，通过信用扩张向市场“放水”。但是就中国的情况而言，长时期采取刺激政策已经使宏观经济变得十分脆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
说到过度投资造成的风险，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写过好几本书来总结日本近年来经济衰退的教训。他在书中指出，日本的这次衰退以至全球多次重要的金融危机，都是在泡沫破灭后出现的衰退，而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基础，则是资产负债杠杆率（负债率）过高的缺陷。在我看来，如果说西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缺陷的主要成因是高消费和高福利，东亚国家的杠杆率过高则主要是由于企业和各级政府借债投资造成的。在目前我国资产负债表杠杆率过高的病象已经十分明显的情况下，某些政府机构和企业就会出现偿债困难，甚至“跑路”逃债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做的是“去杠杆化”，控制和消解风险，而不是用加法“刺激”的办法，提高杠杆率将使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加大。
更何况2009年以来多次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递减已经变得非常明显。如果说2009年的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还把2009年第四季度和2010年第一、第二季度的增长率拉高到10%以上。2014年第二季度的1万亿左右投资只把增长率从第一季度的7.4%提高到第二季度的7.5%，拉升了0.1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又降到7.3%。经济学所说的“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效应已经充分显现。
以上的分析说明，唯一的出路在于提高所谓索洛余量，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
三、体制转型是发展转型的基础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或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新口号和新要求。从1996-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就提出实现这一转型的要求，只不过执行的情况很不理想。问题的症结在于发展方式转型受到旧体制的掣肘。
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先是原国家计委提出需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在后来的讨论中，人们总结了苏联转型不成功的教训，指出体制的转变是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因此，“九五”规定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一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九五计划”期间，由于执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市场取向改革全面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取得一定成就。可是到了2001-2005年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化加速这件好事在中国体制下却使各级政府大大增加他们手中掌握的土地等重要资源，于是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政府主导的重化工业投资高潮。由于政府主导了重要资源的配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出现了逆转。
“十一五”总结了“十五”的教训，再次提出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但是由于“十一五”期间改革推进缓慢，虽然我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十一五规划”，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乏善可陈，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后一年的2010年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在当前的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方针，就应当是在采取措施保证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下，把自己的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上。因为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好的经济社会体制，才能优化结构，转变方式，确立由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的新常态。
四、控制和消解风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我国宏观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都在讲话中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但是总体上是可控的。我认为他们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系统性风险是能够避免的。
我认为，可以采取的措施门类较多，其中包括：
第一，停止对回报过低或者是没有回报的项目的无效投资。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基础建设投资不需要考虑近期有没有回报，因为东西在这儿，早晚会有用。这完全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法。经济学考虑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资源具有稀缺性，做了这样就不能做那样，因此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只能做些效益最好、最需要做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要汲取日本的教训。1986年发生内需不足的问题以后，日本政府为拉动经济增长，启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结果酿成了最后的大崩盘。
第二，要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这也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失败地“拉动内需”留下的教训。现在一些地方政府耗费财政资源，用贷款、用补贴维持一些根本无法起死回生的企业。政府不是发挥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帮助解决企业破产带来的困难，而是支持这类僵尸企业继续无谓地浪费社会资源，这只会增加风险积累。
第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国家的或有负债。所谓“或有负债”，是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记载，却早晚必须偿还的负债。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基金缺口。据计算，其中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就高达几万亿元。及早归还这类欠账，可以减轻偿债压力，还能创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对于这一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明确的规定，要求拨付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应当尽快实现。
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对于一些破产企业的债务，停止由政府出资实行100%的刚性兑付，来避免加大道德风险。这样来化大震为小震，避免风险积累，导致大震。
第五，盘活“死资产”。由于前一时期的过度投资和粗放增长，全国各地形成了一大批“晒太阳”的开发区、绵延好几个街区的“死城”等“死资产”。虽然很难，但是应当努力设法盘活，这样就能把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降下来，降低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可能性。
除了采取以上这类堵塞漏洞、释放风险的措施，还应当辅之以宏观经济当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适度的短期调节。这两类措施的综合运用，使我们能够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不出现系统性危机，为推进改革争取时间，使改革和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五、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保证合意的新常态得以确定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当前应当把提升增长速度、还是应当把推进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学术界和经济界一直有争论。
在我看来，改革能够解决问题，不仅是一个在理论上得到证明的问题，也已经为近期的实践所证实。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维持8%以上的GDP增长率，因为要保就业。保就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观点从学理上说有点问题，就是把就业情况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线性的。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不到1%。我们过去大量投资建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长期就业数量并不大。这几年的情况非常明显，最近三年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的，但是就业的状况却有所改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降到7.7%，但就业的情况、特别是低技术水平劳动者的就业情况却比以前来得好。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3年原来要求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实际完成1310万人；2014年前三季度增长率再下一个台阶，但就业情况比2013年还好一点。实际的情况可能没有统计数字那么好，但就业情况有所改善是肯定的。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服务业加快了发展。
服务业的发展曾经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我国的“十一五规划”总结“十五”的经验，提出要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我的《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本书讲到了当时讨论的提高效率的四个主要源泉。第一，是让农民工变成市民，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第二，是要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或者说，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第三，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第四，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而信息产业从本质上说，或者说它的主要的成分，就是服务业。所以总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点，就是要发展服务业。
但是很可惜，“十一五”期间并没有做到这一点，有些地方稍有改善，有些地方甚至有所退步。但是最近两年的情况发生了改变。服务业的发展明显加快。原来一直是制造业一枝独秀，到2012年两个产业的增长率并驾齐驱。2013年服务业进一步提高了增长率，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中国第一大的产业。
这种变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发展服务业，它却发展不起来，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看来看去，就是我们从十八大前开始的，十八大后更进一步推广的两项改革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第一项改革是2012年从上海开始、接着很快在全国推开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改革。财税部门把“营改增”列在为企业“减负”项下。目前中国企业的税负太重，减负是应该的，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主张全面推广“营改增”，是因为他们相信亚当?斯密所说，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最主要动力的道理。营业税由于存在转移价值要重复征税的问题，是一种妨碍分工深化的税种。增值税只对增加价值征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营改增有利于分工深化。这在服务业，例如电商服务表现得十分明显。
第二项改革就是2012年从广东开始，本届政府把它规定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的工商登记便利化改革。有些地方这两年新登记的工商户增长了百分之几十。
目前在就业领域内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学毕业生、有学位的研究生就业存在一定的困难，有些人拿到的薪酬甚至比保姆还低。这是跟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有关的。这说明就业方面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解决，但是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刚才讲的这两项改革仅仅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小试牛刀，虽然它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的问题，但是小试牛刀尚且能够起这么好的作用，应该增强我们对于改革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中国提高效率的余地是很大的，问题在于落后体制的掣肘。所以关键在于坚决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决议，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从经济改革来说，有些改革项目正在有序推进。比如说金融的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进度甚至比原来预想的还快一些。财政改革在得到深改小组批准以后，正在正常推进。从国务院这边来说，简政放权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它的成果有待巩固和进一步扩大。
我个人认为，从今年的执行情况看，有些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
首先是国有经济的改革。在深改小组的336项改革分工中，国有经济改革方案由四个单位牵头制定。其中，只有一个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薪酬改革方案已经公布实施。不过在我看来，这项改革只是现有体制下应答民众和行政部门官员质疑的措施。其余的方案还没有看到。但是从有关部委官员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从直接管企业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存在认识上的差别。最近深改领导小组直接派出八个调查组到各地对国有经济进行调查，这预示着国有经济改革将在深改小组直接把握下加快。
还有一项重要的改革项目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的实验。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它是中国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涉及的问题不仅事关上海，而且事关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建立什么样的对外经济体系。
上海自贸试验区经验在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推广，不但对于形成进一步开放的体制，而且对于建设我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都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点在负面清单的引进上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市场进入要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本来是在中美双边投资谈判中指出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在国内市场上也实行负面清单制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对于建设我国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李总理说得很对，在法治化的市场经济中，对于企业来说，法不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就不可为。如果真能实现这个，我们的市场体系就大进一步，接近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了。
G. 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什么措施刺激经济增长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日益深化，希望中国能够在此次全球经济衰退中独善其身的美好愿望显然已经落空。中国政府对此做出了响应，于11月9日晚出台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官方公布的标题数字为两年投资总额4万亿元人民币(5860亿美元)，同时也标志着将近1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正式采取“积极型”财政政策。但是这个方案行之有效吗？中国经济前景又将如何？沃顿知识在线采访了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以及在华商界人士一起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全球金融危机最初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不显着，因为中国的银行受次贷危机影响甚微。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日益深化，美国消费者的需求下降使得中国的出口大幅减少，希望中国能够在此次全球经济衰退中独善其身的美好愿望显然已经落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速回落至9.9% - 自2003年以来首次降至个位数。 “鉴于中国的净出口额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出口加上进口额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0%强，”因此中国显然不会对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有‘免疫力’，”沃顿商学院营销学教授张忠(John Zhang)说道，“中国经济的回落部分反映出这种影响。” 近年以来，人民币升值、成本上涨和更加严格执行安全标准等多重压力已经使得中国的出口企业遭受沉重打击，而当前的金融危机更是雪上加霜。纺织业、制鞋业及玩具业面临大规模工厂倒闭，今年，中国有半数玩具厂的车间已经停工。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目前的预计，中国经济的增速将从去年的11.9%减至2008年的9.7%，并将于2009年进一步减至8.5%。 中国政府对此做出了响应，于11月9日晚出台了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官方公布的标题数字为两年投资总额4万亿元人民币(5860亿美元)- 甚至超过了中国针对亚洲金融危机采取的强劲措施的规模。这标志着将近1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正式采取“积极型”财政政策。 经济刺激方案的涉及领域包括交通和其它基建项目、医疗保健、教育、低收入人群安居工程、环保及推动技术创新的计划等。此外，政府还将放松信贷政策并计划实施增值税改革，减轻企业负担约人民币1,200亿元。 但是这项方案将行之有效吗？中国经济前景又将如何？我们采访了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以及在华商界人士的各种观点。虽然部分人士盼望政府能出台更多具体措施来拉动国内消费或支持小型企业，但是多数意见对此方案持积极态度。部分早期分析认为，刺激方案可能会带来2%或3%的经济增长，足以抵挡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此外，受访者指出中国经济中的许多积极信号，并认为全球经济危机实际上会给一些精明的中国企业带来机会，他们可以在国外进行有价值的收购。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压力下，中国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将其多年的宣传口号转为现实：将经济增长引擎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 对刺激的反应 正如往常一样，中国中央政府出台政策时，确切的细节不会明朗，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须依赖于各省市政府的执行情况。今年11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将会明确更多细节。尽管如此，在华商界人士及有关国际经济组织的领导人对此方案都初步表示赞同。 世界银行(近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提出了一项财政刺激方案)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对此举感到“高兴”。他表示，“鉴于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和预算储备，中国在施行财政扩张政策方面占有先机。”他指出，中国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国内债务水平低，同时在近年内保持了财政盈余。 虽然最近预测2009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从8.2%降至7.5%，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仍对中国政府采取的“史无前例的提高信心和经济增长的措施”大为赞赏。政策举动给市场传达的信号就是，政府将竭尽全力、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实现2009年的8-9%左右的计划增长率。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及其同事在11月16日的研究笔记中针对此次投入进行了说明：“如果没有这项刺激方案，2009年将有可能出现经济硬着陆(例如5%)。凭借这项财政方案，硬着陆的风险(即经济增长低于7%)已经大幅减少，我们相信……如果目前的政策方案被证明仍不充分，中国政府将会增加投入。”摩根士丹利认为，中国经济可能在未来三个季度继续回落，到2009年年中触底之后，随着外部需求恢复及针对性的刺激政策开始奏效，将于2009年下半年将开始适度回暖。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主动地、有建设性地解决国内经济受全球经济下滑牵连的问题，并将外部经济危机转变成加强国内经济的一次机会，”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拉菲尔·阿密特(Raphael Amit)说道，“我认为这是相当明智的举动。” 尽管如此，有些观察人士仍对刺激方案的某些方面提出质疑。首先，观察家指出实际的新开支并不会象最初出现的数字那么大。结果显示，经济刺激计划的部分要素已经包含在预算计划内。此外，其中多数融资将通过银行贷款来实现，这从技术上来讲并非财政刺激。世界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杜大伟先生(David Dollar)先生在世行网站上如是指出。但是他在总体上对经济刺激方案强烈支持，他表示，“基本上，我认为这项刺激方案很好。” 位于上海的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MR)的董事总经理雷小山(Shaun Rein)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将为中国的农村地区带来切实利益。他还指出，这项计划的目的之一在于向外界表示中国正在积极采取行动。同时，他建议说政府应更多关注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因为他认为“小型企业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雇主和贡献者，希望能看到更多鼓励中国创业人士的措施。” 针对方案最普遍的批评也许来源于其对基建项目的侧重。“目前的刺激方案特别侧重于基建项目，这是明智的长期投资，”沃顿商学院的张忠说道。但是他与其他学者都希望看到中国在刺激消费方面有更多投入。中国的储蓄率很高，大约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这与较低的国内消费水平并不相称。“消费仅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在美国，相应的比例约为60-70%左右。”张教授说道，“因此，在刺激国内消费方面仍存在较大空间。” 沃顿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弗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指出，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雇员们会因为担心失业而害怕花钱，因此他们不太愿意消费。但是，从更基本的角度来看，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消费者特别倾向于为医疗和教育存钱，这是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相对落后的特点造成的。“在加强社会保障体制方面增加开支，将能在长期范围内减少预防性储蓄，并刺激普通家庭的消费需求，”张忠说道。 部分西方评论人士对经济刺激方案优先考虑基建项目而非刺激消费感到不满，英国的《金融时报》将本次经济刺激计划描绘成一次“错过的机会”。“这对于中国来说本是一次难逢的良机，可以将其经济发展模式重新指向消费，并争取摆脱对出口和投资的极大依赖。”该报11月10日的社论指出：“唉，可是本轮经济刺激并未打算拉动公共和私人消费。它的目的却在于，保持经济继续运转，直到可以重新开始出口为止。这是不会奏效的。”
H. 如何估算未来中国几年经济的潜在gdp的增长率
未来5～10年影响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因素
基于宏观生产函数，可以评估在未来5～1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出现的变化。在基本情形假设下，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一个五年计划（2016～2020年）会下降到6.5%左右。人口红利的消失是其中一个因素，但笔者认为这一因素的作用被部分学者夸大了。影响潜在增长率变化最主要的因素来自投资体系的改革，这意味着投资增速较前几年会出现明显放缓，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投资的效率会逐步得到修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部分弥补投资增速下滑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人口因素对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中国适龄劳动人口（15～59岁人口）的绝对数在2012年首次出现下降。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要转为人口赤字。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人口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人口减少、人口老龄化）也屡屡被提及，认为中国将很快进入人口赤字时代。
毫无疑问，人口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在以上分析中，中国人口变化的负面因素被夸大了。我们认为人口红利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也有一些因素可能会推迟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首先，中国的就业结构仍然存在大量的农业就业人口。1990年，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为60%。到2013年，这一比重下降至32%。但是，日本的农业就业人口比重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降至个位数。因此，在日本，适龄劳动人口减少导致总就业人数减少（就业人口比重基本不变），从而必然导致非农就业人口减少。而在中国，劳动人口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持续转移仍然提供了一定的人口红利空间。
其次，目前中国城镇化的水平远低于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城镇化水平。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为53%，而其中户籍人口比重仅为35%。也就是说，超过两亿的人口属于半城镇化人口。他们生活在城市而没有城市户籍，因此无法享受相应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如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从就业的角度，这群人中的大部分只在城市工作10～15年，然后返回到农村地区。这在劳动力资源上是个极大的浪费。所以，未来以人为主体的城镇化改革，一方面可以带来更多的农民进城，另一方面可以使已经进城的农民真正在城市落户。这两方面的变化意味着人口红利在短期内并不会变为人口赤字。
最后，人口政策和教育体系的改革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市场目前面临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为长期人口恢复增长均衡生产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而教育体系的改革对于解决劳动力市场目前面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更是至关重要。因为目前每年7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与市场需求出现了巨大的脱节。对此，我们建议尽快将部分高校改革为高等职业培训学校，以应对在制造业升级和发展服务业中可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现象。
我们再来分析投资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投资的变动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最主要因素。关于投资的争论很多，焦点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目前的投资是否过度，二是中国是否应该由投资为主导的模式转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两个问题从本质上其实是相互关联的。
关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区分投资存量和流量的问题。从流量而言，中国每年新增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在近几年接近50%。这一比率不仅高出中国历史上的水平（2001～2007年中国高速增长时期的投资比率为40%左右），在全球也是遥遥领先。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在其高速增长期，投资占GDP比重最高也仅在35%～40%。
但是，中国投资流量如此之高的背景是投资存量的起点较低。根据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而言，我们估计这一比率目前大约为275%左右，与日本相当。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总量与目前的经济总量大致相当。而如果中国未来仍然要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的话，投资的增速也相应地要保持在中高水平。
这一判断有助于我们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理解。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投资需求，如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新能源、医疗以及进一步城镇化中带来的需求。我们不宜过分强调由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型，而应该投资和消费两条腿并重。从国际经验看，仅仅以需求推动的经济体很难维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一些提前强调以消费为主导的新兴经济体陷入过度消费和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却并不罕见（如一些拉美国家）。
另一方面，最近几年高投资的增长模式同样不可持续，因此需要逐步地将投资比重降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如未来五年内将投资比重降到40%左右）。高投资的负面影响在过去几年体现得非常明显。由于短期内大量的投资行为，往往伴随着大量资源的浪费和投资效率的下滑，也增加了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风险。在2008年之后，投资比重的快速增长伴随着投资回报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下滑，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我们强调投资对于中国长期增长的重要性，但这里指的是有效投资，并非简单的投资数量。
因此，未来改革的核心是在适当调整投资比率的同时，通过供给端的改革重新提振劳动生产率。这是保持中国经济在未来5～10年维持健康的中高速发展的关键。供给端改革的核心，如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所指出的，是改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乐观的情形下，如果改革能够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到2006～2010年3%的平均水平，那么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有望高出我们的基本假设情形，政府提出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也有望早日实现。
I.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应该如何实现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在我国经济社会体系需要进一步提升，经济社会改革需要进一步推进的情况下，立足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央及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果断出台一系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我国经济在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中仍然处在前列。二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改革开放3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我国打下了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坚实物质基础。三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依然强劲。四是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全球经济面临的调整和重组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要坚持保增长和调结构、增效益相统一，把保增长建立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加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要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抓住时机、掌握节奏、把握力度，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快形成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通过改革创新增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能力、增强解决我国发展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能力。要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把保增长、扩内需同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急群众所急，解群众所难，进一步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谢谢，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