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作用
1、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主要指经济法所干预、管理和调控的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点：
（1）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规范组织的法律，是为了防止垄断组织的出现，从组织上保证市场经济顺利发展。这方面的法律有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投资法等。
（2）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干预是经济法的重要调整方式，这方面的法律有证券法、票据法、破产法、金融法、保险法、房地产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等。
（3）国家管理、规范经济秩序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这方面的法律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和产品质量法。
（4）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此种经济关系的特点是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使经济各部门运行协调，使整个国家经济运行平稳。这方面的法律有财政法、税法、计划法、产业政策法、价格法、会计法和审计法等。
2、经济法的作用
（1）从法律组成的形式讲，经济法是一系列单行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是一种带有综合性特点的法律
（2）从法律内容上讲，经济法同社会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与经济基础更为直接，是一种具有经济性特点的法律。
（3）从调整对象的特殊性讲，经济法同科学技术、自然规律的关系十分密切，是一种具有效益性特点的法律。
（4）从经济法的功能与作用讲，经济法具有明显的限制性和促进性两种功能，贯彻惩罚和奖励相结合是一种带有指导性特点的法律。
（5）从实施上讲，经济法的实施是由国家经济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共同负责的，遵循经济司法与经济立法相结合，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结合，奖励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
B. 经济法的原理对现实社会经济活动的指导意义
在市场经济模式中，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经济法作用机制的价值取向，总的来说应是协调与发展。 第一，经济法追求法的一般价值取向-公平与效益。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 公平正义是任何一个社会及其成员所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这也是良法应有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工具，在体现公平正义的同时，还应保证和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也正是效益作为当代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已为众多法学学者所接受的原因。法律制度正逐渐受制于公平正义与效益的二重评价，经济法更是如此。 第二，经济法服从于市场机制的价值取向。国家的干预调节并不是取代市场机制，而是为了恢复、纠正和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从经济法内容可以看出，国家规范市场主体、反对并限制垄断、促进自由市场竞争、建立竞争秩序规则、进行宏观调控等，都是为了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和不足，并非完全抛开市场调节。国家干预市场调节的目标与任务，首先是为了恢复市场的功能，保证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如反对并限制垄断、建立公平的竞争秩序规则等；其次是纠正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建立、健全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体现经济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再次是弥补市场功能的缺陷，如提供社会公共产品、进行宏观调控等。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主要以维护和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作为自己的存在目的和作用限度。必要的有限的国家干预措施必须遵守“与市场一致”的原则，这也是经济法作用机制走出两难困境的途径。而市场机制的价值取向就是如何有效地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就是追求效益的最大化。 第三，经济法作用机制的目标-协调与发展。经济法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 协调各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保持社会平衡。因为，在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机制下，由于市场失灵所带来的供求总量及供求结构失衡、社会分配不公及社会公害、缺乏社会保障等，国家干预或说经济法就是通过规范市场主体、市场规则、保持总量及结构平衡、消除或减少社会公害、建立和健全社会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保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调。其主要表现为：一是为自由市场竞争创造和保持所需的制度条件，使市场机制更具效力；二是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保证社会的公平与安定，协调社会平衡。由于社会经济始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法的作用机制就是运用国家干预，在协调的基础上，维护和促进市场机制的完善，弥补和矫正市场机制的不足，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C. 如何理解经济法的纵横统一说
纵横统一论概念：经济法作为部门法是规定领导经济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的方法、调整社会主义组织及其所属内部单位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使用各种不同的法律调控方法以保证合理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内容：纵横统一论是前苏联的经济法学说，其代表人物是B.B拉普捷夫。该学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社会主义组织及其内部单位之间在领导经济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时形成的社会关系。其中，进行经济活动时形成的关系是横向经济关系，领导经济活动时产生的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该说认为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可以分为三类：1、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形成的经济关系。2、在领导经济活动时产生的经济关系（经济管理关系），3、内部经济关系。第一类经济关系是生产产品、完成工作和提供劳务方面进行经济活动时直接形成的经济关系。这类关系的参加者通常是指企业和生产联合企业。第二类经济关系是在领导经济活动时产生的。这类经济关系的参加者，一方面是企业、生产联合企业和其他组织，另一方面则是管辖这些组织的上级经济机关。上级经济领导机关（职能经济领导机关）就自己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向企业和联合企业发布指示，同时，在经济管理关系中也可以使用协商的方法。第三类经济关系，即内部经济关系是在生产领域直接形成的，它们在企业、生产联营企业及其他经济机关内部产生。这些关系的参加者是企业的内部单位以及联合企业的生产单位和结构单位，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所组成的经济机关之间在进行经济活动和领导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发生的内部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按其性质是计划关系，它们具有财产内容，而这种财产内容是由利用物力和财力达到经济目的的社会主义经营管理决定的，经济关系的财产内容可以表现在财产运动之中或在下达计划任务和领导经济的其他文件支配产品时。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产生的经济关系是统一的，而且，横向的和纵向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是计划组织因素和财产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经济法对这种经济关系的调整方法不仅有强行性命令的方法，也有协作方法和建议方法。纵横统一论在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特殊性作了上述研究后认为，经济法作为部门法是规定领导经济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的方法、调整社会主义组织及其所属内部单位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使用各种不同的法律调控方法以保证合理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D. 经济法的纵横统一学说
纵横统一论概念：经济法作为部门法是规定领导经济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的方法、调整社会主义组织及其所属内部单位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使用各种不同的法律调控方法以保证合理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内容：纵横统一论是前苏联的经济法学说，其代表人物是B.B拉普捷夫。该学说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社会主义组织及其内部单位之间在领导经济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时形成的社会关系。其中，进行经济活动时形成的关系是横向经济关系，领导经济活动时产生的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该说认为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可以分为三类：1、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形成的经济关系。2、在领导经济活动时产生的经济关系（经济管理关系），3、内部经济关系。第一类经济关系是生产产品、完成工作和提供劳务方面进行经济活动时直接形成的经济关系。这类关系的参加者通常是指企业和生产联合企业。第二类经济关系是在领导经济活动时产生的。这类经济关系的参加者，一方面是企业、生产联合企业和其他组织，另一方面则是管辖这些组织的上级经济机关。上级经济领导机关（职能经济领导机关）就自己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向企业和联合企业发布指示，同时，在经济管理关系中也可以使用协商的方法。第三类经济关系，即内部经济关系是在生产领域直接形成的，它们在企业、生产联营企业及其他经济机关内部产生。这些关系的参加者是企业的内部单位以及联合企业的生产单位和结构单位，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所组成的经济机关之间在进行经济活动和领导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发生的内部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按其性质是计划关系，它们具有财产内容，而这种财产内容是由利用物力和财力达到经济目的的社会主义经营管理决定的，经济关系的财产内容可以表现在财产运动之中或在下达计划任务和领导经济的其他文件支配产品时。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产生的经济关系是统一的，而且，横向的和纵向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的，是计划组织因素和财产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经济法对这种经济关系的调整方法不仅有强行性命令的方法，也有协作方法和建议方法。纵横统一论在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特殊性作了上述研究后认为，经济法作为部门法是规定领导经济活动和进行经济活动的方法、调整社会主义组织及其所属内部单位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使用各种不同的法律调控方法以保证合理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管理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对我国经济法的影响：我国经济法的实践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便开始启动,但其理论研究则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这次会议启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航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经济并未走出高度集中的巢臼,因而我国经济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继受了前苏联的经济法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反对和批判市场经济,甚至把计划法推崇为经济法的"龙头法",从而使得我国经济法在其发展早期的许多理论都深深地打上了前苏东国家经济法理论的学术烙印,尤以拉普捷夫的"纵横统一论"为甚。这个时期经济法理论大都反映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要求。伴随1993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确认,我国经济法迎来了全面革新的历史机遇,既往经济法理论和实践得到了全面的反思和检讨,在此基础上,经济法学者们将其学术视野转向业已趋于成熟的西方现代经济法,一些关于西方经济法的学术理论及立法实践相继被援引和借鉴,而前苏东国家经济法理论的学术影响亦日趋减弱和淡化。总之,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及其立法实践目前正朝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的现代化演进
E. 急求：经济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经济法的概念，证明其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相关部门法加以区分。
一、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从其萌芽至今已走过了100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它的产生以至发展都伴随着争吵，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作为理论思维的第一步就是给经济法下定义，这也是经济法研究学者的首要任务。前人在此已做了相当的工作，总的说来，对经济法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类观点：一是承认经济法是一个法部门，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定义；二是不承认经济法的独立地位，认为经济法是一个学科或是一种规范的综合等等。
否定经济法的普遍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所以无论是单个的经济法规或是这些法规的总合，都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1） .而肯定派则认为经济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方法，坚持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 （2）。综观两方的观点其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经济法是否有有别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方法，这也是传统部门法的划分标准。还有部分学者为求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对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法部门的划分并非如此，现在不得不对这一传统理论加以彻底的改造了 （3）。当然还有提“法域说”和“法体制说”的。笔者以为我们没有必要一厢情愿的为建立一套理论而去任意否定已有的且被大家所公认的东西，否定这一点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唐诗有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诗用来说明经济法的发展极恰。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应该得到肯定，如何去诠释经济法呢？首先还得从法谈起，法律就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那么经济法也是为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了解这一点给经济法下定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从苏联改造过来的“纵横统一说”在学界曾占有相当的地位，此说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管理关系和横向的经济协作关系（4） .这一观点试图使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更加明显，但无意间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经济协作关系更多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不应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畴，而是民法调整的范畴。经济法主要是从公权力入手来调整公私融合的部分，也就是公私之间的交叉关系。现在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民主社会，公权力应该在一定的地方适可而止，不应过多的涉入私权利。因此，经济法应定义为是调整国民经济的管理和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首先，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管理和协调关系，这区别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次，调整的主体其中重要一方是国家相关的经济机关，这是为摆脱行政机关对经济的盲目干预，确定一定的机关进行经济的管理和协调工作。虽然，经济法是以一定的强力为基础的，但强力并不是直接调整手段而是作为经济管理协调的坚实后盾。
二、经济法的独立性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而进一步研究其实重要的就是经济法的独立性问题，这个问题是上个世纪以来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可以肯定的说经济法是一个部门法。前面已对经济法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下面具体就经济法的独立性进行研究。
判断经济法是否为部门法须确立一个明确的部门法划分的标准，而不是不顾现实自封为部门法。部门法的划分有对象说，对象加方法说，还有方法说，还有目的说等。按照多数的观点认为特有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是划分的标准。但方法相对于对象来说是次后的，特有的调整对象才是关键，任何法律部门都有其调整的对象，这是划分部门的根本标志，它是指法律部门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5） .虽然有人对这一传统的划分方法提出了质疑，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对经济法的基本界定说还是应当立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根本特征，否则经济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异于空中楼阁，经济法的科学性也就值得怀疑（6） .在前面的定义中已经阐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协调关系。这种关系的一方主体是国家经济机关，另一方则是市场经营的主体，大到公司企业集团，小到“户”（7） 这种经营的单位。从客观上说，经济法调整的的对象是一种社会关系，具体说有宏观调控法（或者宏观经济法）、市场规制法、经济组织法等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金融财税等，市场规制法包括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方面的内容，经济组织法主要包括了公司企业法等方面的内容。
调整的对象基本上就决定了经济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在经济的管理协调过程中会使用包括民事、行政等方面的调整手段，这并不会影响经济法的独立地位，现实的情况非常复杂，使得国家必须用多方面的手段进行调整。另外经济法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调整手段和方法，如“经济不名誉”处罚等。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经济法有明确的调整对象并辅以一定的调整方法，它就具有作为一个法部门的独立性，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三、经济法的发展和现实性
经济法成为法律部门首先是要有独立性，但现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经济法现实性其实就是经济法的现实存在依据，说明经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存在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法的重要性可以从经济法的发展历程来说明。经济法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有了成文的法典，比如《汉穆拉比法典》，其中就有很多相关经济的法律条文，但这时的法是诸法合体，不能说已经产生了经济法。经济法是相对于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经济的进步分不开的，总的说来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随后在20世纪初出现分野，一方面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法”，典型的如捷克等还制定了专门的《经济法典》。但随着苏东集团的解体以计划为主导的经济法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现实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否有必要再继续坚持原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理论学说有待商榷。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几经演变的经济法，从“战时经济法”到“危机对策经济法”，再到比较成熟的“自觉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分析这一过程，可见它是沿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轨迹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认识到国家对经济干预的重要性，同时民主经济的推动，一时出现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现象。比如，不正当竞争、垄断这些问题光靠民法规范的市场调节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且经济越发达对经济稳定的要求就越高，不规范的金融管理以及猖獗的金融投机严重的影响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和发展，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就是一个明证。
资本主义国家在加强国家干预的同时，社会主义中国也在一边规范职能经济部门的管理，又逐步的放权，让民众享有更多的经济自由，进而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的经济形式逐渐趋同。经济法正是在此基础上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可以完全否定那种经济法的“阶段论”（8） .法律部门之所以形成，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精神 （9），也就是它有它的现实性，即适应经济现实而生。
由于各国的情况不一样，各国的经济法强调的主要方面也不一样。英美法系没有部门法划分的传统，也就没有经济法部门，但事实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被称之为“经济宪章”，可以理解为这是其重要的经济法内容。德日对经济法德研究由来以久。由于民商法在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关注经济法的程度不高，甚至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经济法。但不管怎样，经济法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西方国家已注意到经济法的重要性，借鉴近年来中国经济法发展的经验，加强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由于传统思维的影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经济法的重点不在反不正当竞争而在财税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种状况会逐渐的改变。
经济法的重要性最重要的就是其存在的现实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在符合现实基础上的法部门才有其合理性。事实证明，要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快速发展，光靠计划抑或是市场调节是不行的，经济法要解决的就是市场跟公权的关系问题，这也是经济法存在的意义所在。公共权力有很大的张性和破坏性，它介入市场、干预经济必须依法划定合理的阶域，克服“市场失灵”和“公共失灵”是经济法的双重任务 （10）。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毕竟也是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经济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又具有为自身利益“寻租”倾向，经济法才对经济权力的范围和程序作出限定，以防其放弃或滥用代表权，侵害、背离社会利益 （11）。普遍的情形是因为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失灵，国家就由与市民社会相对立的“政治国家”变为“经济国家”。经济法是经济国家的衍生物。但我国的情况与其说是市场失灵，不如说是市场机制的缺乏和不完善，改革的取向和目标就是要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全面引入市场机制，而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纠正市场失灵或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的（12）。 我们更多的是克治所谓的“公共失灵”，下放权利，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竞争环境。总之，经济法的现实使命就是调整公私融合的权利义务关系，填补社会发展带来的法律调整空缺。
从现实的情况看，以下几个方面必须由经济法重点加以调整和规范的：
一，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经济法是平衡协调法 （13），通过管理协调和处理好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之间的意志、行为和利益的矛盾十分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重视国家经济部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市场为基础并加以国家调节这一辅助手段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帕累托最优”。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按一定的程序制定经济政策等行为，如利率、税率的调整，宏观经济调整有利于克服市场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使“市场失灵”带来的损害降到最低。
二，市场竞争方面。市场经济的活力来源于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新技术的迅速开发和利用，经济就会放缓，因而维护并鼓励正常的经济竞争是经济法的重要使命。但同时市场经济的发达天性决定了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逐渐取得相对优势的地位，甚至走向垄断，而垄断者会维持自己的垄断价格剥夺消费者，更为严重的是导致技术和服务止步不前。另外恶性的竞争损害了平等民事主体的利益，还损害了整个市场竞争机制。对此，传统的民法调整显然是力不从心。
最后，经济法的调整为市场和国家经济的稳定提供保障。市场越是开放发达，稳定性的要求就越高，特别是金融体系对此要求更高。如果金融监管不力，则会导致金融投机猖獗，从而严重影响经济的稳定。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经济法必须从主体资格、程序运作等方面加以规制和监管。
当然，需要经济法调整的地方还有许多，这里不可能一一详叙。
总之，经济法都是顺应时代而存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经济基础的客观性决定了经济法部门必须存在并发挥作用。
四、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前面仅从理论上以部门划分的标准阐明了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同时就经济法存在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但若要进一步明确其部门法的地位，须与相邻的部门法加以比较，不能区别就难说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涉及公私权利的问题，一方面它与民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它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与行政联系紧密，所以准确的区分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才能说明经济法的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相较而言，其他部门法就没有什么可比较的必要，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也不打算与民法和行政法之外的部门法相比较。
与民法相比较，双方调整关系的主体明显是不一样的，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经济法则是调整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协调关系，与人身关系无关。明确的区分经济法和民法是为了让公权利不干预私权，让市场经济按价值规律发挥最大的作用。经济法与民法并不是对立的，经济法是民法的重要补充，可以说民法是经济法的基础，经济法是民法的保障。举例来说，在消费者权利保护方面，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关系，但是《民法通则》在制定时忽略了一点就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平等的关系和不平等的关系，很显然，商家在信息力等方面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如果完全按照民法来调整的话显然不利于消费者利益的保护，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以国家或社会的力量涉入这一关系中，通过调整国家与商家的关系从而达到双方的平衡。
众所周知狭义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商法是后来才出现的特别民法。尽管有民商分离和民商合一的不同，但商法属于广义的民法是没有异议的，其基本的价值理念与民法是相同的，调整的对象仍然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脱离这点商法就不成其为民法。一般认为商法包括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但这些同时又被纳入经济法的范畴，如何具体的区分商法和经济法呢？有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了商法的来源，认为商法本来就是一个不十分规范的叫法，也就是说没有商法，建议把调整平等主体的部分划入民法中，而余下的划归经济法 （14）。笔者以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保持民商法的现有提法已是共识，所以属于商法的相关法中可以有经济法规范，只是双方的研究角度不同，商法可以从主体资格、权力自治等方面就以规定和研究，而经济法则从经济组织、竞争规范等方面进行规定和研究。商法与经济法并不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其区分关键在调整的主体不同。
与行政法相比较，二者主体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这是笔者在解决经济法主体地位是遇到的最难的也是思量最久的问题，但两者的区别仍然存在。行政机关有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管理者、组织者，在某些时候还是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其行使行政职能的由行政法调整，行使经济职能的由经济法加以调整。传统的行政法内容
庞杂，不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效率并规范行政行为，一些原来行政领域的东西应分离出来纳入新的法律部门如经济法来调整，而一些未成熟又没有形成一套法律系统的法规继续留在行政法中，最终行政法调整余下的部分。所以行政法应该是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的行政救济（15） .因此区分经济法和行政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从调整对象上看，行政法只调整发生在行政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如公安管理关系，人事行政关系等，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管理协调关系，包括产业政策管理关系，工商管理关系等。再是从调整的方法上看，经济法更广，不仅涉及有民法和行政法的方法，还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而且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上更多的是采用间接调控方式。最后，经济法规范专业性更强，更复杂。
五、小结
上面的分析已经论证了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但是时代在发展，现实情况在变化，我们必须不断的加强对经济法的研究，让经济法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也正如前面在论述经济法的现实性所说，经济法顺应现实而生，它一定会继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F. 学习经济法的心得体会有哪些
通过经济法课程的学习,我有一些自己的感想和体会，虽然我不是法律专业的,但我还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来对待。它使我对法律法规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也更正了自己以前许多错误的观点，对我自身的经济法律知识是一种很好的补充。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同时也是法律社会的背景下,这样的一门课程的学习使我受益匪浅。
经济法中的《公司法》和《合同法》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下面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阐述一下我的学习心得。 首先，从我个人说起，我自己比较喜欢了解一些新闻，获取一些当前国内外的大事和报道，更喜欢对事件有深层次的了解。但是由于我个人知识的限制，我很难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如果事件涉及到经济法律知识，我就更不能做到从深层次了解经济现象了。
而老师上课时大量的教学案例则满足了我的这一需求，同时使我对类似案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有实际案例的教学也极大的激发了我的兴趣，对上课充满了期待，等待着老师把最近和过去一段时间涉及到经济法律的鲜活案例展现给我们。
法条加案例的教学方式是我欣赏这门课的原因，它有效地避免现在其他经济学科那种全是某某经济学家的某某经济理论，说实话，那种课程不仅枯燥而且给我一种与现实社会严重脱节的感觉。所以我庆幸我学的时候老师没有教科书式的教学，脱离了本本主义。
其次，从课堂上，我明白了公司是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组织形式，也是资本和人力资源有效利用的组织形式。公司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如果要成为公司的经营者,你就应该要认识到----公司法是公司的生命线.公司法既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也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保护公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不仅所有投资者,包括社会公众投资者,经营者、董事们、监事们、经理们都应该认真地学习公司法。必须用公司法的精神来发展公司、经营公司,使公司在健康的道路上不断地向前发展。
学习公司法的目的是为了学以致用，用于我们经济生活的实践，如果我们能把公司法的知识，与我国当前正进行的国有企业的改制，以及其他企业比如集体企业的改制联系起来，和当前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涉及公司法的一些案件联系起来分析，那么学习公司法就真的是很不错。
在讲合同法时，我明白了我们在乘坐公交车时，交上一元人名币这就意味着我们与他们达成了一个合同；我们平时总是签要式合同，这些常识是我以前不曾知道的，而这些法律知识与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学了以后感觉受益很多。
在讲到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时候，提到广告商发布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一定程度上给我了很大的启发，知道了自己对法律的运用做的还是非常的差，用法律维权更是从未有过。因为自己不是真正学习法学的，对法律的理解和使用还停留在很低的层次，以前虽然知道要使用法律保护自己，但那只是嘴上说的，而事实上这种维权观念从未真正进入过自己的意识中，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在一定程度上我还是一个法盲。
仅仅通过不到十八周的经济法课的学习就想获得足够的法律知识那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但是我还是可以发自内心的大声说：我收获很多，因为它让我收获了一种意识，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
G. 学习经济法的心得体会
试论经济法的独立地位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经济法的概念,证明其独立性,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相关部门法加以区分.
一、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从其萌芽至今已走过了100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它的产生以至发展都伴随着争吵，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作为理论思维的第一步就是给经济法下定义，这也是经济法研究学者的首要任务。前人在此已做了相当的工作，总的说来，对经济法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类观点：一是承认经济法是一个法部门，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定义；二是不承认经济法的独立地位，认为经济法是一个学科或是一种规范的综合等等。
否定经济法的普遍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所以无论是单个的经济法规或是这些法规的总合，都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1） 。而肯定派则认为经济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方法，坚持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2）。综观两方的观点其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经济法是否有有别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方法，这也是传统部门法的划分标准。还有部分学者为求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对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法部门的划分并非如此，现在不得不对这一传统理论加以彻底的改造了（3）。当然还有提“法域说”和“法体制说”的。笔者以为我们没有必要一厢情愿的为建立一套理论而去任意否定已有的且被大家所公认的东西，否定这一点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唐诗有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诗用来说明经济法的发展极恰。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应该得到肯定，如何去诠释经济法呢？首先还得从法谈起，法律就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那么经济法也是为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了解这一点给经济法下定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从苏联改造过来的“纵横统一说”在学界曾占有相当的地位，此说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管理关系和横向的经济协作关系（4）。这一观点试图使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更加明显，但无意间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经济协作关系更多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不应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畴，而是民法调整的范畴。经济法主要是从公权力入手来调整公私融合的部分，也就是公私之间的交叉关系。现在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民主社会，公权力应该在一定的地方适可而止，不应过多的涉入私权利。因此，经济法应定义为是调整国民经济的管理和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首先，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管理和协调关系，这区别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次，调整的主体其中重要一方是国家相关的经济机关，这是为摆脱行政机关对经济的盲目干预，确定一定的机关进行经济的管理和协调工作。虽然，经济法是以一定的强力为基础的，但强力并不是直接调整手段而是作为经济管理协调的坚实后盾。
二、经济法的独立性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而进一步研究其实重要的就是经济法的独立性问题，这个问题是上个世纪以来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可以肯定的说经济法是一个部门法。前面已对经济法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下面具体就经济法的独立性进行研究。
判断经济法是否为部门法须确立一个明确的部门法划分的标准，而不是不顾现实自封为部门法。部门法的划分有对象说，对象加方法说，还有方法说，还有目的说等。按照多数的观点认为特有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是划分的标准。但方法相对于对象来说是次后的，特有的调整对象才是关键，任何法律部门都有其调整的对象，这是划分部门的根本标志，它是指法律部门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5）。虽然有人对这一传统的划分方法提出了质疑，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对经济法的基本界定说还是应当立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根本特征，否则经济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异于空中楼阁，经济法的科学性也就值得怀疑（6）。在前面的定义中已经阐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协调关系。这种关系的一方主体是国家经济机关，另一方则是市场经营的主体，大到公司企业集团，小到“户”（7） 这种经营的单位。从客观上说，经济法调整的的对象是一种社会关系，具体说有宏观调控法（或者宏观经济法）、市场规制法、经济组织法等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金融财税等，市场规制法包括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方面的内容，经济组织法主要包括了公司企业法等方面的内容。
调整的对象基本上就决定了经济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在经济的管理协调过程中会使用包括民事、行政等方面的调整手段，这并不会影响经济法的独立地位，现实的情况非常复杂，使得国家必须用多方面的手段进行调整。另外经济法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调整手段和方法，如“经济不名誉”处罚等。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经济法有明确的调整对象并辅以一定的调整方法，它就具有作为一个法部门的独立性，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四、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若要进一步明确其部门法的地位，须与相邻的部门法加以比较，不能区别就难说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涉及公私权利的问题，一方面它与民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它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与行政联系紧密，所以准确的区分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才能说明经济法的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相较而言，其他部门法就没有什么可比较的必要，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也不打算与民法和行政法之外的部门法相比较。
与民法相比较，双方调整关系的主体明显是不一样的，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经济法则是调整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协调关系，与人身关系无关。明确的区分经济法和民法是为了让公权利不干预私权，让市场经济按价值规律发挥最大的作用。经济法与民法并不是对立的，经济法是民法的重要补充，可以说民法是经济法的基础，经济法是民法的保障。
众所周知狭义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商法是后来才出现的特别民法。尽管有民商分离和民商合一的不同，但商法属于广义的民法是没有异议的，其基本的价值理念与民法是相同的，调整的对象仍然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脱离这点商法就不成其为民法。一般认为商法包括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但这些同时又被纳入经济法的范畴，如何具体的区分商法和经济法呢？有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了商法的来源，认为商法本来就是一个不十分规范的叫法，也就是说没有商法，建议把调整平等主体的部分划入民法中，而余下的划归经济法（8）。笔者以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保持民商法的现有提法已是共识，所以属于商法的相关法中可以有经济法规范，只是双方的研究角度不同，商法可以从主体资格、权力自治等方面就以规定和研究，而经济法则从经济组织、竞争规范等方面进行规定和研究。商法与经济法并不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其区分关键在调整的主体不同。
与行政法相比较，二者主体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行政机关有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管理者、组织者，在某些时候还是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其行使行政职能的由行政法调整，行使经济职能的由经济法加以调整。传统的行政法内容庞杂，不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效率并规范行政行为，一些原来行政领域的东西应分离出来纳入新的法律部门如经济法来调整，而一些未成熟又没有形成一套法律系统的法规继续留在行政法中，最终行政法调整余下的部分。所以行政法应该是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的行政救济（9）。因此区分经济法和行政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从调整对象上看，行政法只调整发生在行政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如公安管理关系，人事行政关系等，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管理协调关系，包括产业政策管理关系，工商管理关系等。再是从调整的方法上看，经济法更广，不仅涉及有民法和行政法的方法，还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而且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上更多的是采用间接调控方式。最后，经济法规范专业性更强，更复杂。
希望采纳
H. 经济法制度体系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特色之经济法律的典型，重点研究了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及其“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低效率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法创新的思路和途径。
【关键词】经济法/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家承担着制度设计、规划与组织的重要职能。（注：参见（美）诺斯着《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一书中有关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国家和政府协调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中国经济法，在现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制度变迁重要的是实现制度事实的转变，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实为根本的。制度事实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制度事实决定了制度规则，这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一致的。是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通过大规模的引进外国法律并不能实现法治和经济的现代化。由此决定了提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迁思路，必然包括我国现实和传统相结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变迁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促使社会实际经济生活的转变。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法建立的特点
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称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个基本类型。（注：参见林毅夫着《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的观点。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市民为主，且以自发性为基本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国家且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据此推论，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制度变迁中，民商法的主体以市民（自然人和法人）为主及其“约定大于法定”的规范特征，使民商法制建设类似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经济法的主体以政府为主及“法定大于约定”的规范特征，使经济法制建设类似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从而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发展模式要借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式及其理论，注意发挥该模式在加速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步伐的规模经济优势，克服该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义等消极因素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度建设阻碍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条件的制约，以及在长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制度惯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这一制度变迁，应该以体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经济法制度建设为近期模式，而以体现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民商法为目标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较之中国民商法，前者对于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国民商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基础上的罗马法和德国法理论体系；而中国经济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理论体系。因此，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资源，就是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所谓本土政治资源，大意是指一国领土范围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比如，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组织，6100多万共产党员集中了中国优秀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下至乡镇街道上至中央部门的党政组织仍然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党政部门具有仍然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推动能力。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认的事实。对于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优秀，我们自己往往习以为常，甚至对这种优秀的实际存在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存疑虑。其实，放眼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而稳定的政府的存在，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对于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代价与成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可能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正如亨廷顿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烈矛盾冲突的过程，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政治组织，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又保持其过程稳定的关键性力量。为了维护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主动参与和调控，强制性制度变迁首要的前提就是保持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权威。因为只有保持稳定的制度环境，才能实现经济制度的良性转变，而任何一个社会要保持繁荣和经济发展，都应当保持稳定的社会制度。其中，以调整政府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关系为己任的中国经济法，在维护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的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正是在上述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典型法律例证，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度的核心内容，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建立与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否完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走上了政府推进法治的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贫乏，决定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学习手段、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而无法更多地借助于传统。这也是一种近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以政府依法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按照中国立法机关的最新观点，“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7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这7个部分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类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的法律的状况”。（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其中，“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计划、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可见，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已成定论。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预，是以政府协调经济关系为基本宗旨的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这一基础强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为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法即民商法，从而中国经济法强大于中国民商法的现实力量，决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须以中国经济法为其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那种限制和排斥经济法的民商法发展策略，将走上中国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环境的艰难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多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与更多亲合力的经济法，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内容。从而那种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法学主张，将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失去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因而绝不会得到中国立法部门的采信。
最后，虽然中国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但对其中国特色之意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制度创新是一种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决定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实际出发的现实法律选择，所以中国经济法要立足中国实际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党执政背景条件下的外国经济法模式（如中国企业法中的反摊派制度，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制度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外国立法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及其理论，较之中国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论，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压力，并在此压力基础上形成更伟大的且对世界法学有特殊贡献的市场法律制度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中浓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较之具有浓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西方国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国民商法，虽然前者具有实事求是方面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法中具有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些带有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旧体制、旧文化、旧传统，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则中国经济法就可能成为落入实用主义俗套，进而成为承认并保护旧体制和传统的落后之法。为此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及理论创新，较之中国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论建设，前者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后者。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障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经济法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尤其是消极意义），还根源于中国经济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79年为时间标志）开始的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依诺斯教授的观点，路径依赖的核心内容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注：参见诺斯着《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一文，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应该正视，经济法（这里特指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其一，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经济法不可避免对民法产生了“路径依赖”，如经济法理论将属于民法调整对象范畴的横向经济关系，也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并用民法范畴构造经济法范畴，许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度，由此产生了“纵横统一说”大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因过分强调市场主体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屡屡出现的“一放就乱”，就是市场管理法的无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对行政法产生“路径依赖”，如经济法将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经济行政法说”或曰“学科经济法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如企业经济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过分强调政府规制而屡屡出现的“一统就死”也是市场管理法无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党政难分和政企难分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产生对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如把经济法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同义语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管理法说”或“政府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败现象，而政府依法调控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现象，即为宏观调控法无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国经济法的“路径依赖”之所以谓之有悖经济和法律规律的失败现象，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畴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调整对象的混淆所产生的体系混乱，以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调整方法混淆所产生的方法混乱的角度观察，从而使经济法因在法律体系和规范构建上过分依赖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而失去其独立法律部门的特色。任其发展，不仅政府在协调市场经济关系过程中难以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和“令行不禁止”的恶性循环，而且经济法将锁定在非部门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学科经济法状态之中，而这一低效率的状态至今是困扰中国经济法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变迁而言，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从经济政策到经济法律手段，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规则化和制度化，这一过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政策、经济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将经济法误解为“经济政策法”。虽然这一误解有悖法学和法律规律，但它却是经济法之“中国特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使富有法治传统的国外法学家也感慨“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中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法律实质”，并产生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大事项共同作出的规定，也曾被视为法律渊源的中国法理论和实践独有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双元的，即同时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政治目标往往支配着经济目标，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财政收入的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扩散、原有经济部分的增长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政府收缩权力或出现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屡改不善等问题，又如在法律领域中，则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法律调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贪污腐败现象。此点，也是导致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状态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国经济法创建之初错误地选择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锁定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低效率状态之中。从而中国经济法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模式的困扰并谋求自己独立的新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认真分析上述经济法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经济法发展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走出“锁定”状态：中国经济法创新的途径
初步分析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法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主要根源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在制度规范和理论资源方面的先占优势，以及由此使中国经济法采取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合而为一的综合法律调整模式（“纵横统一说”是其理论基础），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为主导模式的初始改革模式选择作用下，而陷入被动的“锁定”状态。应该强调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确立后，中国经济法以政府经济管理法作为经济法制度模式初始选择，加之在此模式下的经济法成为强化政府权威和维护部门利益的工具这一“官方优势”，使中国经济法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自身报酬递增和利益集团作用下，虽然它可以在计划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背景下，逐渐从民法中解放出来；但是经济法至今仍被锁定在行政法和经济政策的双重困扰状态之中。据此，我们提出中国经济法从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锁定状态之摆脱出来的以下基本制度创新思路和途径：
首先，国家作为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经济法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决定了通过国家力量促使经济法摆脱上述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法制低效率状态，是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关重要。
其次，上述经济法产生之初形成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主观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不完全）基础上构造了经济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部门法名义上明确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方法、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分析法）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方法）创立符合经济学和法学规律的全新经济法范畴，对于国家抛弃经济法体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鉴好的制度，并理性地进行经济法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再次，虽然上述加强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学习，是经济法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因其强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力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体制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法制度创新的干扰，推动经济法从传统的经济行政法模式下的“恶性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又是摆脱经济法对行政法和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基本途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而且干预市场的基本方法以体现经济规律的法律手段为主，以体现行政规律的法律手段为辅；那么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经济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后，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济法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较之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特征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创新、设计和实施成本较之后者要高。为此将降低中国经济法制度变迁成本，作为经济法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从经济法的制度和实施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现有的依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为依据构成的庞大中国经济法体系进行消肿，以反映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规律的新经济法制度体系（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更高收益，来抵销经济法采取经济行政法和经济政策模式的旧经济法制度体系被废除而失去的利益，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创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传统的以公法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并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术将中国经济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兼顾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国家利益并集中体现社会利益的社会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假定经济法视为一个传统公法（如行政法）和私法（如民商法）兼容的新兴法律部门，那么公法与私法兼容这一现代法的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经济法在摆脱对传统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路径依赖”后，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一伟大的制度变迁进程中，深深扎根于丰富的中国本土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营养土壤”之中的中国经济法，比主要依赖于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建立的中国民商法和行政法，前者具有更强大、更有效的制度创新动力。而且，更为现实的意义在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占据着重要地位，坚持公有制、保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监督调控、管理、参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不可少的职能，而中国经济法正是体现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公法与私法、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有效工具，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经济法的建设应当成为重中之重的“基础工程建设”，需要我们集中更多的法律理论和实践资源进行“投资”，才能确保我国在2010年之前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伟大的跨世纪法制建设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