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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哪些

发布时间:2022-07-22 08:53:47

⑴ 请收集资料并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哪些问题

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第一,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第二,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

⑵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还面临哪些棘手难题

中国经济面临六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无论如何绕不过。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但又带来了产能过剩、增长水分等很多问题,所
以出现了“-增长-过剩”的悖论,在新常态下需要进一步解决好这个悖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对进行一些新的处理。

具体来说,就是要解决好投什么、如何投、谁来投三个问题。投什么是要偏向消费生态,如何投是要减少负债、增加股本,谁来投是要民间资本来投。对进行
处理,一要做好激励机制问题,现行GDP的考核很难对、起到激励作用。二要做好基础设施的商业可持续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调整经济结
构、调整统计方法和计价方式,让这些过剩的产能可以到有大量需求的领域中去。
第二个挑战是债务率上升和杠杆率飙升。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是
因为发达经济体杠杆率上升、债务上升导致的债务危机。在危机发生时,我国的杠杆率和负债率都不算高,但这几年都飙升了。我国的实体经济总负债杠杆率的占比
目前还不高,但是的负债非常高,实际上与国际比较都是这样。
第三个挑战是城镇化问题。原来城镇化是开发计划,买地、卖地、招商,现在需要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镇化,要从土地市场一体化的角度看城镇化。城市化是为了提高效率,城镇化的社会含义意味着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个挑战是房地产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从体制上削弱了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经济社会基础。另外,城镇化战略的转型,终止了住房市场发展的传统动力。
未来城镇化将不再主要体现为开发区化的城市规模扩张,所谓10-20年的刚性需求是否还存在,需要认真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城乡土地一体化时,房价上不
去了。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供应量绝对大于需求量,居民的购房意愿急剧下降。
中国房地产市场将经历一个五年时间的中期调整。在这一过程中,
金融问题会产生,但金融问题还不会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原因在于:一是现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但还没有造成负资产。如果造成负资产就会出现恐慌性抛售现
象;二是金融还没有出现大面积亏损;三是中国居民借钱比较少。对房地产市场的短期调控,我不主张采取措施,建议把过去的措施取消掉。因为过去的措施太
多,多到我们无法看到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什么样的。但要采取长期措施,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十几来年来没有顶层设计,因此,对于一些根本性问题没有回答。

第五个挑战是地方债务问题。地方债务可能长期化,中国地方债务总体可控,理由有三点: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仍控制在
40%以内,处于国际通行的60%债务率控制标准范围内,但是如果不加以处置,长此以往就会成为大问题;二是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我们可在不对
经济健康造成较大损失和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较大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处理地方债务,单一制的政体,使得我们也有此能力;三是中国可供选择的去杠杆空间仍然
很大,包括资产的转卖、债转股,长、短期债务重组转换,拉长负债久期,降低期限错配风险等。以上使得地方债务总体可控,其实也是解决地方债务
问题的方案。
第六个挑战是金融问题。量宽、价高是金融的主要问题。量宽是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但利率很高,这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这一问
题经常发生并且长期持续,导致我国金融结构中存在种种障碍。理论上说,这一现象阻碍了货币向信用的转移,货币向信用转移过程中,每转移一步就加一下价,最
后到实体经济手中便贵了。

⑶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

一是经济增速走缓。二是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压力增加。计划短缺经济产能利用率过高,受体制转型大背景制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部门闲置利用率呈下降趋势,市场化程度较高与管制程度较低部门如某些家电行业,经早先比较充分竞争与行业重组整合,近年产能利用率不降反升。三是房地产市场面临下行压力。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房地产市场整体价格面临增速下行压力,一些城市和地区经历不同程度价格下调,近来时有房地产商倒闭事件报道,不久前杭州着名房地产开发企业绿城部分重组案例显示行业调整正在深化。四是财政收入增速回落,少数地区面临财政困难。五是在目前中性审慎货币和宏观政策环境下,早先累积的高杠杆和高债务风险逐步显露与释放。

⑷ 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面临哪些挑战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新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经济速度。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
期,由高速转入中高速。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
7.7%,今年上半年为7.4%。经济增速“下台阶”,是新常态下经济规律自我作用的结果,也是各种资源和环境约束所决定的,我们要以平常心看待,只要就
业、物价、收入等保持稳定,经济增速低一点没什么关系,也很正常。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十分必要。如果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市场预期就
会受到影响,民生支出就难以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回旋空间也会被压缩,保持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也就会动摇。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增长动力的转化。转向新常态,意味着粗放式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原有动力加速弱化,新的动力加快形成。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依靠廉价
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塑造着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现在的问题是,原有动力减弱了,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完全角成,“创新红利”和“体制红利”的充分释放还需
要一个过程。从统计数据看,国内生产成本连年大幅攀升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不仅一些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更具有低成本优势,连发达国家也在步步紧逼。

三个挑战来自于传统产业的收缩。进入产业加快升级新阶段,是新常态的重要表现。在新旧产业交替过程中,容易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目前,多年来一直“高
歌猛进”的煤炭、钢铁、水泥等部分重化工行业或出现产能过剩,或出现价格下跌。房地产市场低迷,汽车销量增速也在放缓。新兴产业快速崛起,亮点很多,但由
于市场竞争环境不完善、领军人才和技术支撑不足等因素制约,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像传统支柱产业那么大的拉动力。
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受经济减
速、增长动力转换和传统产业收缩等影响,过去一些隐性矛盾暴露出来。比如,就业。传统产业往往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机器换人”热潮兴起,如何依靠扩大服
务业加以吸收,值得研究。如果将新常态放在更长的时间轴里观察,就可以发现,我国经济还面临着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重大挑战。
挑战看似重重,新的发展潜力恰恰蕴含其中。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具有巨大韧性、巨大潜力和巨大回旋余地,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很多有利条件,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加快形成。只要措施得当,我们就能把潜力释放出来,把各种可能的风险与挑战化解掉。

⑸ 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六大问题、挑战:

第一个是投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无论如何绕不过投资。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投资。但投资又带来了产能过剩、增长水分等很多问题,所以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剩”的悖论,在新常态下需要进一步解决好这个悖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对投资进行一些新的处理。

第二个挑战是债务率上升和杠杆率飙升。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是因为发达经济体杠杆率上升、债务上升导致的债务危机。在危机发生时,我国的杠杆率和负债率都不算高,但这几年都飙升了。我国的实体经济总负债杠杆率的占比目前还不高,但是企业的负债非常高,实际上与国际比较都是这样。

第三个挑战是城镇化问题。原来城镇化是开发计划,买地、卖地、招商,现在需要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镇化,要从土地市场一体化的角度看城镇化。城市化是为了提高效率,城镇化的社会含义意味着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四个挑战是房地产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从体制上削弱了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经济社会基础。另外,城镇化战略的转型,终止了住房市场发展的传统动力。未来城镇化将不再主要体现为开发区化的城市规模扩张,所谓10-20年的刚性需求是否还存在,需要认真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城乡土地一体化时,房价上不去了。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供应量绝对大于需求量,居民的购房意愿急剧下降。

第五个挑战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可能长期化,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理由有三点: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仍控制在40%以内,处于国际通行的60%债务率控制标准范围内,但是如果不加以处置,长此以往就会成为大问题;二是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我们可在不对经济健康造成较大损失和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较大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单一制的政体,使得我们也有此能力;三是中国可供选择的去杠杆空间仍然很大,包括政府资产的转卖、债转股,长、短期债务重组转换,拉长负债久期,降低期限错配风险等。以上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其实也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方案。

第六个挑战是金融问题。量宽、价高是金融的主要问题。量宽是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但利率很高,这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这一问题经常发生并且长期持续,导致我国金融结构中存在种种障碍。理论上说,这一现象阻碍了货币向信用的转移,货币向信用转移过程中,每转移一步就加一下价,最后到实体经济手中便贵了。

⑹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从经济增长原因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发生了4个方面的变化。首先,中国经济以往是以工业为基础、以出口为导向的。随着世界经济陷入低速增长,出口高速增长难以为继。沿海发达地区出口企业所遭遇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其深层次原因还是市场需求不足。
其次,以往的城乡二元结构意味着农村劳动力供应充足,价格低廉,城市里较高的生产率能提供相比农村更高的劳动收入。但是这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201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村25岁以下劳动力已经有70%不在农村了,以往供应充足的农村劳动力条件不再具备,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工资增速提升,并且这种提升是全国性的。去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部地区的工资增长速度相比中东部更高,这使中国低成本制造业受到挑战。
第三,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老龄化社会意味着储蓄率下降,储蓄率的下降意味着投资来源的下降,表明以往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
第四,节能减排已经是大势所趋,资源环境条件日渐紧张。在以往的经济增长中,资源是廉价的,环境甚至是不要钱的。但是现阶段,我们的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已经非常紧张。60%的石油需要进口。与此同时,雾霾的大面积发生也使人们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增长因素的变化,经济的结构性开始转变、潜在增长率出现下降,构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但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是经济增速下台阶之后能否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稳住。稳住脚了,才是可持续的增长。
虽然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但是希望也很大。近期的4组指标可以说明问题。
其一,居民收入在增长,尤其是广大的农村。过去5年,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与GDP同步,但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GDP,与之同步,农村消费的增长也很快。人们印象中,电视机、冰箱、家具行业会是夕阳行业,但数据显示,这些行业在农村市场获得了新商机。可以说,与农村消费相关的行业现在是“嫩芽”行业。
其二,服务业的发展非常强劲,而且这种服务业是生产性的服务业,比如说物流、医疗、教育、金融、互联网、文化创意行业,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又一个“嫩芽”。
其三,技术进步明显提速。“十一五”中未完成的指标之一是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超过2%,但是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这个指标已经实现了,更加值得欣喜的是,研发投入中企业投入增长很快。同时,我国的专利申请数量、专利增长速度也明显提升,这是技术的表现。这样的趋势下,促成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行业将成为新常态中的“嫩芽”行业。
其四,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结构发生了更为均衡化的变化,经济平衡性增强。与西部经济相关的产业成为增长最快的“嫩芽”行业。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嫩芽”成长为参天大树还需要时间,如何为“嫩芽”提供合适的生长环境是宏观调控所要重点关注的。为“嫩芽”固本强基、浇水施肥需要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推进。为此,一方面,通过宏观调控的预调微调稳定“嫩芽”的生长环境;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为“嫩芽”注入活力。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速仍没有问题,这将为代表着中国经济未来的、能为中国经济提供持续健康增长的“嫩芽”行业提供环境。
如何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嫩芽”提供合适的生长环境?经济新常态也意味着宏观调控思路的更新。宏观调控要适应服务业变成第一大产业、消费变成主要增长动力的新经济形势。这种适应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观念、机制创新。
在宏观调控中,过去的重点是促进经济增长,但现在要的是稳定增长,不是要一味追求速度。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也会去托,但托不是目的。托的目的是创造环境,为“嫩芽”提供合适的温度湿度。
从市场和政府的分工角度讲,创新的地位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中最为重要,但是创新恰恰是政府最力所不及的领域,政府所要做的应是为创新创造有利环境。
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中,有些国家在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后进入了所谓的“失去的时代”。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这种风险存在,但是风险并不大,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仍在继续。相比有些国家进入“失去的时代”前70%的城镇化率,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只有53%。通过城镇化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空间仍然存在。
从另一个角度说,理论上在中国城镇化水平还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出现经济增速下降是不应该的,这说明我们促进经济继续增长的机制还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

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形势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
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国际经济的大环境中,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中美贸易摩擦对经济发展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由于国际领域的经济发展处于逐步放缓的发展态势,对中国经济发展也产生诸多不确定因素[1]。根据国际多家专业机构对全球经济发展形势进行研究分析,确定全球经济增速同比放缓,由于新兴经济增长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导致全球经济发展仍将面临货币贬值等压力,中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持续增大。
(二)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社会领域面临诸多风险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重视国际社会的诸多影响,由于国际社会的发展环境,需要面对多方面风险因素:其一,国际贸易体系改革风险,国际贸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而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贸易组织,在中美双边合作方面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维护美国利益容易导致中美贸易冲突;其二,政治风险,国际社会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是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政治风险;其三,市场动荡风险,国际领域存在部分国家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石油等期货价格波动大、金融市场不确定因素多等诸多问题。以上风险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社会领域需要面对的现实情况。
(三)经济市场内部经营环境的变化
经济市场环境是决定经济量变化情况的关键,国家针对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导致生产制造性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民营型企业、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及发展压力持续增大,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企业面临倒闭风险,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动能持续减弱,还有部分强调产量而忽略产品质量的企业逐渐被市场淘汰[2]。产品制造行业存在的缺乏创新意识、市场积极性不足等问题逐渐体现其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
二、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有效对策
(一)坚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战略
为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要坚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通过战略的深入推进,能够有效提升国内市场对于各种产品的现实需求,从而进一步体现市场需求对于产品经济实现的拉动作用。
(二)重视高质量产品及产业发展
工业领域的产品生产应当重视产品质量的提升,经济发展推动社会民众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是决定产品价值的关键,工业产品生活需要重视产品创新、性能创新以及质量革新,通过产品质量发展改善工业生产的宏观环境,提升产品在市场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利用质量发展促进生产经济发展。
(三)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
工业体系、农业体系、服务业体系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科学创新也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未来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重视经济结构的优化,重视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以及服务业发展的融合,利用科技创新提升产业产能,通过经济结构的优化,保证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⑻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哪些新挑战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新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经济速度。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
期,由高速转入中高速。2003年至2007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至2013年都是7.7%,今年上半年为7.4%。经济增速“下台阶”,是新常态下经济规律自我作用的结果,也是各种资源和环境约束所决定的,我们要以平常心看待,只要就业、物价、收入等保持稳定,经济增速低一点没什么关系,也很正常。但同时也要认识到,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十分必要。如果经济增速滑出合理区间,市场预期就会受到影响,民生支出就难以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回旋空间也会被压缩,保持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也就会动摇。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增长动力的转化。转向新常态,意味着粗放式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原有动力加速弱化,新的动力加快形成。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塑造着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现在的问题是,原有动力减弱了,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完全角成,“创新红利”和“体制红利”的充分释放还需要一个过程。从统计数据看,国内生产成本连年大幅攀升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不仅一些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更具有低成本优势,连发达国家也在步步紧逼。

第三个挑战来自于传统产业的收缩。进入产业加快升级新阶段,是新常态的重要表现。在新旧产业交替过程中,容易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目前,多年来一直“高歌猛进”的煤炭、钢铁、水泥等部分重化工行业或出现产能过剩,或出现价格下跌。房地产市场低迷,汽车销量增速也在放缓。新兴产业快速崛起,亮点很多,但由于市场竞争环境不完善、领军人才和技术支撑不足等因素制约,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像传统支柱产业那么大的拉动力。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受经济减速、增长动力转换和传统产业收缩等影响,过去一些隐性矛盾暴露出来。比如,就业。传统产业往往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机器换人”热潮兴起,如何依靠扩大服务业加以吸收,值得研究。如果将新常态放在更长的时间轴里观察,就可以发现,我国经济还面临着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重大挑战。

挑战看似重重,新的发展潜力恰恰蕴含其中。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具有巨大韧性、巨大潜力和巨大回旋余地,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很多有利条件,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正在加快形成。只要措施得当,我们就能把潜力释放出来,把各种可能的风险与挑战化解掉。

⑼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与政治将面临哪些新机遇与挑战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挑战。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增量依然可观,但稳定经济增长任务繁重。
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发展速度看,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能够有效保障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而财力的增加能够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大国红利”。
但客观讲,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挑战亦十分明显,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施策,使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是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但核心动力源正在培育中。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从城镇化角度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2013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3.73%,户籍城镇化率则低得多,仅为36%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工业化角度看,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
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的创新挑战和技术瓶颈依然存在,离依靠“技术红利”创造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源还有较远的距离。
三是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很大空间。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的统计公报显示,这一比例攀升至48.2%,这是非常好的经济结构优化迹象。在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内需结构中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2010年消费率和投资率达到各占50%之后,消费率出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再次超过投资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得到体现。
由于地理条件、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中,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区域结构亦在逐步得到优化,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发展红利”。
但同时应看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为落后,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些因素在制约着中国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
四是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但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当头炮”,目的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涉及到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等一系列具体举措。2014年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这些举措既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当前地方一些职能部门过度干预企业经营管理,吃拿卡要、“红顶中介”、寻租腐败等现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

⑽ 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问题

2014年,中国经济延续了2012年以来的下行走势,首季GDP增速为7.4%,远低于2008-2012年年均增长9.3%的水平,1-4月以来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也普遍低于预期。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的新周期。一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另一方面,从内部环境看,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是中国经济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都要面临的“新常态”。
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经济减速须有全面认识。对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不必过于惊慌。一是纵向比较而言,与2008-2009年相比,本轮下行周期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对缓和。2008年雷曼倒闭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动荡,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急速下行,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当年四季度的4.0%。而本轮下行速度则相对缓和、幅度相对较小,尽管今年一季度7.4%的增速是2010年以来的低点,但并未及上一轮下降幅度之大。
二是横向比较而言,经济增速放缓也处可承受范围之内。宏观经济形势如何还要在观察一段时期,看三季度经济形势的变化,如果形势出现恶化再调整不迟。现在不宜大幅调整政策,如果政策有大的调整会加剧市场对形势恶化的预期,政策稳定才能稳定预期。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机遇自身的历史比较。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几乎两位数的增长,中国当前增长速度当然是放缓了,但是放在全球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经济减速幅度明显小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以印度为例,2010年印度增长速度为10.1%,2011降至7.0%,2012年为5.3%,2013年降至4.9%,下滑幅度远超中国。另外,从出口导向型国家来看,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都在下滑。中国7%的“新常态”并不取决于外部参照物,而是经济增长规律使然,是内部结构调整使然。相比过去8%以上甚至更高的有“水分”的增长速度,7%左右的增长更加注重质量,更加适合中国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这与以往的增速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第三,从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由于我国就业弹性系数增加,我国经济承受失衡的能力正在增强,可以承受稍微低一些的增长速度。比如2010年经济增速为10.8%,新增就业岗位是1068万人。到了2011年,经济增速放缓至9.2%,就业岗位反而新增到1221万。2012年经济更是达到改革开放以来除去特殊时期(1989年、1998年等)以来的最低值,只有7.8%,但是新增就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为1266万。这一数字,甚至比十多年来经济最高速的2007年(增速14.6%)所增加的1204万就业岗位还多。今年以来GDP增速进一步放缓,但就业状况并未因此而恶化。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调结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这种经济下行是良性的,是经济增长规律使然,是内部结构调整使然,对此我们不必过于惊慌,重新界定增长预期,而应提高经济增速放缓的承受能力,把精力更多的放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进而真正让经济提质增效。
因此,政策和改革的着力点就要实现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通过“供给管理”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也就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制度改进,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增长下行压力和结构失衡的矛盾,同时包括利率市场化、打破价格垄断定价,改变国民财富分配在内的一系列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一定要有序推进,只有这种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健康的,而这也是新常态下的新思维和新出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张茉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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