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榄型经济中国计划多久实现

Ⅰ 如何构建我国“橄榄型”分配格局最好有自己的见解！

内容提要：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但目前，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领域里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解决这一问题带有一定的紧迫性。本文在分析紧迫性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的新思路。

关键词：收入分配格局 缩小差距 社会 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主要问题是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收入分配中不和谐问题提出明确的解决目标与任务：“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安康幸福的条件和保障。

一、构建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的紧迫性

从世界范围看，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家庭之间收入差距普遍存在；在经济转型时期，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困的发生也是典型现象。中国作为一个同时处于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发展的国家和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国家，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困问题的存在难以避免。然而，如果收入差距扩大过快及不合理、不公正收入分配关系大量存在，则必须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81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为0.31，2001年提高到0.45。根据中国科学院发表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介绍，近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65，逼近0.47。这样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超出了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在世界范围中处于很高的水平。

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表现在收入差距的多方面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迅速缩小到逐渐扩大、由逐渐扩大到逐渐缩小、再到加速扩大的发展过程。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1985年缩小至1.8∶1，为历史最低点，1994年回升至2.86∶1，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199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2.47∶1，以后收入差距加速扩大，2001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90∶1，2003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为3.23∶1，2005年为3.22∶1。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虽然略有回落，与中央、国务院实施一系列农民减负政策有关。不过，粮价超常上涨也帮了大忙，这两年，粮价上涨对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超过50%。如果扣除这一因素的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际上仍然在扩大。二是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关系为1.09∶1∶0.91，2003年为1.52∶1∶0.68，2005年为1.60∶1∶0.80。1978年，东中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关系为1.10∶1∶1.01，2003年为1.47∶1∶1.01，2005年为1.52∶1∶0.997。东中两部居民收入差距也一直呈现扩大趋势。东部地区经过前期的经济发展，积累了相当的经济增长实力，居民收入将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中西部地区GDP在全国的比重中呈下降走势，居民收入增长受到影响，如果不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三是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扩大。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以来，行业职工之间收入差距问题突显出来了。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人均收入比，1990年为1.29∶1；1995年达到2.23∶1，2003年上升到2.99∶1，2005年高达5.90∶1。“十五”期间，烟草、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出现提速现象，高于“九五”期间平均增长3～5个百分点，金融、保险业比“九五”期间提高了7个百分点，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提升了5个百分点以上。尽管这一期间各行业从业人员收入水平都有提高，但提高的幅度不相同，行业从业人员收入差距扩大，行业收入高低位次发生变化，垄断行业与一般行业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引发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合理的因素，比如按照劳动贡献和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差距，人们是能够接受的。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结合起来的分配方式能够调动人们劳动、投入要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够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于不正当的、不合理、甚至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高收入、对于靠损害公众利益为小集体和个人增收的现象、对于一部分高收入者为富不仁的表现，人们深恶痛绝。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在一次针对“收入差距”问题的激情辩论会上十分激动地说：“收入差距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现在到了强调公平公正的时候了。”

改革开放28年，我国原有体制中的一些不合理分配现象正在被逐步消除，收入分配方式总体上朝着制度优化方向发展。但传统收入分配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矛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和无序现象。比如政府管理和约束缺位、寻租现象滋长蔓延，国有资产和政府公共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大量流失；一些地方国有、集体企业转制被当成公有制经济的最后一次“免费午餐”，公有资产有形和无形地被私人侵占；一些部门和单位利用特殊地位将巨额公共收益截为己有；一些企业经营者采取非法手段谋求企业利润，压低雇佣工人工资，榨取剩余价值；一些民营企业信用意识薄弱，短期化行为严重，多本帐、帐外帐、私设小金库，偷税，漏税、骗税行为大量存在，将巨额应纳税款转变为企业赢利；一些国有企业、垄断性行业收入来源不透明，缺乏有效约束，盲目攀比年薪收入，大量发放补贴、奖金、津贴、实物等制度外收入，大搞职务消费，造成严重的社会不良影响。上述现象是我国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的主要原因。

近几年，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导致一系列仇富、袭富甚至杀富事件发生，诱发社会危机。在社会信息化、公开化、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逐渐显露出来，一些凭借灰色收入致富的群体的收入来源越来越难以隐匿，黑色收入事件不断被曝光，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清晰、直观地暴露在社会公众面前。面对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心理十分复杂。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将自己的贫困与收入水平绝对的或相对的下降归罪于富人的为富不仁，他们甚至怀疑党和政府的富民政策，动摇改革的信心，将自己的不满情绪向党和政府宣泄。下岗工人倾向于群体性静坐、堵塞交通，失土农民倾向于集体性上访、围困地方政府，企业转退军人一次次地找管理部门集体谈判，落后地区的一些贫困人群干脆到发达地区行窃越货，以违法犯罪手段谋求生存。一些社会矛盾和突发事件正在向群体性、冲突性、政治性方向发展，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不仅仅是我国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而是关系到经济长期繁荣、社会安康和谐的重大工程。

二、构建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的新思路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提出新的思路，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

第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首先要协调好“共创与共享”之间的相互关系。“共创”即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对于经济发展都负有一定责任，共同创造财富是全体社会成员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共享”则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增长社会福利。我们不能只强调“共享”而忽略了“共创”，“共创”是“共享”的前提；也不能只讲“共创”而不讲“共享”，把“共创”看作“共享”的唯一前提。“共享”不是“施舍”，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那些暂时处在不利生活境地的社会成员，政府有责任提供必要条件，借助社会力量帮助他们共同抗拒社会风险，通过必要的“输血”机制使这些社会成员能够恢复“造血”功能，度过暂时困难，增强他们创造社会财富、回报社会的能力。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逐步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水平，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政府负有最重要的责任，需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共享”机制。因为“共享”行为的实现，需要通过立法、通过政府制定一系列合理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来完成。政府是公共收入的主要分配主体，经济发展的“共享”成果一般是通过政府为主体，组织、导向、协调予以具体实现的。面对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现实，政府应该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通过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解决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在做大蛋糕、做好蛋糕的同时，强调分好蛋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构建合理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秩序使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全面缩小。

第二，缓解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努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调高”、“补低”、“扩中”是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精神。《决定》指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这是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通过“调高”、“补低”、“扩中”措施，可以将我国目前不甚合理的“正三角型”收入分配结构引导到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较为合理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雏形。在城镇内部，收入和财产的集中化趋向使城镇中的中等收入者难以成为一个稳定的阶层。城市化进程缓慢、农村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又使得广大农村居民很难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构建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调节的重点，是要减少低收入者人口比重，努力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降低基尼系数，缓解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现象。具体而言，必须继续推进城市化发展战略。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业人口会不断减少，可以节约出大量的耕地用于发展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才会不断扩大，劳动生产率才会不断提高，农民收入才会不断的增加。坚持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并举发展，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和充分就业。建立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的稳定机制，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完善人力资本培育体系。要使低收入者收入能持续、有保证地增加，提高劳动者的要素质量十分重要，它是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进而获得较高的劳动力价格的关键。这需要推动人力资本培育制度的变革，形成合理的梯度发展的教育结构和人才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改革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消除农村人口、贫困地区人口转移的制度性障碍；改革土地使用制度，加快农业用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

第三，加强法制建设，严格整顿公共部门混乱的分配秩序。法律对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调节表现在立法调节和司法调节两个方面。立法调节包括最低工资立法、劳动者权益保护立法、社会保障立法等等。目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存在立法不健全问题，要采取积极措施，加快立法步伐，以统一的法规来约束和规范全社会各个行业和各个阶层的收入分配行为。司法是法律实施的保障。收入分配合理有序需依靠司法监督检查；司法保障制定的法律、法规得以执行，才能解决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领域发生争议，裁决、调节收入分配有关矛盾，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现时期，要加强对公共部门的收入分配的依法监管，防范公共部门将公共利益转化为小集团和个人薪酬的福利倾向。加大对垄断行业的改革，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公平竞争，控制垄断行业从业人员收入的过快增长，探索将垄断行业的超额所得向全民转移的机制。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在促进公务员群体成为稳定的社会中等收入阶层的同时，防止公务员待遇过快和大幅度增长，缓解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收入矛盾。对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分配行为要实施有效监控，避免借国有资产战略性调整之名行侵吞全民优质资产之实，审慎设计年薪制，使其发挥有效的激励作用。《决定》指出：“健全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度，规范地区津贴补贴标准，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加强企业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规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收入，确定管理者与职工之间合理比例。”“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调整国家和企业分配关系，完善并严格实行工资总额控制制度。”这些政策主张都是规范和整顿收入分配秩序的重要措施，应该予以落实。当前，由经济违法及腐败造成的贫富悬殊性质恶劣，人民群众强烈不满，对此必须依法治理，刻不容缓。对于侵吞公有财产、偷税漏税、行贿受贿、权钱交易等行为必须坚决依法惩处。

第四，重视税收制度改革与建设，完善税收征管体系。税制建设与税收调节重点应该是对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实施有效调控，防范制度外不合理收入、灰色收入的过快增长。目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是我国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占税收总额的2／3左右。这样的税收来源结构，不利于对日益扩大的居民收入差距现象实施有效调节。今后，在统一内外资企业税赋水平的前提下，应注意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决定》指出：“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征管和调节。”一方面通过确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税基、税率等项目和建立有效的征管机制调节过高收入，提高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另一方面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为了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在取消农业税的同时加强对耕地占用税的征管，并确保该项收入能够最终补偿给失地农民。对于高收入的调节，除了运用个人所得税外，应尽早开征物业税、特别消费税等新的税种。物业税是针对财产占有差别而带来的收入差距进行课税的收入调节手段。我国以劳动收入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格局正在被改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很快。据有关资料统计，2004年我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的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一半，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财产比重只有1％左右，80％的中等收入的家庭仅有财产总额的一半。以房产为主体的财产性收入在居民家庭收入中的份额以及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呈上升趋势，超过了工资性收入对贫富差距的影响。开征物业税的现实目的在于改善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效率体系，缓解社会因财产占有不均而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趋势，体现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

第五，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国家里，市场对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起基础性调节作用。由于市场的自发倾向和劳动者个人天赋与能力差别，个人收入水平难免悬殊。为了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实现公平目标，社会保障对个人收入差距起重要的调节作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然而，随着市场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化，劳动者就业形式日趋多样化。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出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增多，城市劳动者自谋职业、进入非公企业就业成为主要途径；失土农民的养老、医疗、就业等保障有必要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城乡分割、城镇公有企业为主体的单一社会保障制度，因其覆盖面小、资金渠道狭窄、管理服务社会化程度低等问题已无法适应不断发展的劳动就业形式的变化。按照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更加重视公平的原则，通过改革逐步建立起符合新经济体制要求的、覆盖全体公民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十分必要。《决定》强调：“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政府在构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时，应该把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放在首位。这一部分人群挣扎在生存线上，不予以及时帮助，有生命威胁。亚洲开发银行建议，中国应该迅速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根本上解决人均年收入低于680元的人口的温饱问题。实行这一制度每年所需资金约为40亿元人民币，国家财政完全有能力承受这部分支出。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已经被纳入低保系统，应该说城市中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大体上得到解决。当前的工作应该是完善低保发放。对于他们的子女上学、基本医疗、以及在城市水、电、气价格调整时需要给予特殊的补贴、照顾，使他们的生活状况不至于恶化。有了城乡两个“低保”系统，就可以把中国绝对贫困问题基本解决。从国家财力与各级政府的执行力来说是可以在短期内做到的。

Ⅱ 中国实现了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了吗

没有。中国低收入人口占比较大。

Ⅲ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什么时候结束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1992年时结束。

我国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提出是十四届五中全会。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

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从党的十四大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成为自觉、主动的历史进程。

按照十四大的部署，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把党的十四大决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系统化、具体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原则、方针和内容做出决定。

《决定》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到宏观管理，从城市改革到农村发展，从经济运行机制到科技教育体制，从经济手段运用到法律制度建设，从生产、分配到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和领域，规划了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任务，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

《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勾画了科学、系统的宏伟蓝图，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图大业的行动纲领。

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这是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的，同时借鉴了国际市场经济的成熟经验，在市场运行机制和法律准则等方面与国际社会基本一致。到本世纪初，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

当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构建起来之后，市场化进程的重点则在于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建设的“质量”方面。所以，党的十六大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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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和难点

我国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其中的重点和难点是让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强调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形式，调整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生产管理权限与利益分配关系，在企业内部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这一时期改革的主要举措是“放权让利”，先是实行国有企业利润留成制度。

1981年实行“利润包干制”，企业按核定的利润目标向国家承包，超过的部分归企业留用，完不成的部分由企业自行补齐。此后又实行了“利改税”，把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改为缴纳税金，税后利润全部留归企业。

1984年，中央明确提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国有企业开始推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有自主选择和安排产供销活动的权利，有权拥有和支配自留资金。

1992年，中央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明确规定企业享有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销售权、资产处置权等经营自主权。事实上，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已逐步拥有了产品所有权，基本确立了市场主体地位。

从1993年到2002年，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一时期国有企业改革从政策调整进入到制度创新阶段，国有企业开始推行公司制改革。

1993年，中央提出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1999年，进一步明确公司制的核心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求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已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此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继续深化。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在这个框架下，中央又正式提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按照这一思路，国有企业不断深化公司制改革，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同时，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提升国有资本经营效率和效益。

由此可见，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也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产品所有权科学分离的过程。如果说在早期放权让利阶段企业尚不拥有独立的产品所有权，那么，到了承包经营制阶段，经营权与产品所有权就都下放给了企业。

后来的股份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推动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产品所有权分离。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说，经过40年改革创新，我国国有企业已经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Ⅳ 经济橄榄型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1999年，在遭受了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以后，国家开始实行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政策。面对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国际国内曾经有不少人唱衰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赵海均先生，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一系列问题，是因为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因此，他就当时中国社会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譬如投资拉动问题、消费问题、收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包括大家后来热议的区划调整问题。 他最先提出了“橄榄型”社会的概念。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共同贫困”的局面已经消失，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蓝图。深深困扰政府和社会的一个问题是：东西分化、城乡分化、地区分化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即，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

Ⅳ 中国能建成橄榄型社会吗

橄榄型社会是指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穷的都很少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的社会，相对于金字塔型社会而言，橄榄型社会更加稳定、更加安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一个中等收入群体正在逐渐形成。中国社科院的陆学艺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后指出，如今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占到23%；而在5年前，这个数字是18%。陆学艺教授曾经期望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以每年1%的幅度增长，现在看来，这个期望正在变成现实。依此推算，到2020年，中国的中间阶层能够占到人口的1/3。随着今年开始的社会分配政策的调整，这个数字有望突破。
社会学理论认为：有社会责任心的中间阶层应该是社会中坚，但这有待于这个阶层的“自我意识”亦即常说的公民意识的形成。在汶川大地震中，很多志愿者自发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然而，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是“中等收入群体”。这与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房价高企、持续上涨密切相关。因为拥有一套自有房产通常被看作是中间阶层的标识，而当本来有望进入中间阶层的社会群体距离这个期望越来越远时，就会引起利益攸关者的骚动不安。于是，“房奴”、“蚁族”为代表的公众舆论开始进入社会主流意识。
一个社会中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壮大，也需要社会管理者理性地给予培育。在发达国家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采取过一些政策措施帮助蓝领工人购买自己的住房，让他们拥有自己的资产，譬如对购房者减免税收乃至予以补贴。二战以后，很多国家的政府以住房社会政策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Ⅵ 橄榄型收入的经济情况

近些年来，“中产”也成了描述经济生活的热词。或许是伴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收入两级分化趋势不断加剧以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呈现萎缩趋势，特别是欧美中产阶层正深陷债务与危机之中，许多经济学家纷纷将新兴市场的中产阶层视作全球安全与繁荣新时代的潜在基础。然而，对于现实中的中等收入阶层而言，现在，如何走出增长困境才是迈向希望的第一步。
在全球范围内，中产是一个尚无确切定义的名词，通常依收入、教育、专业，以及职场影响力、社会活动能力等方面来界定。所谓中产，不仅在于财富多少，更在于价值的创造。在2000年之前，社会阶层结构中已显露了中产阶层崛起的势头。2001年的调查表明，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约占总人口的15%左右。而根据2006年社会科学院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的综合分析，如果按照年均收入11800至17700美元的标准划分，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为23%左右。尽管增长势头很快，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种收入群体结构的现状，是整体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的结果。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从2000年开始，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目前，基尼系数为0.5左右，已超过了国际警戒线。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数据，也同样验证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时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时的9.2倍，而目前这一收入差已达到惊人的20倍之多，遂造成了社会“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
这种收入群体结构，与要素结构密切相关。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靠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要素获得收入，但从要素分配结构看，物质资本挤占了劳动和人力资本。首先，生产率的提升得益于资本生产率的提升而非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因此初次分配中资本占比自然增加；其次，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部分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在这样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本收入占比的提升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现象。这种稀缺导致了资本相对于劳动的强势，尽管得益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以人均产出来计量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很快，但资本相对于劳动处于强势地位，实际上挤占了劳动率提升应得的那部分收入。
还有重要的一点，因为缺乏有效的社会保护网，中产阶层的成长很艰难。一般而言，国际通行的居民住房开支比例，约占家庭收入的20%至30%左右，房价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积的住房价格与一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则在3至6之间。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则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房地产研究院报告称，2009年房价收入创历史新高，商品住宅的房价收入比已超过国际平均水平4至5倍，极大透支了中产阶层积累财富的能力。因此，中产阶层非但没有成为社会的中坚层，反而成为社会的夹心层。
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看，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是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关键。所以，要想在下个三十年实现向橄榄型社会的转变，首要的一点，是加速健全和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具体而言，创造“创基业,企业创财富,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的大格局，保护私有财产有助于创造出良好的市场投资环境和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此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进而催生新的中等收入群体。
第二，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将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视为有机整体,强化“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分配机制的“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所以,笔者认为，深层次改革不仅需要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和税制的改革，实施“调高、扩中、提低”的战略,以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
还有，针对高房价扼杀中产阶层的现状，彻底改革住房制度和供给体系，尽快启动住房市场“双轨制”，将投资性需求和奢侈性住房交由市场，而对真正出于消费性和自主性住房需求的交由政府，并根据不同层次的住房需求，对土地供应和金融支持做出合理安排。同时，相应的土地政策、财税政策、保障政策、金融政策等加以明确地划分与定位，尽可能避免重复过去那种应急式的短期急风暴雨的政策。
最后，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升中产阶层的发展潜力。在总体布局上，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在要素投入上，注重通过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在具体安排上，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以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为低收入阶层提供有效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性障碍。

Ⅶ 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在哪里

摘要 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就是橄榄型经济。

Ⅷ 中国的计划经济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18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成果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具有以下特征：在经济结构方面实行纯粹单一的全社会所有制（即100%公有制）；商品经济将消亡，一切劳动产品将成为社会统一分配的对象；经济运行形式方面由一个社会中心用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来配置社会资源，组织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即100%计划经济）。

科学社会主义首先在俄罗斯得到了运用。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接着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联。苏联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的全民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依靠高能耗、高原材料消耗、高人力投入、粗放型发展，在苏联建国初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在二战中依靠军事工业取得了胜利。从此，马列主义被奉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宝典。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同样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夺取了政权。建国后，我国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解是完完全全的空白，基本上是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在抗美援朝和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后，毛泽东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到1957年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基本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100%计划经济体制。

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左倾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并先后发动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陷入彻底的混乱与倒退，但从本质上说，仍是一种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发，邓小平和陈云在1979年首次提到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不矛盾的概念。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现奋斗目标的关键之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自此，“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深入人心，国家用宏观调控的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

Ⅸ 橄榄型社会怎样才能实现

实现橄榄型社会途径：

一、采取各种财政、经济政策实现“调高”、“扩中”、“提低”。

• “调高”就是要调节高收入阶层的财富，让高收入阶层负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调高”的核心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消除行业垄断。同时，对高收入行业和阶层，要加大税收的调节作用。

• “扩中”就是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数量，让其成为分配格局中最重要、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部分。我国应该扩大中等收入者队伍，促进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培育壮大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为最终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创造条件。

• “提低”是“扩中”的主要途径之一。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利益，是社会稳定发现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国家必须要把“提低”的工作做好。

二、加强国家宏观调控

• 国家宏观调控在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

• 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

补充：

• “橄榄型”社会，是指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贫的很少，中间阶层却相当庞大。

•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中间阶层的壮大，使得对立的贫富两极成为一个连续性的排列，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舒缓贫富差距蕴蓄的对立情绪、以及由此衍生的系列社会问题。